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酒京匠百家谱是一款有文化内涵的酒，融入了中国姓氏文化，酒盒、瓶体注有300家姓氏，内蕴深远，家风传承，彰显千年文化韵味。酒的品质很好，入口酱香浓郁，酒体醇厚，回味悠长。同时，在包装瓶上，京匠百家谱也大胆创新，勇于实践，延续了习酒的传统风格，完美融合了古典与现代三美。

综上所述，习酒京匠百家谱是一款有文化、有品质、有温度的酒。

宗法制的形成与演变,与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从奴隶制时代到封建时代,由于社会组织没有根本改变,原来适应奴隶制的宗法制度,又发展演变为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宗法制对于封建秩序的维系,起过重要的作用;对于国民性格的模塑,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一,宗法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所谓宗法,就是中国古代社会规定嫡,庶系统的法则宗法关系是由氏族社会的父家长制蜕变而来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关于宗法制的起源,不少学者有过深入的研究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宗法制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父家长制的氏族组织变质和扩大而成"氏族末期的祖先崇拜,此时扩展为宗庙制度;氏族的公共墓地,此时变为族墓制度;氏族成员使用氏族名称的权利,此时发展为姓氏,名字制度;氏族的族外婚制,此时变为同姓不婚制和贵族等级内婚制;氏族的相互继承权,此时变为嫡长子继承制""至于氏族彼此予以帮助,保护及支援的相互义务,此时变为宗族内部以大小宗族之间相互帮助,保护及支援的义务"①②这是对氏族制与宗法制相互关系所作的寻根溯源的探讨认为宗法制起源于原始氏族时代的见解,是符合中国古代实际的

宗法制源于原始氏族时代,于商代逐渐形成,到周代逐渐完备西周时期,已确立了嫡,庶之分和大宗,小宗制度西周的社会组织,是一个亲疏严明,系统显然的血缘实体

首先,确立了亲亲,尊尊的规则宗法以宗族为范围所谓"族",本指一群兄弟结合而成的血缘实体《尚书·尧典》提出"以亲九族",表明"亲亲"(意谓亲其所亲)即以自身为起点,上溯父亲,祖父,曾祖,高祖,下延亲子,孙,曾孙,玄孙,这九代亲属以嫡长子为中心,成为一脉所谓"宗"亦即"尊"的意思,班固《白虎通义·宗族》曰:"宗者何谓也 宗,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所尊也"这里所说的"为先祖主",是指主持宗庙祭礼的人,他就是宗子,亦即嫡长子《礼记·曲礼》说:"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可见,嫡长子在族人中为同族之弟所共尊所以,亲亲,尊尊也就是以嫡长子为中心,亲其所亲,尊其所尊

其次,宗分大宗,小宗嫡长子为全宗族的大宗,旁系庶子为小宗,所以,宗有大,小之分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继承,他是姬姓宗族的大宗除嫡长子外的庶子分封为诸侯,是姬姓宗族的小宗在诸侯国内,也是依据嫡长子世袭的原则,由嫡长子继承父位为下一代诸侯,他在封国内被奉为大宗,对周天子而言则是小宗他的诸弟被封为卿大夫,在本家为大宗,对诸侯为小宗卿大夫再按大宗,小宗的原则分封士由此可见,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在血缘上是大宗,小宗的关系,在政治上则是隶属关系

第三,大宗,小宗的关系是等级从属关系班固说:"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②①大宗,小宗角色不同,享有的等级,名分,权力也不同天子为天下的共主,从诸侯到士,一方面对天子有应尽的义务,一方面又依其等级经层层分封而"受民受疆土",在自己的封国或采邑内,享有掌握本族财产,负责本族祭祀,管理本族成员的权利从而形成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温情脉脉的血缘外衣之下,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合一以后的地主阶级即利用这种制度,以巩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

第四,礼对等级次序的维护周立国之初,便有了周公"制礼作乐",经完善增补,形成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广义的礼指典章制度,狭义的礼指礼节或仪式出于化繁为简,通常将周礼归纳为"吉凶军宾嘉"五类吉礼为祭祀之礼,用于祭祖先鬼神;凶礼属丧葬灾荒之礼;军礼与出征,凯旋,征讨相关;宾礼涉及朝聘过从;嘉礼为婚,冠,宴饮等吉庆之礼每个贵族在家庭生活,社会交际和政治活动中,都要将自己的身分等级与礼乐规定对应起来,做到言行举止,舆服器用与礼乐制度相符所以,礼乐制度体现了贵族的等级序列,具有维护等级次序的功能,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贵轻重皆有称者也"①②周礼种类繁多,下面仅举祭祀之礼二例,以了解等级序列的严明一是庙制,按《礼记·王制》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一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可见等级不同,规格有别二是祭山川,据《礼记·王制》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祭天下山川,诸侯只能祭封国内的山川,卿大夫是没有资格祭祀山川的用礼制来规定等级差别,于此可见一斑在西周的数百年间,土地分封形成等级鲜明的社会结构,宗子主祭和礼乐制度,又使整个社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向心力,从臣仆庶民到公侯大夫,一层一级地向周天子聚合,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贵族等级秩序,形成周王与诸侯共治天下,家国统一的局面

到了春秋战国,随着地主阶级的兴起,井田制的瓦解,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但是,礼乐制度的模式并未在社会变革中被完全打破,诸如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贵族世袭爵位,父家长制等,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展原来适应奴隶制的宗法制,演变为封建宗法制,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有效手段

首先,在统治集团上层,封建宗法制也是按血统亲疏承袭特权皇位的继承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原则,"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②①贵族则享有世袭爵位的特权在地方,宗法地主势力不断壮大,他们大多聚族而居,既是基层家族或宗族的家长,有的又兼任封建政权的基层属吏,具有多重身分早在秦汉时,在农村家族宗法组织的基础上就出现了掌"教化"的三老,掌狱讼赋税的啬夫,掌一地巡察缉辅的游徼等乡官及至东汉,土地兼并趋于激烈,宗法地方势力进一步扩大魏晋以后,以门阀士族的家族组织为表现形式的封建宗族制臻于全盛士族编订"百家谱",不与"杂类"通婚,士,庶界限严明,地位相差悬殊唐代行科举,废"九品",为庶族地主打开了晋仕之门又三次官修姓氏书,即太宗时的《氏族志》,高宗时的《姓录》,中宗时的《姓系录》,国家专设"谱局",起用名儒修撰姓氏谱录,意在重新划定前代士,庶差别,以现职为等级划定的标准这些举措,抑制了门阀士族势力但同时又在前代礼制的基础上编制规模更大的《大唐开元礼》,以明晰等差,确保社会有序在宋代,中下层士大夫有较多机会参与政治,官僚地主多以购买方式占有土地,按等级世袭占有土地的传统受到冲击,封建宗法制一度衰颓但是,以购买方式获得土地的非身分地主,很快意识到本家族经济与政治地位的不稳定性,为了把农民束缚在宗法社会组织内,巩固自己的特权,又祭起古老的宗法制,以稳定主从隶属关系理学家倡导"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③②于是,编订新族谱之风再度兴起,私家之谱卷帙浩繁,诸如家谱,宗谱,族谱,支谱,家乘,世谱等层出不穷元,明,清各代,皇朝屡经更选,但宗法制度始终沿袭未改

其次,封建宗法制与封建礼教伦常思想相结合,一方面作用于权力,财产的再分配,一方面又制约着嘉,宾,婚,丧,祭乃至日用起居等生活形态例如,婚娶以门当户对为尚,门阀士族间的异姓联姻,结成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并借助政治权势互相庇护丧葬之礼等级鲜明,棺椁,随葬品,服丧期均据尊卑亲疏而定此外还流行有附葬之风,子孙从其父祖而葬,人称"归旧茔",实为聚族而葬族中祭祀由嫡长子主持,族人聚集一堂,以示家族成员对共同祖先的敬献与祈求日常生活中的衣冠舟车,住房祠堂家庙,婚嫁丧祭,以至妇女首饰,日常起居中的坐次等,都有身分等级的限定例如,清代规定官吏军民不能用黄,紫两色服装,器皿不能用龙,飞鱼,斗牛刻造的式样,禁饰龙凤纹普通妇女只能戴金首饰一件,金耳环一对,翠翼许用银质,但不能有花样金线装饰家用的帐幔,官员品级不同,刺绣色彩不一,庶民只能用纱绢显然,宗法制度是礼教伦常思想的生成土壤,伦理纲常又起到维护封建宗法制的作用,使之衍为礼俗,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二,宗法制度对封建秩序的维系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常稳定,其原因之一在于宗法制度的历代相沿宗法制度对于封建专制政体的巩固,封建等级关系的维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无数分散的宗族组织是封建专制政体赖以存在的基础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自然经济长期延续,无数村社构成中国社会的细胞群村社中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族长,宗长往往既是庶民的剥削者,又是乡村基层行政的治理者,从而集族权与政权于一身他们又受制于郡县制各级长官,代政府"陈朝廷之法纪",所谓"奉有官法,以纠察族内子弟"① 许多宗族都有成文的族规,这族规就相当于宗族内部的法律,凡违犯族规及不服仲裁的宗族成员,族长有广泛的惩罚权,族规因此成为国法的补充如此上至中央政府,下及村社的宗族组织,层层相驭,形成封建专制政权的统一体北魏孝文帝曾下诏令云:"邻里乡党之制,所由来久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② 维护和巩固封建宗法制的意义,正在于保证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永定邵氏年谱》载《祠规六条》云:"立宗原以佐治"《朱子家礼》卷一《通礼杂录·祠堂》云:"若宗子法立,则人知遵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二程集》载程颐《易传》云:"家人之道,必有所尊严,而君长者,谓父母也虽一家之小,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有严君而后家道正,家者国之则也"上述诸说都表明,阐扬宗法的目的,在于由家族,宗族进而推演到国家,以此"佐治",以此尊朝廷,借血缘纽带,形成对君主的向心力,维护社会秩序,巩固专制政权

其次,封建宗法制具有维护封建等级,界定尊卑贵贱的作用宗法制度强调尊卑有别,贵贱有等,这恰与父家长制政治模式吻合不悖如果说,父亲在家庭内部"君临一切",宗长是宗族组织中的主宰,那么,君主则是全国的严父或宗长《大明法律全书》载:"主仆有别,等于君臣"族内的贵贱有等,等同于政治上的君臣关系这样,就可从社会基层的宗族组织入手,别尊卑,明亲疏,分等级,自下而上,构成封建秩序的网络在封建社会中,每个人在这一网络中的身份地位都是被规定的,个人不可能独立于这一网络之外他们权力和义务,对财产和土地的占有,以及日常生活行为,无不由他在这一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所规定的等级所决定社会成员的行为合乎规定,就能保证宗法社会的和谐,反之则"上替下陵,此谓大乱"这种宗法网络结构,把封建等级划分得异常精致和全面,使"大一统"的集权体制持久运行

三,宗法制度对国民性格的模塑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农业民族,封建社会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以及衍生于这种社会结构的宗法制度,都离不开农业型自然经济这一特定的经济基础社会造就国民,国民创造文化,文化塑造国民由西周"文明"为开端,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始终没有摆脱"泛宗族"的范型,宗法的血缘纽带未曾斩断,从而模塑出具有历史个性的国民性格及其社会心理

其一是倾心于安居乐业,缺乏创业意识宗法制度在财产继承方面规定诸子均分,所谓"后世骨肉之间,多至仇怨忿争,其实为争财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为法则无所争"③①家族中男性后代自其出生后,就意味着他将从父辈手中继承一份家业,从而在封闭的区域内,取资于土地,依赖于精耕细作,在狭小的耕地上从事程式化的劳作,以求自给与温饱他们的人生历程大多是既定的,即与父祖一样,生于斯,长于斯,劳作于斯,死于斯,葬于斯这就使得传统乡村的一般男孩吝于迁出,而以固守家业为自足儒家历来主张"制民之产",认为有恒产才有恒心传统家庭以子继父业为常态,宗族内通常采取租佣制,使每个劳动者有恒产而后有恒心有恒心的结果是使国民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倾心于安居乐业,习惯于知足常乐,以守成为通例春播,夏管,秋收,冬藏,农耕文明的规律性和稳定性,使古代中国人注重顺应自然节奏,固守家园,脚踏实地,安土重迁,祈求平安,以和为贵,而不愿冒险扩张,把重视亲情,和睦共处,安土乐天视为理想的生活状态汉元帝曾概括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情,骨肉相附,人情所愿"②汉语中"背井离乡"这句成语,就包含有生存绝望的特殊含义在中国历史上,因人口大迁徙而引发的生态,人种和文化的革命是少见的在世代的绵延中,后辈通常与先辈一样,在同一环境中生活劳作,走着相同的生活道路

其二是崇敬祖先宗法制极为重视家族——宗族的血缘关系传统的儒家文化,崇尚的不是神仙鬼怪,而是亲亲,尊尊的规则;传统的农业生产,重视的是经验的因袭和知识的传承本家族的前辈,显然代表着经验和真理,具有绝对的权威,足令后辈顶礼膜拜《礼记·冠义》说:"自卑而尊先祖",要求人们自我克制,学会容忍,以先祖为尊因此,中国古代祭祖之风盛行不衰,上自天子,下及庶民,无不尊祖祭祖直到近代,中国的乡镇仍普遍建有祠堂宗庙,奉祀祖先牌位科举掇名以耀祖荣宗,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重视祖坟风水,将子孙祸福系之于祖宗荫德;不同职业的行会,大都有本行道的祖师供同业祭拜,如鲁班或公输班是木匠家俱行的祖师,而华佗或孙思邈则被医药行奉为祖师凡此种种,无不折射出中国人"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

其三是尊重传统父权和孝道观念是宗法社会的核心内容,它强化了人们世代相续的认同意识一般而言,前辈总是要求后辈因袭传统,固守既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格局和行为模式,后辈对前辈的认同,亦即对传统的认同,由此极易形成国民保守安分,重古轻今,以传统为尚的社会心理人们信奉的格言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宗之法不可擅变"在政治上迷信"正统",诸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古代政治家其心所尚的明君贤臣,即使是改革派从事变法,也要打出"先王"的旗号,所谓"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①③正如康有为所指出的:"孔子改制托古大义,全见于此一曰素王之诛赏;一曰兴先王以托权守经之徒,可兴立者也……布衣改制,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②④在学术上尊崇"道统",书以经典为尊,言论以圣人为高,真理的确立似乎皆出于古代圣人的创设,人们的思维容易被限定在"诗云","子曰"一类的前人学说之中对此,严复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由来论辩常法,每欲中求一说,必先引古书,'诗云','子曰',而后以当前的事体语言,与之校勘离合,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在文学上,拟古之风盛行文坛宋人主张诗须"无一字无来历",重视学习古人;明人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复古为尚;清代则"宗唐","宗宋"各有所执,这都体现了古代文学家趋同性的尚古意识就古代文学作品的题材言,咏史,怀古,史论数量之浩繁,也可见古代中国人好古,尊古的文化心理

上述满足于安居乐业,尊祖尚古的国民心理,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个性发展,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多样化的追求,成为社会发展的滞化剂社会文化总是在发展中更新的,剔除国民性格中的陈腐旧习,依据新的时代精神,重塑国民性格,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邓小平曾指出:"宗法观念的余毒不能轻视"③①任人唯亲,排斥异已,安贫乐命,不为最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拉帮结派,唯我独尊等,都是宗法观念的表现铲除宗法观念,将有利于民主法制的健全随着城市,集镇,乡镇自治权力的建立,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已经荡然无存,提升公民的法制与独立意识,在***中倡导责任伦理,使社会的所有公民平等地具有对应的权力和义务,将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序,健康的转型摩尔根在论述雅典所发生的政治社会的转变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它对我们不无启示:"给国家带来安全与秩序的新因素是享有完全自治权的乡区和地方自治政府以类似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百个乡区将决定雅典共和国的总体活动基本单元是怎样的,其复合体也是怎样的如前面所指出的,人民如果要学会自治之术,要维护平等的法律和平等的权利与特权,那就必须从基本单元开始

程姓起源有五

1、出自风姓，以国为姓，是重和黎的后裔。

重、黎是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人物。他的后裔伯符(一作乔伯)在西周前期被封在程地，建立了程国。古程国的地望在汉晋时期的洛阳上程聚，也就是现在河南省洛阳和偃师交界处。程国的居民以国名为氏，于是就产生了程氏。

传说，上古时候。民间祭祀很乱，社会很不稳定。颛顼高阳氏为了使百姓从杂乱的祭祀活动中解脱出来，安心生产，就委派他的孙子重为南正之官，掌管祭祀神灵；重的弟弟黎为火正之官，掌管民事。后来重和黎的子孙就世袭了这一官职。商朝时封重黎的孙子于程（今河南洛阳市东，也有说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建立程国，称为程伯，其子孙以国名程为姓。

北宋时欧阳修等人修撰的《新唐书》七十五卷《宰相世系表》中说：“程氏出自风姓。”南宋学者郑樵撰写的《通志·氏族略》也说：“程氏，伯爵，风姓。”由此可知，程氏源出于风姓。

除程氏出自风姓外，任氏、宿氏、须句氏、颛臾氏也都源于风姓。风姓为太昊伏羲氏的后裔。太吴伏羲氏属于东夷部族，活动范围在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和山东西南部一带。河南淮阳有太吴陵，是太昊的都城所在地。

风姓的首领称风后，生活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他和中华人文始祖——黄帝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西晋时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载，一天晚上，黄帝梦见一阵大风刮起，把地面上的尘土污垢吹得一干二净。第二天早晨醒来，寻思昨夜的梦境，说道：“风能发号施令，是执政的象征。‘垢’字去掉‘土’旁，就是一个‘后’字。难道天下有一个姓风名后的贤人吗”于是他依据自己对梦境的占解，派人四处寻找风后其人，终于在东海边上找到了他。黄帝把风后请来，拜他为宰相，帮助自己料理政治事务。

风后能文能武，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通晓兵法，著有兵书十三篇，后人称《风后兵法》。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有一次，黄帝和蚩尤在涿鹿之野进行战争。蚩尤施展法术，使大雾迷漫，三天不散。黄帝的将士迷失了方向，无法战斗。风后接受黄帝的命令，制造了一辆指南车，使将士分辨出东西南北，终于俘获蚩尤，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到了黄帝的孙子帝颛顼时期，又有重和黎。是程氏的远祖。《国语》十八卷《楚语》记载观射父对楚昭王说：“及少吴之衰也，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世序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林父其后也。”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百三十卷《太史公自序》中也说：“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后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颛顼继少吴之后登上帝位，任命重为南正，管天；黎为北正，管地。尧舜时代，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担任分管天地的官职，一直沿续到夏、商二代。周代的程伯休父，就是重、黎的后裔。

观射父和司马迁都说，程氏是重、黎的后裔。关于重、黎的身世，古人有两种说法。一说重和黎都是颛顼的曾孙。颛顼有个儿子名叫称，称有个儿子名叫老童。老童有两个儿子，就是重和黎；另一说黎是颛顼的曾孙，重是少昊的儿子。

重、黎都是传说中很有神通的人物。颛项继少吴之后担任帝王，当时人神杂糅，祭祀混乱，灾祸频仍。颛顼让重举上天，令黎抑下地，使天和地远隔，人与神分离，称为“绝地天通”。在令人看来，重和黎当然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神力。对此事可以这样理解：颛顼将祭祀上天群神和管理土地民人这两种职责分开，让重负责祭祀天神祖先，让黎负责管理土地和民人。

在古史传说中，重是一个半神半人的人物。有人说他是少昊的儿子。少昊又称金天氏，和太昊同属于东夷部族。他以乌为图腾，设置的官职都以鸟命名。他的都城在穷桑，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少吴一共有四个儿子，依次叫做重、该、修、熙。重曾担任过“木正”，他又被称作“句芒”。《山海经·海外东经》说：“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把他描绘成鸟身人面、身骑双龙的神人。又有人说，重是颛顼的曾孙，曾担任“火正”，人们尊他为火神，称做“祝融”。祝融的遗墟在今河南新郑。因为他活动的地域在中原地区南部，因而他的宫职是“南正”。

古人一致认为，黎是颛顼的曾孙。颛顼之墟在帝丘，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黎曾担任过“北正”，一说是“火正”。黎部族主要在中原地区的北部活动。商周时期在今山西长治西南有一个黎国，可能是黎的后裔建立的国家。黎国是商王的一个重要与国，是商王朝的藩屏。因此周文王姬昌为实现灭商的大业，首先出兵攻打黎国，这就是“西伯勘黎”的故事。当时还有一个黎丘，又称黎侯城，在今山东郓城县西。这个黎国一作犁国，又称泥中。位于今河南浚县，汉代又称黎阳。由此可见，黎部族的活动范围是以今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为中心，西到今山西省东南部，东达今山东省西部地区。

重、黎是古史传说中的人物，他们所处的时代距现在相当遥远，因而他们的身世和官职，史书记载说法不一。关于重的身世．一说他是少吴的儿子，属于东夷部族；一说他是颛顼的曾孙，属于华夏部族。对于这个问题，今人已难以分辨清楚。但是古书都说，程氏出自风姓。从这一事实出发，可以认为重和少昊的关系更为密切，应该属于东夷部族。因为风姓就属于东夷部族。重、黎所属部族记载的混乱，正反映了当时东夷部族和华夏部族逐渐融合，后人已难以准确区分的实际情况。

重、黎在颛顼时分别开始担任掌管天地的官职，他们的后裔世代承袭了这一官职。到了尧、舜、禹时，又有伯益，是帝舜的辅臣。他曾经掌管火，用火焚烧山泽，驱逐禽兽。他能调驯鸟兽，又发明了掘井的技术，能凿地求水。他还和大禹一起治理洪水。大禹临死时，将帝位传给伯益。大禹的儿子启联合友党进攻伯益，将伯益杀死．自己做了国王，建立了夏朝。但是伯益的后裔在夏、商时代仍承袭掌管天地的职位，经久而无失。

程氏得氏之前的远祖，黄帝时有风后，颛顼时有重、黎，舜、禹时有伯益。程氏的得氏，是在西周时期。

2、以地名为姓。

传说，周宣王之时，重黎的裔孙程伯休父入朝为大司马，后又因攻占徐方(今山东滕县东南薛故城)有功，被封到程邑(今陕西咸阳市东，也有人说在今洛阳市东)，他的子孙有一部分人以地为姓，称程姓。　　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所载，公元前11世纪时，周公 旦公封诸侯，周文王第10子（一说第17子）受封于郇（近山东省临猗县），史称郇侯、郇伯。春秋时，郇国为晋国所并，其子孙以原国名郇为氏，后去邑旁，加草头为荀氏，春秋时，晋国公族叔受封于荀邑（今山西省正平县西），其后以邑名荀为氏。又据《左传杜预注》所载，春秋时，晋国荀氏的支子（非正妻长子或妾生子）食采于程邑（今山西省新绛县东北），其后以邑为氏，称程氏，是为山西程氏。

西周后期，周厉王好利。他以荣夷公为卿士，拼命对百姓进行搜刮。他的奢贪暴虐，激起了国人的不满。他又派卫巫监视国人，一旦发现有非议时政的人就加以杀害。在这种专制高压之下，国人在路上见面不敢互相打招呼，只好用眼睛示意。国人忍无可忍，终于拿起武器围攻这位贪暴的国君。厉王逃到彘（今山西霍县）邑，不久死去。他的儿子姬静继承王位，史称周宣王。

宣王在位时，周公和召公辅政，整饰政务，诸侯来朝，史称“宣王中兴”。周宣王在 国力有所恢复之后， 曾亲自领兵征伐东南方的淮夷，程国的国君程伯休父也参加了这场战争。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大雅·常武》篇记载了这场战争，写道：“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 绪。”诗句的意思是，周宣王亲自领兵征伐时叛时服的淮夷，派遣大臣尹吉甫为使者任命程伯休父为大司马。让他在左右摆布 阵势，监戒军队。程伯休父随周宣王出征， 在对淮夷的战争中建立了显著的功勋。后来程伯休父到达都城镐京，在朝廷中担任大司马，封地改在咸阳附近的程邑。

程伯休父担任大司马以后，他子孙中的一部分又以他的职宫——司马为氏，于是形成了司马氏。因此，程伯休父是程氏和司马氏共同的得氏始祖。

程伯休父徙封的程邑，汉代为安陵县，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程邑，又称“毕程”或“毕郢”，是上古时代毕程氏的遗墟。商末周文王姬昌曾在这里居住过。后来密人降周，也迁居于此。因而它不可能是当时程国的都城。

宋代人陈彭年等编纂的韵书《文韵》中有目“以国为姓”，说：“周宣王时程伯休父入为大司马。封于程。后遂为氏，与司马氏同。”《帝王世纪》曰‘文王居程，徒都丰’，故此加为上程。”

3、出自商、周之际的伯符之后。

据资料记载，伯符是程姓的始祖。由于伯符向周王敬献“泰山之车、井中之玉和双穗之禾”这“三异之瑞”有功，被周王封在广平的程地，后世子孙以国为氏，称程姓。实则伯符是重和黎的后代。

程氏因程国而得名，先有了程国，程国的居民后来就称程氏。至于程氏在何时何地得氏则诸说纷纭。就程氏得氏的时间而言，有西周初年、成康之际和宣王时期三种不同说法；就程氏得氏的地点而言，也有广平（今河省北鸡泽）、洛阳上程聚和安陵（今陕西省咸阳东）三种说法。

程氏的得氏始祖名伯符，又称乔伯。他是重、黎的后裔，生活在商、周之际。《河南程氏正宗世谱》中有一首《迁徙歌》，写道：“古有重黎氏，程族由发初。历夫周兴际，伯符广平居。”这首歌概括了程氏始祖伯符初封广平的事。

商朝末年，纣王无道，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关中地区有一个周国，在文王姬昌的管理下，政治清明，蒸蒸日上。姬昌得到了许多方国的拥戴，号称西伯。他在位时，已经奠定了灭商的基础。姬昌死后，儿子姬发即位，史称周武王。他继承父亲未竟的灭商大业，领兵东伐，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卫辉市北)打败了商王纣的军队。纣自焚而死，商朝宣告灭亡。

周武王让商王纣的儿子禄父 (又称武庚)留在殷商故土，继续管理殷商遗民。在其周围建立了卫、鄘和邶三国，分封武王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处，以监视武庚，史称“三监”。又下令释放被商王纣关押在监狱里的贤人和百姓，将商王纣聚敛的 钱财、粮食散发给贫民和奴隶，然后班师西归。

周武王回到关中的镐京 (今陕西长安县西北)后，为了统治原商朝的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推行分封制度，将自己的同姓、灭商的功臣谋士和古代圣王的后代封在各地，建立国家。伯符也是古圣贤的后裔，因而被封在广平，于是伯符带领本家族人等，在那里建立了国家。

广平是伯符的始封地，也成为程氏的发祥地之一。后来广平发展成为程氏的首要郡望。但是广乎不是程地，也不是程国。因此，它不是程氏得以命氏之地。槐塘《程氏世谱叙》转引西汉司徒程泰修撰的族谱说：“臣上世祖伯符先封广平，后得封程国，遂氏焉。”

4、出自姬姓是荀氏后裔以邑为姓而改。

据史料记载，春秋时，晋国荀氏的支子(非正妻长子或妾生子)食采于程邑（今山西省新绛县东北），其后裔以邑为姓，称程姓。

春秋时期晋国出现了一些势力强大的姓族。荀姓就是其中之一。荀姓在西周时聚居在今山西省临椅县南部，后来迁到新绛县西。苟林父、荀宾、荀家、荀会等人都是晋国著名的卿大夫，是对晋国政局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晋国大夫荀骆的采邑就是程邑。有人说这个程邑就是关中地区咸阳东北的程邑。但是当时咸阳附近应该属于秦国的领地，晋国虽曾拥有“河西八城”，它的领地也难到达咸阳附近。因此我们认为，作为苟驩采邑的程邑， 应该在今山西省境内。因为驩的采邑名叫程邑，他的子孙就以邑为氏，改姓程氏。

5、别的民族和姓氏改为程姓。

程姓修谱

早在春秋时期，晋国人程本曾经修撰程氏家谱。到了西汉元帝时期。司徒程泰奉诏“编修姓望”，这是程姓较早的谱牒。三国时期程昱的儿子程建曾“归郡修谱”。晋室南迁以后，在江南有所谓；《百家谱》，程姓也在其中。

唐代有个程淘，始考订《程氏谱》，考载详明，堪称信史。宋代鄱阳（今江西省鄱阳）人程祁，字忠彦，曾修撰程氏《世谱》。南宋时；人程晟，是著名理学家程颐的孙子。他很有；才学。曾编次《伊川文集》八卷，并修撰《伊川家谱》一卷。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史定之任池州(今安徽贵池)知事，曾将程氏谱系上呈朝廷，于是皇帝降旨，将程颐四世孙程观之补官登仕郎。元代程氏家谱屡有修撰。但宋元以前的程姓家谱，大多亡佚不存。

明代修撰的程氏家谱较多。现存的价值较高的家谱多为明代后期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所修。比较重要的有《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河南上程谱》《河南程氏正宗世谱》《程氏家乘》等。这一时期的修谱，已从某一地区的家族门派发展到大范围乃至全国性的“统谱”。

清代和民国时期所修续的程氏家谱现．存数量较多，并且大多经刊印或手抄，流传至今，不再一一述及。

建国以来，由于宗法观念的破除，家族的分土析居，修续家谱较为罕见。21世纪初，在有些地区又有续修。例如广东五华、河源纯刚公系《程氏族谱》，就是1996-1997年新续修的程氏谱书。

现存的程氏谱书，除了部分散布民间，由私人珍藏外，大多收藏在各地的图书馆；文化馆或档案馆中。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收藏程氏谱书四十多种，上海图书馆也有较多收藏。《中国家谱目录》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Z年版)中著录程氏谱书三十九种，计二百二十二册。这些谱书如按地区分，以安徽省数量最多，达二十四种，其次是江苏省，有六种，湖北省有四种，湖南、山东两省各一种，其他一种。我国现存程氏谱书远不止这些，不少程姓人群居住较为集中的省份，如河南、河北、山西、浙江等省的许多谱书，都没有被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