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巴金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从1931年问世至今，一直以其特有的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长篇小说《家》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缩影。从表面看，高家“一家人读书知礼、事事如意”，家庭内部尊卑有序，礼法森严；但实际上，在这个大家族中处处都充满着激烈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老太爷的招牌，耍尽了花招。他们先是闹“鬼”，吓死了老太爷，接着又闹“避血光”，害死了瑞珏；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战，导致商场被毁，但却硬逼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家。除此而外，这个封建大家庭挥霍奢侈的寄生生活，还造就了一代整日只会挥霍无度，过着穷奢极欲糜烂生活的“败家子”，这在高家“克”字辈人物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如高老太爷最喜欢的五儿子克定，不但嫖、赌、抽大烟、玩小旦样样精通，而且还骗取妻子的金银首饰去当卖，在外面私设公馆，蓄妓取乐。　　

　　作品在揭露这个封建家庭罪恶的同时，还侧重表现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青年一代的摧残和迫害。觉新和梅本是青梅竹马、真诚相爱的一对恋人，只是因为双方母亲在牌桌上有了摩擦，就儿戏般地拆散了这对情侣，使梅在痛苦的折磨中悲哀寂寞地离开了人间。瑞珏是在陈姨太之流闹“血光之灾”的邪说中丧命的，她和梅一样，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被封建礼教摧残的除了梅和瑞珏外，还有在高家做丫头的鸣凤、婉儿等。鸣凤只有17岁，就被高老太爷当做一件礼物送给了“死教会”的老恶棍、年已花甲的冯乐山做小，结果这位年仅17岁的少女被逼得走投无路，投湖自尽了。然而，鸣凤的死却没有使这场悲剧完结，丫头婉儿又很快被高家用来替代鸣凤，继续着人生的悲剧。　　

　　作品还表现了以觉慧为代表的一代觉醒了的青年同这个罪恶家族的斗争。这些青年受“五四”反封建巨浪的影响，一方面在社会上积极参加宣传革命思想的学生运动，一方面在家庭内部和封建势力、封建礼教展开勇猛的战斗，最后，他们真正敲响了这个封建大家庭的丧钟。　

　　《家》是一部思想相当深刻的现实主义力作，作品通过以觉慧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与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腐朽势力的激烈斗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腐败与黑暗，控诉和揭示了大家族和旧礼教、旧道德的罪恶以及吃人本质，并且揭示了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同时，作品还以极大的激情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以及他们与罪恶的封建家庭的决裂。

　　《家》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

　　高老太爷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作为这个封建大家庭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作品突出表现了他专横、冷酷的性格特征。在高家，他的话就是法律，谁也不能反对。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他坚决反对孙子们进学堂和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他逼觉新和瑞珏结婚，制造了觉新和瑞珏、梅三个人的爱情悲剧。他对家中男女仆人视同牲畜，硬是把只有17岁的鸣凤送给60多岁的冯乐山做小老婆。鸣凤死后，他又把婉儿抬到冯家受煎熬。在高老太爷的生命中，维护大家庭的秩序、兴盛，是他意志的全部。也正因此，当他临终前，意识到这个家似乎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时，又极力挣扎，企图用慈祥、温和、自我忏悔将已走上新路的觉慧等拉回到老路上来。当然，高老太爷的挣扎是徒劳的，高家最终没有免于崩溃的命运。作品通过塑造高老太爷这样一位腐朽反动的人物，表现出了封建制度以及旧礼教、旧思想、旧道德必然灭亡的趋势。

　　觉新是作品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他性格上充满了矛盾，是个“有两重人格的人”。觉新善良，待人诚恳，原是旧制度培养出来的、有较强传统观念的人。由于他处于长房长孙的位置，因此，为维护这个四世同堂大家庭的“和平共处”，他凡事采取“不抵抗主义”，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他爱表妹梅，但当这段美好的恋情被长辈无理地扼杀后，他并不反抗，对父亲为他与李家订的亲事，也表示顺从，然后回房蒙头大哭一场，与瑞珏完了婚。祖父死后，陈姨太无端以“血光之灾”为由，不许瑞珏在家里生小孩。觉新虽然觉得这有如“晴天霹雳”，但还是接受了，将瑞珏送到城外荒郊的茅屋中，结果封建迷信吞噬了她的生命。觉新身上虽然有着很严重的旧观念的束缚，但他又是个接受了新思想熏染的人，因此，在他心中，善恶是非是有着清楚的界限的。他也有过美好的向往，与表妹梅的相恋就是他对爱情的追求；同时，他也同情受压制的青年，如暗中帮助觉民逃婚，帮助觉慧离家出走等。新思想虽然触动了他的心灵，但封建旧观念却如同沉重的枷锁压得他无法喘气，使他在精神上常常处于极度痛苦之中。他恨旧东西，自己也是旧礼教的牺牲品，封建大家族制度的殉葬品； 但由于他受封建传统观念毒害较深，丧失了反抗能力，因此在“不抵抗主义”支配下，处处妥协，不自觉地扮演着旧东西的维护者的角色。总之，觉新是一个有着“双重性格”的悲剧人物。他性格中的这种矛盾性，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某些时代特征。作者通过塑造这一典型人物，批评了“不抵抗主义”，指明对于封建旧制度、旧观念，反抗才是避免悲剧的惟一出路。

　　觉慧是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的形象。“五四”新思潮给了他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这使他逐渐认清了封建家庭的黑暗、腐朽以及罪恶。正因为如此，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热心办刊物，宣传进步思想。在家中，他有正义感，同情下层人物，勇于反对封建束缚。在婚姻问题上，他敢于冲破封建等级观念，毅然和丫头鸣凤相爱，同时积极支持觉民抗拒包办婚姻。对于长辈们装神弄鬼等迷信行为，他也敢于大胆反抗。最后，他义无返顾地走出了家庭。当然，觉慧性格中除了有大胆叛逆的一面，也有单纯幼稚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周围的一切（包括“家”）虽然愤恨，但还不能作出完全科学的分析，有时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他与鸣凤相爱，又经常处于矛盾中

　　这样回答可以吗？

巴 金1931年完成的《家》描写的是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①的故事。有人称赞其为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描写封建大家族衰亡的杰作，然而《家》没有《红楼梦》“补天”的用意，它的艺术视点集中在对封建家族制的解剖上，它以真实而虚构的艺术组合，通过高家的溃败，展示了社会的一角。巴金说，他写《家》的目的，就是要“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J’accuse（我控诉）。我不能忘记甚至在崩溃的途中它还会捕获更多的‘食物’：牺牲品。”“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②作者以满腔的爱向旧制度发出了强烈的控诉，以至到了40年代他写作《秋》时，全民正进行抗战，他仍然认为“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③，可见作家对封建制度认识之深，怨恨之广。作家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作品之中，就像他1985年书面答复法国《解放》杂志主编时说的“我是在作品中生活，在作品中奋斗”，他是通过人物生活和奋斗。这也是这部作品至今仍能打动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巴金创作《家》的动机之一是要用此小说来拯救他大哥，在酝酿这部小说的时候，在与大哥的通信与交谈中，都叫《春梦》，当时考虑的主要是写性格，想到的是一个苟安怕事的人，眼光主要还局限在个别人物性格及其命运上面。1929年夏天巴金在上海与大哥李尧枚有过一段难忘的相处，大哥把一个丰富的生活宝库帮他打开了，作者丢开了空中楼阁般的虚拟的幻影，为他的小说找到了丰富的生活源泉和真实的背景，也找到了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他又进一步向里开掘，日渐深入地挖开自己的“回忆的坟墓”。于是他看到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生活图画：多少人在这里作威作福、骄奢*逸、腐朽堕落，又有多少人在这里受苦、呻吟、挣扎、灭亡。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个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和必然灭亡的命运。本来，巴金从开始创作的一天起他所要攻击的便是制度而不是个人，这时候他更认准了攻击的目标，更有勇气向这个腐败的制度提出控诉。由此，一个无限广阔的艺术创造的天地在作者面前展开，他看到的已不只是他大哥等一两个人，而是一个社会，一个制度，是构成这个社会和制度并在不停地活动着一群人：上面有统治者、压迫者、吃人者，下面有反抗者、被压迫者和牺牲者。由这些人组成的一个封建大家庭便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至此，巴金关于《春梦》的创作思想得到深化与升华，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怀着对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反抗、愤怒和诅咒，为一代青年呼吁，向罪恶的旧制度提出控诉，并揭示这个制度必然走向崩溃，《家》便应运而生。

一、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的腐烂与虚伪

封建制度统治中国几千年，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下不对上，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在世人面前个个道貌岸然，俨然正人君子，背地里却露出的是肮脏、下流、无耻的嘴脸。

《家》中高老太爷是这个家庭威严的象征，然而，他自己又在亵渎着家族的尊严。他在子孙面前道貌岸然，进行着“万恶*为首”之类的庭训，自己却玩小旦，娶姨太太，过着荒*的生活。在庆祝高老太爷六十六岁寿诞，更是演出一幕生动的人间假剧、丑剧。在正式庆祝的三天里，“到处都是人，都是吵闹的声音，都是不自然（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的笑脸。”客人们听的是“几个瞎子拉着胡琴在那里唱*荡的小调，男人尖起喉咙拚命挣出女音，女人又极力装出男人的粗大的声音”，“大家围着一个布帷听里面的特别口技，因为布帷里面发出的尽是些使人肉麻的男人跟女人调情的声音”。演的戏又是什么呢？“除了几出应景的戏外，大部分的戏都是戏单上没有的”，“因为有些尊贵的客人临时点了些更动人、更有趣的戏”，这些戏“到了使得女客和年轻人红脸而中年人和老年人点头微笑的地方”才给赏。 “得了赏封的旦角便向着那个给赏的尊贵的客人请安谢赏，飞了眼风，尊贵的客人的庄严的脸上立刻现出了满足的笑容。” “但是这样还不能使那些尊贵的客人十分满足。于是在一出戏演完以后那个得赏的旦角还要带装下台给尊贵的客人陪酒。”“于是笑声，叫喊，以及种种恶俗的丑态，甚至是年轻人所梦想不到的，都在尊贵的客人的席上表现出来了”，而高老太爷“他看见了这一切，满意地微笑了。”这里全然没有了这些“尊贵”的货色们所大力宣扬的礼义廉耻了，在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如此之表现，就连“旁边伺候的仆人们交头接耳地议论他们”原先以封建礼教遮盖着的高家，在这三天里完全显露出了本相。小说通过这些情节的描写，深刻揭露出了封建阶级龌龊的灵魂和他们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

正因为高老太爷自身的荒唐与堕落，所以他无法制止儿子克安、克定浪荡的腐化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兄弟二人串通一所地在外面设立小公馆，花天酒天地鬼混，只不过是高老太爷年轻时候的翻版。

人世间最重的亲情在这个家族中依然是那么虚伪，人们平时对高老太爷似乎是百依百顺，敬重惟恐不周，孝顺惟恐不到，但老太爷病重之时“人们依旧在笑，在哭，在吵架，在斗争。便是少数因为他的病发愁的人，也以为他的病不要紧”，他的两个儿子更是趁着这个机会在“金陵高寓”里逍遥快活，高老太爷刚刚死去，家里又开始忙活了，但众人是“借死人来维持自己的面子，表现自己的阔绰。”没过多久，家人们更为财产和权势争吵不休。这些情节把封建家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祖孙之间的真实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

这些虚伪与做作甚至连高老太爷自己都知道了“大家都在欺骗他”，然而他又何尝不是以一副假面孔在训导、欺骗着所有的人呢？巴金在作品中将这一幕幕荒诞不经的剧像正剧似地上演，揭示出了这个大家族的陈规陋习和腐败的面目，同时也痛彻地控诉了这样一种假道学的制度已经病入膏肓，还处在统治地位，不知道还要毒害多少人的灵魂。

二、控诉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

在小说里巴金除了集中反映封建阶级的虚伪、腐烂之外，更着力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及罪恶。马克思曾说过“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④巴金在小说中通过“娱乐”这个切入点形象地展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正月里高家请了一班耍龙灯的人来家取乐，克定准备了大量的花炮，这些花炮是用来对准耍龙灯的人放的，以烧烫人的皮肤取乐。巴金在这里怀着强烈的感情借觉慧之口控诉了些惨无人道的所谓娱乐。“你以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吗？你以为只要出了钱就可以把别人的身体用花炮乱烧吗？”

巴金以自己生活了十九年的李氏家族为原型塑造了高氏一家，而高氏一家是当时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代表。这样的家庭里究竟是怎样的生活呢？他短篇小说《在门槛上》里一段话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那十几年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我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人在那里面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永远做不必要的牺牲品，最后终于得着灭亡的命运。……那十几年里面我已经用眼泪埋葬了不少的尸首，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者，完全是被陈腐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有了这层痛苦的感受，巴金写《家》的动机还有对不公平命运的反抗和对摧残青年的旧制度的诅咒，“要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的牺牲者‘喊冤’！” ⑤旧制度的虚伪毒害了人的灵魂，而旧制度更可怕的地方还在于可以夺取人的生命。《家》中三位年轻女性的死就是作者发出的最强的控诉之声。

1、鸣凤的死。鸣凤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少女，从小失去父母，被卖到高家当了八年丫头，如今长到十七岁。她聪明善良，性格温柔，美貌多情，但受尽折磨与凌辱。正当爱情悄悄降临之时，高老太爷却作主将她送给六十多岁的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去做姨太太，于是她的一切都被断送了。为了“落得一个清白的身子”，也为了抗争和控诉，投湖自尽。在投湖那一刻，作者在小说里花了大量笔墨来刻划人物的内心活动，有对身世的感慨，有对爱情的向往，有对死的意义的思考，然而最大的感受还是孤寂，写到这里，作家只怕内心也像投进了湖水里一样冰凉。鸣凤以死相抗争，来寻求解脱，然而她的悲剧并未结束，高家并未因为她的死而终止对年轻生命的漠视。鸣凤死了后，就用婉儿顶替，婉儿嫁过去后，“在冯家是活受罪。老头子倒喜欢她，就是脾气怪，会折磨人。老太婆发起脾气来，连老头子也怕她，她总是拿婉儿做出气筒！”这样的生活婉儿是早就预料到的，因此她上轿时对四房的丫头倩儿说：“我迟早也是要死的。不死，以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就是活着也还不如死了好。你就当作我已经死了。你给鸣凤烧纸的时候，请你也给我烧一点。就当作我是个死了的人。”这是一番怎样痛苦的表白啊。这是一群“被悲哀压倒了”的生命，他们不过是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随意蹂躏的玩物。他们生命的湮灭仅仅让大家“知道少了两个婢女”。旧制度吃人的獠牙早已经扎进每一个鸣凤的心脏里，夺走鲜活的生命只是时间和时机的问题。

2、梅芬的死。梅芬从小与表兄觉新生活在一起，由两小无猜发展到私恋的情人，在别人眼中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只因为双方的母亲在牌桌上斗气，这一对有情人便被活活拆散，又因“母命”远嫁外地“冲喜”，不到一年又守寡回家，她认为“活着只是拖累别人”，整天只是“靠着回忆生活”，任凭命运摆布，自己不能作一点主。顽固的母亲和自己的礼教意识使她不能再嫁，最终忧郁致病，至死都不得瞑目。“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这一腔哀怨埋在心里永远无处诉说了。觉慧在梅芬的灵前说说出这样一段话：“一些哭声，一些话，一些眼泪，就把这个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埋葬了。梅表姐，我恨不能把你从棺材里拉出来，让你睁开眼睛看个明白：你是怎样给人杀死的！”是谁杀死她的呢？是她母亲哭诉的“是我害了你，是我做妈的瞎了眼睛，不晓得你的心事。我把你们的好姻缘拆散了，苦了你一辈子，落得这个下场”？绝非是她母亲一人之力所致，她是在旧制度的细细碾压下消亡的，正像觉慧痛惜鸣凤说的话，是“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社会都是凶手！”。

3、瑞珏的死。瑞珏是觉新的父亲通过拈阄的方式选定的儿媳妇，是一位温柔贤惠，美丽善良的女性，她爱着自己的丈夫，体贴自己的丈夫，理解自己的丈夫，她是觉新精神上最有力地支持者，虽然她跟随觉新受了不少苦，但始终恪守本分，她可以说是高家的唯一的良心，瑞珏的赢得了包括下人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的爱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温存、善良的女性也惨死在家族内部的相互斗争与倾轧上。为避免纯粹是无稽之谈的“血光之灾”，被迫在临产前搬到城外很远的一个阴暗潮湿的住所，最终因难产而死，可悲的是瑞珏在痛苦地挣扎时，大声地呼唤丈夫觉新时，两扇薄薄的门板却挡住两个相爱的人最后的诀别。一惯忍让、懦弱的觉新这时“突然明白了，这两扇小门并没有力量，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这一切全压在他的肩上，把他压了这许多年，给他夺去了青春，夺去了幸福，夺去了前途，夺去了他所最爱的两个女人。”这略显直白的愤怒的控诉无疑表明高家乃至整个封建统治者真是丧尽天良，也表明了旧制度的穷途末路，充满了血腥味。

巴金在《家》里塑造的鸣凤、梅芬、瑞珏这几个“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女性，在她们身上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悲愤， “为什么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就应该为那些可爱的陈旧观念，为那种人造的礼教忍受种种痛苦，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不相信那个充满血腥味的可怕的‘道理’。即使别人拥护它，我也要反对。”⑥巴金用各种类型的青年的血和泪，向那个不合理的制度，发出了他的“我控诉”！

三、批判了新生代的思想弱点

正是由于封建制度的虚伪、腐烂、凶残，注定了它必将没落，必将彻底失败。《家》反映的历史背景就是“五四”那一段革命激流汹涌澎湃的时代，在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新势力的冲击之下，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已呈土崩瓦解之势，高家第三代中已经出了几个“叛徒”，他们向往新生活，追求自己的理想，反抗封建统治，然而，作者巴金又遵循严肃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在他们各自的遭遇中又暴露出思想上的弱点。

在小说中，作者用力最多的是觉新，他是一个介于高家封建家长和叛逆青年之间的地位特殊、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的原型就是作者的大哥李尧枚。巴金对他爱得最深，也最为他感到痛心。他写觉新主要是通过他的遭遇控诉封建制度的罪恶，唤起人们的警觉。巴金说：“正因为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于此可见他的深长用心。觉新是个性格复杂的人，他的一生，与其说是一个性格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个生活、社会的悲剧，他中旧制度的毒太深，最终没能逃脱被旧制度猎食的命运。作为五四时代的青年，他也曾萌生过理想和追求，渴望自由和个性解放，觉新是一个有着美好的心灵，却被专制的宗法教义扭曲变形，逆来顺受，甚至无形中充当了旧制度的帮凶，两个他爱着也爱着他的女子的死他无法脱掉干系。少年时代的觉新，有着许多美好的素质和禀赋。他善良、聪颖，有理想，有过对婚姻自由和幸福的追慕。但是，作为高家的长房长孙，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他就为阴暗的命运所笼罩，反动的制度浸*到他的思想里，“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磨掉了他的青年人的锐气，也化解了他心中的怨愤和不平。在父亲去世后，又不情愿地当起了“承重孙”。这使他成为“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他是高家反动势力和进步势力争夺的焦点，双方都对他施压，他介于这两种势力之间，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为封建家庭的没落感到悲哀，另一方面又出于骨肉亲情同情觉慧、觉新这些“叛逆者”；一方面屈从专制家长使自己也沾上了死者的鲜血，另一方面他和他的亲人也同样遭到严重伤害，成为一个牺牲品。他始终任人播弄，一味敷衍，按照别人的意旨行事，“含着眼泪忍受了一切不义的行为”，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牺牲了理想，牺牲了前程，牺牲了爱情，牺牲了至亲，最后自己也随着家庭的崩溃而走向深渊。

巴金在《家》中塑造觉新这么一个复杂的形象，一方面通过觉慧的口批判他的“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另一方面又通过他的人生悲剧来控诉反动的旧制度，第三，觉新在一系列的打击之后也有了转变，使他逐渐理解了觉慧的行为，并予以实际的支持。“我们这个家庭需要一个叛徒，我一定要帮助三弟成功，他也可以替我出一口气。”“你们看看吧，家里头并不全是我这样服从的人！”表达了觉新开始觉醒的心声。作者在控诉中也在抗争，也在欢呼旧制度的早日灭亡。

觉民和觉慧的叛逆行为则是整个旧制度瓦解过程中非常尖锐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不仅彻底否定封建礼教对青年一代的束缚，而且也极为蔑视封建家长在大家庭里的*威，发出了“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的呐喊。然而他们的种种行为又显出了他们的幼稚。觉民的全部叛逆行为只停留在追求个人婚姻自主的水平上，全部热情沉湎于恋爱之中，对轰动一时的学生运动也失去了应有的关注。当然，他的反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觉慧是反封建方面最勇敢、坚决的一位，他也首先看出了自己身处的封建家庭必然没落的趋势，并且渴望它能尽早地土崩瓦解。但巴金并未将他塑造为一位高大全的反封建斗士，在描写觉慧为反抗封建专制制度强加于自身的迫害、对鸣凤为爱情而殉身所感到的极度痛苦、内疚、悲愤时，是怀着同情、赞赏和批判这样很复杂的感情的，作家对于觉慧所受到的来自家庭的残害及坚决的反抗是同情和赞赏的，但对于他在鸣凤生死关头暴露出来的不想反抗的态度、灵魂深处隐蔽的软弱则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另外在高老太爷临死前觉慧一反常态的悲痛我们似乎也能看到他灵魂深处的阶级局限。然而这些弱点的存在依然无损于觉慧进步者的形象，小说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达到了很高的现实主义成就。

作家在小说中暴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中诞生的新生代思想上的弱点是符合时代特点的，统治中国长达千年的旧制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涤荡干净，统治地位可能没有了，但旧制度的流毒仍会祸害很久，连它的反叛者都不免受到影响。这是作者所最为关注，也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

《家》这部作品诞生至今已近80年历史，但今天读起来依然是那样的扣人心弦，打动人心，这一切都源于作者发自内心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我写《激流》并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没有浪费读者的时间，它们并不是写了等于没有写的作品。”⑧是的，《家》还有生命，它还没有过时，因为生活中的封建残余及其影响还大量存在，还在继续吞噬着年轻的生命，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家》还会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继续向人们揭露封建主义的罪恶，向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发出控诉。《家》必将长留人间。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 ，1925年毕业。1927年旅居法国。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到日本。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50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1988年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巴金（1904～20051017）,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以及《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砂丁》《萌芽》（《雪》）《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短简》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间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主编有《文季月刊》等刊物和《文学丛刊》等从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便是这方面的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曾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主编《收获》杂志。他热情关注和支持旨在繁荣文学创作的各项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报告文学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集《爝火集》、散文小说集《巴金近作》、随笔集《随想录》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选》。《创作回忆录》等多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内，新编的《巴金全集》于1986年起陆续出版。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多年来他还出版了大量译作。巴金小说创作最为著称的是取材于旧家庭的崩溃和青年一代的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这方面写得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动过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灭亡》 相关评论：巴金的处女作。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相关评论：爱情三部曲是巴金最喜欢的作品，每个主角都有朋友的影子。

　　激流三部曲

　　《家》

　　相关评论：《家》也许不是巴金最好的作品，但绝对是最有人缘的一本。

　　《春》

　　相关评论：《春》给了许多年轻人叛逆的勇气，巴金因此也成了许多年轻人的咨询对象，众多咨询者中，有个女孩叫萧珊。

　　《秋》

　　相关评论：激流三部曲中最成功的形象无疑是“多余人”觉新。巴金决定用这个“大哥”做线索来揭示一个大家庭的衰败。

　　《憩园》

　　相关评论：同样是写旧家败落的故事，却不再着力于对专制家庭的批判，字里行间流露着的是悲天悯人的同情与怅惘。

　　《寒夜》

　　相关评论：《寒夜》对人物关系与心理的描画已经到了“无技巧”的境界，这部被称为平民史诗的杰作充分显示出巴金惊人的想象力与洞察力。

　　《随想录》

　　相关评论：这套散文集引起很大震动，被称为“说真话的大书”，作者也因此获得“世纪良心”的称号。

《家》主要人物形象分析：

1、高老太爷

他是封建主义的象征，主要性格特征是专横与残忍，象征着旧家庭和封建制度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小说中，他是高家的最高统治者。高老太爷另一个特点是虚伪，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他和其他剥削者一样精神空虚，灵魂丑恶。

2、觉慧

主要性格特征是幼稚和大胆，具有叛逆精神。他大胆的冲决一切陈腐观念和秩序。他是一个激进，大胆，而又幼稚，单纯的知识分子。

3、觉新

觉新是封建家庭中的软弱者，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又怯于行动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一个新旧参半的人物，他打小就接受封建的正统思想的教育，但是他眼见到自己家庭的败落从而也对封建思想感到不满。

4、鸣凤

本文所写的鸣凤，是故事中第一个惨死的年轻的丫环。作者对于她的不幸命运的描写，集中地暴露了封建压迫的残酷。鸣凤是一个聪明、美丽、善良的姑娘，她与高家的三少爷觉慧相恋，向往着自由和幸福。但是，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她的丫环地位就决定了她的悲惨命运。

巴金《家》作品赏析

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

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

巴金出生于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仁爱的母亲,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他从母亲这里懂得了爱,懂得了宽容巴金幼年另一位老师是轿夫老周老周总跟他说：“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诞生

〔成都〕

11月25日(农历甲辰年10月19日)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从1928年写完《灭亡》时起，开始使用笔名“巴金”，沿用至今。

原籍浙江嘉兴。高祖李介庵作为“幕友”从浙江到四川定居。曾祖李王番，著有《醉墨山房仅存稿》。祖父李镛(号皖云)，也做过官，后闲居在家，为大家庭的家长，有五子一女(子：李道河、李道溥、李道洋、李道沛、李道鸿；女：李道沆)。他印过一册《秋棠山馆诗钞》送人。父亲李道河，曾任四川广元县知县；母亲陈淑芳。

巴金有同胞两兄、两姊、两弟、三妹：大哥李尧枚(1897——1931)，三哥李尧林(1903——1945)；二姐李尧桢(1898——1915)，三姐李尧彩(1899——1924)；十四弟李尧椽(1913——），十七弟李尧集(继母生，1917——）；九妹李琼如(1909——），十妹(1910——1917)，十二妹李瑞珏(继母生，1916——）。(以上兄弟姊妹均按大排行)。

整个大家庭有长辈近二十人，兄弟姐妹三十余人，男女仆人四、五十人。

1909年(清宣统元年)

〔成都——广元〕 五岁

父亲出任四川北部广元县知县，随父母前往。在广元县衙门内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道在家塾就读，先生姓刘。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背诵《古文观止》，并在晚间从母亲学读《白香词谱》中的词。在书房由六十岁的老书僮贾福服侍，生活起居由杨嫂照料，十二、三岁的姑娘香儿陪伴玩耍。

大妹(九妹)琼如生。

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

〔广元〕 六岁

夏 二妹(十妹)生。从母亲房里搬出，由女佣杨嫂照护。

十二月 26日(农历庚戌年11月25日)为庆祝祖父生日敬神，因讨厌礼节不肯磕头，第一次挨母亲的鞭子。

约本年，对父亲坐堂用刑、犯人受刑后叩头谢恩不解，对母亲命人用皮鞭抽打在十妹出痘期间偷吃“发物”黄瓜的奶妈一事，亦产生不快。这期间，初步感觉到世上许多事情的不合理。

约本年，留学日本的二叔李道溥、三叔李道洋回四川。二叔在家开办“律师事务所”，三叔曾任南充县知县。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广元——成都〕 七岁

上半年，女佣杨嫂久病而死，留下很深的印象，后以她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杨嫂》。

父亲辞官，随父母回成都。继续在家塾就读，先生姓龙(或姓邓)，具有“新党”思想。

六月 中旬，川汉铁路“保路同志会”成立，四川掀起保路斗争高潮。至7月初，成都保路会开会十余次，群众爱国保路情绪高涨。8月25日起成都罢市，9月7日、8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此后，四川各地纷纷发生武装起义。

十月 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十一月 22日重庆独立，建立蜀军政府。27日，成都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家中制做大汉旗。

十二月 8日(农历10月18日)成都发生军队哗变，城中秩序大乱。父亲和大哥留家，母亲带其他儿女到外祖母家避难，翌日回家。22日赵尔丰被军政府捕杀，这消息使龙(邓)先生高兴，在家里成为大人们许多天的话题。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29日，孙中山在南京当选临时大总统。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成都〕 八岁

一月 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家中做五色旗。

二月 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祖父因革命而感悲哀，父亲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二叔、三叔颇感幻灭。

本年，大哥进中学。

约本年起，常参加大哥和姐姐、堂姐、表姐们的聚会和游戏，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各种酒令。还和三哥尧林及其他兄弟组织新剧团，充任配角；他们自己编剧，复写戏票赠人，在家中竹林里演出。他还常到剧场或在家中看川剧、京剧。这一时期，受家庭熏陶，熟知《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情节。

约本年，二姐患病，母亲曾请四圣祠医院的外国女医生来家治疗。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印象颇深。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九岁

大弟(十四弟)尧椽生。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十岁

〔成都〕

七月(农历) 母亲病故，安葬于成都市郊磨盘山。此后，深深感到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母亲“爱一切人”的教诲，对巴金有很大影响，后来称母亲为自己的“第一个先生”。

在母亲的允许下，返成都后，常与“下人”在一起，同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离开成都。在这些人中，得到了近于原始的正义的信仰和直爽的性格。轿夫老周教他真诚地做人，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后来称他为自己的“第二个先生”。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十一岁

〔成都〕

一月 15日(农历甲寅年12月1日)二姐尧桢死于肺病。

本年，父亲娶继母(邓景遂)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十二岁

〔成都〕

大哥尧枚中学毕业，由家庭包办完婚，并到成都商业场股份有限公司当职员。

继母生三妹(十二妹)瑞珏。

约本年，六叔李道鸿、二哥李尧林、香表哥濮季云合办复写的小说杂志《十日》，三个月共出九期，巴金是第一个订户。他对其中千篇一律的哀情小说感不到兴趣，但佩服他们经营杂志的苦心。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十三岁

〔成都〕

一月 4日陈蕴珍(肖珊)生于浙江鄞县(宁波)迎凤桥。

春 成都发生巷战，川军、滇军混战七天。这期间，二叔的两个儿子病死。巴金和三哥也患喉症。战事刚停止，父亲李道河病逝。父亲死后，更感空虚，向书本寻找慰藉，读了《说岳全传》、《施公案》、《彭公案》、《水浒》等许多古典小说。

父亲死后，大哥挑起了长房的生活担子，以忍受和让步来应付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大家庭内的矛盾加剧。

继母生二弟(十七弟)尧集(遗腹子)。

三哥尧林进中学读书。二妹(十妹)病死。

从本年起，利用晚间跟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的香表哥学习英文。香表哥是对巴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人。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十四岁

〔成都〕

秋 进成都青年会英文补习学校，一月后因病辍止，继续在家跟香表哥学习，持续两年。这期间，第一次直接通过英文阅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史蒂文森的《宝岛》。这两本书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使他受到教益。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十五岁

〔成都〕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思潮涌入四川。大哥从成都市内唯一的一家代售新书报的书铺——“华阳书报流通处”买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后来在该处存放一百元专购新书报。巴金得以读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北京、上海出版的许多新刊物，和成都出版的刊物《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他如饥似渴地接受各种新的思想，并常和兄姊们聚在一起讨论其中论及的各种问题。

本年，曾向留学日本的两个叔叔学过日语，并颇有兴趣地听他们讲日本的一些情况。

1920年(民国九年) 十六岁

〔成都〕

二月 19日(农历已未年12月30日)祖父病故。因祖父逝世，大嫂搬至城外生产。祖父死后，大家庭内部的争斗和倾轧更加剧了，造成的悲剧更多了。

下半年起，读到克鲁泡特金《告少年》中译本，异常激动，给翻印此书的新青年社的陈独秀写信，寻求指导，未接到回信。后又读到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中译本，深受感动。北京大学实社出版的《实社自由录》第一集中刊登的流亡美国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富于煽动性的文章，使他第一次了解到无政府主义的要义，开始有了献身社会革命的明确信仰；后来，称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

九月 同三哥尧林一道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从补习班到预科、本科，在该校读书两年半。

冬 成都学界为反对军阀刘存厚开展请愿活动和集体罢课，巴金亦参与，这是他第一次参与社会斗争。

冬 大哥尧枚因在家庭中受刺激患神经病，时有发作。

本年起，开始向成都师范学校学生、朝鲜人高自性学习世界语，不久辍止。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十七岁

〔成都〕

二月 20日成都《半月》刊第14号出版，读到该刊登载的《适社的旨趣和大纲》后，很感兴趣，写信给《半月》编辑部要求加入。三天后，编辑来访，说明适社在重庆；此后便参与《半月》刊的工作。编辑部的青年朋友吴先忧以实行“自食其力”的行动，教给巴金“自我牺牲”精神，后来巴金称他为自己的“第三个先生”。

四月 1日出版的《半月》刊第17号刊载《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是目前所见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半月》刊17号《本社社员录》中列出他的名字：芾甘。

五月 参加纪念“五一”活动，第一次上街散发鼓吹“社会革命”的传单。

参加组织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并发表《均社宣言》。他们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开秘密会议。自此，开始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

七月 《半月》第24号于15日出版，因发表文章反对军阀政府禁止女子剪发，被禁止发行。

秋 参加《警群》月刊编辑工作，第一期出版后，因与《警群》原筹办者发生争执，原《半月》刊同人联名发表声明，集体脱离该刊，《警群》亦停刊。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十八岁

〔成都〕

上半年 参加创办成都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主办的《平民之声》周刊，主持编辑事务，通讯处设在自己家中，印一千份。第一期出版后即被警察厅禁止发售，但仍半公开地发行；此后用各种办法对付警察厅检查员的干涉和限制。该刊共出十期。在此期间，结识《学生潮》主编之一袁诗尧。袁当时也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来成为***员，1928年被四川军阀杀害。

七月 21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郑振铎编)第44期上发表新诗《被虐〔待〕者底哭声》(共十二首)，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他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本年及次年，先后在《文学旬刊》、《妇女杂志》发表新诗九题二十首、散文一篇，这是他最早创作的一批文学作品。

八月 23日，给《文学旬刊》编者写信，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表示不满。该信署名李芾甘，载9月11日《文学旬刊》第49期“通信”栏，同栏还刊出编者的答复，表示赞同他的意见。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十九岁

〔成都——上海——南京〕

四月 三姐尧彩出嫁作继室，参加婚礼。

五月 和三哥尧林一起，离开成都乘木船去重庆，由重庆沿长江至上海。此时得到大哥的帮助和继母的允许。离开四川的原因，是渴望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投身到新的广阔的天地中去；另一方面，也因无中学毕业文凭，被外专改为旁听生，失去了获得该校毕业文凭的资格。

秋 进上海南洋中学。

年底 去南京，住北门桥鱼市街21号。进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学习。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二十岁

〔南京〕

五月 在广州真社的刊物《春雷》第3期上发表诗作《悼橘宗一》和《伟大的殉者——呈同志大杉荣君之灵》。

秋 结束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的半年补习，进入该校高中三年级。

接大哥信，获知三姐尧彩因难产而死。

本年至1925年在课余认真学习世界语，向上海世界语书店函购书籍自修，并开始据世界语翻译文章。

本年，两次回原籍浙江嘉兴，住在一位年过八十仍在家中作私塾老师的伯祖父家中。

本年，发表译文等近十篇。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二十一岁

〔南京——北京——上海〕

年初 经友人秦抱朴介绍，开始给爱玛·高德曼写信，并收到复信。

六月 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后，南京学生开展声援活动，巴金亦参加。这段生活后来写进了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

八月 毕业于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随即前往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大学。在北京结识曾通信联系的朝鲜流亡青年沈茹秋等，经沈介绍住北河沿同兴公寓。在北京住半月左右，因患肺结核未进考场，在寓中读鲁迅的《呐喊》，得到慰藉。下旬返回上海养病。

三哥尧林进苏州私立东吴大学念书。

九月 参与发起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民众》半月刊。发起人共十六人，为：真恒、健民、仲九、三木、培心、惠林、芾甘、禅林、吕千、索非、一波、茹秋、种因、剑波、抱朴、不如。

本年，发表各种译文、论文约二十篇。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二十二岁

〔上海〕

在上海住康悌路康益里，后迁法租界马浪路和友人同住，直至次年一月离沪赴法。

一月 为纪念被军阀政府杀害的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撰写《黄、庞死后的第四年》。

一月至三月 在《时事新报·学灯》、《洪水》等报刊上撰文，就“国家消亡”等问题批评郭沫若。

四月 《五一运动史》出版，这本小册子是目前所见的第一本单行出版的书。

上半年 曾和法国巴黎《新世纪》发行人、无政府主义者格拉佛通信。

十一月 译完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

本年，向友人卫惠林学习日语。读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的俄罗斯》日译本。

本年，发表各种政论文二十余篇。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二十三岁

〔上海——巴黎——沙多——吉里〕

一月 15日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卫惠林同行，先后同船的中国学生计九人。去法国是为了学习经济学，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考察欧洲的社会运动。法国既是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也是当时欧洲的政治流放者的庇护所。

赴巴黎沿途写《海行杂记》三十八则。

二月 18日抵达马赛。19日抵巴黎，住Blanville街五号旅馆，后又搬至Tournefrt街的旅馆。

上午常到卢森堡公园散步，晚上去法国文化协会附设的夜校学习法文，不久，家里破产的消息传来，便停止了正式学习。

三月 为排遣寂寞心情，写下《灭亡》第一至第四章。

四月 与君毅、惠林合写的《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一书，由上海民钟社出版。该书在法国写成寄回上海印行，主要讨论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1930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以“煽惑军队”的罪名查禁。

五月 用文言补译李石曾译《狱中与逃狱》(克鲁泡特金著)由广州革新书局出版。该书共52页，后12页原译稿遗失，书局请巴金补译。

本月 参加救援凡宰地、萨珂的活动，给狱中的凡宰地写信。凡、萨是流亡美国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被美国当局诬陷犯抢劫、杀人罪判死刑。这件事当时成为轰动欧美的大事件，法朗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都参加救援，形成国际性援救活动。

七月 上旬收到凡宰地的回信和一包书，11日给凡写第二封信，并在此后几天内，激动地写下《灭亡》第十一章“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夏初 因健康恶化迁至巴黎以东约一百公里马伦河畔的小城沙多椉�又译作蒂埃里堡)休养，住在拉封丹中学，并学法文，同时根据英文本(参照内山贤次的日译本)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在翻译过程中，阅读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等人的著作和《圣经》等。这时，还系统地研究法国大革命，阅读了大量史料和著作，如《吉隆特的党史》(拉马丁著)、《法国革命》(L�马德楞著)、《四个法国妇人》(道布生著)、《大革命史》(J�米席勒著)、《1789804年的法国革命》(W�布洛斯著)等。对民众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十分重视，对马拉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亦极推崇。

开始撰写俄国民粹派女革命者苏菲亚、妃格念尔等的传记，后来编成《俄罗斯十女杰》一书。

这期间获悉一些关于国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就国内政局在《平等》月刊(美国旧金山华侨工人钟时主编的无政府主义刊物)上发表一些短论，批评国民党和其他反动政客，并宣布同赞成“清党”的无政府主义刊物《革命周报》(系李石曾出资创办)断绝关系。

八月 上旬在沙多椉�锸盏椒苍椎月23日写的回信。24日，下午从报纸上得知凡宰地、萨珂两人已于22日午夜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查理斯顿监狱中被电椅烧死，整天激动地写信寄往各处，探诉美国政府。此后几天内，连续写下《灭亡》中的若干片断。

十一月 8日，译完凡宰地的自传。

译作《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这是他单行出版的第一本译著。

本年，还发表各种政论文章二十余篇。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 二十四岁

〔沙多——吉里——巴黎——马赛——上海〕

一月 翻译高德曼的《易卜生的四大社会剧》和《斯特林堡的三本妇女问题剧》。

二月 5日收到美国伦敦《自由》杂志主编THKeel寄来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英译本(康·嘉尔纳特夫人译)。

参与编译的《克鲁泡特金学说概要》(柏克曼等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三月 参与翻译的《苏俄革命惨史》(柏克曼著)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四月 参与翻译的《革命之路》由上海自由书店出版。

译完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上册，同年九月以《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为题出版。

五月 由于《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中涉及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四·一二”政变后受到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的误解和攻击，因而写《答诬我者书》作自我辩护。

夏 收到大哥来信，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与大哥在思想上的严重分歧，决定完成《灭亡》，使大哥更了解自己要走的路。

八月 经过半个月时间，于月初整理和补写完《灭亡》全书二十一章，并抄写在五大本硬纸面练习簿上。将书稿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周索非，打算自费印刷。在该书稿上第一次署笔名巴金。寄出书稿后从沙多——吉里回到巴黎。

九月 翻译托洛茨基的论文《托尔斯泰论》，亦署名巴金，寄回上海，载于10月18日《东方杂志》第25卷第19号。由于该文发表较《灭亡》早将近三个月，因而，是以马金的署名最早披露于报刊的一篇文章。

十月 17日办理回国手续。18日到马赛，因海员工人罢工，滞留十二天，住马赛海滨的美景旅馆，此期间读左拉的《卢贡一马加尔家族》。30日乘船离马赛回国。在船上产生创作描写自己家庭生活的小说的想法，并拟题《春梦》。

本年，在巴黎翻译廖亢夫的剧本《前夜》(即《夜未央》)，译稿在寄回上海的邮途中丢失。

在法国期间，常用世界语与朋友通信。

在法国期间，曾与高德曼和柏克曼见面。柏克曼是流亡西欧后加入美国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十二月 月初回到上海。应友人索非之邀，在鸿兴坊七十五号上海世界语学会住半个月。

本月 译作《一个卖鱼者的生涯》(凡宰地自传)出版。

本年，写研究俄国社会运动及革命人物的一些文章，1935年整理后收入《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一书。

本年，还发表论文、译文二十余篇。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二十五岁

〔上海〕

一月 从鸿兴坊搬至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十四号，与索非同住一楼。直至1932年1月下旬离开，共住三年。在这里创作了《家》、《雾》、《新生》(第一稿)，翻译了《秋天里的春天》等作品。

本月 中篇小说《灭亡》开始在《小说月报》连载，至四月载完，在文坛引起反响。决定发表《灭亡》的是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者叶圣陶。《灭亡》的发表使巴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本月 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号数为317)，并任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教员，后当选为上海世界语学会执行委员(理事)，直至1932年初才离开世界语运动。先后据世界语翻译过许多文章和作品，比较重要的有剧本《过客之花》(意大利亚米契斯著)、《丹东之死》(苏联阿·托尔斯泰著)、《骷髅的跳舞》(日本秋田雨雀著)，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匈牙利尤利·巴基著)等。

本月 译著《断头台上》出版。

本月 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自由书店的编辑工作，以“马拉”之名编辑五期《自由月刊》。自由书店主要出版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因书店负责人朱永邦与巴金等意见不合，加之朱赌博造成经济亏空，书店于次年停办。

四月 在本月出版的《自由月刊》一卷四期发表文章，就托尔斯泰的评价问题批评钱杏屯。

五月 译著《蒲鲁东底人生哲学》(克鲁泡特金著)出版。本月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下册。

春夏之际，在宝光里索非家结识翻译家马宗融，九月下旬见到其未婚妻罗世弥(罗淑)。

六月 14日写《克氏〈人生哲学〉之解说》，系统论述克鲁泡特金的道德观。

七月 大哥尧枚从成都来上海，住一月左右，闲谈中，巴金提到写《春梦》的想法，得到大哥支持。三哥尧林是时在北平燕京大学念书。

本月 译作《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下篇)出版。

八月 译作《地底下的俄罗斯》(斯捷普尼雅克著)出版。

十月 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单行本由微明学社编、开明书店出版。此书1934年被国民党当局禁止发卖。

年底，创作第一个短篇小说《房东太太》。

本年，译完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托索非请丰子恺题写书名。

本年，还发表各种译作、文章四十余篇。其中《〈工女马德兰〉之考察》、《〈党人魂〉及〈火榴〉之考察》、《〈黑暗之势力〉之考察》等文，是他最早的文艺评论文章。

1929年 《灭亡》中篇小说

1931年 《雾》中篇小说

1933年 《砂丁》中篇小说 、《家》长篇小说 、《萌芽》中篇小说 、《新生》中篇小说

1935年 《电》中篇小说

1935年 《神·鬼·人》短篇小说集

1937年 《长生塔》童话集

1938年 《春》长篇小说

1940年 《秋》长篇小说

1940～1945年 《火》长篇小说

1944年 《憩园》中篇小说

1946年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

1947年 《寒夜》长篇小说

1979年 《随想录》散文集

1981年 《探索集》散文集

1982年 《真话集》散文集

1984年 《病中集》散文集

1986年 《无题集》散文集

自我感悟是创作中冲动的先导、作品的灵魂，它赋予作品以艺术生命力的神韵。巴金一生创作的成败起落充分说明了自我感悟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意义。

巴金那些成功作品是他独有的艺术个性的显现。他以心灵去感悟生活，并忠实地传达这种感悟，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巴金对教育的几个观点

巴金观点：父母是第一个老师

巴金认为：“孩子们变好或变坏和他们受到的教育有关，有句话叫‘先入为主’，所以父母是第一个老师，不能把一切推给学校。帮助孩子健康地成长，所谓培养、所谓教育，不过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希望子女成龙，首先就要尽父母的职责。”

巴金观点：榜样的力量

巴金说：“父母们的榜样力量非常大。在我小时候，父母的脾气都好，父母从未打骂过孩子。想来想去，我想不出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坏的东西。今天有些年轻的父母高兴时把孩子当作‘小皇帝’、‘小公主’，动了气就打骂不休。不多久，他们的坏脾气全让孩子学到了，孩子们只会学长辈们做出来的行动，不会学他们嘴里讲的道理和心里想的理想。”

巴金观点：要让孩子的心开窍

巴金认为：“不让孩子的脑子开窍，单靠‘填塞’、‘死记’不行。”巴金很同情自己的外孙女端端，从小学到初中，端端挎着沉重的书包，功课水平不过是中等，每天睡不够八个小时。巴金觉得，不是端端不想争取高的考分，可是她动作慢，思想不敏捷，又没有时间看课外读物，就像自己过去，老是盼望有人给一把钥匙让自己的心开窍，由自己去学，而不靠别人来‘塞’。

巴金观点：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巴金说：“我在‘大油锅’里给煎熬了十年(文革)，还不曾失去记忆，还能够讲真话，追求真理，就靠了小时候养成了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这个习惯。”巴金可以不断地问：为什么？为什么？靠着这样培养起来的用自己脑子思考的习惯，巴金在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摔下去却总能坚强地爬起来。

巴金观点：不做文凭的奴隶

巴金认为，人不能做考分的奴隶、做文凭的奴隶。当代的中国教育制度逼着孩子们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上这样一条路，通过填鸭式的教育，把你们(端端们)培养成“听话的、听话的孩子”。巴金问：“为什么孩子们每天需要拿出那么多的时间来应付功课？为什么必须牺牲睡眠、牺牲健康、牺牲童年的欢乐，只是为了换取普通的考分？”

巴金的文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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