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

孙氏家族的名门望族！



世界孙氏宗亲

2022年6月12日06:00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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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降，由于取士标准发生了变化，加上在天灾战乱中，民众家族迁徙频繁，世人已不太看重郡望，多将其作为谱名标题而已。随着南移浪潮的起伏，据有关史籍、家谱考证，也可见到一些南方新的大家族及其聚居地望的出现。



一、安徽的休宁和黟县

（一）安徽的孙万登休宁（新安）大家族

唐僖宗时大将孙万登为山东乐安族人，谱称是乐安世系中后魏建威将军孙方嗣之八世孙，唐朝后期率族人南迁，定居安徽休宁黎阳乡之唐田。江苏《斜河孙氏宗谱》载“唐田世系图”，是记该族始迁之祖孙万登来唐田之后的世系，其后人再分散迁徙。“自唐田有迁择富前村、坑口、阳湖、湖稼、小溪者，亦有迁宣门、太平、常州者，由是”休宁为郡之大邑也，而邑有孙氏者，为邑之著姓也。”安徽休宁逐渐成为孙氏新的郡望。

宋代后期有休宁名士孙吴会，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进士，累官沿江制置使参议，迁朝请郎知常州。宋元之交有孙嵩，志尚幽洁，以荐入太学，宋亡隐海宁山中，誓不复仕，有《艮山集》。其弟孙严，亦为隐士，工于诗作，有《爽山集》。明代休宁有名医孙一奎（后有传）。还有一些文人，如著《松罗吟稿》的孙英，著《三山人诗稿》的孙良器，著《沧洲草》的孙元孚等。明末清初有孙逸，流寓芜湖，精画山水，尝作歙山二十四图，亦工花卉，为当时名家。清代有名士孙默，字无言，初客寓广陵（今江苏扬州），贫而好客，后归故土黄山，海内多赠以诗文，书室名笛松阁，著有《笛松阁集》、《十六家词》。还有工书画的孙殿龄等。

现存许多名称“新安”、“休邑”的孙氏宗谱（参阅文献编家乘族谱章），都记录了该族人在休宁的分布状况。清《道光休宁县志》“姓氏”卷，“孙氏”载，今坑口、草市、阳湖、溪东、栈山、浯田、梅林、高桥、黄村、汊口、闵口等地孙氏家族皆出此派。在草市、东溪、后村、仙人林诸地都有孙氏祠堂。其族繁衍兴盛后，外迁支族众多。如《苍基孙氏族谱》称，其族人中一支在元末，由徽州休宁迁扬州泰兴，后复迁回安徽，卜居于桐城东廓之苍基。《南淮孙氏重修本支世系谱》记，明朝末年，其支族由休宁迁风阳，复迁全椒之西南乡的白水塘坊。《仙源岘阳录氏族谱》和《宣池富春孙氏宗谱》谓，有支族迁徽州仙源的水北殷家巷和宣池村前山竹园。总之，该族人广布安徽的休宁、歙县、婺源、祁门、贵池、全椒、宁国诸地。

同时还散迁至江苏、湖南、上海、江西等地，尤以江苏为多。如《常熟孙氏宗谱》载，孙吴会知常州时，该家族便由休迁到常州，元朝中期再迁琴川（今江苏常熟）。《沙州孙氏支谱》载，元末时，其族人中一支由休宁迁江苏阴华墅，再迁泗港（今江苏常熟）。迁居无锡的有港下孙氏、孟里孙氏、义村孙氏等（详后）。迁居江阴的有四河镇之南的斜河孙氏和黄桥孙氏。还有迁南通、涟水、连云港诸地的一些支族和迁居湖南的韶山孙氏。《娄邑枫泾乐安孙氏支谱》载，明朝末年，其族人中一支由新安（休宁）迁至娄邑（今上海松江县）枫泾镇。

（二）安徽的孙师睦黟县家族

据今黟县《古筑孙氏家谱》“宋嘉已亥谱序”所记，其先世宦家广陵（今江苏扬州），唐僖宗末，高祖孙师睦，字汝厚，因避孙儒之战乱，挚家离广陵而迁黟县，为其始祖，其谱系中有广西转运使孙抗等人，即为其后裔。到宋代“今嗣裔或居乡，或居外地，浸以炽昌。……先世系出富春，源远流长。”曾巩《永州军事推官孙君墓志铭》也说：“孙氏世家富春，唐有徒歙之黟县者，讳师睦，始自别为黟县之孙氏。”所记世系是：孙师睦－孙延绪－孙旦－孙遂良－孙恩－孙抗。

孙师睦的孙子孙旦，以做生意而致富，孙旦的曾孙，即宋仁宗时的孙抗，字和叔，登进士甲科，历任知浔州、监察御史、广西转运使，有文集百卷，为黟县孙氏最显赫人物，有五子。长子孙适，登第为上虞县主簿，终永州军事推官。次子孙邈，好学能文，亦尝为县令。四子孙适，为秘书省校书郎。孙抗父子死后葬黟县怀乡上林村。明代有任湖广茶陵州同知的孙志甫。任仪征守备的孙光先，后从史可法抗清而殉国。清代也出过几位名人，如乾隆举人孙学治为清溪县知县，文采风流，治抚有方，且为官廉洁，后卒官时，竟清贫无以入殓，百姓捐助才得以归里下葬。还有书法篆刻家孙克述，究心六书，书、印皆为佳品。孙廷冕，也是诗、书、画靡不工，还精刻苦印。

如今《古筑孙氏家谱》，即其族人中一支由黟县月塘。再迁古筑村，也成望族。翻开清道光、同治及民国《黟县志》，古筑孙氏名人层出不穷，上述孙光先、孙学治、孙克述都为古筑人外，还有清广东知县孙云、书画双绝的孙殿元、为国外国商人买办的孙雨亭等。后人文编第一章结尾还会提到一些有关人物。当代著名学者孙洪芬教授，也是黟县古筑村人。《吴溇孙氏家谱》记其族人有一支由黟县迁四安（湖州），再迁江苏吴江七都镇。而《甲山北湾孙氏宗谱》是其迁往江苏吴县市西山镇的支脉。

安徽这二支孙氏族人各来自山东乐安与浙江富阳。



二、浙江的余姚和杭州

（一）浙江的孙岳余姚孙氏家族

今天江南的许多家谱以五代后唐的三司使孙岳为先祖，如《余姚孙境宗谱》称，孙岳之族由睦州（今浙江建德县）徙居越之余姚梅川乡。《旧五代史》本传称，孙氏为冀州（今河北冀县人，其族或出河北清河孙氏之脉。

宋代余姚有孙介家族：孙介，字不朋，号雪斋野叟。长子孙应求，字伯起，乡贡进士。次子孙应符，字仲潜，著有《历代帝王篡要》。三子孙应时，字季和，号烛湖居士，淳熙二年进士，官黄岩尉、知常熟县，有惠政且精理学，著《烛湖集》。孙介父子四人俱有文名，以烛湖居士孙应时为最。其他还有：为官多有惠政的孙子秀（后有传），其侄子孙炳炎，官历福建教授、宗正丞，出知饶州，终武学博士。孙嵘叟，字仁则，历任监察御史、礼部侍郎、兼太子宾客，史称其竭忠尽智，排斥奸回，不为身谋，著有《读易管见》孙之宏，字伟夫，叶适弟子，第进士，为承直郎。孙椿年，字永叔，读书博达，解义精深，变通古今，然科试终不第。学者孙畴，字寿朋，为从事郎试太学录。

到明代有显赫的孙燧大家族：孙燧，字德成，弘治六年进士，历官河南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为官以才节著称，为叛王所害。三子：孙堪（官都督佥事，爱画菊）、孙墀（官尚宝卿）、孙升（官礼部侍郎）。孙堪子孙钰，官都督同知，孙子孙如津，亦任都督佥事。孙升四子：孙鑨 、孙铤、孙錝 、孙鑛 。孙鑨，历任光禄卿、大理卿、吏部尚书；孙铤，南京礼部右侍郎；孙錝，太仆卿；孙鑛，历任兵部侍郎、右都御使。孙鑨长子孙如法，官刑部主事；次子孙如洵，官参政。尤其是孙墀之孙：孙如游，进士出身，光宗时，累官礼部尚书，熹宗即位，命以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就是宰相），辞请去官后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如游有孙：孙嘉绩，授南京工部主事，从南明王朝至绍兴、舟山，累进东阁大学士。

明代还有名人孙应奎，字文卿，从王守仁讲学，嘉靖进士，历官礼科给事中、右副都御史，迁山东布政使，曾疏劾奸党，忤旨遭谪，时称其直，著有《燕诒录》。官员孙继有，也是上疏直言，批评朝政，被夺官除名，后终知府之职。清代有篆刻家孙学渊，善刻晶、玉、紫砂诸印。另有书法家孙树峰等。

可见孙氏宗族在余姚为繁盛。而该地孙氏源头并非孙岳一家，据兴宁《章峰堡孙氏族谱》载，唐末孙讠利的七世后裔孙建邦，也迁居浙江余姚县，时间估计应在宋代，而其族源据上章分析，或是出于太原孙氏。

余姚孙氏向四周的扩散：《燕兜孙氏家乘》记，元至正年间，其族人由姚江迁武塘（今浙江嘉善县魏塘镇 ）。前章已述，明永乐年间，该族有一支北迁河北玉田。《镇海龙头西铺孙氏世谱》谓，其族人明代由余姚孙境梅川迁居镇海（今浙江宁波）。《会稽孙氏宗谱》谓其族人先由余姚迁嵊县，明初再迁会稽。《余姚孙境宗谱》谓“其后子姓散处，则有嵊县派、烛源派、云南派、四胜派、马堰派、武清派、上村派、山南派、慈溪派、舟山派、直隶派、新城派。”主要分布在周围嵊县、舟山、慈溪、绍兴、嘉善、宁波诸地，也有远迁云南、直隶（今河北）者。

（二）杭州（钱塘、仁和），也是孙氏家族聚居之地

五代时的孙承祐，其女为吴越王妃，累迁知静海军节度使事、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入宋授泰宁军节度使，改知滑州。子孙诱，官至驾部郎中，出为淮南节度使军司马。宋代还有：孙龙舒，字士云，历知平阳县，通判楚、同、郓三州，迁大理寺丞诸职。孙瞽，字叔静，微宗时官显谟阁待制，知郓州。孙惟恭，字执礼，官历将仕郎、少府监丞，为人孝友简直，博学多才。孙叔豹，以朝散郎直秘阁知严州，有治绩。画家孙必达，淳祐间画院待诏，善长释道鬼神。诗人孙邦，宣和进士，官郎中。

元代有画家孙君泽，工山水人物。明代有山西右参政孙枝，附合阉党的工部尚书孙杰，礼部员外郎孙迪等家族。另有：孙适，以诗闻名，善行草书，尤长针炙术，隐居甘泉里，著有《东岩老人集》。孙继先，善画梅、竹、兰、菊。女诗人孙瑶英，著有《琴瑟居集》。及书法家孙胤科等。

清代孙氏名人蔚为大观：有位居宰相的孙士毅，户部左侍郎孙诒经，光禄大夫孙补笙，四川观察使孙春岩等家族。还有雍正进士孙灏，官左副都御史，著有《道盥斋集》。乾隆进士孙志祖，官御史，著有《文选考异》、《孔子家语疏证》等书。乾隆举人孙宗洁，筑堂名寿松，藏书数万卷。孙灏元也是一位藏书家兼鉴别家。学者孙之騄，博览群书，年逾60尚与诸生讲学，著有《晴川八识》、《考订竹书》、《别本尚书大传》等书。学者孙冯翼，著述亦丰，有《校定神农本草经》、《禹贡地理古注》、《江宁金石待访录》等。还有著《容庵集》的孙爽、著《鉴庵集》的孙治等。光绪进士孙知敏，曾任浙江高等学堂和两级师范学堂监督。

著名书画家有：士毅孙子孙均，工篆、隶，善写生，花卉鸟竹，颇得神趣。孙允中，善写兰竹。孙志皋，工兰石、荷花。孙大 ，善画花鸟竹石，亦工行、草、隶书，其子孙渊，能绍父艺。孙第培，流寓广西桂林，官茶陵知州，善画花卉，间作山水。孙楷，工墨竹，偶作花鸟。孙蒙，官至广西左江道，工诗文书画。孙锡晋，篆刻工整爽逸。……

清代杭州尤以孙氏才女云集。孙春岩有6个女儿：孙云凤、孙云鹤、孙云鸾、孙云鹄、孙云鹇，都是能诗善画的才女，尤以云凤、云鹤有名，为随园女弟子，一门才女之盛，令人刮目。女诗人还有：孙兰韫，著有《卧云阁诗钞》；孙佩兰，著有《吟翠楼诗稿》；孙佑纯，著有《凤翥吟》；孙苕玉，著有《琬华诗稿》；孙安祥，著有《白云楼遗稿》；孙传芳，著有《曼陀罗室稿》；及孙廷楷、孙廷凤姐妹，分别著有《晴云阁诗草》、和《贞松阁诗抄》。女诗人有：孙莹培，著有《翠薇仙馆词》；著有《碧香词》；孙荪意，著有《贻砚垒诗稿》、《衔蝉小录》和《衍波词》。还有画家孙之娴，工山水、花卉。

从如今杭州的孙氏家谱中可知：姚江孙氏尊唐昭宗时宰相孙偓为始祖。该族在明季，由浙江余姚兰凤迁居杭州。其他还有梅东孙氏、钱塘孙氏、武林孙氏诸派系。周围余杭、萧山诸地的孙氏家族也不少，当然最有名的要数富阳孙氏大本营。



三、上海及其周围地区

上海，包括嘉定、青浦、松江（华亭、娄县）等地，五代宋时就出了孙汉英家族，孙汉英为吴越国昆山镇防遏使，家居练祁（今嘉定城厢），儿子孙称为通议大夫，孙子孙载为北宋朝议大夫，孙临为大理寺评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中进士的孙岳，是当地孙姓最早的进士及第者。据史书记载，孙载一生曾举荐百余人为官，其侄、子却大多为布衣、小吏。元代有孙道明，号清隐居士，博学好古，书房称映雪斋，藏书万卷，手抄书亦数百卷，今犹有存者。

明代嘉定出了孙元化为一代儒将（后有传），其祖父孙抬是明给事中孙浚的后裔，居江东高桥镇（今上海浦东），有子3人。父亲孙继统，不乐仕进，却肆力于诗作，迁居嘉定。孙元化累官登莱巡抚，于辽东镇守有功，后因兵变而被枉杀。有子3：孙和鼎、孙和斗、孙和京。孙和斗，屡次谢绝父亲部属的举荐，不愿为官，潜心整理父亲的文稿，编成《水一方人集》。孙和京，牺牲在嘉定抗清的战役中。孙子孙致弥，清康熙年间任出使朝鲜副使，后为大型类书《佩文韵府》总纂。后裔孙思曾，著有《杖左堂自怡草》，其子孙宝仁，著《杖左堂自娱集》等，自嘉定迁居月浦。

明代还有礼部尚书孙承恩，书法遒劲，亦善画人物，著有《让溪草堂稿》，子孙克弘（后有传）尤为有名。还有映雪老人孙道易，著有《东园客谈》。知深州孙士美，抗清兵，城破一家殉国。清代诗人孙云鹏，画工山水，有《东皋诗抄》。

明清著名书画家有：孙鼎徵、孙荣期父子，都能诗善画。孙光祖，善写生，尤长篆刻。孙兆鏖，工山水、花鸟。孙安期、孙荣期兄第，诗、画皆精。孙卫，精篆、隶，工摹印和山水。孙南乔，善绘山川人像，临摹尤为逼肖。孙逢吉，精篆刻，善书画。孙钰，及弟孙孙镆、子孙鸣泰，家族世传写真。孙锡恩，工诗文，精绘事。孙锡海，所画山水人物笔致浑厚，摹古更得神似。还有：孙炳，工画花卉。孙效泉，善竹刻。孙士毂，善画兰竹。孙铎，工墨竹。……当代画坛有孙雪泥、孙祖勃。

西邻的昆山（新阳），孙氏人物有：明刑部郎中孙琼，执法平允，因与宦官结怨，谪戍辽阳，后复职得归。清代孙铨，乾隆举人，官山东阳信知县，工书画，好写生，尤善兰竹，中年兼画山水、人物，悉有古韵，其仕女像，风神闲静，非凡工可及。其女孙玉田，子孙兆溎、孙兆蕙，亦善诗画。孙坤，传九岁就能壁画，其山水苍秀，人物更妙。孙大登，工篆、隶。孙光祉 ，篆刻、书、画为时推重。女画家孙凤台，亦好吟咏，篆刻有汉人神趣。

南邻的嘉兴、嘉善一带，孙氏名流也以才女居多。元代女诗人孙潮，著有《映雪书屋诗》。清代女诗人有：孙兰媛，著《砚香阁诗钞》，亦善画兰竹。其妹孙惠媛，著有《悉余草》。孙湘畹，著有《篟 窗居诗钞》和《红余词》。孙蕴雪，著有《红余集》。女画家有：孙瑞英，善画花卉，亦工书法。孙淡英，工吟咏，善画兰竹。孙宝珊，精于小楷，亦工花卉，号铁仙女史。孙桂，工钩染花卉。女医生孙兰溪，工诗词，精医术。

另有明代孙叔吕，官光禄寺署丞，善画。清咸丰举人孙福清，曾任广东知县。文化方面：孙友金，工诗文，书法尤为超群。孙钧，善描山水，写真尤神似。孙吴，善治印。孙庆治，工书画。另有著《柳南堂集》的孙燕昌，著《山晓阁诗集》的孙琮，著《圣学大成》的孙钟瑞等。

可见，明清时期，上海一带已逐渐汇聚了相当多的孙氏家族。



四、江苏的常州、镇江和苏州、无锡

（一）常州、丹阳、镇江一带

常州（有毗陵、晋陵、武进、阳湖诸称），在宋代已名士辈出：孙卖，字仲益，别号鸿庆居士，大观进士，历官翰林学士，吏、户部尚书，立朝正直，知秀州、温州、临安诸郡。因忤执政，归隐太湖，有《鸿庆集》。其叔孙稷，精于《易》学。曾祖孙讽，官职方员外郎。为一大家族。其他还有：孙昌龄，熙宁中知通州，后改知江宁、温州，迁两浙转运使，又以秘阁校理知福州。孙汝翼，字端朝，建炎进士，历任秘书丞、知福州，终知荆南。孙杞，字德发，官知宣州婺源县、朝奉郎。孙畋，字无逸，历任知钱塘县、安吉县，以朝议大夫致仕。孙时，字季中，号乐安，以文学行义一州之望，字画遒丽，学生多人有功名，授宣教郎致仕。孙邈，字明远，授将仕郎。孙诂、孙世南、孙世仪三兄弟，淳化至道间，皆以文名驰声，著有文集。

明代有中书省参知政事孙英、礼部尚书孙慎行（后有传）等家族。知新安府孙隆，善画梅花、禽鱼、草虫，自成一家。孙珑，善画草虫、雪兔，随意点染，即有生趣。清代有经学大家孙星衍（后有传），其诗文书法亦皆著称，侄女孙漪惠也是诗人，著有《诗微室草》。另有孙如珍，善画佛像、人物。孙西灏，善写竹石，水墨明秀。

镇江，包括丹徙县等地区，宋代孙氏家族：孙荩，字道祖，政和五年进士，历知兴化军、严州、真州、泰州，迁淮南路转运判官兼提点刑狱。其孙子孙大成，字振道，天性至孝，操行纯笃，好聚方书，常济人困。大成子孙沂，字彦兴，嘉定四年进士，授吴县主薄，改常熟丞。《至顺镇江志》卷18，称其家族为“大港孙氏”。元代孙氏家族：孙规，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为庆元路学教授。其弟录矩，累官桃源知州、松江知府。矩子孙煜，以父荫授温州路税务提领，历新喻州判官等职。

地处常州与镇江之间的丹阳，同样孙氏族人汇聚。《严庄孙氏家乘》记，其家族为富阳孙权家族的后代，世为云阳（江苏丹阳）人，居白鹤山30余世。其先祖五代时人孙衍，宋初由云阳之白鹤山迁包港。后裔有迁丹阳严庄、无锡陡门和玉祁镇严家桥、朱青庄、西盛塘等地。称“世为丹阳望族，族聚子姓，至满2000余人。”江阴《斜河孙氏宗谱》有序称：“孙氏云阳望族，……自包港分徙者，若湖广，若河南，若苏之常熟，丹徙之丁岗，邑城之寺前，俱子姓昌炽，各有支谱，然皆以严庄为大宗。”

南宋以后，以孙翊为始祖的孙氏族人迁来此处，一些家谱称孙翊曾为朔宁府尹，抗金而战死。《云阳孙氏宗谱》谓，南宋时，其后代孙法镇守润州（今镇江），遂定居润东丁岗（云阳丁岗）。其后裔有迁润东当江沙、丹阳包港、虞港河、阳邑城北、吕城、黄圹、沟湾者，也有迁溧阳、句容、溧水、武进、常州、安徽凤阳等地。《富春当江沙孙氏族谱》也是其族支脉，由丁岗迁安徽沙夹扬岸。《润州岗东当沙孙氏重修族谱》与《阳湖孙氏谱记》都载，该族人在明初由濠州（安徽凤阳）迁常州葛巷与阳湖。《竹园孙氏宗谱》记，该族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