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武夷山黎口谱载，光启元年乙巳秋，邱祯（字季祥，846-923）以部民身份随王潮入闽卜居建平之北乡（今武夷山市）石臼里黎阳屯黎口。祯公78岁寿终，葬黎山寺前黎安桥山，迄今合族同祭。又据古田岩富邱氏谱载：唐未丘俊携三子迁古田，“迨王审知入闽，第三世大理卿润公始迁岩富。”其裔孙恒山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戊寅由岩富迁到连江马鼻贵丰。诸多史实表明，唐末五代乃丘（邱）氏入闽最集中的时期。

http://www10000xingcn/x151/2012/0911155321html

中华丘氏大宗谱 总谱 卷一 历代谱序卷 福建省<武夷山市>

http://wwwv2ggcom/hulianwang2016/shejizhongxin/20160629/50830html

5武夷山市

朱熹：黎阳丘氏族谱序

夫族何为而谱也？盖仁人孝子兴水木本源之思而谱也。故古之帝王推其所自出以配享祀，别其所自派以序昭穆等。而士庶因之，远追其始，以敦本源，近衍其支，以别亲疏，是皆亲亲之谊也。爰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亲亲为本，而谱于是乎著。

予阅黎阳邱氏之谱，有自来矣！溯其源于唐光启间，有讳祯、讳祥、讳福者兄弟三人，以部民自河南固始从王潮入闽。考诸史册，邱氏固河南之世家也。自祯兄弟卜居黎阳，迄吾友永辉之世，于兹二百五十余年矣！昭穆判然，亲疏有别，长幼有序，洵佳谱哉！

邱氏又为崇安之望族也。永辉讳璀，与予向以文会，谈经论道，尽称益友，先予而达。越年十三，予幸与其侄讳者同售，时永辉迁临江军判政令，籍籍有声。尊公讳骘者，曾叨旧相陈先生俊卿荐举，任严州司户，宦迹丕著。厥后，陈先生改守金陵，又荐予提举江西。过阙入见，道及之副任，深庆得人。予亦喜其能知人，能得士也。予昔筑精舍于武五曲，与诸子弟穷经会友。而永辉之子：曰哲、曰吉。从子曰和、曰善者，皆负笈从游。予甚重其器，今果双鹏奋起，和登第，善举乡，哲吉蜚声，扬庭有待，竹林挺秀，兰桂争芳。

呜呼！吾友永辉可谓前有其作，后有其述耳。今小人道长，乃正人君子，所当励志立节之秋，和、善兄弟须奋勉，以砥柱中流，大光斯谱，毋以随逐为也。噫嘻！予老矣，年已七十矣，数奇不适于俗，而壮志犹存。故序邱族以勉夫邱族济济之子弟，并以勉夫天下后世之仁人孝子，必本孝悌，务亲亲，而后能持斯道于不坠焉尔。

时 宋嘉泰三年（1203）癸亥孟冬

朱熹 拜撰

注本谱序来源于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岚口乡黎口村邱天信所收藏的民国四年木刻板本《邱氏族谱》，由闽清分会邱树祥宗亲收集提供。序作者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其先南宋歙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寓建州建阳县，晚年宿居崇安县（今武夷山）。绍兴十八年登进士（与建州瓯宁县人丘崇同科）。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一生著作甚丰。

此序落款年代为1203年，但此时朱熹已经逝世三年了。丘熹生于1130年，序中说“予老矣！年已七十矣”。据此，如果此序不是伪托，应写于庆元五年（1199）已未。

文天祥：题黎阳邱氏像跋

世以谱传，而不能以像传。能并以传者，必光人勋业，著于当时。道德鸣于斯世，乃能留其像，与凡绘容，虽盛不久，夫以无谱之故也。

邱氏谱像灿然，可传千百世而不朽。子孙瞻先人之像，读先人之谱，而不兴起仰止之心者，未之有也。

吉州 文天祥 撰拜

注此跋来自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黎阳《邱氏宗谱》卷一。该谱为江西铅山县沙坂村志忠宗亲保管，由铅山分会提供。跋中未署明撰写年代。此跋系著名的“南宋三杰”之一文天祥所撰。

文天祥（12361282），初名云孙，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螺川（今江西吉安市青原区富田文家村）人，宝四年为宋理宗亲点状元，官至右丞相兼枢密院使，都督各路兵马。宋亡，天祥拒绝了忽必烈以封相的高官厚爵诱许，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从容引颈受刑，壮烈地实践了自己谱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佳句。

丘氏族谱旧序

唐虞之际，禹平水土而赐土姓。有姓者，皆圣贤子孙有功德及于民者也。晋怀帝永嘉二年，中原版荡，林、黄、陈、郑先南渡是为四姓，詹、邱、何、胡后南渡是为八族。自唐至宋，自宋至元，自元至国朝，为士大夫者，皆其子孙也。

吾黎阳邱氏，其先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县人。唐末曰祯曰祥曰福兄弟，入闽卜居黎阳。历梁、唐、晋、汉、周，世乱变迁，或迁西之长滩，或迁建阳东田，或迁瓯宁浦城，惟黎阳始祖祯公世居于此。传至九世曰者，由荐举擢严州司户。子璀，登宋绍兴五年进士，官迁临江军佥判。璀兄瑜子和，登庆元二年进士，调光泽主簿。弟璋子善，登庆元丁卯乡荐，任潭州司法参军。璀子哲，应嘉泰间贡；次子吉，应嘉定荐举，授宣教郎。时族产饶粮户佥应大安驿马役，公遣吉长子澄明，往综理居焉，派遂分西北。澄明生宝，宝生伯大，伯大生，生七子，第六子奈，奈次子应系庠廪生。

虑世远人蕃，谱旧残缺，莫识支派所自出。与夫亲所当亲者，当取法乎谱，缘纂成帙，序其源流，敦厚承家，书香不替。子孙之盛西甲于石雄，北甲于石旧。猗欤盛哉！诚崇邑世家也。

虽然，世家无谱则人莫之重。宋欧阳文忠公作谱传，仿史纪年表，兼采汉、唐以下墓铭之法；苏文公传谱，以理大小宗。是谱也，用其意用其法，大同小异，可称尽善耳。

时 宣德九年（1434）甲寅秋

乡进士 改署建昌府儒学教授兼两纂修国史 工科给事 从孙 云谷 锡 谨序

注本序来源于江西铅山《邱氏宗谱》卷一。序中南宋庆元年间，无丁卯，仅有丁巳（1197）。

崇安丘氏族谱旧序

太安十八世孙曰泰龄者，一日携族谱来三山，企予曰：“龄父受恩诲屡矣，今妄纂家谱，幸而成帙。七年于斯，窃欲干名笔，以丽其首。”予受阅既，曰：“予驱驰王事，往来崇安，其邱氏亦夙知为望族也。矧素庵少在文场，有倾盖之雅。今子所索义，可以不文辞哉？”乃漫答之曰：

唐郭崇韬用事，人皆附之。以为子仪后，韬亦自以为然，伐蜀过子仪墓恸拜而去，闻者哂之。狄青时在枢府，有携梁公像企献之以为远祖。青谢曰：“一时遭际，安敢自附梁公？”夫二公者，立志固殊，而行己亦异。若崇韬者不必远引，但追效子仪之为人，夫焉得而鄙之？狄青戮力破贼，崎岖岭嵩，抑何不梁公若耶？所谓作古自我，青其人矣。刘深源曰：“魏之郊也，祀舜唐之郊也。祀尧皆妄认为远祖，不免为有识者嗤哂。”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诌也。”

素庵斯谱，其殆欲亲其所亲，而爱其所爱乎！诚良谱也。若夫借名位虚文，冒认他人者，观此宁不僧愧，而亦岂予之所愿赘哉？

时正德之丙子（1516）秋七月

赐进士 资政大夫 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 致仕

前吏部尚书 国子祭酒春坊左谕德兼筵讲官 同修史《续通鉴纲目》

三山八十三翁 林瀚 书

注本序来源于江西铅山《邱氏宗谱》卷一。

黎阳大安邱氏族谱旧序

自秦罢封建，宗子之法寝废。迨晋东渡，胡乱中原，衣冠散逸，而世家谱牒十不一存。唐太宗得天下，其将佐开府建旃皆起。自圭窦时，高门阀而轻爵禄者，上恶之。氏族之说概非斥之，天下遂不重世家，而谱学尽弃，民间宗绪益不可考矣。夫文献不足，唯杞宋犹兴孔子之叹，他何言哉？及宋欧阳文忠与苏氏明允始，各为其世谱。二家虽师制不同，而其敦本收族之意，予穷有感焉。

吾宗系自宋佥判府君始有纂述，迨宋衰元乱，子姓避兵，故谱失收。幸历世宗派一图独存，始于唐末避地入闽居崇安之黎阳者，自一世至十二世，中间虽详略不齐，而名讳、昭穆、世次未紊。

至我孝宗末年，大父余干府君，命仲子宾菊公接图重缉，于去取详略之间，或爽厥宜。今又七十有年矣。后山公命霄再加修订，而得以衍传至二十世。历七百余年，绪系井然可考，赖有宗派一图存耳。

夫惟敦孝悌，然后能扩本支之仁；重雍睦，然后能协疏戚之义。不然，虽饰谱族之文，而蔑谱族之本，亦惟执是以自耀耳焉。用文之兹任意，见一宗史氏年谱，直令辞意简明，俾后之子孙，不必尝事问学，知点画者，展谱可识。庶感悟之余，其孝悌雍睦之情，或油然生矣。而复增所当考者数事附于后。

凡子孙所宜知所宜慎者，于旧谱中取舍不同，各附著于目录之下，使知作者之意，不敢妄自远援华胄，以乱本源。谨据实而直书之耳。爰序其略。

文林郎 知柳城县事 十九世孙 云霄 纂修

嘉靖辛丑（1541）孟春吉日 谨书

注本序来源于江西铅山《邱氏宗谱》卷一。序作者云霄，福建武夷山人。崇安县学，嘉靖间贡士，曾任柳城知县。

西乡长滩派修谱序

尝观泰山之木，繁枝密叶，荫覆者不知如何其广，而其根则一。昆仑之水，分波异流，奔注者不知如何其远，而其源则同。

我祖祯、祥、福三公，唐末光启乙巳秋，从王潮自河南光州固始县避地入闽，卜居建平之北乡石臼里。历五代世乱变迁，惟祯公一支仍居黎阳。祥公支裔有入建宁者、入江右者。独我福公，卜居西乡之长滩地方。厥后椒聊繁衍，散处不一。聚晤既稀，遇诸途，列诸座，有茫然不辨昭穆者。忆四世祖大九公迁东岸。六世祖正所公建东林檀越。迨元季兵燹遭，至灿公致政重修殿宇，装饰祖像，孝悌之风，蔼然著于奕。

凤年十六掇泮芹，五十任番隅，素欲厘定宗系，上治下治，以联昭穆。惜光阴荏苒，时不再来，聊将旧系综核订辑成编，留贻后昆。庶乎问名知派，知根源之一。水木源本，涣者可以复萃云。

时维 大明嘉靖三十年（1551）春 旦

裔孙 凤 谨识

注此序来源于福建崇安《黎阳邱氏族谱》。

崇安黎阳邱氏族谱旧序

予初释褐为崇安令，得接其邑之君子曰止山邱子，仪型矜式，绰有余师。余实赖之，以寡过焉。既而叨晋内台，复为畿辅邑长。高山仰止，寤寐不忘。即今谢事家居，追忆夙昔，如兰嗅味佩韦襟，期欲与之徜徉武彝之曲，原太极，究先天，以发其未尽之蕴。而邱子则即世矣。今其子振南氏过予，奉□言，以其所修谱牒之序见嘱。予不敏，其可足以表扬先德而昭示来裔耶？然邱子遗命不容诿也。

谨按谱，邱姓始于太公营丘之封，其支庶有以地为姓者，时代变迁，散处大河之南。唐末兵乱，光州民五十三姓王潮避地入闽。时邱姓有讳祯者，卜居崇之北乡曰黎阳焉。耕凿自命，潜德累善，五世而绪，始振继是，而族益昌，资产丰溢，甲于一乡，科甲蝉联，传于奕世。十二世有讳澄明、澄诚者，丁宋祚将终，赋繁役重，乃命仲氏居养，而躬往大[太]安经理户役，久而遂定居焉。由是,大[太]安之邱自此始，而族有西北二派之分矣。

元治杂夷，君子多退耕于野。逮我大明聿兴政治，复帝王之旧气，运际熙洽之期，始有出而仕者。居六世，弘治间有号素庵者，任余干丞，贤能著绩，惠爱遗思。至嘉靖间，有讳乔龄、乾元者次第入仕。以他途进者，亦间有之。而素庵公嫡孙曰云霄者，经明行修，登贡有作。宾家、苍梧、李，皆其振铎之地；南都胄监，实其赞化之枢。文名海宇，惠洽柳城，又邱宗颖出者也。今其群从，有曰史者，鹗荐南宫，豹泽文苑。行当对大廷而魁多士，跻仕而佐明时者端可必矣。

且观西北，子姓蕃猗，森然玉立，绩文力行，以待举者益彬彬矣。北派承训，唯耕唯读。二十世有讳礼者，货殖资丰，卓冠北乡，允绍先烈。今其诸孙曰一相者，以秀选入庠校，业诗书而抱铅椠者，嗣是又蒸蒸矣。夫播越他国，以启其源，历世有永，以延其祀。邱垅不迷，本支益茂，非积善蓄德者，讵能若是也耶？载观邱子所自为序谆谆焉，举敦孝悌以扩仁，重雍睦以协义，二者为族姓勖，诚能服膺实践，则仁爱而麟趾呈祥，和气鬯而光岳降瑞。二□竞爽，将必大有光于宗者矣。邱子之□其重图之。

若夫创谱法，奠世系，以垂远立象，贤宦绩考以昭训，纪茔林祭田考以示守，著祠堂思成考以系思，此又谱法之善者也。予敬著此，以弁端云。

万历十有六年（1588）岁次戊子春

赐进士第 云南道监察御史 奉巡按直隶河南清理军务

前知崇安县事 严陵四山 佘乾贞 撰

注本序来源于江西铅山《邱氏宗谱》卷一。序作者佘乾贞，字秉智，遂安（属浙江）人。隆庆二年以进士任崇安知县，崇故无城，力为创建。课最，擢云南道御史。巡按河南，条奏利弊。乾贞乐善好施，建有永安铺驿馆、东察院、进士坊等。有《悼比干诗》。

黎阳邱氏族谱序

粤稽上古太昊之世，始正姓氏，族类以分。至春秋战国间，或以国为氏，或以地为氏，而蕃衍日益盛。然原其初，则皆以一人之身，处一隅之域耳。逮其后，一人之身化而为百千万亿，一隅之域，化而为海角天涯。代远时移，沧桑多故，树花萍叶，飘堕升沉，遐追往昔，多不可问。非特此百千万亿，难溯其一人之所由始；海角天涯，难考其一隅之所由兴，而即此海角天涯中之一隅，百千万亿中之一人，世系相传，又复林林总总，莫可识辨。使不有以纪其宗派，别其昭穆，则远近之序紊，而疏可间亲，尊卑之等淆，而小可加大。不亲不逊从兹而起，安望其克敦伦纪，雍睦成风乎？此古人谱牒之设，所以摄天下之人心，厚天下之风俗也。

崇安之北乡曰黎阳，邱氏实称望族。其先为河南之光州人，唐末避地入闽，代有名贤，簪缨奕叶，迄今九百余年，青缃世业，垂裕后昆者，绍闻弗衰。

余自己未，承乏三载于兹，仰乔木于此邦，每深神往。壬戌季夏，于役柘浦，道经黎阳，宿邱生讳园书室，得观续修家谱一编，宗支次序，井然在目。前乎此者，无湮没不传之叹，后乎此者，无先型杳渺之悲。斯谱之有关于邱氏，诚非细矣！虽然，谱非徒以夸阀阅耀闾里也。凡我宗，莫非一本，要当推孝弟之念，展爱敬之诚，天性至情，蔼然相接，乃不负修谱者一片苦心耳。

慨自世风不古，习俗日漓，同室操戈，萧墙生变，爱羽毛而疏骨肉者，比比皆是。斯虽谱牒昭昭，无异锐铃，书肆之具文，视谱中人，无异秦人越人之漠不相关，又何贵乎有是谱也哉？且而不常登武彝之峰乎，上有密林，下有清泉，繁枝密叶荫覆者，不知其何其广也，而其根则一；分波异流奔注者，不知若何其远也，而其源则同。邱氏子孙览斯谱者，曷不于此中参之？

时 康熙壬戌（1682）秋

知崇安县事 襄平 加三级 纪录五次 记大功一次

姚儒金章 撰于夜告堂

注本序来源于江西铅山《邱氏宗谱》卷一。

黎阳邱氏族谱序

天地开辟以来，有正气存焉。在上曰列星，在下曰河岳；在飞鸟曰凤凰，在走兽曰麒麟；在水族曰蛟龙，在山林曰梁栋。然在人则何如哉？曰：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是已夫，气之所在，至太至刚，浩荡无疆，岂物类所匹俦耶？何以识此，予于世家之盛，征诸文献可得而验矣。

予奉简命，来守兹土，阅岁不遑他顾。癸亥冬，出视关隘，假道黎阳。夙慕望族，是时过访，得晤邱生讳园，见斋中牙锦帙，岿然成集。随取一卷视之，乃《丘氏族谱》也。浏览一过，不禁起舞。见诸君子弁首珠玑，韵扬无已。予虽不学，然不能无续貂之意焉。盖谓有斯谱，无名士，无以见斯谱之大；有名士，无所谱，无以见名世之名，二者相须，所关匪细。

考阙源流，齐丘一姓，圣裔也。由周至唐，岁以千纪。由唐迄今，岁以百纪。慨自让道衰微，争端相尚，天下之人，死于兵燹流离者，不知其几千亿万矣。夫兵火流离，固人之所畏也，而千秋百世之下，垂光史册、炳炳麟麟者，彼兵火流离，曷当损其一毛耶？试观章，洒泪有烈，重泰山之称，何其巍巍也。人生至此，庶几无愧。他如畎亩，则徽流梵院，出仓箱则全活饥寒；福星来矣，诗书自娱，是皆洁已利人，业宗孔孟者也。至于孝劝一方，诒族百世，闺阃懿范，不多慨见。若夫节不可夺，死助官兵以杀贼者；于奔牛饮毒之奇男子，止欠须眉耳。究其事不同时，然则杀身成仁，捐生取义，具慷慨激烈之心，先后一辙也。再考其时，若汉唐累代，攀龙附凤之流，或文章为道统缵述；或武略为世运匡；或麟阁绘像，或雁塔题名。人生至此，又何愧焉？予故曰：“天地间有正气存焉者，其在斯乎”？

噫嘻！邱氏之族，洵望族也，乌得尽于是耶？或宗庙燕飨之会，螽斯振振，喜起一堂，必曰某先公捐躯报国，忠贞第一；某先公竭力事亲，孝友无双；某先公见义必为，凛凛生气，今犹祀也；某先妣节烈坚刚，铮铮金石，今未远也。樽酒炉烟，和歌贻训，苍松古柏，想是奇容，游焉息焉，慨然兴起于百世之上，而思绳其武。是以克绍前代，以光后世者，如日月之升，恒正未艾已。予之序，曷以赞美其万一？尔聊以记事，愧不成文。

赐进士出身 授福建建宁府城守 左营驻防 崇建二县游击

古燕 马起龙 顿首拜撰

注此序来源于福建《武夷山分谱》。

《族谱》便是共祖同宗之血缘集团以特殊形式记载本族世系的历史典籍，是以血缘联络族人的重要桥梁与纽带。据《史记》记载，仲姓为姬周遗苗，仲氏渊源可追溯到上古黄帝。因此，仲姓是我炎黄后裔数千年族系史中繁衍最古老、谱系最明确、辈分最清晰的家族之一。

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巨人，作为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和奠基人，他与诸弟子切磋琢磨，相互启发，共同努力，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学说的基干。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儒学再次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随着中国及东亚诸国组成的儒家文化圈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儒学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彰显。“仁政、德治、明礼、忠信”等儒学理念越来越被现代文明社会所青睐，成为人类走向未来、走向繁荣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

考“仲氏族志”之纂修，始于唐开元年间（713年—756年）之《泗源志》；明朝崇祯十年（1637年）更名为《仲氏志》；清代乾隆五年（1740年）复更名《仲里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曾续修，但又由于水灾及兵患，于光绪二年（1876年）方得以刊印。后一度失传。

颇值得一提者，由华风仲子历史研究会集体撰写、研究会理事长仲崇义先生领衔的《仲里新志》之修纂，具有极高学术价值。仲崇义先生是仲子的第七十四代孙，他于1955年由山东梁山迁往到黑龙江讷河。

1986年7月，时任黑龙江省讷河县信访办公室副主任的仲崇义，借办案之机，回老家山东省梁山县拳铺镇李官楼村探亲，发现了完整的《仲氏族谱》，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故乡专门制作了铁箱，用石棉包好，派专人从梁山送到了黑龙江省讷河县。当时在全县只有一台复印机的情况下，县档案馆复印了《仲氏族谱》，原件“完璧归赵”。1987年5月29日，《新华社通讯》刊发了子路家谱在讷河县面世的消息。接着《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黑龙江农村报》、上海《新民晚报》、山东《济宁日报》、《枣庄日报》、吉林《长春日报》、武汉《长江日报》等报纸均转载了这一消息，为扩大与仲氏族人的联系创造了条件。仲子第73代孙、原山东省邹城市政协委员仲伟铸，也在邹城找到了《仲里志》。仲崇义开始萌发研究仲子历史和学术之念。

在长达十年的仲子研究和考证过程中，仲崇义先生与仲氏故里的联系和交流日益增强。特别是经新华社首次报道，《子路家谱在讷河面世》的消息被全国各大报刊转发，各地的仲氏族人得以进一步沟通，联系更加紧密。1996年，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华风仲子历史研究会”在讷河成立，并于1996年在山东曲阜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初步达成编制《仲里新志》的框架意见。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以仲崇义先生为代表的仲氏后裔，历时18载，北呼南应，访今寻古，上溯厥源，下明流变，将2500余年仲氏一脉世系衍变予以清晰勾勒，完成了拜祖谒宗的寻梦之旅。其不仅仅是仲氏后人一部家族谱志，同时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血脉相传的文字见证。

《仲里新志》是在《仲里志》的基础上，用现代语言、当代思维和今人视角展示了仲子生平、仲子思想、仲氏文化遗产，并增录了后人对仲子的系统评介，仲氏姓源研究及仲氏后裔分支情况。全书以“仲氏姓源”开篇，统领全志，设先贤仲子、仲子集纪、仲庙、仲林、仲府等十卷。共43章53节，计453万字，附108幅照片和30幅。其以志体为主，兼取记、传、述、表、录等诸体，上起于仲子诞生之公元前542年，下限在公元2004年的仲氏分支，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文理兼备，扼要简明。特别站在现代学术之高度，溯仲氏源流、辑仲子史料、评仲子品行，为仲子研究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于种种因素的冲击，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家谱文化已经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抢救家谱，无疑是致力于使中华民族文化免于断裂之善举。“敬天法祖，天、祖佑之”。愿每一位炎黄子孙皆以笃信之诚，为我中华民族的壮丽史卷上留下自己清晰的痕迹。

所谓家集，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汇辑了家族历代成员著述的特殊文学总集。中国古代社会以宗法血缘为纽带，家族便成为一个基础且核心的单位，家族文学也在古典文学的发展脉络中起到重要的联结作用，将文人个体与社团、流派等沟通起来。《四库全书总目》中仅著录了37种家集，而据《清代家集叙录》最新统计，唐五代及以前有家集16种，宋元时期46种，明代193种，清代则多达1244种（见徐雁平《清代家集叙录·前言》），足见有清一代家族文学之盛。

家集所收录的作品可能容括家族数十代，也可能仅有两三代。家集的编纂者多是家族后辈或与其关系密切者，他们对家族历代作品加以采摘选录，为家族内部成员——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合乎礼法的家族一员——提供发声的舞台，一族的诗文词曲在家集中遥相唱和、交融共鸣。一个家族若是有较为丰富的文学著述并且有能力将之汇辑刊行，那它多半是有“诗书传家”的文学传统，而许多为世人所熟知的清代文学世家，如江苏叶氏、沈氏，还有以科名闻世的

番禺商

氏等，都辑有自己的家集。在今天看来，这些家集和私家园林、藏书楼等一样，已经成为文学世家的重要文化符号，具有深远的文学、文化意义。家集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它的生成、形态、特点与价值，更是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

清代家集虽是收录一家艺文，但它的编纂并不像流水线生产那样总依照一个模板，单纯按时序选录家族历代的诗文佳作，而是有各种不同形式。

科名累世的家族，会将其先辈的制艺、朱卷等搜辑成集以彰显荣耀，还可“用诏后人”，起到示范、教育的功用，相当于传授应试技巧，如高密单氏的《高密单氏世业》、番禺商氏的《商衍瀛商衍鎏同怀兄弟会试墨卷》、钱塘吴氏的《吴氏朱卷汇存》等；有的家族整理家集不限于采选诗文，而是将一族的文学及学术成果辑为丛书，内容丰赡，更能体现家族积淀，如江都汪氏的《江都汪氏丛书》、临海洪氏的《传经堂丛书》等；有的则在家集中专收某一特定文体，这种集中性地创作与搜集，突出了家族的诗文创作理念，典型者如阳湖董氏的《栘华馆骈体文》等；至于那些族中闺秀多有才艺的，便纂成专门的女性家集，在清代也形成了一时风气，如泰州仲氏的《泰州仲氏闺秀集合刻》、阳湖张氏的《阳湖张氏四女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不同的家集形态，令家族文学传承的可能变得多样。

与编纂形式不同相应，给家集命名也并不总是一个套路。据上引文献可见，家集的名字中一般包含姓氏、籍贯、书斋名、编纂特色等诸多要素。其中，姓氏是家集命名的一个关键，以“姓氏+家集”或“姓氏+文体”等形式来命名家集，也比较能直接体现家集的内涵，如《二王家集》《郝氏遗书》《庄氏诗存》等。在此之外，籍贯可以体现一族的世代渊源，并与同姓的其他家族作区分，故往往缀于姓氏之前，如《金陵陈氏家集》《毗陵伍氏合集》等；书斋名、园林名则将几世代的人置于家族内的某一特定空间，赋予它特殊意义，不同时空的人于此相逢，更显风雅传家的特点；至于“遗芳”“花萼”“世馨”等关键词用于命名，则更是直接体现了对家族文学传衍的自豪与希冀……家集的命名跟人的起名一样，一是要有美好的寓意，二是要能彰显独特之处，家集的面貌与家族文学的特色，在这些名字中得以体现。

家集的文献材料虽是采于家族历代成员，但要纂成一集，自然要有一人或几人来谋定体例。因此，家集虽然是一个家族的文学创作结晶，但同时也是受到个人意志的影响。整理者在选材、定例、命名时都会有自己的考虑，目的不同，其所呈现的家集面貌也就不会是千人一面。可以说，正是在家族整体与整理者个人的双重影响下，清代家集才表现出如此的多样性。

二

除形态丰富外，清代家集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对于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是清代家集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据统计，《清代家集叙录》所收录的1244种家集遍及直隶、山东、江苏等19省，其中江苏家集最多，

有406种，约占33%；浙江次之，有316种，约占25%。江浙两省仅占省数的10%，但其地区的家集数量已超全国的半数，可见分布的不均。

在同一区域内，“声气相求”，家族之间或仿效、或竞争，很容易就形成了某种风气，这或许还能反映出家集的编纂与清代文学在地域上的发展不平衡有密切关联，可以明显看出，在文风盛行的江南地区，家集的数量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其二是清代家集序跋中的乡邦观念。如何才能在家集中体现出家族的特色、家学的形成与衍变？一方面要通过编次、分类与选目，另一方面则需依靠家集前后的序跋。除了家族内部成员在序跋中交代整理家集的意图、家集的编纂特色以及追述家族的生活状态外，家集的整理者往往还会积极邀请一乡先正与四方名公，来为自己的家集题序作跋，题写者有时会在序跋中将一族的文学成就拓展至一乡的文学传统。

如桐乡毕氏的《桐乡毕氏遗著》中有无锡顾鸣凤的跋：

嘉兴一郡，于浙西故号明区。国初以来，一时如陆清献、张杨园、朱竹垞诸伟人，莫不笃生斯土。名臣硕学，彪炳东南，洵乎山川钟毓、地灵而人杰欤？

在顾氏的叙述中，毕氏家族之所以名世，得源于乡郡之风气。嘉兴一地，纵向来看，有先贤伟人，远绍于前；横向来看，有名臣硕学，唱和宴游。这并非个例，相似者还有如桐城马氏，“岂惟一家之美？实足征一邑文学之盛”（朱为弼序，见《桐城马氏诗钞》）；毗陵周氏，“毗陵山水清淑，历古魁硕项背相望，渊云萃于闾巷，顾陆耀于简编，几于户贮琳琅，市陈铅椠。艺林朱绂，卓有传人；芬苑青葙，衍为家学”（田步蟾序，见《毗陵周氏家集》）；会稽陶氏，“吾越固多风雅之士”（姚大源序，见《天伦乐事》）等等。通过追溯地域文学传统，进而延展至家族内部文学传衍，可以说是家集序跋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叙述策略。通过这种叙述，家族文学的传衍这一“小传统”与地域文学发展的“大传统”呈现出交集的态势。

其三是地方风气或地域流派对家集文本产生的影响。家集并非“仅一个家族可见的朋友圈”，家族与地方风气、地域流派有频繁的互动，桐城、武阳

（武进、阳湖）为其中代表。清代桐城一县先后有18种家集编刊，武阳则有25种。从桐城和武阳的家集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域流派

（如桐城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等）的家族之间相互仿效、唱和、题跋，形成超越姻亲谱系的地缘与血缘、学缘交融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到家族文学的创作与传承。

由此，地方诗文总集与家集产生了重要联系，家集或许影响到地方集的编纂，并与之共同参与建构地域文学的风貌，咸丰年间刊刻的《桐旧集》最能体现此点。《桐旧集》所收录的是桐城一乡的诗作，根据姓氏列卷辑录，一地之内，跨越家族，共录桐城84姓作者诗作，与该地18种家集相辉映，如《桐城方氏诗辑》《桐城马氏诗抄》与《桐城姚氏诗抄》等，二者相辅相成，从不同的视角共同展现了桐城诗学的全景。

家集的地域特点不只反映在与地方集的相互影响中。有些地域流派内部的批点与过录，会保留在家集中，如《武进张氏家集》所收张惠言《茗柯文》中，多处录有恽敬的朱笔批语、圈点；同派人的作品也可能被纳入到家集之中，如张氏家族另一部家集《宛邻书屋丛书》收录《词选》一书，辑有恽敬、李兆洛、丁履恒、黄景仁等人之作。将这些家族外部成员的作品纳入家集的举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使得家集的实际范畴也有所扩展。这些文学流派中的交流行为，也影响到家族内部的学习与仿效。

“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方式，在清代主要表现为地方性文学总集的编纂和地方性诗话的叙写”（见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从清代家集的文学研究价值中，似可看到书写地域文学传统的另一种可能：家学传衍与地域流派乃至地域文学发展的交融递嬗。

三

单就数据来看，家集在清代获得了“大发展、大繁荣”，但它也难逃书厄，尤其是战乱，对其造成了严重损失。“庚申之变，粤匪东下，大江南北，几无一块干净土”（周镜序，见《瘦红吟草》），这种情形下，最可能发生的便是生平著述尽皆散失。故而在文学研究价值外，家集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可以反映出一段时间内的“战争与和平”，还可以揭示在此背景之下家族成员如何推进文学的传承。

家集中所描绘的家族生活图景，常常会令人感到非常温馨、和谐。那些图景或如“青灯伴子”，追忆幼年受教，文字清简，却深情款款，体现出书香世家对于教育子女的重视：“先君子十五志学，昼课不足，继之以夜，一灯盈盈，惟姑母手针黹以伴焉”（仲振奎序，见《泰州仲氏闺秀集合刻》）；或如“闺中唱和”，清代闺秀与丈夫的文艺生活、闺房乐趣，跃然纸上：“闺阁中唱遂歌咏，叠相师友，不减梁孟”（姚棻序，见《清香阁诗钞》）；

又或如“儿侄夜读”“兄弟酬唱”“卷轴自娱”等，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藉以一窥家族成员的生活，还细致地表现了家族内外的文学交流活动。

这些与家庭群体、家族生活相关的回忆，就像是泛黄的老旧照片，平时静静躺在家集的角落，不被人在意。但当人们偶尔想起，指尖滑过文字，思绪便随之一起进入家族文学的世界，内心也会感到一股暖意，那是对温暖家庭的向往，也是对家族文学一脉相承的感动。家集可以如此生动地向世人展现书香世家内部的文学互动及世代传承，这些故事倘若由正史等史料讲述，恐怕便少了许多趣味。

然而，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许多家族更面临着山雨欲来的危机，阳湖张氏便是其中代表。阳湖张氏有五种家集，除前文所涉外，《阳湖张氏四女集》与《棣华馆诗课》二种均集中收录了张门才女的创作，但是它们却留存了两个不同时期下的社会与家族情景。前者纂成时，时局尚且稳定，张氏一家也未遇多少险阻；而后者辑成时，张惠言、张琦相继过世，家族成员除需考虑生计问题外，还几番流徙，先后寄寓山东馆陶、湖北武昌等地。即使在艰难之中，张家仍旧承续原有的文学创作传统：“于是一庭之内，既损米盐井臼之劳，又无膏粱文绣之好，遂日以读书为事，相与切义理，陶泽性情，陈说古今，研求食物，凡读书、作诗文书画、治女工，皆有定程。”（张曜孙序，见《棣华馆诗课》）寥寥数语间，张氏家族平日读书、唱和等风雅诸事跃于纸上。可惜的是，当时太平军已攻至湖南，不久武昌便被太平军攻占，棣华馆中的读书与写作，也就成为暴风雨前难得的平静。可以说，《阳湖张氏四女集》与《棣华馆诗课》，见证了清帝国的日渐衰败。

徐雁平就其已查阅的1006种清代家集进行了年代统计，单就刻本而言，顺康雍年间

（92年）有33种，乾嘉年间

（85年）95种，道光至同治三朝

（54年）160种，光绪朝

（34年）173种，宣统朝

（3年）9种，民国

（38年）55种。咸同之际的太平天国之乱，对当时的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伤，人们可由保存在家集中的文字，如《棣华馆诗课》等，管窥书香之家的起落变化，还能够通过这一时期的家集序跋，了解到家集的损毁，以及家族成员于乱世间颠沛流离、安身立命的境况。

然而，就目前可得见的家集刻本而言，却以道光至光绪年间数量为丰，尤以光绪朝为最，这并非说明战乱促进了家集的繁荣，而是从侧面反映出战乱后人们对家族文学传衍的断裂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悼遗书之灰烬，惧先业之颠坠”（俞樾序，见《邱氏家集》），“诚恐嗣后鲜知珍重，更叹靡沉”（金际泰序，见《志远堂金氏家集诗略》），因此大家纷纷搜集残稿、整理家集，以盼能保存旧籍、继往开来，将书香风雅传承下去。想来也无人料及，战乱所带来的“未雨绸缪”，竟推促了家集的涌现。

因此，清代家集的史料价值不只是停留在文献层面，家族之内的文学交流、与外的唱和交游、女性的生活状态、幼童的读书受教与社会的平静、动荡等，如此种种，深入到了社会与文化研究的领域，为我们了解、研究清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

清代家集数量较前代迅速增长，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时代风气、争先标榜家族成就等等。它或许还和当时家谱修纂的盛行有关。家谱与家集，可以看作是家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堂”与“室”：同样能体现一族文学之传衍，家谱重在梳理世系、述清源流，部分附录家族艺文；而家集序中虽也涉及姓氏渊源等，但侧重点在于家族的文学创作，其不仅能反映出家族的世代谱系与文学成就，还可向世人展现家族内外的文学交游网络。因此，借家族世系与家谱艺文来研究一族的文学传衍，可以“登堂”；而细读家集诗文、词赋，则能“入室”。

《清代家集叙录》所收的1244种清代家集，是历经数次兵燹后的残余，那么有清一代的家集究竟有多少种，实在难以估计。《清代家集丛刊》《续编》先后影印出版清代家集362种，已占可考清代家集总数的29%，但对于整个清代时期的家集著述而言，恐怕也仅仅是“沧海一粟”。然而，也只有通过现存的这些家集，才能了解家族文学的传衍概貌，因此对于当下而言，研究家集的生成、内涵、价值、流传等各方面，才能更好、更清晰地揭示出清代家族的整体面貌与文学传承。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

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

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李白《长相思》）

周武王克商以前，周族的君位继承制度为何季历因何被选立前贤对此说法不一。笔者根据文献考古资料和人类学研究成果，探讨了贵族等级名号传嗣制与季历、文王继立的关系问题。这一讨论引导我们对周人革命、帝改元子的性质问题重新去分析讨论，并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和看法。

古公有三个儿子：太伯、虞仲、季历，但选择了季历作为储君。 于是“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如上所言，太伯、虞仲既未即位，亦未被立为储君。

《左传》有另一种说法，僖公五年宫之奇对虞公说：“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依宫之奇之说，太伯未继承君位是因不从父命。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太伯遵从父命，便可以继父君位。

《左传》之说是对的，《史记》所说“以传昌”是、而“立季历”非。依殷礼，太伯、虞仲与季历均有依次继位的权利。只是最后由谁传子古公有自己的想法：依次传弟，最后由季历传位于“圣”孙姬昌。“大伯不从”正是这后一点，他与虞仲不愿做过渡式的君主，便一起出逃，连君位也不愿继承了。

皆为太王嫡子的太伯、虞仲、季历，均曾预立为储君，方式是以次相承。这一推论可从《逸周书·世俘解》所述周克商不久的祀制中得到证明。

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伯邑考以列升。《世俘解》正如郭沫若、顾颉刚所论，是周初最可信的文献资料。《郭沫若全集》卷 1，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特别是这段材料所展示的祀制，绝非后来的周礼祭制。王国维谓“此太伯虞公邑考与三王并升，犹用殷礼”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 在王国维的时代，殷甲骨文研习未精，王氏袭用传统经学家之说，谓殷礼质而亲亲，周礼文而尊尊，故殷礼未有“嫡庶之分”，商人祭法“无亲疏远迩之殊也，先公先王之昆弟，在位者与不在位者祀典略同，无尊卑之差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氏的这些说法已逐渐为今日研究商史的学者所扬弃，商代已有贵贱亲疏的宗法制，已有嫡庶之分。1983年；杨升南：《从殷墟卜辞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而且根据卜辞周祭祀序可知，殷人只祭祀曾在位的先王；对未在位的，仅仅祭祀曾预立为太子却未及即位而早逝的。例如大乙之子大丁，武丁之子而祖庚祖甲之兄孝己。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殷卜辞反映的周祭制度在周初的祀典中有所承袭、保留。《逸周书·世俘解》谓武王克殷后，“格于庙，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伯邑考以列升”。这虽不是按祀日进行的循环往复的周祭，但其相同的一点是：先公先王不分直系与旁系，曾即位的及虽立为储君但并未即位的都全部予以祭祀。依殷代周祭制度可知，太伯、虞仲、伯邑考虽不是过去曾在位的先公先王，但一定曾预立为储君，因此才“以列”进行祭祀。

从上我们可知《史记》等史书所说之失：《周本纪》、《管蔡世家》等书篇所谓古公未立太伯虞仲、文王未立伯邑考之说是错误的。关于伯邑考是否曾预立为储君，这里姑且不谈，这里先看看太伯虞仲的立储问题。若依《周本纪》、《吴太伯世家》所述，太伯、虞仲未曾立为储君，那么，《世俘解》把太伯、虞仲与季历一起列入祀典以次进行祭祀就讲不通了。事实上，太伯、虞仲虽未即位，但他们曾被立为储君，以次相传以至于季历。正如春秋晚期吴国季札诸兄兄弟依次相及，准备传位于季札一样(《史记·吴太伯世家》)。“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只是太伯虞仲不服古公决定最后由季历传子姬昌，才出逃的。他们虽出逃在外，但因曾被预立为储君，依殷礼，后人武王仍把他们与季历放在一起进行祭祀。

为什么古公决定兄弟相及至于季历，最后传位于季历之子姬昌呢《史记》谓古公察小孙儿姬昌有“圣瑞”当兴。《周本纪》曰：

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吴太伯世家》亦云：

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依《史记》所言，季历贤，季历妻太任为贤妇人，特别是其子姬昌为“圣子”，有“圣瑞”，振兴周邦者在于姬昌，故欲以殷礼让三子兄弟相及于季历以传昌。“圣子”、“圣瑞”之说，清人崔述已怀疑过，难以置信。崔述：《丰镐考信录》卷8。是的，小小的幼婴能有什么“圣瑞”但如果我们不从品质、德性方面考虑，而从出身方面看这一问题，便知称昌为“圣子”、有“圣瑞”之说亦有来由。这就是季历妻、文王母大任来自殷商，季历因妻而显赫，文王昌因母而显贵。文王虽小却擅有“圣”号，与他出身有关，因他是“大邑”商族的外孙。

《诗经·大雅·大明》中周人盛赞先妣挚仲氏大任与先祖季历的婚事：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王季之妻、文王之母大任是从挚仲氏娶来，《诗经》明谓她是殷人商族。然后儒传注正义均以为大任是夏车正挚仲氏之后，任姓。笔者以为此说不可信。《大明》诗中所说“挚仲氏任”不是夏族挚氏，而是商族挚氏，大邑商畿内殷人氏族。笔者以为“挚仲氏”之“挚”当是《逸周书·商誓解》中商邑的“执”氏，裘锡圭先生说：

《商誓》开头一段里提到的“伊旧何父几耿肃执”，似是商邑的一些大族的名称。肃疑即殷民六族中的萧氏，几疑即殷民七族中的饥氏。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17辑。裘说是对的。同样，《商誓》头一句中“执”也应是商邑的大族之后，笔者以为“执”应是《大明》诗中“挚仲氏”之“挚”的借字，而“挚仲氏”盖是从挚宗族中分化出来的子氏族。季历之妻是商邑殷民挚族，这正与顾颉刚先生所论同：“所以王季的妻就从殷商嫁来，虽不是商的王族，也是商畿内的诸侯之女”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顾颉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季历之妻太任的“任”姓如何解释呢我们认为“任”绝不是挚仲氏之姓，挚氏是为商邑畿内男服，是周人对先妣之姓作的一种追认。王国维、徐中舒、李学勤等先生指出女子称姓乃周制，周代之前女子不以姓称。王国维指出，周先妣姜、传言黄帝子十二姓、祝融后八姓、虞姚姓、夏姒姓、商子姓，“凡此记录，皆出周世”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徐中舒则根据婚姻制度指出，姓是绝对外婚的产物，夏殷都不是绝对的外婚，故没有姓，“所谓当时的子姓，就是子族”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李学勤考察了卜辞及殷金文，指出卜辞称“妇某”之某很少重合，绝不会是姓。李学勤：《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第3期。后代对殷人的这一特点仍记忆犹新：《礼记·丧服小记》正义云： “殷无世系，六世而婚，故妇人有不知姓者，周则不然。”挚仲氏大任之“任”若不是姓，应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大任之“任”本是为王任事的官职名称，西周时始作为其族之姓，周人并以此来追称先妣。徐中舒先生说：“古男、任是同音字，又与南通”，“而殷代的男服，就是居于殷王畿以南低地区的一些村社。春秋时代称男爵的诸侯；如姜姓的许男，风姓的宿男和任姓的薛国、风姓的任国，可能都是殷代的男服”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其说诚是。 “任”(男)本为官职名称，西周后有的以之为爵称，有的以之作国名，有的以之为姓。同样，所谓任姓的挚仲氏本为商族畿内男服——《诗·大明》谓大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可证，后来作为姓，以此看来，挚仲氏大任本为殷邦商族之后，也就是《商誓解》中商邑大族“执”氏。

季历之妻、文王之母挚仲氏是商邑大族，是显赫的贵族。《诗·大雅·大明》怀着满腔的激情盛赞这桩婚事。《史记·吴太伯世家》称“季历贤”，《周本纪》谓其妻太任为“贤妇人”，子姬昌(文王)为“圣子”，具有“圣瑞”，其实质问题都是因季历之妻家、文王之母方是商王畿内氏族显贵。这一联姻抬高了季历在周族中的地位，而古公在选嗣位人时不能不考虑这些重要因素。这就是太王让太伯、虞仲、季历三子以兄弟相及的方式继立，最后传位于幼孙姬昌的原因和背景。而且君位传季历以至其子姬昌，也的确迅速地抬高了周族在方国诸侯中的政治地位。如果我们用联姻的氏族在等级嗣承制中起的作用来分析这种情况，问题则会更为显豁、分明。 先周时期古公未迁岐周之前，周人还未进入城邑国家文明时期。《诗·大雅·绵》谓那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率族人迁岐，在周原营建了周人最早的城邑宫室和宗庙。《史记·周本纪》也说，“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有了城郭宗庙，有了职官等统治管理化国家机构，于是周人才跨入了城邑国家文明的阶段。在此之前，周人微弱，无力对付戎狄的侵扰掠夺，才迁居岐周。始“贬戎狄之俗”，始“营筑城郭室屋”，可见古公时代还处在城邑国家文明的初级阶段。

但到了季历时代，周人有了飞速的发展变化。古本《竹书纪年》曰：“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又，“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等等。季历连连对周边戎狄用兵，表明周人军事、经济力量强大。这与古公时周人势力弱小，不足以对付戎狄的侵扰而去豳迁岐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季历时代周族的迅速发展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周人的自强，应考虑到它的外因条件。古本《竹书纪年》谓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彀，马八疋”《太平御览》卷83皇王部引。又，太〔文〕丁四年，“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到文王时，已被封为“西伯” 《史记·殷本纪》。这正应了古公的预言：“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古公估计幼孙姬昌会依靠外家的政治势力，不仅可以加强在方国联盟中的政治地位，而且在等级名分上会有大幅度的上升、跨跃。认定季历的这个儿子是“圣子”，有“圣瑞”，想方设法要把君位传给这个有圣瑞之兆的孙儿，这种想法、做法反映了氏族社会和早期国家阶段的贵族等级嗣承制。

我国云南西双版纳过去的领主等级有四种，一是“孟”，凡是召片领的后代都称“孟”。“孟”是头上的“天庭骨”，意即至高无上的人。西双版纳最高行政长官召片领和议事庭庭长召景哈都必须由孟级的人充当。二是“武翁”，召片领的家臣等是武翁级。三是“鲁郎道叭”、“召庄”、“鲁昆”，前者是宣慰街 “武翁”级的远亲子孙，后二者是外勐“召勐”分支较远的后裔。四是“道昆”，是领主在村社中的代理人。在过去的西双版纳，领主的等级身份制度森严，规定 “孟”和“武翁”级都不能与“卡派”(百姓)通婚。而低等级者如果通过与高等级联姻则可改变子孙的等级身份：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孟”级由母系决定，凡娶孟级之女为妻，本人等级不变，不能称“孟”，但其妻所生之子女就是“孟”级了。历史上召片领通过这种姻亲关系，借以加强其对各勐的统治，景糯、勐海、景董、勐仑、勐笼等地的“召勐”都是“孟”级，其中有些是召片领派出的血亲，有些则是发生裙带关系后升为“孟”级的。如勐笼的“召勐”召孟哈桑之父，为买“孟”级而娶召片领之女，据说按封建法规出了买“孟”级的三等礼银320两，还出了与孟级同桌吃饭的礼银320两，同床的礼银320两，加上其他礼银共计3520两。马曜等：《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而在另外的一些后进的民族中，新郎花费大量的钱财可以直接从岳父手中娶来妻子买来特权给自己的孩子。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告诉我们，在美国西北海岸的一些部族中，“有一种这种赠财宴的变体，是为一首领家族地位最高的妇人青春期到来而举办的，她或许是首领的妹妹，或许是他的女儿”。因为 “高贵称号必须像继承人授与礼一样得到确认”，新郎集中毯子、铜器等大量的财物作为给新娘支付的“新娘费”，这样，“他可申请爬到另一等级的羽翼丰满的首领地位”。“在这种时刻所买的东西，严格意义上不是新娘，而是新娘拥有的传给她孩子的特权”〔美〕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何锡章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7年版。。露丝·本尼迪克进一步解释说：

与一切西北海岸的交易一样，新郎付给新娘的费用，对丈人而言，是必须加倍偿还的义务。偿还的时间是孩子诞生或成年时。在这种时候，丈人不仅要付给女婿数倍于自己所收的物质财富，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自己有权传给外孙们的称号和特权交给女婿。〔美〕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这种通过婚姻来改变、提高新郎特别是新郎之子的身份等级地位的现象，不仅在后进的民族中存在，就是在比较发达的封建社会中，也是存在的。英国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时代，许多自耕农和绅士联姻而成为绅士。坎伯尔在《英国自耕农》一书中举了这样的不少例子。这样就造成一种奇特现象：往往同一家庭中成员的称谓都有不同，有的父亲是自耕农，儿子却是绅士；有人被称作绅士，其兄弟却是自耕农。Campbel l,The Englisy eoman,Chapter Ⅱ,New York,1968　　从上可知，贵族等级名号传嗣之法，除了父子相承外，还可通过联姻的方式传婿或外孙。这样，外孙从外爷，或者女婿从岳父那里得到高贵的等级或名号。平民或贵族的下层通过与贵族上层的联姻，可以改变低贱的等级、无名号的出身。但取得这种高贵等级名号的代价是花费大量的钱财。在父系继嗣制的社会里，贵族的等级名号与财物一样是由父系传嗣。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母系传继，则这种传继方式说到底还是一种血统传嗣。因为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是出自那具有贵族等级名号的父亲的血统。正如西双版纳过去领主等级中“孟”级有高贵的“天庭骨”，是与生俱来的。“孟”级领主所生儿子、女儿都有这种“天庭骨”，同样，他们所生子女也都具有这种高贵的“天庭骨”。那么，平民或低等级之列的男子只要设法获得上层贵族之女为妻，所生之子便有高贵的“天庭骨”；具有贵族血统，自然可以继承贵族的等级名号。

殷周之际是否存在这种贵族等级名号的传嗣制度，史阙难知。但透过古公在君位继承问题上的安排，称幼小无知的文王为“圣”并寄予周族兴旺的厚望及周人迅速的发迹史，我们应看到这种贵族等级名号传嗣现象的存在。如前所说，古公想通过兄弟相及传位给季历再传其子文王姬昌，认为文王是“圣子”，有“圣瑞”，就是因姬昌之母是大邑商族的显贵之女，文王头上有高贵的“天庭骨”，可以从母亲家庭获得贵族的等级名号。这就是称幼小姬昌为“圣子”、有“圣瑞”的原因。当初古公十分感慨地说周人当兴，在于姬昌，后来时间不长，此语果然应验。季历被命为“殷牧师”，对周围戎狄连连用兵，征服了西戎；文王被命为“西伯”，已有天下三分之二。周族像暴发户一样，突然发迹。古公时文明程度不高的小邦周一跃为西方大国，并开始与殷人分庭抗礼，觊觎其天下。

后来，在文王即位初年，又从商族娶帝乙之少女为妻，《诗·大雅·大明》曰：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文王嘉之，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顾颉刚先生结合《周易·泰》六五爻辞与《归妹》六五爻辞“帝乙归妹”，指出文王所娶“大邦之子”便是帝乙所嫁之少女；并说莘国当是殷商王畿之中，春秋时为卫国之地，本即殷墟。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这是对的。不过，应当补充说明的是，大姒也就是“大邦之子”、帝乙之少女。“姒”如前所说，在商代并不是姓。我们认为这是文王之妻在后宫中排行称号。《周易·归妹》六五爻辞：“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知其娣之袂良”，称“君”或“小君”是“夫人之号”《广雅·释亲》；《左传·定公十五年》疏。，这里是指帝乙所嫁少女、文王嫡夫人。《归妹》之“娣”是盖指后娶的文王诸弟之妻，《尔雅·释亲》：“长妇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妇为姒妇”；《广雅·释亲》：“娣姒，先后也”。春秋时晋叔向妻称“长叔姒”(《左传·昭二十八年》)，有谓“吾不以妾为姒”(《左传·成十一年》)。可见后宫内室常以“姒”、“娣”称之。既然《归妹》六五爻辞可称文王诸弟之妻为“娣”，那么文王之妻自然可称“姒”。笔者以为“大姒”之谓是后宫称诸妇排行之号的沿用，并非是文王之妻的族姓。顾颉刚先生未理明“大姒”称谓的来由，以致于把大姒与“大邦之子”帝乙之少女分为二人，现在看来是不合适的。

既然文王娶帝乙之女为妻，依贵族等级名号传嗣的理论，周人应接受更为荣耀的等级名分，而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要说明这一问题，我们还应讨论一下帝改厥子、周人革命的性质问题。 《诗·大雅·大明》第一章说：“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其中的“位”应读为“立”；“殷适”依《诗集传》可读为“殷之嫡嗣”。这两句是说上天立商族嫡嗣，使之广有四方。而周人自与殷商通婚以来，集德以受天命。其诗云：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保右命尔，燮伐大商。《尚书·召诰》亦曰：

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结束殷人统治、授天命于文王的上帝是谁呢结合《召诰》“改厥元子”的情况来看，这上帝就是殷人先王先帝。从殷商卜辞和甲文来看，殷人先王先帝死去升天即为上帝，不仅主宰着去世后登天的群臣百姓，还主宰世间人们休咎祸福：“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尚书·盘庚》)。侯外庐先生曾指出殷周两代帝王宗教观的不同：

殷代的帝王宗教观是一元的，即先王和“帝”都统一于对祖先神的崇拜。这种一元性的宗教观，是殷代氏族成员基本一致，没有分裂，人与人之间一元性的反映。而周代的帝王宗教观却是二元的，在先王以外的另创造了一个上帝，再由上帝授命于先王，使先王“克配上帝”。侯外庐：《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侯先生所说殷代帝王宗教观是“先王和‘帝’都统一于对祖先神的崇拜”，先王是帝，帝也就是先王。此言十分精辟。也正合《诗·大明》“天位殷适”和“《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之语：殷王都是皇天上帝的嫡子、元子，而皇天上帝又正是殷人的先祖神。至于侯先生谓周代帝王宗教观是二元的，先王与上帝相脱离，先王受命于上帝。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也是对的，但只能说明西周中晚期以后的情况，却不能说明殷末与西周初期的情况。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可知，在周初的周人看来，殷人是皇天上帝之子，周王也是皇天上帝之子；这里“天子”“帝子”的概念不是抽象幻化的，而是确有血缘关系的：殷王是父系制的上帝——祖先神之子孙；周王是从母系来看的上帝——祖先神之外孙。这一点，我们可从殷末周初的周原甲骨文内容中清楚地看出来。

周原甲骨刻辞中周王不仅祭祀成汤、大甲、天戊(大戊)等殷先王，而且有殷先王文丁神宫、帝乙宗庙。H11·1卜甲：“癸子(巳)，彝文武帝乙宗”；H11·112卜甲：“彝文武丁必(■)”，“乍(作)武丁丰”。这些卜辞大概是周文王时期的。李学勤：《论周文王时期的四片卜甲》(摘要)，《周秦汉唐考古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增刊。周文王时为何只立殷帝文丁神宫、帝乙宗庙，却不立其他殷先王的宗庙上面所说殷代末年商周两国通婚的史实可以回答这一疑难。文王所娶“■天之妹”、“大邦之子”正是帝乙所嫁之女。依此看来，周文王在岐周为帝乙立宗庙正是为岳父——大姒之父建立宗庙。周原H11·1刻辞云：“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绍祭成唐酱，御报二女。”这“二女”是谁呢有的认为是帝纣二妃，妲己等二女；有的认为是大乙汤之二妃，皆非。前说显得很牵强，不妥；后说也不对。在周祭制度中，大乙妻中受祭的只有妣丙一人，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这里有“二女”受祭，不应是大乙二妃。笔者认为这“二女”之“女”应读为“母”，是帝乙二妃，这二妃中，其中有一位应是大姒之母，亦即文王的岳母。而且在“文武帝乙宗”——即帝乙宗庙中御报帝乙二妻，也是合情合理的。而在宗周所立的文丁神宫：“文武丁必(■)”，恰是文王亲生母之父辈中的大宗宗主 ——文丁的。这样，我们利用季历、文王与商人王族通婚的关系，解决了周原甲骨刻辞中聚讼不已的属性问题：这些周原甲骨文确是周人的，从母系看，商族先祖也是周人的先祖，是周文王的外祖父、岳父等先祖。文王、武王也是商族先王——“上帝”的后裔，与商族王室有血缘关系，因此也可以在岐周建立文丁神宫、帝乙宗庙。这样就可以揭示一个周人革命的大秘密：周文王代暴虐的纣王而兴只是“帝改厥元子”的结果，纣王是商族祖先神——“上帝”的后裔，自认为生来“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而文王、武王也是商族祖先神——“上帝”的后裔。因此文王、武王受天命只是上帝——祖先神改立“元子”，王位继承权并未转移。这也正合前所说氏族贵族等级名号传嗣制度，文王、武王是文丁、帝乙的后裔，自然可以继嗣他们的等级名号。

《孟子·万章下》述孟子向齐宣王解释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区别说：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