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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十帅家谱（三）

励双杰

 第四部，小帅邵友濂《 余姚邵氏宗谱 》

浙江《余姚邵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贻编七卷，清光绪十三年木活字本，邵曰濂、邵友濂主修，二十四册。

名声煊赫号称上海第一家的“斜桥邵家”静安寺路大府第，那可是邵友濂任补江苏省苏松太道兼江海关道时任上所修。小帅邵友濂，光绪元年出使俄罗斯署理俄罗斯钦差大臣，在曾纪泽与俄罗斯重新订约取回伊犁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光绪十七年又接替刘铭传，成为台湾的第二任巡抚。他的长子邵颐元配李氏，就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三女儿，我曾在《合肥李氏宗谱》中提到过。次子邵恒娶的是中国第一个大买办、资本家、后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的第四个女儿。邵恒长子邵洵美是二三十年代闻名国内外文坛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和集邮家。当年，邵洵美在上海文化界人士中有“海上才子”之美誉。而由于他慷慨豪放，交游广阔，他的“洵美沙龙”里几乎汇集了当年南北骚人墨客中的“半朝文武”，因此又被尊上了一个“文坛孟尝君”的徽号。

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家庭，注定他的家族也是不简单的。

邵氏始迁祖邵忠，为邵雍十世孙。邵雍，字尧夫，行百六，号康节，学者称百源先生，与周敦颐、程颐、程颢齐名，以治《易》、先天象数之学著称。谱何不以邵雍为始祖而以忠为始祖？与邵友濂同时代却又相友善的学人俞樾在为《余姚邵氏宗谱》所撰的序言中说：“康节之孙讳溥者，从宋高宗南渡，始家于浙，又七传而迁于余姚。此谱以迁余姚者为始祖，其以前者昭穆难稽，姑从盖阙，自始迁祖以下备载无遗，考订支派，补辑文献，是吾族者必详，非吾族者必摈，有条不紊，体例秩然”。由此可见任主修的邵曰濂、邵友濂兄弟的学识和严谨，毫无世之通行修谱必上溯三皇五帝的陋习。

始迁祖邵忠，行千八，字诚之，一字克诚，号抑庵，官宋扬州路都巡，自会稽宁桑里迁居余姚通德乡清风里。生三子，长元诚，行亚一；次丙，初名元雍，行亚三；三恭，初名元亶，字子泰，号桂轩，行亚六。而析为亚一、亚三、亚六三房，本谱即三大房所修。邵友濂即出自亚三房，为二十一世，世系记载：行三，原名维埏，号小村，配龚氏，续配杨氏，均无出，又继配翁氏，生一子，即后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女婿邵颐。修谱之时，邵友濂尚有台湾布政使的任上。

俞樾在序中又说：“溯有明一代，领乡荐者五十三人，登进士榜二十二人，至本朝而科第蝉联，指不胜屈，蔚然为浙东望族。”据统计，仅清代，余姚邵氏一门中进士的就有二十六人，难怪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家族和邵晋涵家族时，不能不对余姚钦佩不已了。他说：“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如元代官东流县尹勅使琉球加一品衔的邵全、明代四川布政使司左参政谥庄毅的邵番、福建邵武府知府邵悳久、江南凤阳府知府邵元吉、太仆寺正卿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康僖的邵锐、福建盐场大使邵时泰、南京中城兵马司指挥邵时健、山东济南府德州库大使邵时直、广东按察司佥事整饬岭西兵备道邵时敏、四川成都府知府邵经济、巡按江西等处地方监察御史邵基、锦衣卫镇抚邵墀、刑部左侍郎赠太子少保刑部尚书的邵陛、南京淮安府海州知府邵甄、山东道监察御史巡按苏松常镇邵稷、太医院御医邵雷、南京刑部郎中邵程、南京后军都督府经历邵守检、北直天津卫怀远将军邵汝楫、山海关千总邵洪祉、监国时总兵威武将军邵继先、鲁王时鲁将军邵一梓等都出自这个家族。

到了清朝，更是不得了，浙东重要史学家邵廷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邵远平、著名天文历算学家邵昂霄、著名史学家经学家邵晋涵、内阁中书邵存懋、江苏徐州府知府邵大业、贵州都匀府独山州知州邵宏堂、麻哈州知州邵自励、都察院左都御史邵自昌、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武英殿功臣馆纂修邵葆锺、云南鹤庆州知州邵葆槎、翰林院编修攺补内阁中书邵瑛、江苏巡抚邵名甲、漕运总督团练大臣谥文靖的邵灿、河南候补道加盐运使二品项戴邵琦、在任殉难的台湾府嘉义县知县邵用之、同为本谱主修的邵曰濂，同治七年进士，官至太常寺正卿，等等，指不胜屈，正所谓“世间崛起，绵绵不绝”是也。

在浙江余姚，明清二朝，再无第二家可与邵氏相抗衡。

以邵氏之显赫，家谱中收录历代文人墨客为邵氏所撰文篇颇多，如翁大立、黄宗羲、全祖望、钱大昕、卢文弨、张廷玉、陈有年、俞樾等等。本谱之书签即由曾纪泽所署。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沅帅曾国荃的侄子，他们家族的家谱，还得在后面说到。光绪六年清政府委派曾纪泽为驻俄公使，邵友濂襄理曾纪泽与俄方谈判，至光绪七年二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条约达成，中国终于收回了伊犁地区的大片土地，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敢与洋人叫板而改订的条约。邵友濂与曾纪泽的友情也于此可见，请他给家谱题个书签，那自是不在话下。

查《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等目录，光绪三十三年修本《余姚邵氏宗谱》在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吉林大学（二部）、浙江图书馆（二部）、杭州大学、山西社科院、美国等处各有收藏。而递修的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十八卷贻编七卷首一卷二十六册，北京图书馆（三部）、中科院历史所、人民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缺贻编卷一）、吉林大学、哈尔滨师大、四川图书馆、余姚梨洲文献馆（三部，其中一部缺卷11，一部缺卷12）、山西社科院（缺一册）等亦均有收藏。

虽说《余姚邵氏宗谱》存世较多，我又是邵友濂的余姚同乡（按：后余姚划出姚北地区归拨于慈溪）但这一部到我手上，却也是不容易的。话说2002年秋，余姚城内一个叫小辉的旧货商找到了我，说有一部《邵氏》家谱，只是现在到他手上的，只有第一册，问我多少钱能要。谱没见过，价自然不好多说，何况我与小辉并不相熟。小辉做事够辣，拿到第一册后，与我谈价未果，又与原物主谈，因为价压的厉害，人家不肯，要他把第一册还出来，他就把这一册拆散，只还了人家半册，本来完完整整好好的一套谱，现在成了残谱，如何卖得出好价？原物主斗不过他，只好把谱低价给了小灰。小辉拿到了谱，又来找我，说人家要把谱以150元一册的价让给杭州人，你如果能加点，让我有点利润，我就帮你把谱拿下来，因为我把第一册扣下了，他不敢不听我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小辉是啥样的人，加上他在前几天确实说过第一册就在他的手上，这么一说，我就信了，因为是本土的家谱，可遇而不可求，高一点也正常，就要他想办法拿过来。当天晚上谱就到了我的手上，第一册的装订线明显不同，是用的棕色细线，应该是裁缝做衣服的那种。事隔月余，在宁波范宅古玩市场，我又用60元的价配到了家谱的原置谱箱，我问那卖谱箱的，里面的谱呢？他就一五、一十的跟我讲来，才明白小辉之果辣，真令人佩服得一塌糊涂，自叹不如。

当然，那时的价不能与现在相比，何况台湾第一、二任巡抚刘铭传、邵友濂的家族家谱共藏一处的，除我之外，别无分店，还是有理由得意一下的。

后来，我还在余姚城郊的一个旧货商家中，看到过一部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缺了十册，还存十六册，有二片谱夹。人家要价并不高，但这十几册谱实在是蛀得厉害，手还没摸就觉得毛骨悚然，后来就没有要。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62 页： 邵友濂：字筱村，杭州人，尝随曾纪泽使节至英俄，荐擢道员，历官至台湾巡抚。乙未命偕张荫恒行成于日，日人拒之。移湖南，至未任，乞休归，卒。友濂精密，为纪泽所称，而实无才。官台湾日，颇受制武弁，故台防军士之骄为各省所未有。一夕，方演剧晏客，突有人登台，摔一仱下，亟问此何人，左右对曰，省防某领统子也，仱为所喏，而中道事他人，久欲杀之，不可得，今闻在此，特摔之去，不取污抚署地也。友濂默然。越日，是仱死，通衢间身分为五矣。予在台日，闻诸胡缉之，盖所目睹也。

1939年，日寇侵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由镇江暂迁兴化，大批江南富商和名门望族迁居兴化城和大垛、竹泓等地，客观上促进了大垛的经济昌盛。此时，大垛镇已发展成一个商业门类齐全，商铺、商行、手工作坊林立的繁华商贸集镇。

大垛作为一座千年古镇，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不但肇始了繁荣的商业，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名胜古迹。

位于镇东(今大垛供销社食堂与办公室之间)的佛教临济宗古刹千佛庵，始建于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至今已有近380年历史。自开山始祖至上世纪40年代中期拆毁时的最后一任住持僧永丰，相传已历12代。据《兴化县续志》记载，民国初年，大垛千佛庵香火极盛，拥有174亩庙产。可惜的是，1942年日寇占领兴化，伪军刘湘图22师86团高杰部将庙宇拆毁。2006年，时逢改革开放的太平盛世，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大垛镇许多有识之士的倡导与支持下，毁坏60余年的千佛庵得以复建。

在大垛镇东北2公里的管阮村北首，坐落着一处省级文保单位——清代“扬州八怪”领衔人物郑燮(字克柔，号板桥)的墓园(又称“板桥林园”)。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郑板桥曾在管阮庄(即今管阮村)设馆授徒。同时，管阮郑家大场是郑氏家族祖茔所在地。因此，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郑板桥在兴化大南门城内郑家花园巷“拥绿园”病逝后，即归葬于此。墓前原有祭祀用的石供桌、石香炉、石烛台等，惜乎毁于十年浩劫。1986年，由兴化县文化局、大垛镇政府和郑板桥纪念馆牵头，对郑板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保护。1989年，江苏省文化厅和大垛镇政府以及管阮村对墓园进行了恢复原地形地貌工作，还历史以本来面目。1993年，为配合首届“郑板桥艺术节”的隆重召开，兴化市委、市政府和大垛镇政府以及市文化局等，对郑板桥墓进行整修和绿化。在板桥墓前，竖立了由著名作家周而复先生题写的“郑板桥之墓”巨大墓碑。与此同时，建成墓园围墙、大门和村头四柱三门(中间两柱为半悬空垂花状)琉璃瓦歇山顶仿古牌坊1座。整修和绿化后，整个墓园掩映在苍松翠柏和茫茫竹海之中。2003年，市政府和文化局以及大垛镇政府在前中国再保险(集团)总公司总经理戴凤举先生(大垛吴岔村人)赞助下，于墓园东侧建成一处“郑板桥艺术陈列室”的仿古建筑群(计20间)。建筑群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由两进两厢、三庭院、两甬道构成，前后左右皆以回廊连接。西厢回廊有两门可通墓园。这样，墓园与陈列室浑然一体，形成了林园的格局。

大垛镇南娄庄村的清代佛寺建筑“三官堂”则是常州天宁寺住持、常州佛教协会会长松纯法师的披剃之所。庙宇虽然不大，但意义非凡。在大垛这方热土上产生了松纯法师、静海法师等大德高僧，为江苏、全国乃至世界佛教事业作出贡献，实属人杰地灵的一大盛事。

值得一提的是，镇北陈卞村有两处文化遗址，彰显了大垛这座古镇的历史辉煌。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弘光政权灭亡，兴化著名诗人、书法家王贵一(字象山，明代宰相吴甡的妻弟)抛弃功名，在陈卞构筑“檀园”隐居并著书立说。王贵一的两个儿子——诗人兼书画家王仲儒、王熹儒均长期居住于此，引来众多国内学者、诗书画家前来雅集。王贵一之孙诗书画家王国栋与郑板桥共同师从著名诗人陆种园，曾因“文字狱”被牵连。四牌楼上悬有一块“诗画名家”匾额，在所旌表的12人中就有王国栋的名字。

另外，陈卞还有一座曾任清代广东布政使(主管一省财赋)诗人徐炟(字符禺)的墓园。现存一块长150厘米、宽60厘米、厚15厘米的白矾石墓志铭告诉我们，徐炟生前为官清正廉明，政绩颇佳，是一位难得的清官。为此，四牌楼上悬有旌表他的“名贤鼎望”匾额。

历史上的大垛还出过一位被誉为“才女”的邵太后。据《明史·后妃传》、《明史·诸王世表》、《重修兴化县志》及《安乐堂邵氏家谱》、《彤史拾遗》、《西湖志》等记载，元代，原籍河南洛阳的理学家邵雍(字尧夫，别号安乐先生，谥号康节)后裔邵辛四携家南迁兴化。一支移居大垛大陶村，耕种邵家圩(即邵家舍，今崇禄村)土地，后家道中落。

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邵氏族人邵仁(又名林，字官堂，后因女赠昌化伯、杭州指挥)生一“知书有容德”的女儿邵氏。其后，先举家迁徙浙江昌化，后定居杭州城。不久，女儿被选入皇宫，成为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的妃子。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封为宸妃，不久晋封贵妃。邵氏与朱见深生朱祐杬(后尊为兴献帝)、朱祐棆(岐王)、朱祐枟(雍王)3个儿子。兴献帝建藩湖北安陆。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兴献帝之子、邵氏之孙朱厚熜从湖北安陆入京，承继明武宗朱厚照之位，史称嘉靖皇帝。由此，邵氏被晋为寿安皇太后。明嘉靖七年(1528年)，邵氏去世，嘉靖皇帝尊其为太皇太后。邵太后“贤而仁慈”，精于诗文，传有《红药诗》等若干诗篇，乃是一代才女，“实兴邑女士杰出者”。

由于大垛邵氏家族产生邵太后，故族人成为显赫的皇亲国戚。邵太后胞弟邵喜被封为昌化伯，侄儿及侄孙均有荫封。

邵太后的先祖邵斌，则是兴化历史上的一位清官。他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任永宁县(今江西宁岗)知县。三年后离任，百姓以清水替他饯别，赞扬他为官清廉如水。四牌楼上悬有旌表邵斌的“恩荣三锡”匾额。

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大垛精英代不乏人，仅四牌楼47块匾额中，旌表大垛人及与大垛关系密切者就有4块，即“名贤鼎望”、“诗画名家”、“恩荣三锡”以及“才步七子”(旌表郑板桥)。

此外，清末民初，大垛又产生了书法家王宇、刘瑾、名医何之华、何波泉等众多人物。

　　邵姓源流

　　邵氏的姓源较为纯正，主要是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后。据《通挚氏族略以邑为氏》、《万姓统谱》等史料所记载，周初大臣召康公因食邑于召，被称位召公或召伯。他后来还被封于燕国，他派儿子去管理燕国，自己留在镐京任太保，是周初三公之一，也是文、武、成、康四朝元老，曾同周公旦一起平定武庚之乱，“成康之治”的形成也有他的功劳。他的子孙袭召公一直是周朝的执政大臣之一。周室东迁后，召公的采邑也随之东移，迁徙地在今陕西省境内。后来，燕国被秦国所亡，召公的子孙以原封地“召”为姓，称召氏。据《氏族博考》所载：“召与邵，春秋本一姓，后分为二。汝南、安阳之族皆从邑。”由此可见，召氏和邵氏其实同出一姓，只是写法不同而已。至于召姓改邵姓的原因，历史上没有留下史料记载，改姓的时间说法不一。据有关学者考证，是在秦朝建立前后，同时，又据有关资料可知，至汉乃有以召为姓的，此后，召姓因多改为邵姓，故召姓也就不多见了。

　　邵姓分布

　　春秋时齐国有召忽，与管仲同事襄公子纠。秦朝有广陵人召平，封东陵侯，秦亡后，因家贫种瓜于长安城东，其瓜称“东陵瓜”。秦末有召欧，随刘邦起兵于沛，西汉封广侯。西汉有九江寿春人召信臣，元阳帝时任南阳太守，为民兴修水利，被称为“召父”。以上材料反映了三国以前召氏分布及活动的一些情况。

　　三国时，魏有邵乐丞邵登，河南人;吴有节义之氏邵畴。晋代有安阳人邵续，生活在今河北省境内。南齐有武陵人邵荣兴，八氏同居。唐代校书郎邵楚苌为闽县人。由此可知，三国至唐代，邵氏除在今天的河南继续发展外，又有向北、南迁徙者。

　　宋、明时期，邵氏还分布于今天的浙江、江西、湖北、陕西、山西等地。历清朝至近现代，分布地更为广泛。从清代开始，有邵氏迁至台湾，后来又有一些移居海外。

　　据有关的学者证实，今天的邵姓主要分布于今天的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江苏、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甘肃等省。

晓得一个不错的，电子家谱，修全国百家姓的通谱。将传统纸质的家谱制成电子家谱上传至互联网。百姓通谱。

目录是指古人按照编纂人员的类别或体系编纂的书籍。按照《释名》的解释，谱的意思是“布”，“布能见物”；即“心境”也，“主述世界如一统一心境”此起彼伏；或者如《广雅》所说，它在古代的意思是“家谱”、“家族家谱”，因为“它是写在记忆里的书”。或者如《文心雕龙书记》所说，意思与“普”相同，指“注天下之序，学万物之史”。东汉郑玄的谱是《毛诗》，就是这个意思。古人讲究的是家族血统，所以地图集出现的比较早。如果加上“在河里画图”和“在河里写书”的传说，地图册的出现会更早。只是到了汉代，“图”才被“书”所取代。所以司马迁把世系和谍作为写史的框架，才在《史记三代世表》年说“殷以前，诸侯得不到谱”。据《梁书刘杳传》，桓谭《新论》《太史公《三代世表》，侧线斜，周浦之效》。由此可见，谱名应出自周朝。

据《汉书艺文志》说，当时的秘府里有《帝王诸侯世谱》之类的书。103010隶属于历史部，它有一个“谱系”的范畴。初唐就有记载，也有不少家谱。可见其渊源自有渊源，源远流长。魏晋以后，写物书有了很大的发展，有的还加了图和诗。但到了唐代，又有一部分被列在“小说”或“艺术”的次类中，然后所有没有隶属关系的杂书都被视为分数。直到宋代诗人尤茂《隋书经籍志》创造了一个“谱录”门，所以命名不一，由仙桂取之。至于“录”，根据《遂初堂书目》，是指“录之器”，即记录言行的书；作为动词使用，也用于记录、记载、讲述，还有二阶、阶的意思，按照一定的类别、阶进一步指出此类书籍中编制人员的性质。清朝《广雅》年，由于尤茂的创作，专门设置了《资补普雷璐》，在其下沉淀了器皿、食谱和植物、鸟兽、虫鱼三个子类。在这一点上，家谱等古籍在文字学意义上有了明确的解决。

翻阅这本浩如烟海的汇编，深深感到宋人学习之认真勤奋，闲暇之深远，尤其令人钦佩，令人神往。记得以前看过知望借鉴楚辞和民歌写的事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运用类比的方法在分类整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写事”的自觉意识，真的很特别。考察知望的作品《绍陶录》 《山友辞》和《水友辞》 《续辞》和《余辞》虽然很小，但很有意义，有利于拓宽知识面，陶冶情操。正如他所说，“虽未补天下，无益于己。”说到知望，他的职业生涯坎坷，在朝鲜为官的时间很短。多年后，他转战幕府，漂泊异乡，晚年隐居。他不仅写了《别辞》，还为隐士做了《正法世谱》。之所以是山水之友，乐此不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通过“察物性”“暗示他者”来“导人心”，在《辍耕子世系谱》中，他还称“于之原趣，物态为冀涛陵而已，喜耳目者多，精于简策者少”。看到他的讽刺，他什么都知道，借用托比的话题，很刺激。不仅仅是因为漂亮，更是因为人的风格，更重要的是要知事修身。

这就让人想到那个时代，为什么贫弱没落的世界，偏要固步自封，产生了这样专门的学问甚至文明的精华？提到最多的自然是国家意志的设定。感受到唐末五代的战乱，宋朝在建国之初就定下了重文抑武的国策。《云韬堂楚辞后序》年有一个誓言“不杀士大夫或写信的人”。由此，传统注重培养士子，给予升迁。在唐代，一次进士只有二三十人，而在宋代，进士有二三百人，最多一次五六千人。结果唐朝只有三千进士，宋朝有十万进士。所谓满清朱子贵，全是文人。还尽力任用文人，包括钱谷的秘书、世运使、边防大臣等。甚至“冗官”与“冗兵”、“冗费”一起被称为“三冗”，给政府行政和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当时的朝廷非常重视劝和促学。不仅有许多政府办的学校，还有许多政府赠送的书籍、牌匾和田地。书院也兴盛起来，私人讲学蔚然成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印刷出版业发展起来，由官刻、坊刻、私刻组成的公私刻书业蓬勃发展。内容包括各种农、桑、医计算，经典、历史四个子集可供选择。不仅皇家秘阁和州郡学堂藏书丰富，士人之家也有，动辄数千卷。这就使书籍变得普遍而容易获得，消除了从未有过的耳濡目染之苦和手抄之苦，使“一个人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六经之后不得不在窗前读书”成为社会共识，“孤寨亮至天明，人知夜读”成为随处可见的世俗风景。有一种说法，中国古代社会从尚武之国变成了金融之国，从马背之国变成了学习之国。虽然不是真的，但也不远了。

或者认为宋人对这本书的研究，甚至是米、茶、酒、药，都与他们时代阶层的“耕桑”标准有关。诚然，他们说的不错，但另外必须注意的是，一个时代的特殊思想——文化确实对人们的纯知识兴趣的形成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

宋朝处于以盛唐为标志的古代社会鼎盛时期的末期。由于国力衰弱，内忧外患，士人普遍对社会动荡有着深刻的体会。于是，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变得深刻而内敛，向外拓展的能力和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与党争政务带来的不断纷扰，也让仕途的吸引力大打折扣。这些都促成了“仕隐文化”的发展，一个更注重自省的时代终于到来。正如叶伟《太祖誓碑》所说“少年爱美，壮年大胆，中年朴实，老年悠远”，宋人晚年的外在行为和活动范围有所减少和缩小，专注于学术研究和知识追求，却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常态。而前王《煮药漫钞》，曾称“行善者，行善而自沉；名正言顺者，名正言顺者，心藏者”，证明他们比那些对后代有贡献的人更关心精神的富足和内心的充实。

这种对“自我”和“真诚”的寻找，与他人接受学习和心理的影响、对物理的深入研究、对寂静的特别关注有关。前者比如唐人喜欢其他行当，宋人喜欢园林。在皇家园林、私人园林、寺庙园林和陵墓园林之外，它是特别好的选择

，可知其技艺之高超。又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其时有的私家园林是对外开放的，允许甚至主动吸引人入园欣赏。这带动了园艺业的发展，以致出现了专司选石的“山匠”及“园户”、“花户”等。赏花、簪花、花馔、画花与花卉贸易，构成一完整的产业链。又，唐人普遍喜好牡丹，他们则更好梅花，虽“十友”“三十客”之目在在多有，但于梅花情有独钟，为其“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辛弃疾《临江仙·探梅》），或如清人邹_《三借庐笔谈》所说，“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韵，松令人逸”。故范成大有《范村梅谱》，黄大舆编《梅苑》，起于唐而至于南宋初，共得词十卷四百首。《全宋词》所及植物意象中，梅出现的次数也最多，达2953次。理宗时，张道洽好作梅诗，一人竟达300多首。东坡曾批评王曼卿不懂“梅格”，其《定风波·红梅》词有“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枝”之句，相关词作也有50多首。乃至有刘克庄作《落梅》诗，因“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之句，而被控为讪谤当朝，坐牢十年的，所谓“幸然不识桃与柳，却被梅花误十年”。上博藏《宋人写梅花诗意图卷》共八段，第四段起，因此也全都出自宋人。

就后者，与前及重六经讲习，好“察于人伦”的同时，理学家又好讲“明于庶物”（《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重“涵养须用敬”同时，又好讲“进学则在致知”（《程氏遗书》卷十八），故主张“以物为友”，每每极言“物，吾与也”，“一草一木皆有理，须察”，并常常“因闲观时，因静观物”，以“万物静观皆自得”自期自矜。如果说唐人每每为物所感，不免情以物迁，他们则觉得天下百事，宇内万物，皆不能役我而役于我，士人的心理在普遍内倾的同时，主体性因此得以大大增强。这种主体性既表现在能置物远、置心静和置语淡上，也表现在曾燠《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所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物能明，可为大夫”的自负上。由此喜欢辨析细微，专注格物穷理。说起这种格物穷理，乃至藉此寄托微意或寄情方外的追求，正是宋学语境下士大夫心理趋于内倾、思考能力趋于深化的标志。

这里说到谱录类书，从某种意义上其实上近于西人所说的博物学，它在中国发源于《诗经》《尔雅》，故《左传·昭公元年》中已有“博物君子”的说法，但在古代并未成为正式的学问，却成了宋人标志性的知识追求，进而成为弥漫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众多博雅君子，锦心绣口，宋初卢多逊以百二十首诗记录历代典章制度和山川地理，吴淑以百首赋论百种事物，人称“百篇科”。他们既即辞求事，复即事求意，进而赋诗托物，书画寄兴。故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古今优劣》要岸然自命，称“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鸟、禽鱼，则古不及近”。后世翁方纲《石州诗话》则由衷地承认，“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人而益加细密，盖抉刻入理，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确实，观其坐讽一篇，能周知万品，又借题托比，触目起兴，常能于美刺法成、继轨风人之外，体现出过人的智慧和隽永的修养，虽千载之下，仍使人感佩无已。

由此想到史尧弼《策问》所谓“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和陆游《吕居仁集序》所谓“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诚非自夸。明人徐有贞《重建文正书院记》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晚清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将其贡献与影响说得至为清楚。当然，人们更熟悉的是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所谓“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还有钱穆《理学与艺术》所谓“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谱录的发达，正是其显而至显的表征。

对此，汤因比是用“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来表达对这个朝代的肯定，谢和耐则更具体地指出它比先秦更善感浪漫，更有好奇心，那时的人视野阔大，有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又谦虚好礼，富有幽默感，且最重视交谈艺术，所以“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致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他的这个观察应该不排斥、甚至包括谱录一类的著作的吧。（汪涌豪）

贷款花户有两层含义：

①不良记录，如多次逾期、其他人代偿、呆帐等。说明该人已没有偿债能力或还款意愿不足。

②多头贷款，如在多家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征信查询次数多且集中、贷款次数多等。各机构风控标准有差异，多头贷款说明出借方对其偿债能力有怀疑，不敢借给其更多资金。

对于这类客户，以后的金融机构一般会按风控要求拒绝其贷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