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父亲朱松是婺源人，朱熹生长在福建武夷山区，5岁随父回到徽州。

朱熹出生时，正是父亲因得罪秦桧被罢官羁留设馆教书时，朱松眼看宋室南渡，国事日非，希望儿子长大后，有个光明的世道，就以光明、天亮之意给儿子取名“熹”。

“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时归。”朱熹严守父训，虽生在福建，但对徽州老家的感情念念不忘。徽州城南有紫阳山，朱熹曾以紫阳书院榜其所居之厅堂。他三次回婺源老家扫墓省亲，交了不少朋友，也收了不少弟子，故徽州士子入闽问学者络绎不绝。

他在作书序、跋和论著中，常署名“新安朱熹”，以寓不忘桑梓之意。

紫阳镇

地处婺源县城，是以朱熹别号命名的一座千年古镇，镇上有大小景点近20处，为多古典景致，如婺源博物馆、婺源民俗馆、老城门（墙）、虹井等。

虹井位于紫阳镇南门街原“文公阙里”西侧。井掘于唐代，井圈呈六边形，内壁对径1米，深5米余。《婺源县志》记载: 朱熹父朱松生时，井中气吐如虹，经日不绝，朱熹生时，井中紫气贯天。立有“虹井”巨碑并刻有井铭。

宋绍兴二十年（1150）春，时年21岁的朱熹第一次回婺源祭祖，曾经过城北门外，看到幽静而坦然的山边，一泓清水缓缓流过，朱熹说，我从前在梦里到过这里的呀。他的学生告诉他，这里就是朱绯塘。朱熹脱口吟咏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泉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文公山朱子文化园

文公山原名“九老芙蓉山”，位于县南部晓林乡境内，距县城紫阳镇26公里，因宋宁宗谥朱熹为“文公”，后人遂将此山更名为文公山。

在山林深处，至今仍完好的保存着朱熹第四世祖朱维甫妻程氏之墓，墓碑上的字是朱熹题写的。南宋淳熙三年，时年47岁的朱熹率族人登山扫墓，亲手栽下象征24孝的24棵杉树苗，并按八卦方位排列。借此表达对列祖列宗的大孝之心。历经800多年的风雨沧桑，尚存16棵，最高的387米，最粗的胸径343米，被誉为“江南杉王群”。朱熹的祖墓有好几处，而惟独此处的这些参天大树，是朱熹留下的有生命的遗物。

景区内还有千年古驿道等古迹，后人又新建了朱熹纪念馆、朱熹诗词文化碑廊、紫阳书院、廉泉茶亭、寒泉精舍、半亩方塘等与十万亩天然阔叶林、文公湖等自然风光和谐组合。

新安理学

新安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及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在新安江畔的徽州，因徽州的前称为新安郡，故这一学派以“新安”定名。

朱熹三度回徽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更是信奉不移。

徽商崇朱好儒，毫不吝惜捐资办书院。在徽商与宗族势力的共同作用下，朱熹理学对徽州的影响，更是“胜于他邑”。徽州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

徽州各大族把朱熹的《家礼》搬到“族规”、“家典”中来，目的是维护和加强宗族的统治。因此，徽州封建宗法制度延续时间比其它地区更长，一直到宣统、民国时才逐渐废除。

徽商与理学，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指导思想，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从而促使徽州文化高度发展，千姿百态，产生了“新安画派”、“徽派刻书”、“徽派篆刻”、“新安医学”和“徽剧”等文化门类。

婺源是朱熹故里，又是茶乡，茶道茶俗也别具特色。

朱熹一生为官五十年，历事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他的仕途生涯中，当官为民，不仅劝农桑救灾荒，关心民间疾苦，自己常常“豆饭藜羹”。回婺源寻根访祖时，他又亲自编修了《婺源茶院朱氏族谱》，并撰写谱序。

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在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展开，因发生在江西广信府铅山县境内鹅湖书院得名。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吕祖谦鉴于朱熹、陆九渊两派学说论点不同，常引起争论，故而发起约会，邀朱、陆两家集会于鹅湖寺。当时，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皆应邀赴约。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既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 、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厂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 、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徒、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历代帝王修谱昭

明太祖乡谱诏

朕承天底定，抚辑承民，宵肝站兢恐难保，又咨尔意兆，各具天良，务立矩，度之防快，睹维新之命，溯芳规于及祖考，懿行于前贤，敦厚本原，懋昭上理，虽扎乐俟诸世以而孝弟木，诸人心苟能自克振拔，则可治之，不淳如或即此奋心，亦何不古，率土钦哉，毋负腾意。

译文，我得助天力，平定天下，抚慰人民。但每晚站兢，惟恐难保永久。又问过别人的意见，认为各人都具有天理良心，务必要订立规矩，引度他们，要防止急噪图快，看来要完成维护新朝的使命，就要追本溯源，从我们祖先父辈那里寻找治国之道，实行前辈的德贤，忠诚于本源，劝恳地讲明道理。虽有历代礼乐法规，等待人们世世代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但人多心杂，不能人人都自觉克制自己，振作起来，怎么办要使不淳厚的人从此发奋图强，为什么不用过的祖训教育他们，成为全国都敬佩的人不要辜负我的意愿。��

宋宁宗修谱圣谕�

联闻唐人重姓氏，而谱谍具，后世文儒贵戚之家浸以论湮而难考，然自犁锄之卿相，降为录率之世家，视其子孙，自立和如耳，诚能自立虽微而浸著，不能自立虽著而微，人家子孙百世之各能自立，庶几于厥祖也。此联之所以改望于天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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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乡谱诏

敦孝弟以重人论，笃宗族以昭雍睦，训子弟以禁非为，明礼仪厚风俗。

译文：修谱的目的是：敦促人们孝顺父母，爱护兄弟，以重视搞好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忠实的对待宗族，以显示内部的和睦，教训孩子的年轻人，禁止他们为非作歹，明白礼貌和谦让，以养成浓厚的良好习惯。��

清顺治规定六训�

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祖孙；�各安生理，无诈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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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圣谕十六条

�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照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家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惩慝逃已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警岔以重身命。

先儒修谱论�

程子曰：家法坏，谱谍尚有遗风，谱谍坏，人家不知来处，故谱不可不修。�

致堂胡氏曰：谱谍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颠倒无据或妄委其姓氏，古人户贯而混，亡宗支，何上托汉婿，而骨姓刘以朱耶，而附李属籍者也。

五峰胡氏曰：甚矣!谱之不可作也，谱谍作照而穆有序，而亲疏不遗，百世之下犹足，以知其一本，而万殊谱谍不作喜，不庆忧，不吊不以至亲相识如途人者先矣!

景濂宋氏曰：甚矣，谱之难稽也，君子当尽其心于所，不知信其心于所，可古人有古，三世不修谱为不孝。

新安程氏曰：扑之修要在明一本而浚其源，所以尊祖敬宗也!究万派而清其流，所以别亲疏之远近也!辨隆杀之等，别亲疏运近之识尊卑之次次弟也，行吉凶庆吊之礼，敦孝友睦姻任恤之行，所以崇宗族之典礼也。

兆溪陈氏曰：凡作谱者为祖宗重也，人之重乎，祖宗则所存，惟仁而匪仁。不存所行，为义而匪义，不行恐得罪于祖宗也。

深山董氏曰：先祖有善而弗明，日不智，而弗佛日：不仁，止谱之由作也。

白涯彭氏曰：谱之保姓受氏也，天子赐之，司农协之，宗法已联属之，而后孝弟之，教成朝廷之，势尊天下之，家正保族者，保天下之道也，个保其族而天下治矣。

山谷黄氏曰：世之巨族者。微有谱则失其所从也，考其所由分世日益远，族日益繁，必至于不想维而昭穆之辨淆矣。

一峰罗氏曰：自宗法废而谱乘兴矣，其本之所出尊尊也，别其支所由分亲亲也，尊尊亲亲只道尽而族之，大本立也。

修谱的作用

� 一、寻根、留本。古人云：“谱谍身之本也。”意思是谱能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来。人们常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但你并不知道其中的由来，通过修谱追根溯源，你就会知道了你从哪里来。

人从娘腹中十月怀胎，呱呱落地，在世上几十年，但总要静静地离开人世，古人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名”就是人之本，人生一世死了，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在世上，若干年之后自己的子孙连祖先是谁都不知道，那不是枉活一生，白活一世，换言而之，你的孩子也就是失去了根本。

过去和现在，有很多人为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打碑，一者表示后人的孝心，二者是不忘先人，但它又能保藏多外世代变迁，人为的损坏，年代长久日月的风化，也就失去了树碑的作用。而几千年谱书之风，代代相传”从远古至历朝历代，乃至到今天，先祖的名字流传至今，着不是修谱的作用吗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你的根底在哪里万里江水，源起何处一个人连自己的根源都不了解，岂不负先人养你特别我飞鹏卢氏，已有100多年没有修谱了，早我们采方中发现不知道自己祖父母名字的人为数不少，更谈不到自己是哪支哪房，所以说这次修谱，意义重大，一者可以帮你查清你的祖先是谁，让你的名字与先祖一起流芳千古，二者你如果真的断线，把你的祖辈、父辈和你一周记载下来，让你的后人代代相传，永远知道你们是他们的先祖，将来和他们一起流芳千古。

二、清缘、备查。古人云：“子孙不知姓氏所从来，以昧昭穆之序者，禽兽不如也。”意思是说，姓氏是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人兽之别，就在于他们对于有血缘关系的本族人，有一种生生相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家庭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一个人不管漂泊多远，总是望不了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埋葬着他们的祖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人们有着他自己祖宗的事迹记录下来传给后人的习惯，这就是谱，只要有了谱书，凡与族人有关的人和事，谱上都有记载，比如，你要知道卢氏来由、远祖世系，可查卢氏由来，这次续谱，这套资料来之不易，她是我卢氏修谱中贡献最大的无名英雄，他叫卢本立，桃源县清林乡人，在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他耗费数千元，利用节假日三次飞往北京查寻复印下来的，我卢氏族人要感谢他对我族续谱工作中无私的贡献。你要知道范阳堂到底是回什么事可查范阳堂—卢姓的堂号。你要知道老、新派别，可查老新语录。你想给自己的子女取个好名字，你想了解卢氏先人在各个历史朝代的功绩和对社会的贡献，一套谱书在手，卢氏家族的情况都有。

三、增知、育人。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几十年来由于对自己子女缺乏家族观念的教育，导致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家庭观念和人伦的教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上下不分，孝义全无，有老不养，有子不教，嫖娼有余，赌不竭力，吃喝玩乐无度，为官不体恤黎民，馋奢无底，为民不尊师长，横蛮逆行，用什么教育他们，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卢氏后人的言行。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卢氏后人的言行。谱书中收录了历代经典，不如，如何立志如何敬业如何治学如何治家如何做人等等，有很多东西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她能很好的陶冶我们的情操鼓舞我们热爱生活，奋发向上，为国贡献，为族争光。

四、血肉联情。俗话说：“亲不亲，故乡情。”“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大流通的社会中，在国际一体化世代，人们不可能禁锢封闭。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这是今后人子孙必行之路，通过联宗族谱，本族同一血脉的同胞更进一步加深了解。一个人走在外，路人(路上随意向隅的人)不如乡人(自己家乡的人)，乡人怎与血肉之情相比。经济开发中的往来，生死祸福的降临，人与人之间自然也非常必要相互提携、帮助，有了谱书，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哪怕相见恨晚，血肉亲情一定更好、更深厚。

五、承前启后。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上对先人，二是下对后辈，先人千心万苦创业，育人，为卢氏家谱为社会创下了丰功伟绩，不能从我们这一代丢掉，必须通过修谱，为他们立传，把他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对后人来说，我们应该给他们留点什么是金钱美女房屋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美如玉。”先人只能留给后人知识，精神财富，思想财富，留给他们祖宗的品德，儿孙们才有生财之道，才能发迹万贯，这些都溶聚在我们的谱书之中，只有把这些留给他们，才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人。

综上所述，修谱何用回答是：寻根留本，清缘备查，增知育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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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建祠堂——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

徽州由于高台域垒式、丛山环峙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由北方和各地陆续徒入的众多氏族在“程朱阙里”之地受到朱子理学的充分浸润和熏陶，对封建宗法的重视和强化都不遗余力。自从明代嘉靖十五年夏言奏请乞诏天下臣民可立祠祭祖之后，徽州各宗族即兴起了大建祠堂的祭祖之风。弘治《徽州府志》载当时徽州建有祠堂15座，到嘉靖《徽州府志》卷二一《宫室》中即扩充到有祠堂213座。在明弘治间尚无祠堂记载的徽州祁门县，嘉靖间已载有祠堂31座，到明万历间，祁门的祠堂已是“堂室家有之，不可胜载”了。仅县志就登录了祠堂56座。在徽州被称为“天下汪”的汪姓宗族和程姓宗族，历史上所建的祠堂就有数千座之多。（5）黟县千年古村古筑，孙氏宗族就建有“尚古堂”等30多座祠堂，村中程氏、毕氏、何氏还各建有一座祠堂。（6）

徽州各宗族遍建祠堂，无一不是宗法理念的物化，都是要“著敦本明伦之义，彰敬宗收族之仁”。徽州各宗族都有共识：“治人必先于重祭，亲唯一本，而祭必有祠。”“敦孝必始于推恩，如万物向荣于春，即根生而枝播等百川朝宗于海复汇流而导源。”因此，他们都把“祖庙，祀产，宗谱”视为宗族“敦睦”之要。“宗谱全则敦睦有其据，祖庙整则敦睦有其地，祀产备则敦睦有其资，三者相须不可缺一。”（7）

徽州方氏宗族是汉代由中原徙歙县东乡的古老氏族，方氏宗族为祭其迁徽始祖方储修建真应庙的历史，是徽州宗族兴衰的一个缩影。

东汉永元年间（89—104），因为“歙南柳亭山为黟侯（方储）潜修地，并立庙于柳亭西小山上祀之，历晋、宋、齐、陈、隋、唐五季，”可见徽州方氏祭始祖的祠堂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就有了，所以人称真应庙可能是徽州最早的“祠堂”。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真应庙》记载：该祠庙北宋端拱元年（988），由其族裔方忠正移建到柳亭山麓，并开始置祀田，招僧人守视，宗政和三年（1114）朝廷特赐庙额“真应”；元代初年族裔方兴重新修整，清复祀产；明代洪武四年（1372），李善长复查天下姓氏，方氏列居首姓，徽州方氏宗族在真应庙祖祠立宗支板图悬挂；明永乐间（1403—1424），族众增置真应庙祀产、庙基地、祀田，还铸庙钟以载；明万历间（1573-1620）真应庙已有祀田80多亩；明弘治十五年（1503），守祠的僧人福清易庙为寺，霸吞祀产，方氏族裔方德师告到府衙，终由知府何歆判归；至弘治十八年（1506），福清又典卖真应庙祀产，方德师复控于县衙，反被系禁，久羁囹圄，官司一直打到京城，“赴阙呈奏”，结果方师德胜诉，断田归庙，福清等坐罪驱逐，这次官司历时两年，化费千余缗；明万历十三年（1586），守祠庙僧真珙和地方恶棍潘礼等又籍故侵吞庙产，方氏族裔方孟林等再上书官方，追回庙产；万历二十四年（1597）又追回强吞祀谷；万历二十六年（1599），又有人和寺僧勾结谋吞真应庙，占造屋产，经族裔方鳌等控告，追回田产。

为了保住方氏宗族祖祠，明万历间徽州方氏宗族改变了招僧守祠的方式，万历三十六年（1606）复庙业，宗内各支派合同轮司祭事，三十七年（1607）方弘静等将徽州方氏十派会同议合同并呈县衙钤印，以保祖永祀。此后，真应庙方氏祖祠经明末、清代漫长岁月的历史风霜，或兴或残。时有复兴、重修、扩充，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遭拆毁、清基，成为历史。

真应庙徽州方氏祖祠修建的兴废历史，只是徽州各宗族兴建众多祠堂的一个典例。正是在这些宗族家庙、统宗祠、宗祠、支祠、家祠的大量兴建中，徽州宗族的祭祀先祖有了一个个实在的空间，其宗法制度有了一个个实施的实体，在徽州宗族各类祠堂中，都无一例外地在寝殿中供奉着按朱熹《家礼》中所规定的先祖的神位，许多祠堂高悬着宗族祠规、族训的粉牌，在各种节日，在这些祠堂中都进行着庄严隆重肃穆的祭祖大典。祠堂，成了徽州宗族祭祀、议事、励学、警诫、执法的重要场所。徽州祠堂大多有祀田、祠产，方氏真应庙就是有丰隆的祀产才得以维持十几个世纪长盛不衰的。徽州宗族为了自身的繁盛发展，将封建宗法在徽州地域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还创造性地建起了各类专门祠堂，象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专祀孝子的“世孝祠”，专为祀女姓先祖而建的“清懿堂”女祠、黟县西递的“七哲祠”、祁门沥口“贞一堂”边的“庶母祠”。呈坎村中的“ 则内祠”、“一善堂”，绩溪龙川胡氏宗祠边的“特祭祠”。这些特色祠堂的修建，使得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更为丰富多彩。千奇百怪的各类“专祠”的构筑，从建造规模、装饰基调到供奉对象，都进一步生动地诠释着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丰厚蕴涵。至今仍保存在徽州城乡的大量徽州宗祠，透过其五凤门楼高耸、马头墙矗矗的风姿，人们仍可以感受到历史上徽州宗族社会的强烈宗法信息。

广修族谱——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

如果说遍建祠堂，组构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平面空间，那么，广修族谱，则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纵向构筑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立体空间。

中国封建宗法重“敬宗睦族”，而敬宗睦族，除建祠堂祭祖外，最重要的就是修族谱。人们把修族谱提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祖籍徽州的程颐就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立宗法也”，“宗子法废，后世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废，人家不知来处，世无百代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也。”苏洵有言：纂修谱牒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一端”，“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朱熹也提出：“谱系者，所以承天而委其命也。” 徽州宗族，不少是中原世家大族，有的甚至是皇室贵胄，阀阅之家，为了延续这种高贵血统，使后人知其根本，维系宗法一脉，徽州各宗族都特别重视宗谱、族谱、家谱的纂修，他们认为：“宗谱者，所以济宗法之穷也”。（8）“从来木有本，水有源，人有祀，其始则一，其继渐蕃，迨至支分派别，势若涣矣，而溯所自始，源源本本，孰非同祖子孙，故惟敬宗者乃能睦族。”（9）要睦族，须敬宗，敬宗就得修纂族谱、宗谱以明所自来。纂修宗谱，不仅是要“同源分流，知终究始，”明白宗族血脉延续，“源清而流自不紊”，而且关系宗法伦理礼义教化。“古人之以礼乐教天下，必自宗法始，夫宗法既明，则伦理以笃，疏戚以辨，上知所本而下知所亲，是故教行而天下多善俗矣。”（10）纂修宗谱作为强化宗法伦理的重要举措，“是道行于家则家齐，行于国则国治，将见礼乐同俗远近成风而古先圣王之道欲复不难矣。”（11）族谱之纂修，“古人笃宗睦族之道不外是矣”、“谱牒既具，族义既坚”，“岁时伏腊必相集，忧喜庆吊必相关，富贵者不以加于人，贫贱者必以相赒恤。”（12）通过族谱的纂修，使宗族族众得到伦理教化，知礼明义，“事亲以孝，事上以敬，固以孝敬修于身”，“他日上天官有一命之寄，又以孝敬事于国，教于民，将见国人皆孝敬而尧舜之道复见于今世矣。”（13）纂修族谱竟也关系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徽州宗族都认为：“斯谱之作岂为虚器？”意义大着哩。“宜明谱系以收宗族之众，然后伦理定，纲常正，不致视如歧路而一本万殊之义具矣。”（14） “国必有史，家可无谱乎？史载一国之事而上下攸分，谱具一家之事而昭穆以别，则史与谱分虽殊而理则一也。”（15）纂修宗族谱牒，记叙宗族祖上的功德和杰出人物，还可以更好地激励族众光大宗族的好传统，促进宗族的兴旺发达。族谱中列入杰出人物“非特昭宗祖既往之成勋，抑亦俾后人兴起感慕而思奋也。”（16）“方氏之先多闻人，其子孙当益进于学，求所以立身修德以光大其门闾，使家声复振，斯谱之传不坠，此则谱外意也。”（17）宗族纂修谱牒，也是当时现实的需要。“修谱法凡有六：一曰老老；二曰贵贵；二曰贤贤；四曰崇节；五曰达才；六曰幼幼。皆本《大易》辨物之旨，推而出之者也。老老则人知孝，贵贵则人知敬，贤贤则人尚德，宗节则人重义，达才则人尽能，幼幼则人恤下。六者备，类族彬彬矣。彼逐末忘本、趋利悖义者，即内而一家且秦越，手足何有于闾里？吾见此乘车彼戴笠，兄长觌而交臂失之者，比比而是。”（18）“世道日汩，风俗曰偷，兄弟有角弓之鸣，父子有反戈之惨，视同堂为秦越，嫉本宗为寇仇，麦饭不陈尊爼，何望伐封赫墓，为世所悲，是故修谱系立祠堂，虽曰敬宗爱亲，亦维风砥流之微意也。”（19）徽州宗族基于对纂修谱牒的这些深刻认识，都不惜工本资财，广修宗谱、家乘，在徽州几乎没有不修谱的宗族，成为徽州地域社会的一大特色。许多大族旺姓，不仅有家谱、族支谱、宗谱，还有统宗谱。有的仅一个宗族的谱牒种类和修纂次数就都十分惊人。象徽州汪氏宗族，支分派别，遍于中国和海外，人称 “天下汪”，其《汪氏统宗谱》和汪氏各种宗谱、支谱、家谱，遍见于一些大图书馆、博物馆和徽州学研究机构。徽州宗族谱牒，由于“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经焉，以致故家旧牒多有存焉。”（20）目前上海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族谱1200多种，其中徽州宗谱就有约1/3。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就收藏有徽州各类宗谱三百多种。这些徽州宗谱，有的简明概括，有的林林总总、宏篇巨制，一部就有四、五十卷，是徽州宗族社会最为详尽的历史记忆，是徽州宗族血脉的强力延续，它在时代深处的强力膊动，借徽州祠堂这一重要舞台，展开了徽州宗族社会的生动画面。

徽州方氏入徙徽州较早，和其它宗族一样，纂修宗族谱牒的历史漫长持久，很有代表性。

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西晋太康五年（285）正月，新安太守方藏就曾撰成《方氏家谱》；唐贞观六年（633）五月，任司徒的方氏族人方泽投也撰成了方氏族志；宋嘉佑八年（1063）方蒙作方氏《白云源谱》，建炎四年（1130）方愚作方氏《拓源谱》；明洪武间（1308-1398）方宁作方氏《马源罗田谱》；天顺八年（1464）方尚明作方氏续谱；成化四年（1469）方振洵等为方氏宗谱分派订讹，并呈官府准印；此后明至清康熙朝，徽州方氏各支派《敦睦祠谱》、《成性祠谱》、《桂林支派谱》等等不断纂修、增订、续修，其由歙县柳亭山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经不断的族谱纂修、增辑，世系丝联绳贯，各有所据。构成了徽州“四角方”庞大而严密的宗族文字体系。

至此，清乾隆十八年（1754）二月，方氏族裔方善祖等“复集诸宗重加修纂，成乾隆徽州《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这部徽州方氏会宗统谱，“惟以勅建柳亭山真应庙自宋以来每岁分祫之十二派汇而图之，其十二派分迁及向曾入庙会祭者，考其源流，悉合支派足徵分别附录，无徵者不载”。因为一是号称“四角方”的徽州方氏宗族“储公苗裔匪第蔓延于歙淳间者不可指数”、“如莆田、九江、鄞、滁、南湾、严、衢、婺、越、湖、常、池、宣城、皖江，派衍甚多”，遍布海内各地、无法一一会宗；二是由于自宋以来，徽州方氏宗族十二支派“派别支分，各自为谱，统宗会元之法不举，故自储公以下未尝统辑成编。”所以就有了方善祖等发起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之修纂。

这部《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从徽州方氏的姓源考、郡望、族属、迁徙情况到宗谱纂修历史、统宗世系，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世系，以及方氏宗族的文武科第、功臣、名士、墓志、世家、家传、节孝志等等，用了20卷的篇幅作了全方位的记叙，统谱还对历来各种方氏宗谱纂修作了正误和考证，提出了存疑之点。“斯谱参前代各家旧牒，搜考不厌周详，昔遁曩讹悉以厘定，按时考事，事之差一字之误必稽于国史郡县志诸书及互参诸派族谱以订其是，”很认真地将徽州方氏各支派“统而会之，宁详毋略，宁备毋阙。”（21）该统谱，以方善祖为首的参修者有各派人等63人，分任总修、协修和专门校核者，考证用的历史文献，有《国语》、《史记》、《汉书》等权威典籍44种。《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共772页，修纂成书之后，不仅郑重地“报徽州府衙，由徽州府衙恩准给印牒刊于谱首，每谱一部赏准印钤印”一颗，而且在成书之日，会同方氏宗族各支派在真应祖庙祭告之后，发散给十二派及各支子姓收掌，并当众即毁其书版，以杜假冒。发放的每一部统谱还逐一编上字号，注明付某派某支收掌名，且上呈县衙钤印，仍合各派领谱诸名挨次总编字号于卷末，规定日后如有印信模糊、号内无名或虽有名而非的支收执者，就可判定“非系假伪即系私鬻”，防伪措施可谓严格，都是为了维护宗族宗法的血脉纯正。为了使族众对族谱有高度的重视，方氏真应庙宗族特别规定：“虑有不肖子孙或奉守不慎而失之，或贪牟货利而鬻之，如此者，众申其罪，追出原谱，仍逐出祠。”（22）

为了维持宗族的血统纯正和宗法的威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在纂修时制定了严格的原则，那就是“防冒滥”，“非我族类，概摈弗录”。除不能证明是真应祖庙支派的概不收录之外，还规定“异姓承祧，无裨宗祊，徒紊宗脉者已削不录，盖我祖不歆非类，律例亦严”。“乱宗以后更有犯者，其支并削，”即紊乱宗支的连这一支派也一并取消入统谱资格。

和徽州其它宗族纂修族谱时一样，《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也比较注意一个“实”字，要求尽量实事求是，也就是徽州大学者戴震关于修宗谱应反对“蒙冒滥承”的思想。方氏修谱者认为：“谱牒之盛，自魏晋始，时台省以门阀官人，故氏族最重，不独家自为谱，虽太史之掌亦有之。而品其郡望为先后，士大夫耻于族单，每攀援傅会，动相倚重，溯其先世盖自王侯贤圣也。夫自有天地以来生人众矣，岂独王侯圣贤之子弥布天下哉！物趋于所好，亦其势也。谱牒之作毋为其名，为其实而已，尊祖敬宗所以联其族，文武忠孝所以世其家，此其以实胜者也。”（23）《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既不主张无根据地向“王侯贤圣”攀援傅会，蒙冒倚重，又十分谨慎地记叙了方氏宗族的姓源和远祖的由来，认为“家谱之作，所以谱一族系一姓也，始受氏，详迁徙，俾后世知所由来。若先帝世系已属杳渺，议者谓可不必赘记；第前人既已悉载、传承永久，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生生弗替以传于今，恐略而删之是昧其源而失其本矣，溯本穷源似不可忽，故仍其旧而特列弁诸首，”（24）把方氏得姓的始祖炎帝之孙榆罔之子方雷的“先帝世家” 坚持列入统谱，并依史载，收入了方氏徽州始迁祖方储“方仙翁”的事略。虽然方氏族裔也有人对此“有疑”：“五纪世远而独详其系属、列仙事诞而每载其始终，”对于方雷的“先帝世家”和将方储描述成知过去未来、乘鹤出行的“仙人”有些疑惑，但该谱仍认为自方储以下，徽州方氏宗族的支脉衍繁线索，基本上是明晰可信的。徽州大学者胡适最反对修纂族谱时，大家都尽量往王室帝胄身上靠，都有高贵出身，以为这是一种需要摈弃的“源远流长的迷信”。这种观点，如果从反对无据攀援、蒙冒滥承的角度来说，有其一定的正确性。然而正如赵华富在一篇驳正文章中所说，纂修谱牒，追本溯源，中华民族俱系炎黄子孙，“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寻所自来，似无可厚非。“谱系者人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则颠倒无据。”（25）关键在于要尊重历史，言之有据，实事求是，不能胡乱攀援。《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明确主张不随“物趋所好”的时俗，强调修谱“以实胜”，在统会各支派世系时，“风流直溯乎千年，考核必严于一字”，“信必有徵，疑必无质”，逐一列出了本宗各支派修谱时采用史实的存疑之点，坚持“慎故精，精故详，详故实，实故可久，使家有乘而皆慎斯术也。”（26）因此，时人对“方氏家乘”评价“无冒认妄祖之诬，无牵合附会之失，宛然大家之矩度，”觉得这样的纂修规矩是值得肯定的。

徽州宗族纂修宗族谱牒，虽也确有个别“冒认妄祖”“牵合附会” 蒙冒攀援的情况在，但大多都以修国史的慎重态度来修族谱，因此许多徽州宗谱族谱作为该氏族的较为丰实和可靠的历史记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在正史、在府县志中不易找到的宝贵文献，让我们对这个宗族的历史发展有了一个真切的了解，这是一种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深层揭示。《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不仅比较准确地统会了徽州真应庙方储以下十二支派的繁衍发展、迁徙、活动情况，还对徽州方氏宗族对国家对徽州地域社会的贡献作了详尽的历史记录。是一部涉及徽州方氏宗族社会方方面面的详实历史地图。统谱中涉及的程元风、郑玉、方弘静、吴苑等历史人物，都是目前徽州学研究中被关注的重要人物。而统谱中关于隋末在汪华之后，方亮起兵据有睦州，保境安民，归顺唐朝后，李渊诏其持节歙、睦二州诸军事，“保据邑土、识达事机、蚤归朝化”的史实，就是徽州文化中的一段重要历史资料。统谱中关于佘坡支派方有常家族与方腊起兵经过的详实描述，使人们对历史上方腊起义的情况有了一个更真切的了解。统谱中关于“方氏七贤”的记载让人了解了歙南“七贤里方村”的由来。

由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为主要特色的徽州宗族文化生态，随着社会变革的风云变幻，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中，变化很大。徽州祠堂现存虽还有一定数量，但作为徽州宗族宗法伦理的物化表征，却早已物是人非。徽州祠堂有的已成为学校校址，有的成为生产队屋、粮站或仓库，有的则霉朽塌倒，风雨飘摇，有的则已成为特色旅游的景点。如果说这些徽州祠堂现存，还可以其徽派建筑的艺术价值、徽州宗族社会的认知意义，成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的话，那么，目前留存于世的大量徽州宗谱族谱，作为徽州宗族社会的珍贵历史记忆，尤其应列入徽州文化生态之“非遗”保护项目。现在不少地方新一轮建祠堂、修族谱的热潮正在兴起，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的潮流也强劲涌动。从开展文化旅游角度，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角度，从发动民间力量共建和谐社会角度，可能我们对建祠堂、修族谱这类民间活动，似不可以“落后的宗族迷信活动”一以概之，似须有新的思维，给予更多的宽容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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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巷，古楼，古塔，古榕，古桥流水见人家。

又见珠玑巷，又见古祠堂，又仿佛见到祖先坚强而伟岸的身影。

珠玑巷，好大一棵树，海内外千百万苗裔是她多情的绿叶；珠玑巷，好醇一杯酒，在无数后裔心中窖 千百年的陈年佳酿，香远情浓；珠玑巷，好长一首歌，多少年，多少代，深沉咏唱，唱得梅花飘落，唱得月光长泻。

作为古代中原与江南绅黎向岭南迁徙的聚居地，珠玑巷是一块历史的碑石，写满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开拓的壮烈情怀；作为岭南诸氏族的发祥地，珠玑巷是一块永恒的磁石，凝聚了千百万中华儿女的心。

你看吧，你看吧！就算在天涯海角，就算在茫茫旅途，多少华夏子孙还在回望

古巷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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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玑巷是一个具有一千一百多年历史的古巷。

它得名于唐敬宗年间。

明末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云：“珠玑巷名，始于唐张昌。

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

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

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予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讳，改所居为珠玑巷。”

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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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玑巷又名沙水镇，在沙水河西侧。

从史料看，本来珠玑巷只是沙水镇的一部分。

阮元编的《广东通志》云： “珠玑巷在沙水寺前”中山黄慈博先生遗稿《珠玑巷民族南迁记》抄录诸族谱中，多称：“沙水村珠玑巷” “沙水珠玑巷”。

可见珠玑巷原属沙水镇。

据考察，原来珠玑巷大体在沙水镇的南端，即从《珠玑古巷》门楼起向北走经石塔到石桥这一段，约长二百米。

再向北走则是其他巷、里、坊。

如今之“珠玑楼”，过去并不属珠玑巷。

据乾隆十二年建楼碑记载，(此石碑现仍镶于“珠玑楼”)“珠玑楼”原为沙水镇翔凤坊之楼，早塌，乾隆十二年重建时才题名为“珠玑楼”。

《南迁记》中记述沙水镇还有“儒林里” “沙水塘”等旧址。

后来随着珠江三角洲的繁荣富庶，来这里寻根问祖的人越来越多，珠玑巷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沙水镇的里、巷、坊，都象翔凤坊那样，逐步被珠玑这个名称所代替，整个沙水镇也叫珠玑巷了。

但历代行政区域，一直沿用沙水这个名称。

宋嘉定中称沙水驿，后又改沙角巡检司，清名沙水塘，民国为沙水圩。

民国29年实行新县制，全县划为2个区28个乡，第一区均平乡改为珠玑乡。

以珠玑为行政区域从此始。

今名珠玑镇，辖110多个自然村，3万余人口。

南迁氏族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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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南雄珠玑巷是珠江三角洲一带主要族姓的祖居。

《广东通志》载：“相传广州诸旺族俱发源于此(珠玑巷)”。

据中山黄慈博先生遗稿《珠玑巷民族南迁记》所载，有家谱族谱可查，先后在南雄珠玑巷南迁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有76姓、166族。

又据《南雄珠玑巷人南迁氏族谱·志选集》(南雄县政协文史资研究委员会，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合编)所载，还有27姓，31族，合计为103姓，197族。

分布情况如下：

南海23姓38族。

陈氏：河清、九江、鹤园；黄氏：平地，夏氏：麦村、冲霞北乡海口；冼氏：大朗、罗格，大桐、简村；欧氏：金瓯松塘；钟氏：大沥龙腹；杜氏：西樵大果；麦氏：西隆堡大效乡；傅氏：西樵大桐堡；康氏：银塘；李氏：绿潭、石江；张氏：大涡；邵氏：邵边，孔氏：罗格；梁氏：澜石、海舟、石□（石＋肯），姚氏：□（虫＋雷）冈；朱氏：九江；关氏：九江；庞氏：弼塘；简氏：盐步、湖涌、黎涌、云路、白沙、横江；陆氏：上淇、恒顺；黎氏：黎边；程氏：大同。

番禺9姓15族。

李氏：沙湾、鹭冈；简氏：韦涌、车陂、屏山、都那，小洲；黎氏：礼园；屈氏：沙亭；洗氏：鹿步；韩氏：市桥；谢氏：市桥、大田村；麦氏：番禺；曾氏：小龙宁仁乡。

顺德17姓19族。

欧氏：陈村；陈氏：马齐、大良；李氏：逢简；冯氏：古楼；潘氏：古楼；陆氏：石涌、龙江；黎氏：桃源；苏氏：碧江；卢氏：大良；罗氏：大良；何氏：马宁；梅氏：龙山；温氏：龙山；黄氏：龙江；简氏：龙江；张氏：龙江；邓氏：甘竹。

新会20姓32族。

李氏：河塘、七堡、务前、泷水、连塘、竹坑、冲澄、鹿洞；区氏：瑶溪；陈氏：凌村、石头、恩州；冯氏：大口；容氏：河塘；谭氏：天河；朱氏：水尾；陆氏：冈州、中乐；简氏：鸾台；麦氏：新会；吕氏：丹灶、江门范罗冈；黎氏：城南新魁滘；马氏：河塘张士园；宋氏：苹冈；容氏：潮居里容村；唐氏：白石；梁氏：小冈；还有吴氏、刘氏、周氏、叶氏。

中山36姓，54族。

张氏：南屏；刘氏：潭井、鸦冈、隆都、小榄；林氏：平岚、大车；陈氏：大都、麻子、冈背、莆山、水塘头、婆石村、窈窕；严氏：濠涌；简氏：南塘；梁氏：坎下、张溪、小榄、四都梁村；韩氏：古坝；阮氏：赤坎、众角；魏氏：海州；曹氏：南村；缪氏：永原；杨氏：北山、良都；吴氏：山场、小榄；何氏：小榄；李氏：麻洲、小榄；蓝氏：麻洲；余氏：隆都；侯氏：龙头环；唐氏：唐家湾；高氏：过塘；任氏：过塘；麦氏：小榄；郭氏：鸦冈、良都；鲍氏：山场；孙氏：小榄；甘氏：小榄；罗氏：小榄；石氏：小榄；肖氏：大涌南文；曾氏：涌边；蔡氏：永厚；钟氏：淇澳；朱氏：小榄；邓、杜氏：小榄。

东莞22姓，26族。

张氏：栅口；袁氏：茶园；何氏：赤冈、大汾；黎氏：茶窖；刘氏：长表；丁氏：文顺；肖氏：古梅；麦氏：靖康；李氏：茶山、白马；封氏：东莞；祁氏：梨川；陈氏：燕川；房氏：篁村；翟氏：南街；邓氏：石排福隆围；利氏：桥沥；罗氏：中堂、英村；谭氏：大宁；卫氏：茶园；钟氏：茶山；蔡氏：沙头；梁氏：小亨、板石。

高要28姓63族。

仇氏：王臣；方氏：文明堡；帅氏：砚东；利氏：良江甲编墨坊；涂氏：耕沙；王氏：朱紫印；岑氏：白诸龙潭村；金氏：银江都金屋；俞氏：外迳；吕氏：云料；夏氏：宋隆；文氏：下窝；李氏：富佛、银江、陈村、贝水新村、南岸、蔗村、院主、塘冈、罗秀，牌楼村、砚洲东股、横村、砚东、腰冈、围边、榄塘、塘基头、横石、长旗、牛围；石氏：横槎、钱宁；甘氏：温贯；江氏：蓝村；胡氏：禄村；林氏：杜村；周氏：蓝塘、东冈；伍氏：榄冈、上围、高第、平布；朱氏：湖坑、罗客；何氏：桃溪、茅冈、渡头、西岸、勒竹园、何田、仙洞、庆云社、孝友；吴氏：竹洲、沙浦、茶冈；余氏：东坑口；杜氏：隔布；邵氏：永宁；唐氏：温贯、冈边；徐氏；大基头。

台山10姓，11族。

陈氏；冲泮春场；李氏：滘口上冲水楼、横塘；肖氏：肖村；甄氏：海宴；容氏：寨门；樊氏：白石村；冯氏：南头；袁氏：独冈；赵氏：海宴；徐氏：大担。

开平16姓，20族。

张氏：张桥、沙坝；梁氏：北潭、长沙；陈氏：碧潭、魁冈；苏氏：棠红；劳氏：长沙塘；司徒氏：滘堤；谢氏：潭边园；黄氏：北炎水背；杨氏：独冈、塘浪；罗氏：良溪；吴氏：楼冈；胡氏：长沙洲；简氏：钱冈；邱氏：勒竹村；李氏：冲澄；邝氏：泮村。

此外，还有恩平圣堂的梁族、司徒族，广宁江谷的洗族，清远潖江的朱族，宝安的何、黄、陈族，阳江的司徒族，增城的刘族，香港新界乐挂角山的邓族。

以上各族谱牒都称其祖来自南雄珠玑巷，叙述有简有繁，时间有先有后，早的在北宋开宝，而多在北宋末和南宋末。

从北宋的熙宁、崇宁、靖康到南宋的建炎，绍兴、淳熙、开禧、绍定、端平、嘉熙、咸淳、祥兴等各年代，直至元初都有人从珠玑巷南迁。

小小珠玑巷怎能容纳那么多族姓呢从族谱记载中可以看出，自珠玑巷南迁的族姓，大体有二种情况：一种是世居珠玑巷的；一种是在动乱年间由中原陆续南迁定居珠玑巷的。

有的族定居时间长些，有的短些。

几百年间，中原南迁民族，以珠玑巷为立足点，一批批自北迁来，又一批批南徙而去。

如南海九江关树德堂家谱述其祖为汉寿亭侯后裔“宋咸淳元年自解州徙居保昌郡珠玑里，阅七年，始祖谭贞偕弟俊奉南雄公骸骨徙南海九江……。

”又如简氏胡涌房谱述“远祖朝进宋理宗时宦游岭外，遂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