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上官.我想知道上官的家谱..谢谢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12浏览:3收藏

我姓上官.我想知道上官的家谱..谢谢,第1张

上官

121 江苏武进

(清)上官星宝 上官庆元六修

清同治十三年(1874)宝善堂铅印本 十册

历史所

注:上官达始终于明万历二十三年。

122 江苏武进毗陵符言上官氏族重修宗谱八卷

(民国)上官廷修等重修

民国八年(1919)宝善堂活字本 八册

北图

123 江苏武进毗陵洛阳上官氏族谱十二卷

(民国)上官荣泉重修

民国十一年(1922)宝善堂木活字本

南开大学

注:始修于明万历间,此为七修。

124 浙江遂昌上官氏宗谱六卷宗

民国三十五年(1946)刊本

浙江遂昌县石练乡柳村

125 山东临沭上官氏支谱

钞本

山东临沭县郑山乡西海子

126 湖南湘潭中湘上官氏五修族谱十卷末一卷

(民国)上官之蜾等纂修

民国十八年(1929)敦本堂活字本 十册

北图

《湖广安陆府荆门州上官氏庆源图略序》

谨按:吾上官氏谱系散处于齐越闽洛吴楚者不一,而自江右徙楚荆者则近之,真正派也,其姓氏之自与始生之,祖后裔之繁世泽之远,想在旧谱上历历可考。惜初刻者沦于宋季之干戈,继梓者灾于国初之兵燹,其一二仅存者又残缺于世还遗散于人亡,遂使后之人懵懵然,莫知千载而上厥初生民谁为吾主,则有其始之莫或及之,有其本之莫或报之,此孝子慈孙千百年不纾之恨也。顾尚考孔氏家谱,其夫人为上官氏,则上官氏之族自成周有之,周之前无可考……至东汉有郎中公资,晋有洛阳守巳,李唐御世人文辈出,而首兴则西台侍郎公仪,后历五代,赵宋洎我皇明代不乏贤,抒华掞藻则文采溢云霞,蒙难捐躯则义胆耀虹日,防奸杜敌则忠猷与智虑交深,遗思却馈则仁泽共清风济美,抗疏极言则正气塞霄壤二间,树勋报政则良躅接汉庭诸史,弃事游神则玄抱脱尘凡千劫,显绩班班史册,而姓氏不异矣……祖父有知,当使谱系之失者终获,疑者终信,残缺者终完,而涣散者终乃萃也。子孙中有显扬贤才者向其遡千派汇一源,修全谱为家庆光哉……

江西上官氏家族与湖北上官氏家族之渊源

江西省吉安市上官氏祠堂为“花萼堂”,此祠堂下有同族两支,即:桃林支派和庆泽支派。桃林支派和庆泽支派为同宗,否则不可能同续一谱,现存湖北荆门地区《上官氏宗谱》(明光绪三十年修)原本上每页均印有“花萼堂”字样,且记录有两支详情,但桃林支派和庆泽支派两支之上溯渊源资料已毁于战火,暂无可考。

湖北荆门地区《上官氏宗谱》(光绪三十年续修本)之《吉水县桃林上官氏谱记》<花萼堂序>载:“上官氏其先福建邵武人也,宦流吉州,因家桃林。厥祖讳均者,登哲宗元佑八年(公元1092年)戊辰进士,授正言历御史擢尚书左丞,子讳悟登徽宗大观三年(公元1110年)已丑进士,授判江陵迁刺德州,子翔宇讳鹗(注:荆门《上官氏宗谱》记载:唐永徽宰相仪之九世孙上官均(生于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卒于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生三子:长子怡、次子悟、三子恒。怡生四子:沔、淮、沛、涿。悟生子潼。恒后无记载。潼生二子:墀、圻。圻生四子:诏、该、谋、谏。 诏公生子鹗……)者发自贤良科任巴邺县尉,迁知吉州(由此可见,鹗公应为桃林上官氏入吉州(今江西吉安市)第一人),事仁宗皇庆(注:元朝仁宗皇庆年代为公元1312—1313年,推断此时段应为鹗公入吉州时间)癸丑嗣秩魁江西行省解元……”

湖北荆门地区《上官氏宗谱》之《上官氏庆泽》载:“宋绍兴之元年(公元1131年)三月,宋抚州路儒学教授上官仕英,号乐轩,徙吉州路永丰县四十五都(据此记载,仕英公为上官氏庆泽支派入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第一人,先于鹗公一百多年进入吉安),地名空坑水南,卒葬水南之门前,娶孙氏生子四:大郎、二郎、三郎、四郎。”

仕英公三子三郎徙居永丰县明德乡三十八都带,原地名上带,娶宦氏,生子景先。

景先公娶董氏,生子二。子文明徙居吉水,另一子徙居泰和。

文明公娶湖西罗氏,生子二:长有贵,次叔贵。

有贵公由江西吉水徙湖北宜昌府长阳县,嗣续繁盛,长乐、三界场等处上官氏(官氏)皆为其后焉。派序名:永世必昌应志大希宗明秉正思祖泽开光维兴国……

叔贵公娶王氏生子平翁。

平翁公娶黄氏生子朝愈。

朝愈公娶刘氏,生子四:玉辉、玉清、玉振、玉成。

玉成公(朝愈公四子)生子二:长习礼,次习经。

习经公生子三:长任美、次任高、三任达。

《荆门州上官氏祠堂序》载:……上官氏在吉州最称望族,国初以来,衣冠文物项背同望,宏治间(注:推断应为明弘治年间,即公元1488年—1506年,此时段也与任高公生卒时间相符)进修翁讳习经者携其仲子缵修翁任高商于楚,因婚荆门,钜姓实谓谷村李者,遂家焉……

习经公长子任美娶吉安大栗女,生子乳名折仔,有足疾。任美公后由湖北荆门迁湖北黄冈(据查,现黄冈市黄州区档案馆存有《官氏族谱》二十卷,因未亲睹,不敢枉断为何支何派,推断应为任美公之后)。

习经公次子任高(公元1449年—公元1516年),号缵修,定居荆门,提为荆门州上官氏家族第一世。现荆门及其周边地区上官氏(官氏)皆为其后。

习经公三子任达娶吉安杨九实女,生子二:昱、旻。其后不祥。

  摘 要:日本工业化之始,牧口提出地球是人类的教育者、启蒙者、领导者和安慰者,是人类幸福的源泉,人类应保护环境,与自然共享幸福。工业化成功之时,梅棹又提出文明的生态史观,用生态环境来解释日本和西欧为什么能率先进入工业文明。他们的生态文明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很大的区别,为认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演进,特别是对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关键词:牧口常三郎;梅棹忠夫;生态文明;文明的生态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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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牧口常三郎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成长起来教育改革家,创价学会的缔造者。在日本迅速步入工业化之始,1903年在其《人生地理学》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生态文明思想。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的教育者、启蒙者、领导者和安慰者,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平等交往对提升人的生活和人格的重要作用”,[1]提出自然地理环境是日本走向成功的首要因素。�

梅棹忠夫是二战后日本享有盛誉的生态学家,在日本工业化成功之时,1957年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首次提出“文明的生态史观”。他用生态环境来解释日本和西欧为什么能率先进入工业文明,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演进。�

牧口和梅棹的生态文明观冲击了其他地区和国家只有模仿西方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维,凸显了各国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使我们更加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教育在国家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牧口常三郎的生态文明思想�

1903年牧口常三郎在其《人生地理学》中,采用了一个有远见的生态学视角,建议人类开展与自然的对话,认为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交往的关系。在其著作中,始终是用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来阐述他的生态文明思想。�

第一,尊重自然,与自然平等交往。牧口认为应该把动物、树木、河流和岩石等,……都当成自身的一部分而替它们设身处地地着想。应该努力从自然的观点来看待我们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只要我们真诚地走近自然,寻找到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自然就会欢迎你、鼓励你和支持你,最后向你展现她的精神本质,你们将开始一种永恒的友谊。[2]�

第二,立足乡土,胸怀世界的环境观。牧口认为相互依赖是人类需要经历和必然经历的过程,眼光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世界是愚蠢的。但故乡具有神秘的力量,一个去游四海的人最大的思念莫过于对故乡的思念。然而是故乡是随着人的活动范围而不断扩大的,故乡可能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故乡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虽然我们的目的是理解整个世界、改造世界,但我们出生的乡土是观察世界的基础。[3]�

第三,合理地利用自然,保护环境。牧口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抽象的,它必须合天时、因地利,不同的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有不同的影响,强调可以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兴办实业,发展相应产业,谋求社会和国家的强盛。[4]但是人类和地球的关系非常复杂,……这种关系渗透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影响着我们人生经历的各个方面,我们如果忽视这种关系会产生了很多的问题。[5]不但会破坏环境,而且会危及人类自身。�

第四,自然塑造人格,提升道德。牧口认为自然是人类生命和精神之源,故乡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带给我们最直接的经验,使我们产生同情、亲善、友谊、仁慈、忠诚和质朴之心。自然界令人惊异的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融洽、平衡、保持一致地存在着,……观察和感受大自然的美丽与和谐会激发我们的情绪、情感。我们会感动,精神会得到净化,变得纯洁。对自然界的这种美丽和谐之感会对我们的道德生活产生影响。自然界是我们的教育者、启蒙者、领导者和安慰者。我们生活的快乐与自然界有很多密切的联系,并取决于与自然界亲密的程度。人类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个性变得稳定,道德日趋成熟,有助于培养人的身心和人格。[6]�

第五,敬畏自然。牧口认为复杂多样的大自然,存在着和谐、对称以及普遍的规律,宇宙孕育了人类,而人类只是宇宙众多事物中的一员,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宇宙及宇宙中众多的事物超出我们的理解和想象范围时,我们感到自己非常渺小,能力有限,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心中就充满了对大自然的尊敬和敬畏。[7]�

第六,生态环境与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牧口认为日本和英国气温适度和四季更替,……这些岛国不但适宜物质生活,而且还适宜精神生活,多变和温和的气候激发并培养发展了人的精神。英国从欧洲大陆接受文明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很快就超过了曾经给予他们影响的欧洲大陆。日本也是如此,……而大陆国则不易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尽管岛民开始时受激发比较慢,一旦醒悟就会发展很快,英国和日本的成功应该归因于它们是岛国。[8]半岛是独立文明的产生地,希腊、意大利半岛产生了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半岛基督教的产生,印度半岛佛教的产生和中国山东半岛儒家学说的产生等。[9]�

一个多世纪以前,日本刚开始快速进入工业化,牧口就敏锐地观察到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和道德问题,他想通过《人生地理学》中的理念,来改变当时日本落后的教育现状,同时,希望用他的环境教育思想来解决社会问题。�

最后,牧口从生态学的视角,从生态环境与文明发展的关系做出推断:未来世界文明的先锋,将是英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世界通过人道主义竞争形式获得发达文明的梦想能够实现。[10]�

二、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态史观”�

梅棹忠夫1957年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因首次提出“文明的生态史观”而名声鹤起。他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演进。�

梅棹以欧亚大陆作为考察对象,将欧亚大陆划分为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第一区域包括日本和西欧,……其他地区属于第二区域,可以划分为中国世界、印度世界、俄国世界、地中海或伊斯兰世界四大集团。在人类文明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演进中,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二区域曾经最早创造出灿烂农业文明却大大落后,西欧和日本脱颖而出,率先步入工业社会。[11]�

梅棹用生态环境来解释日本和西欧为什么能率先进入工业文明。他认为,第二区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第一区域地处中纬度地区,气候温和,雨量适度,土地生产能力高,但在早期历史中,由于被森林所覆盖,难以产生出高度的文明。所以,第一区域是作为野蛮落后的民族开始自己的历程的,从第二区域引进文明。不过,第二区域气候干燥,属于干旱地带,常常受到来自沙漠地带游牧民族的侵袭,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于是,这一区域的历史就表现为建设和破坏无休止地反复交替的历史,造成第二区域的落后。相比之下,第一区域地处欧亚大陆的边缘,中亚的暴力破坏没能影响到这里。当暴力临近之际,它已经具备了抵抗的能力。随着技术力量增强到一定程度,这一区域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可以迅速成长为较高程度的文明。[12]�

梅掉文明的生态史观,主要是从生态学的原理,论证在地球上遥遥相对的西欧与日本“朝着同一方向发展和进步,并最终实现了所谓平行进化的过程”。[13]这里,梅掉要论证并强调的是日本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平行”发展的概念。他认为“在这个地球上的日本文明,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具有独特性质的文明”。[14]当然并不是仅仅论证日本文明是与西欧文明平行发展的这种观点,其立意在于,日本文明也就成为独立于欧洲文明以外的一种文明形态,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西方文明的东渐,日本也将在自己文明的自然发展中实现现代化。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近代化即西方化的观点也就无立足之地了。反过来讲,所谓西方文明也并非一种普世文明,而只不过是一个独特的文明罢了。文明本来就是多元的,西方以外的国家、民族也就没有必要、没有理由仅仅以西方文明为价值标准或追赶目标。同样的道理,梅掉也反复告诫以日本模式追求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国家注定要失败,其理由在于各民族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的差异性。�

三、牧口的生态文明思想与梅棹生态的文明史观之比较�

牧口在日本步入工业化之始,梅棹在工业化成功之时,正好相隔半个世纪,两人都从生态学的视角来审视日本和世界文明,创造性地建立起他们自己独特的理论系统,他们的理论皆以世界舞台为背景,反映日本人对本民族文明的态度和当时的社会状态,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很大的区别。�

(一)牧口和梅棹都认为独特的生态环境是日本率先现代化的首要因素�

牧口和梅棹的生态文明思想,既有其历史的连续性,又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对他们思想的比较,不能不联系到福泽谕吉,众所周知,福泽谕吉是明治维新时期启蒙思想家,他的文明观把西洋文明作为当时人类的最高文明形态,倡导“脱亚人欧”论。为了赶超先进文明,甚至可以不计手段,诉诸战争。其思想对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等起到了提供某种理论依据和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可以说牧口和梅棹都是对福泽在日本社会形成的文明观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反思和反动。�

福泽所处的是日本面临深刻危机的特殊历史时代,思想渊源来自于对中华儒家文化的深刻反思,对岛国的危机意识,及对西方文明崇拜,是对日本文明缺乏自信的表现。但由于明治维新成功,日本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大为增强。其社会思潮逐步转向日本文明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作为思想、文化之载体的知识阶层,尤其是作为他们思想成果集大成者的所谓“文明论”,就是这种思潮的反映,牧口和梅棹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西洋文明和日本文明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与福泽的观点,可以说大相径庭。�

牧口的文明观简而言之是“岛国文明后发论”。他反对战争,反对军国主义,主张通过人道主义的竞争来完成世界文明的进化,由于坚持其理想而被捕入狱,73岁死于狱中。根据他的生态文明观,以人类和地理环境交往的视点来审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深信不通过战争,建立起人道主义竞争的世界,日本依托其固有的岛国生态环境优势,同样可以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在日本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牧口的思想不可能成为主流,但他看到了日本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可能性,梅棹“生态的文明史观”就是他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梅棹“生态的文明史观”另一原因是其在南亚等国的考察,直接原因是由于汤因比访日,汤因比的历史观认为“文明是对挑战的应战”。作为回应梅棹发表了其独创的世界史观。梅棹的历史观实质是自牧口以来,日本社会认为其强盛是因为独特的地理生态环境,这种非主流思想,随着日本的崛起,变成主流思想的过程,是对日本现代化的原因作出日本式的解读,同时也是审视世界文明进化新的历史视角。�

两者的区别是:牧口仅有朴素的思想,而梅棹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把世界划分为二个区域,和牧口一样从生态学意义上考察了日本与西欧――主要是和英国有相似条件。他认为“在这个地球上的日本文明,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具有独特性质的文明”, 提出了最终所谓“平行进化的过程”的观点,显然比牧口的观点更具说服力。�

(二)牧口和梅棹都认为要立足本国生态和文化走具有本国特点的发展道路�

牧口和梅棹的生态文明思想,从宏观上勾勒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构建了现代化发展的世界模式,阐释了日本文明在世界中的地位。可以说,它是日本文化论,同时也是世界文明论。�

牧口认为人的性情和地方的风俗都受环境的影响,气候与地理位置和文明程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系。[15]牧口写作《人生地理学》一书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社会模式正席卷全球,这种模式是“自然是待开发的对象”。而牧口所预想的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是基于人与地球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他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掠夺,主张通过人道主义的竞争,他羡慕和提倡西方工业文明的某些方面,但也劝告不要对西方的模式全盘吸收,并为他的国人提供了一幅独特的日本工业化的远景图,即依托日本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优势来发展本国的工业,以传统文化为纽带,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来使日本进入工业社会。但20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里,日本拒绝了牧口的远景图和大部分忠告,追随美国的产业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在对自然不加限制的开发以及由工业发展不加限制的人口增长的基础上,我们现在不得不去正视许多由这两个工业大国及西欧在发展阶段所作的选择而导致的负面后果。[16]�

梅棹认为:“所谓历史,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就是人与土地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即主体环境系统的自我运动的结果。决定这种运动的形式的各种主要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自然的因素”。[17]既而把世界分成两个区域来论证并强调日本文明与欧洲文明“平行”发展的概念,西方文明也并非一种普世文明,而只不过是一个独特的文明,世界文明是多元的。亚洲和非洲的学者大多是在内心深处仍相信欧洲文明优越的神话,认为欧洲为顶点的人类文明是一条直线发展的过程,把世界各国放在这条直线上进行对比。梅棹文明的平行进化论的观点,也就打破了欧洲文明是最高文明,文明是直线发展的神话,并且他反复告诫各国的发展不能模仿日本,因为各国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并不相同,要走适合本国特点的文明发展道路。“日本即使不能作为榜样,亚洲各国必然实现现代的趋势也是不可改变的。”[18]�

自生态史观提出后至今,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学者更加关注自然地理环境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澳大利亚的琼斯和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都指出,西欧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有利于其现代化率先起步。[19]�

(三)牧口更关注自然与人生的关系,梅棹更关注生态与文明的关系�

20世纪刚开始,牧口就敏锐地注意到日本跟随西方的工业化模式会出现的环境问题,人格不健全、道德下降、精神荒芜等问题,主张通过人类与自然建立良好的关系来解决工业化带给人类的困境。牧口认为:人类有两个主要的途径与自然发生相互作用:一个是肉体上的,另一个是精神上的。人类与自然最初的、直接的关系是肉体上的关系。然而,人是通过与自然在精神上的相互影响,才开始并塑造人的特性。他列举了八项作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知觉的关系,功利的关系,科学的关系,审美的关系,道德的关系;同情的关系,公众的关系,宗教的关系。[20]�

牧口认为:前五种是人与自然“经验” 的关系,后三种是人与自然“交往”的关系。经验主要是指智力上的相互作用,而交往则含有情感上的相互作用。经验让我们积累知识,而交往使我们培养情感。�

当人处在美丽的大自然界之中,人的心灵和灵魂一定会徜徉在这份美丽、清新的自然奇观之中,这就是牧口所说的人与自然知觉的关系。他认为这种知觉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是人与自然开展更多精神和智力活动的基础。通过人类对自然的观察和体验,对自然产生好奇心,又是激发人类探索和考察产生这种相互关系的原因和结果,这种关系是一切科学产生的前提。而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不只限于功利的关系和科学的关系,自然界中纷纭复杂的各种现象,融洽、平衡、保持一致地存在着,大自然的美丽与和谐会激发我们的情绪与情感,我们精神会得到净化,善良的美德也会油然而生,这就是审美的关系和道德的关系。�

当我们以一种很深的情感对待自然之时,并且能把自然当作身体的一部分而替自然设身处地地着想时,人会把自然看作同伴或朋友,同情的关系就产生了。人是社会性动物,没有一个人能离开社会和自然完全独立生存,这就形成了一种公共的关系。当我们认识到在大自然中,我们人类只是宇宙中众多事物中的一员,我们会感到自己的渺小,能力有限,不知不觉中,我们会充满对大自然的敬畏,这就是我们如何与无穷的宇宙发生交流,会崇拜神、佛陀或精神本质的原因,这就是牧口所说的人与自然宗教的关系。[21]�

梅棹1957年的东南亚之行,对其原来的生态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又进行了补充,把东南亚和东欧的文明演变放入他的生态学历史视野下的几何构图之中。如图示:椭圆正中的阴影部分是包括沙漠和草原的干旱地带,对于历史的发展,这一干旱地带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干旱地带是暴力和破坏之源,自古以来由游牧民族等残虐的暴力运动,破坏了周围的文明世界,第二区域屡次受到难以挽回的打击。其外侧,是热带干草原一类的准干旱地带,再向外,则是森林覆盖的湿润地带。……东南亚森林覆盖面积大,以致不能产生较高水平的文明。在古代,是与日本相同的未开化的野蛮地区,后来由于相邻地区较高水平文明的输入,建立了根据其仿造的帝国。这一点也与日本相同,此后则不同了,受到其他文明的侵入或者连锁反应的影响,破坏与兴亡反覆不息。从比较文明的角度看,东南亚和东欧有许多相似的特点:首先,两个地区都是由许多小国集合而成,并且过去都是被三个世界所包围而形成的中间地带。其次,语言、民族和信仰多样。再次,东欧的历史也与东南亚非常相似,这一地区多次遭到来自俄罗斯、伊斯兰、西欧的入侵,就如东南亚也常常受到中华帝国、印度、日本的入侵一样。这种生态环境,是东南亚与东欧文明形成的主要原因。[22]�

(四)牧口更关注教育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梅棹更关注国家的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作为教育家的牧口,强调学习者应该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直接学习,而不是简接学习。因为他认为,道德品质的发展、感激的态度、支撑人生命对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好奇心,以及对这些系统的责任感,对于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健康而言是不可缺少的,而这些品质不可能通过其它途径来培养。他断言,间接式的“二手”学习系统,在日本已发展到愚蠢的地步。将学习者局限于教室内,强迫学生死记忆硬背,从记忆到忘记周而复始,这种教育限制了学习者与其生活社会的自然系统的联系,将会导致学生的不愉快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对环境造成破坏。因此,他在一生的教育实践中,笃行教育必须和学生所处特定的社会、地理环境相联系,课程、教材由周围的自然和社会制度组成,采用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家长、教师以及社团中其它人员的共同指导下进行。在这种教育过程中学习知识,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使学生都能获得幸福的人生。[23]�

毫无疑问,社会的发展受多种条件的制约,但梅棹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决定国家发展、推动历史进步的首要因素。如前所述,梅棹根据日本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西欧的相似性,从而得出日本与西欧平行进化的观点,后来又对其文明的生态史观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东南亚与东欧的地理环境相似,因而两者有着共同的文明发展程度,影响两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显然,梅棹的观点是一种环境决定论,以自然地理环境为背景来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研究该民族的习俗及其价值观,进而研究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拥有的发展机遇,从而决定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历史已经证明:过度地开发自然资源的欧美发展模式,不能作为后发国家效仿的对象。美国三亿人口,自然资源消耗超过世界总消耗量的1/4,1/4的温室气体是美国排放的,但美国目前50%的人不愿改变生活方式节约能源。[24]如果全人类都采用这种发展模式,只能导致全人类的灾难。构建生态文明,转变发展模式,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

因此,再次探讨牧口和梅棹的生态文明思想,对现实有很强的借鉴作用。牧口独具慧眼提出通过人与自然的平等交往,来提升人格,强调教育在保护生态环境中的作用,主张人类走人道主义竞争的文明发展道路。梅棹郑重告诫,日本不是榜样,文明是多元的,各国应根据本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走一条适合于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他们的生态文明观,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2][3][5][6][7][8][9][10][15][20][21][23][日]牧口常三郎著,马凌峰、陈莉译人生地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8,17-19,3-8,1,10-19,17,34-36,41,265, 262,13,12-20,31-33�

[4][日]牧口常三郎著,马凌峰、陈莉译人生地理学(中文版前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6�

[11][12][17][18][22][日]梅棹忠夫著,王子今译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76-77,89-94,166,54,143-169�

[13][14][日]梅棹忠夫著,杨芳玲译:何谓日本[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40,23�

[16] 牧口常三郎著,马凌峰、陈莉译人生地理学(英文版编者导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3-34�

[19] 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7�

[24] 尤未迟,孙庆伟美国式浪费触目惊心[N]环球时报2007-10-29(7)�

  谣言:

  今天西安的云比较特别,非常美丽,但形状像放射性条纹图案,查了资料说是地震云。有网友说这预示着四川的地震。

  辟谣:

  天上的云和地震没有关系

  “地震云”的说法,一直在网上流传甚广,到底存不存在“地震云”?

  请大家查阅,“地震云,是一种被误传为可以提前预测地震的云,目前尚无准确定义,也不被气象专业或地质专业所认可,主要在中国和日本民间流传。中外科学界、地震局和气象局等机构曾多次对此进行辟谣,强调目前没有有效证据表明云可以用于预测地震。

  气象专业人士认为:从气象现测的专业角度分析,网上给出的各种地震云照片,可以将其归类为以下典型的云状,即透光高积云、絮状高积云和卷积云以及残留的飞机尾迹。这些所谓的地震云根本和地震没有关系。  

  网上关于地震云生成机理的描述,例如地热转变为云,地磁场变化生成及粒子发光等说法从天气动力学、云雾物理学、演体力学、热力学等相关科学角度分析,均不能成立。地球物理学家也从未观测到“地震云”出现时磁热光的变化,因此,关于地震云产生机理的分析也是不符合科学原理的。

  天空中的云彩千变万化,展现了大自然的杰作。气象部门在长期气象观测中记载了很多美丽奇特的云状。每一种云的形成、变化和某种天气的演变大多有稳定的对应关系。但是没有充分的事实证明地震与天气二者之间有内在关联性,也没有证据证明可以通过卫星云图来预测地震发生。气象学博士李汀认为“地震云是个伪科学概念”。 所有被指为地震云的云,在云的分类中都有对应种属,多集中于高积云或层积云,因为它们比较容易形成波状、絮状、透光、放射状等“看起来怪异”的样子。所谓“地震云”就是气象观测中的一般云。

  

  所谓“地震云专家”,他们采用地震云预报的地震,发震区域往往是几百到几千公里,貌似“准确”。我们知道,这其实是个误区。全球平均每年发生大大小小地震500多万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天都要发生上万次地震。而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全球每年发生上千次,差不多平均每天都要发生两三次。也就是说,任何人随口说句“今天全球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都稳赢不输,更何况“地震云专家”还把预测发生地震的时间尺度放宽到一个月以内,因此很容易做到预报地震的“次次命中”。

  揭穿这些地震预测术的方法非常必要。我们要认识到所谓的“地震云”是不存在的,那些拍摄到的“美丽云彩”与地震毫无关联。“地震云”就是伪科学谣言。

  辟谣专家:陈会忠 地球物理信息科学传播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研究员

  复核专家:沈萍 地球物理信息科学传播团队 研究员

  出品人:科普中国-科学辟谣

网上疯传的“地震云可预测地震”已被证实为谣言。

“地震前兆”现在仍属于争议的范围,至少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现象是在每个地震之前都能发生、都能捕捉的。“是否存在有助于预报的地震先兆”是美国《科学》杂志社发布的125个科学难题之一。

《科学通报》杂志也请中国地震局的马瑾院士和刘杰研究员撰写了文章进行解读和分析。“比如大家认为大的地震或许产生某种人感知不到的次分波,动物能感受到,会有些反应,但是其他环境方面的变化同样也会引起一些动物的异常行为,地震只是其中可能的一种原因。

但是并不能排除别的原因;‘泉水冒泡’同样,地下水位的变化也会对泉水产生影响”,与地震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中国地震分布

中国的地震活动主要分布在5个地区,这5个地区是:台湾省及其附近海域;西南地区,包括西藏、四川中西部和云南中西部;西部地区,主要在甘肃河西走廊、青海、宁夏以及新疆天山南北麓;华北地区,主要在太行山两侧、汾渭河谷、阴山—燕山一带、山东中部和渤海湾;东南沿海地区,广东、福建等地。

从中国的宁夏,经甘肃东部、四川中西部直至云南,有一条纵贯中国大陆、大致呈南北走向的地震密集带,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强烈地震,被称为中国南北地震带。

2008年5月12日汶川80级地震就发生在该带中南段。该带向北可延伸至蒙古境内,向南可到缅甸。

根据地质力学的观点,中国大致可分为20个地震带。

以上内容参考 人民网——地震发生前到底有无“前兆”?专家:目前无确定的一一对应现象

不是地震云。

地震云,是一种被误传为可以提前预测地震的云,目前尚无准确定义,也不被气象专业或地质专业所认可,主要在中国和日本民间流传。中外科学界、地震局和气象局等机构曾多次对此进行辟谣,强调没有有效证据表明云可以用于预测地震。由于“地震云”缺乏最基本的定义表述,只要“看起来奇怪”的云都被划为地震云,所以难以总结其特征。

“地震云学说”从未被主流科学界所接纳,地质或气象方面的专业人士都曾或委婉或直接地加以反驳,既不是气象学术名词也不是地质学术名词。

气象学家认为,那些所谓形状各异的云多与高空气流活动有关,并不罕见;全球各地的气象站也从未监测到地震之前地表温度有系统性地增温。坊间流传的“地震云”大多为中高层的高积云或卷层云。

中国气象局也曾表示:没有充分的事实证明地震与天气二者之间有内在关联性,也没有证据可以通过卫星云图来预测地震发生。所以,地震云与地震本身并没有什么关联。

扩展资料:

发展历史:

误解古来有之

以为云可以用来预测地震,这样的误解古来有之。

1624年,明天启年间,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明和高一志,摘录西欧古籍,写成《地震解》一书,呈送给太宰崧毓。其中第八章“震之预兆”里,预兆五就是“地震云”:“昼中或日落后,天际晴朗,而有云细如一线甚长,震兆也。”

2日本市长将其发展为“学说”

键田忠三郎曾担任日本奈良市的市长,但他没有任何地质或者气象方面的专业背景。从20世纪40年代,键田忠三郎开始推广“地震云学说”。

3地震云在中国的“黄金期”

“地震云学说”曾在中国广为流传,甚至一脚踏入了中国科学界。吕大炯曾于1981年在《科学通报》发表过《地震云观测》的论文,并在1982年出版《震兆云霞》一书。随着专业科学认知的发展,“地震云学说”已经绝迹于严肃期刊和出版物。但它在民间依然拥有广阔而深厚的土壤。迄今为止,很多人依然相信看云就能预测地震,而一些民间“地震云专家”也依然在矢志不移地发布自己看云预测地震的消息,并拥有一定数量的信徒。

参考资料:

-地震云

我姓上官.我想知道上官的家谱..谢谢

上官 121 江苏武进 (清)上官星宝 上官庆元六修 清同治十三年(1874)宝善堂铅印本 十册 历史所 注:上官达始终于明万历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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