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宗祠的族谱归祠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12浏览:1收藏

周氏宗祠的族谱归祠,第1张

桠溪镇石牌村周姓后裔举行族谱归祠盛典。当地一周姓村民家中,至今保留了一套古老的家谱。如今石牌周姓后代涉及高淳溧阳18个村庄近6000多人口,宗谱记录了91代2000多年历史。为传承家族历史文化,石牌村专门举行重大庆典,从村民家中将谱接进村里,并花费500万重修家谱和宗祠。

石牌周氏7代同聚一堂

9月23日上午,伴随着阵阵锣鼓和鞭炮声,石牌村周姓后裔来到相邻的舍岗村村民周文清家,用红布将一只装满家谱的木箱包住抬上车,运到石牌村宗祠原址一幢戏楼内。族人面对宗谱,举行了祭举仪式。今年86岁的周文清老人家住舍岗村,他家的这份周氏宗谱是这套32本石牌周氏宗谱是如今唯一保存的。周大爷说,“文革时宗谱差点被毁,当时我担任村支书,便叫人将宗谱藏了起来,才保留到今天。”

据介绍,舍岗村是一个70多户村民的村庄,全村大部分村民都姓周,与石牌村周姓同宗同族。周文清拿出宗谱,很多在场的族人还是第一次看到,都觉得很好奇。根据这份宗谱,周文清是是87代人,属文字辈。宗谱上修到88代章字辈,便没有再续写下去。

根据宗谱记录周姓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这套谱最后一次修写在民国时,因此村里年纪小于80岁的人,都没有上宗谱。周氏宗谱还有谱规,每隔70年修一次大谱,每年的农历6月初六晒宗谱。

周氏族人介绍,石牌周氏后代已繁衍到了笫91代荣字辈,村里辈份最大的道字辈,根据辈份排立,“道德文章万世荣”,周氏家族7代同村,而道字辈还有8人,最大的96岁。现在石牌周氏后人共有16个分支,每个分支都有一套相同的32本石牌周氏宗谱,但现在只有周文清手中这份保存下来。

周氏后人分布高溧两地

在桠溪镇石牌村,今年75岁的周德昌告诉记者,全村现有村民300多户,全部姓周。周姓在百家姓中排立笫五,在全国是大姓,他说石牌周氏祖宗起源于河南,而石牌村的来源也有一定的历史,石牌原来叫石碑,据上代人传说,吴越春秋时期,周姓始祖在越国为官,吴国打败越国后,始祖归隐山村,吴国要重用始祖,曾多次上门邀请始祖不答应,最后吴国答应始祖要求,刻了一块石碑划分部分田地给始祖。当时高淳属东吴,祖先到了今无锡梅园,后来他的几个儿子分支到了苏北,其中一个儿子到了如今的石牌村,当时石牌村取名也是根据石碑而取的。

村庄周边10公里内是湖滩,周姓后裔在这里繁衍生息人丁兴旺,之后便有一些周姓后人繁衍到的周边陈家庄、蒋家后、 舍岗等10多个村庄,他们开荒种地,其中一支去了溧阳的东牌,而东牌也因石牌而取名。现在石牌周氏后代已近6000人口,老人们说,村里有9井18巷布局,宗谱谱头上有记录。村里修建了周氏祠堂,门前还立了石马很气派,只可惜后来祠堂被毁。

花500万重修家谱宗祠

周氏宗谱上虽然没有三国名人周瑜的名字,但周家人都把周瑜看出亲戚。老人们回忆,以前村里每年都要请戏班到村里唱戏,在点戏时,唯独周瑜下卢花荡这一场不点不演,生怕丢周家人面子。有时在外面听到有人议沦周瑜的不是时,周家人会恼火,有时还会与别人发生冲突。

现在石牌周氏后人遍很多地方,还有不少后人在国外工作。为了传承家族历史,村里决定花500万元重修家谱和宗祠,不过,这500万都是来自周姓后裔中的企业家捐助。现在宗祠建筑规划好了,而重修的家谱将根据老谱续修,考虑男女平等,新修家谱女子也上谱。

盼望几年的日子终于到来!大约五、六年前,从寅宾教授那得知有宗亲倡议进行周氏联谱研究,我很感兴趣并寄予期待。今天川渝周氏联谊会正式成立,我有幸能够参加,心里特别高兴。“联谱”工作的实质是溯源。川渝两省、市现有人口超过一亿,周姓为其中‘大姓’之一,周姓人丁数按百分之一计都超过一百万人。如此浩瀚之量如何联法,把这一百多万人名单罗列出来并不困难,公安机关的电脑数据库内早有存放,但它检索不出族谱中的世系表、瓜藤图或齿录等系统资料。族谱可贵之处,它将族中每一个人的三大方面关系(上下-父母子女,左右-兄弟姊妹,姻亲-妻室女婿);三大事件的时间地点(生,移,殁);和三种称谓(名、字、号,职称-邑生、举人、进士,职位)用世系表、瓜藤图和齿录等方式规范化表述出来,系统分明,简洁准确。这种民间家族史料,不是政府户政档案能够取代的,所以族谱能够长存不衰。瓜藤图是对家族结构最直观和形象化的表逑,瓜瓞绵绵既是族人的期望,也是必然的结果。家族不断繁衍扩大以后,因居住、生产条件等限制,或战乱、移民等原因,部份族人迁徒外地,族谱的记载也常因此分离。老族谱上只记明“移居某地”,不再续其世系。徒居者常另立世系,成为新的“始祖”。建立族谱是一种民间行为,无强制性。徒居者忙于立业、无此爱好或受时代背景影响,未留下由来的资料,其后裔立谱时只能从可查知者开始,从而形成宗族世系中断,不知所由,这是现有族谱中较为普遍的情况。修纂族谱的中心内容是理清和完善本家族中的世系关系,自然地产生溯源需求,通过溯源把本支的源头与老家的族谱联起来,或两个支头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源点,是“联谱”的最佳结果,也是我们对“联谱”工作的实质希望。基于这种认识,为了协助做好川渝周氏“联谱”工作,我曾整理了一份《仁德公移川裔孙户名谱》和《川渝仁德公裔孙直系表》(示例性质),送供我分卷编委会参考。我祖仁德公是南宋末期由福建移居广东长乐(现名五华)县的一位周姓后裔,其孙必达公立图谱时,不知祖之所由,故遵之为始祖。俟后,裔孙繁衍日众,至清朝康雍干年间应诏填川(包括现川渝省市),记之于谱者即达四百余户,其中,多为仁德公的十四世至十六世裔孙。我裉据广东的《仁德公裔周氏族谱》和原成都仁厚堂的《周氏宗谱》整理出,能够查清从仁德公起,分别至此四百余户填川祖公的历世直系祖公名讳,部分明细到从五华某某乡移至四川某县某乡,其中,只个别世系未详者。这就为现有川、渝的数十万仁德公裔孙,寻根溯源准备好了“下端接口”。只要你的世系能追溯至你的入川祖公,然后与相应“下端接口”对上,就能一直追溯至七百余年前的始祖仁德公,由之与其他仁德公裔孙的谱系沟通,实现“联谱”。“湖广填四川”的年代距今已有300年,当年入川祖公繁衍的后裔亦已拾代左右,也就是说,现有仁德公的后裔多为廿四、五代的人了。另一份《川渝仁德公裔孙直系表》,则是将已经与“下端接口”联通的现有家族成员中,各选一、二位仍住在川渝的代表列入表中,实现直观的族间横向联通。按理说,“填川”时的四百多位入川祖公的后裔,都应建有各自家族世系的族谱,在每一位入川祖公的族谱中选择现有的一两个代表,列入《川渝仁德公裔孙直系表》,汇集以后就相当于把这四百多本周氏族谱横向联起来了,而且脉络清楚地统都归源于仁德公名下,从而实现真实意义的“联谱”。每位入川祖公繁衍的后裔,都是成百上千,例如,落户双流县的十六世祖衍麟公,现有后裔就是两千多人(包括娶进门的媳妇),换句话说,现在属于仁德公后裔的川渝周姓人数将按十万计,利用这份《户名谱》和《直系表》就能够把这几十万周姓人氏,以代表方式全部联接起来了。当然,实际能够联上多少户,还要看联谊工作的进展情况,反正“端口”已经留上。组识“联谱”专题小纽将具有同源线索的联谊会成员组成专题小组。中华周氏网上有一幅用“辈行”或称“字派”寻亲溯祖的专题网页,我分会周晓宗亲就在上面提供了许多资料,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具有相同字派的家族应该是近亲,即共同的祖源不会相距太远,把几家的谱牒或已有的资料凑在一起,相互补遗考证,必有所获。比如,派行诗同为“荣先维继述,裕后乐英贤,……”的家族在永川、内江、成都都有,这是具有相同祖源的重要线索,建议这几个家族的联谊会成员组成一个专题小组,专门研究探索他们的祖源世系,比较容易发掘出翔实确切,联通他们几个家族的世系图表。将这种图表纳入《川渝周氏联谱分卷》,也就实现了类似上节所述的“联谱”。同样情况,字派同为“国正天心顺,官高弟泽崇,……”的家族,在新都、广汉、双流都有,他们也可组成一个专题小祖,如法炮制。当然,应该还有其他线索,可以组成专题小组。比如只知道祖源来自外省同一个县乡,但世系有中断者。我在整理《仁德公移川裔孙户名谱》时发现,当时移川者常有相对集中于同一乡村,同一支系的情况。前面有人带了头,互通消息,后面就跟着来了,此亦合符情理。这样一来,《川渝周氏联谱分卷》中有一部份将是若干分离的骨干世系图表。它们的下端是分居在川渝各县市周氏族系的接口,和这些族系代表的现住地和直系联谱表;上端则是希望能够从其他省市的世系谱中获得联系的始祖概况。比如,我们这支的始祖仁德公,是南宋末从福建宁化县迁入广东长乐,他有七弟兄,仁金、仁玉、仁富、仁贵、仁福、仁寿和仁德,分迁不同省县,希望借助这些线索,在相关省市的联谱卷册中获得切实衔接,直到真实可靠地溯源至更加古远。当然,如果在这次各省市编纂联谱的过程中,利用编辑工作会、简报、或互联网等交流发掘成果,从而使某些支系实现省际“联谱”,既是成立周氏联谊会原意的一项实际体现,也会产生类似“考古”者有所发现的鼓舞效应!县级周氏联谱一个县或县级区内的周氏常分属几支,联合成立编修族谱理事会,将全县各周族世系汇编于一册,定名为某县周氏族谱,这种联谱方式过去就有。例如《梅县周氏族谱》就是一本,包含先后在当地开基的六位周氏祖公所繁行世系的族谱。序言中说明了六位祖公的名讳及开基所在的乡村地址,然后在 “梅县周氏源流”章节中,分专题说明各支祖公的流源,及有关考证。我祖仁德公的一位五世孙就是其中一支。族谱的主体部份则是先按支系,该支系下又按乡村编列周氏裔系。各支系开基所在地的乡村,在它的首页先有一段简述,说明最早在此乡村落户祖公的世系由来,和相关迁徒情况,比如尚有兄弟几人分别移居某地或某国等。然后按苏体罗列世系,即自上而下,自长到次,一家到底。其间有某世祖之某子迁外地者,予以注明,迁本县其他乡村者,暂放置,接体例继续编列,直到居住在本乡村的后裔全部记完。随即按上述‘暂放置’者的先后,选定下一个乡村,继续编排世系,……,直至六个支系的裔系全部完成。这六个支系都是早期迁入梅县的周氏族人,对近期才迁入定居的周姓家庭,亦将其祖籍源流和世系逐一编入,无所遗漏。这本族谱还记载了一段重要和有意义的考证结果。元代至正年间迁入梅县菏泗开基七位公的源流,以前有三种说法。1997年修谱时,根据一本老族谱提供的线索,实地查考,证实江西省会昌县羊角水村子祥公的第七子元七,才是梅县荷泗周氏开基祖七位公。以前的三种说法都不对。同时,经过调查考证和收集到的资料,说明梅县荷泗村的开基祖七位公,和隆文村的开基祖南公,他们都是周文王七十五世孙周思文的后裔。这两个支系既然上溯到了共同的祖源,也就实现了联谱,可以排出统一的辈次,七位公既是荷泗的开基祖一世,也是以周文王为一世祖的世谱85世;南公既是隆文的开基祖一世、也是世谱93世。这种经过实地调查,多方考证,溯源寻得共同祖源,实现联谱,从而排出统一辈份的思路和办法值得学习,但本例则应是,所引用的周文王以后世系属实才能成立。这种汇编方式的族谱,实际上是尚未追溯到,或未全部追溯到共同祖源的联谱方式,它含盖的支系数和人丁数都不宜太多,适合一般县级区域采用。当然,人口不太多的自治州或市,也可成立编修单位。从理论上说,如果各县级区域都有这种联谱,不仅所有周姓都入了谱,而且编辑省、市联谱也有了雄厚基础。慎重考证 保障联谱的史学价值通过溯源,找到两支世系上流的“祖源会合点”,达到真实意义上的“联谱”,但必须强调,在溯源过程中,一定要慎重考证,务求真实。旧的周氏家谱中颇多自称为周勃、周瑜、或周敦颐等名人之后,而且其间世系完整,如果就以之为根据,计为“祖源会合点”而实现“联谱”,则有待商确。因为,名人后之说,比较普遍,多为转抄而来,未经考证,其中常有不实者。比如,我的入粤始祖仁德公的祖源有两种说法,其中之一就是周敦颐之后,且周敦颐之后的说法又有三种,这些说法,各自存在一些疑点,经多方查证,至今尚未获得切实可信的结果,即据以“联谱”,显然不妥。在族谱的开宗明义中,缅怀周氏先祖的丰功伟绩,学术造诣,名言懿行等以提高族人的自豪自信、爱族爱国。学习上进的精神,当然完全正确,也很必要。但为硬要找到祖源,凭一些似是而非的线索,或主观意愿,就编凑成某某名人之后,则有失于编纂史料的根本原则,致真假莫辩,再经辗转传抄,影响面越来越大,也必然延及这次“联谱”工程。我想采用“排除法”校正此中弊端,也许可行。比如,有一份确切、完整的周敦颐之后接近十代裔孙的齿录资料作为蓝本,凡与之对不上口者,俱予排除。当然,蓝本本身的确切和完整很重要,数据都经过考证,所有名、字、号、溢,生卒年,世系,迁徒史等都尽可能齐全清楚。致于如何借助这种蓝本,使用“排除法”,则是族人自已的事。总之,“联谱”工作与周氏各家的族谱有关,但它并不能代替各家的族谱,而是通过 “联谱”,宣扬周氏文化,提高我族谱牒的史学价值,加强我族各谱间的联系,促进和睦团结。同时,编纂好“联谱”不是“编委会”单独就能完成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和参与。提供以上管见,亦基于此,仅供商讨。2010年清明仁德公二十二世裔孙光墉谨识于成都。(作者系川渝周氏联谊会名誉会长、四川邮电总局总工程师)

恋上武冈Crush on wu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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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第一进士周仪籍考

——兼论桂庄书院(紫阳书院)始末

阿旧 原创

按:周仪作为邵州历史有载的第一个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因其早年苦读于扶夷江畔一石洞,生世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周仪当年苦读之石室,一般认为在今邵阳县塘渡口书堂山,在清朝时当属武冈州塘田团内,故很多人以为周仪即今邵阳县塘田市镇人,实误。本文将从民间传说、周氏族谱、历史记载和遗迹、人物关系等多个角度,证明邵阳第一进士周仪其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横空出世的进士周仪和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

肇庆七星岩石刻

周湛子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性刚毅,勇于为义,宣和初,因平武冈峒獠叛,以功擢武功大夫,德州刺史,后死于靖康之难。 紫阳周氏,由周仪起,三代三进士,时称“宋三周”。对于“宋三周”,《同治武冈州志·名臣传》甚至将之与唐之张九龄兄弟和宋之“三苏”相提并论:“殆与张曲江苏眉山颉颃矣。” 后又有周昉,族谱载为周仪第六代孙、周钦之曾孙,字晦叔(又字景玄、仲朗),生卒年不详。道光《宝庆府志·选举表》载其为“上舍第释褐”。宋太学“三舍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上舍第释褐”,即上舍第出身直接授予官职。上舍第也等同于进士出身。周昉是证明其祖先周仪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的关键人物。周仪籍武冈紫阳乡对于周仪确切籍贯,光绪《湖南通志》云其为邵阳人,“周仪,邵阳人,读书于武冈紫阳石室,后徙武冈,以原籍田庐分赡宗族——姓谱”。《宝庆府志》说周仪为“武冈人”,又对旧志说周仪为邵阳人做了解释,“仪以雍熙登第,(武冈)其时尚属邵州,故旧志皆作邵阳,政可两存也”。同治《武冈州志》之《名臣传》只说其“所居有紫阳山,山有石室”,紫阳山在紫阳乡,那么周仪应该就是武冈紫阳乡人。南宋《舆地纪胜》之《荆湖南路·武冈军·人物》有载:“周仪,紫阳人,登雍熙甲科。”《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中期,和周仪时代较近,可信度高。紫阳,即紫阳乡,周仪为当时的武冈紫阳乡人,应当无误。 宋初武冈县属邵州,崇宁年间升武冈县,置武冈军,和邵州互不隶属。宋初武冈县直辖唯两乡,其西为儒林乡;其东即为紫阳乡,合龙管、龙江、永丰、长溪直至白仓而下,至塘渡口、白羊铺,北至今隆回三阁寺乡,绵延两百多里。今之隆回县三阁司乡,邵阳县之塘渡口、白仓镇、黄亭市镇、蔡桥乡、塘田市镇、金称市镇与新宁县之丰田乡、马头桥镇当时都属于紫阳乡。马头桥镇其时当属紫阳乡长溪里

有关周仪的本地民间流传

新宁县马头桥镇一带至今仍流传着有关周仪的传说。说周仪的先祖在武冈县紫阳乡长溪里三星团(实为山心团)一个叫三峒陇的山村(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居住,世代耕读为乐,幼时在家勤学苦读,日夜不倦,后又到离祖宅不远的扶夷江畔悬崖旁的一个石洞里潜心苦读,并在洞里遇仙翁点化,由此学业大进,后在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周仪做官昌言无忌,刚正不阿,生活清廉,又好施舍,退休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桥命名。

周氏族房谱

周氏族谱诚公坟山

周氏族谱紫阳书院图

据《周氏总族》,隆回县高平周氏始祖为周朝,字祥光,所谓“尚书公”,原住武冈紫阳乡石洞桥。 又查《湖南周氏源流》:“邵阳周氏, 始迁祖诚公,原籍江西泰和圳河江,其子玉喜于唐末卜居武冈紫阳乡州尾头,孙仪公。” 武冈《周氏合修族谱》又云,仪少有异禀,博学力行,自入石孔即“翠岩”,读书其中,与一老翁讲古道今,自后文思大进,登宋梁灏进士。后致仕,回家建石室书院讲学,门徒数百,湖南名士多受其学。周仪生活清廉,又好施舍,并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一桥命名。关于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的说法亦见于周仪后裔应森公支系房谱。

翠岩

因靖康之乱,陈与义“遂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来到武冈紫阳山,有《书堂山石室铭并序》,序文里说到的周公谏议,“嘉祐名臣”当为周湛,因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而嘉祐元年为公元1056年,时间相差七十余年,设若周仪30岁中进士,而到嘉祐元年则已过百岁矣,又怎么可能为“嘉祐名臣”?周公谏议,周湛曾官迁“右谏议大夫”,可见在紫阳山石室读书的应是周湛。而周湛在紫阳山石室正是效仿其父周仪在马头桥坪山之翠岩石洞苦读的做法。

周敦颐与马头桥

周氏族谱载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这三座桥经过多次整修至今仍在。马头桥在三桥的最下游,族谱说,桥上书有“周氏垂建马头桥”字样,桥头有濂溪先生周敦颐撰写的马头桥记事碑。有人误以为这桥是周敦颐所修建,实误。查同治《武冈州志·艺文志》记载:“马头桥记碑:周濂溪撰在州溪南里,字漫漶莫能辨。”说明周敦颐只是为桥撰记事碑罢了。“溪南里”,下辖“架冲团”、“城头团”、“三心团”(三心团实应为山心团,因境内有山心寺得名,盖同音误传,“三”、“山”本地同音)和“油头团”。而其实,马头桥就在“三心团”内,当然州志说在溪南里也对。“周氏垂建马头桥”里的周氏当指周仪及其宗族后代。

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

马头桥周氏宗祠大门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一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二

周仪致仕后在家乡建立石室书院,即紫阳书院的前身,后被其后周昉改为桂庄书院,桂庄书院遗址在今坪山小学内。

周敦颐一生致力于文教,每为官一地,首推兴教办学。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邵之学在牙城之中,左狱右庾,卑陋弗称。先生始至,伏谒先圣祠下,起而怵然,乃度高明之地,迁于城之东南,逾月而成。”建成后,周敦颐又自撰《邵州新迁学释菜祝文》和《告颜子文》,以昭告先圣先师,“又属荆湖北路转运使孔延之作《邵州迁学记》”。周敦颐在邵州(今邵阳)兴教办学,将州学迁址重修,此亦即朱熹所说的周敦颐“迁尚书虞部员外郎通判永州,权发遣邵州事,新学校以教其人”。“新学校以教其人”,这是周敦颐在邵州的主要功绩。 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周敦颐生于1017年,两人年龄差距较大。笔者以为,两人在现实中有过交往的可能性不大。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周敦颐来马头桥时,周仪应当已经过世了,不过石室书院还在。周仪和周敦颐同为周姓,又都是湖南人,周敦颐在知永州前的嘉祐六年通判虔州,而周仪子周湛亦曾知虔州,时间当在周敦颐任前,周仪作为前辈乡贤,周敦颐在未到邵州前即当有所耳闻。当周敦颐见到石室书院,见到周仪捐建的马头桥之桥头马头栩栩如生,心中之感慨和对前贤周仪的景仰之情是可以想见的,然后应周仪后人之请为马头桥记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又马头桥镇南50里的新宁县城犁头湾石崖有周敦颐书“万古堤防”四字,有莲潭菴,为纪念周敦颐泛莲于此。清代周诰编有《濂溪志》,中有《周子遗事》,记载:“周子尝过新宁邑,至莲潭,见水深千尺,因镌‘万古堤防’四字于石崖。”又道光《宝庆府志》之“艺文略·金石”:“宋莲潭石刻,今存。在新宁治北夫夷江岸,石壁斗立,相传周子权邵州军时书‘万古堤防’四字镌于上。字画遒劲,水涸时可见。旧志云:末有‘古舂陵周某某题并书’九字,今不能识矣。……其曰莲潭者,亦以周子得名也。”那么,周敦颐到马头桥和到新宁城北犁头湾,当在同一段时间行程前后。周昉与桂庄及桂庄书院同治《武冈州志·文苑》载:“周昉,字晦叔,仪之后也。嘉定间登上舍第,官内史,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为桂庄书院,自称桂庄主人。”这一段记载非常明确,嘉定年间,周昉回祖籍隐居,可知他的先祖周仪就是宋紫阳乡三峒陇人(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周氏合修族谱》有《昉公传》:“周昉字晦叔,望公之孙,道公之子。公天资不俗,禀性非凡。少时喜读书,好结友。慕朱熹之理学,绍仪公之高风。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辟室为桂庄书院,自称为桂庄主人。” 同治《武冈州志·疆域志》之“三心团”有:“有白石水,有山心寺社仓,有宋周昉故里,有故桂庄书院,有周昉墓:在燕山菴左,有群玉林、清风峡:上有张声远、史弥宁、张同器、郑域磨崖题刻,俱见金石卷……”

山心寺社仓,在山心寺旁边。社仓,即义仓,清刘大櫆:“建社仓以备荒年,创书院以兴文教。”社仓是民办粮仓的一种,为南宋朱熹首创。 查州志金石卷,有:“桂庄大字(今存)。在州溪南里石洞村山心寺。嘉定七年周昉刻石‘桂庄’二字,行书,大径一尺强,后书‘新除湖南提刑张声远书’、‘嘉定甲戌中秋桂庄主人刻于崖次’二十六字,楷书,凡一行。”

有“史弥宁桂庄石刻”:“史弥宁桂庄石刻(今存)。史弥宁撰,嘉定八年刻石,前书诗二绝,右题‘周晦叔桂庄嘉定乙亥中和节友林居士四明史弥宁清叔父’二十六字,俱行书,凡十四行,字数不齐。” 有“盱江张同器寄题晦叔上舍桂庄石刻,今存。” 有“武冈军判官郑域题桂庄诗刻(今存)。” 有“群玉林”、“清风峡”:“今存。二刻均在山心团。” 湖南提刑张声远除题行书“桂庄”二字外,还留题八景,分别是:诗壑、翼然、清风峡、小蓬莱、群玉林、隐真岩、葛梅洞,“为历来金石家所遗表”。

武冈州志艺文志金石

紫阳书院八景之二

史弥宁题赋桂庄二首为:“结屋山垣得许奇,岩犀环拥读书帷。阿姮定与君家厚,留下西风几万枝。”和“家有留馥紫阳乡,洗石疏泉著桂庄。看到花时秋更好,放开冷袖贮天香。”

史弥宁又有七绝,题为《周晦叔所宅之左,一坡隐然而高,有竹万箇,架小轩于翠雾苍雪间,日弹琴读书其下,轩外鸣泉清驶,若与弦诵之声相答,爱其境胜,为赋一绝》:“竹根碧涧落寒声,竹外双溪抵镜明。满袖天风吟不彻,坡头直有放多清。” 张国器题桂庄诗:“蟾窟移根不记年,英材杰出以储贤,树因地胜常常茂,花到秋来得得传。已把诗书供灌溉,定寻泉石伴丝弦,曾看攀折从君始,尚愿云仍与接联。” 从以上诗歌和题刻可知桂庄秀美奇崛之山水和清幽风景,而桂庄之建制规模,亦可模拟得之。 张声远时为湖南提刑,史弥宁为武冈知军,郑域为武冈军通判,这些人和周昉交游,张声远更是远道而来,题刻吟诗于桂庄,可见周昉身份非同一般。《武冈州志》载周昉“官内史”,宋并无“内史”官职,隋朝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为最高行政部门,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中中书省的长官叫内史令,唐以后改称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周氏合修族谱》撰写有《昉公传》,说其曾“官兵部侍郎”。 桂庄书院在桂庄内,因依周仪读书之“翠岩”石洞,故原来又称石洞书院、石室书院(据族谱,周敦颐过马头桥,曾在石洞书院讲学,笔者以为,当时的石洞书院应该规模不大,可能称之为书舍或书堂更贴切些),周昉改为桂庄书院。周氏族谱云,周昉曾“讲学于斯”。族谱又云,“宝庆丙戌,史弥宁来知武冈,重建军学,补修紫阳书院,与昉公来往甚密,为倡研理学,常啸傲于庄,以养性灵,以娱天年。” 族谱载周昉倾心理学,仰慕朱熹,而在史籍中,也有迹可寻。周昉除了和朱熹,还与陈文蔚、魏了翁等大文人也有过来往。陈文蔚生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卒年不详,进士出身,是朱熹的学生,理学家,终身未出仕,一直从事教育。他有题赠周昉诗《寄题玉山周晦叔家似贤斋》: “人心殊嗜好,黑白互相形。农臭不自悟,荧荧飞青蝇。一日对此君,炯然又眼明。子猷虽借宅,绿阴仍满庭。雅净两龚洁,高寒伯夷清。可近不可狎,劲挺干青冥。世人景先哲,绘画劳丹青。想像不觌面,孔孟何由倾。安知君子交,日日与相迎。手种万苍玉,君家有典刑。清风流至今,修好无渝盟。”表达淡泊名利,鄙薄恶俗,固守高节的情操,与周昉共勉。其时,周昉应在江西玉山一带为官。当时有一个上饶-玉山诗人群体,大多数过着隐居的生活,甘于贫困,又固守高节。周昉在此间自然会受影响,而他本人醉心理学,生性淡泊,族谱传里说他“素性好义”,因而也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致仕还乡,回“紫阳先世所居之地”,醉心于教育,醉心于山水之间了。 魏了翁,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大学问家,宝庆元年(1225)被贬谪湖南靖州达七年之久,其间有《渠阳集》,中有答周昉的书信《答周晦叔应辰》,应辰应该是周昉按周氏辈分所取的名字。族谱载周昉为周仪孙周钦的曾孙,查周氏应森公世系和辈分“祥、梦、应、康、世”,周昉正是“应”字辈。魏了翁在信里和周昉讨论理学经典:“……《乾》是四德,诸卦大亨而利于正,此非伊川臆说也,《彖辞》固已如此。《左传》以《随》为四德者,盖占筮者释辞类如此,《彖》固云大亨贞云云。先天之卦,《系辞》固有之,《参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节始尽发其秘,必潜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笔脱口数可言也。伊川与濂溪指意元不同,濂溪盖通字对文耳。” 据武冈周氏族谱记载,朱熹曾讲学于桂庄书院,即紫阳书院。朱熹又自称紫阳朱熹,是因为其父朱松祖籍安徽婺源,曾在徽州府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徽州也有一座紫阳山),有刻章“紫阳书堂”,朱熹为怀念父亲,亦表思乡之情,故自称为紫阳朱熹。因而,有人又尊称朱熹为紫阳夫子。 后来书院兴起,各地为尊朱熹,取名为紫阳书院的很多。而武冈之紫阳书院,应非纪念朱熹曾到此讲学,而因本乡地名即为“紫阳”,而且武冈紫阳书院之名早在朱熹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文脉:千年湖湘书院图记》一书中,记载武冈紫阳书院是在淳熙到绍熙年间创立的。

紫阳书院原为私立,在南宋中期被改为军学,宋转运判官盱江邓均有《重修武冈军学记》:“……又增修武冈邑庠暨紫阳书院,于是士之瞻也,游也,息焉,莫不啧啧曰:‘懿乎此举也,’。” 后史弥宁知武冈军,又重修武冈军学,王之制有《武冈军修学记》,周氏族谱说法与此记文是一致的。 据族谱,桂庄后被周昉改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现马头桥镇清时名为“山心团”,即得名于此寺。明成化十九年留有会稽童煊碑记,上载:“……昉公素性好义,将宅院田土山地,一慨施舍,易此庄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延僧供佛,与乐予之,桂庄即成古建筑佛地……”山心寺现为坪山小学,其景物大部分已废,石刻尚有“松坡”、“云梯”、“翠石”( 翠岩之误),尚存大水缸一只(原一双),刻有“南宋宝佑戊午年正月廿八日山心寺百兆永远为记”字样。

宋文物紫阳书院水缸

较之祖辈“宋三周”,周昉名气似乎小得多,但他其实应该是紫阳周氏家族里官职最高,对朝廷政局影响也最大的一个人,但也可能是该家族在宋朝最后一位获取朝廷功名的人。据周氏家谱记载,“端平年间(1234年),忽坐诬削籍,累及宗族”,宋邵州最为辉煌兴盛的紫阳周氏一门就此没落,让人嘘唏不已。

从与周昉交往这些人的年龄结构,和其曾祖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以及他回家乡马头桥三峒陇石洞桥后朋友作诗赋题碑刻显示的年份来看,笔者认为周昉的生卒年可能在公元1170年-1270年之间。

而桂庄书院也因周昉的过世而慢慢没落,不过,到明代时仍有紫阳书院在,但应该是迁移到别处去了。所幸书院去而文气留,马头桥人,紫阳人,武冈人,邵阳人,由此民智初开,民风始变。武冈,原为“黔巫东鄙,蛮獠杂扰”之地。紫阳乡,浙江诸暨有宋《武冈县令杨公墓志》,其中有云,“紫阳乡婆婆鬼啸聚滋炽,既不可以文谕,又不可以武胁”,可见当时紫阳乡民众之愚昧落后。而到南宋末,武冈的风气才开始改变,文天祥说:“虽洞窟林麓,人去其陋,遣子就学。”而石洞书院桂庄书院,可谓居功至伟。之后,马头桥一带尚学之风日盛,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即便举全家甚至全族之力,都要遣子就学,而这也是马头桥一带至今仍人才辈出的最大原因吧。

桂庄书院已杳然远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古武冈紫阳周氏一门,即“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等,其影响力之深远,几乎贯穿整个宋朝。其才华和智慧,光耀紫阳,亦光耀武冈,光耀邵州。乡人后世,以其为荣耀,也以其为榜样。昔有匡衡,凿壁偷光,又有车胤、孙康之囊萤映雪,而至北宋,则有邵州紫阳之周仪周湛父子之石洞苦读。期待新宁桂庄书院的文化遗产,及“宋三周”求学苦读的精神,激励后人,也期待新宁力兴文教,振兴书院学校,如张拭所言,以“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

来源:武冈人网 阿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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