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观结合教材阐述远古(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存在的两条文化线索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12浏览:1收藏

中国文化概观结合教材阐述远古(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存在的两条文化线索,第1张

一、如何看待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

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是一段充满着诸多重大争议的历史阶段。如果从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论,该阶段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早期国家建立之前的部落联盟制阶段,或者说是军事民主制时期,或者说人类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的原始社会晚期。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讲,则该时期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文明初曙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乃至延伸至铜石并用时代。然而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该阶段的历史可以说总体上缺乏较为科学的认识。长期以来,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往往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当作信史盲目地加以信从。如在华夏民族大认同的历史背景下,东周秦汉时期的学者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较早地建立了夏、商、周、秦、楚等同出五帝之一的黄帝的统一谱系,汉代史学家更是用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制度来解释五帝时期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开篇也曾论及:“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在我们今天看来,则不难发现,以上论述显然很不可靠,甚至存在诸多荒谬之处。长期以来,在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的支配下,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日益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五帝时期社会历史的研究自然也微不足道。

二十世纪以来,疑古思潮与“走出疑古时代”的理论均曾对中国古史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对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历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深化的作用。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即曾认为,古代“口耳相传”的史料大都有其历史的核心,也都有其历史的渊源。它是未经后人加工整理的零散资料,应比经过加工的系统化的“正经”或“正史”中史料更为质朴……古书中如《尚书》、《史记·五帝本纪》诸篇中或有靠不住的传说资料,那是因为古人在整理时的方法不够精确,并非古人有意作伪或造谣。徐先生这一认识,有助于矫正极端疑古派学者错疑所不应疑的偏向,“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体系。”2005年11月23日~25日,河南博物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郑州共同举办“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五帝时代值得重视,至少包含不少史影。对古史文献的记载,要加以甄别和整理,正确的态度是不可轻信,也不要轻易全盘否定。要科学和理性地对待五帝本身和五帝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虽然是后代学者的追述,但很多是非常有价值的,从不同角度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总之,随着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如何看待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问题不断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并日渐成为当前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

五帝的传说,古代文献中有不同的版本,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是其中的一种。这里应该强调,《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在上古时期的文献资料非常贫乏的情况下,通过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搜集大量传说资料,参照《尚书》、《春秋》、《国语》等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择其言尤雅者”,著录而成。与此同时,太史公又表述了其个人对这一段漫长的远古传说时期历史的看法:“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毫无疑问,司马迁本人是未有将《五帝本纪》当作可靠的信史来看待的,他在文献不足勉强地拼凑出这段传说时代的历史,其目的在于给后人提供一些可循的线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线索,供后人进一步地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唐嘉弘先生曾经指出:“同为一个‘黄帝’,《山海经》和《史记》二者之间有同有异”,并认为其“根源之一即在于不同时地的层累聚集于一个目标所致”。毫无疑问,这一见解是颇有见地的,结论也是精辟的。正因为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这些“圣明帝王”的世系并非确凿,在位年代也绝非明确可稽,他们之间的氏族姻亲关系也很难说得清楚,不假思索地盲目相信包括《史记·五帝本纪》在内的旧的传说时代的历史,将包括传说中的五帝在内的“圣明帝王”都视为信史中的人物,显然是不科学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论,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文献资料虽然历经后人编撰和整理,但其中必然包含有某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和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传说时代的资料进行一番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审视,必然能够发掘出许多有科学价值的珍贵史料。如《五帝本纪》中包含有许多有关都邑起源的史料。“黄帝居轩辕之丘”,“邑于涿鹿之阿”,“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如果我们将以上记载综合起来,很容易获得以下有价值的信息。史前时期的原始居民为避洪水灾害,多选择地势稍高的丘地营建聚落。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先民防治水害、利用水资源的能力逐渐增强,山下平野,泽上河滨皆成宜居之地,聚落形成后,渐次发展,规模扩大,后来便产生了都邑。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五帝本纪》不仅是研究三代以前古史唯一可凭据的系统性史料,也是探索远古地理的难得的重要文献。如果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文献资料全盘否定,文献资料与考古学、文学、比较宗教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材料不能有机结合,史前时期这一漫长的历史将永远成为一团迷雾。因此,对待传说中五帝时期的历史,既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从,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史料而武断地对其全盘否定。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应该是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批判,从而不断地将这一漫长时期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的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二、古蜀与黄帝族和夏并不同源

《史记·五帝本纪》、《六国年表》等古代文献中屡屡有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及“禹兴于西羌”等记载。如果将以上传说资料当作可靠的“信史”,则似可得出如下结论,古蜀族的祖先与传说中的黄帝出于同一族系,至迟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原与古蜀地区已开始发生联系,以后,两个地区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未曾中断。早在20世纪50年代,蒙文通先生即曾以为蜀为黄帝后代的说法绝非无稽之谈。随着四川考古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及巴蜀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蒙先生的这一看法不断引起中外学术界尤其是四川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近年来,大量新的考古材料的不断问世,不少学者充分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如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考证了传说中黄帝后裔二系,并联系三星堆出土的玉璋、陶等物质文化因素,认为蜀国君主与中原有更多的联系,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不是偶然的。此后,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各区域文化研究热潮的风行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古蜀与黄帝文化、夏文化的关系再次被提出来。如有的学者结合文献和考古学资料,重新论证了古史所载黄帝一系与古蜀的关系绝非无稽之谈。另有学者通过对宝墩文化古城与“夏鲧作郭”、“禹龙”与“蜀虫”、“禹龙”与“建木”的分析,认为不论从古城、字符还是龙崇拜来看,蜀与夏禹均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总之,“夏、蜀均黄帝、颛顼后代,文化上同源异流”,是目前学术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甚至有人称:“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由于最近几年岷江上游尤其是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掘,看来已出现了进一步加以证实的契机”。

然而,早在蒙文通先生论著发表之前,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就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先生分别列举了从三皇五帝,夏禹殷商,到春秋时期十四条文献所载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逐条批驳,从辨伪着手,一一否定,得出结论:“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顾先生的看法曾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的学者称顾氏论著“可以说是建国以前巴蜀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内最具灼见、考论最精的一篇奠基之作”。此后,徐中舒先生也曾论及:“从地理和民族的分布来看,古代四川和中原的联系,肯定是存在的。至于《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的儿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后来《华阳国志》和《十三州志》,以为这就是蜀的先代。严格的说,这些传说并出西汉以后,除牵合地名人名一二字外,并无其他史迹可据,其可信的条件并不具备”。显而易见,顾、徐二先生对《史记》等古代文献中流传已久的五帝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关系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这也表明,由于学者们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思维方法等存在诸多差异,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古代文献所载五帝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关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取得共识,而且由于缺乏新的直接的证据,有关该问题的讨论,必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如果从历史学或民族学角度而论,《史记·五帝本纪》、《六国年表》等古代文献中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及“禹兴于西羌”等记载,均应为先秦时期中原或古蜀地区先民世代口耳相传的旧说。在“《书》间有缺”的情况下,这些连司马迁本人都认为并不大牢靠的传说资料却是司马迁撰述《史记》时惟一可以凭藉的重要历史素材。显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晚出的带有大量疑点的传说资料并非完全可以依赖的信史,司马迁所编排的犹如后世帝王家谱式的世系也难以经得起严格的推敲。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认识,就难以对古蜀和传说中的黄帝和夏的族源关系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

应该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建立与蓬勃发展,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从而不断为古史研究提供日益丰富的实物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呼吁,“古史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考古学”,并提出“要努力向发掘方向走”。二重证据法的建立和运用,对于古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及建立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先秦史学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清楚地意识到,“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在我们今天看来,要准确地理解和科学地认识古代文献所载古蜀与传说中的黄帝族和夏的族源关系问题,除了对已有的有价值的口耳相传的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之外,还要充分将作为研究该问题的第一手材料的考古学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伪存真,从而恢复其本来的历史面目。

由于大山阻隔,四川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得四川很早就成为中国古代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区。苏秉琦先生说:“成都及其附近几县从距今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距今三千年前存在着自成一系的古蜀文化区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探索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全省范围内多次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并对一些遗址进行了试掘与较大规模的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的年代大体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该期出土陶器以平底器为主,流行器物口沿唇饰纹与制成花边或波浪状风格口沿的文化遗存,“三星堆一期遗存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方性文化,与同时期四川周临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近年来在成都平原新津县宝墩等城址,其年代与三星堆一期基本相同,遗址中发现大量石器和陶器,生活用具中的大量灰陶从考古学上反映出与中原龙山文化不同的特征,而为蜀文化所独有。三星堆2-4期遗存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三星堆遗址文化内涵连续变化、发展演进,揭示出蜀文化的发展脉络,清楚地表明了它是与中原文化不同区系的一种文化”。三星堆遗址所出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如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象征神祖的铜人像、铜面具、神坛、神树等,不见于中原。此外,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容器主要是尊、罍,不见中原地区盛行的觚、爵、罍、鼎、簋等。有的学者指出,“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另有学者指出,“三星堆祭神文物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内涵之丰富,表明三星堆古蜀人对祭祀之重视、场面之隆重、规格之高、地位之重要、影响之强烈,为古代民族中所罕见,构成了巴蜀文化所具有的注重造型艺术、吸收多元文化、强化精神观念等几方面的重要特征”。以后,成都十二桥遗址和金沙遗址的文化面貌表明,三星堆文化的一些传统并没有中断,而是一直延续到了西周时期。综上所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夏、商、西周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是在不同的文化区系内各自独立发展,两地迥异的文化面貌证明了顾颉刚先生早年提出的“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及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古蜀文化“自成一系说”是无可置疑的。既然中原与古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各有各自的源头和文化特色,且分别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独立地发展,那么古代文献中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及夏的族源关系问题自然由于“可信的条件并不具备”而很难成为一个值得争论的学术命题。

三、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文化碰撞与交流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仅凭《史记》等古代文献记载就断定古蜀与传说中的黄帝族和夏为同一族系的说法,显然显得证据相对薄弱。事实上,古蜀与中原地区间接的文化交流并未由于地形的阻隔而中断过。《史记·货殖列传》提到巴蜀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有的学者以为,商文化主要是通过长江西上进入四川的,也有学者称从潜至沔,再经陆行入于渭,是古代潜、沔、褒、斜、渭、河的一条水陆联运途径,这条入蜀途径在夏、商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先秦时期中原人民与古蜀地区各族,很早就通过水路和陆路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与交流。如果将以上口耳相传的旧说作为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两种不同的区域性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间接反映,则是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而且近年来夏商周时期大量田野考古学材料不断为以上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考古学所见夏代文明对古蜀地区的辐射

夏代是中国进入青铜文明阶段的开端,而中原地区青铜文明一经产生就对古蜀地区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影响,对古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头夏文化的典型陶器以及近似于二里头风格的铜牌饰、玉璋等器物。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陶盉是最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出土陶盉CbT6①∶41,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一件陶十分相似,二者均形体瘦高,顶盖圆隆,半圆形口,束腰,三足瘦俏,腰下应裆处有堆贴装饰,大宽盉上饰刻划纹。甚至连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鹰嘴状钮盉盖,也与上述那件二里头文化陶盉的盉盖形制相同。另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高柄豆(如AaT4①∶39)与二里头文化陶豆亦很相似,其浅盘较大,柄部有镂孔和突棱等,均相吻合。三星堆遗址高柄豆BaT1②∶36圈足上的刻划符号——目字纹,在二里头文化陶器上亦不只一次出现过。此外,三星堆文化二期的云雷纹壶腹部近球形,上有高领,下有圈足,酷似二里头文化的贯耳壶。三星堆出土的陶觚更与二里头文化者别无二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中,也有不少与二里头文化玉石器极为相似。如三星堆“玉锛”K2③∶322附5、玉戈K1:142附1与二里头“玉圭”III∶Y1∶3、IIIM2∶5、玉戈IVK3∶11,三星堆玉璋K1∶01、AK4 2∶35、AK4 2∶110482等与二里头玉璋VM3∶4、5的形制分别相似甚至雷同。1988年在三星堆遗址内的一座器物坑中,发现两件青铜牌饰,总体略呈梯形,平面微拱呈瓦状,周边有四个穿孔。一件遍布“S”形镂孔,一件在器表平刻出变形缠枝浮雕图案,在枝干的空隙中间镶嵌有绿松石碎片。这种器物目前仅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二者显然同出一源”。有的学者称,二里头文化因素传入成都地区的时间,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或公元前1700年前后几十年内,并称“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是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这一解释,似较为符合历史实际。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古蜀地区各族对中原地区夏代文明因素加以吸收和融汇,从而创造出独放异彩的地方性文明。

2、殷商、西周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联系的加强

如果夏代中原地区青铜文明对于古蜀地区是以单向输出为主,那么殷商、西周时期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则表现为双向互动。商周文明是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从三星堆文明中的商文化因素消长变化的情况可知,商文明对古蜀地区的文明发展也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戈、璋、琮、璧、环、瑗等玉石兵器和礼器中,绝大多数器物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5~14世纪)的青铜礼器中,尊、瓿、盘和器盖等容器形制种类,都是商文化这一时期常见的形制种类,器物的纹饰也是商文化的纹饰风格……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I式玉戈和II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大量发现,相反,在中原地区这种形制的玉戈仅在殷墟妇好墓中见到”。这种玉戈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性器物,毫无疑问,殷墟妇好墓中见到的这种器物“很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结果”。这表明,商代中原与古蜀地区文化的双向交流颇为频繁。

商、周之际古蜀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尚书·牧誓》曾记载蜀参与了武王伐纣之役,过去多数学者对该件史事表示怀疑,考古学材料已为此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59年和1980年彭县竹瓦街曾发现两个窖藏,出土了一批相当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包括9件罍、2件觯、1件尊和矛、钺等兵器。这批青铜器中,罍形体高大,盖、耳和肩上多装饰立体的动物形象,纹饰以兽面纹、蜗形夔纹、跪牛纹和涡纹为主,有比较鲜明的特色。觯和尊更接近于中原的同类器物。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器物大概是中原的产品。徐中舒先生曾对1959年所出2件铜觯铭文进行考证,以为该器为蜀人参加武王伐纣所获战利品,并称“这正是蜀人参加伐纣之役最直接有力的证据”。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古蜀地区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距今4500年前的宝墩文化乃至更早的营盘山文化。毫无疑问,古蜀地区曾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三星堆文明和金沙遗址文明是古蜀各族所创造的古老文明,是中华古老文明中独立起源、独立发展、独具特色、璀璨多姿的一朵奇葩,它代表了古蜀文化第一个辉煌的高峰。中原与古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的文化交流,对古蜀地区的文明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有的学者称,通过长江流域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从文明因素的孕育、起源到发展,长江上、中、下游都是独自进行的,看不到哪个地区是传播所致。但在文明的形成时期,却均有黄河流域夏商文化参予,其正式进入文明阶段的时间也正是商文化最强大最具有外扩能力的时候。长江中游是直接纳入商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下游和上游虽有自己原来的基础,但商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青铜器、玉器的制作与使用在长江下游和上游古国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满天星斗”形容中国文明的起源符合历史实际,是正确的。但夏、商文明在中国古代统一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主导的、核心的作用也应予以充分肯定。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文化交流的史实则为以上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姓氏源流

伏(Fú)姓源出有二:

1、出自风姓,世上古太昊年间伏羲氏的后裔。伏羲氏苗裔,有的用“伏”作为自己的姓氏,遂成伏姓。伏姓也是宓姓,宓姓也是伏姓,古代伏、宓两姓通用。

2、赐为伏姓。北周时,有个人名叫侯植,武艺绝伦,跟随魏孝武帝西迁,甚得宠幸,赐姓为侯伏氏。后来侯伏氏从孝文帝大破沙苑,又受赐姓为贺屯氏,因而侯植的后人形成侯伏氏和贺屯氏两支。孝文帝建都洛阳后,两支皆改为伏姓,贺屯氏改为贺姓。

■迁徙分布

伏姓在大陆与台湾均未进入前一百大姓。据《郡望百姓家》记载:伏氏望出京兆郡。又据《元和姓纂》记载,伏氏望出太原、高阳、平昌。远古时有位伟大的部落首领,叫伏羲,传说八卦就是他所创。还有传说他和女娲繁殖了子孙。伏羲生活的年代,稍晚于炎帝和黄帝。伏姓的始祖,就是伏羲。伏羲又称作宓羲,宓和伏,在上古是同一字,有的古书说伏羲的后代,有姓宓的。先人中最出名的是:〔伏生〕秦朝人,秦始皇建立秦朝后,为了天下人都听他的,不想别的主意,就将读书人活埋了,将书都烧了,就是焚书坑儒的故事。伏生就偷偷将一部上古典藉《尚书》臧在墙壁里。汉朝建立后,又重用知识分子,伏生取出墙内的书,除损坏的部分,还剩二十多篇。那时有学问的人剩下没几个了,汉文帝就赶快派了人来向伏生求学,学习尚书,并传抄这部经典。伏姓迁徙地涉及大江南北的古帝,后裔或支族的分布也是很广泛的,理出个头绪来,无疑是对伏姓子孙寻根有益的。同时,从其后裔的分布状况中,亦可反转过来省视其悠久的传说史,从而进一步佐证伏羲氏是有其人的。此外,从伏姓(宓姓)的形成情况看,故里天水在进入阶级社会后,长期处在戎族居地,经济、文化不如黄河中下游,导致伏姓宗教未在天水地区形成,出现伏姓由东向西播迁的走向。这是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相符合的。

■历史名人

伏羲:即太昊,本姓风。出身于甘肃省天水市,现天水市有伏羲庙,朝圣的游人极多。他率各部落沿黄河南下到河南淮阳。传说他有圣德,象日月之明,故称太昊。教民结网、打猎、饲养畜禽以充靤厨,故又称包 。他始画八卦,造书契、建都于陈州古称宛丘今河南省淮阳县。在位115年。正姓氏,制嫁娶。取各部落的特色:鳄之头,蛇之身,鹰之爪,鱼之鳞,虎之眼,组成新的图腾——龙。自封为龙师,定龙宫,现留龙湖。龙成为中华民簇大团结的簇徽,龙成为华夏民簇新的图腾。华夏子孙称之为——龙的传人由此而来!。淮阳县有保存完好的天下第一陵——伏羲陵。每年二月二至三月三,朝祖祭陵的人络绎不绝,多时达十万多人次。2004年10月17-19,淮阳县举行首届姓氏文化节。

伏妃:上古时期伏羲的女儿,溺死于洛水,相传为洛水之神。

伏胜:字子。汉朝时济南人。生于周郝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年),卒于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61年),享年99岁。为伏羲的后裔,其近祖由淮阳陈国迁到鲁国(今山东南部的济南)。原来是秦国的博士,世称伏生。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伏生是时九十余岁,老不能行,文帝便遣太常事史掌故晁错前往求教,得29篇即是今之传世的《尚书》。自己撰有《尚书大传》。成为文学派的开山祖师。后世人极为推崇尊拜——追封为乘氏佰,尊为圣人,进文庙与孔子一起,享受万民祭祀。其后裔,世袭五经博士。韩店苏家村西原有伏生祠,邹平原有伏生书院,曾设伏生乡。伏生墓位于邹平县魏桥镇口子村西南,为汉代墓葬,原有石牌坊大门有“尚书在造”的金子匾额。几经破坏,现墓封土直径45米,残高2米,有“徽君伏生墓”“伏生墓序”石碑两通。历代文人墨客都赋诗称颂,如宋吴澄明张远登清蒲松龄王仕祯等。唐王维画“伏生授经图”现藏日本大阪美术馆。明朝崔子忠画“伏生授经图轴”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伏允:唐朝吐谷浑吕夸子。惰开皇末国乱,国人杀其兄而立之。炀帝即位,令铁勒击破之。允东保西平境而复破之,遁客党项,大业末始复其故地。高祖即位,与之通和。贞观年间拘留唐使为由,诏李靖等往讨破之,其子顺举国降,允遂自尽而死。

伏恭:字叔齐,朗邪东武人(今山东诸城人)东汉明帝宰相。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任剧县令常山太守等职,为官公正廉洁并以施惠政办学校闻名。明帝永平二年(59年)迁任太仆。永平四年拜相,任司空。永平十三年以病辞相。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卒,终年90岁。 伏无忌博学多识,继承家学,传习儒业。永和元年(公元136年)与仪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年》元嘉年间(公元151-152年)无忌受诏与黄景共撰《汉纪》。此时,无忌利用校书便利,广为收集史料又加以整理删削,编成《伏侯注》一书。

伏湛:字惠公,琅邪东武人(山东诸城)东汉光武帝宰相。建武六年(30年)封不其侯,世袭。济南伏生后代,父为当世名儒,他少传父业教授门生数百人。初仕西汉成帝朝,后仕王莽朝为后队属正。更始刘玄立,任平原太守。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以名儒旧臣被征拜为尚书,典定旧制。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光武帝以其才任宰相而拜他为司直,行大司徒事,常留镇守,总摄群司。建武三年拜相,任大司徒,封阳都侯。任相秉节持重,颇有风范。建武五年以不能奏大臣过失而被免相。后改封不其侯迁归原籍。建武十三年复被起用,未及就职而病卒。 伏湛高祖父年孺,父理字君游。受诗于匡衡,由是齐诗有匡伏之学。伏湛九世祖伏胜,伏湛子伏隆字佰文或佰明,另子伏翕承爵位,伏翕子伏光,伏光子伏晨,伏晨女伏孙为汉顺帝贵人,伏晨子伏无忌,伏无忌子伏质,伏质子伏完,伏完娶恒帝女尚阳安长公主为妻,生五子一女。伏完长子伏德,次子伏雅,三女伏寿为汉献帝刘协的皇后,四子伏均,五子伏尊,六子伏郎。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废后伏寿及两个皇子杀伏完伏德等伏氏宗亲100余人。四百多年的名门望族自此凋敝!

伏滔:子玄度,东晋官员学者。平昌安丘(现安丘西南)人。少有才学,远近闻名。任参军,封闻嘉县侯,任永世县令。后任参军,并领华容县令,任著作郎,专掌国史,并任本州大王。后迁官游击将军,仍兼著作郎,死于任。

伏恒:南朝齐、梁官僚。子玄耀。平昌安丘人。幼传父业,能言玄理。知名于世。任齐太学士博士,东阳郡丞,卫军记室参军等。任中书侍郎,任永阳内史,新安太守,在郡清廉,恪尽职守,郡民为其立祠歌功。

伏龙:原名维景,改名龙,字云程。江苏埠宁县人。幼年入安徽武备学堂,加入中国同盟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因赞助熊成基举,避疑改名龙,转入第九镇三十三标,充上士。辛亥革命时策谋响应,参加雨花台之役,失败后退镇江,民军攻南京时任营长。旋率军攻克彭城。民国元年(1912年)改隶节九师,驻沛县,任徐西剿匪司令兼统马炮两营。民国2年春,二次革命后,赴南京任第六师师长,失败后退居上海。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奉命图长江,派人至江阴,说服军队独立自任赴通州运动独立,密泄被捕,后就义于通州。时年32岁。民国13年(1924年)孙中山追正其为陆军中将。

伏曼容:南朝宋齐大臣。著名儒仕。字公仪。平昌安丘人。初以讲学为业。任宋官到辅国长史南海(今广州市)太守。仕宋官到武昌太守。中散大夫临海太守等。尤喜《老子》《周易》。撰《丧服仪》《周易集解》《毛诗集解》《丧服集解》《老子义》《庄子义》《论语义》。父伏胤西晋司马都护,宋司空主薄。伏曼容子伏恒。伏恒长子伏挺,次子伏捶。伏挺子伏知命。

伏不齐:春秋时期鲁国单父侯,也称伏子。是孔子的学生 。曾当任过单父宰,当时他鸣琴而不下堂治,但是一样把单父治理得很好。孔子称他为君子,后来被追封为单父侯。

■郡望堂号

1、郡望

太原郡:秦庄襄王四年(公元前246年)初置。相当于今山西省五台山以南、霍山以北的地区。

高阳郡:本是战国时高阳邑。北魏置青州高阳郡,在河北省高阳县一带。

平昌郡:南朝的宋代将顿邱郡改为徐州平昌郡,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中部,治所在顿邱。平昌安丘(今山西省安丘县西南)。

2、堂号

鸣琴堂:春秋的时候,孔子的弟子伏不齐为单父宰。不齐是一个很仁爱的人,而且他很有才智,他每天只弹琴作乐,看来不象他的同学巫子期治单父表现得勤劳。但是单父仍然被他治理得很好。人们夸奖他是“鸣琴而治”,所以叫作“鸣琴堂”,孔子夸奖他有“王佐之才”。

藏授堂:伏胜,字子,春秋时博士,历史上称之为“伏生”。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里。到了汉高祖灭了秦以后,伏生扒开墙头,见书发霉损坏了一些,还剩21卷。伏生便在齐、鲁一带聚徒讲授。汉文帝时,他已90 多岁了,文帝派太常史掌故错跟伏生学《尚书》,由伏生的女儿口授, 错记录下来。就是今文《尚书》。

■伏姓宗祠通用对联

〖伏姓宗祠四言通用对联〗

源自风姓;

望出太原。

——佚名撰伏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伏姓的源流和郡望。

太原世泽;

尚书家声。

——佚名撰伏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汉伏胜,故为秦博士,世称伏生。治《尚书》,得二十九篇,即今古文《尚书》。

高风亮节;

阳春白雪。

——佚名撰伏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典出伏姓名门望族居住地“高阳”嵌字联。

书传博士;

系出羲皇。

——佚名撰伏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汉初济南人伏胜(即伏生),字子,西汉今文《尚书》的最早传授者。曾在秦任博士,汉初在齐、鲁间教授《尚书》。文帝曾派晁错专门向他学《尚书》,西汉的《尚书》学者,都出自他的门下,今本《尚书》二十八篇,就是由他的传授而得以保存的。相传他还作有《尚书大传》。下联典指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伏羲氏,相传他教民结网,从事渔错畜牧业。传说八卦也出于他的制作。

羲娥授学;

无忌著书。

——佚名撰伏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西汉伏胜的女儿羲娥,能传家学。伏胜向晁错传授《尚书》时,已九十多岁,多依赖羲娥。下联典指东汉东武人伏无忌,袭侯爵,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遵诏与议郎黄景共同校订五经及诸子百家。又采集古今,著《伏侯古今注》。

嘉谋习礼;

绩学传书。

——佚名撰伏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汉·伏生。下联典指汉·伏湛从父受《齐诗》,教授数百人。

〖伏姓宗祠六言通用对联〗

玄曜五经博士;

安丘二论将军。

——佚名撰伏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梁代经学家伏日恒,字玄曜,仕齐为鄞令,武帝时为五经博士,出为永阳内史。下联典指晋代游击将军伏滔,安丘人。有才学,桓温引为参军,从温伐袁颠倒对寿阳,以淮南屡叛,著论二篇,名曰“正淮”。寿阳平。太元中迁游击将军。

诗得匡衡传授;

姿比颜子聪明。

——佚名撰伏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汉代太傅伏理,从匡衡受济诗学。官至高密王太傅。由是齐诗有匡伏之学。下联典指梁代侍御史伏挺。博学有才思。任昉见之曰:“此子日下无双。”有《迩说》文集等。

〖伏姓宗祠七言通用对联〗

口传尚书恩泽厚;

校正汉史名望高。

——佚名撰伏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西汉才女伏女,名羲娥。秦代博士伏胜之女。始皇焚书,伏生将《尚书》藏屋壁中。汉立,伏生得遗书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文帝派晁错从其学。胜时年九十余,老不能行,由伏胜女诵传口授,《今文尚书》得以流传。下联典指后汉史学家伏俨,有《前汉书纠谬》。

〖伏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对联〗

一画开天,三才参化;

百王为统,五帝肇基。

——佚名撰伏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伏姓远祖伏羲庙联。

fu

bend over;hot seasons ;subide ;pronate;

起;

〈动〉

(1)

(会意。从人,从犬。意思是:人如狗那样地匍伏着。本义:俯伏;趴下)

(2)

同本义 [lie prostrate]

伏,司也。――《说文》

伏瘗亦如之。――《周礼·犬人》。司农注:“课伏犬以王车轹之。”

伏,覆也。――《释名·释姿容》

寝毋伏。――《礼记·曲礼上》

雌鸡伏子。――《汉书·五行志中之上》

楚子伏己而盐其脑。――《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一府中皆漝伏,莫敢起。――《史记·项羽本纪》

庑下一生伏案卧。――清·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及敌枪再击,寨中人又鹜伏矣。――清·徐珂《清稗类钞·战事类》

(3)

又如:伏尸(倒在地上的尸体,多指杀死);伏肉(死尸的肉);伏地(俯伏在地上);伏虎;伏奏(俯伏上奏);伏候(俯伏等候)

(4)

身体前倾靠在物体上

(5)

又如:伏轼(乘车。也作“扶轼”。轼:车厢前面的横木扶手);伏惟(俯伏思惟,常用于书信中的敬词)

(6)

潜藏;埋伏 [ambush]

伏,藏也。――《广雅》

福兮祸所伏。――《老子》

物莫伏于蛊。――《国语·晋语》

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左传·庄公十年》

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7)

又如:伏莽(藏匿在丛林中的盗匪);伏道(暗藏的地道);伏龙(潜伏的龙;灶神);伏戎(埋伏军队或刺客);伏甲(埋伏武士或军队);伏弩(埋伏弓箭手)

(8)

通“服”。屈服,顺从。承认罪行或失败 [surrender;yield;knuckle under;admit]

许既伏其罪矣。――《左传·隐公十一年》

骑皆伏曰:“如大王言!”――《史记·项羽本纪》

这个苏小卿怎肯伏低。――明·贾仲名《对玉梳》

(9)

又如:伏老(自认年龄老,精力衰退);伏死(甘愿舍弃生命);伏低(承认自己的地位低下而向别人屈服);伏礼(伏不是。认错);伏从(服从);伏辜(服罪)

(10)

通“服”。佩服,信服 [have respect for ;completely accept;be convinced]

其所临莅,莫不肌栗慴伏。――《文选·王褒·四子讲德论》

族弟刘璋,再拜致书于玄德宗兄将军麾下,久伏电天。――《三国演义》

(11)

又如:伏伏腊腊(极其顺服的样子)

(12)

低下去 [go down]。如:此起彼伏;伏落(低头,屈服)

(13)

降伏,制伏 [subdue]。如:降龙伏虎;伏魔;伏魅(降伏鬼怪;亦指打败敌人)

(14)

通“服”。从事 [be take up with]

谁谓伏事浅,契阔逾三年。――陆机《为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一首》

(15)

又如:伏术(从事学术工作)

(16)

通“服”。保持 [remain;hold]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楚辞·离骚》

〈名〉

(1)

伏天;伏日。指夏至后第三个庚日起至立秋后第二个庚日前一天止的一段时间,分为初伏、中伏、末伏,统称三伏,相当于阳历七月中旬至八月下旬[dog days;hot season]

大人,如今是三伏天天道…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元·关汉卿《窦娥冤》

(2)

又如:入伏(进入伏天);头伏(初伏);数伏(进入伏天);歇伏(在伏天停工休息)

(3)

电势差和电压单位“伏特”的简称[volt]

(4)

居处 [dwelling]

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左传》

伏安

fú ān

[volt-ampere] 电气测量的一种单位,等于一伏特和一安培的乘积,在直流电中作为功率的量度,在交流电中作为表现功率的量度

伏案

fú àn

[bend over one's desk] 趴在桌子上(读书,写字)

伏笔

fúbǐ

[a hint foreshadowing later developments in a story, essay, etc;foreshadowing] 文章或文艺作品中,在前段里为后段所作的提示或暗示

伏兵

fúbīng

[(troops in) ambush] 战前潜伏的军队

伏尔加河

fú ěrjiā hé

[the Volga River] 欧洲最大河流。位于前苏联境内。长约 3690公里,流域面积136万平方公里。河上建有多座水利枢纽工程,有古比雪夫、伏尔加格勒水电站。经伏尔加-波罗的海运河、莫斯科运河、伏尔加-顿河通航运河,已把伏尔加河与前苏联欧洲地区水系相沟通,交通便捷

伏虎

fúhú

[yield tiger] 降服猛虎,比喻战胜邪恶势力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蝶恋花·答李淑一》

伏击

fújī

(1)

[ambuscade;ambush]∶用伏兵突然袭击敌人

(2)

[still-hunt]∶偷袭猎物,静悄悄地追逐猎物,尤指不用猎狗

伏流

fúliú

[ground stream] 在地面下的洞穴中或岩层裂缝中流动的水,潜伏地下的水流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清·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

伏牛山

fúniú shān

[the Funiu Mountians] 河南省西部山脉,为秦岭东段支脉,西北―东南走向,长400公里,为淮河、汉水分水岭。主峰老君山高2192米

伏特

fútè

[volt] 米-千克-秒实用制中电位差和电动势的单位,等于当一安培恒定电流通过一根导线,在这线两点间耗散功率为一瓦时的电位差,亦即相当于一安培电流通过一欧电阻跨接于电阻之间的电位差

伏特计

fútèjì

[voltmeter] 用以测量在电路不同点之间以伏计的电位差的仪表(如检流计)

伏天

fútiān

[dog days;hot summer days] 指三伏天,时间为夏至后第三个庚日后的三四十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伏惟

fúwéi

[lie prostrate on the ground] 表示伏在地上想,下对上陈述时的表敬之辞

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伏卧

fúwò

(1)

[take a prone]∶趴着;卧倒

(2)

[charge] [指狗]∶头伏在前爪上躺下

伏羲

fúxī

[one of the earliest legendary rulers] (2852―2738 BC)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古帝,即太昊。《白虎通考》:“三皇者,何谓也伏羲、神农、燧人也”。按:伏羲,亦作“伏戏”、“皇羲”、“宓牺”、“包牺”。风姓。有胜德。始画八封;造书契;教民佃、渔、畜牧。都陈。相传在位115年,传十五世,凡千二百六十载

伏诛

fúzhū

[be executed] 被处死刑

伏罪

fúzuì

[admit one's guilty] 原指受到应有的惩罚;现指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

fú ㄈㄨˊ

(1)

趴,脸向下,体前屈:~卧。~案读书。

(2)

低下去:此起彼~。

(3)

屈服,承认错误或受到惩罚:~法。~输。~辩(伏罪的供状,亦作“伏辨”)。

(4)

使屈服:降~。降龙~虎。

(5)

隐藏:~兵。埋~。

(6)

农历划分夏季最炎热的三个阶段:~日。~旱。~暑。~天。

(7)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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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jiapu-10464-陈氏-海宁渤海陈氏宗谱二十八卷首一卷终一卷-海宁渤海陈氏宗谱二十八卷首一卷终一卷,二十八卷首一卷终一卷,(民国)陈赓笙,民国二年至七年(1913—1918),刻本,浙江海宁,陈氏义庄,,

yunjiapu-10466-陈氏-温陵陈氏分支海盐宗谱一卷-温陵陈氏分支海盐宗谱一卷,一卷,(清)陈教远,清宣统元年(1909),刻本,浙江海盐,文圃堂苏州,,

yunjiapu-10484-陈氏-东浦陈氏怀十房宗谱十二卷首一卷-东浦陈氏怀十房宗谱十二卷首一卷,十二卷首一卷,(民国)陈燮枢,民国五年(1916),铅印本,浙江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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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jiapu-10491-陈氏-暨阳陈氏宗谱十六卷-暨阳陈氏宗谱十六卷,十六卷,(清)陈传经等,清光绪三十年(1904),活字本,浙江诸暨,聚星堂,,

yunjiapu-10494-陈氏-暨阳陈氏宗谱四卷-暨阳陈氏宗谱四卷,四卷,(民国)陈长生等,民国五年(1916),活字本,浙江诸暨,存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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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jiapu-10599-陈氏-文堂陈氏宗谱六卷-文堂陈氏宗谱六卷,六卷,(清)陈淦,清道光八年(1828),活字本,安徽祁门,,,

yunjiapu-10600-陈氏-文堂陈氏家谱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文堂陈氏家谱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陈德郊,民国十七年(1928),铅印本,安徽祁门,培德堂,,

yunjiapu-10601-陈氏-祁西桃源陈氏通公家谱四卷-祁西桃源陈氏通公家谱四卷,四卷,(清)陈正森等,清同治元年(1862),活字本,安徽祁门,崇正堂,,

yunjiapu-10613-陈氏-螺江陈氏家谱不分卷-螺江陈氏家谱不分卷,不分卷,(清)陈若霖,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福建福州,,,

yunjiapu-10614-陈氏-螺江陈氏家谱不分卷-螺江陈氏家谱不分卷,不分卷,(民国)陈宝琛,民国二十一年(1932),铅印本,福建福州,,,

yunjiapu-10616-陈氏-颍川陈氏族谱十卷-颍川陈氏族谱十卷,十卷,(民国)陈尔履,民国六年(1917),铅印本,福建福州,,,

yunjiapu-10637-陈氏-莆田浮山东洋陈氏族谱十六卷卷首一卷-莆田浮山东洋陈氏族谱十六卷卷首一卷,十六卷卷首一卷,(清)陈云章等,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刻本,福建莆田,,,

yunjiapu-10650-陈氏-浦城陈氏家谱四卷-浦城陈氏家谱四卷,四卷,(民国)陈模,民国六年(1917),活字本,福建浦城,集贤堂,,

yunjiapu-10660-陈氏-七闽陈氏世系不分卷-七闽陈氏世系不分卷,不分卷,(民国)陈登澥,民国二十六年(1937),铅印本,福建,七闽陈氏,,

yunjiapu-10663-陈氏-陈文正公家乘四卷首一卷-陈文正公家乘四卷首一卷,四卷首一卷,(清)陈文典,道光三年(1823),活字本,江西弋阳,,,

yunjiapu-10671-陈氏-新城颍川陈氏支谱-新城颍川陈氏支谱,,,,钞本,江西黎川,,,

yunjiapu-10680-陈氏-陈氏家乘-陈氏家乘,,(民国)陈明侯等,民国三年(1914),铅印本,山东昌邑,山东印刷公司,,

yunjiapu-10684-陈氏-仙源百樾山陈氏族谱四卷-仙源百樾山陈氏族谱四卷,四卷,(民国)陈家务,民国十五年(1926),活字本,安徽黄山,渐庆堂,,

yunjiapu-10691-陈氏-西平县权寨镇陈氏家乘六卷续编二卷风土志一卷-西平县权寨镇陈氏家乘六卷续编二卷风土志一卷,六卷[续编]二卷风土志一卷,(民国)陈铭鉴,民国九年(1920),铅印本,河南西平,,, 

yunjiapu-10692-陈氏-正阳陈家楼陈氏宗谱四卷-正阳陈家楼陈氏宗谱四卷,四卷,(民国)陈守谦,民国二十七年(1938),铅印,河南,上海国光印书局,,

yunjiapu-10744-陈氏-中湘白汑陈氏六修族谱二十卷-中湘白汑陈氏六修族谱二十卷,二十卷,(清)陈煜,清光绪二十年(1894),活字本,湖南湘潭,德星堂,,

yunjiapu-10749-陈氏-陈氏泉塘富房支谱十五卷首一卷-陈氏泉塘富房支谱十五卷首一卷,十五卷首一卷,(清)陈崇篮等,清同治元年(1862),活字本,湖南湘潭,聚星堂,,

yunjiapu-10750-陈氏-陈氏泉塘伦房续修支谱十六卷首一卷-陈氏泉塘伦房续修支谱十六卷首一卷,十六卷首一卷,(清)陈宣祚,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刻本,湖南湘潭,德星堂,,

yunjiapu-10755-陈氏-陈氏族谱八卷-陈氏族谱八卷,八卷,(清)陈天阳,清光绪十九年(1893),活字本,湖南湘潭,颍川堂,,

yunjiapu-10758-陈氏-陈氏八修持族谱二十八卷-陈氏八修持族谱二十八卷,二十八卷,(民国)陈鉴庭,民国十五年(1926),木刻本,湖南湘潭,绍德堂,,

yunjiapu-10759-陈氏-中湘陈氏族谱八卷-中湘陈氏族谱八卷,八卷,(清)陈才夫等,清道光十年(1830),活字本,湖南湘潭,务本堂,,

yunjiapu-10761-陈氏-湘潭长丰陈氏三修族谱八卷-湘潭长丰陈氏三修族谱八卷,八卷,(民国)陈秀藻,民国二十一年(1932),刻本,湖南湘潭,务本堂,,

yunjiapu-10763-陈氏-中湘陈氏族谱三十二卷-中湘陈氏族谱三十二卷,三十二卷,(民国)陈伯巍,民国九年(1920),木活字,湖南湘潭,敦本堂,,

yunjiapu-10809-陈氏-陈氏族谱不分卷-陈氏族谱不分卷,不分卷,(清)陈起孝,清同治三年(1864),活字本,湖南郴州,德星堂,,

yunjiapu-10811-陈氏-陈氏族谱-陈氏族谱,,(清)建业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木刻本,广东广州,建业堂,,

yunjiapu-10867-陈氏-绣川陈氏宗谱四十三卷-绣川陈氏宗谱四十三卷,四十三卷,(民国)陈锵,民国二年(1913),活字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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