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姓家谱辈分排列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12浏览:2收藏

熊姓家谱辈分排列,第1张

熊万军,湖北省天门市。1420年子清子洪两公从江西迁湖北天门市小堤口,清公生有五子,洪公生有四子,九房1993年重修谱目前约十万之众,一百字辈祖继师文业,燕冀以次传,元运亨南纪,长源衍万川,敬守思纯武,,,,,,家声震楚天。堂号三楚世家

说明:birth tree=family tree=家谱

家谱的源流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历史的民族。一方面,悠久的历史造就了我们一种历史心理,培养了我们一种历史感情,使我们常常会忍不住地去历史的长河里徜徉,去揣摸、品位历史;另一方面,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历史记载又经常地给我们以借鉴,以警示,使我们从历史事实里把握规律,去指导今天的生活。在数以千万计的史书中,由史官编纂,记录一个朝代盛衰兴亡的是正史;由地方主纂,记录一个地区风土沿革的是方志;而由家谱纂修,记录一个家族迁徙发展的便是家谱。

一部家谱中,从这个家族的兴起、繁衍、分派、迁徙,到家族的历代英贤、家规家训、祠堂宗庙、诗文著作,纵横几百年,上下数千人,内容丰富,包罗甚多,充分反映了各方面的关系,具有很大的文献价值。

家谱向来有“记录先世,弘扬家史”“敦宗睦族,凝聚血亲”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加强,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这大大增强了海外炎黄子孙 的向心力。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海外华人寻根谒祖形成热潮。许多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纷纷返回故里,寻访祖先的遗迹,拜会故地的亲人。一部家谱,常常使他们因能认祖归宗而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不少海外侨胞中的企业家、实业家慷慨解囊,投资家乡,为故地的经济发展和祖国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略尽绵薄之力。家谱成为联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纽带,成为增加我们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桥梁。

那么,家谱到底是怎样的史书?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历史发展又如何呢?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乘、谱牒、家传、房谱、支谱、谱系等,是一种记录家族迁徙、发展的事迹和家族人物的世系、传记的书,是以特殊形式组织、编写的家族生活史。

一部较完整的家谱,通常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谱名、谱序、凡例、姓氏源流、世系考、世系表、人物传记、祠堂、坟茔、家规家训、恩荣录、像赞、艺文、纂修人名、领谱字号等。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

在我国现存的古籍中,记载周代以前世系最为完整、最为权威的是汉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专门记载并较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篇:

1《五帝本纪》。该篇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人的世系。由于“五帝同祖”,因而该篇实际上记录了公孙姓轩辕氏的世系。

2《夏本纪》。该篇记载了夏一代姒姓帝王的世系,如禹子启,启子太康、仲康等五子,仲康子相,相子少康,……发子履癸即桀。

3《殷本纪》。该篇记载 了子氏家族自得姓以后的历代世系/殷契因其母简狄吞鸟卵而生,舜封之于商,赐姓子氏。殷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相土子昌若,昌若子曹圉……主壬子主癸,主癸子天乙,天乙即建立商王朝之成汤。成汤子太丁、外丙、中壬,太相子太甲……乙子微子启、辛即纣。

4《周本纪》。该篇系统追溯了周代立国之君周武王以前子始祖母姜女原以下的世系:姜女原子弃,弃子不窟,不窟子鞠,鞠子公刘……季历子昌即文王,文王子发即武王。

5《楚世家》。该篇上溯芈姓的世系直至黄帝,黄帝子昌意,昌意子高阳即颛顼,颛顼子称,称子卷章,卷章子得黎、吴回……季连子附沮,附沮子穴熊,其后数世而至周文王时的鬻熊。

此外,《史记·三代世表》也以表的形式记载了五帝的世系和夏、商两朝的世系。

作为中国家谱起源阶段的这一时期,家谱自然是相当简略的,一般只记载世系人名,而几乎不涉及其经任何事情,司马迁谓之“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另外家谱还只记父系兄弟世系,而不记妻、子和姐妹,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此时父系已占了绝对统治地位。但就是这些简略的记载,到周代时已成为宗法制度的身份证明,用来“奠系世,辨昭穆”,记载血缘亲近和嫡庶长幼,其政治功能已初露端倪。周代还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史官修谱制度,同时在朝廷设立专官负责全国所有贵族家谱的记载和管理,这也是我国官修家谱的开始。

除官修家谱外,汉代已出现了比较成熟的私人家谱。汉代私修家谱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自序有谱。这种家谱一般是撰者自己叙述自己的家世,也有根据谱主自述而过录的。第二种是专门家谱,这是与自序家谱区别而言的。这种家谱有的载于正史列传中,是纯粹的叙述世系的文字;有的则是专门记载本家族人任官情况的“官谱”。第三种是碑刻家谱,即将家谱刻在石碑上予以保存,如《三老碑》、《孙叔敖碑》、《鲜于璜碑》、《赵宽碑》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制度和九品中正制畅行时期,也是中国家谱极盛时期。家谱在这一时期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成为豪门右族维护自己特权和利益的护身符,家谱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发展。

隋唐时期,中国家谱进入持续发展阶段,可以说是继魏晋南北朝后第二个发展高峰期。这一时期的门阀制度虽然随着科举考试的确立和推行而逐渐瓦解,但统治者的提倡和官修家谱的盛行却使中国家谱在此期间内呈现一些新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特点是官修家谱。

宋代是中国家谱的转型时期。其特点为:第一,由于门阀的衰落和士庶的混合,“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家谱的政治、社会功能丧失了。代之而起是“敬宗收族”、“尊尊亲亲”的教化功能。第二,伴随着“敬宗收族”的教化功能的出现,宋代家谱私修风气极盛。第三,针对当时社会现实情况,宋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认为修谱可以使广大族人“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这也是宋人私修家谱风气盛行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家谱的日渐成熟期,尤其是清代,修谱成了宗族生活中最重要、最隆重的活动之一,有的宗族三十年一修,有的宗族六十年一修,因而涌现出大量的私修家谱,几占现有家谱数量的70%以上。

近代民国年间,修谱之风仍然十分盛行。家谱的发展也从最初简单的世系记录发展到体例精当、内容翔实的家族史料汇编,从寥寥几语发展到洋洋几十万方,最终成为能和正史、方志比肩的史料,为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镶嵌了一颗耀眼的明珠。

家谱的种类

中国家谱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名称多种多样,种类丰富多彩

根据家谱记载材料的不同,我们将家谱分成以下几类:

1 结绳家谱 是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每个成员的情况。

2 口头家谱 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家谱。这也是文字产生之前或没有本民族文字时人们记录家谱世系的一种形式。

3 甲骨、金文谱 指刻在甲骨或青铜器上的家谱。这是先秦时期尤其是商、周两代通行的记载家谱的方法。

4 碑谱 指刻石碑上的家谱。这在中国家谱的发展史上是极为常风并相当流行的。碑谱还有一特殊却很常见的形式——墓碑。

5 布谱 指写在布上的家谱。

6 谱 指写在或印在纸上的家谱。这是现存家谱的最主要类型。

7 塔谱 指刻在石塔上的家谱。此形式较为少见,著名者有山西省临县崔家坪保存的刻于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的石塔家谱。

根据家谱所记载对象的不同,家谱又可分为:

1 玉牒 指专门记载帝王家族的谱牒,即皇族家谱。大约在殷商时代即已出现,且历代统治者者纂修自己家族的玉牒。纂修和保存玉牒的机构一般都在宗正府。

2 普通家谱 相对玉牒而言,其余的家谱都叫变通家谱。

根据家谱纂修部门的不同,又可分为:

1 官修家谱 由官府地出面组织、纂修的家谱。中国家谱在宋以前主要是官修家谱。

2 私修家谱 由私人(个人或家庭)纂修的家谱。中国家谱在宋以后主要是私修家谱。

根据家谱内容侧重点的不同,又可分为:

1 祠谱 专门记载家族祠堂及与祠堂相关内容的家谱。一般记录祠堂规模、结构、沿革、祭文、列位先祖生平、牌位位置、祭祖礼仪、祠联及咏颂祠堂的诗文等,通常都绘有祠堂图。

2 坟谱 专门记载家族坟茔及与坟茔相关内容的家谱。一般记录历代祖先坟茔的位置、走向、座向、风水、修坟经过、所用费用、祭祖礼仪、祭文、守坟规约等,通常都绘有坟茔图、坟山图等。

3 碑传集 专门记载家族历代祖先墓碑的碑文、传状的家谱,如《高邮王氏六谍传状碑志集》等。

4 云和神轴 是我国北方农村中的一种特殊家谱。它像裱糊的字画一样,上面写有家谱世系或绘有祖先画像,平时收藏起来,需要时拿出来悬挂在墙上。此家谱世系简单,图像简略,一般为文化较低或没有钱修撰家谱的家族收存和使用。

其它还有忠义谱、文献谱、图谱等等,这里不一一详细介绍。

根据家谱记载范围的大小,又可分为:

1 房(支)谱 记载一房或一支世系的家谱。

2 家谱、族谱、宗谱 三者在实际内容上并无多少区别,均指记载某一家族或某一宗族迁徙、发展和族内人物世系、传记的书,但有一点,它们都是和房(支)谱相对而言的,是房(支)谱的集成。

3 统谱 是打破地域界限把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宗、支统贯于一的家谱,也称作统宗世谱、会谱、通宗谱、统宗正脉、大成谱、通谱等。如《张氏统宗谱世谱》、《太原王氏通谱》等。

4 异姓统谱 是将许多姓氏统贯于一谱,这种谱称之为异姓统谱。如明凌迪知编著有《古今万姓统谱》。

家谱的性质

中国家谱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一种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记事详备的独特史料。它从家族史的角度来阐释、反映、印证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对我们今天弘扬民族文化,热爱祖国,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及进行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家谱是家族史,是家族的史料汇编,是史的一种,属于历史学范围,这已成定论。但作为一种特殊史料,家谱有与正史、方志等其它史料迥然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就构成了家谱特有的属性。

1 记述范围的家族、宗族性

家谱是关于家族迁徙、发展的记录,它记述的对象和范围是特定的,是关于某一家族或宗族,有时甚至是某一家族中的某一支或某一房的迁徙、发展、繁衍、人物等的记载,因此记述范围的家族、宗族性便成为家谱区别于其它史料的最鲜明的特征。

2 记述内容的广泛性

家谱既然是家族史,则其记述内容不仅仅只是姓氏源流、迁徙情况、人物世系等,而是涉及到家族生活的各个方面,收录有关家族的所有史料。隋唐以前的中国家谱记述的内容一般都很简约,仅记名讳、谥号、官职、世次、事迹等;而宋以后的家谱尤其是清代和民国家谱记述内容十分广博,举凡与家族有关的材料几乎全部录入,如人口数量、婚姻情况、家庭教育、家庭礼仪、家庭财产、祠堂坟墓、契簿文书等,而族人的伟记中又包含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教育、法律、文学、宗教等丰富内容,堪称为一部家族的“百科全书”。

3 记述资料的可靠性

家谱专记本家族的人与事。一般而言,由于收集资料的审慎,编纂的严谨,家谱的资料还是比较真实和可靠的。

但由于家谱毕竟是一种特殊的史料,是关于家族荣辱盛衰的记载,有着维护世家大族特权的作用,因此它同其它史料一样,有其局限性,如假托始祖、攀附名人、牵强附会、美饰先祖、言过其实等。正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家谱在作为史料时常常被一些学者怀疑甚至否定,家谱资料的可靠性也在此大打折扣。

从历史实际看,家谱资料的确存在着上述缺点,这是不容否认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这些问题。一般而言,家谱在追述得姓缘由、先祖事迹等时妄相托附、攀附名人、言过其实的情况较多,而在记载近世,尤其是纂修当时的人物、事迹时这类情形就较少,因而资料的真实可靠性较强。家谱的主体部分如世系、多数人物资料、族规家法、族产祠堂、艺文著作及碑传志状、御刚诗文等,通常是可信的。我们不能因为家族一小部分的不真实而对家谱全盘否定。

家谱的特点

中国家谱有以下两个特点:

1 纂修的连续性

家谱需要不断重修、增修和续修,才能保证其家族历史的完整和清晰。中国家谱一般都是一次修罢不久即着手进行第二次纂修,就这样一修再修、三修四修以至多修,除遇有天灾人祸外,是从不辍修的,因而形成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纂修的连续性。

2 笔法上的隐恶扬善

中国家谱有纂修原则即笔法上的基本倾向是“书善不书恶”、“隐恶扬善”。家谱为亲者讳、掩盖祖先的恶迹,只记好的而不记坏的,几乎是所有家谱的撰写通例。

并不是所有的恶迹都需要为亲者隐藏的,有些家谱明确指出有的恶迹不必隐藏,须记载下来以警示子孙,告诫后人,如清光绪年间纂修的《方何宗谱》的凡例就列出了六个不讳的恶迹:“不讳者六条是一曰弃祖,二曰叛党,三曰犯刑,四曰败伦,五曰背义,六曰杂贱。”

这种隐恶扬善的撰写笔法固然为祖宗挽回些面子,却使家谱的资料性增加了水分。这也是家谱真实可靠性受到一些专家学者怀疑的原因。因此在引证和利用家谱资料是地,须细心鉴别,并与多种文献相互考证,以免出错。

家谱的功能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作为家族记载的家谱,曾在宗法制度、官僚铨选、婚姻制度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这使家谱脱离了其原始意义,而成为一种影响而甚广、意义甚大的身份证明。

家谱的内容一般是先叙家族得姓的原由、源流和世系,然后指明郡望及分派和迁徙的原因、始末,接着详载所谓恩荣,但凡有关该家族的制诰、敕命、封赏以及该家族中所有的进士、举人、武进士、武举人、贡生、仕宦、征辟、封荫、文学、武学、国学、冠带、顶带、旌节忠孝、耆寿等方面记录,无不备载。

这样一册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总记录,就是该家族的发展史,家族人物的风云变幻、宦海沉浮,家族的兴盛衰落、流转迁徙,通过一册家族尽收其中。一个家族可能发展到枝大叶茂、瓜瓞绵绵,也可能散处四方、星罗棋布,但是有了家谱详细完备的记录,纵然天涯海角,纵然代远宗长,同宗同族的血亲是隔不断的,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家谱最基本的功能即敦宗睦族,凝聚血亲的功能。

中国家谱就其发展时间而言,从周代肇始,中经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经三千多年;就其性质而言,有唐以前的官修家谱,有宋以后的私修家谱,各个朝代、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各具特色的性质不同的家谱,有其不同的功能,就其鲜明的时代印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家谱、谱牒的功能尽管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尽相同,但其敦宗睦族、凝聚血亲的基本意义是一贯的。2官修家谱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用人选官和为世族政治服务的工具。3无论是官修家谱还是私修家谱,其目的都是为封建宗族服务的,都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巩固封建统治基础的作用。4家谱具有极强的教化功能和较为严格的控制、管理作用,客观上助长了封建族权的*威。

家谱的作用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通过家谱,我们能够比较真实地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了解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家谱是和正史、方志一样重要的历史典籍,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家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可供从事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学、姓氏学的研究人员从中查询资料,寻找依据,进行研究。

1 宗法思想研究资料。家谱和宗法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宗法制度是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家谱的族规、族约、家法、乡约等,正是加强宗法制度的有力工具。

2 家庭道德研究资料。族规、家规中保留了许多对我们今天极为有益的东西,如孝父母、和夫妇、勉讳书、尚节俭、戒赌博、戒*秽、戒懒惰、戒奢侈等,对我们建设现代家庭道德和精神文明都有很好看借鉴意义。

3 家族制度研究资料。家族制度是利用血缘关系统治族人的社会制度。在许多家谱中都有家族制度的极为详细的资料,如家族的组织系统、家族的财产管理、家族的赈济方法等,为我们研究家族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组织形式、管理方法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4 经济史资料。家谱中保存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史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家族的集体田产如祠田、坟田、庄田、山林等的数量、形成、经营、管理、收支情况等。有的家谱还记录了家庭成员经商、贸易的事迹。这都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经济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5 人口问题资料。家谱的中心部分是家族人口的世系传承,在家谱的“房派图”、“支派分布图”、“迁徙图”、“先世考”、“世系图”以及家谱的一些序跋中,记录了家族人口的数量、迁徙、分布、婚姻状况等资料,可提供人口学研究者使用。

6 历史人物传记。家谱是世系的记录,许多家谱中既有简单的世系,又有十分详细的传记、行状、墓志、年谱等,对研究历史人物及其家世大有帮助。

7 民族史资料。有的家谱记载历史上少数民族情况甚详,更有些少数民族家谱,它们是研究少数民族史不可多得的资料。如清代蒲慎斋纂修的《泉州蒲氏族谱》是回族家谱,记述了当地回族的一些情况;而辽宁《庄河金氏家谱》则是满族家谱,金氏是康熙皇帝四辅政大臣之一鳌拜的后裔。

8 地方史志资料。家谱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方志中所包含的内容如选举、职官、人物、户籍、祠宇、碑记、艺文等,在家谱中也是重要内容。

9 教育史资料。家谱中一些重要的章节载录了许我教育史资料,如在族规、家法、仕宦录、科甲记、教育志、族墅、传记等就载有宗族教育、学校、科举、劝学措施、教育方法的内容。

10 民俗学资料。家谱还是一个民俗学资料库,一些家谱在家礼和人物传记里记录了许多民俗内容,尤其是在家礼中的婚礼、葬礼、祭礼等中,本地的风土人情、本族的礼仪风俗都有相当的体现。另外,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民俗、岁时习俗、社会习俗、精神习俗等在各地家谱中都有记载。

11 宗教史资料。有些家谱是信仰宗教者的家世记录。在这些家谱中,他们对本家族所信仰的宗教一般都给以说明,同时表达他们的宗教观。还有的对本族人的宗教活动、宗教礼仪和习俗详细记述。

12 华侨史资料。我国沿海地区一些省份的家谱涉及族人出国谋生的历史,包括出走原因、人数、时间、侨居地区分布、职业、所在地生产、生活情况及与家乡、家族的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联系,这为我们进行华侨史研究提供了素材。

13 重大历史事件资料。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不同程度地记录在家谱中,虽然这些记录并不完整系统,但却十分具体,也是研究者获取资料的一个途径。

除以上所述外,家谱还能提供有关古代妇女、古代伦理道德、遗传学、人才学等多方面的史料。由此可见,家谱作为史书之一,其作用是相当突出的

1、火正之官的历史源流。

2、炎帝南迁之后是如何立足的?

3、祝融氏和重黎氏的关系。

陈国之亡

商王朝虽然以商星为国星,但是随着天文历法之学越来越发达,此时的中国已经流行一种更可靠的历法——《夏历》。大火星的重要性自然就降低了好多。

周王朝灭商,可以说是野蛮人打败文明人。

马克思曾经断言——

“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 ,

周人也不例外。

当周公营造为了周王朝千秋一统的大业,而兴建洛邑。大功告成之时,昭告天地,在洛邑设下祭坛,祭祀天帝,以周人之始祖后稷、大火星和先王配祀。

当然商王朝已亡,周人也就不把大火星叫做商星了,而是换了一个很厚道的名字——农星。 [1]

总之,商周两代,古老的火正官职虽还保有,只是不论从尊贵的角度,还是从实权而论,都不可和前代相提并论了。

据说,据中国的史学之父司马迁在《史记》的自序上说,他的祖先在周代就一直担任火正这个职务。

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而失去这个职业,才被降为司马氏,专门当起了史官。 [2]

什么原因呢?司马迁没说。但是不妨做个猜想,由于岁差,到了周王朝时期,“大火”昏见季节逐渐推迟。依靠大火来授时就靠不住。后来火正为了不误农时,由观测“大火”昏见改为观测 鹑火 ([口朱]) 南中 ( 鹑火 恰在南方正中)了。 [3]

这个转变的过程,正是周王朝时期,司马迁的祖先可能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屡屡观测失误,才失去了火正一职。

不过,火正历史非常之悠久,因此难免有人抒怀旧之积念,发思古之幽情。到了西周王朝末年,预言周王室即将崩溃的国立图书馆馆长伯阳父就为重黎氏(祝融氏)叫屈,宣称——

楚国的先祖祝融显扬了天地的光明,培育滋润嘉美的五谷材木,他的后代八姓却没有在周朝没有做上号令诸侯的方伯,这实在不应该啊。 [4]

火历在周王朝时期靠不住了,但在其他方面还是影响很大的,根据左传的记载,春秋列国君主要修建宫殿、城防等大型土木工程,征发民众都要等到季秋“大火星”的出现。 [5]

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耽误农活。也就是孔子鼓吹的一个统治者必备的知识——使民以时。如果不是这样,君主会被所有的贵族痛骂,因为春秋时期,民众种的就是贵族的田。

东周周定王时代(公元前606年——前586年在位),周王室已然衰落,各大诸侯国对周王朝及周天子已无尊敬可言,就是小国,也对周王室爱理不理的。

周定王六年, 周定王派单襄公出使宋国,此后又借道陈国去访问楚国。单襄公连夜赶路,抵达陈国的时间,正巧是清晨能见到大火星的季节了。单襄公作为天子使节,当然希望能够得到特殊的待遇,结果呢?

进入陈国国境,道路上杂草丛生无法通行,野外堆放着谷物,谷场还没有修整,路旁没有种植树木,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负责接待宾客的官员不在边境迎候。司空不巡视道路,湖泽不筑堤坝,河流不架桥梁。膳夫不供应食物,里宰不安排住处,都邑内没有客房,郊县里没有旅舍。这可把单襄公气坏了,一打听,陈国的百姓都被征召去给陈国的国君陈灵公的情妇夏姬修筑台观去了。

单襄父进入了陈国都城,正准备向陈国国君抱怨一通,没想到,没人办公。陈灵公丢下客人不会见,自己与大臣孔宁、仪行父穿戴着楚地流行的服饰到夏姬家玩乐,大玩3p。单襄公回朝之后,那个气啊。

当周定王问他这次出访时,列国的情形,单襄公特意就陈国所遭到的待遇向周定王禀告,并预言——

“陈侯如果不遭凶灾,国家也一定要灭亡。”

周定王问:“为什么呢?”

作为一个有教养的君子,单襄公骂人不带脏字,还引经据典,他回答道——

角星在早晨出现时表示雨水结束;

天根在早晨出现时表示河流将干枯;

氐星在早晨出现时表示草木将凋落;

房星在早晨出现时便要降霜了;

大火星在早晨出现时表示天气已冷,该准备过冬了。

所以先王的教诲说:

‘雨季结束便修整道路,河流干枯便修造桥梁,草木凋谢便储藏谷物,霜降来临使备好冬衣,寒风吹起就修整城郭宫室。’

所以《夏令》说:‘九月修路,十月架桥。’

届时又提醒人们说:

‘结束场院的农活,备好土箕和扁担,当营室之星见于中天时,营造工作就要开始。

在大火星刚出现时,到司里那儿去集合。’

这正是先王能够不费钱财而向民众广施恩惠的原因啊。

现在陈国早晨已能见到大火星了,但是道路已被杂草堵塞,农村的谷场已被废弃,湖泊不筑堤坝,河流不备舟桥,这是荒废了先王的遗教。

此外,单襄公又根据他在陈国的所见所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过去先王的教诲,即使认真遵行还恐怕有所差池。

像这样荒废先王的遗教、抛弃先王的法度、蔑视先王的分职、违背先王的政令,那凭什么来保守国家呢?

地处大国的中间而不仰仗先王的遗教、法度、分职、政令,能够支持长久吗? ”

两年之后,陈国之国运被单襄父不幸而言中,陈灵公被夏姬之子夏征舒杀害,陈国因此发生内乱。

次年(即周定王九年),楚庄王兴兵灭了陈国(后又复立)。 [6]

炎帝南迁

火神祝融

山海经之烛龙(即祝融氏)

红崖丹书

据王大有先生释读,红崖丹书记载的正是炎帝一族之谱系,正好和《山海经》一书中炎帝世系相合

商王朝之商的各种写法,可见商人自居为祝融氏(重黎氏)之后。

陈国之灭亡,当然是由于君主无道。单襄父通过陈国在政务上对大火星观测的疏忽,断定陈国灭亡。

因为火历以火纪时,自有专人注意观察大火,履行“钦若昊天,敬授民时”的钦天职司。陈国在大火星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就已经下令征召民众兴建大型土木工程,不亡何待。是以单襄父发表的言论不无负气,但也可谓是见微知著了。通过这件事,我们也能看见火历在上古时代之影响了。

火历由于精确度越来越差,到了战国时候,已经几乎没了市场。秦汉已后,各王朝在祭祀天地上遵循历史传统,都给大火星留下一席之地。

至于大火星的作用,除了搞天文的、负责历法的专业人士之外,没人搞的清楚。火正这一官职也早被取消。

于是在民间传说中,望文生义,以为祝融发明了使用火和留火种的方法,是以官居火正,最后更想当然的以为他是上古的火神。 [7]

相似的逻辑则是以为共工氏擅长于治水,则必为上古之水神。

进而认为共工氏与祝融氏之所以相争,乃是因为人们对火神祝融氏非常之崇拜,而水神共工看不过眼,心想世界万物离不开水,为什么人类只崇拜祝融。

共工氏恼怒之余,两族因是大打出手。

大火星就这样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了么?也不是。

大火星的最后一次闪亮登场,是在宋代。

五代后周之周世宗柴荣死后,其子宗训即位,年仅七岁。大权落在殿前都点检(中央禁军统帅)、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手中。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柴宗训被迫禅位,赵匡胤称帝(宋太祖)。因归德军治所在宋城(今河南商丘南),故国号宋。

历代帝王开国,自有一帮吹鼓手为之鼓吹,商丘作为宋王朝的龙兴之地,儒生们翻烂了《四书五经》之后,悍然认定赵氏的祖先是上古之火正阏伯。并定国运以火德王,色尚赤。 [8]

赵匡胤当然不愿意拂了这些马屁精的兴致,毕竟他的这个天子是从寡妇孺子之手中取得,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之至,确实需要这样的神话来收服人心。

于是宋王朝恢复大火之祀于商丘,以阏伯配食,并尊阏伯为宣明王,一派尚火气象,远超唐汉,直攀商周。

帝颛顼发布的南正重、火正黎这两道人事任命,其中大有文章,颇堪玩味。

他发布的时机正值共工氏和祝融氏为了争夺南方的霸主之位,大打出手。

任命南正重专属神事,目的就是要彻底的剥夺共工氏一族长期以来为各氏族所认同的祭天权。

也就是说,这等于是一个和共工氏彻底的决裂的政治信号。

而任命火正黎专属民事,黎氏是祝融氏的支裔,则显然是在拉拢并暗示正与共工氏作战的祝融氏,黄帝一族将成为祝融氏的盟友。

可以这么说,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人事任命了,而是一份立场至为鲜明的国际宣言。

从政治策略而论,帝颛顼的这一人事任命虽然高明,却非常之危险,意味着帝颛顼准备彻底卷入共工氏和祝融氏的南方争霸战中。

不要忘记了,此时帝颛顼为了躲避大洪水,才刚刚迁到濮,头上难民的帽子还没有摘掉呢?

就国际道义而言,帝颛顼这一举措也不无可议之处。

少昊之国旧都空桑(今山东曲阜),迭经水患。历代以来的少昊氏都求助于擅长治水的共工氏。

而共工氏在国际援助方面一向尽力,每次派出的专家指导,并和少昊之国的民众一起,站在抗洪救灾的第一线。

那么,帝颛顼到底为什么要做的这么绝呢?

如果是为本族着想,帝颛顼此时第一要务,应该是专心内政,韬光养晦,苦练内功才是。

帝颛顼却反其道而行之,贸然介入国际争端,并把本族推到战争的边缘,他图的又是什么呢?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追溯一下祝融氏和共工氏两族之历史,以及两族爆发南方争霸战之前因与后果。

神农王朝以农耕立国,指导人民四季之春播夏种秋收冬藏,可说民生第一要务。

当炎帝被黄帝赶下台,被迁封于南方之后当他的缙云氏。祭祀四个时令神的“四大家族”的后裔,除了祝融氏本来封地就在南方,其他的三位忠于旧主,也随之南下。

炎帝虽然有与兄弟一争雄长之心,无乃自身实力不济,到了南方之后,他把重光神农王朝、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炎帝之后在南方发展的很好,短短数年的时间,已然开枝散叶,子裔绵绵。

根据《山海经》记载——

炎帝和他的妻子,即赤水氏的女儿听訞,两人生下的儿子炎居。

炎居生了节并, 节并生了戏器,戏器生了祝融。祝融降临到江水居住,便生了共工。 [9]

这里的生,并不是单纯的父子关系,而是经由通婚,祭祖权发生了转移。

毕竟炎帝一族是迁封,人生地不熟,不和本地的地头蛇通婚,不好混啊。

这些地头蛇之中,祝融氏和共工氏都可谓是贵族中贵族,世家中的世家。当然更是要曲意接纳了。

当黄帝王朝因涿鹿大地震而势力中衰时,炎帝这一系却因为和亲政策在南方发展的很好,可谓是风景这边独好。

[1] 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农星、先王皆与食。——《逸周书·作雒》

[2]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火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史记·自序》

[3] 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口朱,以出内火,是故口朱为鹑火,心为大火。

[4] 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国语·郑语》

所谓的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芈就是周王朝时期楚国的国姓。

[5] “凡土功,火见而致用”——《左传》

[6] 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陈,以聘于楚。火朝觌矣,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视途,泽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积,场功未毕,道无列树,垦田若蓺,膳宰不致饩,司里不授馆,国无寄寓,县无施舍,民将筑台于夏氏。及陈,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宾不见。

单子归,告王曰:“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王曰:“何故?”对曰:“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待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财贿,而广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陈国火朝觌矣,而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

……

六年,单子如楚。八年,陈侯杀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陈。

——《国语·周语》

[7] 《史记·楚世家》:“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司马迁一族本是天官,所以知道火历是一种历法。

到了罗泌《路史·前纪》卷八中提到祝融氏就说:“祝诵氏,一曰祝龢,是为祝融氏……以火施化,号赤帝,故后世火官因以为谓。”

这就是属于典型的望文生义,信口开河了。这种错误就是以学问严谨著称的史学家顾炎武也犯,他在《日知录》上就说: “古有火正之官。今治水之官犹夫古也,而火独缺焉。饮知择水而烹不择火,以祭以养,谓之备物可乎?”

当然,古代没有谷歌、百度,本人也是靠搜索才知道中国古代有火历,只好恶补了一下功课。

[8] “今上(赵匡胤)于前朝作镇睢阳,洎开国,号大宋,又建都在大火之下。宋为火正。按,天文心星为帝王,实宋分野。天地人之冥契,自古罕有。——《洛中记异录》

“商邱在今南京,太祖皇帝受命之地,当房、心之次,以宋建号,用火纪德,取于此”——《宋会要·礼》

[9]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 (y1o)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 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①,是复土 (穰)[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y5)鸣,噎鸣生岁十 有二。——《山海经·海内经》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传说人物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当推黄帝和炎帝。长久以来,人们总是把自己看成是黄帝的子孙,或者把炎帝和黄帝都当做自己的始祖,说自己是炎黄裔胄。这种血统上的认同思想在历史上一直起着极大的凝聚作用。无论走到天南海北遇到任何华裔,即使素昧平生,只要自认是炎黄子孙,便立刻有一种亲近感。人们自然很想了解历史上是否真有炎帝、黄帝这两个人,他们是怎样被传说为中国人民的始祖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炎黄文化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萦绕了很长时间,仍然难以得到清晰的回答。现在只能谈一些十分肤浅的看法向大家讨教。

  在先秦古籍中,炎帝和黄帝常被并提,最明显的是《国语·晋语》中引晋大夫司空季子的一段话: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少典,谯周《古史考》说是有熊国君,皇甫谧《帝王世纪》说:“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有蟜氏地望无考。这一条比较重要的内容是说二人各因其成长的地名为姓分别为姬和姜,他们是同时代人,因而在军事上曾经相互配合。至于是否同为少典、有蟜之后则难以确定。

  在说明二帝关系的古文献中,《逸周书·尝麦解》的一段话也很重要: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按原引书二字不清,有人说可能是“百工”)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这段话中的赤帝当为炎帝,前人早有定说。至于二后指的是谁,有人说是赤帝和蚩尤,有人则说是炎帝和黄帝。如果是后说,则可与《晋语》中二帝用师相济的说法相呼应。这一段最重要的内容应是把炎、黄二帝奉为上天安排的领袖,设章建典的元勋。

  还有《左传》昭公十七年引郯子的一段对话也很重要: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郯子是东夷人,所以把东夷的远祖同黄、炎并提,但毕竟还是把黄、炎放在前面的。

  根据上面几条传说,炎帝和黄帝应该是地位相若,难分伯仲,并且关系密切,在军事上相互支持的。但是传说中又有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说法,经过长期战争黄帝取胜了,接着又打败了蚩尤,于是诸侯都尊奉轩辕黄帝为天子。黄帝的地位一下超过了炎帝,以至于较早编排古史系统的《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史记·五帝本纪》中都没有安排炎帝的位置,只是在讲述黄帝事迹时才附带提到了炎帝。

  《五帝本纪》讲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和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颇相类似,从文理上看也有不甚通畅之嫌。加之古有蚩尤即炎帝的说法,故今人有怀疑其原本是一件事者①。但黄帝的声望一下子超过炎帝,显然与这场战事的故事有很大关系。

  在《五帝本纪》中,炎帝似乎是神农氏最后的一位首领,所以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等到黄帝打败炎帝和蚩尤后,诸侯尊为天子,才“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里的神农氏好像是一个朝代,而炎帝是一个人。可是《史记·封禅书》中说:“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和炎帝俨然是两个人,可见太史公对此事也不甚了了。大致在刘歆编《世经》以后,炎帝和神农合成一人,又与烈山氏或厉山氏合为一人,古书中关于神农之世的许多事迹如发明农耕、尝百草以药济人、结绳而治等等,都附丽于炎帝一身了,炎帝的声名就再次显赫起来。《帝王世纪》又说炎帝传位八世榆罔始由黄帝取而代之。由此追溯先祖只讲黄帝而不讲炎帝显然已不大合适了。炎黄裔胄的提法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

  炎、黄的故事有分有合,应该是与他们本来的事迹既有分别又有联系而滋演出来的。

  炎帝出自何地,说法不一。《晋语》只说是“炎帝以姜水成……故炎帝为姜”。大约是说炎帝是在姜水那个地方成长起来的,因地为姓,所以得姜姓。《帝王世纪》把他的身世说得比较详细:

  “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

  这大概是把不同来源的故事和神话糅合在一起而写成的。姜水当为渭水支流,《水经注·渭水》条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也。”华阳当即华山之阳,也就是《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中的华阳。两地都在今陕西中部渭水与秦岭一带。徐旭生先生更从民俗资料中加以论证,力主炎帝起于渭水支流姜水即岐水②。

  说炎帝都陈又徙鲁,不知何据。陈在今淮阳,鲁在今曲阜。此说可能与炎帝即蚩尤的说法有关。因蚩尤曾经“宇于少昊”,而少昊墟在曲阜。一说陈当指陕西宝鸡附近的陈仓,鲁当是河南的鲁山。虽无确凿根据,而地望较近于姜水,似乎也说得通。

  烈山氏、连山氏、厉山氏同为一名,烈、连、厉同为一音之转。《礼记·祭法》:“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郑注:“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随县》条班固自注:“故国。厉乡,故厉国也。”《后汉书·郡国志》注引《荆州记》:“随县地有厉乡村,重山一穴,相传云是神农所生穴也。”这是说炎帝起于今湖北随县境,在那里建过厉国。

  《山海经·海内经》有一条传说把炎帝同祝融和共工联系起来: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这个世系同《帝王世纪》所说的世系大相径庭。《大戴礼记·帝系篇》和《史记·楚世家》都说祝融是帝颛顼后裔,共工的传说也多在北方,这里却把祝融和共工同江水联系起来,并且都是炎帝的后裔。因楚人视祝融为自己的先祖,这个传说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根据以上传说,炎帝似乎是起于陕西而向东发展的,到河南后一支向北与蚩尤和黄帝发生冲突,一支向南到了湖北。炎帝的事迹似乎主要是发展了农业,所以后人总是把他与发明农业的神农、烈山氏等联系在一起。

  传说中炎帝的后世不一定都是姜姓,但姜姓国多被视为炎帝后。姜姓在东方的建国主要是申、吕、齐、许。申、吕均在今河南省西南部,许在河南中部许昌县境,齐在今山东北部。此外还有纪、向、州等。《左传》隐公元年“纪人伐夷”。疏引《世族谱》说:“纪,姜姓侯爵,庄四年齐灭之”。向在沛,《汉书·地理志·沛郡》下向县条班固自注说:“故姜姓国,炎帝后。”《左传·桓公五年》“州公如曹”疏引《世本》说:“州国,姜姓。”以上各姜姓国多在河南和山东,似与前述炎帝向东方发展的范围大致相合。

  黄帝起于何地,说法也不尽一致。《五帝本纪》说他是“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前述《晋语》也说黄帝和炎帝都是少典所生。谯周说少典是有熊国君,《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黄帝“号有熊”,《史记》正义引《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所以张守节干脆说“黄帝,有熊国君”。而有熊一般认为在河南新郑,这是一说。

  说黄帝初都涿鹿,大概是由黄帝在涿鹿打败蚩尤后,诸侯咸尊他为天子的故事而演绎出来的。涿鹿一般都以为即今河北涿鹿县。如说涿鹿本名彭城,则彭城在今河北南部之磁县,这是第二说和第三说。《史记》索隐又引皇甫谧说:“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史记》正义以为“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这是第四说。

  《晋语》既说黄帝以姬水成,后大家也都承认黄帝是姬姓,而姬姓的最大族系周人是从陕西渭水流域起家的,似乎黄帝起于渭水流域的可能性很大。再说黄帝死后葬桥山,地在今黄陵县(旧中部县),也离渭水不远,这是第五说。所有这些说法中当以新郑说和渭水流域说较胜。由于年代久远,传说歧异,究在何处难于定夺。但除寿丘在鲁外,大抵不越出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即历史上的中原地区。

  黄帝的事迹甚多,他首先是一位军事领袖并取得了赫赫战功。《五帝本纪》说他“习用干戈”,“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为战争作了充分准备。他还“教熊、罴、貔、貅、貙、虎”(《五帝德》说:“黄帝教熊、罴、貔、豹、虎”,《列子》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貔、豹、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这些奇怪的名字,《史记》正义以为是“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近人则多以为是氏族的图腾(因而也是氏族的名号)。他在与蚩尤战时“乃征师诸侯”,证明他确实率领了许多别的氏族部落的士卒,一战打败炎帝,再战打败蚩尤,声威大振,于是诸侯都尊他为天子。这是《五帝德》和《五帝本纪》把他作为五帝之首的重要原因。不但如此,《五帝本纪》还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可见他的生涯主要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而战争的成功使他成为无可争辩的领袖,俨然是一位开国的元勋了。

  黄帝第一个建立了政权,官以云名,“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大概也是把黄帝置于五帝之首的原因。这个政权也许不像传说说的那么整齐有章法,其实力足以使它监于万国而万国和顺。但毕竟与那种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氏族、部落乃至部落联盟大不相同。过去常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大抵就是从黄帝算起的。

  传说黄帝为发展经济文化还做了许多事情。《五帝本纪》说他“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越绝书·宝剑篇》说:“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各书所引《世本》中还有“黄帝作冕旒”,黄帝臣“雍父作杵臼”,“共鼓、货狄作舟”,“沮诵、仓颉作书”,“巫彭作医”,“大挠作甲子”,“伶伦作为律”等等传说。《史记·封禅书》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的说法。而黄帝的妻子西陵氏嫘祖始劝蚕,则是许多古书中都提到的。这些传说有些可能是后人的附会,有些则应反映了一部分历史的真实情况。

  据说黄帝有子25人,“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惟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这段话出于《国语·晋语》。同是黄帝之子,为什么只有2人跟父姓姬,其余12人得别的姓,另11人根本没有姓?为什么青阳和夷鼓分别是方雷氏和彤鱼氏之甥而都得己姓?25人分别为四母之子,为什么不是四姓?看来当时既不一定是从父姓,也不像是从母姓。有一些是从地名得姓,还有一些究竟是怎样得姓的,我们并不清楚。由于这样,我们不能把所有姬姓国都当做黄帝的后裔或与黄帝有亲缘关系,当然也不能说都没有关系,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传说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子,一为玄嚣,居江水;二曰昌意,居若水,娶蜀山氏女昌仆生高阳,即帝颛顼。颛顼都帝丘,即今濮阳县境。《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及《汉书·地理志》认为古江国在河南安阳,如此则离濮阳甚近,疑是玄嚣所居。

  《国语·鲁语》引展禽的一段话说: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这是讲的古代的祭祀制度。《礼记·丧服小记》和《大传》中说:“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照这么说,虞、夏都是承认其祖先出自黄帝,所以《五帝本纪》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五帝本纪》说舜是黄帝之子昌意的七世孙,《殷本纪》说契是帝喾次妃简狄所生,《周本纪》说周人先祖后稷是帝喾元妃姜嫄所生。尽管说简狄是在沐浴时吞食了玄鸟卵才怀契的,姜嫄是在野外履巨人迹后才有感而怀稷的,契和稷的血液里可能没有帝喾的成分,而在“法律”上还都得承认是帝喾的儿子,也就是黄帝的裔孙,所以他们才“禘舜而祖契”、“禘喾而郊稷”。这样,作为古代中国居民主体的华夏各族就都成了黄帝的子孙了。

  不但如此,由于黄帝的威望,有些非华夏族也跟他拉上了血缘关系。太史公曾“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他大概觉得言不雅驯而没有采纳,但在《山海经》等书籍中被保存了下来。例如《大荒东经》中说:“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黄帝生禺◆,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处东海,是为海神。”《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大荒西经》中说:“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这些尽管是神话怪异之说,不可以真实历史视之,但毕竟蕴含着某些道理。换句话说,它们表面上说的是亲族关系,实际上反映的则是文化认同的思想。这种文化认同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上是有关炎黄传说的大致情形。其中大部分散见于先秦的各种著作,《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和《帝系》以及《史记·五帝本纪》曾加以系统化,东汉以后又有一些学者加以补充和诠释。由于文献记载的时间离故事形成的时间甚远,其间只能靠口耳相传,不免会发生一些传讹乃至张冠李戴的事。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态度还相当谨慎,那时虽然百家都言黄帝,而其言不雅驯者他都没有采纳。后来的人觉得不过瘾,所以旁征博引,许多神话怪异之说也搀和进去了。不同来源的资料不免有许多矛盾抵牾之处,于是又加以穿凿,总想把它说得圆满一些。直到本世纪初年,西学东渐,一些学者想用新法整理国故,对传说资料来了一个大清理。由于传说资料中充满着矛盾和难以说通的地方,从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过去几乎被认为是信史的尧、舜、禹的事迹乃至人格都被动摇,更不用说时间更早、资料也更少的炎帝和黄帝了。毕竟这一次清理对大量资料的真伪和可信程度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且引发了对整理传说史料的方法论的研究。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曾把传说时代各族分为河洛民族、江汉民族和海岱民族,傅斯年则创夷夏东西说,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把传说时代的各族分别称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较之此前各家的研究,论说更为详尽,方法也更为精到。但是从前的研究,只是就传说论传说,最多只能把传说资料耙梳一番,看看哪些是早出的,哪些是演绎出来的。假如原来的传说就有错误,或者有矛盾,就没有法子订正,没有法子判断谁是谁非。

  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的史前考古逐步发展起来。一些学者曾尝试把历史传说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例如说仰韶文化是夏文化,或说龙山文化是夏文化,或者把炎黄时代、尧舜禹时代与夏代分别同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相比附。由于当时的史前考古起步未久,发现的资料有限,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大致的谱系。在这样的基础上同传说资料结合,必然发生失衡而难以得到正确的结论。

  到了80年代,这种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现在全国发现的史前遗址已有八九千处,分属于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系统。考古学者把中国史前时代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大阶段。旧石器时代大约从距今200万年到公元前12000年左右,此后即逐步过渡到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是一个发明农业的时代。中国的北部比较寒冷,内蒙古等地又比较干燥;西部地势高亢,且距海洋甚远,既寒冷又干燥,存在着典型的大陆性气候,都不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因而至今还是我国畜牧业的主要产地。五岭以南现今固然是发达的农业区,但在史前时代那里炎热多雨,且多瘴疠,文化并不特别发达。又因天然食物资源丰富,反而使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这样,中国最早发明农业的地方就集中到两个地方,一是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地区,二是长江中下游的华中地区。

  现知华北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都已种植粟和黍,其年代约当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5000年。学术界几乎一致承认华北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

  最近的发现证明,华中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城背溪文化都已种植水稻,其年代约当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稍晚的河姆渡文化则已存在十分发达的稻作农业。现在学术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华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得这个中国的两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不但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农业发源地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先进入文明社会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

  根据最新的研究,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至少还可细分为两大期和五小期。大约以公元前3500年为界,前期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可分早中晚三小期;后期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时代,考古上称之为铜石并用时代,可细分为早晚两期。把这个分期同传说资料相比照,我初步认为黄帝、颛顼、帝喾的时代大体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尧舜禹的时代大体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而夏代是从青铜时代开始的③。

  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大体上包括仰韶文化的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马家窑文化、红山文化后期和小河沿文化、大溪文化后期到屈家岭文化、樊城堆文化、薛家岗文化和良渚文化前期等。其所以把黄帝定在这个时代的开始时期而不能更早,似乎也不宜更晚,是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第一,《越绝书·宝剑篇》引风胡子的话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风胡子是春秋时人,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表明,我国的铁器时代大体是从春秋开始的。青铜时代是从二里头文化开始的,而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即是夏文化,这两点都说得很对。玉器的开始使用虽然很早,但大量的制造则是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开始的,作为兵器的玉钺的出现也不会早于这个时期。在此之前的确是典型的石器时代,就是说只会作石兵。把文献和考古资料两相对照,简直是若合符节。

  第二,前面说过,炎帝的主要事迹都与发展农业有关,而黄帝除发展农业外,在手工业方面还有许多创造,如制玉兵、作舟、作车、劝蚕、作冕旒,还有采首山铜等等。手工业的发展意味着专业分工的形成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可以支持一部分人从事长期的战争,社会财富也会刺激这些人去进行掠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黄帝的军队特别能打仗的原因。黄帝和炎帝尽管是同时代人,但一个代表旧时的农业部族,一个代表新兴的农业——手工业部族,所以炎帝的失败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传说中神农时代的结束;而黄帝的胜利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就是铜石并用时代的开始。

  第三,黄帝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他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居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从考古学的遗存来看,新石器时代的战争痕迹不大明显,有些战争大概规模也很有限。铜石并用时代则不然,一是作为兵器的石钺普遍发展起来,且制作精良。薛家岗文化的一些石钺上还用朱红画出花果形的装饰纹样,可见人们特别宝爱这些武器。有些大墓中常用玉钺随葬,那墓主人大约是军事领袖,玉钺则是指挥军队的权标。二是这时出现了一些规模颇大的中心聚落,有的中心聚落中有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有的有很大的积石冢或贵族坟山,有的有很讲究的祭坛。而一般的聚落遗址则小得多,经济发展水平也低得多。如果没有军事的力量,是很难自然形成这种状况的。江苏新沂花厅墓地是一个存在征服战争遗迹的典型例子。那里本是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但在墓地中发现的一些大墓差不多都随葬不少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同时也有一些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墓中往往殉葬妇女和儿童,并且和殉葬的猪狗埋在一起。这显然是良渚文化征服者的墓葬,因而随葬了自己原本拥有的某些器物,包括最能代表本族特征的刻有良渚文化神徽的琮形玉器;同时作为战利品随葬了大汶口文化的若干器物,特别是把来不及逃走的大汶口文化的妇女和儿童殉葬④。这种掠夺性战争的出现,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恰好也与黄帝时期的社会状况相吻合。

  炎帝既与黄帝打过仗,又传说都出于少典和有蟜氏,当属同时代的人物。所以炎黄时代应相当于考古学上铜石并用时代的最早时期。在这个时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既分布着许多考古学文化,炎帝、黄帝和他们的族系究竟属于哪个考古学文化,还是涵盖了许多考古学文化呢?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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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名,中国神话中的长寿之神。本为恒星名(详见下文),为福、禄、寿三星之一,又称南极老人星。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长安附近杜县建寿星祠。后寿星演变成仙人名称。明朝小说《西游记》写寿星“手捧灵芝”,长头大耳短身躯。《警世通言》有“福、禄、寿三星度世”的神话故事。画像中寿星为白须老翁,持杖,额部隆起。古人作长寿老人的象征。常衬托以鹿、鹤、仙桃等,象征长寿。

  起源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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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禄、寿三星中的寿星老人,是一身平民装扮,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但在古代,他却曾经是地位崇高的威严星官。寿星老人,有着怎样的演变经历,如何从一位威严的星官,演化为最和蔼可亲的世俗神仙?

  寿星即老人星,西方天文学里的名字是船底座α星,位于南半天球南纬50度左右,在中国北方地区其实很难看到。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中记载,秦朝统一天下时就开始在首都咸阳建造寿星祠,供奉南极老人星。但供奉他的理由,却与今天大不相同。大意是说见到寿星,天下太平;见不到就预示会有战乱发生。早期星相著作中,也讲到如果老人星颜色越是暗淡,甚至完全不见,就预示将有战乱发生。

  中国古代的太平盛世的确短暂而稀少。几十年一乱一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这颗时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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