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故居参观指南

　纪晓岚故居位于现北京市珠市口西大街241号，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下面是由我为你精心的纪晓岚故居参观指南，欢迎阅读!

　简介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宣武区珠市口西大街(见珠市口)。两进四合院格局，占地570平方米。民间内曾悬有“阅微草堂”匾额，后被直隶会馆取走，改悬启功书“阅微草堂旧址”匾额。院内原有海棠2株，现仅存1株。西侧原有东西配房，以抄手游廊与南北房相连，已改建。纪晓岚去世后，其后人将宅子出售。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议员刘少白曾居住该处，时称“刘公馆”。1930年刘公馆成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与河北省委的秘密联络站。1931年梅兰芳、余叔岩、李石曾、张伯驹等在该处成立北京国剧学会，后又成为“富连成”京剧科班社址。1949年后曾为民主建国会、宣武党校所在地。1958年改为晋阳饭庄。2003年故居重建后对外开放。内陈列有《景城纪氏家谱》、《评文心雕龙》、《传世文集》、《阅微草堂笔记》及纪晓岚六世孙女纪清漪捐出的明清瓷器。

　故居概貌

　纪晓岚故居是一所两进四合院，紧临晋阳饭庄。故宅中旧物有前院的藤萝，后院的海棠，均为纪晓岚亲手栽种的。据说海棠树还记录了主人公的一段恋爱史!

　走进阅微草堂，最引人注目的是陈列在展柜里的那杆长长的旱烟袋锅。人所共知，纪晓岚吸烟成癖，烟瘾奇大。他的旱烟袋锅是特别订做的，一次能装三四两烟丝，编纂《四库全书》时，他从槐西老屋走到圆明园，只吸完一半，于是就落下了一个“纪大烟袋”的绰号。

　纪晓岚故居为清式砖木结构，基本上属于两进四合院的建筑格局。其布局为坐北朝南，临街大门为硬山顶吉祥如意式门楼，位于整个住宅的东南角。与大门洞相连接的西侧南房为四间开门的“倒座”。前院内有一架藤萝，相传为当年纪晓岚亲手所植。至今虽经两百余年，但仍枝蔓盘绕，绿叶遮天。老舍先生生前常坐在藤萝下的餐桌前，欣赏美景品尝佳味。前院正面为明三陪六的大厅，前山设一门二窗，围以砖雕，后山有门通内院，厅后有廊。厅内横梁上部均有木棂花窗。大厅内宽敞明亮，典雅华贵。厅后内院两侧，原有纪晓岚所栽海棠两株，今仅存东侧一株，至今仍枝干粗壮，花发似锦。后院正面即为“阅微草堂”。“草堂”平面呈倒“凸”字形，为前三后五、前出廊的硬山顶式建筑。前三间中间为门厅，左右两间各以隔扇相隔为“耳室”。后五间为“草堂”，东西通间，进深两间，共为十间。堂内北面正中设屏风，上悬“阅微草堂旧址”横匾，为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所书。纪晓岚故居饱经两百余年的风雨沧桑，具有众多的历史烙印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两进四合院格局，占地570平方米。故居坐北朝南，第一进院由大门、正房及倒座房组成。正门位于宅院的东南角，五檩硬山顶，合瓦屋面，过陇脊，梁架饰有苏式彩绘，红油漆门板。倒座房在大门西侧，面阔三间，五檩硬山顶，屋面及装修均经后代改建。正房即第二进院的倒座房，面阔五间，七檩勾连搭加前廊一步。其南檐墙为仿欧式风格，屋顶建有砖砌镂空女儿墙，门窗为拱券式，券门及券窗均雕刻缠枝花卉。院内有一株200余年历史的紫藤萝。第二进院正房是纪晓岚当年的书房阅微草堂，面阔五间，进深五檩，前接进深五檩的勾连搭抱厦三间，加前廊一步，均为合瓦硬山顶，过陇脊，梁架保存完好。

　实用信息

　门票信息

　10元

　开放时间

　08:00-18:00

　最佳季节

　四季皆可

　建议游玩

　1小时

　交通信息

　公交：乘坐5路或48路虎坊桥路口东下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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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纪昀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是谁，但是一提纪晓岚大家肯定会想起来，那个拿着大烟袋，拥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纪晓岚，纪先生。其实纪昀就是纪晓岚。

纪（jǐ）昀（1724年7月26日－1805年3月14日），字晓岚，又字春帆，晚号石云，又号观弈道人、孤石老人、河间才子，谥号文达，直隶沧县（今河北沧县崔尔庄）人。在文学作品、通俗评论中，常被称为纪（jǐ）晓岚。清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影视剧形象的纪晓岚，有铁齿铜牙，三寸不烂之舌，身材高瘦，但根据史料记载，因纪（jǐ）晓岚本人肥胖，近视，患有轻度口吃，所以颠覆了常人对他的印象。（本作者最喜欢的就是张国立老师的纪晓岚，铁杆粉丝哦。）其实我们看古人不是看长相而是看他的才华。

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收正式入库书3461种；存目书6819种，93500余卷。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纂修，初稿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因《总目》卷帙浩繁，翻检不便，又删节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进献之书有105种，入存目者41种。藏书钤有“春帆校正”、“心与古人会”、“校书天禄”、“河间纪昀”、“瀛海纪氏阅微草堂藏书之印”等。

话说当时纪先生的《阅微草堂笔记》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中国小说史》）

除此之外还编撰了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卷、《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四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PS其实咋们纪先生的作品很多，只不过因为手头资料有限，而且时间紧就没有详细一点。）

在作者看来，编著《四库全书》只是咱们乾隆皇帝一时兴起，因为当时并没有写《四库全书》的必要，只是咱纪先生所在的翰林院那是比较闲，而因为一个管事无意说翰林院工作比较清闲，乾隆皇帝听了之后便让纪昀主持编著《四库全书》。

　　纪晓岚(1724～1805)，名昀，晓岚是他的字，直隶河间献县(今河北沧县)人。据史书记载，他一生诙谐、滑稽，机敏多变，才华出众，给后世留下许多趣话，素有“风流才子”和“幽默大师”之称。他是清代著名的学者、诗人、目录学家和小说家。总体而言，他的一生与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和银屏上的形象存在很大的不同。

　　在流行的民间传说和电视剧中，纪晓岚与乾隆这对君臣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其间充满信任、调侃和幽默。这是经过美化了的描写，历史上并不如此。实际上纪晓岚不过是乾隆蓄养的文学词臣而已。这要先从纪晓岚的长相说起。

　　在民间传说中，纪晓岚的形象风流倜傥，一表人材；在银屏上，基本上由张国立“垄断”的纪晓岚形象，也颇说得过去。真实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据史书上记载，纪晓岚“貌寝短视”。所谓“寝”，就是相貌丑陋；所谓“短视”，就是近视眼。另外，跟纪晓岚交游数十年的朱珪曾经有诗这样描述纪晓岚：

　　河间宗伯姹，口吃善著书。

　　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

　　如此说来，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当然，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其间有审音官通过对话、目测等检查其形体长相以及说话能力，以免上朝时影响朝仪“形象”，应该不至于丑得没法见人，但无论如何，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背景知识。纪晓岚的官场命运是由乾隆掌握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圣主”，也是一位自小生长深宫的皇帝，有很多怪习。对于纪晓岚来说，乾隆最要命的一条就是对身边近臣的用人标准。他不但要求这些人机警敏捷，聪明干练，而且要相貌俊秀，年轻漂亮。例如和珅、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都是数一数二的“美男子”，故而得到重用。和珅的美貌是不用说的了，即使是福长安，能在乾隆晚年得到宠信，一方面是由于他死心塌地地追随和珅，与其结成死党，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因为他年轻漂亮。曾经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其著作中记载说，福长安英气逼人，是一个典型的贵族美少年。

　　长相本由天注定，没有办法选择。相貌丑陋的纪晓岚却偏偏又碰上乾隆，所以即便他再才华横溢，也难得到真正的重视，难以参预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纪晓岚只能做乾隆的词臣，而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均是这种际遇的体现。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即便是乾隆派他出任都察院，因判案不力，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本来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可见纪晓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长相不过是一个表层原因。纪晓岚跟乾隆的隔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专制君主从本质上来说，不会喜欢稍有个性、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有一次，内阁学士尹壮图指陈弊政，称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我经过各省地方，问起官吏的好坏，人们都皱眉叹息，各省风气大抵皆然”。由于这些话惹恼年岁已高、再也听不进忠言的乾隆，结果军机大臣要将尹壮图拟斩。尹壮图之父尹松林与纪晓岚为同年进士，当纪晓岚打算为尹壮图求情时，乾隆竟勃然大怒，当即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原来，皇帝让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并不是真正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只是把他当作给皇帝解闷的戏子之流。公元前一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说了几句话，竟惹得汉武帝大怒而受到残酷的宫刑。司马迁痛定思痛，说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1800多年过去了，纪晓岚面临的竟是同样的处境：在专制的皇权面前，一个知识分子是难有尊严的。纪晓岚面对乾隆的指责，只能忍气吞声。我想，在电视剧中，是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镜头的吧？

　　正如清史专家邓之诚先生所言，乾隆用人“颇以貌取，文达(即纪晓岚)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帝(即乾隆)所喜。一时若翁覃溪、朱竹君、王兰泉、邹一桂皆不得朊(ruǎn)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以长相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如上所述，纪晓岚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如此。那么，从纪晓岚这一方来说，他是怎么认识自己的处境呢？纪晓岚一生，做过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左庶子、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总理中书科事务、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官，诰受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兼文渊阁直阁事，赐紫禁城内骑马。中间只有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给亲家卢见曾通风报信而卷入盐政亏空案，被发配到乌鲁木齐，但也仅仅两年多就被召回京师做官。所以在一般人眼里，纪晓岚也可以算是官运亨通的一个人。然而，久在官场浮沉的纪晓岚并没有体会到多少飞黄腾达的快感，他的内心更多的时候是充满孤独、愁苦的感叹。这从纪晓岚一生中的几个细节可以看出来。

　　不敢著书纪晓岚一生著述甚丰，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热河志》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阅微草堂笔记》。但在纪晓岚生前，就有关于他平生不著书的说法流传。

　　有人说，纪晓岚认为自己的作品超不过古人，所以不重著述，不存作品。纪晓岚的门生刘权之就说他老师文名满天下，经常给人写文章，但都“随手散失，并不存稿”，原来纪晓岚总是认为这些文字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没有刊刻的价值。纪晓岚的另一门生陈鹤也说，老师自从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纵观古今著述，知道该有的都已经有了，后来的人再怎么挖空心思，所著也不出古人的范围，而那些自谓超过古人的人，都是自不量力罢了。所以纪晓岚“生平未尝著书”，偶尔为人作序记碑表之类的文字，也都随即丢弃，未尝保存。陈鹤感慨地说，如今某些人偶尔写了一点小东西就四处炫耀，急欲表露，真是厚颜啊！

　　清代大学者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说，纪晓岚一生精力全都耗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又喜欢写些稗官小说，故而“懒于著书”，他青少年时期的著作都藏在家中，未曾流传于世。

　　而按照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与上面都稍有出入。纪晓岚晚年就曾讲起，“我早年就学习诗歌，其间意气风发，与天下同好互相唱和，总是不甘人后。如今我年纪差不多80岁了，却转而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所写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说这是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过是徒自苦耳。从纪晓岚的话来看，他并不是“未尝著书”，早年还是勇于吟诗弄赋的，只不过后来他对自身所处的世道逐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不敢从事写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说是因为怕超不过古人而罢笔，这个理由似乎很是勉强。这个理由背后还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间思想控制的加强，文字狱屡见不鲜。

　　清朝文字狱集中发生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其中著名的，康熙时有庄氏《明史》狱和戴名世《南山集》狱，雍正时有查嗣庭狱和吕留良、曾静狱。其中查嗣庭狱是莫须有的罪名外，其他的还是或 多或少确因文字有犯忌之处。而在乾隆时期，文网更加苛密，大多是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来杀人。例如有内阁学士胡中藻狱。胡中藻的诗歌中有两句诗引起乾隆的敏感。一句是“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是故意加浊字于大清国号之上，大不敬；一句是“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认为这是讽刺他朝门不开，不进人才。又因为胡中藻在广西学政任内，曾出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认为龙与隆同音，这是诋毁他的年号。乾隆就凭着这些强词夺理的借口，将胡中藻杀了。乾隆一朝的文字狱，大多都是这样。作为乾隆的词臣，纪晓岚对这些文字狱自然深有感知。

　　同时，纪晓岚及其同僚也因纂修《四库全书》而饱尝文字所带来的窘迫，甚至家破身亡。本来，进行偌大一个文化工程，中间出现一些差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尽心尽力，有错即改，加以完善就可以了。可惜纪晓岚他们面对的是乾纲独断、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一点点不完善之处带来的就是杀身之祸。在纂修四库过程中，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因有差错而遭到多次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最后，总纂陆锡熊死在前往东北校书的途中，而陆费墀因无力负担江南三阁的修改费用而被革职，郁郁而终，家产被查抄，妻离子散。同僚和自己的亲身遭遇一定会给纪晓岚带来更深的感触，也使他真切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险恶。

　　《清稗类钞》中有一则纪晓岚轶事很值得回味。据说纪晓岚做翰林时，有一天起草文牍，文思枯竭，于是出屋顺着走廊散步。廊下有一个老兵正睡得香，鼾声阵阵。纪晓岚拍醒了兵士，问他睡得可好。老兵说很好。纪晓岚于是拿来一部书让他认字，老兵说不识字。纪晓岚这时若有所思地说：“人生识字就是困苦患难的开端，你不识字，真正是快乐啊。”这则轶事不一定是真，但它所反映的心态可能跟真实的纪晓岚相距不远。纪晓岚4岁就跟笔砚结缘，后以文字走上仕途，却没料到文字也动辄给人带来杀身之祸，给他带来窘迫，有这种感叹自在情理之中。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瑟缩不敢著一语”的现象，不正反映了他在专制君主面前那种战战兢兢的感受吗？

　　观弈道人纪晓岚有一个别致的自号，叫“观弈道人”。纪晓岚晚年很喜欢下围棋，在下棋的同时，他也从中体悟官场、世道、人心。乾隆五十一年(1786)，他曾经请朋友沈云浦画了一幅《桐荫观弈图》，自题诗一首：

　　不断丁丁落子声，纹楸(qiū)终日几输赢。

　　道人闲坐桐荫看，一笑凉风木末生。

　　何仙姑

　　在这里，他以“观弈道人”自比，闲看世间风云变幻。7年后，他再次检视《桐荫观弈图》，又有感叹。他认为当初请人作观弈图，也不过是道人(也就是纪晓岚自己)不亲自参与胜负而已，但其心中仍然存在着胜负之心，而如今看来，连这个胜负之心也都是幻象呢。这种心态在另一首与弈棋有关的诗中暴露无遗。这首诗是写《八仙图》的，图中八仙，各具情态：何仙姑与韩湘子对弈，其余五仙旁观，而铁拐李一个人却在一旁呼呼大睡。纪晓岚写道：

　　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

　　那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

　　韩湘子

　　“顽仙”既指铁拐李，也是纪晓岚自喻；“春风蝴蝶”，化用庄子化蝶故事，比喻自由自在，不存人间胜负之心。纪晓岚在这里表达了超然世外的态度，可算是看透红尘。不过，他在乾隆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半个世纪，想要超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自挽联纪晓岚在69岁那年，有一天跟同僚聊天，聊得兴起，说：“从前陶渊明自作挽歌，我今天也自题一首挽联，希望我死后大家能够用它挽我。”这首自挽联如下：

　　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

　　挽联第一句是说在官场中起落浮沉，就好比鸥鸟一样，这把仕途的艰辛描摹出来了。第二句是说自己埋头于图书之中，好比在书中生死的蠹鱼一样，这表达了他对自身命运的喟叹。从这一自挽联中可以看出纪晓岚对官场的厌倦之情，其中也包含了纪晓岚对自己一生的认识。

　　从以上这些细节可以看出，纪晓岚不太可能做成乾隆的宠信之臣、重用之臣，充其量不过是皇帝养起来的一个文学词臣而已。

　　与和珅的关系

　　在电视剧中，纪晓岚与和珅的关系经常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民间也有不少传说，多次讲到纪晓岚如何捉弄和珅。《清朝野史大观》就记载，和珅在宰相府内修建凉亭一座，需要一幅亭额，便求纪晓岚题字，结果纪晓岚爽快答应，题以大字“竹苞”。这二字出自《诗经·小雅·斯干》中“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句，人们常以“竹苞松茂”颂扬华屋落成，家族兴旺。和珅得到纪晓岚的题字，大为高兴，就高高挂在书亭上。乾隆偶尔临幸和珅宅第，一见纪晓岚题字，马上就知道了纪晓岚是在捉弄和珅。他笑着对和珅说：“纪晓岚是在骂你们一家‘个个草包’呢。”结果和珅对纪晓岚恨之入骨，几次进谗言，参奏纪晓岚。

　　其实，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我们仅从一件事中就可以看出。乾隆朝晚期，纪晓岚好友、御史曹锡宝欲弹劾和珅，纪晓岚虽为朋友担心，但也仅以宋人《咏蟹》诗相赠：

　　水清讵免双鳌黑，秋老难逃一背红。

　　意思是说，现在弹劾和珅，恐怕时机不够成熟。但曹锡宝没有听从纪晓岚的告诫，毅然上书，指参和珅。结果乾隆大怒，要将曹锡宝治罪，此时的纪晓岚再也不像上次救卢见曾那样，尽心为朋友出力，而是在乾隆面前竭力表白，声称自己毫不知情。结果由于他表现得过于露骨，反而使乾隆认为纪晓岚正是幕后指使者。可见，纪晓岚怎么会把自己树立成和珅的对立面呢？

　　有史料记载，和珅在他发达之后，曾与文学名流诗文唱和。有时他私下请纪晓岚、彭元端为其作品润色。而纪、彭二人考虑到和珅权大势重，万一不从，被他穿了小鞋可受不起，也就每每代为捉刀。当然，也就仅仅润色文字而已，纪晓岚并不是要依附和珅去谋求高位。据朝鲜使臣徐有闻所见，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投靠，只有刘墉、纪晓岚、朱珪等人始终不依附。看来，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纪晓岚所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尽力不与和珅同流合污而已。

　　晚年的纪晓岚，常以弈道为喻，言其心志。比如前文所引题《八仙图》诗，就表达了他超然世外的态度。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世故的态度，也是纪晓岚从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积累出来的经验。纪晓岚久任官场，官职也不低，能够在官场之中左右逢源，肯定有他的为官之道。这种为官之道，正是各不得罪，尽量保持中立的身份。而他长期追随乾隆，游山玩水，吟诗作对，阿谀奉承之作居多，也可见其为人。从纪晓岚这种性格特点来看，他不会与和珅发生面对面的冲突。电视剧中的那些镜头，根本就不会出现。

　　嘉庆十年(1805)，纪晓岚老死于京城，享年82岁。生前他自撰挽联：“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就是这样的一位“世故老人”，他又如何肯、如何敢与权倾朝野的和珅直接对抗呢？

　　老百姓的明星

　　既然纪晓岚只是乾隆的一个文学词臣而已，也不是一个跟和珅针锋相对的斗士，然而他在广大民众中间却极受欢迎，似乎可以说是老百姓的明星，这是为什么呢？有关纪晓岚的民间传说不计其数，这恐怕也是中国文人少有的待遇吧？仔细想来，恐怕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

　　第一，纪晓岚具有幽默风趣的真性情。清代笔记中记纪晓岚，提得最多的就是纪晓岚的诙谐。如牛应之《雨窗消意录》说：“纪文达公昀，喜诙谐，朝士多遭侮弄。”钱泳在《履园丛话》中也说：“献县纪相国善谐谑，人人共知。”如果说纪晓岚幽默风趣，大概不会错。但仅仅是幽默，还不足以达到人人传颂的地步。纪晓岚的幽默，还有真性情的一面。在流传下来有关纪晓岚的幽默故事里面，有两点比较突出，最能看出纪晓岚的真性情。这就是纪晓岚敢于跟权势人物开个小玩笑，而且也能讲荤段子。

　　例如他敢称呼乾隆为“老头子”，敢趁题亭额的机会讥嘲和珅一家，尽管这些故事不一定真，但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纪晓岚面对权势人物的幽默作风。对于文人一般不敢惹的太监，纪晓岚也敢开个玩笑。有一天散朝时，一个太监想听纪晓岚讲笑话。纪晓岚假装沉思半天，说：“从前有一个太监……”说了半句，就不说话了。这个太监等了半天，就问：“底下如何？”纪晓岚答道：“底下一样没有。”闻者绝倒。对于这样的调侃，当事人倒也不好表示什么，也不便于施加报复。这也许是纪晓岚借幽默来表达性情的原因吧。

　　纪晓岚还时不时来点段子，更可以见出其性情。有一次，一个姓平的朋友做了新郎倌，纪晓岚送了一部《诗韵》贺喜，人们都很奇怪这个礼物有什么奥秘。平某思索了好几天，才知道纪晓岚取四种声调即“平、上、去、入”跟自己开了个玩笑。这种荤段子向来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要想它不流传天下也难。明清两代，民间非常流行的一部笑话总集《笑林广记》中，大概有一半内容都是与性有关。

　　第二，纪晓岚善于对联之戏。对对联，俗称“对对子”，既是文人自幼接受教育启蒙最基本的课程，又是民间流传甚广的一种娱乐活动，深受百姓喜爱。纪晓岚才思敏捷，诙谐不羁，尤善对对联，常有妙语。比如他为一穷苦铁匠所写对联为：

　　纪晓岚等编《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

　　又比如，他为理发匠所写的对联为：

　　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

　　寥寥数字，精细入神，堪称绝对。

　　有一次纪晓岚入值南书房，有位老太监久闻纪晓岚大名，特地前来一睹风采，只见他身穿皮袍，按当时文人的习惯，手持折扇。这位太监便出题：

　　小翰林，穿冬衣，持夏扇，一部春秋曾读否？

　　此联巧妙地将春、夏、秋、冬四季相嵌，且暗含对纪晓岚打扮的讥讽，非常不易回对。不料纪晓岚轻松应对：

　　老总管，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么？

　　此事迅速被传为笑谈。

　　纪晓岚善于对联，应该是事实。纪晓岚这个才能在当时的官场上也是流传已久。

　　纪晓岚首先引起乾隆注意的，是他出的一副灯谜。一年元宵，乾隆命大小臣工上进灯谜，以供紫禁城悬挂。纪晓岚所献灯谜为一副谜联，注明上下联各猜一字：

　　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狼猫狗仿佛，既非家畜，又非野兽。

　　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是短品，也是妙文。

　　乾隆猜不出答案，查知系纪晓岚出题，便召其回复，结果得知其答案为字的偏旁谜，即“猜谜”二字，大加赞赏。纪晓岚的座师刘统勋等人，也乘机对乾隆夸奖纪晓岚。此后，纪晓岚名声更著。

　　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五十寿辰，文武百官纷纷撰联赋诗，无非万寿无疆之类。而纪晓岚所写之联别出心裁：

　　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

　　五十年圣寿，自前兹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上联指清朝统一全国后，西起葱岭，东濒大海，北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纵横均为四万里，版图之大，为历史上所未有；下联指五十圣寿再加九千九百五十岁，正好合为万岁，敬祝乾隆万寿无疆。见到此联后，乾隆大喜，当即传旨，将纪晓岚擢为京察一等，以道府记名。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39岁的纪晓岚奉旨出都，任福建学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翰林来说，外放学差无疑是仕途上的一个转折点。纪晓岚对此喜不自胜。登车启程，至济南改乘舟船，沿运河南下，一路行来，山川秀丽，他也不停写诗作赋，后来还结集出版，名为《南行杂咏》。

　　传说在行舟途中，纪晓岚遇到一位老者，亦乘大船南下，还给他送来一张纸条：“我看阁下必是一位文士，现有一联，如阁下能对出，敝船必当退避三舍，如对不出，则只好委屈阁下殿后。”老者的上联是：

　　两舟并行，橹速不如帆快。

　　这是一副语意双关联。“橹速”谐指三国著名文臣鲁肃，“帆快”暗指西汉著名勇士樊哙，一文一武，正巧构成双重含义，表面上是说橹不如帆，暗含的意思是说文不如武。纪晓岚深知此联难对，不禁冥思苦想，结果让老者扬帆远去。他到福州后，主持院试，乐声轰鸣。纪晓岚触景生情，想出下联：

　　八音齐奏，笛清怎比箫和。

　　“笛清”暗指北宋名将狄青，“萧和”暗指西汉宰相萧何，也是一语双关，一文一武，文胜于武，对得天衣无缝。

　　世上流传的纪晓岚对对子故事，有真有假。例如，有一则故事说纪晓岚曾随乾隆南巡，路过黄河碎石滩。乾隆出了一个上联：“石头渣稀烂棒硬。”纪晓岚漫不经心地答道：“黄河水翻滚冰凉。”对联上下句都体现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算是不错。但其实乾隆六次南巡，纪晓岚没有一次扈从过。不过，纪晓岚善于对对子是真，而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更广泛地传播了纪晓岚的大名。

　　第三，纪晓岚朋友遍朝廷，门生满天下。纪晓岚早年就与一帮志趣相投的文人学士结成文社，半月聚会一次，谈古论今，切磋诗文。文社中有他的族兄纪昭和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钱大昕。就连上科进士刘墉，这时已由翰林院编修升为侍讲，也参加进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纪晓岚与刘墉一齐被推为文社领袖。由于文才出众，也由于性格谦和，纪晓岚很快在朝廷上下拥有了一批兴趣相投的朋友。

　　纪晓岚多次担任过考官。他先后任过乾隆己卯山西乡试正考官、庚辰会试同考官、本省壬午乡试同考官、提督福建学政、甲辰会试副总裁官、己酉武会试正总裁官，嘉庆丙辰会试正总裁官、己未武会试正总裁官、壬戌会试正总裁官等。正因为他经常担任考官，所以门人众多。

　　朋友和门生一多，纪晓岚的名字未免在他们口头、著作中经常出现。久而久之，纪晓岚的声名怎么可能不越传越大呢？

　　第四，与两部名传天下的书有关。第一部就是清代的文化大工程——《四库全书》。纪晓岚是这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借此机会还删定了一部重要的目录学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本书在学界也享有盛名。第二部书就是纪晓岚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这部笔记流传甚广，也获得后世极高的赞赏。鲁迅认为此书“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既有趣，又有真知灼见，而其“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

　　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鲁迅据此盛赞纪晓岚是当时社会中“很有魄力的一个人”。小说家孙犁认为这部笔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其他同类作品所不能超越的位置，“它与《聊斋志异》是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这两部书都留名后世，其编纂者纪晓岚自然也就名动天下了。

　　纪晓岚死后，谥号“文达”，这是对他文学才能一种相当高的认可。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说他是一代通儒，“胸怀坦率，性好滑稽，有陈亚之称。然骤闻其语，近于诙谐，过而思之，乃名言也”。这就是说纪晓岚不仅学识好，而且也是性情中人，幽默得也很在理。应该说，这一评价是基本上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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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清代，有一位在正史和野史中都很炫人耳目的人物，他不仅在正统的史传中占尽风光，而且在民间也有很好的口碑。

　　这个人物，便是乾隆时期执学术牛耳，成为一代文宗的纪晓岚。

　　纪晓岚，名昀，晓岚为其字，号春帆，别号茶星、三十六亭主人、观弈道人，晚号孤石老人、石云。直隶河间府献县人（今属河北省沧县）。他是乾隆丁卯科顺天第一名举人，甲戌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办理院事，历任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左庶子、侍读学士，后来因为牵扯进他的儿女亲家＿＿＿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字澹园，又字抱孙，号雅雨、道悦子，山东德州人，任长芦、两淮盐运使）的一个案子，被 发配到乌鲁木齐，在戍所里任印务章京，鞅掌簿书，那是乾隆三十四年的事。第三年便被恩命召还，复任编修。从此在宦途上一帆风顺，历任日讲起居注官侍读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总理中书科事务。也任过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诰受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兼文渊阁直阁事，赐紫禁城内骑马。

　　不过纪晓岚一生中最主要的业绩，是他的学术活动。他一直是官方学术工作的***，凡有编辑之役，修书之事，他必在其间。他历充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提调兼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胜国诸臣殉节录＞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四库全书＞总纂官，＜职官表＞总纂官、＜八旗通志＞总纂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一生中他参与了多少重要典籍的编修，不可胜数。

　　除了修书，他干得比较多的另一件事就是做考官了。他先后任过乾隆山西乡试考官、庚辰会试同考官、壬午本省乡试同考官、提督福建学政、甲辰会试副总裁官、己酉武会试正总裁官、嘉庆丙辰会式正总裁官、己未武会试正总裁官、壬戌会试正总裁官。每赴其任，必有诗传示同僚，以躬谨相勉。他不惮作余力，奖掖后学，故门人众多。经他之手，提携了许多人才。

　　纪晓岚的祖籍，在江苏应天府上元县纪家边村，明永乐二年（1404年），迁江南大姓实几辅，纪晓岚的先祖纪椒坡便一路北上，最后入籍于离献县九十里的景城。明崇祯中，纪晓岚的高世祖纪申这一支，迁居离景城三里之遥的崔尔庄。

　　经过二百多年，子孙生齿繁衍，到了清代，纪家已成了献县屈指可数的大姓了。

　　献县在直隶省的东南，是京几通往东南地区的门户。“南京到北京，御道十八弓”，这御道就是从献县穿过。这里东临渤海，西倚太行，南控齐鲁，北镇京卫，又是人文渊薮，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哥哥刘德，封为河间王。都城便设在献县。史称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工于整理古籍，抢救文化遗产，所得皆古文先秦书，被服儒术，六艺俱举，文约指明，学者宗之。

　　纪晓岚在他的＜滦阳消夏录＞中曾说：“余家距海仅百里，故河间古谓之瀛州，地势趋东

　　确有此事,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自己写的:

　　亡儿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作八比。乙酉举于乡，始稍稍治诗古文，尚未识门径也。会余从军西域，乃自从诗社才士游，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竟沈沦不返，以讫于亡故。

　　纪汝佶（1743—1786），字御调，又字侠如，纪晓岚长子。乾隆乙酉举人，候选知县。查《景城纪氏家谱·生卒谱》，纪汝佶生于乾隆癸亥（八年），上文纪晓岚写成甲子（九年），或为误记。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纪晓岚的亲家两淮盐政卢见曾因有营私贪污行为而被革职查办。纪昀则因为事先为卢见曾通风报信转移家产,同年十月，被遣戍乌鲁木齐赎罪。

　　父亲离家以后，纪晓岚精神萎靡，对科举失去了原来的兴趣。于是在诗社中与一帮诗友才士交游，迷上了公安、竟陵两派诗作。朱子

　　颖进京探望时，听马夫人介绍了汝佶的情况，便提出带他去山东。马夫人知道朱子颖是纪晓岚的得意门生，又对纪家关怀备至，便同意汝佶跟朱子颖去了他的住所泰安府。

　　汝佶到了泰安，起初尚让人满意。等到后来，他从友人那里见到了《聊斋志异》的抄本，一下子就被其深刻的思想内容，高超的艺术手法和动人的故事情节迷住了，当时，《聊斋志异》尚未刊行，汝佶看到的也是抄本，爱不释手，便不分昼夜地抄录起来，并试着模仿着写起此类借谈狐说鬼、志人志怪来表达人生理想的作品起来。以至“沈沦不返，以讫于亡”（《滦阳续录·附序》）。

　　汝佶颇具“聪明根气”，但却“怪怪奇奇”，纪晓岚对他从来放心不下，以致远谪新疆，犹在万里之外给他写信，谆谆训诲他如何处世做人。不料汝佶就在此时莫明其妙一命归西，年仅25岁！

　　多年以后，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追思汝佶死因，认定他是读了《聊斋志异》，“误堕其窠臼，竟沉沉不返，以迄于亡。”如果纪晓岚的表层理解无误，那末，个中深层原因，极可能是纪汝佶先天地患有抑郁症！

姓源、初祖、始祖、远年世系和联宗合谱 楼主

清代以前，人们编写家谱，叙述家族历史，往往讲述家族姓氏的由来，所以谱书多有得姓源流的内容，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黄帝、帝王、名臣、圣人、贤人那里，就以后世尊为楷模的欧阳修和苏洵分别制作的家谱讲，都有姓源的内容，分别推到越王勾践和祝融氏。清人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多数人认为写姓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人提出异议。《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家族修谱，不讲姓源，纪昀说，汉将军纪成与晋司徒纪瞻不是一系，纪少瑜是吴姓，与中原纪氏无涉，因此纪姓之人虽都姓纪，但不是出于一个祖宗，是所谓“流合源殊”，因此修谱“不述姓源，慎也”。道光间江苏海门王氏修谱，处家馆的施桢为作序文，发表了王氏姓源非一的见解。他说，一般人认为王氏有三个地望，为太原、琅琊，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另一为京兆，出信陵君，是以这三望之王均被说成是姬姓后裔，然而几乎同时还有吴国王犯、晋国王良、秦国王稽、齐国王驩，难道都出于姬氏？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他又含蓄地批评儒家大贤韩愈，说韩愈写王仲舒神道碑，将所有王氏视作三者后裔，这是应当斟酌的。据此，他不主张写作姓源，及为此制作图谱：“总之，世系在千百载以前，代远难稽，作谱者但略着其梗概，以示数典不忘祖足矣，不当扭合为图，丛生纰缪”。他主要批评姓源不实，以帝王为荣而误认祖先。创修于光绪四年（1878）、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甘肃《武威段氏族谱》，就段氏姓源问题，在《凡例》上说，有的人说段氏是共叔段之后，有的说是老子李聃遗胤，还有说是战国时魏人段干木的后裔，“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况“古今姓氏之学，不足征信也久矣”，所以不必考姓源，“以免附会”。看来不写姓源的主要是两个原因，即姓氏可能是多元的，而流传久远，资料有限，一个家族很难考证清楚；考辨不清，强作附会，仍是不明祖宗是谁，倒贻笑大方。

反对在家谱中考证姓源的，在修谱人中是少数，多数人还是视为大事，以为非写不可。雍乾时期官员曹一士讲修谱有二“道”，一是“慎而谱之”，凡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写，以免附会疑误；二是“考姓氏，溯时代，由我之从生以及乎初生，毋敢有率略放佚焉，此追而谱之也”。主张考论姓氏源流、始生之祖（初祖），只是在做法上采取谨慎态度，阙疑存信。乾隆十一年（1746）江苏盐城李氏修谱，李成章序云：“窃怪今之为谱者，不慎考其所自始，详细其所自生，每排张其门地，影响附会，冒不可知之祖而尸祝焉，殂豆焉”。他批评人们将精力放在附会冒认上，而不下力气考证姓氏源流和始祖，可知他希望弄清姓源。咸丰间广东南海朱次琦修谱，强调学习纪昀谱法，但在姓源问题上看法相左，他说“姓氏源流，不可不考”，纪氏家谱为慎重而不写源流，不符合古人谱法义理。他叙述姓源的理由不外两条：不述姓源，是数典忘祖；记述是继承古人谱法传统。

纪昀谱法为许多人所尊重模仿，朱次琦谱法晚出，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在写不写姓源问题上的争论，反映清人修谱在族姓源流、初祖、始祖问题方面遇到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不写不好，写则很难弄得清，为免出谬误，还是不写为好，这是不得已做法；也知道难写，故取慎重态度，但应竭力而为之。两种态度，两种做法。这都要表示谨慎从事，愿望都是不忘本根，不犯数典忘祖的误失。

关于家族的远年世系，许多族谱有著录，对于其真实性，怀疑者、批评者实在不少。康雍之世的李绂为江西南丰傅氏族谱作序，见谱上列有自商代传说开始的六十三代人的世系表，因而说“世次详明若此，岂别有所据耶”？明着说不知其制表的材料来源，实际露出怀疑其真实性的态度。又给江西新建赵氏作谱序，指出前此的赵氏谱书，所记述的始迁祖赵抃事迹，与苏轼所写的神道碑不合，家谱上载有朱熹的序言，可是《朱子大全》上并没有此文，这都是误失，靠这次修谱改正过来了。为李绂所赏识的全祖望讲到浙江鄞县西厢董氏族谱的世系表，在明初以来的人员准确，而在这以前的，与正史和志书皆对不上茬，真是“漫无依据，任心附会”，因而询问董氏修谱人，回答说是抄录的旧谱，对此也有怀疑，但是先人的东西不敢改，并表示愿意做得精确，于是全祖望为之作出改订。纪昀修谱不讲姓源，但作世系源流，“谱首上溯始祖，而中间六世，阙所不知”。制作远年世系，然而极其谨慎，不清楚的人物就不作纪录。特别指出，谱系人物，“但存其可考，无牵合附会剿说氏族之书，以贻君子之讥者，是皆可作谱者法”，告诫人们不要抄袭姓氏、谱牒之书的成说，以免牵强附会，给他人提供说笑的资料。开启近世经世文编之作的陆燿 对此更其严格，批评欠缺严肃的家谱，“世次统系，冒滥相沿，甚者至引远代君王将相为始祖”，接着指明汉末以来江左著姓陆氏、顾氏后人的一些家谱世系不实的情形，说陆氏的各个支派，“世历千年，屡经变革，承传次第，安保无不可深信之处”？而所寓目的几种顾氏族谱，“大抵非两汉六朝显荣赫奕之人，耻以为祖”。他为避免陆、顾二氏修谱所出现的远年世系不确的弊病，所作之谱是十一世以来的“近谱”，十一世以前不予著录。安徽泾县包世臣的家族自称是俗传“包青天”包拯的后人，谓其祖先包辉是包拯第四子的孙子，赠封吏部尚书，包世臣对此颇有疑问，因为他查阅史书，知道包拯只传一子，哪里来第四个儿子？包辉赠封的事，显然是后人依据明朝的制度推测的，不足为据。批评族人世代相传的讹传，具有相当的勇气。道光元年（1821）江苏海门王氏纂谱，对老谱卷首的两个世系图，“考信无征”，然而先人留下的，又不便取消，只好写个跋语，使族人知其不实的情况。光绪末年，安徽祁门程氏纂辑家谱，发现明朝中叶自徽州迁出的程敏政所著程氏统宗世谱，将善和程氏仁山门下增添二代，后人不察，历次修谱，仍因其旧，至此次编纂，发现他的错误，予以改正，并在《世系谱图》附载程敏政的世系图，以及专门的辩驳文章。

关于远年世系的讨论，要点大致在下述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勉强作远年世系，意图尊重祖先而实际上是误认祖宗。如李兆洛所说，“有谱而其世系乃益不明”，反而制造了混乱。全祖望说得更深刻：“夫数典而忘祖，不可为也；攀援华胄而无祖，尤不可为也”。忘祖不好，诬祖更坏。第二是不要迷信老谱，以为前人所作，照抄过来就行，或者明知有误，但因系祖宗所传，不敢改动，这就是纪昀及道光元年海门王氏、光绪末年祁门程氏纂谱者所指出的，应从实际出发作出更正。第三个是详近略远，与己身较近，知道确切的就书写，远年不清楚的就从略，即世系从可知之世开始写，系谱就准确了，所以恽敬说：“夫以远为不尽信，以近为可信，则谱信矣”。第四是采取阙疑的态度和办法，世系中传疑的人物宁可不记载，而不将疑似的收录进去。

关于联宗合谱，谨慎者严格认定同宗，趋利者冒认求合，辨别不清者分合无常，实出无奈。同治间编著的江西《萍乡县志》，说当地人重视谱系，经常纂修家谱，对于“同姓异宗，必严辨之”，意即在同宗的情形下才能联合修谱。河间纪昀家族所在地，还有北杨村、小河、王家庄的纪姓，与纪昀家族仅仅是同姓，并不同宗，纪昀修谱，特在谱名上冠以“景城”地望，表示与北杨村等地的纪氏不是一个家族，自然更不会联合修谱。乾隆间江苏武进的奔牛、辋川里两个姚姓家族联合修谱，到道光间，奔牛姚氏续谱，找辋川里姚氏合修，辋川里的姚煦信等人经过细心考订，得知这两家人所尊奉的始祖并非一人，也即并不同宗，拒绝合作，并自行编纂辋川里姚氏宗谱，这种求实态度得到名流的称赞，为之作序，其他“乡先

辈见者，谓敦本睦族，崇实黜华，焕焉炳焉，洵家藏之至宝矣”。可见明辨宗派，为有识者所特加留意。

从现有资料看，奔牛姚氏道光间仍欲与辋川里姚氏合谱，倒并非有意作伪，而是辨别不清是否真正同宗，但是有些家族则是明知故犯了。如同李兆洛所批评的：“攀援华胄，合宗联谱，以为夸耀，诬祖忘本，抑又甚焉。”这是微寒之族，攀附望族，以图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江苏嘉定、宝山的黄氏都出了名人，道光间崇海的黄氏修谱，找到嘉定黄宗起的祖父，要求合谱，遭到拒绝，但是光绪间黄宗起修谱，寻觅家族史资料，发现崇海黄氏的谱书竟有本家族名贤的名讳，可知崇海黄氏盗用嘉定与宝山黄氏族望。苏州吴县洞庭安仁里严氏是大族，祖先有以“伯”字为辈字的，与同县王家泾、后山严望里严姓并非同宗，可是嘉庆十四年（1809）在祖坟边上冒出两个坟头，刻碑云“安仁里始祖之墓”，并书两个“伯”字辈的人名，引起安仁里严氏的警觉，进行交涉，对方同意铲去“安仁里”字样，可知同姓不同宗的严姓，羡慕安仁里严氏的盛名，加以冒附，而本主则严行制止。武城曾氏因系圣裔，享有优免的待遇，冒附的人自会不少，所以宗谱特作规定“严查混冒，杜紊宗也”。

处在一个地方的同姓之人，由于年代久远，是否同宗，有时分辨不清，修谱的分合不定，成为并不乏见的现象，前述武进两个姚氏的情形就是显例。先迁崇明，后又部分迁徙海门的王氏，向有太原、琅琊二望的岐说，可是又弄不清楚，因此族谱合而分，分而合，“其间得失未可深言，即后来续修诸谱，或远绍多收而适成附会，或衍讹踵缪而绝少折衷”。

是故意的同姓不同宗合谱，还是分辨不清而误合，都违背笃信“一本”共祖的家族宗法原则，也失去修谱合族的本意，李兆洛分析得至为深刻：“夫谱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谱以收族属，非其祖之族属何收焉”。

纪昀

(1724-1805)

纪昀（jǐ yún），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1570—1642），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1632—1716），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1665—1732），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

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

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它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些古书的一个切入点。很多大学者都承认，他们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作学问的。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不老泉”，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文学

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姑妄听之》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昀对于文学的批评，主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与若干书序(如《爱鼎堂遗集序》、《香亭文稿序》、《云林诗钞序》、《田侯松岩诗序》、《挹绿轩诗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诗钞序》等)，另有《文心雕龙》评和《李义山诗集》评。他的文艺批评标准，虽仍不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甚拘泥，较为通达。承认“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诗日变而日新”，认为文学的演变取决于“气运”和“风尚”，强调后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既应有“拟议”又要有“变化”。在艺术风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对“门户”，反对“舍是非而争胜负”的朋党之习。纪昀晚年主持科举会试时，曾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内容出题策士，实为创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虽有宣传因果报应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在艺术上，文笔简约精粹，不冗不滞，叙事委曲周至，说理明畅透辟，有些故事称得上是意味隽永的小品；缺点是议论较多，有时也不尽恰当。此外，评诗文，谈考证，记掌故，叙风习，也有不少较为通达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材料。不失为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藉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中国小说史略》）。其《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政治

在政治上，纪晓岚也是很有见地的，惜为其文名所掩。他认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趋利避害。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因势利导。其目的在于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决横流，出现明末农民大起义那种局面。纪晓岚的家族，在明末动乱中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打击。纪晓岚重视民情，因势利导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经验之谈。同时也说明，他对当时在“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看得比较尖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民间疾苦比较关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拥入京师就食，秩序十分混乱，大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之势。纪晓岚看到这种情势，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势”，因势利导，在理论上就不能不起来批判宋儒之苛察。自从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后，流毒明清，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程朱理学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一些道学家只会空谈义理性命，一遇实际问题，就茫然如坠五里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