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抗战沙俄时期的故事
①檀萃撰辑,何耀华校正:《武定凤氏本末》,《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十二辑。苗与灌溉稻田,其中有全县最大的万德坝塘,可灌溉水稻田170多亩。与此同时,当劫掠敛迹后,比较安定和平的民族关系可以出现,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就比较容易获得传播与推广。
在对外掠夺奴隶来源枯竭与社会生产力取得发展的新形势下,贵族奴隶主对广大奴隶群众的直接占有难以继续,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关系就日益发展。
清代中叶,这种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的转化或者农奴对领主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可从嘉庆年间水西地区流传下来的三份彝文田契显示一斑。其中一份,写明农奴阿勾巴租种土目领主燕翼堂安的勃那意吐型地一片,交顶银五十两,年交稻谷租二大斗五升,旱地租一大斗。并讲明:“今后粮清粮款,作事夫役,大派小派,随唤随到,阿勾巴子孙永远管业。以后如粮租不清,大派小派夫役,不能随唤随到,由官家扯土,另安他人,阿勾巴子孙并无异言。”另有租与农奴阿木的两份田契,主要内容基本相同①。这里既不是奴隶制的直接强制,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剥削。而是由于农奴租种了土目领主的土地,因而产生了除交租粮外,还有各种夫役、派款等经济外强制。如果农奴不能履行这种经济剥削与经济外强制,领主的土地就要收回。这就将租种土地产生的经济剥削与封建性质的人身依附关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自然,在继续保持土目大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土目在政治统治上仍然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决不是一帆风顺的。清代前期至中期,水西有的地区奴隶制仍然十分活跃,有的地区则保留严重的奴隶制残余。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三月初一日,贵州大定府悦服里步武(补露)土目安沙巴及孙安智,将角湾子地方一块佃给一个叫不修(麻栽爷爷)的,这个不修除交顶银前后共十九两银子外,并写明“以后子孙万万代,一代抽一个当‘直’(奴隶)。官家生了一个孩子,要出一两或二两银子,要出一坛或二坛酒。另外我家该出十两零八钱银子给官家”。结合解放后在贵州威宁地区的调查,这种“一代抽一个当‘直’”的关系,就是家外娃子(分居奴)耕种“人租地”,每代必须交纳人租一个的关系。这又是奴隶制残余在水西地区长期得到保存的表现。
改土归流的有效推行与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在清代若干彝族地区,除出现土司制度下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过渡外,在其他若干彝族地区,由于改土归流的有效推行,也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直接向封建地主经济的过渡。
清代彝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可以雍正年间东川、乌蒙、镇雄彝族土司、①余宏模:《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第一期。土目的改流为代表。雍正以前,这里还保留着奴隶占有制度。云南巡抚鄂尔泰于雍正四年十二月奏陈由威宁到东川彝族土司土目统治区内所目睹的情况:“三百六十里内人烟俱寂,鸡犬无闻”。“田皆蒿莱,地尽荆棘,耕种不施,渔樵绝迹”①。社会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与破坏。鄂尔泰在上述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所采取的策略是,在陆续调集军队陈兵边境的同时,先行分化土司、土目内部的团结。乌蒙府城发生了奴隶主暴乱,杀害了乌蒙镇总兵刘起元等人。从而迫使鄂尔泰飞调滇、黔官、土兵一万数千人,对东川、乌蒙、镇雄等地的奴隶主武装进行大规模的粉碎性的打击,使之一蹶不振,并为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的直接过渡,创造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先例。其具体措施是:军事上加强安营设汛,防止凉山彝族奴隶主的势力越过金沙江卷土重来;政治上慎选能员,以“人地相宜”的徐成贞为昭通总兵;着眼于恢复与发展经济,早在1727年初,就陆续招集垦民垦荒,继而将原属土司土目现在无业的田地赏给兵丁。“并量与牛种银两,劝令开垦”①。1731年初,当“鲁甸凉山等数百寨尽平”之后,又对避乱逃亡及被胁从的,无论汉回彝苗,“概令招抚,悉予安插”,于是“归而完聚者数万户”②。1731年底,继鄂尔泰担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首先从寻甸各州招得“习于耕稼”的农民一千户,限期赶赴昭通;其次将昭通之田分为熟水、生水、熟旱、生旱田四种,分别授与;尤为重要的是:将“所给与兵民夷户之田,俱令于分给之始,即立清界限,以杜将来纷争影射之葛藤。其田按年陆续收其稻谷,照时价计算,扣还工本,扣清之后即令起科其田给与执照,永远为业”③。这种既承认劳动者的土地所有权,又从生产资金方面给予借贷的政策,极大地鼓励了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大约只经历了十多年,就出现了改流前后迥然不同的变化。在改流前的1726年,是“昔日土酋,好逸恶劳,不喜耕种,纵容部落,不时抢劫人口,掳掠牲畜,贩卖为生,习成惯技”④。而在改流后的乾隆十一年(1746),则是“数年以来,招徕开垦,野无旷土,商贾辐辏,汉土民夷,比屋而居,庐舍稠密,已与内地气象无二”⑤。
在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中,并非所有地区都要经过改土归流。如康熙二十七年授职的新平土县丞杨宗周,乾隆三年因军功议叙的新平土千总邱国①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朱批谕旨》,第49册。①《清世宗实录》卷96,页20、21。
②民国《昭通志稿》卷2《政典志》。
③民国《昭通志稿》卷8《艺文志》,高其倬:《委员赴昭办理开垦疏》。④乾隆十年十一月初三日,《云南昭通镇总兵官董芳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88号。
⑤乾隆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云南总督张允随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88号。
良,都是直到清朝末年子孙世袭,辖区四至分明,保持着土司封建领主的大土地所有制。但至乾隆三年,土弁李毓芳在新平所属地方“新买者甸冈、丫租等田”,其中者甸冈计九亩八分二厘,“年收京斗租谷二十四石,纳秋粮四斗八升五勺”①。表明这里的地主经济已在领主制周围取得进展,并对后者进行冲击。又如道光年间云南武定慕莲土舍所属练头联合群众,要求在辖区内自由买卖土地。土司被迫承认,允许有田户以后只交纳一份官租,这就以容许地主经济发展的方式破坏了领主制的完整。再如清朝末年,贵州威宁龙街、牛棚、大官寨等地仍然保存土目封建领主的大土地所有制,邻近的灼圃地区却由于土目绝嗣,地产归公,折价出售,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地主富农经济逐渐居于统治地位。
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与风俗习惯除少数后进地区外,各地彝族有着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正是从农业生产实践中,彝族人民积累了许多有关天文气象的知识。如在云南景东县,彝族群众把长时期以来观察天象变化的经验编成许多农谚。在云南牟定县,当地部分彝族老农根据春雷第一声的时间和方位,能够正确地预测当年雨季开始的迟早和雨量丰欠的情况。在四川凉山,彝族群众在自己的生产实践中,采用了根据物候定农时的方法,并进一步把农时与天象联系起来,根据日出点和日落点的位置变化确定农时,确定该种某一种作物。
在对疾病医疗方面,彝族群众中间也蕴藏着许多宝贵的经验。如云南楚雄、禄劝县的《齐书苏》(意为配药方的书),贵州毕节地区的《寻药找药经》,四川凉山地区的《献药供牲经》,都可以说是当地彝族医疗经验的总结。许多民间医生运用世代相传的医疗经验,把一些动植物和矿物制成各种土药,能治疗多种疾病。还有扎针、接骨、熏洗、按摩、拔火罐等外科手术。并对牲畜的疾病进行治疗。但是,在一些地区,医疗经验被公开宣扬宗教迷信的毕摩所禁锢,未能获得健康的发展。
彝族有初创于隋唐,至明代已趋成熟的标音节文字,明清以来,各地流传不少用纸书写的彝文经典,包括历法、天文、谱牒、诗文、神话、历史以及毕摩所使用的祭经与占卜经等典籍,内容十分丰富。各地还有一些彝文铸铜、碑刻、图章、书信、契约、借条等,多系明清两代保留下来的文物。彝族民间有丰富的文学宝藏,许多手抄本基本上可以划入文学作品的范畴,绝大部分是世代传诵、并不断锤炼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它们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彝族民间有各式各样的传统曲调,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唱上几首,它是彝族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山歌与传统曲调一样,丰富多彩,美不胜①道光《新平县志》卷2《学校》。
收。彝族民间还有各种舞蹈伴奏曲和乐器曲,乐器种类不少,通常以管弦为主。舞蹈是彝族人民文化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最流行的是集体性质的“跳乐”,基本动作各地相去不远。凉山彝族地区还有一种宫廷舞,渊源可以追溯至隋唐时期,以后由彝族兹莫(土司)继承与保留下来。各彝族地区还保留一些其他的古老舞蹈形式,包括征战舞、斗牛舞、斗鸡舞、点荞子舞、点玉米舞等。
彝族群众流行多神崇拜,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可区分为自然崇拜、灵物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等数种,而以祖先崇拜的仪式最为隆重。最普遍流行于各地的是祭龙,大多以树或水塘为代表。在众多神灵中已出现天神的概念,但不过是人间兹莫或者土司的化身。彝族祭司多称毕摩,由男性担任。通晓彝文,通常父子相传,少数拜师受业。凡遇打冤家、婚姻、疾病、狩猎、出行,以及遇有异象异梦等,都要请毕摩占卜,以预测吉凶祸福。此外,彝族民间还流行“神判”,有捞油锅、漂灯草、端红铧、嚼米等数种,负者须接受制裁。
父系小家庭是各地彝族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诸子婚后即与父母分居,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遗产由男子继承,绝业归近亲所有,女儿只能分得部分动产。彝族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制。1840年以前,凉山彝族妇女在某些方面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奴隶制与封建领主制的统治下,若干彝族地区盛行等级内婚,主要是黑彝与白彝之间绝对禁止婚配。许多地区盛行收继婚,多系丈夫死后续嫁夫兄弟。在婚姻对象选择上,交表婚十分流行。一夫一妻制是彝族社会的基本婚姻制度,少数统治者有多妻的现象。
彝族历史上盛行火葬。明清以来,随着改土归流的贯彻执行,在流官政府的刻意提倡下,许多彝族地区已逐步废除火葬,改用棺木土葬。凉山地区的火葬在奴隶制度下一直继续流行。
各地彝族有一些标志民族传统的节日,其中,流行甚广而又隆重举行的是火把节。四川、云南一般在夏历六月二十四日,贵州多在六月初六。在云南弥勒西山和路南圭山,每年冬日要过密枝节。贵州和云南东北地区的某些彝族,还有夏历六月过小年、冬月过大年的习惯。
第四节回族回民的反清斗争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是由中国国内以及国外的多种民族成份在长时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
清军入关之初,在各地实行剃发、圈地等强暴措施,遭到汉、回各族人民的共同反抗。在湖北,“老回回”这支回族农民武装在同李自成、张献忠坚持十多年的反明起义之后,现在又投入到抗清洪流中来。在山东,东昌府(今聊城)、济宁州等地的回回兵,崇祯末即参加城守,给清军以有力抗击。在广州,羽凤麒、■之浮、马承祖三个回族将领,因坚持抗清而牺牲,被称为“教门三忠”①。在云南,有不少回族人参加南明政权,后来在桂王退入缅甸的时候,曾有一部分跟随桂王的回民,被阻于腾越、保山一带,以“明”为姓,用以表示怀念先朝和对清的不甘屈服。在回民聚居的陕甘地区被清军占领后,反清起义仍然此伏彼起,其中顺治五年(1648)以回族米喇印、丁国栋为首的甘州起义规模最大,他们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下,拥出明延长王朱识■作号召,转战于甘肃各地达两年之久,山陕一带为之震动。
甘州起义被镇压之后,清朝兵科左给事中郝壁向清廷献策,建议清廷趁兵威之下,于各府、州、卫五六十里之外,“或有屯堡僻阒之地,子女族党另行安置。勿令养马,勿藏兵器”,并且还要让回回的“掌教一人主之。制其出入,一意耕牧所原有田产,以消其犷悍之性”,这还不够,“仍听司道等官不时察勘。庶衅无由启,久自敉平,实民与回两便之道”。①他的建议集中反映了清朝封建官吏们对回族的极端敌视。
在政策上,清朝统治者没有把伊斯兰教像白莲教那样禁止,采取允许存在而又多方歧视和严加防范的政策。在法律上,三个以上的回回持兵器走路要罪加一等;流徙罪,普通犯人可以申请留养,回回则不得申请;并且还规定流徙地点不得在甘肃等回回聚居的地区;对于回回的定罪、施刑也比一般犯人重,回回罪犯刺字时刺“回贼”二字,以示污辱。
乾隆四十六年(1781)和四十九年(1784),先后发生了甘肃循化(今属青海)撒拉族苏四十三和通渭石峰堡回民田五领导的两次反对地方官府的起义,清廷派大军剿洗,并利用新教、旧教矛盾,采取“赦一剿一,以分其力”②的以回制回策略,起义遭到残酷镇压。清陕甘总督以这两次事件为借口,在乾隆五十四年发布告示,禁止回民信奉新教,禁止汉民信奉伊斯兰教,禁止回民抱养汉民的婴儿,并禁止添造礼拜寺。苏四十三事件后,清廷将苏①乾隆《番禺县志》。
①《明清史料》丙编第7册。
②《清高宗实录》卷1127。
四十三的首级“传示各省回民居住地方,每处悬示数日,使之共知儆戒”③,接着,清廷将陕西提督由西安移到固原,固原总兵移到河州(今临夏),加强了对回民聚居地区的兵力部署和控制。
甘肃回民的反抗和被镇压,影响及于全国,各地官府都在奉旨盘查“余党”、“邪教”和搜查违碍书籍,为此还兴起了迫害回民的两次文字狱。第一次乾隆四十六年六月,西安回民马中杰、马广文前往归化城(今呼和浩特)途中,在山西灵石被查获书信一包,只因信内有“掌教”名目,于是惊动山陕,如临大敌,以为又是别立邪教煽惑回民者。马中杰被解回西安,由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就近审理。经再三严审,掌教名目早已有之,并无别情。乾隆帝下谕,不得不承认“所办其属过当,殊不解事”。这种压迫和挑拨在西北各地的积累和扩大,成为以后回民大规模自卫抗争之政治的、历史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发生了影响更大的又一次文字狱。在广西桂林查出广东崖州三亚村回民海富润携带的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汉文著述及阿拉伯文、波斯文伊斯兰教经籍多种。敢称“实录”,被认为是“僭妄”,海富润被捕下狱,广西巡抚朱椿一面飞咨有关各省查办,一面申奏朝廷。此案波及广西、湖北、江苏、安徽、云南、广东数省,著书人、作序者、送书人、译刻者、藏版人等,牵连众多,一大批回民人家和礼拜寺被搜查,弄得回民人人自危。乾隆帝知道此案又办理过严,下诏说甘肃的新教是邪教,已经办净根株,“至于旧教回民,各省多有”,“其平日所谓经典,亦系相沿旧本,并非实有谤毁显为悖逆之语”。但诏书又指出;这次查出的“书内字句大约俚鄙者多”,“此等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必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①。这样的上谕仍然重申了对新教的镇压,默认了对宗教书籍的搜查和对回民的歧视,只是担心查办过严将不胜其扰而已。诏书还提到对山东王伦和甘肃王伏林等起义的镇压,有回民参加,这也正是清统治者对回族兵将加以利用的一面。在清代,回族中当兵吃粮和担任武将的确实不少,如哈元生、哈攀龙、哈国兴、冶大雄、许世亨、马建纪、江长贵等都曾任提督、总兵之类的官职,后来同治年间马新贻,竟坐上了两江总督和办理通商事务大臣的高位。这只不过是少部分人的被利用,绝不说明回族政治地位有任何提高。相反地,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回族中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抗清风暴。
以农为主农商工兼营清代有较长时期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由于停止圈地、鼓励垦荒、兴修③《清高宗实录》卷1135。
①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三日上谕,转引自道光七年重刻《天方至圣实录年谱》。水利、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等政策的施行,中国的封建经济又逐渐呈现出一个由恢复到发展的局面,回族的经济、文化这一时期也同样有较为明显的发展和变化。
各地回族的人口在繁衍,生产在发展。乾隆四十六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的奏折提供了有关陕西回民的综合情况,很有代表性。毕沅说:“查陕省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所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城中礼拜寺共有七座。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畜牧及贸易经营,颇多家道殷实及曾任武职、大小员弁及当兵、科举者。”①在甘肃,东部宁夏至平凉,回民村寨林立,西部以河州、西安为中心。延伸到河西及南部清水、张家川等地,也都是回民聚居的地方。内地河南、安徽北部及山东、河北的沿运河两岸,回民散居其间。而云南,在东部发展了昭通、会泽、巧家,在西部发展了大理、保山、剑川等回回村镇。
清代前期回族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在垦荒事业和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上较为突出。顺治甘州事变后由河西逃往西宁府的大批回民,在白塔儿(今大通)等地辟建新的村寨,至乾隆时“开田立舍”已经“累至万户”。巴燕戎厅(今化隆)很多村庄是回民新设。西宁北川营,回民、汉民杂居,“筑高屋、庄田、水磨、斗车、种麦、豆、青稞”①,向当地蒙古贵族领取耕牛和籽种,每年交纳实物地租。在新疆哈密、伊犁、乌鲁木齐、昌吉等地,乾隆后期回民同汉民一起由陕甘来这里垦荒,做出成绩。清代前期山东、河北回民陆续到东北、内蒙垦荒和经商、开辟了新的居住区。继元明之后各地回民在农田水利事业上不断做出成绩,在宁夏,回民、汉民一起兴修了大清、惠农、七星、昌润等渠道,汉延、唐徕等古老渠道也进行了整修和扩展。“黄河万里富宁夏”的赞誉是历史上回、汉各族人民兴办黄河水利并同“河崩沙压”等自然条件作顽强斗争和辛勤劳动换来的。云南,经过元明数百年的经营,回民多占有水利条件较好的地方,在新兴(今玉溪),水利灌溉条件好,可以引水上行,回民居住之处“田地最饶,赤旱不荒”②峨县(今峨山)汉民同河西县回民联合兴修水利,仅河西县就有数千亩回民良田受益,体现了回汉团结的情谊。在河南,回民较多的开封地区道光二十一年(1841)黄河决口,河南及安徽两省五府二十三州县都遭淹没,开封被洪水围困八个月,全城回、汉族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官府束手无策。在一次险情万分紧迫时,有回民夫役七百余名和四街商民“赴工效力,不领价值,踊①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四日,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奏折,转引自道光七年重刻《天方至圣实录年谱》。①乾隆《西宁府新志》。
作为中国人,对本民族的经典音乐作品应该是不陌生的。以下就是在下认为中国人应该熟悉的29首国乐精华,诸位若有不同意见,也请不吝赐教。
国乐精华之十大名曲
以作品产生的大致年代先后为序
一、《流水》(古琴)
“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不必再多说什么了。
《高山流水》的乐谱最早见于明代《神奇秘谱》,后分为《高山》、《流水》两曲。“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至唐分为两曲,不分段数。至来分高山为四段,流水为八段”。经常被后人演奏者多为《流水》。
此曲曾入选美国70年代的“旅行者2号”飞船的太空唱片,在太空中播放,向外星文明展示人类文明的精华。此太空唱片的使用寿命据估计超过地球的年龄,也就是说在地球毁灭之后,这首曲子仍然存在。
二、《阳春白雪》(琵琶)
战国时楚人宋玉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是其曲弥高,其和者弥寡……”
看来,所谓“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者,是我国已知最早的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的对立了。可惜后世只传下了这首“阳春白雪”。此曲以清新流畅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节奏,生动表现了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向荣,生机勃勃的初春景象。
三、《十面埋伏》(琵琶)
此曲描写的是韩信以“十面埋伏”在垓下大败楚霸王项羽的战争场面。
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意境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四、《广陵散》(古琴)
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记载有与此曲相关的历史故事:聂政是战国时期韩国人,其父因为韩王铸剑,违了期限,被韩王所杀。聂政为父报仇行刺失败,但他知道韩王好乐后,遂毁容,入深山,苦学琴艺10余年。身怀绝技返韩时,已无人相识。于是,找机会进宫为韩王弹琴时,从琴腹内抽出匕首刺死韩王,他自已当然也是壮烈身亡了。近代琴家杨时百,其所编《琴学丛书》的《琴镜》中就认为此曲源于河间杂曲《聂政剌韩王曲》。此曲听来隐隐有英雄气,盖非无因。
虽然西晋嵇康临刑前弹奏此曲,并叹曰:“《广陵散》于今绝矣!”其实此曲并未失传。现在普遍认为明人朱权的《神奇秘谱》所载的曲谱为真本。
五、《梅花三弄》(古筝、洞箫合奏)
关于此曲的来历,一般认为是源自《世说新语》中的一个故事。《世说新语·任诞》载:桓伊(字子野)善吹笛,王微之(字子猷)早闻其名,但两人从未谋面。一次王徽之乘舟将发,这时岸上过来一队车马,从人告诉他车中坐的就是桓伊。于是王徽之邀请桓伊演奏。桓伊下车,坐胡床吹笛,奏三调后即离去。随后,客主两人乘车上舟各奔前程,从头至尾,不交一言。而这首《梅花三弄》,据说就是桓伊当时演奏的曲子。
此曲另有筝、小提琴等演奏的其他版本。但依在下浅见,表现孤傲的梅花,恐怕还是洞箫更合适一些。而且在中国传统的神话中,仙人大多也是吹箫的,这与梅花身份的高洁正好也是一个映衬。
六、《阳关三叠》(古琴)
《阳关三叠》是根据唐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而谱写的一首琴歌。王维这首诗在唐代就曾以歌曲形式广为流传,并收入《伊州大曲》作为第三段。唐末时人陈陶曾写诗说:“歌是《伊州》第三遍,唱着右丞征戍词。”后来又被谱入琴曲,以琴歌的形式流传至今。流传下来的各种版本基本都上用一个曲调作变化反复,叠唱三次,故称“三叠”。
七、《春江花月夜》(古筝)
《春江花月夜》又名《夕阳箫歌》、《浔阳夜月》。大概得名于唐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诗。所谓“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情景,在此曲中用细腻、委婉的旋律得到了完美的表达。海外华人中此曲享有盛名。
八、《渔舟唱晚》(古筝)
《渔舟唱晚》是一首古筝曲,标题取自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的诗句。乐曲描绘了江南水乡晚霞辉映下渔人载歌而直至月光如水、万家灯火的动人画面。有关乐曲的由来,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一种认为是30年代中期古筝家娄树华根据明、清时期的古曲《归去来》加以改编而成的,另一说法是山东古筝家金灼南早年将家乡的民间传统曲《双板》等乐曲改编而成的。
九、《良宵》(二胡)
此曲由著名的民族音乐家及教育家刘天华先生(1895-1932)作于1927年,原名《除夜小唱》。1927年除夕,刘天华的几个学生到他家过年,那晚他心情特别好,再加上受到除夕欢乐气氛的感染,即兴拉弦作曲,一气呵成。
十、《二泉映月》(二胡)
《二泉映月》的曲作者叫华彦钧(1893-1950),小名阿炳,江苏无锡人。他从小随做道士的父亲在道观里长大,道士们做道场用的乐器竹笛、三弦、二胡、琵琶等乐器他逐渐地全都学会了。十五、六岁时,他已成长为无锡道教界一名出色的乐师。1928年,他双目失明,人们从此习惯地叫他“瞎子阿炳”。由于社会动乱,生活无着,道产也变卖一空,他开始了流浪的卖艺生涯。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种比乞丐强不了多少的流浪卖艺中度过的。
阿炳演奏的许多乐曲,都是他自编的,《二泉映月》就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乐曲就像他悲惨一生的真实写照,作品的旋律,委婉流畅,跌宕起伏,意境深邃。
1950年暑假,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杨荫浏(1899-1984)、曹安和(1914-)两位音乐家,携带学院刚刚买到的一台进口钢丝录音机回到家乡无锡,找到久仰大名的民间音乐家瞎子阿炳,要为他的演奏录音。当时阿炳已经多年不演奏乐器了,手头也没有乐器,杨荫浏就从乐器店现买了琵琶、二胡各一把,阿炳练习了三天之后,录下了《二泉映月》等两首二胡曲和三首琵琶曲。
第二年当他们再去看望阿炳时,这位饱经沧桑的民间音乐家已经因病去世了,他们录制的《二泉映月》等乐曲,成了阿炳仅存于世的绝响。当年为《二泉映月》这首乐曲录音后,杨荫浏问起这首乐曲的曲名,阿炳说这首乐曲没有名字,是他随便拉的。杨荫浏又问他常在什么地方拉,他说在街头,也常在惠山的亭子上拉。因为惠山脚下有一泓美丽的泉水,名为“天下第二泉”,杨荫浏说,那就叫《二泉映月》吧!此曲的曲名就从此而来。
据中央音乐学院终生院长赵沨先生回忆:“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在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次听到用二胡演奏《二泉映月》时泪流满面的情况,并且以东方人所特有的那种虔诚的态度来说:这种音乐只应该跪下去听,并且真正的从椅子上顺势要跪下去,当我扶着他的手又把他扶在座位上之后,他又哺哺地向我说:如果我听了这次演奏,我昨天绝对不敢指挥这个曲目,因为我并没有理解这首音乐,因此,我没有资格指挥这个曲目。”
国乐精华之九大新民乐
以作品产生的大致年代先后为序
一、《思乡曲》
《思乡曲》是马思聪(1912-1987)于1937年所写《内蒙组曲》(又名《绥远组曲》)中的第二首,主题音乐来自绥远民歌《城墙上跑马》。马思聪是我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和教育家,早年留学法国,1931年回国后主要从事音乐教育工作,解放后曾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1967年在“文革”中被迫出走美国,1987年在美国费城逝世。
二、《牧歌》
小提琴曲《牧歌》是当时还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的沙汉昆于1953年创作的作品,采用内蒙民歌呼伦贝尔盟的长调民歌《乌和日图和灰腾》的素材创作而成。
三、《春节序曲》
《春节序曲》由作曲家李焕之(1919-2000)创作,这是他的管弦乐组曲《春节组曲》的第一乐章,完成于1956年。作品主要取材于陕北民间音乐,风格明快、粗犷而热烈的乐曲,表现了陕北人民欢度春节的生动情景。据统计,这首《春节序曲》是音乐舞台上演奏得最多的中国管弦乐作品之一。
四、《新疆之春》
小提琴独奏曲《新疆之春》由马耀中、李中汉创作于1956年。具有浓郁的维吾尔族民间音乐风格和奔放热情的性格特征。该曲曾被改编为重奏、齐奏、管弦乐和民乐合奏等多种器乐曲形式。
五、《梁祝》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由当时还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的何占豪(1933-)、陈刚(1935-)在1959年创作完成的毕业作品。取材于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主要旋律。1959年5月27日首演时,由两位作者的学习小提琴专业的同学、当时只有18岁的俞丽拿担当独奏,一举获得轰动。有华侨称为“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它”。
六、《哈伲情歌》
《哈伲情歌》由作曲家张难创作,主要采用了云南哈伲族的民间音乐素材。
七、《海滨音诗》
《海滨音诗》由作曲家秦咏诚(1933-)创作于1962年。
八、《苗岭的早晨》
小提琴独奏曲《苗岭的早晨》由作曲家陈钢于1975年根据同名口笛乐曲改编。以苗族飞歌特有的旋律音调为主要素材。
九、《美丽的塔什库尔干》
这首小提琴独奏曲是作曲家陈钢根据吐尔逊卡尔所作的歌曲《美丽的塔什库尔干》和刘富荣改编的笛子独奏曲《帕米尔的春天》改编,完成于1976年。其中应用了新疆塔吉克族的音乐素材。
国乐精华之十大民歌
以作品产生的大致年代先后为序
一、《天涯歌女》
《天涯歌女》是1941年上海国泰影片公司拍摄的《马路天使》中的插曲,词曲作者分别是鼎鼎大名的田汉(1898-1968,国歌的词作者)和贺绿汀(1903-1999,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由30、40年代著名的歌星“金嗓子”周璇(1920-1957)演唱。曲调采用了江南民歌的音乐素材。而周璇也凭借在此片中的出色表演一举奠定了她在当时上海**界以及后来中国**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
而提到这部**《马路天使》,就不能不提也为此片谱写过插曲的、当时有“歌王”之称的陈歌辛(1914-1961)。他是当时最著名的作曲家,他的代表作是40年代的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旋律奔放、节奏明快,巧妙地将典型的中国民族音调与跃动的现代城市节奏相融合——特别是在50年代被译成英语传入美国,并由Frank Laine加以爵士化的演绎后,使之更为国际化,从而荣登美国1951年流行音乐排行榜(Billbroad)榜首。这是到今天唯一一首由中国人创作的Billbroad榜首歌曲。另外,他的儿子就是写出《梁祝》等著名作品的作曲家陈刚。
歌词: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
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哎呀哎呀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家山呀北望,泪呀泪沾襟。
小妹妹想郎直到今,郎呀患难之交恩爱深。
哎呀哎呀郎呀,患难之交恩爱深。
人生呀谁不惜呀惜青春。
小妹妹似线郎似针,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
哎呀哎呀郎呀,穿在一起不离分。
此曲由著名的“民歌大王”王洛宾先生(1913-1996)整理创作。1941年春天,**导演郑君里去青海省青海湖畔拍摄一部**时,当时参加演出王洛宾对当地一位藏族千户长的女儿卓玛情有独钟,在离开青海湖时根据当地民歌创作了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
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和下面的《半个月亮爬上来》被选录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著作》。《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还被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Paul Robeson(《老人河》等歌曲的演唱者)、西班牙著名男高音歌唱家Jose Carreras等人作为自己的保留曲目,用中文唱遍全世界,并被享誉全球的巴黎音乐学院编入音乐教材。
歌词: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她那活泼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牧羊。每天看著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著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三、《半个月亮爬上来》
王洛宾在40年代为一位在兰州的姑娘方珊所作,后被选录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著作》。
歌词:
半个月亮爬上来,咿啦啦,爬上来。
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咿啦啦,梳妆台。
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咿啦啦,快打开。
再把你那玫瑰摘一朵,轻轻的,扔下来。
再把你那玫瑰摘一朵,轻轻的,扔下来。
四、《康定情歌》
《康定情歌》是上个世纪30年代诞生于四川康定的一首民歌,由当地的群众自发编创并于40年代逐渐流传开来。40年代中期,就读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校的福建学生吴文季在从军的康定人中收集到此歌,然后将此歌转交给他的老师伍正谦。伍正谦十分喜爱,又请作曲系的江定仙老师配乐伴奏以便演唱。江定仙配好伴奏后,将原名《跑马溜溜的山上》改名为《康定情歌》,后来伍正谦在学校的一次音乐会上首次演唱了这首歌曲。后来,江定仙又将此歌推荐给了当时走红的歌唱家喻宜萱,喻宜萱同年在南京举办的个人演唱会上公开演唱了此歌,以后便将此歌作为自己的保留节目,从南京唱到了大西北,从国内唱到了国外,使《康定情歌》传遍了世界。
歌词: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
月亮弯弯,康定溜溜的城哟!
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
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哟!
月亮弯弯,看上溜溜的她哟!
一来溜溜的看上,人才溜溜的好哟!
二来溜溜的看上,会当溜溜的家哟!
月亮弯弯,会当溜溜的家哟!
世间溜溜的男子,人才溜溜的好哟!
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的求哟!
月亮弯弯,任我溜溜的求哟!
五、《紫竹调》
《紫竹调》原是一首30、40年代流行于苏州的市井爱情小调,后成为上海沪剧曲牌。经历代艺人传播修改,成为一首含蓄有趣的情歌。乐曲以弦乐和二胡、琵琶、曲笛演奏旋律,竖琴的晶莹琶音与之相和,颇具江南丝竹的风格。歌词多因情而发,没有固定的版本,这也是最原生状态的民歌的特点。
六、《敖包相会》
1952年,根据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的**剧本《草原上的人们》,在长春**制片厂开拍,而歌曲《敖包相会》就是此片中的一首插曲。据影片编剧之一的玛拉沁夫介绍,他将《敖包相会》的歌词写好后,交给了另一位编剧海默修饰润色,两人几经切磋后,又拿给影片作曲——著名的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看。随后,通福来到了他的故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根据海拉尔河畔的一首古老的情歌创作而成。1953年,**《草原上的人们》上映,《敖包相会》也随之飘向了祖国的五湖四海。
歌词: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哪,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嗬?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
只要哥哥我耐心地等待哟,我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哪,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我在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嗬?
我在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嗬?
七、《茉莉花》
这原是一首江苏民歌,整理者为何仿(1928-)。1942年冬,当时还是新四军文艺小战士、年仅14岁的何仿到江苏六合八百桥镇金牛山下(今属南京)采风,被当地的一首歌《鲜花调》优美的曲调所吸引,并在此基础上加工整理出了《茉莉花》。此歌于1957年真正面世,1959年最终定稿。从此传唱大江南北,甚至远在西方都有根据它改编的各种版本的乐曲。法国著名钢琴家Richard Clayderman、美国著名萨克斯风演奏家Kenny G都曾演奏过此曲的改编版本。不过何仿本人一直不认为此歌为自己创作,所以从未收取过版税。
歌词:
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看花的人儿骂。
好一朵茉莉花,茉莉花开雪也白不过它,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旁人笑话。
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比也比不过它,我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来年不发芽。
八、《蝴蝶泉边》
《蝴蝶泉边》是长春**制片厂1959年出品的爱情喜剧故事片《五朵金花》中的插曲。**讲述了一对在云南大理蝴蝶泉边对歌定情的白族青年的爱情故事。对歌这种当地特有的白族青年男女定情方式对于当时的汉族观众还是相当陌生的。而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蝴蝶泉边》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著名满族作曲家雷振邦(1916-1997)采用两首不同风格的白族民歌加工而成丰富独特的旋律。词作者是**《五朵金花》的编剧季康。
歌词:
女:大理三月好风光哎,蝴蝶泉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哟,阿妹梳头为哪桩?蝴蝶飞来采花蜜哟,阿妹梳头为哪桩?
男:蝴蝶泉水清又清,丢个石头试水深,有心摘花怕有刺,徘徊心不定啊伊哟。
女:有心摘花莫怕刺哎,有心唱歌莫多问,有心撒网莫怕水哟,见面好相认。
男:阳雀飞过高山顶,留下一串响铃声,阿妹送我金荷包哟,哥是有情人啊伊哟!
女:燕子衔泥为做窝,有情无情口难说,相交要学长流水哟,朝露哥莫学啊伊哟!
男:祖传三代是铁匠,炼得好钢锈不生,哥心似钢最坚贞,妹莫错看人。送把钢刀佩妹身,钢刀便是好见证,苍山雪化洱海干,难折好钢刃。
女:橄榄好吃回味甜,打开青苔喝山泉,山盟海誓先莫讲,相会待明年。明年花开蝴蝶飞,阿哥有心再来会,苍山脚下找金花,金花是阿妹,苍山脚下找金花,金花是阿妹。
九、《草原之夜》
1959年春天,八一**制片厂导演张加毅带领摄制组赴新疆拍摄记录片《绿色的原野》,拍摄的地点选定在伊犁地区可克达拉农场。新疆这块美丽的土地,这里勤劳、淳朴、能歌善舞的民族,这里的一切都使张加毅赞叹不已。他在激动中写出了《草原之夜》的歌词后,交给作曲家田歌,田歌用40分钟写出了这首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名歌。1990年,《草原之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东方小夜曲”。
歌词: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
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耶,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
等到千里雪消融,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
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耶,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
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
十、《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此歌为作曲家雷振邦于1962年为长春**制片厂当时拍摄的**《冰山上的来客》创作,主要参考了一首古老的塔吉克族民间歌曲《古力碧塔》。《古力碧塔》讲述的是一名为商人赶脚的塔吉克青年,爱上了喀布尔城的一位公主,但遭到了反对,青年只能顺着古丝绸之路流浪,把优美凄凉的歌声传遍了所有他路经的地方,最后传回到帕米尔高原他的故乡。
歌词: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哎红得好象,红得好象燃烧的火?
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花儿为什么这样鲜,为什么这样鲜,鲜得使人不忍离去?
它是用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除这10首歌之外,还有东北的赫哲族民歌《乌苏里船歌》、湖北民歌《洪湖水浪打浪》、江南民歌《采红菱》等,也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但由于其影响力与上面10首仍有差距,故没有入选。
达斡尔族的婚事均由父母做主。当孩子十几岁时,男方家长在相中谁家的姑娘后,就要委托媒人到女方家说亲。在达斡尔人中,没有公认的专职媒人。媒人一般是女方的亲戚或是要好的朋友,大都是有一定辈分或身份的人。媒人要善于辞令,这是男方求婚人家基本的要求。媒人头戴燕尾帽,自带酒和酒盅,酒瓶上要用红布条缠上前往女方家。女方家长此时显得比较庄重,或以女儿年幼,或以其他理由来推托。
达斡尔族中过去有指腹订亲的,即双方家长有友好往来,为了密切和持续这种关系,在双方妻子怀孕时指腹订立婚约。如果所生孩子恰是一男一女,这时,男孩的父亲就要提着酒去女孩家,给女孩的祖父母叩头,向女孩的父母表示认亲家。然后,宾主一起饮酒吃饭,以示订婚。如果生下的是双胞胎,而且都是男孩时,他们的父母则要尽量找双胞胎女孩作为配偶,据说这样做孩子好养活。
达斡尔族在历史上还有一种订亲方式叫娃娃婚,即孩子尚幼时,酒宴上由男方父母提出求婚之意,并向女方父亲“端盅子”,女方父亲如接了盅子便算定了这门亲。事后,男方父亲领孩子到女方家,给女方的父母叩头。女方父亲给上门的小男孩扎上一条腰带,上挂一条毛巾和一个烟荷包,包内装了钱,即为订亲。娃娃婚多半发生在这样的人家:如某家女孩的上边或下边的孩子早夭,于是家长则认为她命薄难养,于是将她许给没有子女夭折的人家,找个长子订婚,借点“命”。
男女青年订婚后,男方要送女方家马、牛、羊和酒,称为“大礼”。这一天姑娘要躲起来,不见未婚夫。婚礼前一个月,男方还要送一次小礼,礼品主要是衣、物,这时未婚夫妇才可以见面,并在一起吃“拉里”和挂面。结婚要置办酒宴,食品和菜肴必须丰盛,特别是在迎亲时,如果沿途碰见行人,不论是否相识,都可分得一份酒肉和点心。结婚仪式后,主人要以炒犴鼻和手把肉等上等菜肴待客。
达斡尔族的婚礼十分隆重,从媒人到女方叩头订亲起,男方要向女方过两次礼。第一次为大礼,男方长辈带上礼品和未婚夫,前往女家。而女方则大门紧闭,由守卫在外的意味长者向送礼人提问,直到满意了才放行进门。当晚双方举行宴席,姑娘则会躲起来,不和未婚夫见面。第二次是在结婚前一个月,双方商量婚期。这次岳父会叫姑娘出来,和未婚夫一起吃饭。
结婚那天,送亲的喜车一定要在落日前到达。男方会在中途派人迎接,并向客人敬酒。然后一人回去报信,一人陪同缓缓前行。
在到达男方家时,喜车一定要向东方前进。第二天,送亲人回去时,男方还要设宴款待,等送亲人走了,新郎还要带着酒追上去,敬一次酒。 达斡尔族对离婚十分痛恨,一般很少离婚。在达斡尔语人有句俗语:“写离婚书的地方,三年不长草。”离婚的男子要受到众人耻笑。如果实在要离婚,则须举行离婚仪式,这个仪式也是十分庄重,丈夫必须跪卧在地上,让妻子从他颈部跨过。还要把一块白布缠在男家的烟囱上,用来象征丈夫已经死去。
寻找消失的民族——契丹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然而,自元末明初以来,契丹族却从史籍中突然消失。阜新,开州立县是从辽开始,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可以说,阜新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近,在有关专家用DNA技术认定达斡尔族及云南阿、莽、蒋姓“本人”为契丹族后裔的消息公布于众之后,阜新成为解开契丹源流问题的“重地”。昨日,记者对契丹族的源流问题做了进一步追踪调查。
用DNA技术破解契丹消失之谜
曾经创建了持续219年之久的辽王朝的契丹民族,从元末明初以来忽然从史籍中消失得不见踪影。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是否如逝去的时间一样不复存在了?
日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利用DNA技术解开了契丹族消失之谜: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的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族后裔。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现在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近些年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各执一词。
而现在,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这个破解过程是这样的: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这些业已融化了的“冰”还能找到吗?
两份家谱述说着这个耶律姓人家的家史
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现在的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昨日,记者见到了叶长青。尽管年过七旬,但叶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及随同珍藏的两份官府文件。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著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契丹:留给今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辽亡后,阜新的这些契丹人流向何方?还有多少外地的契丹人流向阜新,他们究竟融化在哪些民族当中?
目前,阜新的这份家谱为证的契丹后裔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脉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民族契丹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稿件来源:新华网)
1、厚积千言祝福,薄发一句心愿:祝愿您及您的家人阖家欢乐,吉祥如意。
2、祝你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羊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事亨通,千事吉祥,万事如意!新年快乐!
3、祝福春节快乐,阖家幸福,一切顺利,万事如意。
4、祝你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羊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事亨通,千事吉祥,万事如意!新年快乐!
5、在家顺在外顺,心顺意顺,事业顺前程顺,一顺百顺;天地顺人情顺,风调雨顺;现在顺将来顺,一帆风顺,恭祝你新年快乐!
达斡尔族抗战沙俄时期的故事
本文2023-10-12 01:43:57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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