我是贵州毕节百里杜鹃的，我们的字辈是这样的：久尚应传朝，司元国正天，兴顺予吉祥，长发太平安。

没看过普书，音调是这些，不知道字写了别字没。

我是兴字辈，我们这边现在已经有吉字辈的了。

其实是一样的，付和傅本不一样。大概在文革后，很多繁体字或者认为带有古老思想的东西都的摒弃。故而在户籍的注册上，傅就被注册成付。后来也没有人追究这些东西。我也是姓付，江西的人，我们家谱上的几代以前就都是用傅字。差不多到了我的爷爷的爸爸那代人就开始用付字了。

其实付和傅倒并没有那么重要，关键我们都还是族里人，我们都还知道自己现在的族人，都还是共和国的子女，傅氏早在周朝好像就有，我所知道的在汉代的时候有个姓傅的太皇太后，应该是我们姓氏的最大官品吧。你在古籍里可以搜索到很多相关的更全面的这方面的信息的。

在建党百周年活动之际，计划走访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一带的老支书老村长，本周二冒雨从龙坑出太真到少岭坞同96岁的傅隆耀老支书作了长谈，使我对在客家文化背景上打造南方高等级的畲族风情文化园、赤松子道家文化园、道家文化康养景区增添了信心。

杭新景高速公路沿线的衢州市衢江区北部、柯城区西北部乡镇客家人4000~5000来自汀州。

少岭坞96岁的傅隆耀老支书告诉我，他的傅氏祖先在老福建的汀州府(长汀，连城，宁化，清流，归化，上杭，武平，永定)，长于做用竹造土纸的腌竹制纸槽。清初傅氏祖先同赖氏祖先、袁氏祖先一起到衢州，恋上衢北及西北这片山区土地。傅氏进上门半岭，赖氏先期进寺桥，袁氏进上方灰坪。

徐映璞在《 浙江灵鹫山志 》村落篇有云：“西出寺五里为岭背；又五里为岭根张姓”。岭根即傅隆耀老支书的少岭坞双岭村庄。衢州张氏先民最先迁徙者始于汉。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一支张氏带领男妇族人，过扬子江迁入。据傅隆耀老支书的介绍，岭根张姓却是福建老乡，他们的祖先最早迁徙龙游志棠张家，今横山镇，再迁岭根。少岭坞双岭村傅姓超过张姓。少岭坞毛坞赖氏超过从建德寿昌迁入的吴氏。吴氏也会讲汀州话，也是汀州人。用老书记的话说，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一带，除了从常山芳村镇猷阁迁入的徐氏移民之外，基本上是来自老福建的汀州府的客家人。

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山区大规模开发第一批队集中在早田村，元至治元年（1321）来自常山芙蓉乡章舍王迁入的早田村王氏。第二批队集中在少伸溪流域，治岭徐氏明洪武间(1368一1398)从常山芳村镇猷阁迁入少岭坞少伸村，同期来的还有部分徐氏沿着少岭坞少伸溪向太真洞口推进。第三批队集中在农用地较差的少伸溪流域与龙坑溪流域。明末清初，社会更加动荡，治岭徐氏越过少伸村后5华里的山岗最后在今治岭村安家，也有部分徐氏再下行越过上、下金家坞在沙龙龙坑村安家；清初为避“三藩之乱”后的空前浩劫从闽西南一带迁入，如半岭上门傅氏畲族雷氏抱团从福建上杭县迁入农用地较差的少伸溪流域，五代荣村及沙龙龙坑村的廖氏从上杭县古田迁入；少伸溪流域与龙坑溪流域也有建德、遂安等地山民再迁入的汀州人。

客家学者从血统、方言、地域、文化等多维度对客家概念进行界定，尽管观点各不相同，但对于什么是客家人，大体在以下四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之一，历史上从中原地区渐次南迁到赣南、闽西、粤东北边区，或再从赣闽粤边区迁往海内外其他地区的汉族人;之二，会说客家方言;之三，在生活习惯、民间礼俗、信仰崇拜等方面，具有客家文化的共性;之四，具有客家认同意识，即自我承认是客家人。只有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客家人。客家精神包含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崇文重教、尊祖爱乡、海纳百川等五个方面。

元至治元年（1321）以来，来自芙蓉乡章舍王、常山芳村猷阁、福建、江西、以及本省的遂安（淳安）、建德等地的移民，汇聚到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太邱山下这片新垦地，相互间既有竞争，又有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模式，这种文化更有新的创造力、汇聚力、以及包容力，形成新兴的文化力量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到今天，从上门到少岭的一些村庄，既有十数个姓氏融合共存的情况，也有不同姓氏村庄之间留存百年的历史恩怨，但他们的祖辈都以难能可贵的包容力，使各个家族和谐共存，共同发展。这种文化力量延续到今天，同汀州人客家精神特质有关。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同雷氏傅氏姻亲抱成一团迁入的特殊而又有深刻的畲汉大团结协同文化因素，在发展毛竹、造纸、种植药材、开山砌田诸方面，处处领先于乡邻特定的生产方式有关。七里山区适用于造纸的优良毛竹品种就是傅氏祖先从福建祖地带来的七根毛竹。从半岭凹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村的傅氏是同一宗亲，《傅氏家谱》记载：“及竹林盛，纸之原料仍大增，制纸之人工渐感不敷，于是赣之业制纸者先后来，余赣（今余干）籍人也。闽人来此用竹为制纸之原料获利倍多，于是各处相率仿效加以繁育，遂促进吾衢今日经济之繁荣，而使赣籍之人相继获利也。在明代衢州之业造纸者仅二户，迄于清末奚足千户。”

汀洲客家人是在清代前期迁往浙江的，就是平定“三藩之乱”约1681年（康熙二十年）后。 明末清初，浙西、浙南山区的严州（今建德）、衢州、处州（今丽水）等地，由于长期战乱人口大量减少，当地政府在地窄人稠、“生齿日繁”的汀州府各县招徕大批群众前往开山植靛。自康熙至乾隆年间，长汀、上杭、宁化等县贫困农民掀起了移民浙南、浙西山区的大潮。随着清代以汀州为主体移民的大规模迁入，浙江山区成为靛青的主要产区，山地垦殖的规模日渐扩大。

康熙年间的西安县(今柯城、衢江)记载说：“山源深邃，林菁险密、有脸、麻，纸、铁之利，为江、闽流户篷罗踞者，在在而满；或蜂飞而集，兽骇而散，丛奸府患，不可爬梳，此隐忧在上者，而西安龙游为急。”（康熙《衢州府志》卷首，马遂《序》）康熙时又记载：“闻之父老，明时南有靛贼，北有矿盗，生民皆大被其害，至本朝定鼎初及耿逆之变，两山为揭竿窟穴。”（康熙《西安县志》卷1《舆地》）说明自明末以来，县境南北山区的闽人活动就非常活跃。至清代，除了植靛以外，还种玉米。“包芦，西邑流民向多，垦山种此，数年后土松，遇大水涨没田亩沟圳，山亦荒废，为害甚钜，抚宪阮于嘉庆二年出示禁止”（嘉庆《西安县志》卷21《物产》）浙江巡抚（相当于现今的省长或省委书记）阮元对山区棚民的驱逐，也包括对西安县种植玉米的客家人的驱逐。

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因雷氏傅氏姻亲抱成一团迁入的特殊而又有深刻的畲汉大团结协同文化因素，在发展毛竹、造纸、种植药材、开山砌田诸方面，处处领先于乡邻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互间既有竞争，又有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模式，这种文化更有新的创造力、汇聚力、以及包容力，形成新兴的文化力量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具有同衢州以至浙江山区其它地方的畲民、移民、客家人有高度的异质性。

对比灵鹫山西南石梁的中心地带就有三个村，就是麻篷，桥头山，范村（凉亭）这三个村至今仍然使用客家话，还有个上铺村三十年前就是说客家话的，后来被同化了这一带的移民、客家人居住在河谷平原向山地过渡地带，由于生产方式不同于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只能在其他民系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没有崇文尚武的传统，根本无法立足。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土客械斗就是最好的证明。

民国《龙游县志·氏族志》在议及龙游氏族变迁时指出：“经明末清初之乱，继以耿精忠之乱，旧族丧亡不少，而迁来者福建长汀人占十之七八。”该志卷8记载了43个迁自福建长汀的村庄，经与现代的地图核对，几全部分布于南部山区，即今溪口区的范围内，约占溪口区自然村的10％。溪口是龙游的竹林主产地，在上世纪1980年代大衢县包括今柯城、衢江、龙游三县区，竹林面积在全国县级名列前茅，也佐证了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生产方式的重要性。

常山、开化地处金衢盆地，地势以低丘为主，夹杂小片的平原。这类地形本来当是开发较早的居民稠密区，何以土著少而让闽人厕身其中呢原因有三：之一，明中叶王浩八率兵屠杀所致，“池滩二乡，乡民十之八九罹其兵燹，老幼男妇刈如草芥，以及漯系而去者不可胜数”（顺治《开化县志》卷2）；之二，常山地处交通孔道，繁重的徭役导致了人口的流失，“常山最贫，由孔道送迎，农皆为夫，肩背作田，而足作犁，田之荒芜，坐是故也”(万历《衢州府志》卷首)；之三，根据现代医学调查（［美］罗塞《池淮坂调查血吸虫报告书》，转引自1989年《常山县志稿》），血吸虫病流行造成了开化、常山两县的长期萧条。解放以后的调查也表明，一二百年以前就有上百个村庄趋于毁灭。看来，疫灾流行也是此区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

江山也是汀州客家人的聚居地。据康熙《江山县志》卷9《灾祥》记载，早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江山县“二十七都闽人种靛者揭竿而起，屠戮张村、石门、清湖等处”。二十七都为县南山区张村、石门和清湖为县北平原，地名至今犹存。同书还说，顺治五年(1648年)，“闽寇魏福贤嚣聚亡命，出没三省”，活动范围比明末有所扩大。这次闽人起事直至顺治“十四年三省会剿始平，丁壮死徒殆尽，往往乡行竟月，绝无人烟”。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耿精忠部至江山，盘踞三载，“死者无数”。战后，不但原有的棚民未被驱逐，还有新的移民迁入。江山的南丰籍移民主要分布江山县北部的低丘平原地区，并未迁入南部的山区。南部山区的情况与北部平原不同，大部分氏族是清代迁入的，其中来自闽、赣的移民氏族就有16族。他们的人口至少应占山区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总之，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同衢州以至浙江山区具有同其它地方的畲民、移民、客家人在生产方式、畲汉联姻、畲汉抱团联合发展上有高度的异质性是一个历史事实与遗产。

这种高度的异质性是一个历史事实与遗产还可以放在七里这个地方最能体现衢州地域主导文化的因素——衢徽古道及鹫岭古道、七里早田农耕文化的历史坐标原点、均良村“耕读文化”传统、“三藩之乱”后上门少数民族村在“世外桃源”同傅氏联姻、同徐氏抱团联合发展的变迁、近代工商文明的先驱“衢州的蔡伦部落”等等大背景上来认识。

明代中叶主要商帮有徽商、晋商、洞庭商、江右商、龙游商(以龙游商为主体的浙商中衢商群体。沿着衢徽古道刻录着衢州与徽州古代先人们从农耕文明豪迈地步向工商文明的足迹。

因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畲汉联姻、畲汉抱团联合发展，打造种竹技术与毛竹造纸技术的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山区开发史两大历史坐标点。七里山区适用于造纸的优良毛竹品种就是傅氏祖先从福建祖地带来的七根毛竹。从时点上说，是畲汉联姻、畲汉抱团联合发展种竹技术与毛竹造纸技术的成功，引来了邱山王氏毛竹造纸业的扩展。

清乾隆年间，邱山王氏王氏先祖王廷旆自江西玉山迁居衢州，在灵鹫山的庙源（即现妙源）纸槽做工，后抓住商机在盛产毛竹的邱山下大头村购竹林，并纸槽，开创了衢州著名纸号“王立大”，被称为“衢州的蔡伦部落”。邱山王氏是近代民族资本家，依托太邱山丰富的竹林资源成就了造纸大王，抗日战争后，拥有衢城水亭街半条街的店铺、栈房。

沿鹫岭古道从七里上门少伸岭根上岭过来到三百步岭背处，这地方今人称横路岗，是灵鹫寺与百丹坪玉泉寺之间同妙源外寮口与七里鹫岭古道的十字路口。三百步岭背处有法华庵、心定庵、讲经堂。邱山王氏是先到灵鹫山的庙源（即现妙源）落脚的，几年后才到太邱山下安家的。邱山王氏在艰难困苦的创业之初，不知在鹫岭古道上踩踏留下了多少脚印！？

这种高度的异质性是一个历史事实与遗产还可以放在全浙江范围来认识。

大约从明代末年开始，来自福建汀州的客家移民迁入金衢盆地的两侧山地，从事蓝靛的种植。清代初年，随着战争导致的土地荒芜，移民的规模有所扩大，遍布浙南各大山区，继而在浙西也有分布。除蓝靛外，苎麻、玉米是他们主要种植的农作物。在客家移民迁入的同时，来自江西南丰以及来自闽南和闽北的福建移民大量迁入金衢盆地的低丘平原中，形成与客家移民比邻而居的状态。直到清代后期，我们仍可见到浙西山区“棚民”社会的存在以及土著与移民之间的冲突。在浙西移民与土著的矛盾冲突中，土著占有绝对的优势，其原因在于土著人口占绝大多数。也就在浙西山地的棚民不肯下山垦荒之时，浙南山地的客家人却闻风而动，纷纷迁入。这种差别的最初起因在于浙南山地棚民众多，在与土著的斗争中，并不完全处于劣势。“棚民”与土著的冲突构成了清代乃至近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闽汀移民迁入之初多以植靛为生，居于山地的客家移民主要以植靛为生，形成与平原土著不同的生产内容。光绪初年，随着外国染料的输入．化学染料逐渐取代靛青。清末民初，国内靛业一落千丈。第一次世界大战虽有短暂复苏，却最终没有恢复以前的繁荣。无论在浙南山区还是在浙西山区，靛业萧条了。浙江山区的客家人最富特色的产业从此风光不再。在许多地区，客家和土著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至此，浙江客家人的土著化过程基本完成，他们已经完全融合于土著社会当中了。

也因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畲汉联姻、畲汉抱团联合发展，打造种竹技术与毛竹造纸技术的灵鹫山西北部七里山区开发史两大历史坐标点。由于勤勤恳恳加上先进的种植与加工技术，在历史上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落后于河谷平原区的汉族农民。

从生产方式、畲汉联姻、畲汉抱团联合发展着眼，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畲汉客家的高度异质性可能放在江南都成立！？

这种高度的异质性的历史事实与遗产，无疑成为灵鹫山国家级度假区创建与名山开发建设最为珍贵的人文历史文化资源！？

客家文化是客家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客家文化是三维的，它表现出儒家文化、移民文化与山区文化的特质。客家文化并非单一的、线形发展的文化，而是由诸种文化因素组合而成的一种多元文化。其中，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儒家文化，同时还表现出移民文化与山区文化的特性，三种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富有特色的客家文化。

客家是一个多神信仰的民系，可谓“神佛漫天飞”，多神、杂神崇拜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客家信仰的有佛门的菩萨、罗汉，也有道家的仙师、鬼神，还有祖先亡魂、地方神明，主要有观音崇拜、许真君信仰、三山国王信仰、妈祖信仰、定光古佛信仰等。

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畲汉客家在江南的高度异质性，就是一个潜在的战略性优势！如果在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流域打造一个南方高等级的畲族的游耕民族不停的迁徙变迁历史宏幅图景在大景区；在龙坑溪流域打造赤松子道家文化园、道家文化康养景区，可与灵鹫山山顶核心区域的灵鹫圣境高端禅意康养项目，以及妙源的联合国非遗立春祀生态文化园形成互补共生的发展关系。同时也可有力地拉动上门到少岭坞南方高等级的畲族风情文化园。

从潜在性的战略性优势转变为现实性的战略性优势还有一段艰苦卓绝之路要走！客家精神包含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崇文重教、尊祖爱乡、海纳百川等五个方面。当务之急是利用组织与自组织的力量，把上门到少岭坞少伸溪与沙龙龙坑五代荣龙坑溪流域畲族、客家人的潜在的无穷力量开发出来。

在党中央明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主线的新时期民族工作的目标任务，以及浙江省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省的战略时点上，完全有可能从不确定的可能性潜在走向确定性和现实性的存在！？

若如此，有关部门应该在交通、技术创新与文化驱动等关键性节点上加大组织与投入的力度。

2021年4月1日。

绝大部分付姓是傅姓的另一种写法，是在汉字简化过程中出现的白字（不是错别字，是一种文字演化现象），古汉语中这两个字是可以互通的。

你的祖先是商代著名的贤臣付说，也写作傅说（yuè），约公元前1335－1246年。殷商王武丁的至高权臣－－大宰相（即上三公第一位），据正史典籍、近年考古发现及傅氏早期家谱等文献记载，他是中华汉族傅氏家族的始祖。

傅说是我国殷商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及建筑科学家。

他辅佐殷商高宗武丁安邦治国，形成了历史上有名“武丁中兴”的辉煌盛世，并留下了千古不朽的《说命》三篇，其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名句，为我国最早的朴素唯物主义史观基石；他的治国方略，改变了商朝持久的没落，他落难时所创造的“版筑”（俗称打墙）营造技术，是我国建筑科学史上的巨大成就，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最大进步。

　高宗武丁尊他为“圣人”，就是品德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历史上人们总把他敬之为“圣人”、“天神”、“梦父”及天策星。一些文人名士如屈原、李世民、杜牧、王维、司马光、苏轼等，均撰文赋诗颂扬他的卓才高德。

　商王武丁是一位胸怀远大，懂得励精图治的帝王。他即位之前，曾经生活在民间，比较了解社会底层的实际情况。即位以后，三年没有理政，国事全由冢宰代他管理，而他则从旁观察了解，思索复兴殷商的方略。但贵族中找不到理想的得力助手。其实，他心目中是有人选，就是他在民间生活时结识的智者傅说，所谓梦见圣人，那只是他无奈中的一个手段而已。他相信傅说能辅助其成就大业，但他深深地感到，在那个贵贱等级分明的政权环境中，启用一个身份被定义为奴隶的人，就是越“雷池”。要不拘一格选拨人才，必然会遭到王公权贵们的坚决反对。怎么办商代的人十分相信鬼神，武丁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编个故事：上苍托梦引见，一个可以辅政的圣人，就在王国之境中。并叫人按其梦中所见圣人面貌神态画成了画像。先对照王朝官员进入寻找，没有一个人对得上号，便派郑达等大臣们到处去寻找。

　结果，在傅险(亦即傅岩，今山西平陆县以东的圣人涧)，找到一个相貌完全对号，叫做“说”的人。

　傅说从政之前，不知何因，曾在奴隶群体中，在傅岩做苦役。那里是虞、虢两古国交界之处，傅险这地方在殷商时期是虞、虢两个国交界处，是潞盐运销黄河以南的交通要道。这里两山高耸，涧水中流，每到夏季，洪水暴涨，冲毁道路，行旅受阻，奴隶们就在这里以传统的方式以土石阻拦，智者傅说在劳动中发明了版筑术，以此方式筑路路堤，效率极高，且坚不可摧。后人从此延用筑路造房，甚至现在仍可见实物的早期长城。当时的傅说，就靠从事版筑维持生计，虽有才干，无从施展。

　郑达带着“说”回到王城。武丁一看就笑着说：“我在梦中见到的‘圣人’正是他”。

　武丁请教他治国平天下的办法，傅说便应对如流，条条切中要害，道理极其深刻，武丁听后赞赏不以，便举其以为相”。结果天下大治，武丁也因此而被誉为“中兴明主”，而“说”，并被赐姓为傅，其后人姓傅。

　傅说的重要文献，就是流传后世的“君臣对话录”三篇，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君臣间的对话，记录在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说命》里。

　武丁是我国至今历史上第一位有确切记载的君王，傅说逝世后，地方在傅说曾经从事“版筑”处建立了“傅说祠”，傅说当时藏身的洞穴被后来的国朝帝王封为“圣人窟”，“圣人窟” 前那条小河被易名为“圣人涧”。

　我们都知道孔子被尊奉为“圣人”，流传至今。据史籍所载，傅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被尊奉为“圣人”的人，应当是比孔子大约早800年的商朝武丁时期的傅说。

　关于傅说是否为汉族傅氏正宗始祖，已经请有关专家、学者及数学家根据国家史料、考古发现、傅氏早期家谱等论证。以史学的证据讲，傅说时代尽管文字记载粗略，但同样可以认定史实；以人文学的态度说，傅说是个从政年数较长，大得民心的名相，其地位已经远远超出其职务定限，其后裔在安定康乐的环境中绵延接代自然不会中断，人口的增长速度必然很快，人口数量也必然会众多，这是证明姓氏远宗的关键；以数学高级推算的结论，傅说的历史依据到今天，不会出现新的异义证据了。绝非个别简单推断所定义，傅说是个有史有考古证据的人物。

　为了更好地搜集、挖掘、抢救傅氏文史，组织编修《中华傅氏通谱》，传承傅说珍贵的精神遗存和宗族文化，其后人于1999年建立了“世界傅氏”宗族专业网站，于2003年申请成立了北京华夏傅氏文化研究院，是中国第一个经国家批准成立的宗族研究院组织，为了团结和共同传承傅氏宗族文化，推动家谱编修及宗亲联谊活动，让世界各地傅说后人了解傅氏历史及回祖国寻根，于2004年在香港注册了“世界傅氏宗亲联谊总会”。目前，《中华傅氏通谱》已经编入卷次及出版发行的有20多套。不光《中华傅氏通谱》的编修是可取的经验模式，傅氏宗族文化总体活动给中国宗族文化带来了太多的参考模式，傅氏文化硕果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