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记载，马氏始祖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赵国的著名将军赵奢。《世本》记载：“马氏，本自伯益之裔，赵王子奢封马服君，后遂氏焉。”《世本》是中国先秦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司马迁撰写《史记》，曾把《世本》作为重要依据史料之一。不仅如此，《世本》还是研究古代姓氏的重要史料。宋代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说：“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

　　那么，《世本》是谁撰写的呢晋代以后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左丘明所作，有的说是楚汉之际好事者所著。这些说法都似难成立，特别是春秋时期的左丘明是不能记述战国末年赵奢事迹的。我认为，比较靠得住的说法，应该是赵国人所作。著名史学家陈梦家先生已在《六国纪年》一书里《世本考略》一文中说：“余考之，《世本》之篇，盖战国末赵人所作，其成书于赵政称帝前十余年。”陈梦家先生在考证中举出一个史例很有说服力。这个史例是，南朝宋代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记载：“《世本》云孝成王丹生悼襄工偃，偃生今王迁。”《世本》称赵王迁为“今王”，所以，“《世本》为赵人之书，而成书在王迁卒之前”。早于陈梦家先生之前的，清代张澍在《{世本)辑本序》中也推断，《世本》的“作者犹值赵王迁时”。秦始皇称帝在公元前221年，由此上推l0年为公元前2 3 1年。赵奢在阏与(今山西省和顺县，此外还有武安县西50里阏与山，山西省潞州阏与聚城等几种说法)之战大败秦军是在公元前270年，此后四五年赵奢去世。这样算来，《世本》成书的时间距赵奢去世只有30多年，书中关于赵奢的记述应该是相当接近历史实际和相当真实可靠的。所以，《世本》是我们考察马氏祖源的主要依据史料。

　　记载马氏祖源的另一个历史文献是王俭的《姓谱》。《姓谱》记载，马氏“出自赢姓，伯益之后，赵王子奢为惠文王将，有功赐爵为马服君。奢生牧及为赵将，子孙以马服为氏，世居邯郸。秦灭赵，牧子兴徙咸阳，秦封武安侯，遂为扶风人”。王俭是南朝齐代琅邪(今山东省临沂市东南)人，学识渊博，仕宋官至吏部郎。入齐，为尚书右仆射。武帝时，曾在他宅中开学士馆，以四部书充其私藏。累迁至中书监，参掌选事。撰有《古今丧服集记》、《元微四部书目》，仿刘歆《七略》作《七志》。所以，王俭的《姓谱》当是依据了他收藏的古代丰富文献撰写的。这部书也是我们考察研究马氏始祖赵奢的重要历史文献依据。此后，历代姓氏著作和史学著作关于马氏祖源的记述，都主要参考了《世本》和《姓谱》的记载。唐代林宝编纂的《元和姓纂》卷六记载：“马，赢姓，伯益之后，赵王子奢封马服君，子孙氏焉。奢孙兴，赵灭徙咸阳。”林宝这部书完成于唐宪宗七年(公元8 l 2年)，书中论述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姓谱》、《族姓记》、《三辅决录》、《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书，其中许多姓氏书现在都找不到了，林宝却进行了征引。《元和姓纂》也是考察古代姓氏的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著作。林宝在书中

宋湘，又称焕襄，清中叶著名诗人、书法家，为官多年，政声廉明，诗书文兼能，擅巧对，著作颇丰，被誉为「 ”岭南第一才子”。 对于宋湘，最让今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他的巧对，对联是我国古老的传统文学形式之一，其格式、意蕴、形式颇有讲究，也考验接对之人的学识、急智，对联文化源远流长，无数名对流传至今，让人叹为观止。 而在明清时候，作对之风尤其流行，明朝文征明、祝枝山、唐伯虎、解缙、徐文长，清朝纪晓岚、郑板桥皆是一把好手，而这宋湘也是其中佼佼者，他有一则150字长联，可谓经典： 今日之东，明日之西，青山迭迭，绿水悠悠。走不尽楚峡秦关，填不满心潭欲壑。力兮项羽，智兮曹操，乌江赤壁空烦恼！忙什么？请诸君静坐片时，把寸心思前想后，得安闲处且安闲，莫教春秋佳日过。 这条路来，那条路去，风尘仆仆，驿站迢迢。带不去白璧黄金，留不住朱颜皓齿。富若石崇，贵若杨素，绿珠红拂终成梦。恨怎的？劝你解下数文，沽一壶猜三度四，遇畅饮时须畅饮，最难风雨故人来。 北往南来，过客匆匆，自然万千感慨，150字，字字珠玑，沧桑世态、苦涩人生尽皆与此。 另外，宋湘在诗坛也是独领 ，清代文坛考据成风，有人宗汉，有人宗唐，宋湘则采众长，诗风磊落，一生笔耕不掇，诗作频出，是清代中叶岭南三大诗家之一，极为时人所称颂，《清史列传》中更是推宋湘为粤诗之巨： 湘负绝人姿，又肆力于古，为文章醇而后肆。诗沉郁顿挫，直逼少陵。粤诗自黎简、冯敏昌后，推湘为巨擘。 此外，宋湘的书法可谓造诣匪浅，笔风潇洒，章法有度，唯草书流传最广，一纸书成，即可让众多士贤所倾倒，《清史稿》中评价： 湘性豪迈，下笔显倜傥雄奇之概。 北京故宫博物馆的《龙藏宋墨题咏》有评说： 芷湾（宋湘号）长草书，章法磊落，笔致潇洒，往往一纸书出辄为时贤所倾倒。 而纵观宋湘一生，生于躬读之家，少年时可堪天才，五岁时便能吟诗诵联，极早就有神童之名，青年游学多年，一心科考入仕却屡考屡败，不得已滞留都门求学深造，终在不惑之年中举入仕，为官二十余载，尽心尽力，治学安民，政声颇高，至今在云南仍有不少传说。而最让人唏嘘的是，宋湘为官多年，却依然家徒四壁，存银无几，他留下的只有诗文墨宝百卷，在历史长河中，宋湘这样的官吏，实在鲜有。 少年清贫，蒙馆研学 白渡镇，位于广东省东北一隅。 小小圩镇，据梅州城20多公里，一条石窟河流经而过汇入梅江。 环峰耸翠，景色深幽，古朴的小镇中有一村庄，屋舍聚落依山而建，因山形似象，而称为象山，山前有一湖，名为象湖，而这村子称为象湖村。 村子中有一氏族，姓宋，这个世代业农的家族，既不曾有朝中显宦，也鲜少出文彦名流。 可正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两百多年前，乾嘉年间，升起了一颗光耀岭南文坛的巨星。 1757年，宋湘生于象湖村，宋氏一族不算大户，有家谱记载，宋氏家族，先世微寒，以放鸭为生，自曾祖廷策、祖谦益，均务农力耕；宋湘的父亲宋步云是一个读书人，以耕读为本，坚守儒学，也算学有所成，是岁贡生，教书为生，他一改世代务农的家风，虽然生活清贫，却也从小就格外重视儿子宋湘的教育。 宋湘五六岁时，便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识字、临帖、诵诗、吟联，由于生性聪敏，有文思，具捷才，深得长辈的钟爱。《光绪嘉应州志》中有记载： 见诸伯叔为文会，既取片纸学为文，下笔有奇气。 当时重文教，各州县内均办社学、义学和私塾，象湖村南，有本族人筹资建立的蒙馆，门前有两株杏树，每至春来红杏如霞，或取「 ”红杏枝头春意闹”之意，取名为红杏山房。 宋湘七岁时，便到红杏山房课读蒙学，因慧于常人，总能很快便背诵如流，小宋湘虽天赋异禀，却也好玩成性，在一群同年孩童之中，难免自负，甚至常常逃学：从他晚年所作的回忆诗中可窥见其幼时情景： 老屋柴门树打头，青山屋后水自流。 受书十日九逃学，恨不先生命牧牛。 ——《忆少年七首》之一 好逸本是人之常情，何况还是小孩，父亲宋步云见儿子不思进取，有轻学之迹象，忧从心来，不时旁敲侧击，循循善诱，宋湘慢慢也可心领神会，不久也能克制玩欲，专心于读书求知，很快学业大有进展。 他在《忆少年七首》之二写道： 世间何物是文章，提笔直书五六行。 偷见先生嘻一笑，娘前索果索衣裳。 下笔能文，出口成章，蒙馆老师还教会宋湘对对子，10岁出头的宋湘在当地乡里已是小有名气的小神童。 1768年，宋湘十三岁，在宋氏家族举荐下，宋湘参加嘉应州童子县试，一举夺下第一名。次年，童子府试中，宋湘再次名列榜首。 宋湘第一次出村，便崭露锋芒，回乡之后，宋氏祠堂鞭炮连连，族中老少均来祝贺，宋湘名气更盛。 可他的志向，并不在此，他想科举高中，他想入仕，他想光耀门楣！ 院试落选，青年困厄 可宋湘或许不知道，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清代科考，沿袭明制，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童试又包括县、府、院三个阶段的考试，俗称「 ”小考”。而宋湘才刚刚过了童试府试，下一场则要面对院试，而考试内容则要开始考察八股文，也就是时文，这种文体，对于宋湘的性格、志趣和天赋才情，都是那样格格不入，这或许也成为他后来在科考中屡屡受挫的主要原因。 十五岁那年，宋湘参加院试，初战不捷。年少气盛的宋湘，第一次品尝到失败的苦涩，夜灯之下，把书苦读，远山灰蒙，唧唧虫声又添几分凄清，一种不能排解的郁闷之情倾注于笔下： 长夜喜坐苦油少，童时躲读憎油多。 躲读喜坐等自废，蹉跎蹉尔将奈何！ ——《孤灯效玉川子五首》之五 对于在学习中从未受挫的宋湘来说，此次落选无疑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心中难免执着与迷惘相互交织，不安、困顿，宋湘第一次对自己有了清晰的认知，可「 ”学而优则仕”、「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根植于心，父母期许经久不忘，宋湘抖擞精神，重新迈上征程： 才思谈笑取封侯，又道文章有凤楼。 拍手大罗天上去，看何蓬岛是瀛洲。 ——《忆少年七首》之五 宋湘的青年时期，大部分时候是在不安的期待中度过，余暇之时，也与族中兄弟交游唱和。 苍天不负，终于在1778年，宋湘婚后的第三年，经过八应童子试，二十三岁的宋湘中了秀才，总算是拿到了入仕的「 ”通行证”。 负笈游学，一考中举 可州县的教育水平始终是有限，亦无太多文坛名流，要想大有增益，只得到省城拜访名师，以求上学。 1782年，宋湘二十七岁，便惜别家人，负笈远行，希望到广州粤秀书院就读，他带着童仆乘舟由梅江溯流而上，迢迢水路，日夜兼程，一到广州，便呈递一封书启给粤秀书院陈鹤翔先生署中，并附自己平日写作的诗文。 陈监院看了宋湘的书启和诗文，极为赏识，在书院办了一桌酒席招待宋湘，推杯换盏之际，老少二人交谈甚欢，令宋湘无比感动。 盛世难逢，名师难遇，宋湘有感于陈鹤翔的赏识，在书院读书勤奋，成绩优异，陈鹤翔对宋湘更是寄予厚望。 可广州城，毕竟繁华渊薮，宋湘初涉繁华，自然是被这花花世界迷了眼，他家境清贫，多靠课余卖文自给，而卖文所得，却常到酒楼挥霍一空： 斩蛟射虎气难囚，快事平生一马周。 命酒市楼常独坐，出门一掷鹔鹴裘。 ——《忆少年七首》之四 在书院结业后，宋湘与同门所位士子交游甚广，游踪遍布南澳一带的小岛，延袤三百里，为闽粤门户，多年落拓江湖，从旅游中领略绮丽的山水名胜，了解纷繁的风俗人情，熟识各样的市井百态，既开阔了眼界，也愉悦了胸襟。 时光荏苒，转眼间又是十年，潦倒的生活并没有消弭宋湘读书的热情，对于科考，他也未曾放弃过，清代自乾隆二十二年开始，于科举考试中加试试帖诗，试帖诗的程式化倾向，决定了此类的诗歌诗味淡漠。但为了应付科考，宋湘不得不精心钻研。他曾在《试诗自叙》中说： 其为体也似下而工之甚难，就文中之有八股文。然无才不可，无学不能。而题以制之，法以绳之，才可运而不可得骋，学可用而不可得夸，役于题外与滞于题中，二者均失，故甚难也。……予非于此道能工者，顾尝降其心与此事相从，每叹‘吟妥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正应试诗之谓也。 宋湘三十七岁，在广东「 ”秋闹”乡试中了解元，榜头留名，中举表示官场的大门已经敞开，这给宋湘带来欣喜欲狂的感觉，一种对前途志在必得的信心，浸润于笔下： 三策天人一笔成，谯楼笳鼓打初更。 莫嫌矮屋孤明月，卧听霓裳第一声。 ——《壬子中秋乡闱题壁》 奔走都门，三考登第 中举那年冬天，宋湘参加会试，结果名落孙山，刚迈开的成功步子，又一次停顿下来。 身在京城，举目无亲，焦劳困苦，午厨无烟，宋湘无限沮丧，彻夜难眠，只得翻看诗书，不由思及杜甫，颇有同病相怜之苦，满腹牢骚化作愤激之语： 阅世四十年，忽忽叹无成。 人苦不自知，百感戕其生。 陶潜犹乞食，杜甫尚依人。 吟诗岂在好，得酒还独倾。 公卿闻羡人，我何羡公卿。 ——《杂谈四首》之三 正当宋湘徬徨无奈之际，恩师陈鹤翔到任直隶三河县令，适逢中秋，宋湘受邀至三河官舍，月色溶溶，庭院深深，竹影摇曳，桂香袭人，清淡小酌，脸泛微醺，二人交谈甚欢，十分相得，两人之交，也算得儒林佳话。 宋湘在三河官舍一住三年，再次应试，依然落选。 可寄人篱下并非长久之计，况且陈鹤翔家口众多，经济并不宽裕，宋湘为了不给老师增添负担，便回到京城，考取了镶黄旗觉罗官学教习。关于那段时期的生活，宋湘在《不易居斋集》自序中作了描述： 予自乾隆壬子领解北上，守礼部试四次，周七霜乃归。出都门时，则已末十月矣。其前三年，盖依南海陈榕师名鹤翔三河县斋谈书为多，其后三年，则栖止镶黄旗觉罗官学教习舍中，坐客无毡，种花度日，实惟此时。而中宵抱疚，八十老亲尚操砚田以活不肖之妻若子。仰天刺心，不可告人。每一搦管，愁苦森发…… 人到中年，却只能糊口，妻儿都无力照料，宋湘每想起来，总是「 ”中宵抱疚”而「 ”仰天刺心”，「 ”每一搦管”而「 ”愁苦森发”，可又能如何，功未成名未就，一切都还需努力！ 滞留北京六年，宋湘贫而兼病，心境异常抑郁，不免自叹： 不寝非关冷，何悲亦为秋。 井栏鸣斗叶，帘角入牵牛。 书剑怜生计，江湖感旧游。 披衣行更坐，风露一萤流。 ——《山斋秋放四首》之三 落叶作响，花藤入帘，落魄江湖，书剑飘零，在这为生计奔走的岁月里，他十分怀念过去和朋友们一起读书、漫游的生活，而今两相对比，竟无限孤寂。 这段时期，宋湘多作五言排律，赋体入诗，天然率真，情味清隽，春日踏青、中秋斗酒、重阳登高、岁社祭祀，大小节气无不入诗，在他现存的第一本诗集《不易居斋集》中，收的便是那段时期的作品，大多是抒发身世飘零之痛，异乡沦落之悲。 可万千失意之中，仍有不少期待： 同时所种花，南黄北青了。 青者岂不喜？阴多露亦少； 黄者岂不怜？脉炼气深老。 不信待他日，花开看谁好？ 人生立功名，岂在迟与早。 《种花三首》之一 果不其然，只要够努力，人生最坏的结果只是大器晚成。 1799年暮春，又是一场会试，各省中举的士子云集京城，宋湘第三次踏入会试考场。 而此时的宋湘，历练多年，时文写作已颇为得心应手，但应付这样一场考试，心中依旧惘然。 好在宋湘已经成为实力选手，八股文写作早已娴熟，笔试、殿试、复试畅通无阻，宋湘成绩优异，被选入翰林院「 ”庶常馆”，储才教养，以待大用。 初入仕的宋湘，既新奇又激动，翰林院素来就是「 ”储才重地，读书养望”之所，虽然俸禄相当七品官衔，仅供糊口，但困顿得于舒解，散馆供职十分安适清闲。 多年困苦终于柳暗花明，跻身翰林，春风得意，正值择日衣锦还乡之际，一个噩耗如当头棒喝，让宋湘难以缓过神来，父亲宋步云积劳成疾，长逝家中，宋湘只得匆忙告假奔丧。 阔别家乡已久，此时锦衣加身荣归故里，青山绿水依旧却依然有种物是人非的荒凉，办完丧事，宋湘留乡守孝。十一月，他又得悉挚友黎简不幸病逝，终年五十三。丧亲之悲，丧友之痛，更使他心力交瘁。他的眼前，不断浮现着亡友瘦骨燐峋的影子，一阵悲痛，和泪而就： 黎黄张吕齐名士，无过倾心病二樵。 碧海人家自楼阁，秋山月夜一兰苕。 诗才近鬼胎谁夺？骨相非侯隐岂招！ 何事枕边唯药物：半生消渴不曾饶。 ——《五忆诗》之一 深藏心灵的痛苦，只能等待时光慢慢抚平。 居乡守孝的宋湘，为舒解自己抑郁之情，他出游会友，作客潮州。 十相留声之地，名儒驻足之所。唐时常兖、杨嗣复，宋时陈尧佐、吴潜、赵鼎、文天祥、陆秀夫等人都曾施治于此。 被誉为「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治潮八月，致力于兴学育才，使潮州文风蔚起，相辅公卿、名宦英才辈出；状元、榜眼、探花，继世而来；遂有「 ”海滨邹鲁”之称，「 ”岭海名邦”之誉。 宋湘应惠州知府伊秉绶的聘请，在丰湖书院执教，在此他写下不少诗篇，编入《丰湖漫草》和《丰湖续草》，并留下不少墨迹。嘉庆七年，宋湘因避当地战乱，离惠州转居羊城，出任广州「 ”粤秀书院”院长，梅州从学者众。 宋湘在执教时期，创作下诸多名篇，既有清空一气直抒胸臆，又有神驰遐想声调铿锵： 渔翁汝何来？何来复何去？ 一网出白鱼，歌声入红树。 樵父汝何去？何去复何来？ 担头有白云，惭愧呼曰「 ”儒”。 龂龂几个字，以自白其须。 公等我不如，请就尽一壶！ ——《湖居后十首》之五 为官廉明，政声在外 嘉庆十年，宋湘结束丁忧重返京城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从此开始了他第二次长达九年的京华生活。 这期间，或许是宋湘最为安逸的时光，过的生活和从前迥然不同，在清水衙做闲散京官，自由惬意。 公事之外，常常交酬唱和打发时光，当他游憩于京城永定门外南海子内，这里曾是元时皇帝和王公携鹰游猪的地方，他写下《登晾鹰台》一诗： 元室君臣夜猎归，国门留此晾鹰台。 寒沙立马荒荒没，落日盘雕故故来。 飞放泊前空水阔，医无闾外阵云开。 书生不解腰弓矢，怀古登临暮角哀。 当年「 ”寒沙立马”，「 ”落日盘雕”已黯淡迷离，遥想冬春之交，不禁自叹作为书生，未能兼武，在黄昏悲壮的号角声中，只能登上晾鹰台缅怀昔人英武气概，不能更好的报国，心中难免哀凉。 九年之后，嘉庆十八年，宋湘被派出守云南曲靖，翰林外放，虽品级依然，薪俸较优，但毕竟是蛮荒之地，也被当做是贬谪，宋湘心中自然不好受，翰林院本是候任宰辅的选拔地，如今却到了荒僻的曲靖府。 宋湘于此，深有感慨： 岁在癸酉，予由翰林出守云南。 既念吏事未谙，恐负君父； 复念巢痕未扫，再到何时？ 出门之日，勿勿芒芒，如有所失。——《南行草一卷自记》 此时宋湘，已经年近六旬，垂老而行万里，不免自怨自艾： 龙钟一老向洱海，纵当成佛非生天。 殊不知，正是在滇南，宋湘完成了在政治上的一次全面蜕变，成就一代百姓官。 他初至曲靖，适水患之后，灾黎遍地。不堪寓目，便领众修城治水；后到马龙州，见地瘠民贫，便捐出俸银购新纺车500架和一批棉花，令其妻素云教妇女纺织，以解决人民的生活困难，人们感恩称所织之布为「 ”宋公布”。宋湘在广南府时，见城内地高，饮用水困难，便捐款并亲自勘测水源，凿东、西二塘，引水至城，供百姓饮用；代迤西遭尹时，所属地方大饥，瘟疫流行，他捐俸赈恤并组织百姓生产自救。在任权永昌府时，见郡有永保书院久废，捐俸银170两，修复书院，促文教渐兴。其在滇为官之治绩，百姓莫不感恩戴德，当地人塑宋湘生像，建生祠，立碑祀奉。 在《云南通志·循吏传》中对其政绩有所记载： （曲靖）所属马龙州地瘠民贫，湘捐廉购木棉教妇女纺织，民力稍纾。署广南府知府，城内地高无水，湘度地开设东西二塘供汲饮，民甚便之。护理迤西道，所部大饥，湘捐俸赈恤，存活无算。 虽政声在外，却多年羁居却也让宋湘满怀思乡之情。 莫问今愁与古愁，抽刀断水水东流。 他在《杜鹃花盛开堆满庭院作歌》中感慨： 君不见杜鹃开，一株一株烧春东。 又不见杜鹃飞，一声一声「 ”不如归”！ 举头看杜鹃，低头听杜鹃； 杜鹃时节愁人天，客子安得开心颜！ 我今买花一万朵，置之庭中照如火。 但得花开红近人，不许鸟啼悲到我。 花间置酒邀春风，可真花是染来红？ 千年望帝啼何益，万古青山细雨中。 杜鹃，「 ”瓯越间怨鸟，夜啼达旦，血渍草木”宋湘以杜鹃啼血把自己欲归不得，而强抑思归之情的复杂心理状态作了生动的宣泄。 1825年，宋湘年届古稀，始调离云南，提升为湖北督粮道，传说在启程之日，父老乡亲皆列队流涕相送，可见宋湘在老百姓心中的声望之高。 次年，71岁的宋湘亲自统率东南漕河粮船3000艘，任务繁重，他栉风沐雨，乘舟督粮，此事罢后，一个平静的日子，宋湘在家修花、写诗、饮酒，直到夜深睡下，一切如平常。 可曾想，这一睡，便再未起，第二天早上，宋湘面色平静，逝于床榻。 三朝重臣，勤职廉吏，文坛才子，犹如一颗殒星，从天坠落。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道光亲笔写下《悯忠诗》： 守土十三年，政声皆益彰。 七旬挂征帅，漕督下长江。 救接京粮困，爱卿任上亡。 触目怜元老，含悲览奏章。 …… 岭南文坛，群星璀璨，宋湘无疑是震烁古今的一颗。

家谱的封面

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主体形式，叫世系图，长这个样子

世系图分为宝塔式图谱、树系图谱、线性图谱和牒记式图谱（无图，曾以是以文字叙述先人事迹）

树系图谱

线性图谱

再来说说，为什么要写家谱呢？

目的是记载自己家族的光辉史，以及记载家族的历史和发展。

一般是家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家中德高望重的人提出，我们是不是该写家谱了。大家一致决定好，然后如果祠堂的钱够，那就直接从祠堂拿钱，开始写家谱。如果祠堂没钱，那就大家捐钱。如果是家族第一本家谱，那就由德高望重的人决定辈分什么的。

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家谱了，可能是由于迁移或者其它原因造成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可以两种办法解决，一是回到原来的祖籍，请家谱；另一种就是重修家谱。

家谱的内容都有什么？

一、写清楚姓氏源流。

意思就是同一族姓的来源、迁移等。中国上下五千年，渊源古老，如果没有家谱，后人就很难搞清楚。每套《家谱》都认清自己姓氏源流，这样才能世世代代承继，也能将族系根缘流传千百年。

二、写清楚堂号。

堂号名称一般取自于郡号名，或者是史祖自创。

一般来说，堂号多取自于郡号名，郡是秦、汉时期对行政区域的建置,郡号名又取自于郡名，或诸侯国名，地方府、州、县名。也有很多姓氏同为一个堂号的，比如：王，胡这两个姓的郡望都是“清河堂”。

自创的，例如：杨氏的“四知堂”寓意“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的为人风范。很多重修家谱的情况，只能用自创堂号。

三、家训和家族的历史。

很多家谱中，都记录了许多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流传到后世了，比如我们熟悉的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

家训大致包括了以下内容：

(一)、注重家法、国法

(二)、和睦宗族、乡里

(三)、孝顺父母、敬长辈

(四)、合乎礼教、正名分

(五)、祖宗祭祀、墓祭程序

四、有功绩和品行之人的传纪。

一般分为：列传、内传和外传等。列传是记录家族中有功绩男子的传记；内传是记录家族中有品行女子的传记；外传是记录家族中已出嫁有品行女子的传记。传记中多配有该人的画像或关于该人的故事图画，用词以真实平朴为重，最忌溢美之词。这也是评价一部“家传”水平高低与否的重要标准。

五、家族中人的诗文著作。

以家族中名人所写的诗文著作为主要内容，也收集本族人与外人的书信来函，以及经籍、表策、碑文、书札等，有的还有版画、肖像画、版本作品、名家书法、歌曲等。在这部分进行续补时，更需精心挑选，慎重录入，把最有价值和代表性的文献传给后代。

六、祖先、老照片、风水图等。

这里的祖先、老照片好理解，其中风水图主要只祠堂图、墓土。祠堂是供奉先人的地方，所以在记载和刊载建物版图、描绘实状，甚至详记地理方位。有的族谱中还要把故居和村庄图放上。

最后补充一点，女孩可以上家谱吗？

古时认为，女孩是嫁给别人的就是别人家的人了，不过也有例外，就是终身不嫁的女性，就有机会上家谱，当然女孩子是没有权力拥有家谱的。不过现代修家谱也有例外，因为有可能小辈都是女孩子了，所以也有女孩保存家谱、传家谱和修家谱的情况出现。

史通

《史通》，唐刘知几撰，为中国及全球首部有系统地之史学理论专著，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由於《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於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

[编辑] 写作动机

[编辑] 总结以往的史学

史评著作之缺乏在此书面世之前，中国已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产生了大批的史学著作，据《隋书·经籍志》史部，史部分十三类，共著录817部，13264卷。由于作者众多，传世久远，诸书在编撰体例、写作技巧、史料真伪、史观正否等等方面千差万别，客观形势要求对中国史学史作一个完整之总结，对大量史籍之优劣良莠加以评定，《史通》之出现，无疑是作者本身精通史学以及刻苦钻研的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说，与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编辑] 上拟春秋

《史通·序》尝云：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於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谓也。由是观之，史通之作，刘氏亦有上拟春秋之意。

[编辑] 不满前人的著述

刘知几自幼酷爱史学,博览群书， 是纠正累积各史著在史学方法及理论架构上的杂乱， 从而探求真正的史学理论。 故刘氏在《史通》道：「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 其义不纯，思辨其指归，殚其体例。」 故此刘知几欲透过《史通》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

[编辑] 挑战当时制度

刘知几身为史官，他感到史馆修史的限制， 以致不能满足他对编撰史著的极高要求， 因此刘知几辞去官职，私撰《史通》。

[编辑] 史馆修史之限制

他虽在史馆二十多年，其卓越的历史见解事事受制於监修大臣，诸如张昌宗、张易之、武三思、箫至忠之流，刘知几的主张往往与之不合而受贬抑，故反对众家修史，提倡一人自撰，并退而私著《史通》以发挥自己的史学才能与识见。另外，他认为在史馆修史有许多弊病，例如史馆人品繁杂，颇多庸碌之徒，在史学上之认识难以统一。二来史馆缺乏制度的规范导致分工不明，三来史馆材料缺乏，难以编撰。四来权贵干涉修史，令史馆不敢直书其言。

[编辑] 史通之得名

他表示《史通》之命名原因为：「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於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

[编辑] 史通内容与史学理论的确立

史通全帕共有二十卷，原有五十二篇，但当中「体统」、「纰谬」、「驰张」三篇已失传。全书可分为内篇三十六篇及外篇十三篇。内篇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而外篇主要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

[编辑] 体裁

刘知几认为唐以前史籍虽然繁多，但大多出於模仿以前的史书，假如探索当中的源头并归纳起来，只有六家，而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仍有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加以阐述。

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叙述断代史书的体例、类别。按六家的体例分为二体一一编年体、纪传体。在杂史中，按其内容分为小录、逸事、地理篇等十种

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断限、编次、题目、称谓、载言、载文、书事、烦省十六篇评论纪传史与编年史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

核才、辨职二篇，论史官的才具及人选。指出史家须有才、学、识三者，才能担当写史的任务。才指才干；学指知识学问；识指史观和笔法，即「善恶必书」。

采撰一编，论编撰方法与资料搜习。刘氏提出编纂前要广博地搜集史料，且须慎重的选择史料。

叙事、浮词、摸拟、言语、因习、邑里六篇，论叙述方法和写作技巧。

人物、品藻二篇，论对於历史人物的记载和品评的。他认为记载人物应看其重要性，包括「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他又认为不应只记载人物，还要品评人物，指出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补注一篇，论史书的注文。刘氏把史书的注文分两类，一是解释，二是补充。刘氏推许解释的注，以之为注家的正体。对于补充事迹的注，刘氏则予否定。

鉴识、探赜二篇，论评论史书时应注意的问题。刘氏说明只有知识而没有鉴别便没有多大用处。他认为，必须对事物有精到的研究，才能有合适的看法。刘氏又指出，研究前人的著作，切忌妄加推断，歪曲古人的意旨。

自叙一篇刘氏自述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经过及撰著史通的动机、意旨和感想。

外编则综论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一些具体问题。

古今正史叙述断代史书的著作情况，并分析其源流。刘氏将唐代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与「杂史」两大类，在正史中再接其著作的源流分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

史官建置、忤时二篇论述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官修史的弊病。刘氏肯定设官修史的重要，但他认为揭露了官修史的五个主要弊病：

一是史官众多，互相观望；

二是史料缺乏，难以编撰；

三是权贵干涉，不敢直书；

四是监修牵掣，无从下笔；

五是缺乏制度，职责不明。

疑古、惑经、申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暗惑、汉书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九篇，专论历史著作的优劣和杂评。刘氏在疑古‧篇对尚书及论语提出十条批评，在惑经篇对《春秋》提出十二条批评。他不但批评孔子，又指责孟子、司马迁等对孔子的赞誉，大胆突出。

在申左篇中，评论春秋三传的优劣，他表扬左传而贬抑公羊及谷梁传。 在杂说上、中、下三篇及暗惑篇里，杂评诸书记载的得失，并提出许多关於史书的体例、内容、编纂方法以及读史、评史等方面的意见， 汉书五行志错误篇专评班固所著汉书五行志的缺点。五行志杂驳篇专评春秋时代五行的记载的得失。

点烦一篇删改史书的烦文（指有标点符号的文章）。由于许多古经书所著之标点符号（点、注）均是错误的，致令读者误解原文，故刘氏便把其中之标点符号完全删去。

史通虽只有四十九篇，但内容十分全面，一方面对以往旧史作出全面总结及批评得失；另一方面则对当代修史的错误加以纠正，可谓达到「扬榷利病」的目的。

[编辑] 史学理论的确立

一．史之体裁

六家、二体

刘知几认为唐代以前的史籍虽多，但整体多出於模仿，要探索本原，归纳起来只有六家：

尚书家（记言）

春秋家（记事）

左传家（编年史）

国语家（分国纪事，是国别史）

史记家（纪传体通史）

汉书家（纪传体断代史）

由於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有史书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详述。他又以编年史、纪传史视为史家正体，称为「正史」，其他则称为「杂著」，如笔记短书、方志、家谱以及专详地理都邑的记载都是「杂著」。

刘知几又认为编年及纪传二体各有优劣，可以互补不足，所以应二者并重。他於〈古今正史〉一篇中，兼举《春秋》为正史，不从当时《隋书．经籍志》所列正史仅有纪传体史书的做法，实为创见及持平之论。

二‧极崇断代史

《史通》推崇断代史而反对通史的写作体例。首先，他认为通史浩翰难读，断代史较易为学者探讨：「言皆精练，语甚该密，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再者，后一朝修前一朝的历史，时间不远，史料易得，故主张修断代史。

他反对修通史，是由於通史涉及上下数千年之史实，在《四库提要》中提到：「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而鉴於通史年月悠长，史料多已失传，其可采录者往往为旧文，难得新异，所以并不主张修通史。

由於刘知几极度推崇断代史，因而亦严守断代史书所述之朝代为断限，认为不宜涉及前朝，以免重复。故此，他批评《汉书．古今人表》，因其涉及汉以前的人物，又主张删除纪传史中的「天文」（违反断代史书的体例）、「艺文」、「五行」三志。

三．史之篇章

对载言的看法：纪传是记事之书，不应载言。载言的做法使文辞与史实夹杂，切断了史实的连贯性，使读者糊涂。主张史书中的「列传」或「本纪」只记史事，载言之体宜另立一章，题为「制册章表书」。上述建议虽未为后者采用，然而后人编《经世文篇》，与史传相辅相成。

对「表」、「书」、「志」的看法：「表」只是重复列述「本纪」、「列传」所载，故无大作用。至於书、志方面，他主张删除纪传史中「天文」、「艺文」、「五行」三志。

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都邑载官阙制度，朝廷礼仪，可反映统治者的经营策划和一般物质的建设情况。氏族分辨华夷及士庶之别。世家大族为统治集团之核心，故记载之可反映社会真实的面貌。方物土贡反映经济状况。

论赞：旧史惯例，每於叙事之末便发一论，如史记有「太史公曰」。《史通》认为这是后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论的不良风气，既烦琐又无大意义，故大力斥之。

四．史之书法 刘知几提出正名、抉择、直言三大原则：

正名：项羽非正式的君主，故史记不应将他列入本纪，而应划入列传。

抉择：别辨贤愚善恶而加以批评。

直言：善恶必书，不因个人感情而歪曲事实。

五．史书文字 刘知几认为史书应以简洁为主，反对烦冗。他认为文字该婉曲，以求「意在言外」。同时他还主张「朴、真、今」三原则，即是：

朴而不华，浮词宜删

事必直叙，以求真实

不用古语，改用当代文字写史，是为「今」

六．史书的采撰 在采辑史料方面，刘知几认为宜广泛搜集资料及博览群书。同时应以私家著述为佳，反对官家修史，因官家修史有太多客观环境所制约，令作史者不能发挥所长。

七‧反对文人修史 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因易流於浮夸，「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与史实不符，故竭力主张史学应摆脱文学而独立，反对文士修史，这种见解是针对当时一般专务词藻，忽略史实的文士写作而提出的。

八．总结旧史得失 刘氏总结旧史的利弊得失，尤注意史书材料的真实性。指出旧史多有失实，例如修史者往往慑於君主的权威，不能直书史实。又或歪曲前朝事实以迎合君主心意；记事时慿主观爱恨，失去是非的公正；记事时不是全面了解事物真相，而仅凭片面传闻，必然有失实之处；以及书中有太多隐讳及夸饰，很难保存事实的本来面目。

[编辑] 评价

史通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史学评论钜著。此书之所以受后世所推崇，是由於刘知几作了以下的贡献：

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总结了唐代以前史学发展。如在「六家」、「杂述」、「二体」等篇总结了历史著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职、忤时等篇总结了设官修史的教训；在本纪、世家、列传、表 历、书志、断限、编次、载言、载文、书事、烦省等篇总结了纪传史与编年史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等等。各项总结里都分别指出其得失利害，对促进史学发展，实有重要作用。

他在书中提倡直书、实录，斥责歪曲和捏造历史的人。这观点与唐以前社会环境有莫大关系，盖因唐以前是魏晋南北朝年代，常经历改朝换代，篡位者又往往要史家对本朝饰善讳恶，对敌国则诬陷诋毁。

提倡疑古、惑经，启后世考证辨伪之风，此於史学之贡献极大。

刘氏提出疑古、惑经之论，唤醒学人以实事求是之精神，寻求古人古事之真相。虽然刘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认为孔子亦有缺点，他说：「孔子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对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批评，除惑经篇集中地列举十二条，在其他篇里也间有陈述。刘知几不但批评孔子的春秋，而且对那些不加思考、一味赞扬《春秋》的著名学者如孟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也予以批评。这种观点在当时责有很大的创意，且对后世有影响：

至宋而怀疑风气风盛。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而别为考异三十卷，阐明对史料取舍的原因，可见一斑。

清代学者之考证辨伪，深具怀疑精神，致力於考订工夫，且不仅於史事多所订正，即一般古籍亦有所辨正。如胡应麟《四部正伪》、宋濂《诸子辨》、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及崔述《考信录》等。

在史料工作方面，刘氏主张要广搜博采，又要细心鉴别真伪，慎重取舍。他认为，若不徵求异说，采摭言，则内容贫乏，难以成一家之言，但若只求聚博为功，而不别加研核，又会真伪混淆，是非参错。故史料不但要丰富，而且要真实。

在史书的体例方面，刘氏深入分析史书的体例。他对六家二体之评价甚为详尽。他以六家中尚书记言而不著岁序，春秋记事而详颠末，国语国别而不归典式，史记代远而不立限断，都不免有其局限；惟独左传经年纬月，叙时事则铨次分明；汉书纪志表传，举一朝则起讫完具。

在内容方面，他亦有不少建议，如刘氏强调都邑、氏族、方物之重要（增加三志）。宋郑樵之作《通志》，便有氏族略、都邑略；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又别立土贡考，皆承刘氏之主张而增辟。

刘氏又提倡删去天文、五行，艺文志则应只胪列当代学者所著之书即可，不必重刊前代书目。《明史·艺文志》即只记有明一代之著述，不愎上涉前代可见其受刘氏之影响。浦起龙史通通释认为后妃外戚不称纪，传后无复赞语，灾难无五行谶纬之记，均受刘知几之影响。

在文与史的关系方面，刘氏揭述经、文与史分述之观念。

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主张史学脱离文学，以免「文非文，史非史」之弊。此与今日之史学观点相合。

史通大惑经篇，谓春秋所载，不尽合史实。又有申左篇，谓左氏有三长，而公、谷有五短。盖公、谷多微言大义，而左氏详於史实，自史学立场言，自是左氏可信，二传当存疑也。其疑古篇，於古代经籍，并疑问之，实明白确立了史学脱离经学的影子。

第五，提出合理的史学方法

史通一书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史学方法的讨论。刘氏所提出的史学方法，甚有系统和全面，从史料的范围、史料的采辑、史料的鉴别、史料的区分，到编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断人物的评论、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饰等，都有创造性的研究和规划，例如载言、编次、称谓、采撰等篇，都是讨论史学方法的。刘氏所提出的史学方法，对后世史家有很大的影响，把史学又向前推进一步。

第六，提出史家必须具备的条件。

刘知几认为历史家要有科学的修养、公正的态度及实事求是的精神。书中畅论史家必须具备「三长」，即才、学、识三个条件，所写的历史才能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他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史才，主要是指史家的才干；史学主要是指史家的知识学问；至于史识，主要是指史家的史观和笔法，也就是「善恶必书」的「直笔论」，刘氏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上述之言为后世史家所公认，由此可见刘氏识见之高超。

第七，开辟史评的道路。

史评包括两种，一是对史事的评论，一是对史书的评论，评事产生很早，有史书即有对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贬书法，就是对史事之评论，后来各种史书都有著者的论赞。而中国最系统有和全面的史评，首推刘知几《史通》，而后方有宋吕夏卿《唐书直笔》，吴缜《唐书纠谬》。直至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才开始把史评列为史部分类的一门，后来目录书也有称为史学的，所以说史通一书为中国一切史评书开了正确的道路。

第八，史学见解影响后世。

修史者唐以后之史书，采史通之见解者，以欧阳修《新唐书》为最多，如关於书志之见，欧阳修颇能师其意，《新唐书》而后，刘氏之学说，始大盛行而流传于世，

如后唐诸史，有论无赞，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删改，皆受其影响。而刘氏倡断代史，贬通史，后世官修史多为断代史，通史地位日渐低落。

[编辑] 总结

1．《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又评论古人得失。……其贯穿古今，洞悉利病，实非后人之所及。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有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

3．王维俭《史通训故》序：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於后学。

4。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有如司马迁的史记在历史编纂学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一样，刘知几的史通则在史学理论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

[编辑] 目录

史通 原序

卷一

史通 内篇 六家第一

卷二

史通 内篇 二体第二

史通 内篇 载言第三

史通 内篇 本纪第四

史通 内篇 世家第五

史通 内篇 列传第六

卷三

史通 内篇 表历第七

史通 内篇 书志第八

卷四

史通 内篇 论赞第九

史通 内篇 序例第十

史通 内篇 题目第十一

史通 内篇 断限第十二

史通 内篇 编次第十三

史通 内篇 称谓第十四

卷五

史通 内篇 采撰第十五

史通 内篇 载文第十六

史通 内篇 补注第十七

史通 内篇 因习第十八

史通 内篇 邑里第十九

卷六

史通 内篇 言语第二十

史通 内篇 浮词第二十一

史通 内篇 叙事第二十二

卷七

史通 内篇 品藻第二十三

史通 内篇 直书第二十四

史通 内篇 曲笔第二十五

史通 内篇 鉴识第二十六

史通 内篇 探赜第二十七

卷八

史通 内篇 摸拟第二十八

史通 内篇 书事第二十九

史通 内篇 人物第三十

卷九

史通 内篇 核才第三十一

史通 内篇 序传第三十二

史通 内篇 烦省第三十三

卷十

史通 外篇

校勘记

[编辑] 参考书籍

〈国史纵论〉下编，作者郑佩华、吴美英、黎惠贤。p334-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