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是东汉桓、灵时的两次打击士人和太学生的事件，影响深远。东汉末年，外戚与宦

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敢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

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

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可知在外戚宦官把持下选拔出来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

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

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这种清议发展到后来，便酿成了中国

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气节的士大夫必然退归田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规律，早在顺帝时，士

大夫就曾毁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识分子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自耕

稼，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表面看起来是与世无争，而透过其表象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

对外戚宦官当朝的强烈不满。所以，当朝廷安车玄纁，到深山谷中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

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肯与宦官为伍,不但不应征,而且进而指斥时政。《后汉书·党锢列传》称桓帝、

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

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与避居深山或山野的耆年渊德者相对应的，是居于太学年青气盛的青年学生。东汉桓帝年间，太学

生已达三万多人，他们有感于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对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是，以郭

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

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容。因此，太学也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中国的年轻知识

分子第一次出现在政治斗争的前线上。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

污吏和权贵。他又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大怒，反

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

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

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是难得的贤臣。如非要判刑，则我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只好赦免

了朱穆。第一次请愿算是结束了。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榨

货赂不遂，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诣

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处士的横议与太学生的抗愤，给一批中下级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舆论上以极大鼓舞，他们也刚正执

法，制裁宦官及其亲朋。河东太守刘祜的属县令长大半为宦官子弟，百姓患之。刘祜到任，黜其强权，

平理冤狱。苑康为太山太守时，郡内豪姓多不法，苑康奋威怒，施严令，再无敢犯者。南阳太守成瑨与

功曹岑晊诛杀与宦官勾结的商人地主张讯。山阳太守翟超与督邮张俭籍没宦官侯览老家财产。太原太守

刘瓆诛杀贪横放恣的小黄门赵津。东海相黄浮逮捕射杀太守李暠之女的下邳令徐宣一门老幼，并将徐宣

弃市示众。

　　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平行发展，交相呼应，遂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

潮。而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就是出身中下的官吏后官至太尉的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为

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在其属下任县令，贪残暴虐，为躲惩治，逃到张让家里藏起来。李膺不畏宦

官权势，亲自率吏卒到张让家将其搜捕治法。张让诉冤桓帝，李膺据理驳斥，桓帝只好判李膺无罪。此

后宦官一度收敛，李膺声望更高。当时人们若受到他的接待，则荣称作“登龙门”。

　　然而，宦官并没有在那里坐视对手宰割，他们总在伺机反扑。正好发生的张成事件，成为他们发动

第一次党锢事件的借口。史载河内豪强张成善观天文星相，占卜吉凶。他结交宦官，连桓帝也曾向他请

过教。他算准近期将要大赦，乃指使儿子杀人。李膺收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

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案杀之。于是，怀恨已久的宦官侯览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

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听大怒，即下诏逮捕党人，

并向全国公布罪行，以求天下同声讨。其时为延熹九年( 166年)。结果，李膺、范游等二百多人被捕，

“有逃遁不获者，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太尉陈蕃力谏桓帝，指出这种作法“杜塞天下

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听了更生气，竟找借口连陈蕃也罢免了。李膺等在狱

中受审时，故意牵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牵连。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不满宦官专权，同情太学生反

宦官运动，太学生乃求助于窦武。窦武乃上疏切谏桓帝，赦免党人不要治罪，否则，将天下寒心，海内

失望。于是，永康元年( 167年)赦免党人二百余人。将其全部罢官归家，并书名三府，终身禁锢不得为

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而不得为官，但他们却得到了比当官更为荣宠的社会敬仰。范滂出狱归

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乃西部豪杰，也觉得自己未能列名党人是一种耻辱。天

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他们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以窦

武、陈蕃等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畅等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

范滂等为八顾，“顾”指品德高尚而及于人。以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及”指能引导人追行受崇者。

　　以度尚、张邈等为八厨，“厨”指能以财富救助他人。这种相互的激励，使与朝廷权宦们的对立情

绪更为强烈，不但没能使党人屈服，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斗志。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也愈加腐朽荒*。

　　侯览、曹节、王甫等人与灵帝乳母及诸女尚书，相互奸姘，秽乱宫廷，操弄国柄。太傅陈蕃、大将

军窦武乃谋诛杀宦官，不幸事泄，反被诛杀。由此开始，宦官们有恃无恐，开始对党人大打出手，演出

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建宁二年( 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曹节

趁机示意有关治狱部门将上次的党锢者也牵扯进去。灵帝昏庸，遂准其奏，于是，李膺、范滂等百余人

被逮捕死于狱中，张俭外逃出境才得以幸免。但他外逃途中，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冒死掩护，官府沿途追

查，因此成百人受牵累而家破人亡。这时候，仇人间也借机陷害对方，诬指与党人无关者。

　　宦官又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事情至此并

未结束，熹平五年( 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

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曹鸾的上

书本是好意，哪知皇上龙颜大怒，不但不听劝谏，反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

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波及五属。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事件。这次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

残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事件。它不同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坑杀儒生，

禁锢百家思想而独崇法家，也不同于后来的文字狱。它是擅政宦官假借皇帝名义而对朝野反对士人及年

轻学生的全面打击。但这种倒行逆施，并不能挽救其行将灭亡的统治，当士人、学生的“文争”被镇压

下去以后，接下来的，就是平民百姓们不堪压迫起而进行的“武斗”了，党锢不久的黄巾大起义，给封

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使汉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党人与起义军结合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

中平元年（184年）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至此，党锢问题才算最后解决。

在汉灵帝时期，朝廷中有一个权力非常大的人物，而且连当时的汉灵帝对他也是礼让三分，甚至汉灵帝曾经说这个人是自己的父亲，这个人就是汉灵帝时期的张让。张让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宦官，张让一直都是生活在汉灵帝身边的，所以一直在对汉灵帝传输一些不好的思想，比如：不理朝政、吃喝玩乐等等，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汉灵帝还将张让称为“阿父”，而当时的朝廷也因为张让的存在让整个朝廷都变得民不聊生。

其实张让一开始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太监，甚至连认识他的人都没有几个，而让张让最后成为一名有权有势的宦官的主要原因就是张让整个人非常擅长于察言观色，有拍马屁，擅长“表演”。张让在结交人脉这一方面是非常擅长的，因为他非常舍得花钱，在张让有了一点权力之后，他就拿出自己好不容易收集得来的金银珠宝来讨好当时宦官何进的弟弟何苗和他们的母亲。张让之所以讨好他们主要是因为这两人经常去太后身边，于是张让就让这两人在太后的身边为张让说一些好话。

张让除了擅长讨好其他人之外，他还非常的擅长于“表演”。因为张让想要得到更大的权力，所以他就经常在何太后的身边装可怜，这样张让才能得到何太后的同情，并且最后何太后还劝说何进不要杀死张让，而这就是张让擅长“表演”所带来的好处。

张让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在皇宫中了，所以对于张让来说皇宫中的许多事情张让都是非常熟悉的，而且有很多的官员都和张让有一些关系。在汉桓帝时期，张让和当时的曹节有着很好的关系，在汉灵帝时期，张让和赵忠两人都是宦官，所以这对于张让后期权力的扩大有很大的帮助。

介绍

十常侍指中国古代东汉(公元25年—220年)灵帝时操纵政权的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个宦官。他们都任职中常侍。

汉灵帝时的宦官集团，人称“十常侍”，其首领是张让和赵忠。他们玩小皇帝于股掌之上，以至灵帝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十常侍自己横征暴敛，卖官鬻爵，他们的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无官敢管。人民不堪剥削、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当时一些比较清醒的官吏，已看出宦官集团的黑暗腐败，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形势。郎中张钧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明白指出，黄巾起义是外戚宦官专权逼出来的，他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宗、宾客典据州郡，辜确财利，侵略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 后十常侍被袁绍所诛。

被袁绍、曹操诛于翠花楼前。

看《三国》，心中总有一个疑问：为何一些士大夫总是忠于各路军阀诸侯而不是东汉正统皇室？如田丰、许攸、审配等忠于袁绍，郭嘉、贾诩、程昱等忠于曹操，李儒、李肃等忠于董卓。

实际上，导致文官集团对汉家皇室离心离德的是从这个事件开始的--党锢事件。

党锢之祸，指东汉桓、灵二帝时，当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从公元166年开始，持续了18年。但两次都以反宦官的的士大夫集团失败而告终，党人受到严重的打击，残酷镇压。最严重的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直到黄巾之乱始，才稍微放开党锢，但已经太迟了。

我们知道，汉桓帝为“亲政”，于159年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外戚梁氏。事成之后，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但问题是，宦官比外戚更加腐败。

这引起朝中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

那么，这些士大夫集团的成员都有哪些？

首先就是官二代。当时有文化的士大夫与平民是分开的，当官是要推荐，曹操就是举孝廉，但推荐的人都是官员，只有官僚子弟才最有可能当官。平民阶级是很少有机会的，所以袁绍一个最大资本之一就是四世三公，出身好，而袁术瞧不起袁绍则是因为袁绍不是嫡子，即不是正房生的，是小老婆的孩子。

其次就是太学学生。由于当时私学大发展，尤其是下层学生数量的扩大，他们聚集京师，以太学生为中心，影响舆论、干预政治的潜在能力可观。

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由有文化的人形成的团体，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评的风气，当时称为“清议”，这个很厉害的，是与宦官集团斗争的武器。

由于宦官不愿意放弃到手权力，“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斗争激烈，最终导致两次党锢之祸。汉灵帝比桓帝更信用宦官，他曾指着两个恶名昭著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汉灵帝把朝政全交给宦官，使政局更为恶化。

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184年，黄巾之乱爆发，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灭亡。

汉代汉灵帝的时候，汉灵帝无能，被十常侍操纵。十常侍是指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这十二个宦官。汉代时候宦官乱政已成常态。其中最得宠的就是张让和赵忠。古代的皇帝一旦无能，被宦官操纵就特别常见。就算不被太监操纵，也逃不了被外戚或者权臣当做傀儡的命运。

十常侍罪状和其他乱政的官员一样，徇私枉法，买官卖官，贪污受贿，操纵天子。一般来说只要到了操纵皇帝这个程度罪名都差不多。不管是类似张居正的改革派实干家还是类似十常侍这种专门为了一己私利祸国殃民的宦官，到最后的罪名无非上面列的那几种。因为作为人臣他们的地位已经到顶峰了，除了皇帝就是他，而且皇帝还不管事，就剩一个皇帝名分了。你说这时候他们还能犯什么罪？而且这时候他们就算不犯罪，到后来倒台被仇家清算的时候，架空天子就是重罪。

十常侍既然到了这个位置，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奢靡是肯定的。吃的用的和皇上一样，甚至比皇上还好，这肯定是一罪。然后就是管理政府，既然要管理政府，拥有政府的人事任免权，那肯定用的就是对自己有利的人啊。这又是一条用人失当、任人唯亲的罪名。这条严重了就是买官卖官，谁有钱谁上。还有就是对国家大事的处理失当，该办的事情不去办，不该办的事情非要去办。

说白了，他们所有的罪名归根结底就是一条，架空皇帝。给了反对派口实。反对派被十常侍打压，能翻身的时候肯定要报复十常侍啊。不像皇帝自己掌权，同样一拨人，要是皇帝本人打压呢，谁都说不出来啥。毕竟是天子，整个天下都是他家的，给你一口吃的就不错了，打压打压你怎么了，是不是？

赵忠，人名，同名人士有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山西省劳动模范，原海军装备政治部副主任、剧作家，东汉末年宦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下面分别详细介绍

董卓，灵帝时，任并州牧。昭守元年，即公元189年，率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专断朝政。曹操与袁绍等起兵反对，他挟献帝西迁长安，自为太师。董卓残暴专横，纵火烧洛阳周围数百里，使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后被王允、吕布所谋杀。

01、割据凉州 拥兵观变

董卓( -192年），字仲颍，生于陕西临洗（今甘肃峨县），是当地的一个大土豪。董卓生得眉粗眼大，腰壮体肥，练就了一身好武艺，骑在马上能左右开弓，几乎百发百中。他为人粗糙，性格豪爽，也有心计。为了笼络人心，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凭着富厚的家产，到处施舍，广交豪杰，因而博得了“健侠”的美名，很受当地人的尊敬。

当羌族豪帅（首领）到他家做客时，为了表示敬重，他不惜杀耕牛来招待，所以很讨豪帅们的欢心和信任。但董卓非常霸道，凭自己的一身武艺，好勇斗狠，野蛮残忍，一旦谁不合他的心意，他必将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一些豪帅都领教过他的这一手，所以对他又很畏惧，都愿意归附他，听他调遣这时的董卓，已体会到要发展自己的势力，一要靠强暴制服对手，二要靠蒙蔽笼络人心。

渐渐地，他在陇西和羌族中都有了一定的名声，当地官府也注意到了他，让他做了凉州的兵马掾，带兵巡守边塞，维持地方社会秩序。兵马掾的官职虽然不高，但从此，董卓开始涉入了官场生涯。

董卓之所以会被起用，主要与东汉政府面临的十分棘手的西羌问题有关。公元107年夏天，羌人因不堪官府的残酷统治而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尽管他们使用的仅是些竹竿木棍之类的武器，却多次打败东汉的地方军队。而汉族人民配合羌族人民的斗争，使反抗斗争扩大到了四川、贵州、山西、河南等地。直到公元118年，东汉政府耗费了240多亿的军费，才把羌汉人民的联合斗争完全镇压下去，而东汉政权也因此遭到了严重的削弱。正当东汉政府惊魂未定时，公元140年，羌族人民第二次大规模的斗争又爆发了。

一直到公元145年，东汉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但又耗费了80多亿的军费。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公元159年，羌族人民又掀起了第三次反抗斗争的高潮，并坚持斗争达十几年之久。在这样一种现实面前，董卓这类在羌族中有一定威望和势力的人就被当地官府看中，想借助他们的力量去分化和镇压羌族人民的反抗。

董卓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用沾满羌族人民鲜血的屠刀，为自己升官发财，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开辟起道路来了。在镇压羌族人民的不断反抗斗争过程中，屡立战功，官职也不断升迁。

他先后任县令、郡都尉，西域戊己校尉等，最后做到了并州刺史、河东太守。可以说，这一时期，董卓的官场生涯是一帆风顺的，但他在镇压黄巾大起义过程中却遭到了一次挫折。

东汉中后期的一百年间，王朝的宝座上先后坐过8个15岁以下的小皇帝，最小的刚生出一百多天。这些小皇帝年幼无知，容易受人摆布，因而造成了外戚专权的政治局面。这些小皇帝有三个幼年天折，其余5个长大成人后，都曾依靠宦官剪除了当权的外戚势力，从而又先后形成了五次宦官专权的局面。最后，宦官在争权过程中占了上风。

公元167年继位的灵帝（当时只有12岁）在宦官张让、赵忠的支持下，除掉了外戚窦武家族的势力，而灵帝实际上也成了宦官手中的傀儡，以致灵帝竟多次不知羞耻地声称：“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忠侍（赵忠）是我的母亲”，主权关系也被颠倒了。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加紧对人民的掠夺，使当时政治极端腐败，从而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化，终于导致了公元184年的黄巾军大起义。

黄巾起义军的领袖叫张角，河北巨鹿人。他本是个用符水替人治病的道人，道号叫“太平道”。当时，他看到东汉政府的残暴统治，使人民无法生活了，就利用自己治病的机会，到处传道，积极发动和组织人民。十几年间，他的信徒已遍布了大半个中国，有几十万人。他把信徒按地区划成了36方，大方万人，小方也有六七千人。

在传道，组织民众的同时，他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斗争口号，并于公元184年领导了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因为各地起义军都头裹黄巾作为标志，所以这支起义军被称为黄巾军。起义开始后，形势发展很快，农民军所到之处，烧官府，杀官吏，攻打豪强地主的庄园。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统治者。

东汉统治者面对黄巾起义军的浪潮惊恐万状，乱成一团。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军，外戚与宦官间的争权斗争也暂告平息。汉灵帝拜外戚何进为大将军，保卫洛阳，并派皇甫嵩、卢植率军镇压黄巾军。

卢植率军前往河北进攻张角率领的起义军，结果被张角打得大败。汉灵帝大怒，勒令他回朝受审。于是，汉灵帝任命了因镇压羌族人民反抗而立下赫赫战功的董卓为东中郎将，率领他的凉州兵军队，以代替卢植，镇压张角领导的起义军董卓心想，凭借自己的才能以及对付羌族人民的一套野蛮残忍的手段，可以一举 击败农民起义军，这样的话，自己就可以与皇甫嵩等朝廷重臣并起并坐了。

然而他得意得太早了，万万没有想到，他面对的已不是松散的羌族武装，而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且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起义军。一天，他率领军队刚与张角起义军对阵，便遭到了起义军的迎头痛击，只好丢下无数粮草，一路抱头鼠窜 最后躲在了曲阳城中不敢出战。汉灵帝闻之大怒，罢免了他所有的官职。

董卓经此挫折，并不甘心，他积极寻找东山再起的时机。过了不久，他又被重用。就在这年（公元184年）冬天，北地郡、先零羌等地的羌汉人民响应黄巾大起义。为推翻东汉的统治，向当地官府发动了进攻，他们火烧州郡官府杀死刺史太守。起义大军是此伏彼起，声势浩大。第二年春天，起义军数万人打出了讨伐宦官的旗帜，开始了对长安一带的进攻。这场斗争震动了洛阳。汉灵帝看到西羌问题再一次严重，就急忙起用对付西羌问题有一套的老手董卓为中郎将跟随车骑将军张温，一起出征。在攻打过程中，张温手下诸将均被起义军击退，董卓也一度被起义军逼到一条河边，包围起来。当时前有义军，后有滔滔河水他急中生智，想出了一条计谋。

他命令士兵拦河筑坝，假装为了捕鱼充饥，以迷惑起义军，暗地里挖清河坝下游的淤泥，乘着天黑将大军偷偷地带过河，等待起义军发觉追来，他已率军逃过河，并下令开坝放水，还淹死了不少起义军。后因起义军内部发生分歧，放弃了战斗，于是，张温下令班师回朝。张温将此次出征情况禀报朝廷，汉灵帝见董卓立了大功，就下诏封董卓为郡乡侯，赐食邑于户并任并州刺史，让张温通知董卓。而这时，董卓已经知道被封侯的消息，因此趾高气扬起来，认为这次出征能够获胜，完全是自己的功劳，对张温派人来唤他去接受诏封的催促是爱理不理，气得张温心中直骂董卓太狂妄，不识抬举。张温的一些手下如孙坚更是不满董卓居功自傲，气焰嚣张的神态，他向张温指出，一旦董卓大权在握，必然扰乱朝政，建议把董卓除掉。可惜这建议未被张温采纳。

正是这样，董卓凭借着自己统帅的一支极其野蛮残忍且封建地域性极强的凉州兵集团，在镇压西羌人的反抗过程中，乘机扩大势力，确立自己在凉州地区的割据地位。而东汉政府为了对付十分棘手的西羌问题，对董卓也非常器重，多次以升官来笼络他。此时的董卓既是地方军阀，又是朝廷命官，势力可谓是越来越大了。而随着势力的扩大，董卓的政治野心也越来越大了。特别是看到由于农民起义的打击，东汉王朝日益衰落后，他竟滋生了夺取政权，独揽朝政的欲望。他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变化，等待时机。

随着黄巾起义军的主力被镇压，西羌局势的相对缓和，东汉政府也注意到董卓的势力很大，就想解除他的兵权，以免后患。汉灵帝采取了明升暗降的方法，下诏让董卓到朝廷担任少府。狡猾的董卓一眼看出了东汉统治者的用意所在，于是，就以他率领的胡羌兵极其愚忠和凶悍，自己离开了，恐怕他们不能服从别人指挥，会骚扰地方甚至发生政变为由婉拒了朝廷的命令。公元189年汉灵帝临死 前，拜董卓为并州牧，并要他把军队交给皇甫嵩管理。但董卓又以自已无勇无谋，惟与胡羌兵亲如兄弟为托辞，拒绝交出军队。相反，他以愿意率领凉州兵团，加强北地郡的防务为由，将军队带到了靠近洛阳的河东地区，拥兵自重，进一步等待夺取政权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