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鲁迅无疑是半封建社会的“猛兽”，眼光比他当年操的手术刀更锋利，思想独到同时具有号召力，是那个时代的“逆子弄臣”，并指出中国的历史，本质是“吃人”的历史。

瞿秋白曾用过一个罗马神话故事来形容鲁迅，“是野兽(狼)的奶汁所喂养大的。”

这所谓的“野兽的奶汁”是从哪里来的？让鲁迅的“精神营养”如此勇猛。

这还得从梁启超将开始。1902年鲁迅刚去留学日本，梁启超等人开始倡导“新史学”，要更新历史观。

大多数的历史基本是记录帝王将相的，一来是平民百姓的无人关心，二来是识字又专门来记录民间的人极少。所以史料一代传一代，基本上都是关于帝王贵族名人的记载。

梁启超提出了进化论的历史观，全面地批判了封建主义史学。他大胆指出了封建主义史学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家谱”；所谓“正统”，“一言以蔽之日，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他特别强调了史学对于社会改革、发展的作用，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宗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正确的历史观，是正确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梁启超这样做也是为了改变当时人们封建思想，促使大众觉醒，鲁迅从这里受到启发。

鲁迅从小就很喜欢历史，并且阅读大量的正史、野史。后来鲁迅说，倘要读旧书，“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为什么喜欢“杂”和“野”？鲁迅说它们是“无伪饰”的，是原始的史料，虽然显得粗鄙，但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因此，鲁迅对它们格外重视。鲁迅一向偏爱带有“野性”的东西，耸着鼻子嗅“俗味”，他说，正人君子往往憎恶“野”的东西，也不喜欢“俗”人的“道破”。而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我们“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

秉承着这样与众不同的思路，他读了大量的野史，例如古代志怪、民间传说《山海经》，记载朝野遗事、社会风情的《曲洧旧闻》《明季稗史汇编》，记述史迹旧闻及各地风士、传闻琐事杂史《鸡肋编》，杂采帝王官场人事记录的《立斋闲录》《南烬纪闻》，以及采集小说杂记的《太平广记》《玉芝堂谈荟》。特别是《太平广记》，是鲁迅后来写《中国小说史略》的灵感和资料源泉。

再看过来鲁迅的文章，主角和高富帅、白富美扯不上关系，人物出场都带着浓郁的乡邻僻野味道，如孔乙己、阿Q、华老栓都是社会底层人物，充满了俗味，赤裸裸的人物性格无半点粉饰。

孔乙己的思想迂腐，跟别人争辩“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贫苦可笑的“知识分子”，一个没有时代生存能力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被这个社会“吃掉”。

阿Q是低到尘埃里去的人物，不能正视自己所受到的侮辱，反而用“精神胜利法”自欺欺人，不得清醒反倒自得其乐。这种“粗野”的精神胜利，没有给阿Q带来实际的半点好处。

相比之下，华老栓胆子就更“野”了，为了治疗儿子的痨病，不去寻医，听信民间“血馒头”的治疗方法，既是不幸，又是愚昧。

鲁迅这种有意偏离对重大政治事件的直接描写, 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野史书写的启发影响。

有人会好奇，野史的“营养成分”究竟在哪里？ 仅仅是因为“非正式、不正经”吗？非也非也，在中国古代史上, 野史纂作之风最盛时候（魏晋南北朝时期、两宋之际、宋末元初、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正好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最剧烈的时期，这些时期也正是古代学术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所以往往会比较有突破性，或者是看起来和正史态度有所偏离。

鲁迅所处时期，和“野史”盛行的时期类似——局势不稳，思想激荡，这恰恰成为鲁迅的“精神肥料”，相对而言，“野史”咀嚼起来比正史更香！这让他开眼看世界，把散落在民间的丑态和愚昧，通过底层小人物的角色呈现出来。

鲁迅从野史阅读过程当中，有三大重要发现 ：

  一是、国民的劣性。经过长期的封建统治，国民劣性已经根深蒂固。 面对中国社会改革问题，他认为“最紧要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血淋淋的案例就是最好的教训。固步自封，乃人的劣性导致。

二是，“ 贼与王、主与奴既相通，又可互相转化 ”。 从哲学上说能互转相通，具有同一性，因此可以互相转化。好比现代所谓的时尚照片，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土到极致便是潮”的哲学道理，贼与王、主与奴的转化大概是这个原理。也就是说明，历史上即便贼民战胜了帝王，贼民会变成另一个王，继续封建统治，无法突破。

鲁迅早期就提出“匪”与“帝”相通的看法。他说，“看旧史”，知道“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成了“农民革命军”，“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鲁迅肯定地说“不”，社会并没有改进，“匪便被称为帝”，这时，“文人学者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鲁迅借此分析了农民革命的历史悲剧。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未能跳出封建主义的樊篱，他们即使夺得了政权，也是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如刘邦做了皇帝，就要掠夺子女玉帛，阿Q掌了权，就要杀掉小D、王胡等人，“贼”做了“王”，社会还是同样的命运。要进入民主社会，这些限制和痼疾必须去除。

最终，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

鲁迅这样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或者依靠灵光乍现。

鲁迅读过的《二十四孝图》就有“郭巨埋儿”的记载，宋朝人编著的《开河记》也有麻叔谋蒸吃小孩的记载。在《安龙逸史》里，整个明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这可不就是讲“吃人”的历史么？

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到，“后人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

(指《狂人日记》)。此种发现，关系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因为偶读《资治通鉴》，才醒悟到原来中国人尚是一个食人民族。

《狂人日记》，记“狂人”幻想出被吃掉的种种情景，背后含义是惧怕封建礼教将人活生生吃掉。

鲁迅是旧时病态社会的觉醒者、受迫害者、见证者，横眉冷对千夫指，委身进入“狂人”身体内，记录下害怕被“吃掉”的心理活动和记忆重现，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猛烈鞭挞。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此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再改豫才。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

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的后辈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遂将“樟寿”的本名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

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鲁迅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而以笔名“鲁迅”闻达于天下。

许寿裳曾对此作过解释：“（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民典型。他是赤贫的雇农，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阿Q的性格十分丰富、复杂。他有农民的优点：“真能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上又有农民的弱点：主观、保守、狭隘、愚蠢。他还受封建思想的种种影响，严于“男女之大防”及排斥异端等等。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畏强凌弱、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手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伪的精神胜利之中。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麻醉剂，它使得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悲惨命运，虽然受尽欺凌，却并无真正的不平。但尽管如此，阿Q作为一个劳动人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就想“投降革命党”，希望从此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过他的“革命观”是与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 阿Q的精神胜利法，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的弱点。所以，阿Q又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同时，由于人类各民族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的病态心理，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对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精神弱点的形象概括。另一方面，通过阿Q这一典型新形象与革命的关系，也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通过阿Q的悲惨结局，鲁迅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