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西湖开化寺题壁·郑孝柽

一天离绪望吴门，彳亍湖壖昼易昏。

山槲叶黄词客面，水葓花瘦女儿魂。

上方听法依清梵，他日寻诗拂坏垣。

谁为慰留行不得，痴禽着意太温存。

光绪二十二年(1896)作者将离开家乡福州，远赴上海，濒行时有感而作。当日题诗壁上，并未署名。同乡诗人王允晳见而称赏，但不知为何人所作，恐其日久漫漶，遂雇工刻之石上。其后不断有人和诗，达数十首之多，此地遂成为福州名迹。孝柽此诗之作，传闻有一段缘由。据说他曾恋西湖附近村庄中的一位姑娘，不料未及婚娶而女死，停柩于开化寺中。孝柽经此打击，悲痛形销。于赴沪前夕，题诗寺壁，以志哀痛情怀。

首联直写离情，别绪离愁，仿佛布满整个天空，抬头远望吴门，欲别不忍，欲留不得，只剩得万般无奈。他迷迷惘惘地踯躅湖滨，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忽然发觉，好好的大白天为什么这样快就到了黄昏？其实是他在悲愁中浑忘时间的溜走。“昼易昏”三字极精炼，活写出作者怅惘失常的精神状态。

颔联推进一步，细写离情的不堪。为了爱人的逝去，诗人本已身心交瘁，如今又要远离，其何能堪？看那槲叶片片枯黄，正如他的脸色，湖中的水葓花瘦了，仿佛是爱人的芳魂。憔悴不堪的词客，消瘦难支的芳魂，相互无奈地默然相对，难舍难离，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写痴情儿女至此地步，读者几乎可听到他们心灵上的哭泣。这一联后来备受传诵，原因正在于此。

离别始终是要到来的。诗人在一阵凄苦过后，思绪渐渐回到眼前。颈联首句是他安慰爱人：如今你魂依僧寺，早晚在梵呗声中听高僧说法，将来必能忏彻情缘，悟来正果。次句说自己尚为世事羁束，远走他方，今日凄心一别，归来知在何年。到那时，恐怕要拂去坏壁上的积尘，才能重见此诗，追忆此日的离愁别苦了。临别语分写两方，一则温情款款，一则感喟深长，实由情发于心，故能不蹈熟套。

结联笔锋横逗，姿态横生。它脱出上面的沉重氛围，抓住一个新的感受，以温情语结束全篇。正当诗人彳亍湖头，无法自解之际，有谁能理解他的心情？有谁来慰解他的痴心呢？忽然耳畔飘来鹧鸪的声声啼唤——“行不得也哥哥”。在诗人听来，是何等的慰籍与温存。他感谢痴禽的相怜，愁怀不由稍减了。前六句一路凄凉而来，至此用稍宽温语作结，才能更好地收束全篇，而且在篇章结构上亦能显出变化。

这首诗写离情别苦，哀感缠绵，低徊欲绝，却不在字面上使用悲苦的字眼，不作抢地呼天的感情迸发。凄婉之情，深深在骨，读者细味其言，当亦黯然不能自抑。作者功力之深厚，于此可见。

郑孝胥父亲郑守廉，咸丰2年（1852）恩科进士。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宫中履历引见摺》记载，同治11年（1872），郑守廉年50岁，由庶吉士散馆引见，以主事用，签分工部行走，签掣吏部考功司主事。以此推之，郑守廉生年为道光3年（1823）。郑孝胥有诗《先考功生日归虹桥路》，诗题自注：10月11日。据叶参等《郑孝胥传》附年谱可知，郑守廉卒于光绪2年（1876），卒年54岁。由于郑守廉常年在京任职，年幼的郑孝胥主要是跟从叔祖郑世恭学习。郑世恭字虞臣，与郑守廉同时中进士。陈衍《闽侯县志》卷七一有其小传，云：郑世恭，字虞臣，咸丰壬子成进士，工书，殿试卷在前十名，朝考以一字笔误，抑二等，不得词林，用户部主事。时部曹岁入至微，不足糊一人之口，则假归授徒，失馆，至效女功，络丝日得百十钱以自活。左宗棠督闽，闻其介而优于学，聘为凤池书院山长十年。王凯泰抚闽，改聘为致用书院山长，亦十年。最后主正谊书院讲席，数年卒。世恭工制举文，然能背诵十三经及注疏，教人循序渐进。致用书院课经史，治一经毕乃易一经，治史治小学，命题皆按卷第择其有疑义者以为教者。学者由此可以相长。毕生布衣疏食，枯坐一室如老僧，出则徒步。能言诗，绝不自作。书法近闲邪公，晚年参以篆隶。卒私谥介节云。侄守廉。郑孝胥年四岁即入塾，从郑世恭授《尔雅》。7岁侍母入京。年17岁时父郑守廉逝于北京，旋归里从叔祖习举业。郑世恭极喜与郑孝胥谈论诗文。《郑孝胥日记》曾云：余归后多侍于叔祖处，叔祖素喜余谈，往往至深夜不已，忽尔玄渺，忽尔切近，甚可乐也。馀无足语者。 郑孝胥的诗学观点与叔祖十分接近，两人聚谈，互有启迪。如郑孝胥评价黄庭坚，认为黄涪翁诗，功深才富，亦是绝精之作，特门面小耳。此譬如富翁十万家私，只做三五万生意，自然气力有余，此正是山谷乖处。议论深得郑世恭赞赏，认为此论极允，自有评山谷以来，无此精当者。 郑世恭曾以天象喻唐人，云：昨闲中拟喻有唐诸大家诗，谓少陵如日，太白如月，昌黎如雷，长吉如电，飞卿诗远胜义山，在天虹也，卢仝、刘叉等雪也，自初唐至盛唐，如四杰诸公，五行28宿也。郑孝胥补充云：未也。韦苏州之雅淡，在天为露，柳子厚之冲远，在天为银河，元、白雾也，能令世界弥漫。自宋以下，则不足拟以天象矣。两人相与捧腹大笑。 郑孝胥初入诗坛，即以杜甫、韦应物、柳宗元为宗，既不同于当时盛嚣一时的汉魏派，又不像一般的宋诗派那样死守黄庭坚，这与郑世恭的熏陶不可分离。郑世恭很欣赏郑孝胥的才华，常有令其捉刀之举。如沈瑜庆为其父沈葆桢建祠乌山之麓，求郑世恭为作楹联，郑世恭便命郑孝胥代作。沈葆桢是郑孝胥素所敬仰的乡先贤，其祠又近郑世恭所任讲席之致用书院，郑孝胥拟联云：乡曲说平生，用世能完不朽事；岩阿此终古，入山犹近故人祠。郑世恭大赞赏之，谓不仅压祠中一切联语，复有大手笔，亦无可措辞矣。 这不仅锻炼了郑孝胥的才思，也让他增长了阅历，扩大了交游。郑孝胥与沈瑜庆交情深厚，当始于此。郑世恭去世后，郑孝胥对他非常怀念，常常有诗提及。如他在日本任领事时，曾为林访西题诗，道林则徐事，有云：门中从祖虞臣老，最叹《东坡生日》诗。欲得旧闻无白发，诸孙牢落涕空垂。对于往时论诗之景不胜唏嘘。偶得家书，知荔枝老树已枯，亦有诗感念：岁星人望鲁灵光，此树婆娑共可伤。不见赪虬虚老屋，载寻白发亦空堂。披书海国怀难遣，照影池波梦岂忘。（自注：树临西院池上，予少日居此院，叔祖亦居院东。）凭仗阿兄勤点缀，春寒更与种修篁。郑世恭抑郁不得志，然胸中大有邱壑，郑孝胥从叔祖游，自然获益良多。

郑家乃世代宦族，诗礼传家。郑孝胥高祖妣何玉瑛有诗集《疏影轩遗草》二卷。汪廷珍《疏影轩遗草序》云：太恭人姓何氏，讳某字某，为晋州牧崇之女。姊三人，皆工吟咏，独太恭人尤好史书，旁通绘弈、音律。其在室也，兄邦彦为丞于粤，以解饷赴滇，道卒。时母老矣，太恭人恐其惊痛而伤生也，凶耗至，不以闻，托言以目疾解官。进则怡颜慰亲，退则雪涕襄事。经画周至，心力殚竭。卒能归旅榇，返细累，立嗣子。诸大事以定，素旐将抵里，乃以实告。老母得无恙，太恭人之力也。于归后，家计中落，太恭人艰苦自任，支持竭蹶，节缩衣食，不令贻夫子之忧。教二子，手授经史，衣服进退稍不合度，必告戒之。盖太恭人明大义，有识略，非徒以诗见者也。何玉瑛不以诗为专事，而所作皆极清新喜人。如集中《春晖阁凭眺》云：一片寒烟碧，平芜望欲迷。江空鱼戏水，花落燕衔泥。树隔疏钟远，天围列嶂低。无穷郊外景，都赴小楼西。既富有生活情趣，又透尽飘渺绵长之意境。陈寿祺《左海诗话》云：清和可诵，当与吾乡近时黄姒洲、纫兰、许素心诸女士比肩接武。程恩泽题诗云：咏絮诸媛斗一篇，令娴才笔更仙仙。无端风雨来官阁，落尽檐花又十年。都对其诗才赞誉有加。

《疏影轩遗草》有郑孝胥叔祖郑世祺跋语，云：《疏影轩遗草》上下二卷，先大母何太恭人作，先君子辑成刊于袁州官署，先伯兄与校字焉。兄之官袁江，载版以行。后世祺捧檄江右，复移豫章，舟车轚互，不无剥蚀。迨归里侍母，家居多暇，次第修补。时叔弟世平宦汴，季弟世恭及兄子守诚守廉先后成进士，供职在都。儿子守孟亦以教习留夏课，皆外出，未与校雠。岁在癸亥，长孙孝铭通籍，需次皖省，奉公旋闽，适弟侄儿辈亦各假归，爰命敬谨重校，装以成帙。《疏影轩遗草》书后有男鹏翮、鹏程、人国，孙世倌恭校字字样。以此推之，郑孝胥的祖父名世倌，乃是长男，曾为宦袁江。兄弟四人：世倌、世祺、世平、世恭。郑孝胥于1917年曾重新排印此书，跋语中称郑世祺为四叔祖，疑误记。又《疏影轩遗草》书前有《何太恭人行略》，云：（太恭人）年四十四卒，有《疏影轩遗稿》，多少时闺中唱酬之作。男三：长鹏程，次鹏翮，太恭人出，次人国，庶出。……以嘉庆四年鹏程户部主事任内加一级恭遇覃恩，诰赠宜人，十四年鹏程袁州府知府任内恭遇覃恩，晋赠恭人。则可知郑鹏程即郑世祺所称之先君子，亦即郑孝胥之曾祖父，曾任户部主事、袁州知府。汪廷珍序云：八闽郑君以农部郎出守袁州，浑朴端厚，爱民以诚，莅官四载，民安其教。政声甚佳。有郑袁州之目。朱文翰题《疏影轩遗草》诗云：忆昔曾从江右游，路人争诵郑袁州。陈寿祺《左海诗话》云：同邑何太恭人名玉瑛，字梅邻，余姻郑松谷太守之母。盖松谷是其号。《疏影轩遗草》嘉庆十四年黄世发序云：迨归我封翁，寒士也，乃尽屏衣饰，谢艺事，躬亲操作，且劝习贸迁，《寄远》诗所云'儒者治生原急务，古人随地有师资'，是其事也。可见郑孝胥高祖出身贫寒，致得习贸迁以持家，至曾祖辈始得宦显，此后一门仕宦。

陈衍《闽侯县志》卷七一文苑上有郑守廉小传，云：守廉字仲濂，世恭同榜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部主事，补吏部考功司主事。少工诗，有《夕阳》七言绝句，传诵一时。中岁悼亡，续娶林氏，知书，生二子。长孝胥，光绪壬午解元，官至湖南布政使，次孝柽，光绪辛卯举人，官至道尹。嗣林氏又卒，守廉哀悼甚，一用长短句写悲，今所传《考功词》一卷是也。叶恭绰《全清词钞》载其号俭甫。郑孝胥童年时代跟随郑守廉在京，与弟孝柽俱从李星野授读经书。郑守廉督课甚严，为幼年的郑孝胥打下了很好的经学基础。郑孝胥在《黎受生遗郑子尹书四种及巢经巢诗钞》一诗中曾说：吾年十二熟《仪礼》，闇诵全部色不挠。《尔雅》、《急就》亦宿读，当时恚渠云等道。（《海藏楼诗》卷一）年13岁已毕读十三经。郑守廉诗不多作，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五载其《夕阳》绝句云：水碧沙明惨淡间，问君西下几时还？乐游原上驱车过，愁绝诗人李义山。以为与王阮亭之'仆射陂头疏雨歇，夕阳山映夕阳楼'，黄莘田之'夕阳大是无情物，又送墙东一日春'，可以同称某夕阳矣。郑守廉词名为世所称，有《考功词》一卷，然今罕有传本，仅有零篇可见。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云：……及余游都下，王郎已死，朱郎久不登场，顾时时为海秋写词，盖朱郎素工书也。庚午余再至，则海秋殁矣。朱郎无聊，复理旧业。然年华老大，盛名难再，吾友郑仲濂见之辄太息。其时有万郎芷侬，亦善小楷，又有李郎听秋，工愁爱懒，二郎皆有艳名，而无俗态。一日，余招仲濂饮，李郎司酒纠，仲濂自述食性喜酸，李郎曰：'君能饮醋一杯，吾以一曲偿。'仲濂欣然引酒，余笑曰：'吃得三斗醋，百事可作，君所饮尚嫌少耳。'翌日，仲濂寄余《临江仙》：'兜愁不忿青绫被，梦残渴想梅花味。夜雪晓寒天，思君思水仙。 出门无处可，坐对防花恼。花恼若为怀，还逃醋瓮来。'嗟乎！欢场若水，共尽何言，曾几何时，眼中人无一存者，悲夫！丁绍仪《清词综补》卷五十七亦辑有其词一首《忆秦娥·题王惕甫手书佛经尾有铁夫并其配墨琴夫人两小印》，云红绰约，谁钤小字乌丝角。乌丝角，天花并蒂，不愁先落。 来因去果参今昨，维摩法喜输君乐。输君乐，才媛悟后，文人退着。皆游戏笔墨。叶恭绰《全清词钞》辑守廉词三首。其中《满庭芳·三月寓斋丁香盛开不旬日谢矣怆然有赋》云：滴粉珠飞，搓酥玉碎，韶华也忒零星。繁枝无赖，低亚小银屏。十日匆匆开落，梨云梦，容易吹醒。凭阑倦，错疑风絮，春雪谢娘庭。 沉沉。昼漏寂，妙年影事，花下重寻。有奈窥半面，栀绾双心。一自素鸾信杳，人中酒，憔悴而今。香篝底，不堪低诉，便诉有谁听。春愁病酒，花事已谢，人事又杳，感伤情绪喷薄而出。此词秾纤得度，颇见风致。郑守廉词大概皆晚年所作，谢氏所录之词，作于同治9年（1870）。陈衍称郑守廉嗣林氏又卒，守廉哀悼甚，一用长短句写悲，林氏卒于同治6年（1867），数年之后郑守廉亦卒于京。郑孝胥对于先人之作极为在意。《冯园看牡丹》云：孤宦正堪栖物外，壮年转易触儿时。阿翁轶事谁能说，感激初闻访友诗。自注云：冯乙亭世叔为余诵先考功诗。他还为郑守廉刊行《考功词》，并请陈宝琛作序。陈宝琛《沪上晤苏盦出视新刊考功词并海藏楼诗卷感赋留赠》云：考功抱古心，得子足后劲。熟闻过庭训，佛理杂儒行。遗著今刊行，绮语总见性。（《沧趣楼诗集》卷三）指此事。

郑守廉继室林氏，乃郑孝胥生母。母舅对郑孝胥也有较大的影响。郑孝胥在日记中经常提到怡舅、芷舅，常与他们在一起会文谈诗。芷舅不可考，怡舅名葵，陈衍《闽侯县志》卷七二文苑下有其小传，云：林葵，字怡庵，年少长身朱颜，能诗善饮，一时知名士多折辈行与交，邑诸生。出为两江总督沈葆桢掌书记。沈薨，提督吴长庆统军驻镇朝鲜，幕府延揽文人，葵与焉。远客异国，吟情益复凄惋。长庆卒于军，葵归，旅食建溪，郁郁憔悴死。诗境清真，长于白战。工绝句，得力放翁、后村。有《鸳鸯藤馆诗》。这里说林葵是吴长庆驻镇朝鲜时所揽幕僚，并不确。周家禄《寿恺堂集》卷十八《林葵四十岁序》云：光绪庚辰、辛巳间，从庐江吴公防海登州者，曰通州张謇季直，泰兴朱铭盘曼君，江都束纶畏皇，侯官林葵怡庵，与家禄凡五人。可见在吴长庆平朝鲜之乱之前，林葵已入其幕。直至朝鲜乱平，林葵始返乡里。当时幕中如张謇、朱铭盘，皆一时之选。林葵日与之游，以嗜酒著称。周家禄《林葵四十岁序》云：怡庵能画好赋诗，皆不肯竟学，独于酒嗜之不已。狄葆贤《平等阁诗话》亦云：（林葵）家贫嗜酒，放纵不羁，尝游吴武壮朝鲜幕，与周彦升、朱曼君为酒友，每饮辄醉，有刘伶荷锸风。林葵亦善画，诸人多有题咏。而一时知友，唱和不绝。郑孝胥《寿恺堂集序》云：舅氏所著《鸳鸯藤馆诗钞》适在案头，昔者所读唱和之作，皆在卷中。今其集不存。狄葆贤《平等阁诗话》录其一诗《自题画箑》，云：日暖尘香淑景和，碧垂红卧晚枝多。闲门病酒无人问，奈此春融艳艳何。陈衍所说的长于白战，在此诗中体现得很明显。狄葆贤也说其诗风致楚楚，音节邈绵，颇似元人诗。林葵一生为幕僚，遭遇颇为偃蹇。他离开吴长庆幕府后，旅食建宁，遂卒于是乡。光绪21年（1895），郑孝胥有诗《怡舅卒于建宁闻耗述哀》，可知逝于是年。张謇《张季子文录》卷九《送林怡庵序》作于光绪8年（1882），中云：林君今40，謇之生亦20有一。则可知林葵生于道光23年（1843），卒于光绪21年（1895），卒年53岁。郑孝胥与舅氏交往颇多，亦得益不少。张謇、周家禄，皆因林葵而与郑孝胥结识。郑孝胥之识张謇(jian)，在林葵客吴长庆幕时，当时两人已有书信往来，张謇三十生日时，郑孝胥即集杜句为贺，为文字之交。郑孝胥戊戌间客张之洞幕，时周家禄亦应张之洞之招，二人结识于武昌，为一时诗友，互相唱酬。郑孝胥之诗作，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以为清拔澹远，正与林葵相近，绝非无因。

郑氏一门诗歌氛围浓厚，以至郑孝胥兄弟姐妹皆能为诗。《郑孝胥日记》尝云：萱妹得句曰：'瑶瑟终时人不见，疏钟定后月初斜。'柽(cheng)弟尝得句曰：'花残别院春驹老，雨过空山谢豹啼。'语稍清拔，佐以工夫，皆可造者。 其句皆清新可诵，造语不凡。郑孝柽字稚辛，亦有诗名。王允皙《碧栖诗词》有《昌江道中怀人》诗，称郑孝柽 往岁漳州有盛名，西崐才调匹难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称其 廉悍不如乃兄，而婉约胜焉，都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兄弟并立诗坛，这是中国近代文坛不多见的现象，由此足见郑氏家学对其后人深厚的影响。郑孝胥早年诗风的形成和演进，离不开其家族的熏陶，尤其是叔祖郑世恭、父亲郑守廉、舅父林葵的影响。

江春霖御史的一生中，经历了甲午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庚子事变、辛亥革命等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见证晚清国运衰微、民生凋敝的社会现状，故政治交往颇多。返归梅山后，其足迹遍及福、莆、仙各地，此时虽脱离官场政治，然其社会影响力仍然存在，从他晚年的社交中略见一斑。

时人都知江春霖与陈宝琛、萨镇冰交谊甚厚，殊不知与海军宿将谢葆璋（现代作家谢冰心之父）也为至交。自京师南归时，特去拜会谢葆璋，特书一联相赠：庠舍争归故教授，楼船犹见汉将军。（见冰心回忆录）原来谢将军也参加过甲午海战，后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并自任校长，1913年赴京任国民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素以爱国之心、强国之志为世人所重，故与江春霖成为契交。两位以报国为己任的契友时有酬答之作，可惜宝贵文物毁散于多次运动中。

江春霖逝世后，在榕诸贤达设堂致祭，陈宝琛、林纾（林琴南）、萨镇冰、江瀚、郑孝柽、张琴等27人致祭。其中原福建省巡抚岑春煊挽幛为：谏草留芳。郑孝胥挽幛：谏草长留。谢葆璋、郑诚、黄棠治合挽一联：

陵谷变迁直道足垂行载后，干刊板荡伏机早识廿年前（廿年前恰为1908年，光绪朝终）在当年闽县军政名流的众多挽联中，福清江兜王步青的挽联引出一段御史爷与王步青先生的不寻常交谊。挽联曰：我为隔属故交，台驾不时临草舍；公乃胜朝遗老，直声终古震寰区。

王步青（笔名“学丹”），福清江兜世家之后，秀才出身，自幼饱览群书，多才多艺，精于“南拳”，可谓文武双全。其弟为上海美专的高材生，工西洋画。而学丹先生工“指画”，是当时的“指画”高手。原国府主席林森也赏识其画，亲题“游艺依仁”以赠。据王步青先生嫡孙王先俊（福清市书协会员，锦江书画院书画师）回忆，御史爷与学丹相识于江口东岳观，民国初年，待贤里黑白旗结众械斗，双方皆有死伤，殃及平民百姓。为平息事端，由江口东岳观董事会礼请江御史亲临东岳观主持调解，御史爷为官、为人之气节感化双方，终于清除纷争，化干戈为玉帛，至今仍传为美谈。在此期间，江春霖与江口的社会贤达交往颇深，与在东岳观作画的王步青由相识、相知而成至交。江春霖每到东岳观必到江兜王步青家小住，短则几日，长则旬月。江春霖在其“梅阳山人小楷”的尾款中记曰：“久不作小楷，学丹老兄见‘答西林书’，嘱为录之，难于方命不复计字之工拙也。时癸丑律中蕤宾之月春霖自识于梅阳之半耕书室。”“答西林书”为江春霖晚年小楷的代表作，江春霖专为学丹先生恭录一遍以赠，可见交谊之深。落款中癸丑年为民国二年（1913），时江春霖在王步青家畅论时事、书艺，到夜则秉烛观学丹先生泼墨书丹，“墨指”散点山水烟云之胜；或于月色朦胧之际，静观学丹先生轻舒猿臂，弹腿扫荡、疾除兼备的南拳表演。学丹先生亦文亦武、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深受江御史的赞赏,经常约请当时莆阳名士赴江兜小聚,王步青嫡长孙王先泰家原藏有吴鸿宾、陈唐彬、张琴、关其中等大量莆阳名人的作品，惜均毁散于十年动乱中。

江兜背靠草堂山，面向兴化湾，人杰地灵，在村东面有一“昭灵庙”大戏台，江春霖曾为该庙题戏台联：至矣大矣蔑以加矣，秦欤汉欤将近代欤，戏台上方大台额为“大江东”三字。

此联此额的含义颇深，耐人寻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大江东”三字之意，恐怕江兜人自己也要费一番思量了。以上联、额均毁于文革时期，近年在恢复原作时，乡人只记得上联，下联不得而知，因为此联与一般戏联大不一样。正当主事者一筹莫展之际，有一乡间故老偶尔走过，只看一眼即指出此联为当年江春霖所书赠，并十分迅速地吟出下联。众人一对，无论词性、音韵平仄均很贴切，故确信无疑。现在的戏联、台额是福清书法家所书，已无原迹之气韵了。

照相自19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作为一种西方新兴科技产物，渐渐融入中国社会。不过，最初几十年，照相只是小圈子游戏，社会名流、达官显贵才能玩得起。直到清末民初，上海照相业才完成市场化，变成寻常人可以日常消费的东西。

12月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葛涛，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开讲清末沪上名士的影像生活。“上海是照相最早传入中国的口岸之一，是照相业非常发达的地方。1912年上海就有照相馆29家，并且形成了数家声誉卓著的品牌照相馆。”葛涛以《郑孝胥日记》所载文字为例，展示郑孝胥这位伪满洲国总理大臣于清末上海的照相记忆。

除了个人照片，当时的沪上名士对集体照情有独钟。“集体摄影成为他们表达共同志向、亲切情感、紧密联谊的一种时尚方式。在社会名流之间，这种风尚尤为弥漫。”葛涛对早报记者分析，当时上海名流喜爱拍摄集体照的原因在于清末新政时期民间自由结社蔚然成风，而文人结社、名士聚首为古来之习气。在这种背景之下，志趣相投者 、结社，互相交流意见、抒发感慨，也成为一时风尚。“而集体照是共同志趣与情谊的纪念，表现了集体成员之间的连带感，体现了对集体身份的认同。”

去照相馆拍照是上流社交的一种方式

郑孝胥是中国近代的政治人物、著名书法家。辛亥革命后，他以遗老自居。1932年他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1897年6月26日，郑孝胥由宁抵沪并在上海停留了约一年。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年里旅沪岁月中的四次拍照经历。

第一次照相是在1897年9月15日，地点位于虹口英华照相馆。那日，郑孝胥前往虹口看房，发现性价比极高，一时高兴即独自前往英华照相馆拍照。之后，在1897年9月15日至1898年6月11日这一年，郑孝胥还有三次与友人的合照。根据郑孝胥1898年4月2日的日记，“午后，赴旭庄之约于一品香（四马路上的菜馆），在席者仲|、叔颂、芸阁、仲鲁、叔蕴、伯斧、叔海、司直。过公司，又遇书衡。旭庄与书衡约至张园照相，候仲|不至。”张园是十九世纪末沪上著名的公共活动与社交场所，照相渐渐充当了为前来游园的红男绿女们提供余兴的角色。1898年4月28日，郑孝胥记下：“晨，约梅生、季直同至耀华照相。”

1898年6月11日，郑孝胥又与林琴南前往宝记照相合影。“耀华、宝记都是当时上海著名的照相馆，可见在19世纪末叶的上海，友人、同道相约前往照相馆合影，既是一种时尚的交际方式，也用以纪念友情、体现共同的志向与情趣。”葛涛说。

1898年8月23日，郑孝胥登轮北上，宦海沉浮数年，于1905年11月中旬再次抵沪。此后直至民国肇始，他也未离开，而是以“遗民”自居，做起了“寓公”。“尽管他以遗民自居，但这不代表他对西方事物的态度。他对由西方传入的照相非常开明。”葛涛说，郑孝胥此时虽已是在野之身，却积极地在上海开展相应的政治、经济活动。作为立宪运动的干将，郑孝胥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此外，他还积极投身于新政所提倡的实业、教育、出版等事业。因为是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他交游甚广，依然喜欢与亲友同志共赴相馆。

1905年11月郑孝胥刚抵沪，不过几日便“与金子昌同至丽芳照相”；1906年2月28日，他分别与罗开轩、张骞在丽芳、宝记有两次合影。1906年3月11日，“与柽弟（胞弟郑孝柽）、梦旦（时任商务国文部部长高梦旦）照相于丽芳”；1906年8月19日，他“与段少沧共宴袁海观、季直、久香于辛家园，呼宝记照相”……

据葛涛统计，郑孝胥于20世纪初清末各年的拍照次数为1905年1次、1906年6次、1907年9次、1908年4次、1909年4次、1910年4次、1911年1次，共计29次。其中，合影23次，独照6次；摄于上海23次，南京3次，天津2次，北京1次。“照相成为他社交生活的一种重要工具，其作用与游张园、愚园，去一品香吃大菜等交际手段不相上下。”

人们会把合照作为珍贵礼物赠与亲友在葛涛看来，郑孝胥在清末的拍照有四大意涵。首先，相片在私交领域用以联络感情，加深交谊。其次，除了私交，照相在公共场合同样发挥了留念或留证的作用，具有特殊的宣示意义，如立宪公会会议前全体与会者的合影，中国公学“到学礼”上的三百人大合影等。“举行仪式、典礼或重要公共活动之际，集体合影往往不可或缺，由此看来这种惯例的形成可上溯至清末，绵延至今。这种特定场合下拍摄的、较大规模的集体合影，一般意味着对于某一特定事件、时刻共同参与的集体记忆。”此外，还有突出亲情的家族合影和在某种情形之下能表达心境的独照。

由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照相还不是普通人所能日常消费的，比如张园照相明码标价：“四寸六角、六寸一元、八寸二元、十二寸四元”，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并不便宜。所以照相的社会功能相对集中于社会上层。对于这个价格，葛涛提供了一个参照：郑孝胥在虹口寿春里的房租是一个月二十二元。“

且由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认识、接受西方事物需要一个过程，在清末能对照相之类持坦然态度的多为生活于如上海等条约口岸的相对开明之士。”葛涛表示，郑孝胥可谓此类人物的典型，这类人善于学习西方事物，并擅长将之与中国传统相结合，进而创造出一种中西结合的新型生活方式。他告诉早报记者，清末沪上名士中，除郑孝胥之外，如何桂笙、吴昌硕、张元济、当时尚在中国公学求学的胡适等都喜爱留影。比如张元济在1910年出发去环球旅行之前拍照留念。“

清末是中国社会步入现代的初始阶段，也是照相堪称珍贵的年代。”葛涛向早报记者表示，也因此集体照的意涵在清末与现代是有区别的“在社会身份多样化、影像泛滥的今天，集体照的纪念意义、所表现的连带感、对集体身份的认同作用等，都大为弱化。”曾经，人们会把合照作为赠送好友的珍贵礼物，如今却也是少见了。

一

郑孝胥一生交友广泛，和当世名流多有往还，与顾云情谊尤深厚，散原《哭顾石公》称“君有平生友，郑卿最缱绻”。顾云（1845—1906），字子朋，又字子鹏，号石公，江宁（南京）人。岁贡生。少丧父母，豪放任侠，年十八始折节读书。假馆盋山薛庐，诗酒自娱。晚游吉林，后选宜兴训导，署常州教授。工古文词，有《盋山文录》八卷、《盋山诗录》两卷、《忠贞录》、《盋山志》八卷、《盋山谈艺录》一卷、《辽阳闻见录》两卷、《吉林通志》等。陈作霖为作《顾学博别传》。顾云为郑孝胥父亲郑守廉遗诗所作序中提及二人的结识：

通州张季直尝称郑苏龛于云，越数年，因闽县陈幼莲得见，遂定交焉。论年于苏龛，盖忝长事，而识议之卓、学养之邃，则云故友而畏之矣。

张季直即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人。光绪二年（1876），张謇和顾云相识。光绪六年（1880），张謇与海藏相识，对郑十分欣赏，此后常向顾云提起。而顾、郑二人真正认识则是因为陈幼莲。陈宗濂（1847—1894），字幼莲，闽县人。光绪八年（1882）进士。官工部主事、江南候补道，出佐江南督幕凡十余年。陈幼莲第一次出现在海藏日记也比较晚，光绪十三年（1887）3月31日，“晚，步过幼莲，谈久之”。但这时显然已非常熟悉，海藏日记中对于第一次出现的人，多会交代其字号，籍贯，而非以字相称。况且海藏与陈幼莲之间有戚属关系，早在光绪八年（1882），郑孝胥返乡赴试，陈幼莲的父亲陈莲庭即约海藏出饮，海藏称其“太亲家”，并曾留宿其斋中。郑孝胥在南京期间，与陈幼莲过从几无虚日，且时常为诗钟之戏，易顺鼎《诗钟说梦》：“诗钟一事，自国初闽人记载后，至近数十年，乃有传作。就余所见所闻，诗钟有刻本者……江南则陈幼莲、郑苏戡诸君。”

光绪十三年（1887）重九，郑孝胥到陈幼莲家中，螃蟹肥美，美酒香醇，二人相对叹息：“今岁不虚此重九也，未知来年踪迹耳。”光绪二十年（1894）1月底，陈幼莲卒于南京。当时郑孝胥远在日本，2月才从《申报》得知死讯，“为之伤感忧虑。二老皆在，悲哉！家计立窘，亦余之患也”。4月6日，为作挽联：“骑鲸汗漫，扪虱悲辛，隔世寻踪惟白下；桃李春风，江湖夜雨，因君掩卷到涪翁。”下联化用山谷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因为陈幼莲曾告诉他少年时很喜欢这两句诗，曾经刻在笔床上。两年之后，海藏作《过侯府怀亡友陈幼莲》，并录入日记中。忆及过往，颇为神伤，有句云：

当年无日不相见，昼语夜谈乐难比。尝忆酒半去不告，君自追我及水次。仰天执手长叹息，过尔摧折非吾意。子宜为世善自爱，是时被酒已微醉。我居才距一牛鸣，强遣肩舆为送致。

不禁让人想起陈幼莲去世后不久，海藏宴请同人，在席间的一番感慨：

吾自二十岁浪迹至今，十有五年，知交虽多，三年以来丧我三友，弼宸、可庄、幼莲是也。……幼莲在江宁帅府，与余欢甚，遣舆见迓，无日不至，及去，必以己舆送之。一日，客甚盛，余欲先去，不告而行，幼莲追余及半途，时已被酒，握手叹曰：“子非常人，虽未遇时，毋为过自摧折也。”三君者，平生皆有知己之言，遽隔九原，吾将安归乎！自今以往，纵有新知，然益悲故人不可得矣。俯仰间涕泪落卮中，四坐怃然，余乃掷杯而起。

这段话作为这首诗的脚注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这大概是海藏日记中对友朋情谊最令人动容的叙述之一，任何解释都显无力且多余。

光绪十三年（1887），郑孝胥从北京回到南京。11月21日，顾云第一次出现在日记中，“夜，饮聚丰园，晤梅少庵、秦伯虞、顾子鹏”。此后，日记中对顾云的记载就非常多，12月25日，他与秦伯虞、顾云等聚会于顾云的薛庐，薛庐原本是薛时雨的故宅，顾云在此授读，背清凉山，枕乌龙潭，风景绝佳。光绪十五年（1889），9月28日，顾云折了桂花派人送给郑孝胥，并示两首律诗，《少皞篇》斥天坛灾，《易水篇》斥兴建铁路，均未见于《盋山诗录》。10月16日，翁铁梅假草堂宴客，顾云、海藏俱在，顾云口占：“溪桥北去响鸣榔，十里蒹葭水一方。几许闲人来领略，半秋堂外好秋光。”这首诗未见于《盋山诗录》，却存于海藏日记中。21日，郑孝胥独自骑驴去看顾子朋，在虎踞冈谈了很久，二人同去看秦伯虞，秦因卧病未得见。这天郑孝胥读到顾云七首五言律诗，称：

足下诗笔真朴，不以一二首计工拙也；然恨无题。古人谓诗中有我为佳，仆则谓诗中仅存一我在，则为诗亦无几矣。正宜就所闻见有关于一时者多所咏述，后之览者，即不以诗论，犹得考证故事，则吾诗必不可废，此不必规模古人者也。

这是他在日记中对顾云诗作第一次明确的评价，以海藏论诗严苛，如此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早年陈衍向他询问江左诗人，他所举即冯煦、顾云，称他们治诗甚苦。11月2日，郑孝胥与翁铁梅同去薛庐，顾云长子顾孝珣与吴剑泉侄女联姻，这一天纳彩，郑、翁二人为媒妁。顾孝珣字贞甫，顾云长子，师从陈幼莲、缪荃孙。11月底，郑孝胥收到沈瑜庆、王可庄等人的信，催促他北行，“复作字别子朋，惘然不宁者终夕”。

这一年，顾云的《盋山文录》《盋山诗录》刊行，“盋山文录”四字为郑孝胥所书。《盋山诗录》凡两册，收录光绪五年（1879）到光绪十五年（1889）之间的诗作两百首。其中和郑孝胥有关的诗作都在卷下，作于丁亥（1887）到己巳（1889）之间，仅诗题相关的就有《上巳独游乌龙潭念郑孝胥苏龛论诗语遂以命篇》《赠苏龛即题其小影》《偕苏龛登翠微亭有感》《雨中喜苏龛枉过留宿山居即事有作》《月夜山斋听苏龛诵离骚歌》《新秋山居喜苏龛至》《苏龛出示观洗象诗奉和》《苏龛以书留别却寄》等等。可惜郑孝胥早年诗作所存不多，《海藏楼诗集》始于己丑年（1889），而顾云光绪十五年（1889）之后的诗作不存，所以在诗歌中可以对应的仅有一首。顾云《苏龛出示观洗象诗奉和》云：“故人相见无他词，写示宣南洗象诗。”自注：“苏龛诗有‘留汝南荒遗老在，可知有齿已先寒’之句。”《海藏楼诗集》卷一第二首即为《六月十六日观洗象》，可知顾云所和即此诗，末句云“留汝南荒遗老在，可堪有齿已先寒”，与顾云注中文字略有差异。

二

光绪十七年（1891）5月21日，郑孝胥东行日本为使馆书记官，临行之前先出城去薛庐与顾云告别。七月底，收到顾云的信，说到五月朔他的次子早夭，写了八首诗，郑孝胥感慨“词皆酸痛不可读，为之凄感久之”。顾云次子顾孝珉，字廉甫，工词，陈作霖所辑《国朝金陵词钞》卷八收入其《水调歌头》一首。年底郑孝胥因帮助料理吴太夫人丧事回国，次年年初过顾云，饭后谈到很晚才步行回去，顾云送至三里许。此后几日都在一起斗诗。5月4日，过顾云新居，坐客饮酒过半，郑孝胥步行回去，顾云送到城下。郑孝胥灯下有诗：“十年建邺偕秦顾，顾去秦留我亦东。何日清凉山下路，三人重话雪泥鸿。”十年间，他们三人常常在一起，现在顾云将去吉林，他也即将再赴日本，不知何时三人才能重聚于清凉山下。顾云此次离开南京，从事吉林通志局，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才回到南京，期间纂《吉林通志》《辽阳闻见录》。5日，与顾子朋道别。19日，郑孝胥带顾贞甫拜陈幼莲为师。20日，郑孝胥赴上海，随后赴日本。此时顾云已经四十七岁，郑孝胥三十一岁。

郑孝胥在日期间，二人一直诗书往还。光绪十九年（1893），郑孝胥调任神户。10月22日，清晨独步署中茅亭，吟诵顾云等人寄给他的诗，徘徊良久，因以“怀人”名亭。作《怀人亭》诗，前有小序：“自余东游日本，朋好暌隔，时有投荒居夷之叹。子朋、子培、爽秋皆有诗见寄。子朋诗云：‘早日忘形欢太甚，如今举目都觉非。’”于此可见身处异国他乡，对师友的怀念。四十多年后，郑孝胥以“国务总理大臣”的身份再次出使日本，期间抵达神户，想起当年署中的怀人亭，赋诗：“刻意伤春失梦痕，怀人亭下更何言。花前白发风怀尽，不是销魂是断魂。”当年所怀之人均已去世多年，徒留自己白发伤神。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之后，郑孝胥回国。8月22日回到南京，29日午后去龙蟠里，见到顾贞甫，得知顾云冬天后就会回来。虽已知顾云归期，仍在日记中时时关心他的踪迹。11月11日，“子朋从长顺至奉天防次”。长顺即长顺将军，姓郭布罗氏，字鹤汀，谥忠靖。当时顾云和李桂林所撰的《吉林通志》已基本完成，他意欲谢归，却被长顺苦留，不能成行。之后随军赴奉天，直到第二年三月停战议和才离开。也就在这段时间，顾云撰写了《辽阳闻见录》，现收入《丛书集成续编》第五十册。光绪二十一年（1895）1月3日，顾贞甫告诉海藏顾云已经到了辽阳。4月17日，“逢吴又铭，问子朋行踪。吴言已由津入都，下月初必归矣”。这段时间，顾云的确在北京，并且遇到了十年未见的冯煦，在陶然亭友朋相聚，冯煦有《石公自至辽阳不见者十年矣赋此柬之即送之归江左》《子朋招同长沙袁叔瑜绪钦及子丹梦湘与予饮陶然亭酒半联句得一律》等诗作，见《蒿盦类稿》卷八。5月15日，海藏日记提到“顾贞甫来，云子朋月半出都”。23日，郑孝胥收到郑孝柽的信，称已经和顾云抵达沪上。第二天，郑孝胥向张之洞告假，当晚即启程赴上海。

光绪二十二年（1896），海藏、艺风日记中都记载了他们频繁的饮酒聚会。2月14日，郑孝胥过顾云小坐。19日，顾云于家中宴客，郑孝胥、梁鼎芬、陈衍、林旭等人俱在。多年以后，陈衍选编《石遗室师友诗录》，提及这一年在南京，梁鼎芬主讲钟山书院，他与沈瑜庆、郑孝胥、叶损轩等人时常醉倒于清凉山下顾云的薛庐。同样爱喝酒的梁鼎芬因为太胖，“归途坐肩舆，烂醉转侧舆中，杠折坠地”。7月2日，顾云出示两首诗作给郑孝胥，第二天，郑孝胥赋《五月连雨答子朋》为答，有句云：“寂寞栾城话对床，平生听雨爱虚堂。年来顾五空相念，短发青衫滞建康。”《石遗室诗话》称郑孝胥有“爱雨之癖”，并说他最喜欢姜白石“人生难得秋前雨，乞我虚堂自在眠”二句，“平生听雨爱虚堂”明显化用白石诗句。这一年，顾云的《忠贞录》刊行，张謇、郑孝胥为题签，缪荃孙、程先甲为作序，蒯光典跋，一时题咏甚多。

光绪二十三年（1897）6月25日，郑孝胥赴上海，时有避地待时之志，顾云则一直在南京。光绪二十四年（1898）5月1日，顾云与缪荃孙等人从南京去上海，此后几天和郑孝胥都有往来。岁末，郑孝胥应张之洞召赴湖北，但一直书信往还。光绪二十五年（1899）9月，顾云写信给郑孝胥，约他同游匡庐，惜最终未能成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顾云为《海藏楼诗集》作序。11月5日，郑孝胥抵达南京，两天后，“自怀词诗两册、洋钱二十枚往龙蟠里视顾五”，纵谈有顷，款洽如二十年前往还时。彼时顾云的案头，已有《喜苏龛将至》诗。海藏日记云：“置酒相对，怅惘殆不胜情。将午辞去，子朋及其长婿步行送余至汉西门牌楼街桥侧乃返。此十余年旧迹也。”光绪二十九年（1903），郑孝胥驻扎龙州，三年中只是短暂的回到南京。这段时间，郑孝胥仕途比较顺利，而顾云已垂暮之年。

光绪三十二年（1906）3月，顾云卒于南京。第二年4月8日，郑孝胥雨中往雨花台祭拜亡友，感慨“阅世如梦，吾何以哀为！”第二天，他去顾云家中，顾贞甫出拜，相对而泣。关于顾云的死因，艺风日记说“得顾石公凶耗，急往哭之，盖无病而殁也”。但他的死似乎和饮酒过多有关，《平等阁诗话》卷二称顾云：

酣饮无节，生平未尝至醉。每出行，携酒一壶，小憇园林，辄引觞自酌。有趋而过者，则飞觥强酌之，士夫、佣保弗择也，人往往畏而避之，世目为酒狂。

陈宝琛挽联云：“醉倒便埋，随身早办刘伶锸；名垂何用，相觅难忘郑老期。”既指他爱喝酒如同刘伶，又契合他与郑孝胥的情谊。释寄禅的挽诗云：“我爱江南顾石公，苦吟终日坐松风。大瓢一醉龙潭月，便与刘伶荷锸同。”也是同样以刘伶来比拟，诗前小序则明确说：“忽闻江南顾石公亦于三月醉死乌龙潭上。”郑孝胥《哭顾子朋》第二首：“平生老纵酒，惟我能切谏。频年迹稍疏，念子不及乱。颇闻态如故，俗士望而惮。伤哉卒坐此，一醉涣其汗。”郑孝胥说唯有自己能劝诫他少喝酒，可惜顾云依然是“态如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初，郑孝胥从武昌到南京，分别之际，顾子朋送到汉西门，“余作揖曰：‘幸勿过饮。’怅然分手”。

三

《近代诗钞》第十三册首二家即郑孝胥、顾云，石遗称：“石公短而肥，古貌古心，豪饮能散文，诗其次也。独与苏堪之瘦而长不善饮者甚相得。余尝谓苏堪诗为石公作者皆工，今选石公诗亦为苏堪作者较工。”海藏“不善饮”是因为早年咳血，戒饮了很长时间。所以光绪十三年（1887）8月，他和陈幼莲等人一起饮酒，一下子喝了三十多杯，引得陈幼莲等人感慨：“自吾侪交苏龛，不知其能饮也，贤者诚不可测！”可见他不是不能喝，只是比较克制而已，故而他多次拒绝顾云喝酒的邀请，也曾差点被顾云劝醉。顾云过世后，海藏作《哭顾子朋》四首及《雨中访花台安隐寺奠子朋》。《石遗室诗话》卷一三对《哭顾子朋》四首诗均有论述，尤称第三首“黯然神伤”，觉得与他的《过侯府怀陈幼莲》很相似。诗云：

持论绝不同，意气极相得。每见不能去，欢笑辄竟夕。西州门前路，尔我留行迹。相送至数里，独返犹恻恻。小桥分手处，驴背斜阳色。千秋万岁后，于此滞魂魄。为君诗常好，世论实不易。梦中还残锦，才尽空自惜。

这首诗读来是平白如话的，他们因为义气相投常常在一起，尽管有些观点并不相同。每一次相见都舍不得离去，西洲门前的路上，留下的都是他们的足迹。而每次离开，顾子朋都送他到很远的地方，再自己独自返回，“相送至数里，独返犹恻恻”，读来如在目前，怅惘至极。“为君诗常好”，石遗说这句话就是他说的，并列举了郑孝胥的《题子朋斋壁》《雨中宿子朋斋临乌龙潭》《子朋属题山水小幅》等诗作。郑孝胥写给顾云的诗作非常多，石遗也不止一次说到海藏为顾云所作诗皆工，“苏堪诗工者固多，为顾子朋作则尤工，且无不工”，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情谊使然。《石遗室诗话》中盛称《子朋属题山水小幅》，认为这是郑孝胥写的最好七言绝句，赞其“意境风神俱足，古人所谓饮啖皆佳也”。而海藏自己也常常诵读第二首。石遗《海藏楼诗序》：“又为彼为之者而常工，为此为之者而不尽工者，岂其意之属不属，如灵运所云‘对惠莲辄有佳句’欤？”

顾云去世后，家境窘迫。民国三年（1914）12月31日，顾云夫人病逝。顾贞甫贫甚不能治丧，郑孝胥晨往视之，并赙四十元。民国八年（1919）7月2日，顾贞甫来，说其子将娶妻，求借二百，第二天郑孝胥即寄了一百元，许再寄百元。28日，郑孝胥去商务印书馆取钱，寄顾贞甫。民国十年（1921）12月28日，“顾子朋之婿吴迪民自南京来，言贞甫在宁极贫困，其屋已押与李梅庵之眷。月得图书馆三十元，仅敷家用之半，求余为设法”。一个多月后，顾贞甫的妻子偕子来见，郑孝胥赠六十元。民国十三年（1924）2月11日，顾贞甫的妻子来见，道窘况，郑孝胥送二十元。民国十九年（1930）4月初，郑孝胥从天津回到上海，两天后去唁吴鉴泉丧妻，见到了顾贞甫的妻子。“贞甫及其子皆卒，姑媳抚二子三女，犹居龙蟠里，家徒四壁，余与鉴泉皆岁助百元，然不足自活。”23日，顾贞甫的妻子向他辞行回南京，“余允为赎屋，他日即以屋租与之，使育诸孙”。

郑孝胥在顾云身后对其家人这般照拂，可称不负亡友。《答顾寿人祖彭见赠》诗中犹有“金陵山似梦千层，永忆平生顾子朋”之句，此时顾云已经去世二十多年，郑孝胥也已年过古稀。在近代诗坛，顾云并非举足轻重，他们投契并非诗学主张的相同，更多是情感上的契合。只要郑孝胥在南京，他们就一直来往频繁，无论是连日饮酒斗诗，还是微雨中散步于乌龙潭畔。山水相隔之际，也一直书信往还。当郑孝胥从外地回到南京，无论多么短暂的停留，都一定会去见顾云。民国三年（1914）岁末，石遗作《岁暮怀旧绝句三十三首》，第二十三首即为顾云：“烂醉龙潭到夕曛，廿年梦断盋山云。酒人白下诗题好，不独耽佳有郑君。”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