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乃我国古代宗法社会中记载宗族人物世系及事迹的家族档案和历史百科全书，具有“尊祖敬宗”，“敦族睦亲”之伦理道德功能。上迄夏商，下至民国，修谱之举一直延续不断。建国后，一度反对宗法制度，强调人与人的阶级关系，家谱亦禁止编修。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家谱独有的多重价值功能逐渐显现出来，引起人们的重视。它已成为人们研究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和宝贵精神财富。许多海外游人通过家谱得以寻根问祖；许多历史名人从家谱中获得了宝贵的史料。家谱中的宗族法规不少是劳动人民生活经验的总结和先哲先贤们的至理名言，其传统道德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梁启超大师曾言：“我国乡乡家家有谱，实可谓史学瑰宝。”世人对此且不可等闲视之。

　　姜姓始自炎帝，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传说炎帝号烈山氏，一说神农氏，少典娶于有娇氏所生。因生于姜水，以水娶姓为姜。虞夏之际，炎帝裔孙四岳始祖伯夷，因辅佐禹治水为功，被封于吕（今河南省南阳县西），夏赐以祖姓姜，以接炎帝香火。另有分支建有申、许、齐等诸侯国。姜太公为周初齐国始祖，其子孙世袭齐国国君历二十九世。现见于文字的早期姜姓人物是周部落始祖后弃之母姜�，传为帝喾之妃。

　　昌邑姜氏自北宋靖康年间迁入，始祖喜公为避金乱自东牟宁海彤岭迁入邑北叉河庄（今高戈庄），惜遭兵燹六世后世系无考。元代中叶，又有文庆公自黄城阳迁入邑北阎家庵一带定居。明成化间，时任风阳通判镗公修谱时则把文庆公委为一世，此后姜氏世系则绳绳不乱。清康熙年间，经徐州知州、姜氏十二世焯公倡导，又对族谱进行了较大规模续修。至清光绪末年，河东河西两大支谱先后历经六修。现尚存有康熙丁丑、乾隆戊子、嘉庆丁丑、同治己巳、光绪戊申五个版本。河东光绪版计有精装六函二十四卷，河西版计一函六卷。

　　《昌邑姜氏族谱》是昌邑境内现存体例最为完备的珍贵谱牒资料。它按照“谱义贵明，谱系贵清，谱例贵严，谱目贵详，谱录贵核，谱堇贵真”的修谱宗旨，做到每三十年左右续修一次。其序言洋洋大观凡十七篇，除历届修谱者做序外，还有孔府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清吏部尚书张鹏翮、礼部尚书王琰、户部尚书田从典、工部尚书陈元龙、顺天乡试正主考李蟠、清文学戏曲家尤侗及省、县地方名宦的序言，由此可见清初昌邑姜氏地位之显赫。

　　族谱对昌邑姜姓渊源及历代播迁情况皆有详载，共分渊源、宁海、胶州、黄县、文登、平度龙湾头等地各支派系，谱中对所列名讳之字、号、官位、业绩、妻室子孙、生卒时间、居迁之地、墓葬座落皆一一记载，“左昭右穆”有条不紊。为防止日久世次混淆，自十七世起，又两次确定“曰、于、是、乃、其、言、亦、在、斯”九字和“慎、修、有、余、庆、纪、之、可、永、传”十字为新的世系顺序令后人遵循。至今人们称道的“昌邑县姜不乱”确与族人修谱严谨有关。

　　清康熙年间，先后任江西、广东巡抚的十一世士桢公为族人撰写《宗训》，凡二十六条。他谆谆告诫后人，要加强心身修养，做到和睦相处，“有无相资，吉凶相助，患难相恤，过失相规”；“惟廉静，不役于物，不逐于利”；“为官知耻则节立，为士知耻则品立，慷慨任事之人知耻则名立”。择配“务不论阀阅，而论作风；不论资财，而论德训；不论容色，而论德性”……其进步思想至今为人们称道。谱中的传记、墓志铭、碑记、诰命等文献资料二十余篇，其中有清吏部侍郎杜臻为士桢公撰写的《中丞毅可公始末志》，士桢公、煦公父子的族谱序言及碑铭等多篇，还有徐州知府十一世焯公晚年为族人留诫的《群生自造化说》等论文。这些资料成为我们研究清皇室与昌邑姜氏及《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世难得的历史文献。昌邑姜氏十二世煦公在康熙间任苏州织造三十余年，与康熙帝关系极为密切。煦公在任上密折达四百余件。雍正帝继位后，以煦亏空国库银币为由将其流放到吉林打牲乌拉，不久即含恨死去。族人深感宦海之险恶，谨遵《宗训》中“凡我子孙，除耕读之外，或务商贾贸易，亦可经营谋生。至于吏役之事断不可为！虽穷死，不可当衙门”之教诲，依靠聪颖才智和勤奋精神，艰苦创业，投身于工商金融贸易。到清同光年间，已形成规模横跨半个中国的，以昌邑姜泊“五大功”和牟家庄子姜懋政为代表的姜氏民族工商金融集团。于是“昌邑县姜一半”之说名冠一时。姜氏在历史上对昌邑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时过景迁。历经百年之后，昌邑姜姓再续宗谱决非易事。今幸有湾崖（现东隅村）二十世乃诚公、阎家庵十九世是业公鼎力谋此续修姜氏族谱盛举，使世系得以延续，此功莫大焉！又有龙启君在全市发起七修《昌邑姜氏族谱》，此役更为艰巨。只要有阖族人的大力支持，本谱定能圆满完成，族人的愿望定能实现。因欣为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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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齐（1652—1739），满洲镶黄旗人，萌生，康熙英武殿大学士，雍正朝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衔。清初，沙俄不断侵犯我国领土，烧杀抢掠，横行无忌。为此，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即挥师北上，先后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十五年（1686）两次同侵略者展开激战，最终以沙俄军队战败被困雅克萨城、请求谈判解决两国边界争端而结束。二十七年（1688），康熙帝答应俄方请求，准备派员参加。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时任左都御史的马齐上书曰：“俄罗斯侵略疆土，（被）我师困之于雅克萨城，本可立时剿灭，皇上宽容，不忍加诛。今悔罪求和，特遗大臣往议，垂之史册关系甚巨。其档案宜兼书汉字，使臣并参用汉员。”诏如议行。康熙二十八年（1689）7月14日，两国代表经过多次谈判后，终于达成协议，签订了我国让出尼布楚，收回雅克萨，两国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的平等的《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当时虽然以满俄两种文字书写，但不久即将副本翻译成汉文归档保存，开清初官方外交档案由满文翻译汉文之先河。同时，马齐的这一建议也为以后满汉文化的广泛交流以及汉文字在官方的普遍运用铺平了道路。

张廷玉（1672—1755），清安徽铜城人，康熙进士，雍正朝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少保衔，后加太保。雍正八年（1730），长期和清廷对抗的蒙古准噶尔部煽动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及西北各族反清，雍正帝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决定出兵征讨。因战事紧急，军令需要迅速处理和严守秘密，所以，即令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嗣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命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及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廷玉定规制”。按照旨意，张廷玉就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方面都作出了严格规定，其中涉及到档案的地方就达多处，如：军机处参予官员奏折的处理和谕旨的撰拟；军机章京负责誊写、记档及日常工作；军机处设《存记簿》，“奉旨存议”事务，一律登记；“密事有件”，密封存档，届时折阅办理等。这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不仅加强了皇权统治，避免了政出多门以及失、泄密现象的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统一了办文机构，保证了档案的齐全、完整与安全，为利用和编撰方略（志）提供了方便。

李卫（1666—1738），江苏桐城人，康熙捐资员外郎，雍正朝署刑部尚书，授直隶总督（同鄂尔泰、田文镜均系雍正帝心腹）。雍正四年（1726），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江西考官查嗣庭以《诗经》句“维民所止”命题考试，不料清廷诬称“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二字之首乃大不敬，逐将查捕狱问罪。不久死狱中，戮其尸，株连亲属。同年，汪景琪任年羹尧随笔（秘书），随年西征，因文章讥讽朝廷，被判大逆罪，立即斩决，妻发黑龙江为奴。因上述二人均系浙江人，以文字得罪朝廷，故清廷停浙江文士乡会试。为尽早恢复乡会试，时任浙江总督兼巡抚的李卫便经常深入下层，了解文士呼声，调解各种矛盾；随时跟踪检查受株连而未定罪文士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训导，责令改正；表现好的文士，将其事迹一一记录归档。过了一年，当朝廷派去的观风整俗使王国栋看到这些档案材料后，深为李卫的良苦用心而感动，为浙江人感恩悔过而高兴。于是，和李卫同奏朝廷，替浙江文士说了许多好话。雍正帝一见奏折大喜，很快就下令恢复了浙江文士的乡会试。其次，他平时召集属吏开会，或命某个属员办差，均有记录，事后归档，笔笔有宗；朝廷谕旨、各部院及州府县衙门来往文书，办完即存档，一清二楚；加之其它事“皆中程，民间亦无扰”，故深受雍正帝信任，被视为心腹。

田文镜（1662—1732），汉军正黄旗人，监生出身，康熙末年任侍讲学士，雍正朝授兵部尚书衔，兼河东（河南、山东）总督。康熙末年，黄河几次泛滥，大量农田被毁，加之不法官绅为害，盗贼猖獗，因而河南民不潦生，怨声载道，官府档案管理混乱，各种案件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他于雍正二年（1724）调任河南布政使，旋升河南巡抚、总督。任内，以凡事“悉秉至公，无人不可以共事”为准则，大刀阔斧，“清理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之一新。”所谓积牍，即常年积压，得不到处理的文件、档案；所谓宿弊，即官员多年的陋规、科派亏空、州县的逃税、隐匿土地等。由于这两项工作干得出色，所以才出现了“吏治为之一新”的局面。《清史稿》（田文镜传）中将“清理积牍”放在首位，这就足以说明，田文镜极为重视档案，会管理档案，而且通过档案刷新吏治是他的主要政绩之一。

李绂（1673—1750），江西临川人，康熙进士，雍正朝广西巡抚，后署直隶总督，因参劾田文镜而被罢职。雍正帝命其纂修《八旗通志》。为此，他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查阅了内廷大量档案，走访了众多皇戚贵胄。在此基础上，从雍正五年（1727）开始编纂，至乾隆四年（1739），历经13年时间，终于成书。初集250卷，二集256卷（包括卷首12卷），分八志（旗务、土田、营建、兵制、职官、学校、典礼、艺文）、八表（封爵、世职、八旗大臣、宗人府、内阁大臣、部院大臣、省直大臣、选举）及列传三大部分。《八旗通志》集满族档案、图书之大成，为后人了解、研究和发掘清朝前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凭证。

隆科多（？—1728），清满洲镶黄旗人，佟佳氏，佟国维子，康熙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雍正朝吏部尚书加太保衔。因参予夺取帝位的阴谋，事败后于雍正三年（1727）被处永远禁锢，次年死于禁所。年羹尧事发被处死后，都察院上书弹劾隆科多庇护年而被“削去太保衔”；嗣后，刑部又奏他挟势贪赃，私受年羹尧筹金800两、银42200两，要求立即斩决，下旨曰：“隆科多才尚可用，免其死罪，革去尚书，令往理阿尔泰边界事务”。隆科多走后，议政王大臣等，于雍正二年（1727）又奏隆私藏玉谍于家，应拿问罪。这里所说的玉谍，即皇家宗谱档案。按规定，官员如需查阅玉谍，先得经过皇帝批准，尔后沐浴焚香，才能取出阅读，阅后即还。这么重要的档案，隆科多竟然将其私藏家中（到底有无此事另当别论），当然犯了大逆不敬罪。雍正帝便以此为据，令缇骑（皇帝亲信侍卫）将隆科多逮捕回京，由顺承郡王锡保秘密审讯，给其定罪41条，拟斩刑。雍正帝念其昔日功劳，特加恩典，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附近空地，造屋三间，永远禁锢，不没收财产，不贬妻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