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到贵州全程约811、06公里。

1、从长沙市向正南方向出发，行驶20米，右转进入湘府西路行驶4、8公里，右转进入坪塘大道；

2、沿坪塘大道行驶2、2公里，直行进入西二环行驶120米，过罗家嘴立交桥，朝含浦大道方向，稍向右转进入罗家嘴立交桥行驶300米，过罗家嘴立交桥，右前方转弯进入南二环行驶150米，过罗家嘴立交桥，朝含浦路方向，稍向左转进入云栖路行驶3、7公里，直行进入长潭西高速；

3、行驶804公里，朝G60方向，稍向右转进入梽木山互通行驶640米，直行进入沪昆高速行驶465、1公里，过夹岩河大桥，朝贵阳方向，稍向右转上匝道行驶570米，直行进入兰海高速行驶10米，直行进入沪昆高速；

4、沿沪昆高速行驶102、9公里，过大干沟大桥，朝机场方向，稍向左转上匝道行驶20米，过大干沟大桥约1、4公里后，直行进入贵阳绕城高速。

罗贯中（约1330—约1400），汉族，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一生著作颇罗贯中像丰，主要作品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代表作《三国演义》等。罗贯中，元末明初生于山西太原祁。元代中期，由于灭宋战争的创伤逐渐平息，社会的经济、文化重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南宋的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

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的封建王朝时代。作为与“倡优”、“妓艺”为伍的戏曲平话作家，当时被视为勾栏瓦舍的下九流，正史不可能为他写经作传。惟一可看到的是一位明代无名氏编著的一本小册子《录鬼簿续编》，上写：“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罗贯中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罗贯中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他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丰富的实践，执著的追求，何以能成为这般全才？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中华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我们看到了罗贯中依恋故土、缅怀英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他动情地写道：两岸西风起白杨，沁州存孝实堪伤。 晋中花草埋幽径，唐国山河绕夕阳。 鸦谷灭巢皆寂寞，并州尘路总荒凉。 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他根据自己看法，将历史艺术化，写成了《三国演义》。

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是古代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广泛流传，魅力无穷，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深影响。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与《三国志》中的人物真实性格也是有很大差距的。现举几个人物说明。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

沈从文是本世纪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物质文化史专家。对于许多人来说他还是个谜：学历高小，行伍出身，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时间证明，他许多作品今天依然显出极强的生命力。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以《边城》等作品享誉文坛，蜚声海外。

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一个旧军官家庭，后因家境转入困顿，刚刚小学毕业、年龄还不满十五岁时，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学习生存”。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在创作的同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其在文坛的广泛影响，被视为“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历史的误会”，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并先后出版《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古代文物图案集及学术论文集。一九六四年，受周恩来之嘱，着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这部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沈从文通过《边城》这部爱情悲剧，揭示了人物命运的神秘，赞美了边民淳良的心灵。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宁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本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纯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作者想要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自然的男女之情，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清新而健康。作者不仅对两个年轻人对待“爱”的方式给予热切的赞扬，而且也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沈从文先生一生写下很多部小说和散文集，但是在他众多的著作之中，《边城》则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边城》奠定了沈从文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遴选出前100部作品。

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晓明等。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边城》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

春秋代序，中华崛起，任氏家族更是兴旺发达。山水有源，落叶归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上有祖宗，下有后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任氏家族的每一位成员在自己的大家庭中都拥有自己的位置 。

清代康熙年间，先祖任科夫妇携家自山东登州莱阳大槐树底下辗转迁居承德湾子村，后代又分支居住于槽碾沟村，后沟村，柴河窄道沟村。历时三百余载，族传十四代，先祖为后世设定家族承传字辈，以中间字为序，分别为自、绍、焕、国、先、作、受、万、久、长十代，迁居承德后又排出延、兆、文、书、显、克、井、治、家、昌十辈。并修族谱，立家规，以传后人。

族谱图表上书有一副对联：以清白贻子孙何必矜夸阀阅，唯诗书绵世泽尚祈勿坠萁裘。在这里，先祖勉励子孙要以清白忠厚为本，不能颓废堕落，以诗书孝悌为先，不可骄奢*逸。

适逢盛世，为缅怀先辈，传承优良家风，培养家族美德，发扬家国情怀，先有任长珍细化分支，重整家谱

QQ：576479403

罗贯中（约1330—约1400），汉族，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他的籍贯一说是太原（今山西太原) ，一说是东原(今山东东平）, 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不可确考。但是，近年来由于在山西省祁县河湾村发现了罗贯中之家谱，以及个人使用的印章，故基本可以确定其籍贯为太原府祁县。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一生著作颇丰，主要作品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代表作《三国演义》等。

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的封建王朝时代。作为与“倡优”、“妓艺”为伍的戏曲平话作家，当时被视为勾栏瓦舍的下九流，正史不可能为他写经作传。惟一可看到的是一位明代无名氏编著的一本小册子《录鬼簿续编》，上写：“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但从罗贯中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罗贯中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他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丰富的实践，执著的追求，何以能成为这般全才？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中华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我们看到了罗贯中依恋故土、缅怀英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他动情地写道：

两岸西风起白杨，沁州存孝实堪伤。

晋中花草埋幽径，唐国山河绕夕阳。

鸦谷灭巢皆寂寞，并州尘路总荒凉。

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

为什么说罗贯中是清徐人

--------------------------------------------------------------------------------

为什么说罗贯中是清徐人

王 保 玉

1991年，我任《清徐县志》主编后，邀请孟繁仁、郭维忠二同志撰写了《罗贯中》传略，载入《县志•人物》卷。坦率讲，当时我对罗贯中的籍贯问题，并没有任何探索性研究，便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我是在咀嚼别人的馒头，自己加了点菜肴，经反复的咀嚼，我认为，罗贯中的籍贯“众所聚讼”，而以“太原清徐人”之说的理由最充分。

支撑“罗贯中是太原清徐人”这个论点的有以下三大块基石。

（一）

第一块基石是《录鬼簿续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

20世纪30年代初，正当罗贯中籍贯众说纷纭的时候，文学史专家郑振铎等三人从宁波天一阁藏书中发现了元末明初无名氏编撰的《录鬼簿续编》。这是明朝人手写的蒙尘数百年的世间孤本，是研究文学史、戏曲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是价值连城的奇书。这本书记载了罗贯中的籍贯、别号、性格、作品和行踪：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

竟不知所终。

《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

《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

《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这一条记载公诸世后，为学术界所公认，是当时关于罗贯中身世的仅有的、最具权威性的资料，学者们为这一重大发现而“高兴得跳起来 ”，装了一百光的大灯泡，通夜不息地抄录。郑振铎先生15年后举债出重金购得原书，与同仁“朝夕聚首，晴窗展读，其乐无穷”。鲁迅先生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中说：“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

30年代以后的70多年中，学术界对罗贯中的籍贯虽仍有浙江钱塘、慈溪说，山东东原说，江西吉安说争鸣，但多数学者赞同太原说。

1999年9月15日在清徐县召开的第十二次《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上，《三国演义》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世德先生宣读的论文《罗贯中籍贯考辩》一文，评列了七条理由，论证罗贯中的原籍是太原，寄籍是钱塘。并说“东原”说产生于明中叶人蒋大器的序文，而序文中“东原”是“太原”的讹误。其他多数与会学者也认为“只能以《录鬼簿续编》为据，将罗贯中的原籍定在山西太原”。

《录鬼簿续编》仍是一块难以摇撼的磐石，这一块基石奠定了罗贯中原籍的地域为太原。这是我们论证罗贯中籍贯的大前提。

（二）

支撑“太原清徐”说的第二块基石是清徐《罗氏家谱》。

《录鬼簿续编》只是给罗贯中的籍贯划定了一个范围，并没有把他的出生地坐实到一个居民点以至一个家族之中。就是说罗贯中还是挂在柳筐（生豆牙的器具）边上的豆牙菜。

致力于罗贯中研究的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繁仁，多年来一直在潜心寻找罗贯中的根。——寻找孕育这位文学巨星的家族，寻找他的出生地。1984年，他在元代后期文坛大家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卷10中，发现了《题晋阳罗氏族谱图》的文章，证实了在太原居住着一个可能是由四川迁来的罗氏家族。族谱图中的罗氏之次子允中，“以教授辟仪曹史”，在“还就蜀省幕府”之前，约于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到京城大都请四川籍名人虞集为“族谱图”题序。孟繁仁先生推测此处的“罗允中可能为罗贯中同族 的叔伯兄弟。孟繁仁先生兴奋异常，浮想联翩，他坐不住了，立即打点行装出发，寻找可能载有罗贯中的罗氏家谱。

他跑到祁县民俗馆及罗姓聚居的河湾村、会善村，遍查了所存家谱，不见罗贯中的蛛丝蚂迹。河湾村家谱中有一人名罗本，但他生在清代中叶，与《三国演义》作者风马牛不相及。

河湾、会善家谱倒是提供了一条线索——两村罗姓均“源于梗阳（今清徐），迁于祁土（祁县）”。于是孟繁仁行色匆匆，赶到了清徐县。1987年清徐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郭维忠积极配合——郭是罗家女婿，不大费力即找到了5大本《罗氏族谱》。家谱中没有罗贯中的名字。

但是，孟、郭二人还是从雪泥中找到了鸿爪。经鉴别、考证，认定有5点理由可证明罗贯中即出生于清徐罗家。

理由之一，家谱中“有一个位置为罗贯中空着。”（《三国演义》研究专家语）。谱载第六代罗锦的“次子出外”。孟、郭二人认为此罗氏第七代正当元末，时代符合，罗锦另外五子名字（才增、才聚、才森……）与罗贯中名“本”意义相联属，故判定这个次子很可能就是罗贯中。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张惠仁认为，罗贯中的族名应为罗才本。并说罗贯中是罗锦次子“很有说服力”，他百分之百相信。家谱不书其名是因为罗贯中编杂剧，写小说，与倡伶为伍，甚至编写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倡乱”、“诲盗”之作的《水浒传》；甚至“有志图王”，参加农民起义，因而违禁犯科，“有辱门风”，于是以“大逆不道”之罪从家谱中除了名，只记“次子出外”云云。

理由之二，家谱中“有个侄子在陪着”（某专家语）。

在太原清徐《罗氏家谱》中，第六代罗锦的三儿子罗才增的三儿子名罗定。《家谱》于他名下注三字：在湖广。十分巧妙，在一本清代初年编写成的小说《善恶图全传》中恰恰有一个名叫罗定的江湖好汉，被书中人冲天贼称作“罗贯中令郎”。如果小说《善恶图全传》也像《三国演义》一样遵循“三分假、七分真”的原则写作的话，那我们就有理由用小说中的罗定和罗贯中的父子关系来证实《家谱》中与罗定有叔侄关系的那个“外出的次子”就是罗贯中。对于 这一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八十多岁的王利器说：“如果《罗氏家谱》中确有罗定其人，则可以执天下悠悠之口矣。”

理由之三，《罗氏家谱》中有罗才盈——罗允中——罗贯中的堂兄照应着。

在元代虞集《题晋阳罗氏族谱图》一文中，有“罗氏之仲允中，………还就蜀省幕府”之语，孟繁仁先生早先就曾推测罗允中应为罗贯中之兄弟辈。在新发现的《罗氏家谱》中，罗锦长兄有一儿子名才盈，曾任“重庆府通判”之职。“判官是幕宾”（唐•封演语）。这虞集文中所称的“还就蜀省幕府”的罗允中，岂不就是《罗氏家谱》中曾任重庆府通判的罗才盈嘛！才盈为族名，允中为字；这和前述假设的论点才本为族名，贯中为字的《三国演义》作者配为兄弟实在是天造地设。所以前述的张惠仁先生说“论证‘才盈’与‘允中’，‘才本’与‘贯中’的内在联系，那又是锦上添花了”。

理由之四，《罗氏家谱》中一系列序言记述的清徐罗氏家世背景，与罗贯中小说、戏曲作品的历史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谱序说：

“本族四川成都府人也。始祖仲祥于（后）五代[后]唐时，游宦于青州仆射。因原籍水灾，下户任内，避乱居白马山中。二、三世遂成巨族……”

“避乱“即避五代藩镇混战之乱。这和罗贯中早期作品《残唐五代演义》的背景完全一致。“野草鲜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纷纷五代乱离间”的历史在“官宦诗礼”传家的罗门几代人心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代代相传，耳濡目染，刺激了罗贯中的创作欲望，成了罗贯中编写战乱为主题的历史小说的绝好素材。罗贯中甚至故意改变历史真实，把李存孝的封派任职地点由河北移到山西（见《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在《水浒全传》中，也有意将琼英为母报仇的故事的地点直接安排在“太原石室山”，即其祖先避难居住过的清徐县白石沟中。这些似乎不可理解，但用作者的家族清源罗氏的历史与本人青少年时见闻解释就令人信服。

理由之五，《罗氏家谱》（并查证古县志）反映的书香门第文献世家的清源罗氏是培育历史演义作家的沃土。

中国古代文化普及程度低，凤毛麟角的文人大多有其家学渊源，演绎历史的小说家尤其如此。写作历史演义小说，须要深厚的文学历史素养，而创作的成果，又难以实现经济上的回报。因此，其作者大都出身于富裕的书香门第。

笔者挨次查考了元末、明代及清初十三名小说家的家庭出身，除一人身世不明，另外十二人文学史书都介绍他们出身“书香门第”、“贵族”或中道衰落的大官僚地主家庭，本人“屡试不弟”、“不屑仁仕”或“仕途失意。”例如：《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出身于一个从“两世相继为学官”终于没落为商人的家庭，嘉靖二十三年补贡生。《北宋志传》的作者熊大木，为嘉靖时书坊主人。《东周列国》（初名《新列国志》）的作者冯梦龙与兄梦桂、弟梦熊，并有文名。人称“吴下三冯”，梦龙科举不得志，57岁补了个贡生。

《三国演义》是在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又运用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通鉴》等历史材料，结合作者的生活经验而写成的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规模宏大的历史演义。很难想象，一个出生在文盲充斥的家庭，生活在穷乡僻壤，连《三国志》等史书也无从见到，而是像登徒子一样和老婆大量生孩子的俗人能写出这样的宏篇巨制。

经考察，明代清源的罗门人才辈出，虽称不上垂绅插笏的簪缨世族，却也是当之无愧的书香门第，官宦之家。

罗氏始祖，是五代后唐时任青州仆射的罗仲祥，因避乱居白石山中，其三世祖不愿让后代变成愚昧的山民窑户，丢掉世业儒术的诗礼家风，命其子孙迁于城内，罗氏后人不负祖训，“绵绵瓜瓞，森森兰桂，文武科甲，代不乏人，明经荐拔，亦称多士，登仕籍者翩翩，游胶庠者济济。”（《罗氏家谱序言》）

查阅清源《罗氏家谱》（并查证，顺治《清源县志》、光绪《清源乡志》）知明代罗门中登进士者1人，举人5人，贡生15人，武举3人，荐辟、封赠、恩荫4人，共28人，占当朝清源县同类人物总数的12•3%；清代，清源罗门中举人4人，贡生21人，武进士1人，武举11人，荐辟、封赠、恩荫6人，共43人，占当朝清源县（乡）同类人物的9•4%。明清两代，清源罗氏出任监察御史1人，知州3人，总兵2人，兵备道1人，任知县、县丞、典史等职者30余人。其中，直系传承15代“世业儒术”的罗贤一门。其第9代、第10代朝赏是“大儒，从游甚盛（《清徐古方志五种》P33）11代 沧州知州，12代 的7个儿子都是贡生、副榜、生员，13代，二个举人一个副榜，14代，3个贡生，15代，纯诣的四个儿子全数中举，其中第三子联捷进士。

这里特别直得一提的是罗氏一门有延续数百年的收集保存文献、研究历史的家风。

清顺治年间，清源县创修县志时，知县和羹在急切切欲找资料而“苦无绪理”的情况下，“有罗子名国善者，搜括祖考抄本，出以相示。”资料十分丰富“上至春秋，下至有明嘉、隆而止。”对罗国善这一贡献资料的行动，知县大加赞赏说：“若罗氏者，真文献家也。偶一得之，几与玉检金函、古碑断碣同珍。”以上四段引文均摘自和羹写的顺治《清源县志》叙言。叙言末尾和羹强调：“先生之功夫矣哉！吾愿邑人各刷一部……庶不使罗氏专美于前……”。

综上所述，我们觉得清源罗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人文环境，是产生史传作家的最好土壤，所以我们说罗贯中产生在清源罗家是合乎历史和逻辑的。

（三）

支撑罗贯中原籍太原清徐说的第三块基石是罗贯中作品中隐含的故土情结。

罗贯中生逢乱世而“有志图王”，故青年出走，浪迹江湖，连忘年交的挚友也不知（罗）所终。所以有诓称是“罗贯中故里”的人编造他在故里的一系列活动事迹，制作出一大堆他的遗物字迹，说他热心建宗祠而捐过银钱，倡议修家谱且发过高论，生有五个儿子，女儿未计其数，四世同堂，乐享天伦，安葬于八卦形墓圹，尸骨至今犹在等等，那纯是天方夜谭、顽童做戏，不值专家一哂——山大老教授，山西古典文学学会会长姚老奠中阅报之后就只笑了半笑。

但罗贯中并非草木，岂能无情？尽管他笔下多是咤叱风云的英雄、金戈铁马的战场、云诡波谲的政治、绚烂悲壮的历史；却也有“晋中花草埋幽径……并州尘路总荒凉。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的悲怆凄惋之情。尽管他遭到家族领导的鄙弃，但长期浪迹天涯的游子，难免怀念他的故乡，人不亲土亲啊！我们在罗贯中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他对家乡的隐晦曲折的描述。

例一：《水浒志传述林》二十卷，描写李逵战田虎时，于荒乱中迷失途径向一位“须眉皓白，形貌甚古”的老人问路。老人说：“我这里与仙境隔邻，名唤斗鸡村，只有两姓，对岸姓庞，老拙住处姓钱，都是唐僖宗时代因避黄巢乱移家在此居住。不知已经多少年数了。”这里，老人为什么要说许多答非所问的话呢？联系清徐《罗氏家谱》中，罗氏始祖移居清源的原委和背景，我们不难看出这分明是作者“夫子之道”。再联系清徐历史地理，可知小说中的“斗鸡村”就是今日清徐县白石沟沟口北侧的平泉村。该村距罗氏始祖落籍地——清徐县白石沟内寺沟村近在咫尺，即“与仙境隔邻”，也有罗氏后裔分布，至今有罗姓20余户，男丁32人，而且有世居于此的庞姓村民七八户，男丁13人。（1990年数）

例二：无独有偶，在《水浒全传》第一百零八回还数次出现“平泉桥”的地名。这绝非无意巧合，而应视为作者对故乡和先祖的追念、缅怀之情的欲禁不能的自然流露。

例三：《水浒全传》93回中，隐者许贯中——澳大利亚学者柳存仁与孟繁仁认为他是作者的化身——赠给燕青一张《三晋三川关隘图》，此图描写的宋江征田虎的进军路线和今日山西的地理特征毫厘不差。不仅如此，作者还对沿途的天池、壶关、五龙山、百谷岭、神农庙等山川名胜和地方掌故，描写得细致入微。孟繁仁说：“许贯忠为宋江制定的征田虎的进军路线，很可能就是当年罗贯中离开故乡太原府清源县，走出山西时的路线。”这是很有见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