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事会》是传统相声之一，以丧事为主题，将北京天津河北地区的丧事风俗基本涵盖，马三立、马志明都说过，郭德纲也用过。当中都有一段，说到北京城四大名医，马三立说的是：“你爸爸这一辈子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以至他老人家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绝俱裂，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杨浩如、施今墨各大名医临床会诊，结果是医药罔效……”。郭德纲和马老的版本稍有不同：“要说你们老爷子不容易啊。这一辈子为家为业操劳，以至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绝俱裂，虽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以及西医方世山，各大名医临床会诊，……。”除去少一个杨浩如这点差异，对其他京城四大名医应该是都认同的。

        对于“四大名医”，现在可能连北京人都不太知道了。对这一称号的由来，一般说法是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对所有中医实行考核立案，在北京进行的第一次中医考核时，当局任命医术精湛、颇负盛名的萧龙友、施金墨、孔伯华、汪逢春四人作为主考官，负责命题与阅卷，从此即有“京城四大名医”之称。也有人说，是因为这四位几乎在同时悬壶应诊，医术高明，患者信服，所以称“四大名医”。总之，他们的名声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家喻户晓，一有什么疑难杂症，人们就会说：找四大名医瞧瞧去呀！

        “四大名医”各有所长：萧龙友擅长治虚劳病；汪逢春长于治湿温病；施金墨擅长于治疗心脏病及其其他内科杂病；孔伯华则以擅治温热病而出名。

          “四大名医”中，萧龙友给孙中山、袁世凯、汪精卫都看过病；孔伯华去过香山双清别墅给主席看过感冒；施金墨给周总理看过病，总理在很多场合介绍施金墨时候都说施先生是他的保健医生。

        萧龙友先生不仅是名中医，也是文史学家以及有一定造诣的书法家、画家。解放前有人花钱向病人买萧先生的脉案方书，裱起来当艺术品欣赏。旧时老中医带徒弟有四句话：“一手好字，二会双簧，三指按脉，四季衣裳”。“一手好字”被列为第一条，这确实是中医的一个优良传统。

        孔伯华出身于官宦之家，据《孔子世家谱载》：孔伯华为孔子第七十四代孙，属“大宗户”，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的第二子孔贞宁的后裔。1929年国民政府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当年二月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抛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提案，引起公愤。当年3月17日全国中医界在上海抗议集会，孔伯华被选为临时大会主席，并与其他五名代表前往南京请愿。在南京，孔伯华与汪精卫打擂台，分到高烧、咳嗽等六名病人，以中医方法治疗效果相当好，让汪精卫撤销了相关议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中医界把3月17日当做节日庆贺。

          四大名医也都是医德高尚之人。孔伯华当年悬壶应诊时，早上前十个病人往往是免费的，他知道只有穷人才会早早就排队等候看病，而且还为这些病人准备免费的早餐。在担任北平国医学院院长期间，他不辞辛苦，带领学生轮流实习，有时还要管学生的吃住。虽然孔伯华门诊收入颇为可观，但由于他乐善好施，所以他这一生，既无恒产，又无积蓄，逢年过节，还必须向达仁堂、瑞蚨祥、谦祥益几家借债，加以维持。因为医德高尚，施金墨在1959年无偿献出了治胃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气管炎等十大处方。这十大处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丸”、“气管炎丸”，被制成成药，在每年广交会上为国家换汇上百万美元。后来施金墨又陆续地把自己的一些秘方无偿献给国家。

        客观地说，名医如果能得到患者赠匾当然是很荣耀的事，但如果弄得如同书画展览，则不免有炫耀之嫌。这四大名医对赠匾都看的很轻。萧龙友的家门口只用一块尺许长、三寸多宽的小木牌，刻着“萧龙友医寓”五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很多被治愈的社会名流赠送匾额，虽然书法上乘、装饰优雅，但一块都不往墙上挂，积多了还叫人刨平，变成制作家具的木料。汪逢春的书斋就叫“泊庐”，取淡泊明志之意。他曾经说：“医家之技术如何，病家自有公论，何用自我吹嘘？

        ”四大名医时代并非没有物质利益的巨大诱惑，但大医精诚，这是一种境界，一种格局，一种气象，一种抱负！四大名医，何以成其大；今日名医，何以如此多？其中道理不过两个字“精诚”。

       

中国历史上，中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家传来延续和发展。此次新冠泛滥，中医中药也算有扬眉吐气的机会，但是毕竟不是求医问药的主流方式和渠道，还好有说相声的记得他们，也有写书的人记录了当年名医的言行与方剂，我们才有回顾名医风采的可能。愿中医事业能发扬光大，愿名医的大医精诚、普及世人的医德和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