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是我国岭南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海南省中南部的琼中县、白沙县、昌江县、东方县、乐东县、陵水县、保亭县、通什市、三亚市等七县二市之内，其余散居在海南省的万宁、屯昌、琼海、澄迈、儋县、定安等县。由于分布地区不同和方言、服饰等的差异，其自称有“伴”、“岐”、“杞”、“美孚”、“本地”等。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黎族人口数为1247814。以农业为主，妇女精于纺织，“黎锦”、“黎单”闻名于世。使用黎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不同地区方言不同。也有不少群众兼通汉语。1957年曾创制拉丁字母形式的黎文方案。

　　黎族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西汉曾以“骆越”、东汉以“里”、“蛮”，隋唐以“俚”、“僚”等名称泛称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海南岛的黎族先民也包括在这些泛称之内。“黎”这一专有族称始于唐末，到宋代才固定下来，沿用至今。

　　据考古发现，海南岛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遗址有130处，大约距今五千年左右。史学界和民族学界研究认为，这些新石器遗物的主人是黎族的先民。是黎族先民开发了海南岛。秦汉时期，海南岛同汉王朝关系密切，汉武帝先后数次派兵打开琼岛，设置珠崖、儋耳两郡，部分大陆汉人迁居海南岛，与黎族土著居民杂居。以后，汉族大量移民海南岛。“村人”、苗族和回族也先后迁徙入岛。大量移民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铁器)和生产技术(农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公元l世纪中叶，封建统治渐趋稳固。

　　南北朝和隋朝初期，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的统治更加巩固，俚僚领袖冼夫人起了重要作用。她率领俚僚1000余峒(包括黎族祖先)以及岭南其它越人，先请命于梁朝，后又归属于隋朝。冼夫人深明大义，致力团结，密切了中原与海南岛的关系，促进了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唐宋时期，海南岛与中央王朝关系更加密切，海南岛作为唐朝与南海诸国贸易往来的交通要冲。唐朝十分重视海南岛的统治和开发。黎族地区生产的金、银、珍珠、玳瑁、香料等既作为“贡品”又作为对外贸易产品。与此同时，黎族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成熟。黎族劳动人民也受到日益沉重的奴役和剥削。

　　宋末元初，杰出的女纺织家黄道婆年轻时因不堪封建家庭虐待逃至崖州，曾在崖州居留40多年(一说30多年)，向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术，回故乡乌泥泾(今上海县华泾镇)后，在黎族传统纺织工艺基础上加以改进，创造出一套先进的棉纺织工具和技术，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元初，封建统治者采取羁縻政策，任用“峒首”为世袭“万户”、“千户”，加速了黎族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激起黎族人民不断起义。

　　明、清两代，封建地主经济在黎族社会中已占统治地位，大部分黎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与当地汉族相近，出现了定期的市场和墟场，槟榔、椰子和牛只等成为大宗输往大陆的货物。在五指山腹地则仍保留原始公社残余的共耕制生产方式。

　　社会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黎族以农业为主，种植稻、薯、玉米等作物；手工业、渔猎、饲养家畜家禽、采集野生植物是重要的家庭副业，商品生产和贸易不发达。这时黎族地区的社会形态虽是封建社会，但发展不平衡，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占黎族人口和总面积94%以上的一般地区，与当地汉族一样，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地主经济发展比较快。地主阶级通过租佃、高利贷、雇工剥削农民，出现了拥有千亩耕地、千头牛的大地主。另一类是在五指山腹心地带13000多人口的地区，到建国前夕仍保留“合亩制”的生产方式。合亩内部实行家族制领导，生产资料统一使用，成员按严格的分工集体劳动，收获后平均分配。这类地区生产力水平较低下，虽然早已使用从汉区购入的铁制农具，但耕作技术落后，牛踩田、手捻稻、不施肥、刀耕火种仍较普遍，粮食亩产一百多斤。“合亩”(黎语称“纹茂”，意为“大伙做工”)是农业生产的单位，以“亩头为首”，由若干户有血缘关系的“亩众”组合而成。主要生产资料耕地和牛只，基本上是合亩公有和几户伙有，但一律交由合亩统一使用，在亩头主持下进行集体劳动，基本上按户平均分配产品。在一些合亩内，已加入前来投靠的非血缘关系的亩众，亩内的生产资料已大部分归亩头一户占有，对亩众进行各种剥削，原始共耕组织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

　　建国前，黎族地区还保留“峒”(或称“弓”)的社会组织。有固定的疆界，若有侵犯，往往会引起峒与峒之间的纠纷和械斗。每峒都有一个由长辈充当的峒头，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和调解纷争，较重大的事件则召开全峒会议解决。早期，血缘纽带是峒的组织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统治的加强，峒已成为县以下的行政单位，峒头成了基层统治人物。

　　1948年初，海南岛大部分黎族地区已获解放，在解放区内进行了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黎族地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文教卫生事业得到了很快发展。农村除实行科学种田，提高复种指数，增加产量外，还充分发挥黎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如橡胶、油料、甘蔗、胡椒、咖啡、腰果、水果等。多种经营为黎族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工业生产已形成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1988年，海南岛被批准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以后，其对外开放步伐加快，黎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文化艺术

　　黎族虽然没有本民族文字，但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学。其形式活泼，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世代相传。主要包括故事、传说、神话、童话、宗教家谱等。比较著名的有《人龚的起源》、《五指山大仙》、《洪水的传说》、《甘工鸟》、《鹿回头》等。既反映了社会历史，总结生活经验，传播各方面的知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寄托了黎族人民的美好希望和追求。

　　黎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音乐和舞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间音乐有自己的传统乐器：鼻箫、口弓、叮咚板、独木皮鼓、蛙锣等。民间歌谣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海南汉语作唱词，以黎族民歌韵律为唱腔，称作“汉词黎调”；一种是用黎语作唱词，称为“黎谣正调”。内容多样，有劳动歌、生活歌、情歌、颂歌、仪礼歌、叙事歌、杂歌等。歌者即兴作词、吟唱心曲，引人入胜。并有独唱、对唱、说唱、联唱、领唱等不同形式。曲调旋律，各地区略有不同。

　　有歌就有舞。黎族人民不仅善唱歌，也爱跳舞，他们的舞蹈来源于生产和生活，来源于对祖先的崇拜。内容主要有生产舞、生活舞和宗教仪礼舞。较著名的舞有《招福舞》、《打柴舞》(竹竿舞)、《舂米舞》等。舞时，往往歌声、打击乐和喊声相融，场面欢快。

　　黎族的造型艺术，以织锦工艺最为著名。在唐宋时期，黎族的纺织技术就比中原先进。织出的黎锦、黎单闻名于世。他们利用各种不同的纺织工具，从轧棉、弹棉、纺线、染色、理经、织布、刺绣，直到生产出色彩斑斓的锦、被、单、筒裙、花带等，已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生产工艺。而且至今，著名的“崖州被”和“双面绣”，以其技术精巧细密，花色艳丽又富于特色而驰名。此外，黎族的独木器制作和竹藤编织工艺，也十分著名。

　　风俗习惯的重要节日

　　黎族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小家庭，儿女成年后即住在屋外的“寮房”里。婚后妻子一经在夫家定居，夫妻便与父母分居别炊。建国前多早婚，由父母作主，但婚前司以自由谈恋爱。盛行婚后不落夫家(婚后新娘返回娘家居住一、二年乃至七、八年后，才定居夫家)的风俗。非婚生子女不受歧视。离婚和寡妇再嫁比较自由。

　　黎族妇女束髻于脑后，插以箭猪毛或金属、牛骨制成的发簪，披绣花头巾，上衣对襟开襟无扣，尚青色，下穿无褶织绣花纹的统裙，盛装时戴项圈、手镯、脚环、耳环等，有些地方的妇女的耳环多且重，耳根下垂至肩，史称“儋耳”。部分地区居民仍保留古代称为“雕题”的文面、文身风俗，特别是妇女有文身风俗，一般从十二三岁开始至婚前陆续完成，个别有婚后完成的。文身工具是植物刺针、小竹木棒和植物染料。文身的部位主要是脸、颈、胸和四肢等处。不同地区，文身图案差别很大。这种习俗目前已基本消失，仅在偏僻地区能够见到。男子结鬃缠头，上衣无领对襟，下穿前后两幅布的吊檐。这些衣服都以棉、麻为料，自纺自织自染自缝而成。饮食比较简朴，以大米、番薯、玉米为主食，多以狩猎、采集所得为副食，只种少量蔬菜，且多从汉区引种。妇女爱嚼槟榔。住屋多为金字形茅屋，泥糊竹笪为墙。在白沙县偏僻山区和合亩地区还保留屋顶似船篷，地板架空离地的船形屋。

　　丧葬仪式各地不同，接近汉区的有停棺打醮、看风水择地起坟的风俗。合亩地区死者葬在氏族的公共墓地，以独木棺土葬，不筑坟立碑，葬后不再祭扫。

　　宗教信仰

　　黎族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各地均以祖先崇拜为主，也有自然崇拜，个别地区还残留着氏族图腾崇拜的痕迹。黎族信鬼，特别是祖先鬼，祭祖先是黎族的重要宗教活动，以求祖先保家人平安。

文 | 鹤湖风光

古人云：史、志、谱，其义一也。上下五千年，经纬百家姓，家谱是中华民族姓氏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一部独树一帜、古人今人跨越时空共同书写、共同传承的家族之史记，百姓之经典。

续修家谱，功莫大焉。上溯列祖列宗昭穆一本，下启子孙后代世系万派。发扬古贤风范，传承先人美德，重申家训之谕，启迪人生之本。

岁月荏苒，人间兴替。京兆黎氏英奇公支下裔孙，世居彭泽县大桃源及瀼溪镇黎家村（旧称菊邑下洋湖，原属东流县唐丰上乡十二都），虽遭战乱兵燹，家谱仅存卷首，百年失修，但族人尊祖敬宗的情怀，无可扼制，从未失去。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人生哲学话题，唯有在家谱里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修谱，就是人们心中的一条回家的路，家谱是每一个人心中的一块圣地，是子孙万代灵魂的归依之所。一个家族如果缺少了家谱的传承，在精神世界里，无论身居何方，都算是客死他乡。失去了家谱，后人更不知道自己根由何来，将归向何处。拜读残存的谱首，想我黎氏，祖德宗功，巍巍华表。谱牒千百年传承有序，又岂会在历史长河中怅然断失呢！

食徳饮和，必蒙祖先暗祐。通过不懈努力，精勤搜访，二零二零年岁末，族人在网络上发现了一条重要信息。光绪三十四年，与我支合修宗谱的菊邑（旧东流县）同宗英义公、英茂公房，二零一六年续修家谱。因两地相去二百里之遥，跨省越山，地名更替，音讯百年未通，当地掌修大中先生，心念英奇公支派，在众多网络平台上发布了修谱寻亲信息。

二零二一年正月十六，新元伊始，东风解冻。英奇公房族裔冬伢、贵宝、新法、黎华、青贵一行，一路春风，驱车前往安徽省东至县英义公房住地黎家村，喜见保存完好的英奇公支下世系旧卷。川流派别当知同源，人代散殊当知同祖。瀼溪笑颜，鹤湖腾欢，两地宗亲，共话兄弟情谊，举杯相庆，欢聚一堂。

二房大中宗亲欣然受托，鼎力匡襄，利用一品谱局家谱软件编辑世系，并对艰深晦涩的古序断句标点。仅仅月余，新谱告成。从此，悠悠千古，一部浩瀚的家族史，源源本本、明明白白，走进了族人的视野。

拜读新谱，墨香盈案。本宗黎氏系自山西上党，派出江右宁都，伟绩丰功，官尊望崇。得姓有考，颛帝之孙北正黎，掌司天下土地，其后以字为姓；立国有史，黎侯佑商有功，封土潞州上党（今山西境内）建立社稷，以姓其国。泱泱黎氏，京兆名门，有惠民之政，后裔黎顼，仕梁为相；有戡乱之武，南北朝齐明帝建武年间，顼的后代侨公敕封永乐侯，子孙将才翼北；有郡望之显，唐代宗大历丙午年，干公授京兆尹，升兵部侍郎，京兆堂号，家声远播；有衍派之祖，唐敬宗宝庆二年度公官虔化令，开江南黎氏之先河；有帝师之严，清泰公懿宗咸通戊申授太子太傅，后世以地其名；有华国之文，虔州指挥史延昌之裔希声，北宋庆历三年癸未科状元及第；有贤良之祠，黎少师德重乡闾，光辉家乘；有聚族之裔，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翰林院庶吉士、己酉科江南大主考志远公，二修族谱，宁都黎氏支分派别，谱传四方。

追本溯源，侨公尊为京兆黎氏传承有序的始祖，籍在明州。度公授虔化令，自明州辟居江西宁都，尊为江南之祖。二十五世八郎官居清溪，次子七郎随子成忠官迁吉安府永丰县瑶田。三十九世元瑛公生四子，长英奇由永丰县永丰乡择居彭邑，次英义、四英茂见山青水秀，爰得乐土，卜居今东至县升金湖畔，唯三英旺留守故乡，重土不迁。从此各房开枝散叶，云仍第衍，传承有自，百世祯祥。

古人云：修谱旺族。凭吊古人，历史远去，茫然而山高水长。唯有家谱铭记祖徳宗功，激励后昆。续修家谱，是一个家族自强不息、族隆云兴的象征。百年岁月，华章维新，谁支谁脉，有条不紊，左昭右穆，焕然一新，纪事纂美，垂之久永。恭祝黎氏后裔，麟趾呈祥，螽斯衍庆，起凤腾龙，光耀门庭，蓬蓬勃勃，共建美好家园。

      公元二零二一年岁次辛丑孟春之吉

黎的英文是Lee。

黎姓，汉族姓氏，为典型的南方姓氏。

普通话读音：li；粤语读音：lai。

今以湖南、广东、四川、江西等省分布较多，是中国排名第九十二位大姓。

黎是一个汉字，读音是lí，属于上下结构。黎字原义是众，众多的意思。

参考资料：

在早期历史上，黎氏表现得比较岑寂，除了南北朝时的北周有一位官拜车骑大将军，并以雅好读书，著述不怠而见称的黎景熙；

以及于唐玄宗时官拜京兆尹，显赫一时的黎干之外，具有特殊优异表现的黎姓人家，并不多见。宋、明以来的1000多年以来，情形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整个黎氏家族人材辈出，表现可圈可点，使得黎氏的声名，尽人皆知。

丰舒系商汤后裔。商时有诸侯国——黎国，商末，西伯姬昌攻灭黎国，武王克商后，大封天下，封成汤后裔于黎国，赐为侯爵，其后有黎侯丰舒。

丰舒之后，子孙有以国为氏者，称黎氏，尊丰舒为得姓始祖。

另一种意见认为，黎氏得姓始祖为黎侯，名待考。丰舒不是黎侯，而是强占黎氏之地黎国的仇人。丰舒是路国宰相，伤潞子之目，杀君主夫人，夺黎氏地。

周定王十三年（公元前594年），晋侯诛灭丰舒。之所以被尊为祖，是由于断句错误所致。《四库全书、路史》记载：“西伯戡黎武王复以封汤后黎侯丰舒奄之有黎氏犁氏”，正确断句是”西伯戡黎，武王复以封汤后黎侯，丰舒奄之。有黎氏、犁氏。”这样才符合记载记载。

而不是“西伯戡黎，武王复以封汤后黎侯丰舒，奄之有黎氏、犁氏。”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黎姓

周人古公亶父迁都岐山之后，就开始部署“剪商”计划，历史上“泰伯奔吴”即是在江汉流域埋下一枚棋子。季历在位时，形成了周羌联盟，确立了在商朝西部的大国地位，甚至势力一度发展到河南西部，引起商朝文丁惊恐，于是设计杀死季历。

周文王姬昌继位之后，《古本竹书记年》中有“帝乙处殷。二年（公元前1100年）， 周人伐商”的记载，周国公然造反挑战商朝，惨遭失败之后进一步转向西北与江汉流域扩张，到了晚年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开始正式称王，与纣王平起平坐，勃勃野心显露无疑。

更为重要的是，周文王还做了一件挑战纣王底线的大事，灭掉了商王国境内的黎国，即“西伯勘黎”，《尚书》、《史记·周本纪》中都有明确记载。然而，宋朝之后学者质疑，商纣王还是天子，作为臣子的周文王如果伐灭王国境内的黎国，算是公然地向天子挑衅，这就打破了儒家树立的周文王的“至忠、至德”形象，因此否定周文王伐黎。那么，事实真相如何？海外一批战国竹简，洗刷了周文王冤屈！

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周文王受命称王之后，立即掀起新一轮灭商高潮，其中就包括黎国。《周本纪》：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黎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

周文王伐犬戎、密须时，殷商并无反应，但败耆国之后，却是“殷之祖伊闻之，惧”，引起剧烈反应。那么，为何灭掉一个诸侯国，却引起殷商高层这么剧烈反应？

一，黎国来历非同一般，据子姓黎氏家谱记载，商代盘庚迁都于殷，庚封其堂叔文魁于山西的西南，建立地方国家——黎国，这是殷商的核心附属国，铁杆同盟。

二，《经义述闻·卷士》记载“黎者，众也，多也”，可见黎国在商纣时期，人口众多，国力强大。正因如此，甚至周人认为纵然克纣，也难以克黎。

三，黎国大约位于今山西长治县西南，距离河南安阳只有150公里左右，属于殷商的畿内诸侯之国，“西伯戡黎”就如一把尖刀插向了商纣的心脏，对殷商形成了极大的战略威胁和心理震慑。

2008年，清华校友在海外发现一批战国竹简，拍下之后赠送给了清华大学，一共约2500枚，这就是“清华简”。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在清华简中，《耆夜》揭开了“西伯戡黎”的真相。所谓《耆夜》，是现代专家根据内容提炼的名称，其文第一句话就揭开了真相：“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

周武王八年，即孟津观兵前一年，武王伐纣前二年，周武王率军征讨黎国，并对黎国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杀戮。《诗·大雅·桑柔》曰：“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可知周武王几乎将黎国杀得鸡犬不留。众所周知，儒家一直歌颂周武王，认为他是仁义之王，率领仁义之师，但从3000多年前黎国遭遇来看，周武王也是一个被儒家包装的残暴君主。

灭掉黎国之后，周武王非常高兴，招呼召公、周公、姜子牙一起喝酒，在酒桌上作起乐诗助兴，周公举杯唱和，两人你来我往，一共作了五首乐诗。

王举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乐诗虽然重要，但周武王心情大好的作诗和这些乐诗保存下来，显然透露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从侧面佐证了黎国对殷商的重要性：灭掉黎国，等于去掉殷商一条重要膀臂，灭商大业唾手可得。

也就是说，周武王继位之后，在“剪商”大业上动作频频，最典型的就是除掉黎国。黎国被灭之后，殷商铁杆同盟近乎丧尽，且周国武力可以直逼殷商核心地带，取得了重大战略优势，周武王彻底奠定了伐纣灭商大业基本格局，接下来只是找对时间摘果子而已，此时纣王已经无力回天了。果然，一年之后周武王孟津观兵，二年之后武王伐纣，经过牧野之战大败纣王，成功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800年江山。

总而言之，清华简的《耆夜》出世，推翻了《史记》中的“西伯戡黎”记载，证实周武王才是灭掉黎国的真凶，洗刷了周文王的冤屈。宋朝学者对这一段历史的质疑，本意是维护儒家树立的周文王形象，却意外地符合历史真相，只能说是一个巧合。

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在中国社会中权重占比很大的管理制度。

如今，为了孩子升学买学区房，就是现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明清时期也是一样，老百姓为了能参加科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还有田产。

朱元璋上任后，执行“里甲制”一百十户为一里，每10年编修一次。这个制度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通过这种登记，老百姓的田产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入籍。

入了籍，向朝廷纳了粮，等于行使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也就有了可以参加科考的权力。而那些流民们耕种的土地，由于自身无户籍，当然，就没有合法性了。户籍，如此之重要，所以，在各家的族谱中，都会“浓墨”的书写一番入籍的地位等等。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了户籍，才被认可是国家的“子民”，才能有去开发、利用土地的资格，以及可以参加科考的资格。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说的是蓝山的一个家族，从记载这个家族入籍祖以及土地纠纷案，就可以看出当时户籍制度的“强大”功能。《钟氏族谱·阖户宗祠》非常浓重地介绍了入籍祖，并将其和始迁祖并列，是“百世不祧之宗”。虽然，二人只差一代，但“入籍”的功劳却显得意义非凡。

再来看《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这位钟姓户祖的祭田数量排列第一，地位更是无人可撼动。根据族谱记载，开立户籍是在明初，祖先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并定居在黎家头。

因为，黎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元代中期，家族没落，到了钟家第三代时，黎家的很多家业，陆续归钟氏，钟家开始起家。就家业而言，第三代贡献更大些。但若是没有户祖的“开立户籍”，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他人也不会认可。

到了修谱的1936年，其家业已相当雄厚，山场的南北长度有三十来里。之后，也正是有了户籍，名下的所有产业，才得到了官府的认同。也因此，如果发生土地纠纷时，就会占据有利的一方。光绪十六年（1890年），钟家就发生过一起和雷家的土地纠纷。

根据族谱记载的官方判词，判雷姓族谱所写为假。因为，字迹不符是伪造的，所以，有争议的土地一概为钟姓管业。可见，两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都出具了族谱。甚至于，雷姓一家为了利益制作假的族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除了记录先祖的事迹，还能成为证明“家业”的有利证据。

还有一个类似事件，是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姓和崔姓的一桩墓地纠纷。根据文字记载，崔土保兄弟立了一份契约，保证不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还请了公证人。虽然，崔家买的土地和钟家的墓地挨着，但未必一定会跑到隔壁墓地去开挖栽种。而钟家却认为这会坏了风水，要求崔家立下契约，否则，就会以此为据告官。

再来看看户籍和科考的关系。

根据《大明会典》，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

清代的规定更加详细，就是为了防止“冒籍”。如有违反者会有重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除此，还规定：祖上要入籍20年以上者，且名下的家业在官府有登记，才有考试的资格。

那么，为何科考如此重视户籍？

因为，有名额的竞争，今天亦是如此。以《蓝山县图志》记载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就出现了一桩户籍争端事件。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和宁远县距离较近，便到宁远县购置田产庄粮，向宁远县交纳钱粮。那时，新来了一位县令，“不查来历”，就将四十六村村民归了宁远县籍。但老百姓不愿意了，因为，当时每个县的科考名额是有规定的。根据该县的整体“文风高下”，以及缴纳钱粮人口的多少作为基准。

最终，四十六村的村民不仅回到了蓝山县，还为蓝山县令建祠树德政碑。

由此可见，户籍对于科举有多重要。

当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迁入，都会让和土地、科举密切关联的户籍地位越发重要。除了这些，如：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都和户籍有关系。即使放到现在，户籍依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时至今日，户籍在我国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日常出行，大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试想，如果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那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的你，还怎样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呢？简直是寸步难行。

黎氏故居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湖南湘潭市东南约50公里的湘潭县，中路铺镇石潭坝乡菱角村长塘组93号，是黎氏八骏故居所在地。黎家的百年老宅，就在南岳衡山支脉晓霞山下，一个不到10户人家居住的小村落里。

“黎氏八骏”是指黎锦熙、黎锦晖、黎锦曜、黎锦纾、黎锦炯、黎锦明、黎锦光、黎锦扬等八兄弟。100多年前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黎氏八兄弟先后在湘潭长塘的黎家出生。

八兄弟深受“严谨治学、教育开明”的家教家风熏陶，勤奋好学，奋发有为，成年之后分别在语言、音乐、文学、教育、矿冶、桥梁等领域各领-，为我国文化教育与科学实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黎氏八骏”。

所谓“江山形胜、人杰地灵”，所谓“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湘潭长塘晓霞山下的黎氏家族，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耀眼的家族之一。

黎氏八骏故居极其简陋，一栋普通的草堂，土墙青瓦。土墙上零星有几个木窗安在其中，同一般的农舍没什么两样。要不是故居的每个门口挂着标示“黎氏八骏故居”的匾额，没人能想到这是黎氏八骏出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