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姓起源

一、出自颛顼后裔。

1、廖姓始祖之颛顼后代叔安、皋陶

颛顼（Zhuān xù 专旭），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号高阳氏。传说中的五帝之一，继黄帝而担任炎黄部落联盟的领袖，在位78年，据说活到98岁。死后葬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汉水上游也有颛顼墓。

黄帝娶西陵氏的女儿嫘祖为妻。嫘祖是黄帝的正妃，生有两个儿子。一个玄嚣，也就是青阳，被封为诸侯，降居在江水担任氏族首领。另一个是昌意，也被封为诸侯，降居在若水担任氏族首领。若水在今岷江上游。昌意氏族崇拜太阳神，以双日为图腾。昌意娶蜀山氏的女儿为妻。蜀山氏名昌仆，又名女枢、淖子。据说有一天晚上女枢抬头看见天上的瑶光之星十分明亮，心中有所感动，便生下了颛顼。颛顼继承了父族崇拜太阳的传统，故号高阳氏。

颛顼具有圣人的品德，黄帝死后，炎黄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便由他继任。当时国家还没有正式形成，世袭制度也还没有出现，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玄嚣、昌意因德行不够完美，都未能继立，颛顼便是最适当的人选了。从颛顼是黄帝的孙子来看，首领的继承重视血统的高贵已经初露端倪。此后由颛顼到帝喾到尧舜的禅让，再到禹传夏启，建立奴隶制国家，过渡阶段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应该说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进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颛顼继承了黄帝的事业并有所发展。他沉静稳健而有机谋，通达干练而明察事理；注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发展生产；通过敬事天地鬼神，祭祀祖先来制定礼仪加强教化。颛顼还当过东夷部落联盟的首领，曾经率领自己的部族由今河南的许昌、杞县一带迁至山东曲阜，并在那里建都。当时那里的地名叫穷桑，所以颛顼又称穷桑帝。后又迁都于帝邱，帝邱即今河南濮阳颛顼城。在此期间，与炎帝族的共工氏发生激战，击败共工氏，发展了部族的势力。据有的古书记载，他乘龙而至四海，凡日月所能照临的地方，莫不归附于他。可见颛顼在位所控制、活动的地域较黄帝时期更为广大。

关于颛顼，古代有不少神秘离奇的传说，大致是因为人类处于文明初启阶段，尚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缘故。就拿古书中所说的“龙”来说吧，确实是令人费解，黄帝骑龙升天，颛顼乘龙巡行，如果从后世神化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龙来看，还比较容易理解，但要坐实，却非常困难。犬，可以称为“龙犬”；马，可以称为“龙马”；蛇，可以“龙蛇”连用；扬子鳄，又叫“鼍龙”或者“猪婆龙”。犬、蛇、扬子鳄都无法骑；骑马巡行说得过去，但骑马升天似乎过于平淡，意味不足。那么“龙”是不是一种古老原始图腾的变形或升格呢它既有鲶鱼般的须，鳄鱼般的嘴，又有鹿的角，狮子的眼，蛇的身，鹰的爪，还有满身鳞甲，能兴云播雨，真是够精灵古怪的了。从上古三代开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皋陶(ya。摇)、伊尹一班人，非常讲求实际，及至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原始神秘色彩渐趋消退。汉代出了个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

据《史记》记载，颛顼号高阳氏，姬姓，他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古籍中也有说他是黄帝曾孙的，谓昌意之后为乾荒，乾荒之后为颛顼。颛顼是我国远古时代社会秩序的建立者，他在位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命令重、黎两位大神“绝地天通”。据说在他之前，天地是相通的，天上的神可以随意来到人间，地上的人也可以随时上天，神人之间可以随便来往，自由交谈，所谓“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这种天地相通、神人混居的状况，可以说是百无禁忌，太自由自在了。既谈不上有什么规矩，也谈不上有什么尊卑，人人可以通神，人人可以作乱，这对社会的管理来说，自然是存在很大的困难，所以颛顼便命令他的孙子开天大神重和辟地大神黎把天地之间的通路阻断。从此，普通人就不能与神来往了，只有至高无上的部落联盟首领也就是他本人和专职的巫觋祭司才拥有沟通天人的特权。后来的帝王更有所发展，都宣称自己是“真命天子”，凡有所行动，无不打出“秉承上天旨意”的旗号。这种规矩、秩序的确定，足以威慑四方。它的肇始，便出自颛顼。

1、叔安受封于飂国，以国为姓

颛顼娶滕氏奔的女儿女禄氏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叫老童，廖姓的始祖叔安便是他的后裔。老童的寿命特别长，据说有返老还童、死而复苏的本领。他有许多儿子，最有名的是重、黎、吴回等。黎和吴回都做过火正之官，火正之官的职务名称为“祝融”，所以黎和吴回也称祝融。火对人类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从远古时代起就有守火之司的常设机构专门加以管理，火正“祝融”是很重要的官职。吴回在黎之后继任兄职为祝融，他的儿子叫陆终。陆终的子孙繁衍众多，衍生出祝融八姓：己、黄、彭、秃、坛、曹、斟、芈(mi米)。己姓又衍生出昆吾、苏、顾、温等姓。昆吾，己姓，在夏朝时期为伯主。

叔安是帝颛顼的后代，夏朝时被封在飂国为侯，飂，与廖音同，有些古书中也写作郅、蓼、嫪或廖。据说是叔安传37世到春秋时飂伯高把“飂”字改为“廖”字而成为廖姓的。飂国是叔安的封国，都邑故址在今河南省唐河县南90里的湖阳镇，东北依廖山。五代后晋天福七年（942年），曾在廖山山顶建造廖山神祠，俗称廖王庙。附近有条小河叫作蓼阳河。

古飂国的辖境，约当于今河南省唐河县南部、湖北省枣阳县北部，向东包括桐柏、随州一部分。发源于伏牛山的唐河从这里流过，南流汇人唐白河至襄樊人汉江。在春秋时期，这一带分布着许多小国，后来均为楚国所灭，这些国家的国人后来大部分也就成了楚人。据《左传·桓公十一年》记载：“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鲁桓公十一年为周桓王十九年，即公元前7。1年。楚国势力的兴起，对周边小国造成很大的威胁。郧与随、绞、州、蓼五个小国伐楚失败，楚国兴师问罪，次年伐绞，随后灭蓼。后人改“飂”为“廖”，成为廖姓。

2、 皋陶后裔受封于蓼国，以国为姓

颛顼又娶邹屠氏的女儿为妻，生了八个儿子，他们合在一起称“八恺”，其中一个字庭坚。庭坚就是皋陶，他也是廖姓的始祖。他是东夷部族首领之一。虞舜时任掌管刑法的狱官之长，以正直著称。据说他利用一只名为獬豸（Xiè zhì 谢志）的独角神羊断案，准确无误，后世传为美谈。秦汉以下，刑狱之官都戴獬豸冠，就连清朝的御史、按察使的补服也都绣有獬豸的图案。禹继舜位，皋陶继续肩负重任，担任要职，并被举为禹的继承人选。大禹治水，皋陶和伯益发动东夷族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皋陶死在大禹之前，葬在崇山（即今嵩山），后世祭祀如帝王之礼。在人们的心目中，皋陶的功业与古帝王等同。唐人皮日休曾经赞美他说：“咎繇德齐于舜、禹，道超乎稷、启。”

舜在位时皋陶的职务是掌管刑狱，断狱根据实情，非常公平，百姓都很佩服。他是当时著名的贤臣，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尚书·皋陶谟》和《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他的一些有关施政的言论。

禹在位的时候，准备禅位给皋陶。因皋陶先禹而去世，禹便封他的后人于英、六等国。西周、春秋时期分布在汉、淮间的群舒与偃姓诸国，都是皋陶的后代建立的。 他的后代封于蓼，子孙以国为姓，即廖姓。皋陶后代受封的古蓼国，故址在今河南省固始县，县东有蓼城冈。周襄王三十年（公元前622年），楚公子燮灭蓼。

二、出自黄帝后裔

据古史记载，黄帝是少典之子，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因生长在姬水之滨，所以又以姬为姓。姬水，即今陕西岐山县南的横水河。黄帝受国于有熊，也称有熊氏。据说黄帝的母亲名叫附宝，有一天晚上见到天上的闪电感而受孕，怀孕24个月后生下黄帝。黄帝一生下来就很有灵性，出生不久就能说话，幼年时期非常聪明，长大以后诚实勤奋，见识高明，具有高尚的品德和不凡的才能。

轩辕时代，炎帝神农氏部落的势力已经衰落。炎帝生于姜水，以姜为姓，姜水在今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炎帝也是少典之子，所以古籍中称黄帝和炎帝是兄弟，他与黄帝一起，同为中华民族的远古始祖。由于炎帝族首先发明农业，早就开始了半定居的农业生活，部族强盛时期比黄帝族更早一些。炎帝传至榆罔时，各诸侯互相攻战，残害百姓，榆罔没有力量征讨。这一时期，蚩尤九黎部落联盟力量日益强大，据说有兄弟 81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并且善于制造兵器，威振天下。他们是古代苗蛮民族的祖先。蚩尤九黎兴盛和发展起来，首先与炎帝部落联盟发生冲突和战争，驱逐榆罔，夺取了炎帝部落联盟的领导权。炎帝战败以后，向黄帝部落联盟求援，共同对付蚩尤九黎。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与蚩尤九黎大战于涿鹿之野，战斗极为惨烈，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漂杵。最后黄帝擒杀蚩尤，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蚩尤九黎的部分部族经战争以后被融合到炎、黄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之中，一部分向南流徙，在江淮地区和洞庭湖、鄱阳湖一带形成新的“三苗国”。

战胜蚩尤九黎之后，炎帝再度扩张势力，兴兵攻伐各部落方国，但部落方国皆归服轩辕黄帝。黄帝于是修明政治，整顿军旅，发展生产，安抚民众，发展了力量，威望越来越高，并与炎帝战于河北涿鹿附近的阪泉之野。黄帝征服了炎帝，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巩固了在炎黄部落集团中的领导地位。炎帝势力中的一部分退避到南方。此后，天下有不归顺的，黄帝就派兵征讨，所到之处，披荆斩棘，劈山开道，忙于开创基业，没有空闲的日子。

黄帝往东到过东海，登上了丸山和泰山。往西到过今甘肃东部的崆峒，登上鸡头山。往南到过长江，登上熊山、湘山。往化驱逐了荤粥（Xūn yù 熏玉，匈奴的祖先），来到今河北省怀来县东的釜山，与诸侯合验了符契，在涿鹿山的山脚下建起了都邑。

轩辕部族生长于黄土高原，活动于黄河流域，广袤的黄土高原是大地母亲宽敞的胸怀，奔流不息的黄河水是大地母亲甘甜的乳汁。就是在这块黄土地上，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和古老文明。

黄帝战胜蚩尤，取代炎帝以后，设置官职，祭祀山川鬼神，天下归心，万国安定。任用风后、力牧、常先、大鸿等治理民众。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变化，按照季节播种百谷。轩辕以武力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制止了部落间的长期混战，故有土德之瑞。土的颜色是黄的，所以号称黄帝。黄帝亲自主持制作冕服，穿戴**衣冠以作为受命于天地神祗和拥有权力的象征，对**的崇拜也就由此产生。后世帝王依此故事，**便成了象征权力和尊贵的帝王专用之色。古代凡皇宫、祭坛、太庙的台基，都用黄土筑成，其他如龙袍用**，宫殿覆盖黄瓦等等，都属此类。

相传黄帝的时候有许多创作发明，历法、算数、蚕桑、医药、舟车、宫室、文字等等，都是从这时开始的。黄帝的正妃嫘祖是西陵氏的女儿。嫘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玄嚣，一个是昌意。昌意娶了蜀山氏的女儿，生下高阳，高阳就是颛顼帝。玄嚣的孙子叫高辛，高辛就是帝喾。

1、廖姓始祖之周文王子伯廖

帝喾（kù酷），号高辛氏，传说中的五帝之一。他是黄帝的曾孙，玄嚣的孙子，娇极的儿子，颛顼的侄子。颛顼死后，由他继位，在位33年，活到63岁。死后葬在今河南省濮阳县附近。

高辛生来就很灵慧，一出世就叫出自己的名字。他从小生活在颛顼身边，从15岁起就开始协助颛顼处理部落联盟的事务。30岁继颛顼之后担任炎黄部落联盟的首领治理天下。帝喾建都于亳（今河南偃师县），后来迁至顿丘（今河南濮阳市附近）。他把恩泽普施给众人而不为自己个人考虑。他天资聪明、卓有远见而又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处理问题上顺天意，下合民心，宽仁而威严。他善良诚恳而又信守诺言，并且注重自身品德的修养，所以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尊敬和爱戴。他注重发展生产，节省开支，安抚百姓，教化万民。他在位的时候创立了日月干支系统，发展了农业、养殖业和制陶业，设置各种工正管理生产。史书上称赞他“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郁郁，有文采的样子，形容他的神采风貌，《论语》中有“郁郁乎文哉”的话；嶷嶷，高峻的样子，形容品德崇高；其动也时，说明他治理天下，善于把握时机，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其服也士，指他的穿着、服用、车马、宫室，如同普通士人。这些都体现了帝喾作为当时部落联盟首领的美德和风范。至于“溉执中而遍天下”，对于首领来说，那就更重要了。“溉”者，概也。概是古代用采平量的器具，用斗斛量米，装满以后要用东西刮平，用来刮平的器具叫概。执中，不偏不倚，也就是公平的意思。治理天下，做到了“公平”二字，所以凡日月所照、风雨所至的广大地区的民众也就心悦诚服了。

帝喾的正妃是有邰（Tái 台）氏部族的女儿，名叫姜嫄。姜嫄有一次在郊野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心里感到喜悦就想去踩它，结果一踩上去，就觉得身子振动好像怀了孕似的。到时候生了一个孩子，她认为这孩子不吉利，就把他扔在狭窄的小巷子里，但牛马经过时都绕开走怕踩伤他。于是把他移到山上树林子里，恰好那里人多，只好又换个地方。把他扔在沟渠的冰上，飞鸟围集用翅膀遮护枕垫暖和他。姜螈觉得很神奇，于是把他抱回家养大成人。因起初想把他扔掉，所以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弃。弃小时候就喜欢种庄稼，长大后好农耕。尧、舜时担任农师，主管农事，教民耕种，给老百姓带来很多好处。舜把他封在邰，以官为号，称后稷。《诗·大雅·生民》所咏就是他的事迹。

后稷去世后，他的儿子不窋（Zhú 竹）继位。不窋末年，逢夏朝政治混乱，废弃农师，不窋失去官职，流落到戎狄地区。不密去世后，他的儿子鞠立。鞠去世后，他的儿子公刘立。公刘是周族的著名首领，夏朝末年率领周族迁到豳(bin宾)地。豳，在今陕西彬县东北。《诗·大雅·公刘》写他率领族人迁至豳地初步定居，发展农业生产的情景，歌颂了他的伟大业绩和高尚品德。公刘去世后，他的儿子庆节立，庆节建都于豳。

庆节去世后，子皇仆立。皇仆去世后，子差弗立。差弗去世后，子毁喻立。毁喻去世后，子公非立。公非去世后，子高圉立。高圉去世后，子亚圉立。亚圉去世后，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去世以后，子古公亶父（Dan fu 胆甫）继位。

古公亶父，周族著名首领，即周太王，周文王的祖父。他重修后稷、公刘的大业，积累德行，广施仁义，受到国人的爱戴。因戎狄侵扰，他率领族人由豳地迁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北），建筑城邑房屋，设立各种官职，改革戎狄风俗，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使周族日趋强盛。《诗·大雅·绵》即叙述古公亶父始迁于岐及其定居、发展的经过，并写到文王的事迹。《绵》与《生民》、《公刘》，都是叙述周族兴盛、发展和开国的史诗。

古公亶父的长子叫太伯，次子名虞仲。他的小儿子叫季历，季历是太姜所生。季历娶太妊为妻，太妊和太姜一样，都很贤惠。太妊生昌，有圣人的吉兆。古公亶父说：“我们家族将会兴盛，要是兴盛的话，大概就在昌的身上应验吧。”太伯、虞仲知道父亲想让季历继位，以便传位给昌，便有意躲开跑到南方去了。古公亶父去世后，季历继位，就是公季。公季继承、发扬古公的传统，努力施行仁义，诸侯都归顺他。

公季去世后，他的儿子昌继位，就是西伯，西伯也就是周文王。西伯是殷时诸侯，居岐山之下，受到诸侯的拥护。曾被纣囚禁于羡（Yǒu 有）里（今河南汤阴县北），后获释，为西方诸侯之长。他解决了虞、芮两国之间的争端，使两国归附，随后归附的诸侯有40国之多。周文王灭崇以后，迁都于丰邑（今陕西西安南）。当时掘得死人骨骼，西伯命人安葬。有人认为无主佑骨，可以不葬。西伯说：“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寡人固其主矣。”于是殓以衣冠，为之改葬。人们听到这件事，对西伯更加敬重，闻风归附的又有30国。至此，人心向周，文王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从而为周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文王有一个儿子叫伯廖，周武王灭商，周朝建立以后，武王封他为伯爵。后代以伯廖的名为姓，即廖姓。

2、廖姓始祖之周文王后裔召伯廖

在周文王的后裔中还有一个召伯廖，也是廖姓的始祖。召伯廖是春秋时周惠王的卿士。周惠王十年（公元前667年），召伯廖奉命出使齐国，赐封齐桓公为侯伯，同时要求齐桓公讨伐卫国。

召伯廖的先人是召公爽。召公爽是周文王的儿子，与周武王为同父异母兄弟。因他的封地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或召伯。武王灭纣以后，封召公于北燕。成王时任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自陕而西由召公治理，自陕而东由周公治理。他与周公共同摄政，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是周初德高望重深得人心的大臣。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召公爽下传至召穆公。召穆公，即召虎，也称召伯虎。周厉王暴虐，“国人”围攻王宫，他把太子靖藏匿在家，而以自己的儿子替死。厉王死后，拥立太子靖继位，即周宣王。周宣王时，淮夷不服，宣王命召虎领兵出征，平定淮夷。《诗·大雅·江汉》所咏“江汉之浒，王命召虎”，指的就是这件事。

由召穆公再传至召伯廖，他的后人有取“廖”字为姓的，也是廖姓的一个来源。秦汉以前，在今河南、河北、陕西等地都有廖姓人生活居住，汉代的廖颉担任过钜鹿太守，在历史上钜鹿廖姓曾经为望族。

三、赐姓及他姓改姓

殷纣王执政时，残酷无道，在宫廷中任职的缪、颜二姓因之弃官隐居，改姓为廖。《小溪廖姓祖祠房谱廖姓考源》、台湾《廖氏大族谱》(民国五十八年编修)中都有相同的说法：“廖姓为颜缪二姓并合留形之改姓也，颜姓为冠盖之官，缪姓居衣裳之职。因殷纣无道，荒*绝谏，虐杀朝臣，暴殓天物，臣民离心，衣冠虽属官爵，宫廷常物而求精美华丽，本属人之常情，当混乱朝政之时，艳装诲*物议，不无瓜田李下、惑君之嫌，在良莠不齐之时宜有洁已之道，因而弃官隐于维阳山谷（后称武威）。后恐子孙而受追踪之累，始并合改姓曰廖，以表志同道合，留形不忘本源。”

据官陂《张廖姓族谱》记载：明洪武七年，原籍云霄西林村和尚塘张天正的第三子张愿仔（或作张元子）字再辉，到官陂(时称三都)游学，经常住在当地一个名叫廖化（又称廖三九郎）的人家中。廖化为人和善贤达，家殷富足，膝下只有一女，名叫大娘，品貌端庄，禀性贤淑，知书达理，事亲至孝。廖化见张愿仔善良朴实，忠厚勤勉，是理想的东床之选，便将其招赘为婿（张愿仔入赘时兼养子，改名为廖元子），待若亲子，并把全部田园产业都交由张愿仔掌管。张愿仔也非常孝敬岳父母，就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

明洪武八年（1375年），张愿仔48岁，独子廖友来出生，在友来未冠之时，廖族有亲眷犯国法而逃狱，以当时社会律法十的规定，往往株连九族，因此连累廖氏全族。张愿仔以廖族家人的身份到官府申辩，不料官司拖累多年，结案后，张愿仔身染重病，临终嘱咐儿子廖友采：“吾深受汝外祖父母知遇之恩，欲舍命图报，未能如愿，汝当代父报答，子孙生当姓廖，以光母族，死当姓张，以存子姓，生死不忘，张廖两全。”

廖友来谨承父志，以张承廖，并立誓：“凡我子孙，生则姓廖，殁后书张，不违祖命，以报廖公之德。吾本姓张，来源于河南河郡衍派，云霄西林和尚塘有祖迹，以后应回祭祖扫墓，以尽孝道，若移居外地，姓张、姓廖由其自便。”于是张廖二姓遂成一脉，生时写廖，死后书张，故有“活廖死张”、“人廖神张”、“张骨廖皮”之说。

传说清朝嘉庆年间，因为系出同源的张、廖两姓发生的一次误会，而产生了张廖姓氏。官陂十三世祖廖国宝在朝内当御前侍卫，深得嘉庆帝重用，引起朝内张国公的妒忌，于是他保举廖国宝出征，在阵上廖国宝被张国公谋害致死。死后，张国公才知被他害死的原是自家亲人，后悔莫及。为接受这一惨痛教训，同时认识自己血缘的真正归属，移居外省或侨居海外的张愿仔公后裔，便把张廖二姓联起来并用。如移居台湾台中西屯区、南投、云林县西螺、板桥、三仑乡的张廖子孙就有数万人，建有30多座宗祠。他们都一直奉守祖训，除了户籍登记，平时提到自己的姓氏，大多张廖并用。再如旅居日本大孤市侨胞有张廖富源、张廖富南等，都是官陂愿仔公的后裔。又如移居广东潮汕一带的张廖族人，也多用联姓。

在此之前，元末有简德润者，入赘南靖张家，此派下张简同宗，以后乃有张廖简三姓联宗之说。另一说法认为张简联宗是为了避祸。唐初福建廖崇德有三子九孙，一门高官进爵而为奸臣媾陷，为避祸九孙分三姓埋名隐迹，后世子孙乃以张廖简三姓联宗。

自唐代初年开基福建虔化，廖崇德的子孙很快便分衍至福建及广东各地，崇德生三子，长子兰芝，讳佩，唐总章戊辰进士，承武威郡祀；次子兰楷，继清河郡公；三子兰德，承太原郡祀。兰芝次子光尧，讳德登，为宣州刺史，生三子，长瑞碹，次琼碹，三琳碹。时因奸臣，自此子孙埋名隐姓，命九子分三郡，张廖简三姓联宗自此开始。老大文广、老二文兴、老三文举，仍然本姓廖，奉祖传的“武威”为郡望；老四文福、老五文亮、老六文禄，分姓为简，以“太原”为郡望；老七文有、老八文明、老九文峰，随母姓为张，袭用张姓的“清河”为郡望。

四、少数民族廖姓

壮族：

据史书记载，壮族先人在唐、宋时期有因其居住地区而得名的“西原蛮”、“南丹蛮”、“抚水蛮”等，当时他们已有了廖、宁、侬、黄、莫、韦、周等大姓。现在廖姓仍是壮族的主要姓氏之一。

苗族：

早期的苗族有名无姓，到了明万历年间，有的地区开始出现了姓氏，如在湘西地区就有了“吴、龙、石、麻、廖”五姓。石启贵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说：“苗民生活乡间，多属一姓聚族而居……所以寨子大而团体固，人口多而势力强。古时候，吴、龙、廖、石、麻五姓为湘西苗族五姓。所住区域，几乎占湘西整个苗区。”清檀萃的《说蛮》对五姓有不同的说法：“生苗、红苗有吴、龙、石、麻、田五姓。”然而无论从传说或者是实际情况看，“田”应该是“廖”斯误。廖姓出于苗族禾瓜家族，现主要居住在凤凰县廖家冲一带。

毛南族：

毛南族是居住广西、贵州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河地市、南丹县境内。毛南族原名“毛难族”，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改为现名。毛南族属古越族支系“僚”和“伶”人的分支，有自：己的姓氏，《毛难族简史》说：“宋时抚水州民有区、廖、潘、吴四姓”，抚水州后改安化州，就是现在广西环江、贵州荔波一带。毛南族现在仍有廖姓。

高山族：

据《台湾省通志》载：清乾隆二十三年（1761年），赐台湾高山族七姓，第四姓为廖。

瑶族：

据《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平地瑶的大姓有廖、黄、李、陈、邓等，灌阳道州千家洞（今属广西）之后散居于富川，分布于今富川县富阳、福利、麦岭、朝东、城北乡和钟山县两安、平安乡。

仫佬族：

据《广西仫佬族社会历史调查》称仫佬族中有廖姓。《嘉定县志》也说上海嘉定有廖姓，为贵州仫佬族。

此外，布依族、壮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水族亦有廖姓。

-------------------------------------------------------

廖姓古今迁徙史

先秦时期，廖姓活动、分布的地区主要在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南、河北一带。两汉、三国时期，长江流域已多廖姓居住。隋唐以后，南方成为廖姓分布的主要地区。这种变化的出现，是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春秋时期的楚人灭蓼，晋朝时期“五胡乱华”，宋朝时期的“靖康之变”，元朝时期蒙古贵族对汉人、南人的奴役，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的大规模移民以及沿海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等等，对廖姓迁徙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三国时期的廖立，是廖姓最早见于记载的南方人。至于他的祖先或者他本人是如何到南方定居的，现在已无从知道了。廖立，字公渊，临沅人。临沅属今湖南常德市。刘备为荆州牧，用廖立为从事，后来升任长沙太守。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孙权派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廖立只身逃到益州，被任为巴郡太守。刘备称汉中王，用廖立为侍中，后迁长水校尉。诸葛亮称赞他是“楚之良材，当赞兴世业者也”。后廖立因恃才自负，没有被列为上卿而当面质问诸葛亮并诋毁朝臣，诸葛亮亲加弹劾，将他削职为民，徙汶山郡。他在徙所率妻子耕种自守，听到诸葛亮去世的消息，流涕叹息。后来廖立就死在汶山。汶山在今四川省。廖立是当时很著名的人物，他从湖南到四川做官，也可以说是迁徙，他的后人是留在四川汶山，或是回到湖南临沅，或是蜀亡后去了北方，无从得知其下落。名人尚且如此，许许多多普通廖姓人自然更是难免湮没无闻了。

台湾省

台湾廖氏 台湾廖姓人有单廖与双廖之分。单廖是指纯粹廖姓人；而双廖，又称张廖，是明初福建省漳州府诏安县官陂乡张愿仔的后裔。台湾地区廖姓人口约28万余人。就分布而言，以云林县的二（山仑）乡最多，约为15000人。其次是西螺镇，14000多人。再其次是台中市西屯区、台中市北区、台北县板桥市。这5个地区都是张廖族系的聚居地，是所谓“福佬人”。单廖系廖姓族人的主要聚居地为台北县新店市、桃园县、新竹市、苗栗县、高雄县、屏东县等地，他们的先人是从广东省大

“湖广填四川”及移民文化

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四川大部分地区十室九空，十不存一，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因而大量的移民奉旨或者逃荒，或者自愿(经商、游宦、习医等)入川，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其影响胜过历史上多次的移民四川的大活动，奠定了现代四川包括成都诸生活的由来与根基。正是由于大规模举家甚至举族迁移入川，恋家恋根之心甚重，因此对族谱的修缮，方志的撰写甚于它朝。不特如此，四川古来都有重视修志的传统，从目前已知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东汉的《巴郡图经》到中国现存的最早讲究体例一部方志、常璩的《华阳国志》，无不对此后中国地方志的修撰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而常璩的《华阳国志》还被梁启超称为“方志之祖”。就刘纬毅所著的《中国地方志》中载，我国现存历代地方志共有8273种，倘按方志所属省区来划分，位居前五位之榜首的四川672种(其它分别是浙江592种、河北567种、山东541种、江苏540种)。四川修方志之风很盛，或许与四川人恋乡又远离中央政权不无关系。如果方志是官方为了保存当地的民俗风情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那么民间为了保存自己的声音，达到睦宗族、正人伦、端风化、敦孝悌，亦即巩固家放大的凝聚力、维护家族的秩序、扩大家族的活动与影响，维护亚宗法社会的生活原则，让子孙铭记家族的创业和迁移活动，以及祖先们为后代所创下的基业，因而谱谍的修撰就显得非常之必要。

经过清初至中叶的“湖广填四川”后，移民对自己的来历及祖先的业绩更是特别在意，有的在蜀安定后，随即回乡取来或者老族的人送来老谱，以便在迁四川后续修新谱。在学者黄尚军所过目而作简略登录的100部家谱中，最早者系喜庆13年(1808年)，最晚是民国36年(1947年)，其间包括有数部无法确定年代的族谱。而这一百部中关于成都府的更多，但关涉至今日仍属成都管辖的则只有23部。而这23部中因古简州包括今龙泉驿，而龙泉驿已属今成都市，故包括那时所描述的简州龙泉驿家族之族谱；再者23部明载因清初“湖广填四川”而迁入成都者为13部，占23部的56%，可见湖广填四川对成都人口影响之一斑。兹随举几例，以窥一斑。1835年(道光15年)简阳所修的《王氏族谱》中表明其1680年从长沙府迁入成都府简州龙泉驿；1875年大邑《邱氏宗谱》记载顺治年间由福建迁蜀；1888年新都《魏氏族谱》中载其始祖从康熙年间从福建被派入川者近百支，散处成都、绵阳、乐山，以新都为最；1924年华阳《廖家族谱》说1726年从广东兴宁县至湖广，其子在1724年先期入川(资料均见《四川方言与民俗》)。福建、江西、广东在清初战乱后填四川的人是不少的，但正如光绪年间《德阳县志续志》中的《陕西会馆田记》一文说：“……时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报垦……当此之日，楚来最多，亦最选，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出于乱定数十所之外。故人邑人率皆五方杂处”。《成都通览》是这一论点另一个佐证，从当时填四川者，湖广籍占25%，云贵籍占15%，江西籍占15%，陕西籍占10%，安徽占5%，山东占5%，广东占5%，广西占5%，而福建、山西、甘肃合占5%。这说明湖北、云贵、江西和陕西人占了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的大多数。

奉旨入蜀的人就不去说他了，因为他们入川缺乏很多内在动力和本能的利益驱使，这种入川方式最难判断入川者的个人素质。而那种被逼上绝路逃荒或者由于家乡发展已至极限，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才是我们应该分析的对象。可以说，入蜀的第一代全是靠圈地和自耕农以及佃租的方式起家的。他们多是勇猛有余，而在读书方面出息不大的人，也就意味着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下的边缘人。一直到了他们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后，才改变了他们辛勤劳动而食不果腹的尴尬境地，他们积聚了钱财，需要改变自己或许有点钱，但却非常寒微地位，于是读书中举就成了在平凡而稳定的社会之必选项目，也表明了“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包括成都带来了怎样的荣誉。我们先谈那些著名人物如元帅陈毅、朱德等人的家世(这些族谱方志里的资料均采自孙晓芬编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它处不再另行出注)。陈毅的先祖陈尧钦三兄弟在康熙末年从湖南宝庆府新宁县，随“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移动而长途跋涉入蜀，最终老大陈尧钦决定落户乐至，而另两位兄弟则另走它处，与其告别。到陈毅时已至第九辈。朱德先祖随“湖广填四川”的大潮，从广东韶光迁移到四川广安、营山一带做生意，直到入蜀第三代朱文先才带着四个儿子到仪陇县马鞍场大湾定居。到朱德时已至第八代。这就说明移民非数代之艰辛劳作不能结果。

一些四川的现代作家如李 人、阳翰笙、郭沫若、艾芜、马识途等，其祖上都过“湖广填四川”的艰辛历程。李 人的八世祖李述明清初从湖北黄陂县入蜀，李述明的入蜀比较特殊，他是沿途做小生意比如卖布并且行医，到达四川华阳县定居的。而李 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也是教私塾兼行医，出售湖北祖传“朱砂保赤丸”，而李 人的父亲李传芳及其妻子均会制作此丸。其实李氏之入川，不只是带来了“朱砂保赤丸”，而且将祖传的家乡菜也实践到他所开的餐馆“小雅”当中——如凉拌芥茉宽粉皮之类。更重要的是李氏第八代之子对成都的贡献，不只是他的小说堪称近代小说的《华阳国志》，而且他对成都的研究在四川作家中无出其右者，这只从他的遗文《成都历史沿革》和《话说成都城墙》里就能不费力地感觉得出(《成都文物》1991年2期)。而艾芜的远祖则是失掉了土地，只好携妻带子，远走他乡，于是在康熙中叶迁蜀，在成都府的新繁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靠着水沟插占务农。其始祖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务正乾坤”的韵文字辈入川的，到了艾芜父亲一代正好用到“坤”字辈，于是派人去湖北麻城寻访祖先同姓，又带回用在字辈的头两句韵文“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按照粗略的估计，艾芜始祖入川已达十世左右。而作家阳翰笙的祖先和马识途与所有入川之作家的祖先均不同，他的祖先是被官方胁迫而非自愿入川的，他并不想迁蜀，迁蜀后定居于高县罗场。作家、学者郭沫若祖上乾隆年间从福建长汀州宁化县迁蜀，其“有”字辈的始祖背着两个麻袋移民到嘉州务农，到三代仍做长工，第四代突然大昌，而到郭沫若属第六代。作家马识途的先祖是在乾隆年间从湖北麻城奉旨迁蜀垦荒，到忠县境内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后干脆名为马家山和马家湾。我国著名地矿专家、作家韩素音之父周炜是清代大移民时从广东迁蜀的，“由广东行商来蜀，经营花板及丝绸，为高人赀富人”(陶尧生《爱国至忱，以死勤事——记韩素音之父周映彤先生》)，后定居郫县。而我国著名中医专家唐宗海，其先祖从湖南武岗入蜀广汉，最后迁至彭县三邑乡。观察上面诸多个案，可得出移民之艰辛不易，要想培养出本家族的杰出人才，非得六至十代不可，尤以八代为最普遍。按每代二十年算，移民之家要培养自己的杰出之才，需要160年左右不可，至此移民已完全蜀化矣。而且从另一方来说，也表明移民的人口素质及其结构的提高，为优化四川人的人口质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只是如此，川剧发展至今日的局面，也是移民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结果。明代四川土戏与昆剧入川形成的昆川混杂，秦腔入川及弹戏的形成，徽调入川及川胡琴的诞生，都给川剧形成空、高、胡、弹、灯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加上像魏长生这样的川剧创造者及其他表演艺术家的努力，以及像文人如赵熙创作《情探》等，均对川剧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陕西在清初填四川的大潮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不问自明，陕西与四川自古相通，是为近邻，常有商业交易及民间往还。陕人在清初入川占地，其具体做法是“秦人随大军开辟，砍树臼其皮为界，施棚帐于内髅瓦砾之间”，自此之后，“远近趋利者踵相接”(同治《重修成都县志》)陕西人在成都的经商行道以典当、盐茶、棉织业等著称。比如清代33家当铺(《成都通览》载28家)，多为陕商经营。陕西严氏家族便是以运销川盐而获得大利，故而严雁峰(他是尊经书院的学生，王壬秋的高足，与宋育仁、廖季平、张森楷等著名学者系同学)、严谷孙才有贲园藏书之富，同时才有大量资金投入所辑的《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的精校、刊刻、印行，其所辑的“丛书”涉及经传、训诂、音韵学、中医药学等重要的文献。我自己就曾收得其中严氏刊刻的关于音韵学方面的书数种，流沙河先生还曾借去作过一个关于音韵方面的口诀表。严氏刊刻“丛书”的版片大约3万多片，可惜文革时保存不善，军宣队进驻文殊院时，军代表将存于该地的一些版片，拿来当作煮饭的柴火烧。曾蒙书籍装设计家盛寄萍先生遗赠，我得到一块严氏刊刻《曾子》一书的版片，闲时用手指轻扣这梨木版片，不胜陶醉之感。

更为切要的是外地人之入川所带来的农作物种植上的革命，对改变四川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方面闽粤入川移民功劳甚剧。如红薯在1733年间经闽、粤入川的移民带入四川，比如乾隆《双流县志》上载有当年成都、双流开始种植红薯的情况，“民间有空地者种之，或售或食，是亦治生之道”。只经过了二三十年，1760全川种植红薯就颇成规模，尤其是川北等地如西充被称为苕国。如此一来，加上原先的水稻种植，使得四川人的粮食逐渐富裕起来，且廉价的红苕还可用来喂猪，对改善民众的膳食及营养结构均不无好处。但顺带说一句，玉米、红薯之引入中国福建、浙江一带，确实极大地利用旱地，较以前保证了农民食物问题，但这是一柄双刃剑，旱地开发过多，毁林开荒的事情就不断发生，以至于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清代以后，全国森林遭破坏越来越加剧，除人口剧增(道咸以后尚有减少)外，最重要的玉米、红薯广泛裁种对土地的需求量加大，从而造成这种无可避免的后果。成都在中后叶，尤其是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三十年(1905年)三十年间，四川所有日常物品(包括建筑材料其增长均在3%以下，为现代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合理的物价上涨指率。而四川的燃料价格却在三十年间平均上涨约118%，平均每年上涨3·93%，超过了物价上涨的合理指率(吕实强《近代四川农民的生活》)。这说明代移民造成的毁林开荒——与红薯的大面积种植不无关系——加之伐薪烧炭的事情日趋严重，才造成炭价上涨。前经营炭帮和木柴帮的商号和人数那么多，其原因盖源于需求大、利润厚的缘故。同时大量伐木，造成水木流失，泥沙增多，河床加高，而水量减少，这是清末包括府南河在内的岷江等内河航运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红薯等旱地作物的大量种植看似与炭价上扬、内河航运能力低下、水土流失严重、水灾频繁没有联系，真实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内在关联。

其次尚有甘蔗、山蚕的引入，对成都乃至四川有很深的影响。蔗种在1671年在富顺种植成功，到了清末，富顺产甘蔗15万吨，产蔗糖1万余吨，糖坊500余家(详见《富顺县志》)。内江大约也是1671年，福建商人曾达做生意来到内江，见九月菊花开放，知此地气候与福建有相近之处，遂借返乡迎亲之际，带来蔗种、制糖工具并带来了制糖工人。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对整个川西平原及浅丘地带的农业生产和商业带业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四川原来只有春蚕、秋蚕和四季蚕，并无山蚕。而山蚕是1741年大邑县知县、山东人王酉将山蚕从山东引入四川，从山东省取蚕数万，散发给民间，教他们饲养。山蚕喜吃柞树叶(又名栎树，俗名青杠树)，而四川许多地区都有栎树，而山蚕所产丝谓之为柞蚕丝，其所织成的柞丝绸，是柞蚕丝织成的平纹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季衣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清末经营丝绸生意的丝绸帮商号及人数之众堪与日日不离的油米帮的商号及人数相埒的原因，同时也为更多的普通人家消费得起丝绸服装打下了基础。福建、广东入川的移民身上均有经商传统或具备商业眼光，而且有敢于为先的风气，如他乡之人不喜种苎麻时，“粤东籍家多种之”(《温江县志》)，给扩大苎麻种植，增加经济收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四川虽有烟草种植，但产量不高，面积不大，烟与烟叶的加工比较粗放。雍正年间福建龙岩移民至金堂的傅氏因此广种烟草，于是傅氏的烟草在成都很卖得起价，获利高，又能运销四方，于是民众便广泛种植，这样就为成都地区的民众增添了一项经济收入。为成都经济的尽快恢复打下了良好的基底。

大量的移民入川，于是他们在四川各地建立了大量的会馆，移民几年或十几年后便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京师各省会馆的作用大抵如次：为官绅乔寓之馆，科举士子居住的管所，专门为赴科士子住读之所。而地方会馆自是不同于京师针各省会馆，但一般会馆不外是协助同乡应试举子，推进同乡工商业务，便于同乡间聚会联宜等等。而川省林立的会馆因其系移民所建而有所不同，台湾史学家吕实强认为四川的会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参加会馆者不仅是工商官宦，即便是农民亦是会馆的基本会众；其次是会馆设立相当普遍，不仅通都大邑，就是村镇乡场也往往设有；最后，川省会馆除了一般会馆的功能外，尚涉及若干属于地方行政方面的事务，诸如仲裁是非，调解财产纠纷等(《近代四川的移民及其所发生的影响》)。这就使得四川的会馆取得了亚宗法社会(既与官方有利益联系又有自己利益地盘，会众只要通过大社会里的小社会就可解决问题)对于会馆会众的利益保护和约束力。四川在清代中后叶袍哥众多、公口林立，对四川的近现代社会结构及社会变动，保路运动的爆发以及民国的军阀割据鸦片泛滥川省等，都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譬如会馆会众的广泛性和会馆建立的普遍性，使得各个利益集团的联络在农业社会的情况下相对快捷，便于统一行动，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来，以应付各种不测之激变，这对后来袍哥发水电报以起事都有不可小看的启示。

移民所形成的宗族的族约族规，对维护一个宗族正常的社会秩序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宗族对社会产生较大且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便是族产中的族田亦即义田。因为古代社会重家重族，而且一个人中举进士，不只是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家族的光荣。再且这一个社会在不能，更准确是说不想(当然统治者是不想，他们想的上如何愚民)实行义务教育亦即免费教育，同时又使同族大多数人不致失学的一个有效办法。譬如成都龙谭乡范氏宗祠，从1787年至1950年的160多年的时间里，范氏家族有祠产3000亩(资料来源孙晓芬《清代前的移民填四川》)。而范氏族产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如族产属范氏家族所有，并推举德高望重的人掌管祠堂，子孙出世后只须向祖宗送红鸡公和喜封，祠堂命名上册后便可成为其中一员，享受祠中一切权利。当然也有对违规的惩处条款。其是范氏家族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设德高望重的族长一人，正副总理各一个，掌管祀田(指祭祀专项开支费)和义田(作为办学及奖学金、救济金之专项开支)的收支，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更为重要的推帐务主管一人，为本祠贫困子孙、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进行救济，每年终施放一次救济粮、款，同时设学务主管一人，为范氏小学子弟专管伙食、学杂，此费由祠堂供给。考上初中发给奖学金24银元，高中36元，大学100元，上京师和日本留学，每年发给140元。考上留欧美发给280元。每个学生毕业考取优等者，在祠堂贴挂金字红榜鼓励。宗族祠堂在没有义务教育以前，在一定意义上实行义务的是义务教育(小学免费)，倒是现在义务教育实施不了，因为现代社会将祠堂的功能代替，但就是没有做好真正的义务教育。正是祠堂族产族田亦即义田对教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是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的学校，立马就能够在各地得以实现的真正原因。因此实行新的学校制度后，就能立马改为华阳范氏小学。近代成都的变化和前进与这些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阊门是古苏州城门之一，同时也是 苏北人心中的移民圣地 。苏北地区，简单说是江苏以北，依据部分学者的定义， 一般是指江苏省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大部分平原地区，其范围大致为明、清时的淮安府和扬州府 。在苏北地区的家谱中，大多记载其祖先由苏州迁移而来，提及具体的地点，又多指苏州阊门， 如施耐庵、郑板桥等家族家谱记载都是来自于苏州阊门 。其后，一些地方志也采用此说。

迁移的原因，大概有两种：

其一，朱元璋强制移民说。 如民国《续修盐城县志》载：“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败至身虏，明主积怨，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二郡。”这种说法当是最可靠的说法，虽然史书记载明初朱元璋曾将苏州富民迁往濠州，也即后来的凤阳，但在兴建中都以后，又陆续迁移一批，其中也包括苏州。

其二，各种传说。 如吴必虎《《 历史 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一书记载苏北移民故事：“听老辈说，苏州人北迁的原因是江南有麻蜂螯人，被螯即死，人们只好向北逃，直到过了长江才没得事。”这种说法可信度当然不高，类似的还有自然灾害影响等等。

不过苏州阊门之说，至少是清中后期以后的事情，尤其是在近代，才广为流传开来 ，并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当然， 所谓苏州阊门，大概也仅是移民的聚集地之一，且因阊门所在靠近码头，水陆交通便利，所以逐渐成为苏北人的祖籍地。

根本原因，就是洪武赶散！当初，张士诚入主苏州，轻徭薄赋，尊绅重文。所以，城内百姓对他还是比较拥护的。朱元璋破城后，认为苏州人协助张士诚抵抗，罪大恶极！由此做了两个决定，一是课重税，二是将壮劳力迁至苏北苦寒之地。由此也照成苏州有一个不同于他处的习俗：冬至大过年！因为，迁往苏北的人口，每年农忙完毕，沿路乞讨回苏会亲。大约都是在冬至前赶回苏州。故此，那一日，姑苏城内，哭声震天！

明洪武年间，天灾大水，苏北平原一片汪洋，人畜俱绝矣。朱元璋命富庶苏州将阊门一带百姓强制迁赶至苏北平原，插草为田(用草杆在地里播上，做好草杆标识，这块儿地就是你家的了)，安置百姓。所以苏北平原大部分人的先祖来自苏州阊门。

周氏一汝南堂

娼门，这个地方好啊，许多人都愿意去

盐城建湖东桥村大多都姓乔，家族族谱上记载盐城乔氏来自因为洪武赶散从苏州阊门一代迁至苏北建湖，到现在已经繁衍生息20多代，乔氏在建湖又分庆丰镇东桥村，和恒济镇的南桥村，建湖乔氏最有名的也就是出生在东桥村的外交部长乔冠华。

家谱中写着从阊门迁出的这些人祖上，大多与明初的“洪武赶散”事件有关。

苏北大量的现存家谱中记载着其先祖是明初，而且无一例外地称苏州阊门人，没有具体的街巷。其实“苏州阊门”只是个地域概念，自从公元前514年伍子胥在此相土尝水建筑阖闾大城以来，阊门是苏州城的主要城门。

隋炀帝开挖江南运河（大运河江南段）以后，阊门是京杭大运河的南北要道。之后成了康熙、乾隆皇帝南巡的必经之地，《红楼梦》里称之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就其原因而言，乃是其水陆要冲的交通地位决定的。

明清时期，这一带更是南北货运的集散地，阊门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南码头”、“北码头”、“万人码头”等 历史 地名，这些看似很不起眼的地名，却承载着这个地区的 历史 ，传递给后人的信息是它昔日的辉煌。

洪武初年，阊门的交通地位已经确立。朱元璋打下苏州后，生怕苏州百姓不服他统治，即所谓“大族相聚为逆”，于是，便想到了用大规模迁徙移民之法。

一方面可以削弱苏州百姓结派抱团，与朝廷为敌的力量；另一方面，可以补充苏北地区因战乱而丧失的劳动力。苏州百姓历来恋家，当然不愿远离家乡去苏北，于是强硬的“赶散”就不可避免。所有被送往苏北各地的人，都是从阊门码头启程的，背井离乡时最后看到、也是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巍峨的阊门城楼，在越行越远的当口，这是苏州留给这些被“赶散”人的最后记忆，也是永恒的记忆。

在到达新的栖息地生活后，会口耳相传地告诉他的子孙们，不要忘祖———苏州阊门是你们的祖先呆过的地方。

于是，后人在编修家谱、族谱时，就把他们的始祖定为苏州阊门人。

今天的盐城人几乎都会告诉你祖籍是“苏州阊门”的，是“洪武赶散”让他们的祖先从苏南来到苏北的，这种文化现象与山东人所说祖籍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是相同的。

那什么是“洪武赶散”呢？

“洪武赶散”是明朝初年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一般称作“洪武迁徙”。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根据地，自称吴王，与朱元璋抗衡。1367年张士诚兵败被俘，缢死金陵。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明朝。

洪武帝为巩固政权，下令将苏州城内原来支持和拥戴过张士诚的士绅商贾没收家产，责令全家迁徙到外地垦荒屯田。 这就是 历史 上所说的“洪武迁徙”，亦称“洪武赶散”。

“洪武赶散”始于明朝初年，据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冯仁宏撰《新安镇源流》（见《新安镇志》）记载称：“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子孙相沿，传世为例。传至嘉靖，适奉旨击散，而苏之阊门周姓、常之无锡惠姓，以及刘、管、段、金皆被赶散，来至朐南（原海州以南地区），芦苇荒滩，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因为当时这些被“赶散”者，无一出自自愿，而是强制性的，加上是武装押送，事情集中发生在洪武年间，故称为“ 洪武赶散 ”。

苏北许多县的人口始祖多从苏州迁徙而来，不少旧宗谱均有记载，也有称“红蝇赶散”、“红蜂赶散”或“红巾赶散”、“红军赶散”。

兜转六城门，是苏州的一句老话。

六城门中，最热闹繁华的要数阊门，曹雪芹在《红楼梦》书中称它为“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明朝中叶，苏州出了个有名的才子唐寅(伯虎)，他的家，就住在离阊门不远的桃花坞廖家巷一带，读一读他写的一首诗，可以领略当年阊门的繁华:

《阊门即事》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阊门:数百年前的繁华/

阊门是苏州建造得最为宽阔高大的一座城门，它的位置处在城西稍偏北。古人把天地分为八个方位，分别和天上的八路天风相通，这路天风，是最重要的，叫做阊阖风。

由于通天气，可以得到天神的保佑，所以就起名叫阊门。而且，吴国的战略目的是与楚国争雄，故而又叫破楚门。在城门上建有高楼阁道，巍峨雄丽，高悬“气通阊阖”四字大匾。

早在唐朝，苏州的物产和经济就在全国首屈一指，因为靠近运河，阊门就自然而然发展为苏州最繁华的地段，远远超过了城里。

阊门最兴盛的时代，当属明清时期。

那时，从运河边的铁岭关向西一直到吊桥，是全国最大的商业贸易集散地之一，人口总数达到近百万。各色店铺、茶楼、酒肆、饭馆、货摊，比比皆是，应有尽有。

可惜，阊门昔日的繁华断送在一场罪恶的大火中。太平军东进时，溃败的清军将领马德昭在逃窜时纵兵点火，从浒墅关直到阊门，绵延20多里，四野焦土，一片废墟。

由此，阊门元气大伤，苏州的商业中心开始向城内发展，先是西中市，逐渐往东，民国以后，才有了观前街的崛起。

直到抗日战争前夕，苏州主要的金融机构和商号还在西中市一带，至今仍能找到当时颇为 时尚 的西式店面建筑外墙，一座座矗立着，给这段让人渐远渐去的 历史 留下了抚古思今的新话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西中市:

西中市:隐约可见的民国风情

走进阊门，面前是一条街。这条街叫西中市，长约453米，宽约14米，今天看来，有点破旧，有点杂乱，但也透出一种原生态的市井风情来。

在 历史 上，这里是进城的主干道、主河道。大约在清末民国初，许多商号就集中在这条街上。这些商号纷纷造房子，于是就占河道，店挨着店，给西中市带来了新的生机。

清代这条街是绸庄林立，一旁的德馨里，从咸丰时期开始，就是官方金库出入的代理机构。1860年太平天国进入苏州前，清政府命令，烧毁城外的商业区。极盛一时的阊门大街，随之变成一片焦土。

而后，清政府在原来的大街上，修了一条三米来宽的小路，就是现在的“西中市”。

苏州素有“金阊门银胥门”的说法，民国时期，苏州城的24家钱庄，有20家就集中在西中市。区域内有“雷允上老店”、“老中国银行大楼”等31座民国建筑。银楼、药材店，也都大量集中在这里。

五十年代以后，这里的繁华慢慢淡去。

西中市老街，属于阊门 历史 街坊，阊门一直是苏州最繁盛之地。

阊门 历史 上称得上颠峰时期的，至少曾有过两次。一次是明中叶到清中叶，一次是清末民初到30年代前期。第二次的颠峰，便是以西中市，在民国时期的辉煌为主。

西中市的第一条巷，叫专诸巷。一般人都认为，这里因为住过春秋时刺客专诸，后来此地形成了巷，人们就叫了此名。

专诸巷

西中市的东头，南面一条巷叫吴趋坊，至少在晋代已是代表性的街道。据说唐寅的父亲，在这吴趋坊口开了家酒楼，这里当年也是黄金地段。

吴趋坊

吴趋坊口往东，再走不过七八步路，是一座不起眼的桥，这里是苏州城内，三横三竖河道网络中，第一横河和第一竖河的交汇处，这条第一直河上，架着的一座水泥桥，外貌极其普通，却是大名鼎鼎。

东汉时，因为有个大户人家，皋伯通住在附近，此桥就叫成了皋桥，直到今天。

皋桥

一条有特色的街，以其原有的素丽，穿过 历史 尘埃，展示在世人面前。许多人将西中市列为观赏苏州旧城风貌的一个免费景点。

/苏北移民:“阊门寻根”的 历史 由来/

在苏北的泰州兴化一带，不少人称睡觉为“上虎丘”，如果这一觉还做了梦，则管做梦叫“上苏州”。

这样的说法很奇特，但并非空穴来风，细数这些人的家谱，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先祖，和许多今天生活在苏北的人的先祖一样，是在明朝洪武年间由苏州迁徙至苏北的。

史料记载，600多年前的一次大移民，也就是“洪武赶散”，使得数十万江南百姓自苏州阊门迁移至苏北。背井离乡600多年，寻根问祖便成了这些昔日江南人后裔的夙愿。

“洪武赶散”是明朝洪武年间江南地区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移民迁徙事件，据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抑制江南地区富豪望族的势力，惩治曾激烈抵抗朱元璋部队的“吴王”张士诚旧部，也为了快速恢复经过战乱后人少地多的苏北江淮地区的经济，遂将苏州城内数十万百姓遣散至江淮地区。

不过从移民在苏北的分布和数量来看，移民们都是阊门人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苏州阊门和移民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京杭大运河是近代交通发展以前沟通南北的唯一水道，所以出阊门、入大运河，是苏州向北去水路的最佳路线。

由于移民们要过江，所以必须走水路。在苏北平原调查时，移民的后裔也多说他们的祖先当年从水路来，有的地方至今还留有正月初二祭船神的习俗。

由于阊门所处的交通地理位置，官方也就很自然地在阊门附近的驿站设局驻员。办理有关移民的一切公务。

旧时寺庙往往又是“慈善机构”，阊门外除寒山寺外还有几座大寺院，也就有条件和可能接待和临时安置来自苏、松等五府众多的被迁之民。

阊门一带也就很自然地成为迁民的集中之地。成了他们惜别家乡的标志。从苏南迁往苏北的人们，寄居他乡，不少人想回乡又回不得，只好把离别阊门时潸然泪下的情景用各种方式留传给后代，聊解思乡之情。

天长日久，苏州阊门的故事逐渐丰满，有枝有叶，在苏北平原广为流传。

因为过去没有说明自己是那个镇，那个村，所以大家一起集合到一个地点阊门，从这里迁徙到各地，所以祖宗留下的家谱都是从阊门迁徙而来的道理。

王氏三槐堂苏州阊门世隔百年又回到这片土地。

我是重庆万州的，我们这一支人的家谱字是：帮家国士朝，止政定多方，从本召大德，卓启道永昌，申吾怀宝季，振倪碧久常，我以前是在我们廖家一坟墓碑上看后记下的，有的字可能都不正确，但是我能肯定音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