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姓的来历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12浏览：1收藏

李姓的来历,第1张

1李姓由来

李姓之“李”，最初指的是一种植物――李树，属蔷薇科。但李姓的直接来源却是商朝官名――大理。

李姓的来源，与原始人类的淳朴生活习惯有密切联系。最初的“李”指某种植物，如《说文》所云：“李，果也。”李树，属蔷薇科，为落叶亚乔木，高丈余。李子，就是它的果实，球形，至夏成熟，红色有光泽，味酸甜，供食用，一名嘉庆子。

随后，“李”随着汉字形义的推移而与法理、星象等含义相通。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姓，则见于《通志o氏族略o以官为氏》：“李氏，皋陶为尧大理，因官命族为理氏。商朝半年，理征改为李氏。”

有人把我国几千个姓氏归类排列，其中以植物为姓氏的，诸如花、草、树、苗、林、木、杨、柳、桃、李、桂等，有一二十种。这可以追溯到远古氏族的图腾崇拜。然而李姓最早的含义却不在植物，而是理官之“理”，至商朝时期才向植物之“李”转化。

从远祖皋陶到大唐脉裔是李姓由初萌到壮大的历程。李姓血脉中的12个政权，58个帝王，无数将相名臣，大多出现在这个时期。

在中国姓氏发展史中，李姓见诸史籍在周之后。《国语·郑语》中的祝融之后八姓、《晋语四》中的黄帝之后十二姓、以及《左传》所载的西周二十姓，都未见李姓。《姓解》也说：“周之前未见有李氏。”《史记》载：“自周有老聃，姓李。”

此后李姓见载逐渐增多。关于李姓的来源，归总起来，有如下五种：

第一，传说中东夷族首领皋陶(一作咎繇)，曾任尧、舜的大理之职(掌管刑法的官)，遂以官命族为理氏(古字中“理”与“李”相通)。

第二，老子因祖辈为理官，遂以理(或李)为氏。又有老子为李氏女所生之说。传说李母怀胎81载，逍遥李树下，乃割左腑而生，“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此指树为姓，历来被称为“妄”说。

第三，春秋时赵国将领武安君的后代有李左车，其后为李氏。

第四，北魏叱李氏所改。

第五，唐代徐、邴、安、杜、胡、弘、郭、麻、鲜于、张、阿布、阿跌、舍利、朱邪、董罗等氏因建国有功，被赐李姓。

李氏来源的五种说法中，前三种在《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中合为一源，皋陶、老子、李左车为同一世系中的人物。对此，早已有人提出疑问。《升庵集》卷50《李姓非一》中则说得颇为尖锐，认为“陇西之李与唐室之李不同族”，《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圹附会枉撰，媚时之说"。

陈寅恪也曾对李渊的祖先进行过考证，认为李渊的祖先可能是赵郡李氏之后，而不是陇西李氏之后，因其族葬在赵州昭庆县(今河北隆平县)。

由上可知，对于《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中所记的世系，世人是有争议的。然而，众多的姓氏学著作中，记皋陶为李姓之祖则是同一的。至于大唐宗室李氏是否不属汉族而为“夷狄”，也无确凿证据，以西凉来断其民族，恐怕太武断。而陇西李氏与赵郡李氏本来就同出一祖，因而追溯李氏之源流，仍不妨以《唐书·宗室世系表》为主要依据。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正是由于唐朝对李氏宗族的考证和详细记载，才有今天李氏宗谱的完整存在，像李姓这样将其族源详细载人正史的，并不多见。这与其他姓氏多为家族传抄家谱、记载族源相比，自然更为可靠、详细。

2指树为姓

“指树为姓”是李姓生成的最早根源。

据《秘笈新书》引《姓纂》及《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记载：“李氏，帝颛顼高阳之裔。颛顼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咎繇(皋陶)”。

皋陶，为东夷部族首领，活动中心在偃(奄)，即今山东省曲阜市。《史记正义》引《世纪》说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舜)因之而赐姓曰偃”。这就是《左传》中所说的“天子因生而赐姓”。皋陶，在尧为炎黄夷联盟首领时，任理官，即掌管司法的长官。《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他主持制定了五种刑罚(墨、劓、（非刂）、宫、大辟)，并依照罪行的轻重来量刑治之，还对不用五刑的罪人分等流放，使天下人心信服。

传说皋陶专门训养了一头名叫触（角圭）的独角奇兽，这奇兽有一种特异功能，那就是能辨善恶真伪。它一遇见有罪的人，就会用尖利的独角去冲撞；一发现谁在说假话，就会怒气冲冲，令人生畏。皋陶用这样的奇兽断案，真是再好不过了。所以，皋陶以善理刑狱著称于世。神话毕竟是神话，可这个神话故事却把人们带到遥远的上古时代，仿佛看到皋陶正直而果断的形象。

正是由于皋陶崇高的名誉，所以至舜继位后，仍用皋陶为大理。于是，天下罪恶得以平正，人们安居乐业。任职期间，皋陶多次提出贤明的谋略，认为治天下须慎修其身，特别强调“知人”和“安民”，他的主张深得舜帝赏识。舜帝以皋陶最贤，将他作为继位的候选人。但是，舜帝还未来得及把帝位禅让给皋陶，皋陶就病逝了。

皋陶死后，“葬之于六”《史记》引《括地志》云：寿州(安徽)安丰县南130里，故六城东)，禹封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以后六便成为一个偃姓小国。楚穆王灭之，无谱。皋陶有长子伯益，《帝王世纪》说：“伯翳(益)，为舜王畜多，故赐姓嬴氏。”可知，伯益因善训鸟兽而被舜帝赐了嬴姓，成为嬴姓部落的首领。皋陶的次子名仲甄，又叫仲偃，仍以偃为姓。以后，偃姓奉皋陶为祖，以姓为氏。皋陶之后，历虞、夏、商，26二十六世为理官。按照古人以官为氏的习惯，故称皋陶及其子孙为理氏。以官为氏的理氏，传至理征时，任商纣王的理官，时商纣王昏庸无道，沉湎于女色，理征屡屡进谏，执法不阿，为昏*的纣王所不容，终遭亡身之祸。理征的妻子契和氏带着幼子利贞逃了出来，奔于伊侯之墟(今河南境内)，饥饿不堪，见一树上结有果实，便采了来吃，母子得以活命。其后，利贞畏于纣王的追捕而不敢姓理，于是以“木子”救命之恩，改称李氏。这就是后来“指树为姓”之说。按此说，李姓之始当在商末周初。

由上可知，李姓以皋陶为血缘始祖，是偃姓的后裔，曾以官为氏称理姓。据清儒秦嘉谟所辑《世本》案：古理、里、李三字并通。《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皋陶为大理，而《管子法法》记载：皋陶为李(理)；《史记·魏世家》记为“李克”，而《韩诗外传》则记为“里克”，等等。因而，李姓以做作理官的皋陶为血缘始祖之说，实不为妄。皋陶作为李姓的血缘始祖，他正直果敢，富于创造性，功德高深，是李姓子孙的楷模和骄傲。而按照“指树为姓”的说法，刚直不阿的理征之子利贞，当是李姓的得姓始祖。

3改姓为李

唐朝以来李姓鼎盛，附姓与改姓之风兴起，不少风光一时的人物都被赐之李姓。

唐末诗人和词人温庭筠云：“自从今狐楚入相，天下诸胡都改姓令狐。呜呼!宰相之势不过10年，而人竟改姓附之。况堂堂一统天子，300年之久，其冒附不知几百千万矣。”

从温庭筠的文辞中，我们得知在唐朝赐姓之外，还有不少非李姓氏，因羡慕大唐国姓，而改姓、冒姓李姓的。另外，还有由汉化改李姓，或因其他原因改李姓的。

后魏《官氏志》载：有叱李氏，改为李氏。这显然是鲜卑拓跋氏的汉化政策所造成的结果。后魏叱李氏改李氏后，人们以其居地河南郡(治今河南洛阳县)，而称其为河南李氏。

柳城，前燕胡人慕容（皇光）曾在此筑城，治今辽宁朝阳南。据《古今姓氏书辨证》所载，柳城李氏有两族，一族为奚族之李氏，即张琐高养子张忠士所改之李氏，后奚族渐融于契丹，故将其归于柳城李氏之一族；另一族柳城李氏，则是李光弼家族，这一家族世代显达，知名于有唐一代。

李光弼祖上均是契丹酋长，其一世祖先迁徙到唐朝京城长安附近的万年定居，逐渐汉化，改姓为李，此后又世居柳城，因又称"柳城李氏"。

李光弼的曾祖父李令节曾经是唐朝的大将军及幽州经略军副使；其祖父李重，任唐朝鸿胪卿兼檀州刺史；其父李楷落(洛)，被封为蓟郡公。李光弼本人则为唐朝名将，战功显赫。这一柳城李氏家族，世代出将人相，在高宗朝、武后朝、玄宗朝、武宗朝及宪宗朝，都有这一家族的子弟出任宰相。柳城李氏为李氏宗族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柳城李氏两族，均出于契丹。契丹族原属于东胡种，因此，柳城李氏当属东胡人后裔。契丹李氏还有李失活、李过折、李吐干、李尽忠、李邵国、李郁干、李婆固、李窟哥等，均为契丹大贺氏部落首领。

4谕赐国姓

唐朝大规模的赐姓，是李氏宗族庞大的转折点。

受唐朝赐姓者，见诸史籍之人数颇多。据《路史》及《唐书·审相世系表》所载：徐氏、邴氏、安氏、杜氏、胡氏、弘氏、郭氏、麻氏、鲜于氏、张氏、阿布氏、阿跌氏、舍利氏、董氏、罗氏、朱邪氏，皆以立功被赐国姓李氏。从此，李氏宗族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安息人李氏即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黄帝后裔安(昌意之子)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

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不久徙居洛阳(今河南洛阳)。晋、魏之时，闲居于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后迁辽左。至后魏，陀孙婆罗再不久徙，于周、隋时闲居凉州武威(今甘肃武威)，由于定居武威，而被称为武威李氏。武威李氏的子孙在唐朝时期有好几个被赐李姓。其名人有唐朝将领李元谅，德宗时赐姓名；唐朝大臣李抱玉，玄宗时赐姓名；唐朝大臣李抱真，得赐国姓；唐朝大将李国臣，得赐国姓。

鸡田李氏本是河曲部落阿跌族子孙，因有功于唐，被赐李姓。

鸡田，是唐玄宗开元初年所设置的一个州，即今宁夏省宁武县一带。此地原属于突厥，后来以地来归，唐朝依其旧名，置为鸡田州。鸡田李氏，本河曲部落阿跌族的子孙，数代世袭鸡田刺史一职。唐朝时期，此鸡田刺史家族出了光进和光颜两兄弟，光进官至总武节度使，光颜官拜河东节度使，两人皆对唐朝有功，被唐朝赐国姓李氏。

代北李氏居现山西代县一带，本为西突厥别部沙陀部落，姓朱邪氏，因朱邪赤心有功于唐被赐姓李。

代北，属当时的雁门道，即战国赵雁门郡地。秦因之，汉亦为雁门郡，至隋改为代州。唐仍置代州，中和年间，置代北节度，亦叫雁门节度，治代州，今山西代县一带。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灭后梁，创立了后唐帝业，李嗣源、李继岌等继为后唐皇帝。另外，唐末沙陀将领李克宁、李克让、李克修、李克恭、李嗣肱，都很著名。

唐朝时，有范阳(治今陕西大兴县)的奚人，原名张忠士(张琐高养子，冒姓张氏)，先为安禄山部将，参加了“安史之乱”。史朝义亡，乃以其地降唐，赐姓名李宝臣，为司空清河王。李宝臣有子李惟岳、李惟简，袭国姓。

唐朝时期，有奚族部落联盟首领可度者，于太宗贞观年间，率众附唐，得赐国姓，名李可度；还有奚族部落首领琐高，在玄宗时降唐，得赐国姓，名李琐高；另外还有李日越、李归国、李延宠等著名的奚族首领，都得赐李姓或袭李姓。

渤海李氏本姓茹，茹常以战功多被唐赐李姓。

渤海国，是靺鞨人大祚荣所建，当时其疆域在今朝鲜咸镜、平安二道，后扩至包括今吉林的一部分。渤海李氏，本姓茹。

唐朝时期，渤海靺鞨人茹常，为朔方部将，以战功多被唐赐李姓，更名嘉庆。其子李怀光，为朔方帅，位至三公。还有靺鞨著名李氏如李多祚，唐朝大臣，骁勇善射，其先世为部落首领，后迁中原，得李姓；靺鞨人李谨行，为唐朝大将，曾以疑兵退吐蕃论钦陵所率十万大军。唐朝赐姓的靺鞨李氏，为李氏宗族增添了新鲜血液。

党项李氏本姓拓跋氏，其酋长拓跋赤辞率众归附，唐太宗赐他姓李。

党项李氏。党项，是羌人中的一支。南北朝时，分布在今青海省东南部河曲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

唐朝时期，为吐蕃所迫，迁徙到甘肃、宁夏、陕北一带，本姓拓跋氏。唐初，党项酋长拓跋赤辞率众归附，唐太宗赐他姓李。此后，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立功，也被唐朝赐姓。宋时，拓跋李氏的李元吴建立了西夏政权，与宋、金对峙，盛极一时。拓跋李氏中还有李谅祚、李继捧、李乾顺、李继冲、李继周、李继瑗、李继筠等知名于世。

唐朝的赐姓对象中，很大一部分为少数民族，即对外族赐姓。赐姓，不是一般的奖赏，而是唐朝作为招抚少数民族首领及效忠者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旦赐姓，被赐对象就意味着成为大唐帝国的自家人了。对于这种至高荣誉，社会上的人们普遍地羡慕和向往，更不用说少数民族，他们得赐李姓，不仅意味着被吸收于具有高贵血统的李氏宗族，而且还标志着他们从此不再会因夷狄之种而受人之讥，而是成为堂堂正正的汉族成员了。这一殊荣，促使更多的少数民族首领归附唐朝，从这个意义上讲，唐朝赐姓为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我国古代，姓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符号，还是血缘、家族乃至社会地位的象征，有着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赐姓是姓氏的主要来源之一，早在氏族社会的神话传说时代就己经出现了。自秦汉以来，赐姓现象越来越普遍，唐五代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比较罕见的。这一历史时期的赐姓制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赐姓即皇帝赐给臣民姓氏，是古代统治者用来维持和加强统治的手段之一。唐五代时期皇帝对异姓臣民赐以皇族姓氏，或者赐予他姓，用以褒奖功劳，勉励勤能，笼络人心，具有重要的政治内涵。但其与先秦赐姓制度中封建性质不同，只是属于精神奖励的范畴。唐代在直接继承北朝赐姓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不仅赐姓范围广，规模大，而且形式更加复杂，与前代相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五代时期延续了唐代的这一制度，其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今根据这一历史时期赐姓的方式、目的和范围，论述如下：

（一）、赐国姓

在封建等级社会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最尊贵的姓当然是皇帝的姓了，被尊为国姓。赐国姓是帝王对臣民的最高精神奖励，只有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者才能获此殊荣，获赐者将被附入皇室属籍，成为宗室亲贵，属籍有宗正寺管理，这是天子对臣下的一种莫大礼遇。由于唐代武则天时期是一段特殊的时期，历来被史家视为唐代的延续和发展，是唐代的一部分，故当时所赐的武氏也被本文视为国姓。

1、安抚降将

赐姓盛于乱世，尤其是王朝勃兴之初，前代重要的政治首领、军事将领归附，帝王常以赐姓以示安抚。唐初武德年间是赐姓的一个小高潮，这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唐政权草创，急于统一天下，李唐王室对归附的各路“烟尘”首领或赐以国姓，或许以高官厚禄。如瓦岗旧将李世绩、幽州“总管”罗艺、石州“贼帅”刘孝真、江淮杜伏威、河北高开道、窦建德部大将胡大恩、榆林郭子和等人皆被赐姓李氏。赐姓对唐初政权的迅速稳定巩固和收揽人心是功不可没。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平定叛乱，唐朝皇帝又再次采用了这一办法，尤其是平叛战争后期，更是频频使用。如安史部将张忠志举其地归国，“赐姓名曰李宝臣”（《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乾元二年，董秦斫贼营，归李光弼，“赐姓李氏，名忠臣”（《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等。向这些投诚立功的叛将赐姓，对战乱的迅速结束，尽快恢复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代时期，以后唐最有代表性，后唐庄宗就曾多次给后梁旧将赐以姓名。如赐朱友谦为李继麟，张从楚为李绍文，温韬为李绍冲，段凝为李绍钦，康延孝为李绍琛，袁象先为李绍安，霍彦威为李绍真，房知温为李绍英，杜晏球为李绍虔等。不仅赐以国姓，还将其中一些人收为假子，虽然说是“以利合而相资”，但却起到了兵不血刃之功效。

2、笼络羁摩外蕃。

民族问题始终是唐五代的突出问题。李唐出于开拓疆上、安抚蕃邦的政治需要，常向内附的少数民族权贵赐姓，从而使赐姓成为唐朝实行的民族羁縻政策的一种重要手段。唐朝赐姓于蕃族权贵始于武德年间。根据马驰先生的考证，武德七年八月，东突厥可汗颉利遣夹毕特勤阿史那思摩入见高祖，得以赐姓李氏，当是唐代赐国姓于蕃族权贵的最早记载。此后，赐姓于少数民族酋长的风气便愈来愈炽。唐初有契丹酋长窟哥、奚族酋长可度者、靺鞨酋长突地稽、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等率其所部内附，皆赐姓李氏。此后党项羌酋长拓拔赤辞率众内属，“拜赤辞西戎州都督，赐氏李”（《旧唐书》卷198《西戎》）。宪宗元和四年，奚王没辱孤归附，“赐以李氏”（《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对率众归附的蕃族权贵赐以国姓，表示不仅没有把他们当异类看待，还引为宗室，这无疑给刚刚内附、尚心存狐疑的部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这一做法还对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少数民族起到了很好的招抚作用。这正是唐朝民族政策的高明和正确之处，也是唐帝国辖区内及与周边各民族保持长期共存共荣的重要条件。如唐懿宗时，“（西川近边六姓蛮之）卑笼部独尽心于唐……朝廷赐姓李，除为刺史。”真腊副王婆弥远来朝贡，被赐姓名为李宾汉等例，便是明证。

中唐以后，赐姓常伴以赐名，如李献忠(本阿布思，铁勒同罗部首领)、李崇信(本护密国王纥设伊皋施)、李奉国(本东突厥舍利部大人，舍利葛旃)、李忠信(本名悉诺逻，为吐蕃苏毗王子)、李遮甸(本吐蕃阿史那都支可汗部别帅)等。再如唐武宗会昌二年，赐(回鹘)温没斯与其弟阿历支、习勿啜、乌罗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贞、思义、思礼”（《资治通鉴》卷246）皆是赐姓名于蕃部权贵。除了赐姓于少数民族酋长外，其家眷往往也蒙受“恩宠”，如高昌王鞠文泰之妻宇文氏“请入宗亲，诏赐姓李氏，封常乐公主”。（《唐会要》卷95《高昌》）武则天时，贺兰州都督契苾明之妻凉国夫人及母临洮县主都被赐姓武氏。（《全唐文》卷187《镇军大将军行左鹰卫大将军兼贺兰州都督上柱国凉国公契苾府君碑志序》）

五代时处乱世，与盛唐不可同日而语，对外蕃更多是疲于应付，赐姓笼络的作用更加明显。如后唐庄宗“赐（奚王）扫剌姓李名绍威”（《资治通鉴》卷281）。明宗赐契丹东丹王突欲姓李，名赞华等例。

3、褒奖有功。

褒奖有功是赐姓的主要功能之一，往往能起到高官厚禄等物质奖励所不及的效果。因功赐姓则是赐姓的主要部分。如唐代协助临淄王李隆基（即玄宗）发动宫廷政变的太平公主子薛崇简、助昭宗反正的孙德昭等皆因有拥立大功而被赐姓。李茂贞，“本姓宋，名文通……朱玫之乱，唐僖宗再幸兴元，文通扈跸山南，论功第一……赐姓，名茂贞。”（《旧五代史》卷132），是立有护驾之功而被赐姓。而以战功赐姓的将领则更多了，如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李元忠（原名曹令忠）、李元谅（原名骆元光）、李茂勋（出自回鹘阿布思之族）、李全略（原名王日简）、李国臣（河西人，本姓安）、李光颜（本铁勒部酋长）、李国昌（沙陀酋长，原名朱邪赤心）、李思恭（党项族人，原名拓拔思恭）等，皆是在征伐、平叛等重要的军事战争中立过大功的军将，以战功卓著而被赐姓。

五代时期，天下之争夺更是惨烈，“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以军功赐姓的例子也很多。如后唐庄宗时，元行钦、夏鲁奇俱以骁勇善战而被赐姓名为李绍荣、李绍奇。这方而的例子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因功赐姓是赐姓功能的最好体现。

4、以示恩宠

是否赐姓完全由皇帝的意志决定，故格外受帝王宠信的臣下，也常被赐以国姓。如唐初邴粲，与高祖李渊交厚，得以赐姓李氏；张元悊因“与太宗有故，赐姓李氏。”（《全唐文》卷232）同时一些谄媚、投机的小人，因为能博得皇帝的欢心，往往也能享受到赐姓的殊荣，从而使赐姓的神圣和权威性大打折扣。武则天时，“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言惑众……太后甚信重之，赐什方姓武氏。”（《资治通鉴》卷205）傅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丘神绩、侍御史来子珣等一干阿谀得进的小人、酷吏也并被武则天赐姓武氏。这一时期甚至连李唐皇室中的一些人也被改为武姓，所谓宗室蒙乱，“（惟）千金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请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资治通鉴》卷204）五代更是荒唐，“晋卫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以俳优得幸于晋王，……晋王赐姓名”（《资治通鉴》卷271）。马绍宏，本一宦官，因得宠于庄宗，也得以赐姓李氏。

（二）、赐他姓

唐五代赐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形式多样，除赐国姓外，还有赐予他姓的情况，这是赐姓制度的一个重大发展，与其他历史时代颇不相同。如武德中，“（史大奈）从平长安，以（功）多，……赐姓史”。贞观时，“阿史那忠以功擢左屯卫将军，尚宗室女定襄县主，始诏姓独著史”，遂自称万年史氏。（《新唐书》卷110）武宗会昌二年，“赐回鹘国相爱邪勿姓爱，名弘顺”。（《资治通鉴》卷246）赐以汉字单姓以代替少数民族复姓，是古代姓氏变化的形式之一。天宝年间，玄宗以外家姓赐宁远国王阿悉烂达干曰窦。（《新唐书》卷221）“天授中，诏改纥骨氏十七代孙绍，左司员外，姓元氏。”神龙初，桓彦范“赐姓韦氏，令与皇后同属籍”。（《旧唐书》卷91）“（太后）乃度（怀义）为僧，又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子薛绍合族。”（《旧唐书》卷183）以上所赐窦、韦两姓是唐朝外戚之姓，一旦受赐，就与外戚同族；而元姓、薛姓为当时的高门显姓，社会地位很高，俱为世人所重。故赐予这些姓，也是十分荣耀的事情，与赐国姓的意义和效果并无什么不同。

后梁时期，成汭因犯后梁祖讳，梁太祖赐其姓周氏，这是因避讳而赐他姓。后唐明宗曾赐“蕃将惕隐姓名为狄怀惠，则骨姓名为列知恩，舍利则剌姓名为原知感，骨姓名为服怀造，奚王副使竭失讫宜姓名为乙怀宥。”（《旧五代史》卷42）则是取感恩、怀顺等实际意义。

（三）、赐恶姓

帝王赐姓并不都是褒扬，还有出自贬损，那就是赐恶姓，即用恶字赐为姓。这种赐姓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人身攻击意味。赐恶姓是动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人改姓，就如同“赐死”一样，是一种极其严厉的处罚，往往与危及统治利益的人和事有关，或是出自帝王感情好恶。

赐恶姓在唐代主要出现在武则天时代。武则天夺得皇后之位后，遂将高宗的原皇后王氏和宠妃萧良娣分别改姓为蟒和枭，蟒意为大毒蛇，枭意为枭首。垂拱年间，李唐宗室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等起兵反对武氏专权，后被镇压。武则天便将这些李姓诸王及其子孙、公主通通被更姓虺氏，虺意为毒蛇。武则天甚至连她的族人也不放过，“乾封元年……诛（武惟良、惟运），改其姓为蝮氏”，（《资治通鉴》卷201）“蝮”意为毒蛇。此外，唐玄宗在平定太平公主乱后，“改窦怀贞姓为毒，改新兴王晋之姓为厉”（《资治通鉴》卷210），毒为毒药，“厉”意为恶鬼。这也属赐恶姓的范畴。

赐恶姓是不仅对其本人的极大侮辱，其子孙后代也要都担负恶名。作为家族徽号的姓氏虽然一直受到人们的珍视，但在皇权的*威之下，却变得如此无足轻重和脆弱不堪，可见专制制度势力之强大。

（四）、其他种类的赐姓

其他种类的赐姓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首先是继嗣赐姓。继嗣传宗，为宗法社会恒有，但由于宗族的排他性，异姓入族继嗣必须要改姓，因而就出现了利用皇权进行干预，赐姓继嗣的现象。比如武则天把同父异母兄及其堂兄都诛杀后，发现本支没有继嗣，遂动用皇权赐姓的优势，“以姊子贺兰敏之为士镬之嗣，袭爵周公，改姓武氏。”（《资治通鉴》卷202）武则天以周代唐后，不甘心再还政于李氏，于是先后以皇子李显、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德宗时，“诏以（李）怀光外孙燕八八为怀光后，赐姓名曰李承绪”（《资治通鉴》卷233），为其续嗣来追念李怀光的功勋。

其次，臣下主动要求赐姓。赐姓是皇帝主动的行为，体现皇权的权威。然到唐中期以后，藩镇拥兵自重，跋扈不臣，大唐王朝是内轻外重，这从赐姓行为中也能得到体现，即臣下开始主动要求皇帝赐姓，并常带有胁迫意味。一些节帅藩镇出于种种原因，上表奏请赐姓，而朝廷对他们有所顾忌，一般情况下都会迁就他们的请求。如代宗时，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本姓鲜于氏，“大历末，有阆州严氏子上疏称其从外氏姓，叔明意丑其事，遂抗表乞赐宗姓，代宗以戎镇寄重，许之。”（《旧唐书》卷122）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原名安重璋，“本安兴贵曾孙”，因“耻于逆臣（安禄山）同姓，”表请赐姓，“赐李氏，名抱玉。”（《旧唐书》卷132）

再次，追赠赐姓。追赠是在臣下死后追加的荣誉，在唐代，赐姓也被列为追赠的内容之一。如李君羡，贞观被诛，天授中，武则天追尊武姓，诏复官爵。可见赐姓对臣下来说确实是很高的荣誉。

此外还有因特殊技艺而被赐姓的例子。如是光乂著有《十九部书语类》，“开元末，授集贤殿编撰，后赐姓齐”（《新唐书》卷59）南唐歙州著名工匠李延珪，善于制墨，史称“自宋以来，推为第一”，其本姓奚，被南唐主赐姓为李。（《十国春秋》卷32）

最后，因嫌恶而赐姓。这种情况往往都是帝王觉得臣下的姓不吉利，于是就赐姓改之。如五代时，江西的危全讽等被杨渥打败，信州的危仔倡投奔了吴越王钱鏐，吴越钱氏偏安一隅，觉得危仔倡的姓氏字面不吉，怕不是好兆头，就更其姓为元氏。（《十国春秋》卷78）哀榆，仕于南唐，朝贺时皇帝嫌“哀”字不祥，于是就赐姓衷氏。

二

纵观唐五代时期的赐姓制度，有几个方而的变化值得注意，首先是赐姓的范围扩大了，获赐者除了官僚贵族外，还有寒人武夫，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少数民族首领或酋长参与进来，从而大大地扩大了这一历史时期赐姓的范围。其次是赐姓的形式多样。有赐国姓、他姓、恶姓。臣下主动要求赐姓，更是唐五代时期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大大地改变了以往赐姓中一调的现象。再次，赐姓的目的也不同。或安抚笼络，或褒奖有功，或以示宠信，或发泄私愤。最后是赐姓与赐名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自唐中期以来便逐渐多了起来。其实赐姓与赐名的同时出现，无非是把赐姓的外延扩大了，其内涵却是相同的，即其功能和作用与单纯的赐姓并无根本的差异。

这一时期的赐姓制度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即存在着严重的不稳定性。赐姓是皇帝意志的体现，是一种驾驭臣下的政治手段。赐姓虽是一种荣誉，但臣下一旦获罪，所赐姓氏就会被剥夺，还复本姓。削夺属籍，决定了赐姓的不稳定。如唐初罗艺归附，“赐姓李氏，予宗正属籍”，然他在太宗时谋反，又被“复本姓罗氏”（《旧唐书》卷56）。李绩于唐初被赐姓，到武则天时，其孙李敬业起兵反武，被镇压后，还复本姓徐氏。贺兰敏之被赐姓武氏后，不久后得罪，“敕流雷州，复本姓”。（《资治通鉴》卷202）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重视，即到了唐中期以后，一些握有兵权的将帅开始对赐姓的取舍提出要求。如安史之乱后，张忠志被赐姓李氏，到大历年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请复姓张，许之。”次年，他又“更请赐姓，……复赐姓李”。（《资治通鉴》卷225）尚可孤，鱼朝恩爱其勇，奏（帝）姓鱼氏……朝恩死，赐可孤姓李氏，名嘉勋，但到“建中四年，仍复本姓名”。（《旧唐书》卷144）李克用和李茂贞被削夺官爵和属籍后，旋即又恢复。后唐明宗即位后，同光朝赐姓名的将领如霍彦威、苌从简、房知温、杜晏球、夏鲁奇、米君立、李彦超等纷纷上表求复本姓名，明宗皆准所奏。这既是赐姓制度不稳定的表现，又是中央政权遭到削弱的必然现象。

赐姓在唐五代的盛行不仅有古老的传统，还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魏晋以来，姓氏文化中出现了别士庶，重地望的新内容，并成为主流的政治文化。门阀大姓成为时代主宰，士庶相争，谱学大兴，九品官人法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崇尚姓望之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达数百年之久。唐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后，旧日的士族大姓已不占统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关陇军事贵族统治集团，他们以胡化的汉族为主体，尚武善战，与昔日的魏晋士族有很大不同，但在重视阀阅郡望这方面却是完全一致。如李唐皇帝自称出自陇西大姓，又拉老子李耳为始祖，凉武昭王李嵩为近祖，目的是很明显的。唐太宗制修《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考世系，分等级，以从制度上提高以皇室为首的关陇集团的姓氏等级。此后，武则天当政又制修《姓氏录》，使凡在当朝做官至五品的官员皆升为士流，这一切多是“尚姓”之风的表现。为了提高李姓及其功臣的社会的地位，唐统治者采取了赐姓等措施。赐姓的实行，除了其特殊的政治功能外，还在潜意识中制造人们对国姓的向往，制造获赐者的喜狂和名利双收；赐姓的剥夺，又在向世人宣示国姓的尊贵，这都在无形中抬高了国姓的地位，可谓一举数得。但尽管如此，长期以来形成的姓望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的，直到中晚唐时期，衰落的旧士族仍持声名，以致唐文宗感叹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也？”（《新唐书》卷172）这表面上是围绕姓氏门第的斗争，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的一种“尚姓”意识和风气。可见当时姓氏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那么赐姓给唐五代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总的来看，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赐姓者入籍联宗的功能有助于维护唐五代的统治。如李忠臣本一叛将，归国被赐姓。代宗永泰元年，吐蕃入寇，进逼关中，代宗急诏各道出兵，而“诸道多不时出兵”，李忠臣方与诸将击球，得诏，亟命治行，诸将请择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岂可择日后救邪！”即日勒兵就道。（《资治通鉴》卷223）藩镇尚且如此，赐姓之效可见一斑。沙陀酋长朱邪赤心被赐姓，不但朱邪贵族举族世代李姓，还俨然以李唐的继嗣传人自居。建立后唐的庄宗李存勖，奉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和他的曾祖、祖父、父亲为七庙，赐姓也以李氏为国姓，其意很明确，他们已自视为李姓皇族了。由此可见赐姓联宗的魅力。

其次，赐姓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存在着多元的地域文化，而且存在着多元的民族文化。唐五代时期继承巩固了秦汉以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的成果，掀起了民族融合的又一高峰。这个时期，各民族以汉族为中心交流频繁，相互影响，民族不断同化，一些古老的少数民族消失了，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姓氏在民族融合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是衡量民族融合进程的一个标尺。历史上也出现过以改变姓氏来促进民族融合的现象，最著名的当数北魏孝文帝改革，把一百多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唐五代时期，民族融合以少数民族汉化为主。从姓氏变化来看，主要是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唐五代赐姓相当一部分是赐给少数民族权贵的，遍及突厥、回鹘、奚、契丹、靺鞨、吐蕃、党项、沙陀及西域中亚等各族。这些民族内附后，在广大地区与汉族人杂居生活，他们“心仪华夏”，往往因其部落酋长的赐姓而纷纷改从汉姓，甚至举族随之改姓，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所以可以说，姓氏汉化的程度也反映了民族融合的成果。

最后，赐姓对后世及国外的影响。唐五代赐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末五代更是把赐姓和假子制结合在一起，融入了更多的亲情成分。直至明清，赐姓还是长盛不衰，被继续沿用，可见赐姓的魅力之久，只不过后世赐姓的规模不如唐五代时期罢了。唐朝曾征服过三韩，为其地置都护府，予以统治。因此朝鲜历史上受汉文化影响极深，包括赐姓制度。据史载，新罗第三代王朴儒理尼师，在其九年春，改六部之名，乃赐姓。可见赐姓在汉化极深的国家还是很有影响的。唐元和十一年，“南诏（主）劝利德磋巅，赐姓蒙氏”（《资治通鉴》卷239）。

总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赐姓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对前代特别是汉代以来赐姓的总结，并对以后各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姓氏的重视，突出地表现了古代人们思想中长时间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和门第思想。从民族的意义上讲，姓氏又反映了一种民族融合运动趋势和民族认同心理。这些都能在唐五代赐姓中得到很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