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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第一进士周仪籍考

——兼论桂庄书院(紫阳书院)始末

阿旧 原创

按:周仪作为邵州历史有载的第一个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因其早年苦读于扶夷江畔一石洞,生世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周仪当年苦读之石室,一般认为在今邵阳县塘渡口书堂山,在清朝时当属武冈州塘田团内,故很多人以为周仪即今邵阳县塘田市镇人,实误。本文将从民间传说、周氏族谱、历史记载和遗迹、人物关系等多个角度,证明邵阳第一进士周仪其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横空出世的进士周仪和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

肇庆七星岩石刻

周湛子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性刚毅,勇于为义,宣和初,因平武冈峒獠叛,以功擢武功大夫,德州刺史,后死于靖康之难。 紫阳周氏,由周仪起,三代三进士,时称“宋三周”。对于“宋三周”,《同治武冈州志·名臣传》甚至将之与唐之张九龄兄弟和宋之“三苏”相提并论:“殆与张曲江苏眉山颉颃矣。” 后又有周昉,族谱载为周仪第六代孙、周钦之曾孙,字晦叔(又字景玄、仲朗),生卒年不详。道光《宝庆府志·选举表》载其为“上舍第释褐”。宋太学“三舍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上舍第释褐”,即上舍第出身直接授予官职。上舍第也等同于进士出身。周昉是证明其祖先周仪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的关键人物。周仪籍武冈紫阳乡对于周仪确切籍贯,光绪《湖南通志》云其为邵阳人,“周仪,邵阳人,读书于武冈紫阳石室,后徙武冈,以原籍田庐分赡宗族——姓谱”。《宝庆府志》说周仪为“武冈人”,又对旧志说周仪为邵阳人做了解释,“仪以雍熙登第,(武冈)其时尚属邵州,故旧志皆作邵阳,政可两存也”。同治《武冈州志》之《名臣传》只说其“所居有紫阳山,山有石室”,紫阳山在紫阳乡,那么周仪应该就是武冈紫阳乡人。南宋《舆地纪胜》之《荆湖南路·武冈军·人物》有载:“周仪,紫阳人,登雍熙甲科。”《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中期,和周仪时代较近,可信度高。紫阳,即紫阳乡,周仪为当时的武冈紫阳乡人,应当无误。 宋初武冈县属邵州,崇宁年间升武冈县,置武冈军,和邵州互不隶属。宋初武冈县直辖唯两乡,其西为儒林乡;其东即为紫阳乡,合龙管、龙江、永丰、长溪直至白仓而下,至塘渡口、白羊铺,北至今隆回三阁寺乡,绵延两百多里。今之隆回县三阁司乡,邵阳县之塘渡口、白仓镇、黄亭市镇、蔡桥乡、塘田市镇、金称市镇与新宁县之丰田乡、马头桥镇当时都属于紫阳乡。马头桥镇其时当属紫阳乡长溪里

有关周仪的本地民间流传

新宁县马头桥镇一带至今仍流传着有关周仪的传说。说周仪的先祖在武冈县紫阳乡长溪里三星团(实为山心团)一个叫三峒陇的山村(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居住,世代耕读为乐,幼时在家勤学苦读,日夜不倦,后又到离祖宅不远的扶夷江畔悬崖旁的一个石洞里潜心苦读,并在洞里遇仙翁点化,由此学业大进,后在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周仪做官昌言无忌,刚正不阿,生活清廉,又好施舍,退休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桥命名。

周氏族房谱

周氏族谱诚公坟山

周氏族谱紫阳书院图

据《周氏总族》,隆回县高平周氏始祖为周朝,字祥光,所谓“尚书公”,原住武冈紫阳乡石洞桥。 又查《湖南周氏源流》:“邵阳周氏, 始迁祖诚公,原籍江西泰和圳河江,其子玉喜于唐末卜居武冈紫阳乡州尾头,孙仪公。” 武冈《周氏合修族谱》又云,仪少有异禀,博学力行,自入石孔即“翠岩”,读书其中,与一老翁讲古道今,自后文思大进,登宋梁灏进士。后致仕,回家建石室书院讲学,门徒数百,湖南名士多受其学。周仪生活清廉,又好施舍,并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一桥命名。关于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的说法亦见于周仪后裔应森公支系房谱。

翠岩

因靖康之乱,陈与义“遂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来到武冈紫阳山,有《书堂山石室铭并序》,序文里说到的周公谏议,“嘉祐名臣”当为周湛,因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而嘉祐元年为公元1056年,时间相差七十余年,设若周仪30岁中进士,而到嘉祐元年则已过百岁矣,又怎么可能为“嘉祐名臣”?周公谏议,周湛曾官迁“右谏议大夫”,可见在紫阳山石室读书的应是周湛。而周湛在紫阳山石室正是效仿其父周仪在马头桥坪山之翠岩石洞苦读的做法。

周敦颐与马头桥

周氏族谱载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这三座桥经过多次整修至今仍在。马头桥在三桥的最下游,族谱说,桥上书有“周氏垂建马头桥”字样,桥头有濂溪先生周敦颐撰写的马头桥记事碑。有人误以为这桥是周敦颐所修建,实误。查同治《武冈州志·艺文志》记载:“马头桥记碑:周濂溪撰在州溪南里,字漫漶莫能辨。”说明周敦颐只是为桥撰记事碑罢了。“溪南里”,下辖“架冲团”、“城头团”、“三心团”(三心团实应为山心团,因境内有山心寺得名,盖同音误传,“三”、“山”本地同音)和“油头团”。而其实,马头桥就在“三心团”内,当然州志说在溪南里也对。“周氏垂建马头桥”里的周氏当指周仪及其宗族后代。

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

马头桥周氏宗祠大门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一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二

周仪致仕后在家乡建立石室书院,即紫阳书院的前身,后被其后周昉改为桂庄书院,桂庄书院遗址在今坪山小学内。

周敦颐一生致力于文教,每为官一地,首推兴教办学。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邵之学在牙城之中,左狱右庾,卑陋弗称。先生始至,伏谒先圣祠下,起而怵然,乃度高明之地,迁于城之东南,逾月而成。”建成后,周敦颐又自撰《邵州新迁学释菜祝文》和《告颜子文》,以昭告先圣先师,“又属荆湖北路转运使孔延之作《邵州迁学记》”。周敦颐在邵州(今邵阳)兴教办学,将州学迁址重修,此亦即朱熹所说的周敦颐“迁尚书虞部员外郎通判永州,权发遣邵州事,新学校以教其人”。“新学校以教其人”,这是周敦颐在邵州的主要功绩。 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周敦颐生于1017年,两人年龄差距较大。笔者以为,两人在现实中有过交往的可能性不大。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周敦颐来马头桥时,周仪应当已经过世了,不过石室书院还在。周仪和周敦颐同为周姓,又都是湖南人,周敦颐在知永州前的嘉祐六年通判虔州,而周仪子周湛亦曾知虔州,时间当在周敦颐任前,周仪作为前辈乡贤,周敦颐在未到邵州前即当有所耳闻。当周敦颐见到石室书院,见到周仪捐建的马头桥之桥头马头栩栩如生,心中之感慨和对前贤周仪的景仰之情是可以想见的,然后应周仪后人之请为马头桥记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又马头桥镇南50里的新宁县城犁头湾石崖有周敦颐书“万古堤防”四字,有莲潭菴,为纪念周敦颐泛莲于此。清代周诰编有《濂溪志》,中有《周子遗事》,记载:“周子尝过新宁邑,至莲潭,见水深千尺,因镌‘万古堤防’四字于石崖。”又道光《宝庆府志》之“艺文略·金石”:“宋莲潭石刻,今存。在新宁治北夫夷江岸,石壁斗立,相传周子权邵州军时书‘万古堤防’四字镌于上。字画遒劲,水涸时可见。旧志云:末有‘古舂陵周某某题并书’九字,今不能识矣。……其曰莲潭者,亦以周子得名也。”那么,周敦颐到马头桥和到新宁城北犁头湾,当在同一段时间行程前后。周昉与桂庄及桂庄书院同治《武冈州志·文苑》载:“周昉,字晦叔,仪之后也。嘉定间登上舍第,官内史,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为桂庄书院,自称桂庄主人。”这一段记载非常明确,嘉定年间,周昉回祖籍隐居,可知他的先祖周仪就是宋紫阳乡三峒陇人(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周氏合修族谱》有《昉公传》:“周昉字晦叔,望公之孙,道公之子。公天资不俗,禀性非凡。少时喜读书,好结友。慕朱熹之理学,绍仪公之高风。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辟室为桂庄书院,自称为桂庄主人。” 同治《武冈州志·疆域志》之“三心团”有:“有白石水,有山心寺社仓,有宋周昉故里,有故桂庄书院,有周昉墓:在燕山菴左,有群玉林、清风峡:上有张声远、史弥宁、张同器、郑域磨崖题刻,俱见金石卷……”

山心寺社仓,在山心寺旁边。社仓,即义仓,清刘大櫆:“建社仓以备荒年,创书院以兴文教。”社仓是民办粮仓的一种,为南宋朱熹首创。 查州志金石卷,有:“桂庄大字(今存)。在州溪南里石洞村山心寺。嘉定七年周昉刻石‘桂庄’二字,行书,大径一尺强,后书‘新除湖南提刑张声远书’、‘嘉定甲戌中秋桂庄主人刻于崖次’二十六字,楷书,凡一行。”

有“史弥宁桂庄石刻”:“史弥宁桂庄石刻(今存)。史弥宁撰,嘉定八年刻石,前书诗二绝,右题‘周晦叔桂庄嘉定乙亥中和节友林居士四明史弥宁清叔父’二十六字,俱行书,凡十四行,字数不齐。” 有“盱江张同器寄题晦叔上舍桂庄石刻,今存。” 有“武冈军判官郑域题桂庄诗刻(今存)。” 有“群玉林”、“清风峡”:“今存。二刻均在山心团。” 湖南提刑张声远除题行书“桂庄”二字外,还留题八景,分别是:诗壑、翼然、清风峡、小蓬莱、群玉林、隐真岩、葛梅洞,“为历来金石家所遗表”。

武冈州志艺文志金石

紫阳书院八景之二

史弥宁题赋桂庄二首为:“结屋山垣得许奇,岩犀环拥读书帷。阿姮定与君家厚,留下西风几万枝。”和“家有留馥紫阳乡,洗石疏泉著桂庄。看到花时秋更好,放开冷袖贮天香。”

史弥宁又有七绝,题为《周晦叔所宅之左,一坡隐然而高,有竹万箇,架小轩于翠雾苍雪间,日弹琴读书其下,轩外鸣泉清驶,若与弦诵之声相答,爱其境胜,为赋一绝》:“竹根碧涧落寒声,竹外双溪抵镜明。满袖天风吟不彻,坡头直有放多清。” 张国器题桂庄诗:“蟾窟移根不记年,英材杰出以储贤,树因地胜常常茂,花到秋来得得传。已把诗书供灌溉,定寻泉石伴丝弦,曾看攀折从君始,尚愿云仍与接联。” 从以上诗歌和题刻可知桂庄秀美奇崛之山水和清幽风景,而桂庄之建制规模,亦可模拟得之。 张声远时为湖南提刑,史弥宁为武冈知军,郑域为武冈军通判,这些人和周昉交游,张声远更是远道而来,题刻吟诗于桂庄,可见周昉身份非同一般。《武冈州志》载周昉“官内史”,宋并无“内史”官职,隋朝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为最高行政部门,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中中书省的长官叫内史令,唐以后改称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周氏合修族谱》撰写有《昉公传》,说其曾“官兵部侍郎”。 桂庄书院在桂庄内,因依周仪读书之“翠岩”石洞,故原来又称石洞书院、石室书院(据族谱,周敦颐过马头桥,曾在石洞书院讲学,笔者以为,当时的石洞书院应该规模不大,可能称之为书舍或书堂更贴切些),周昉改为桂庄书院。周氏族谱云,周昉曾“讲学于斯”。族谱又云,“宝庆丙戌,史弥宁来知武冈,重建军学,补修紫阳书院,与昉公来往甚密,为倡研理学,常啸傲于庄,以养性灵,以娱天年。” 族谱载周昉倾心理学,仰慕朱熹,而在史籍中,也有迹可寻。周昉除了和朱熹,还与陈文蔚、魏了翁等大文人也有过来往。陈文蔚生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卒年不详,进士出身,是朱熹的学生,理学家,终身未出仕,一直从事教育。他有题赠周昉诗《寄题玉山周晦叔家似贤斋》: “人心殊嗜好,黑白互相形。农臭不自悟,荧荧飞青蝇。一日对此君,炯然又眼明。子猷虽借宅,绿阴仍满庭。雅净两龚洁,高寒伯夷清。可近不可狎,劲挺干青冥。世人景先哲,绘画劳丹青。想像不觌面,孔孟何由倾。安知君子交,日日与相迎。手种万苍玉,君家有典刑。清风流至今,修好无渝盟。”表达淡泊名利,鄙薄恶俗,固守高节的情操,与周昉共勉。其时,周昉应在江西玉山一带为官。当时有一个上饶-玉山诗人群体,大多数过着隐居的生活,甘于贫困,又固守高节。周昉在此间自然会受影响,而他本人醉心理学,生性淡泊,族谱传里说他“素性好义”,因而也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致仕还乡,回“紫阳先世所居之地”,醉心于教育,醉心于山水之间了。 魏了翁,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大学问家,宝庆元年(1225)被贬谪湖南靖州达七年之久,其间有《渠阳集》,中有答周昉的书信《答周晦叔应辰》,应辰应该是周昉按周氏辈分所取的名字。族谱载周昉为周仪孙周钦的曾孙,查周氏应森公世系和辈分“祥、梦、应、康、世”,周昉正是“应”字辈。魏了翁在信里和周昉讨论理学经典:“……《乾》是四德,诸卦大亨而利于正,此非伊川臆说也,《彖辞》固已如此。《左传》以《随》为四德者,盖占筮者释辞类如此,《彖》固云大亨贞云云。先天之卦,《系辞》固有之,《参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节始尽发其秘,必潜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笔脱口数可言也。伊川与濂溪指意元不同,濂溪盖通字对文耳。” 据武冈周氏族谱记载,朱熹曾讲学于桂庄书院,即紫阳书院。朱熹又自称紫阳朱熹,是因为其父朱松祖籍安徽婺源,曾在徽州府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徽州也有一座紫阳山),有刻章“紫阳书堂”,朱熹为怀念父亲,亦表思乡之情,故自称为紫阳朱熹。因而,有人又尊称朱熹为紫阳夫子。 后来书院兴起,各地为尊朱熹,取名为紫阳书院的很多。而武冈之紫阳书院,应非纪念朱熹曾到此讲学,而因本乡地名即为“紫阳”,而且武冈紫阳书院之名早在朱熹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文脉:千年湖湘书院图记》一书中,记载武冈紫阳书院是在淳熙到绍熙年间创立的。

紫阳书院原为私立,在南宋中期被改为军学,宋转运判官盱江邓均有《重修武冈军学记》:“……又增修武冈邑庠暨紫阳书院,于是士之瞻也,游也,息焉,莫不啧啧曰:‘懿乎此举也,’。” 后史弥宁知武冈军,又重修武冈军学,王之制有《武冈军修学记》,周氏族谱说法与此记文是一致的。 据族谱,桂庄后被周昉改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现马头桥镇清时名为“山心团”,即得名于此寺。明成化十九年留有会稽童煊碑记,上载:“……昉公素性好义,将宅院田土山地,一慨施舍,易此庄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延僧供佛,与乐予之,桂庄即成古建筑佛地……”山心寺现为坪山小学,其景物大部分已废,石刻尚有“松坡”、“云梯”、“翠石”( 翠岩之误),尚存大水缸一只(原一双),刻有“南宋宝佑戊午年正月廿八日山心寺百兆永远为记”字样。

宋文物紫阳书院水缸

较之祖辈“宋三周”,周昉名气似乎小得多,但他其实应该是紫阳周氏家族里官职最高,对朝廷政局影响也最大的一个人,但也可能是该家族在宋朝最后一位获取朝廷功名的人。据周氏家谱记载,“端平年间(1234年),忽坐诬削籍,累及宗族”,宋邵州最为辉煌兴盛的紫阳周氏一门就此没落,让人嘘唏不已。

从与周昉交往这些人的年龄结构,和其曾祖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以及他回家乡马头桥三峒陇石洞桥后朋友作诗赋题碑刻显示的年份来看,笔者认为周昉的生卒年可能在公元1170年-1270年之间。

而桂庄书院也因周昉的过世而慢慢没落,不过,到明代时仍有紫阳书院在,但应该是迁移到别处去了。所幸书院去而文气留,马头桥人,紫阳人,武冈人,邵阳人,由此民智初开,民风始变。武冈,原为“黔巫东鄙,蛮獠杂扰”之地。紫阳乡,浙江诸暨有宋《武冈县令杨公墓志》,其中有云,“紫阳乡婆婆鬼啸聚滋炽,既不可以文谕,又不可以武胁”,可见当时紫阳乡民众之愚昧落后。而到南宋末,武冈的风气才开始改变,文天祥说:“虽洞窟林麓,人去其陋,遣子就学。”而石洞书院桂庄书院,可谓居功至伟。之后,马头桥一带尚学之风日盛,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即便举全家甚至全族之力,都要遣子就学,而这也是马头桥一带至今仍人才辈出的最大原因吧。

桂庄书院已杳然远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古武冈紫阳周氏一门,即“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等,其影响力之深远,几乎贯穿整个宋朝。其才华和智慧,光耀紫阳,亦光耀武冈,光耀邵州。乡人后世,以其为荣耀,也以其为榜样。昔有匡衡,凿壁偷光,又有车胤、孙康之囊萤映雪,而至北宋,则有邵州紫阳之周仪周湛父子之石洞苦读。期待新宁桂庄书院的文化遗产,及“宋三周”求学苦读的精神,激励后人,也期待新宁力兴文教,振兴书院学校,如张拭所言,以“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

来源:武冈人网 阿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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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多所。一贯道宝光组有120多所。佛堂自1986年中国台湾一贯道传入以来,文化支线已在柬有佛堂数十所,宝光元德有佛堂120多所,加上其他支线,在柬佛堂有200多所,信徒10多万人。一贯道的佛堂一般就供有弥勒佛、济公活佛和观音著萨的神像。

  如果说著名的三徐还有江西玉山版本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可是康熙年间,确实有那么三徐,非常有名望,都考了进士,因为三兄弟都以一甲登第,亦称“同胞三鼎甲”,但是他们是昆山三徐(今江苏常熟一带)

  老大:徐乾学

  老三:徐文元

  老二:徐秉义

  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建庵,居江苏昆山。八岁能文。康熙九年(1670)探花,授编修。康熙十一年,任顺天乡试副主考官,因选人不当,降级调用。后升左赞善,充日讲起居注官。母丧归家,著《读礼通考》120卷。丧满任《明史》总裁官,升侍讲学士。康熙二十三年,取中南皿卷的举人多江、浙人,而湖广、江西却未取一人,乾学子树屏与侄树声皆是年举人,康熙帝令九卿科道检查复核,树屏等被罢除举人。是年冬,进詹事。康熙二十四年廷试得第一,入南书房,教习皇子,升内阁学士,任《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副总裁,教习庶吉士。康熙二十六年,升左都御史、刑部尚书,不避权贵,劾罢江西巡抚安世鼎。后屡遭权贵攻击,上疏求免职。诏许以原官解任,专任修书总裁官。乾学推崇程,朱理学,训诂推崇古注而不废宋、元经说。搜集唐、宋、元、明学者解经之书,编成《通志堂经解》。著有《读礼通考》、《檐园集》等。家有“传是楼”,藏书甚富,辑有《传是楼书目》。

  徐元文:宇公肃,号立斋,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九月二十八日,死于康熙三十年(1691)闰七月二七日,享年58岁。他的先祖居住在苏州常熟(分属江苏),九世祖(一说八世祖)徐良始迁居到昆山(今属江苏)。他的曾祖父是万历年间的进士,任官至太仆寺少卿。祖父和父亲都是贡生,母亲是昆山顾家的女儿。徐元文与他的哥哥徐乾学、弟弟徐秉义都是进士,在当时很有名望,号称"昆山三徐"。徐元文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进士第一,顺治帝称徐元文为“佳状元”,赐冠带、蟒服、乘御马等,授翰林院修撰。

  徐秉义:(1633一1711),字彦和,元文弟。清江南昆山(今属江苏)人,徐乾学之弟,徐元文之兄,徐开法之子,顾炎武之甥清代学者像 徐秉义。康熙十二年(1673年)癸丑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选右中允。官至吏部侍郎。时人评为“文行兼优”。后与刑部侍郎绥色克同赴陕西,审理粮盐道受贿案,拟罪失当,贬詹事。擢内阁学士。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三月三日,徐秉义等十二位老耆钱陆灿、孙旸、盛符升、徐乾学、尤侗、何棒、黄与坚、王日藻、许缵曾、周金然、秦松龄聚饮修禊于遂园,宫廷画家禹之鼎绘《逐园耆年楔饮图》。康熙南巡时,御赐“恭谨老成”匾。与兄徐乾学、徐元文号“昆山三徐”。著有《耘圃培林堂代言集》、《明末忠列纪实》等。

  主要内容摘自互动百科“昆山三5”

1345 吉林成氏家谱十篇

(清)成荣泰纂

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 三册

北图 吉林吉林市图(复印)

1346江苏宝应成氏族谱图系不分卷

(清)成心存等修

清宣统三年(1911)刊本 四册、

美国

1347江苏兴化成氏族谱三卷

(民国)成文彬续修

民国三十一年(1942)排印本 八册

吉林大学 哈尔渎师大

1348浙江上虞古虏金 成氏宗谱四卷

(民国)成彩桃等纂

民国五年(1916)德本堂活字本 四册

北图 南开大学 浙江图

1349湖北新洲成氏宗谱三卷

(民国)成郎先续修

民国二十四年(1935)木刻本

湖北新洲县新街乡(不全)

1350湖南宁乡成氏续修族谱二十四卷首二卷

(清)成佑庵修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上谷堂刻本

湖南图(存卷首1、2,卷1、2)

1351湖南宁乡成氏四修族谱□□卷末一卷

(民国)成应珑纂

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

湖南图(存卷12一16下,22一25,卷末)

1352湖南湘乡成氏三修族谱二十六卷首二卷

清宣统三年(1911)木刻本 二十八册

河北大学

1353 成氏宗谱十八卷首三卷世系图四卷

(民国)成烈等修

民国六年(1917)相木堂活字本 二十六册

吉林大学

湖北 阳新县龙港镇

游客 发表于: Thu Jun 09, 2005 7:08 pm 发表主题: Re: 成姓家谱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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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 吉林成氏家谱十篇

(清)成荣泰纂

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 三册

北图 吉林吉林市图(复印)

1346江苏宝应成氏族谱图系不分卷

(清)成心存等修

清宣统三年(1911)刊本 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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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7江苏兴化成氏族谱三卷

(民国)成文彬续修

民国三十一年(1942)排印本 八册

吉林大学 哈尔渎师大

1348浙江上虞古虏金 成氏宗谱四卷

(民国)成彩桃等纂

民国五年(1916)德本堂活字本 四册

北图 南开大学 浙江图

1349湖北新洲成氏宗谱三卷

(民国)成郎先续修

民国二十四年(1935)木刻本

湖北新洲县新街乡(不全)

1350湖南宁乡成氏续修族谱二十四卷首二卷

(清)成佑庵修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上谷堂刻本

湖南图(存卷首1、2,卷1、2)

1351湖南宁乡成氏四修族谱□□卷末一卷

(民国)成应珑纂

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

湖南图(存卷12一16下,22一25,卷末)

1352湖南湘乡成氏三修族谱二十六卷首二卷

清宣统三年(1911)木刻本 二十八册

河北大学

1353 成氏宗谱十八卷首三卷世系图四卷

(民国)成烈等修

民国六年(1917)相木堂活字本 二十六册

吉林大学

xmjzyy 发表于: Thu Oct 14, 2004 3:13 pm 发表主题: 成姓家谱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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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 吉林成氏家谱十篇

(清)成荣泰纂

清宣统二年(1910)石印本 三册

北图 吉林吉林市图(复印)

1346江苏宝应成氏族谱图系不分卷

(清)成心存等修

清宣统三年(1911)刊本 四册、

美国

1347江苏兴化成氏族谱三卷

(民国)成文彬续修

民国三十一年(1942)排印本 八册

吉林大学 哈尔渎师大

1348浙江上虞古虏金 成氏宗谱四卷

(民国)成彩桃等纂

民国五年(1916)德本堂活字本 四册

北图 南开大学 浙江图

1349湖北新洲成氏宗谱三卷

(民国)成郎先续修

民国二十四年(1935)木刻本

湖北新洲县新街乡(不全)

1350湖南宁乡成氏续修族谱二十四卷首二卷

(清)成佑庵修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上谷堂刻本

湖南图(存卷首1、2,卷1、2)

1351湖南宁乡成氏四修族谱□□卷末一卷

(民国)成应珑纂

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

湖南图(存卷12一16下,22一25,卷末)

1352湖南湘乡成氏三修族谱二十六卷首二卷

清宣统三年(1911)木刻本 二十八册

河北大学

1353 成氏宗谱十八卷首三卷世系图四卷

(民国)成烈等修

民国六年(1917)相木堂活字本 二十六册

吉林大学

王氏字辈,山西那边,王氏家谱

1,山西太原:自绍玉昆诚经纬雄才具安邦定国荣文光昭盛治懿瑞振家声敦本前谟显修伦世道平休仁知绪永敏学兴时行以上培原裕方来受命旌

2,山西太原:有章汝焕式德聊昌修礼立义守本安常兴家成业锡庆致祥功昭道显声远名扬

3,浙江义乌:宣振常充仁义礼让文行忠信善积庆远学勤业隆晋萃理贯通乾坤道圆净爱竹风节高植槐枝秀挺芝兰生庭阶裘图争辉映地久并天长似续斯与并

4,四川夹江:国正成可守 斯启文长梦 方明升大有 贵和锡万春 立志宜希古 为人必合宗 行善多积德 永世复原红

5,四川古蔺:元德开宗正 兴朝启盛昌 文明光国远 万世庆槐堂

6,安徽绩溪:玉大元祥兆安邦维义诚宏开能绍业积德庆长春俊杰辉光显家声永茂庭骅骝驹骥马骕龙凤鹿孝麒麟卜吉谦恒益希贤智勇仁俭勤忠信让均正适时平

7,安徽芜湖:学必启泰国之儒宗元裕继昌兆德厚志承贤景运开定邦强

8,湖北汉川:松有本新 玉发奇光 培以英哲 锡尔嘉祥 学士叶广 贤臣名扬 崇道必显 敦善启昌 安邦鼎志 立纪振纲 诗书传子 永远贻芳

9,湖南浏阳:裔荣笃本先德显扬绍修世泽远继廷芳;南华案山支派序:家德泽新克念显扬绍修正学远继廷芳

10,湖南长沙:守元寅汝世必斗翁崇友佐添应子国正学文洪开式哲启兆万年显承谟烈忠厚傅家光昭祖泽绵延永绍祥钟俊杰

-王姓

三槐堂王氏族谱字辈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刘集镇田园村三槐堂王氏字派。

立、正、大、光、明、玉、兆、宝、城、茂、庆、继、瑞、家、祥。

《一》下面还有其他地区的王氏字派。

1、善庆堂王氏家谱字派。

礼、乐、修、明、定、湘、南、泰、运、开,传、家、徵、世、泽、光、国、蔚、人、才,道、立、英、贤、作、心、恒、孝、友、培,熙、朝、荣、俊、彦、宝、树、植、庭、槐。

2、太原堂王氏家谱字派。

自、绍、玉、昆、城、经、纬、雄、才、具,安、邦、定、国、荣、文、光、昭、盛、治,懿、瑞、振、家、声、敦、本、前、谟、显,修、伦、世、道、平、休、仁、知、绪、永,敏、学、兴、时、行、以、上、培、原、裕,方、来、受、命、旌。

3、宁乡乌石王氏家谱字派。

文、运、人、才、盛、奎、光、斗、汉、莹。葆、衷、恢、世、泽、作、善、振、芳、声,植、树、先、知、贵、魁、英、实、得、名,绪、从、忠、厚、衍、瑞、应、集、簪、缨。

4、太原堂王氏家谱字派。

有、章、汝、焕,式、德、聊、昌、修、礼、立、义、守、本、安、常、兴、家、成、业,锡、庆、致、祥、功、昭、道、显、声、远、名、扬。

5、湖南省益阳王氏家谱字派。

先、善、友、至、子、仕、仲、孟、文、廷、万、生、永、以、用、秉、德、信、元、平、仁、崇、礼、可、育、中、正、本、和、心、器、字、辉、星、汉、词、章、耀、锦、城、科、名、光、世、泽、禄、位、定、均、申。

扩展资料:

《一》王姓,中华姓氏之一,主要源自姬姓,部分源自子姓、妫姓和少数民族改姓。

王由三横一竖构成,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贯通天、地、人,这就是天、地、人都要归“王”管的不二哲学。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王”,王作为姓氏即来源于“王”这个至尊之位,东周时期的姬晋为王姓始祖。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王姓人口达到946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1%,为全国第一大姓,截至2014年,东部地区占了王姓总人口的383%,中部占了王姓人口的260%,西部占了王姓人口235%,东北占了王姓人口的122%。

起源是姬姓,周灵王之子太子晋,称王子晋,因值谏而被废为平民,其子宗敬仍在朝中任司徒之职,时人因其是王族的后代便称为“王家”,这支族人遂以王为氏,先秦时期,这支王姓一直活跃于河南洛阳一带,秦末汉初,王离之子王元和王威,为避战乱分别迁徙至山东琅琊、山西太原,最终发展成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两大王姓望族。

姬姓王有三个分支

①源出东周毕公之后,周武王之弟毕公高封于毕国,春秋时其裔孙毕万任晋国司徒,受封于魏,战国时魏、韩、赵三家瓜分晋国,秦灭魏后,后裔魏无忌之孙魏卑子逃入山东泰山,汉初,魏卑子奉诏做官,被封于兰陵郡,因其是王家之后,故称其族为“王家”,从此以王为姓。

②源出春秋初周平王之后,周平王在位51年,太子早夭,周平王死后,由其孙姬赤继位,但姬赤的胞弟姬林夺了王位,史称周桓王,姬赤出奔晋国,子孙以其曾为王者而改姓王,一直到唐朝,这支姬姓王一直生活在山西临猗一带,史称河东猗氏王姓。

③源出周考王胞弟桓公揭之后,桓公揭封于王城,古城在今洛阳王城公园,其封地虽小但处于东周王城的西部,史称其为西周桓公,国亡之后,子孙迁到河南伊川和昭汝,以居王城改姓王,后来称为王城王氏。

《二》三槐王氏,是当今王氏中最大的一支,闻名天下,枝繁叶茂,是王姓太子晋系一分支,属太原王氏的分支,也有学者认为当属琅琊王的分支。

三槐王氏是王氏子孙繁衍最大的支派,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王氏家谱目录中,冠以“三槐堂”堂号的家谱目录,占有堂号的王氏家谱总数的40%左右。

所谓家集,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汇辑了家族历代成员著述的特殊文学总集。中国古代社会以宗法血缘为纽带,家族便成为一个基础且核心的单位,家族文学也在古典文学的发展脉络中起到重要的联结作用,将文人个体与社团、流派等沟通起来。《四库全书总目》中仅著录了37种家集,而据《清代家集叙录》最新统计,唐五代及以前有家集16种,宋元时期46种,明代193种,清代则多达1244种(见徐雁平《清代家集叙录·前言》),足见有清一代家族文学之盛。

家集所收录的作品可能容括家族数十代,也可能仅有两三代。家集的编纂者多是家族后辈或与其关系密切者,他们对家族历代作品加以采摘选录,为家族内部成员——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合乎礼法的家族一员——提供发声的舞台,一族的诗文词曲在家集中遥相唱和、交融共鸣。一个家族若是有较为丰富的文学著述并且有能力将之汇辑刊行,那它多半是有“诗书传家”的文学传统,而许多为世人所熟知的清代文学世家,如江苏叶氏、沈氏,还有以科名闻世的

番禺商

氏等,都辑有自己的家集。在今天看来,这些家集和私家园林、藏书楼等一样,已经成为文学世家的重要文化符号,具有深远的文学、文化意义。家集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它的生成、形态、特点与价值,更是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清代家集虽是收录一家艺文,但它的编纂并不像流水线生产那样总依照一个模板,单纯按时序选录家族历代的诗文佳作,而是有各种不同形式。

科名累世的家族,会将其先辈的制艺、朱卷等搜辑成集以彰显荣耀,还可“用诏后人”,起到示范、教育的功用,相当于传授应试技巧,如高密单氏的《高密单氏世业》、番禺商氏的《商衍瀛商衍鎏同怀兄弟会试墨卷》、钱塘吴氏的《吴氏朱卷汇存》等;有的家族整理家集不限于采选诗文,而是将一族的文学及学术成果辑为丛书,内容丰赡,更能体现家族积淀,如江都汪氏的《江都汪氏丛书》、临海洪氏的《传经堂丛书》等;有的则在家集中专收某一特定文体,这种集中性地创作与搜集,突出了家族的诗文创作理念,典型者如阳湖董氏的《栘华馆骈体文》等;至于那些族中闺秀多有才艺的,便纂成专门的女性家集,在清代也形成了一时风气,如泰州仲氏的《泰州仲氏闺秀集合刻》、阳湖张氏的《阳湖张氏四女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不同的家集形态,令家族文学传承的可能变得多样。

与编纂形式不同相应,给家集命名也并不总是一个套路。据上引文献可见,家集的名字中一般包含姓氏、籍贯、书斋名、编纂特色等诸多要素。其中,姓氏是家集命名的一个关键,以“姓氏+家集”或“姓氏+文体”等形式来命名家集,也比较能直接体现家集的内涵,如《二王家集》《郝氏遗书》《庄氏诗存》等。在此之外,籍贯可以体现一族的世代渊源,并与同姓的其他家族作区分,故往往缀于姓氏之前,如《金陵陈氏家集》《毗陵伍氏合集》等;书斋名、园林名则将几世代的人置于家族内的某一特定空间,赋予它特殊意义,不同时空的人于此相逢,更显风雅传家的特点;至于“遗芳”“花萼”“世馨”等关键词用于命名,则更是直接体现了对家族文学传衍的自豪与希冀……家集的命名跟人的起名一样,一是要有美好的寓意,二是要能彰显独特之处,家集的面貌与家族文学的特色,在这些名字中得以体现。

家集的文献材料虽是采于家族历代成员,但要纂成一集,自然要有一人或几人来谋定体例。因此,家集虽然是一个家族的文学创作结晶,但同时也是受到个人意志的影响。整理者在选材、定例、命名时都会有自己的考虑,目的不同,其所呈现的家集面貌也就不会是千人一面。可以说,正是在家族整体与整理者个人的双重影响下,清代家集才表现出如此的多样性。

除形态丰富外,清代家集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对于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是清代家集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据统计,《清代家集叙录》所收录的1244种家集遍及直隶、山东、江苏等19省,其中江苏家集最多,

有406种,约占33%;浙江次之,有316种,约占25%。江浙两省仅占省数的10%,但其地区的家集数量已超全国的半数,可见分布的不均。

在同一区域内,“声气相求”,家族之间或仿效、或竞争,很容易就形成了某种风气,这或许还能反映出家集的编纂与清代文学在地域上的发展不平衡有密切关联,可以明显看出,在文风盛行的江南地区,家集的数量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其二是清代家集序跋中的乡邦观念。如何才能在家集中体现出家族的特色、家学的形成与衍变?一方面要通过编次、分类与选目,另一方面则需依靠家集前后的序跋。除了家族内部成员在序跋中交代整理家集的意图、家集的编纂特色以及追述家族的生活状态外,家集的整理者往往还会积极邀请一乡先正与四方名公,来为自己的家集题序作跋,题写者有时会在序跋中将一族的文学成就拓展至一乡的文学传统。

如桐乡毕氏的《桐乡毕氏遗著》中有无锡顾鸣凤的跋:

嘉兴一郡,于浙西故号明区。国初以来,一时如陆清献、张杨园、朱竹垞诸伟人,莫不笃生斯土。名臣硕学,彪炳东南,洵乎山川钟毓、地灵而人杰欤?

在顾氏的叙述中,毕氏家族之所以名世,得源于乡郡之风气。嘉兴一地,纵向来看,有先贤伟人,远绍于前;横向来看,有名臣硕学,唱和宴游。这并非个例,相似者还有如桐城马氏,“岂惟一家之美?实足征一邑文学之盛”(朱为弼序,见《桐城马氏诗钞》);毗陵周氏,“毗陵山水清淑,历古魁硕项背相望,渊云萃于闾巷,顾陆耀于简编,几于户贮琳琅,市陈铅椠。艺林朱绂,卓有传人;芬苑青葙,衍为家学”(田步蟾序,见《毗陵周氏家集》);会稽陶氏,“吾越固多风雅之士”(姚大源序,见《天伦乐事》)等等。通过追溯地域文学传统,进而延展至家族内部文学传衍,可以说是家集序跋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叙述策略。通过这种叙述,家族文学的传衍这一“小传统”与地域文学发展的“大传统”呈现出交集的态势。

其三是地方风气或地域流派对家集文本产生的影响。家集并非“仅一个家族可见的朋友圈”,家族与地方风气、地域流派有频繁的互动,桐城、武阳

(武进、阳湖)为其中代表。清代桐城一县先后有18种家集编刊,武阳则有25种。从桐城和武阳的家集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域流派

(如桐城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等)的家族之间相互仿效、唱和、题跋,形成超越姻亲谱系的地缘与血缘、学缘交融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到家族文学的创作与传承。

由此,地方诗文总集与家集产生了重要联系,家集或许影响到地方集的编纂,并与之共同参与建构地域文学的风貌,咸丰年间刊刻的《桐旧集》最能体现此点。《桐旧集》所收录的是桐城一乡的诗作,根据姓氏列卷辑录,一地之内,跨越家族,共录桐城84姓作者诗作,与该地18种家集相辉映,如《桐城方氏诗辑》《桐城马氏诗抄》与《桐城姚氏诗抄》等,二者相辅相成,从不同的视角共同展现了桐城诗学的全景。

家集的地域特点不只反映在与地方集的相互影响中。有些地域流派内部的批点与过录,会保留在家集中,如《武进张氏家集》所收张惠言《茗柯文》中,多处录有恽敬的朱笔批语、圈点;同派人的作品也可能被纳入到家集之中,如张氏家族另一部家集《宛邻书屋丛书》收录《词选》一书,辑有恽敬、李兆洛、丁履恒、黄景仁等人之作。将这些家族外部成员的作品纳入家集的举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使得家集的实际范畴也有所扩展。这些文学流派中的交流行为,也影响到家族内部的学习与仿效。

“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方式,在清代主要表现为地方性文学总集的编纂和地方性诗话的叙写”(见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从清代家集的文学研究价值中,似可看到书写地域文学传统的另一种可能:家学传衍与地域流派乃至地域文学发展的交融递嬗。

单就数据来看,家集在清代获得了“大发展、大繁荣”,但它也难逃书厄,尤其是战乱,对其造成了严重损失。“庚申之变,粤匪东下,大江南北,几无一块干净土”(周镜序,见《瘦红吟草》),这种情形下,最可能发生的便是生平著述尽皆散失。故而在文学研究价值外,家集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可以反映出一段时间内的“战争与和平”,还可以揭示在此背景之下家族成员如何推进文学的传承。

家集中所描绘的家族生活图景,常常会令人感到非常温馨、和谐。那些图景或如“青灯伴子”,追忆幼年受教,文字清简,却深情款款,体现出书香世家对于教育子女的重视:“先君子十五志学,昼课不足,继之以夜,一灯盈盈,惟姑母手针黹以伴焉”(仲振奎序,见《泰州仲氏闺秀集合刻》);或如“闺中唱和”,清代闺秀与丈夫的文艺生活、闺房乐趣,跃然纸上:“闺阁中唱遂歌咏,叠相师友,不减梁孟”(姚棻序,见《清香阁诗钞》);

又或如“儿侄夜读”“兄弟酬唱”“卷轴自娱”等,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藉以一窥家族成员的生活,还细致地表现了家族内外的文学交流活动。

这些与家庭群体、家族生活相关的回忆,就像是泛黄的老旧照片,平时静静躺在家集的角落,不被人在意。但当人们偶尔想起,指尖滑过文字,思绪便随之一起进入家族文学的世界,内心也会感到一股暖意,那是对温暖家庭的向往,也是对家族文学一脉相承的感动。家集可以如此生动地向世人展现书香世家内部的文学互动及世代传承,这些故事倘若由正史等史料讲述,恐怕便少了许多趣味。

然而,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许多家族更面临着山雨欲来的危机,阳湖张氏便是其中代表。阳湖张氏有五种家集,除前文所涉外,《阳湖张氏四女集》与《棣华馆诗课》二种均集中收录了张门才女的创作,但是它们却留存了两个不同时期下的社会与家族情景。前者纂成时,时局尚且稳定,张氏一家也未遇多少险阻;而后者辑成时,张惠言、张琦相继过世,家族成员除需考虑生计问题外,还几番流徙,先后寄寓山东馆陶、湖北武昌等地。即使在艰难之中,张家仍旧承续原有的文学创作传统:“于是一庭之内,既损米盐井臼之劳,又无膏粱文绣之好,遂日以读书为事,相与切义理,陶泽性情,陈说古今,研求食物,凡读书、作诗文书画、治女工,皆有定程。”(张曜孙序,见《棣华馆诗课》)寥寥数语间,张氏家族平日读书、唱和等风雅诸事跃于纸上。可惜的是,当时太平军已攻至湖南,不久武昌便被太平军攻占,棣华馆中的读书与写作,也就成为暴风雨前难得的平静。可以说,《阳湖张氏四女集》与《棣华馆诗课》,见证了清帝国的日渐衰败。

徐雁平就其已查阅的1006种清代家集进行了年代统计,单就刻本而言,顺康雍年间

(92年)有33种,乾嘉年间

(85年)95种,道光至同治三朝

(54年)160种,光绪朝

(34年)173种,宣统朝

(3年)9种,民国

(38年)55种。咸同之际的太平天国之乱,对当时的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伤,人们可由保存在家集中的文字,如《棣华馆诗课》等,管窥书香之家的起落变化,还能够通过这一时期的家集序跋,了解到家集的损毁,以及家族成员于乱世间颠沛流离、安身立命的境况。

然而,就目前可得见的家集刻本而言,却以道光至光绪年间数量为丰,尤以光绪朝为最,这并非说明战乱促进了家集的繁荣,而是从侧面反映出战乱后人们对家族文学传衍的断裂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悼遗书之灰烬,惧先业之颠坠”(俞樾序,见《邱氏家集》),“诚恐嗣后鲜知珍重,更叹靡沉”(金际泰序,见《志远堂金氏家集诗略》),因此大家纷纷搜集残稿、整理家集,以盼能保存旧籍、继往开来,将书香风雅传承下去。想来也无人料及,战乱所带来的“未雨绸缪”,竟推促了家集的涌现。

因此,清代家集的史料价值不只是停留在文献层面,家族之内的文学交流、与外的唱和交游、女性的生活状态、幼童的读书受教与社会的平静、动荡等,如此种种,深入到了社会与文化研究的领域,为我们了解、研究清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

清代家集数量较前代迅速增长,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时代风气、争先标榜家族成就等等。它或许还和当时家谱修纂的盛行有关。家谱与家集,可以看作是家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堂”与“室”:同样能体现一族文学之传衍,家谱重在梳理世系、述清源流,部分附录家族艺文;而家集序中虽也涉及姓氏渊源等,但侧重点在于家族的文学创作,其不仅能反映出家族的世代谱系与文学成就,还可向世人展现家族内外的文学交游网络。因此,借家族世系与家谱艺文来研究一族的文学传衍,可以“登堂”;而细读家集诗文、词赋,则能“入室”。

《清代家集叙录》所收的1244种清代家集,是历经数次兵燹后的残余,那么有清一代的家集究竟有多少种,实在难以估计。《清代家集丛刊》《续编》先后影印出版清代家集362种,已占可考清代家集总数的29%,但对于整个清代时期的家集著述而言,恐怕也仅仅是“沧海一粟”。然而,也只有通过现存的这些家集,才能了解家族文学的传衍概貌,因此对于当下而言,研究家集的生成、内涵、价值、流传等各方面,才能更好、更清晰地揭示出清代家族的整体面貌与文学传承。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

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

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李白《长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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