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民间编撰家谱兴起的因素是什么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11浏览:3收藏

宋代民间编撰家谱兴起的因素是什么,第1张

  宋代民间编撰家谱兴起的因素是选官体制发生变革。

  分析:宋代,以科举制作为选官体制的发展,社会下层也可依靠才学进入仕途,导致门第的重要性下降。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介绍:家谱是记载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是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功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望、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的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古时期编修家谱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魏晋时期,编撰家谱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宋代打破官修家谱的禁例,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兴盛。

我们中国人,每一姓氏在祠堂中都有一本家谱,又名家乘。家谱中记载着祖宗的来源,有许多追溯到周代,因为周代的子孙分封各国,以地方为姓;有的还远溯到轩辕,以证明自己的确是黄帝的子孙。

后世各宗族修家谱,有四姓是所谓“通天谱”的,意思是普天之下,全世界只有一种家谱的。这四姓就是孔、孟、曾、颜。这四姓的祖先都分别追溯到孔丘、孟轲、曾参、颜回四大圣贤,而这四家的家谱,所排的字辈——就是辈分命名所用的字——也完全是一样的。

说到字辈,是修家谱的重要工作之一。以前每三十年修一次家谱,即使衰落的家族,最多不能超过六十年。在修谱的时候,就要决定排出新的字辈。以蔡家的字辈为例是“世泰家声启,运隆教泽长”十个字。在1944年修谱的时候,就另外决定了新的十个字,作为后十代命名用的,假如本人名“世”信,儿子则名“泰”来,孙子名“家”珍,曾孙名“声”传,玄孙名“启”伟。由名字上一看,就辈分分明,尊卑有序。在同辈中,也有不同字用同一部首的。如启字辈的同胞兄弟姊妹,兄弟名启伟、启仕、启优、启侠、妹妹用启侬、启仪、启仙等等。这种表明血统的方式,后来更扩而充之,作为表明文化系统、社会关系的方式。

在家谱中,可以看到祖宗的来源,我是河南人,我们傅姓怎么由平陆一带到南阳来的?然后历代祖先,有谁到那里去了,都有记录。

宗法社会的组织,就有这样严密,对于个人的名、字、号、谥法、事业、行状,等于一篇小传,在家谱中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在家谱族系表的线都是红的,如果中间看见一条蓝线,就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因为红线是代表血统;如果是蓝线,就是表示没有生孩子,而是由兄弟的孩子,即侄子过继来承宗祧的;如果没有兄弟侄子,由外甥(姊妹的孩子)过继来延接香烟的,则加双姓,一般是本姓血统最近的过继(也叫承祧)。其中也有一子双祧的,如兄弟两人,哥哥无子,弟弟也只有一个孩子,那么这个独子,就同时是伯父的孩子。而且除了生父给他娶一个太太外,伯父也给他娶一个太太,称为长房媳妇。(当然,弟兄排第几,就是几房)。那么长房媳妇生的孩子,就是伯父的孙子,本房媳妇生的孩子,为生父的孙子。如果没有叔伯兄弟,就从叔伯祖的后代同辈中承祧,一直追溯到五代上去。如果外甥过继承祧,要经过族长的同意才可以,而且过继来的第一代要加双姓。如张家由李家外甥过继而来,在家谱中的蓝线下就写张李某某。

在人类学的立场看起来,好像红线或蓝线没有多大关系,“民胞物与”的精神,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谁的儿子都是一样;可是站在宗族血统的立场,就绝不敢以开放的思想来做。还有的人声明不是外甥,是“路边妻”生的孩子。所谓“路边妻”是有的地方有租妻的风俗,租一个妇人来,生下孩子以后,将孩子交给男方,各走各的路,没有夫妻关系。可是怎样去证明呢?“路边妻”等于西藏的多夫制。在西藏有一夫一妻制,有一夫多妻制,也有一妻多夫制,一妻多夫有的是兄弟同妻,也有的是一个妇人同时是张、王、刘、李几家的太太,女权很高。所以“路边妻”的孩子,碰到几家修谱时就发生问题了,因为无法证明这个孩子到底是哪一个丈夫的。但无论是红线或蓝线,有一个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对于没有后代的,一定想办法把他的宗祧继承下去,香火延续起来,这是中国民族思想的精神。

每一宗族的家谱,依照老规矩,仅有两部。正本放在祠堂里,副本放在族长的家里。如果为了法律问题或者宗族上其它什么问题,要查家谱的时候可不容易,非要全祠堂的董事、负责人到齐了,才可以打开这个藏家谱的箱子。我当年在家里修家谱,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当时回去修家谱,有所变革,不像以前那样有半张书桌宽大的正副两本,而变成了现在的二十四开本,同时印了一百多套,凡是出了钱的,或一家送一套,或三五家送一套,以资流传。所捐的钱,绝对超过预订的价格,甚至有的超过十倍以上,以表示对祖先的孝道,为宗族尽力。领家谱时,非常隆重恭敬,视为一种光荣,除了用古典鼓乐,到祠堂中恭领,如迎神一样,而且当天还要设宴,邀请诸亲友,因为这也是一件喜事,宗族、亲戚、朋友、邻居都会来道贺。领回的家谱放在“谱箱”里面,供奉在祖先牌位的旁边,是不能轻易打开的。如果是几家合领的家谱,就由合领的几家轮流供奉保管,一家以一年为期,对这件事是非常严肃庄重的。

家谱不但是为个人,而是为一家一族的宗法社会观念而存在;它更高的价值,在于其中有很多宝贵的资料。尤其在历史这方面,寻查个人的史料,像岳飞、文天祥这些人的传记,就是从他家乡中的家谱里,找出很多真实的资料与记载,这些资料在历史上很重要。换言之,家谱家乘,就是它这个宗法社会的一个小的历史。我们常说,大家都是黄帝子孙,就是各家循家谱研究,追溯到最后,黄帝是每一家族的根源。发展下来,就表现了“兴灭国,继绝世”的民族观念。

更新于 2018-04-27

来自作品集姓氏普籍

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在1960年代中国的破四旧运动中,家谱被当作四旧遭到清理,“成千上万”的家谱被毁,很多中国人不得不毁掉家族世代珍藏的家谱,这对于研究中国人的人文历史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编辑本段]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编辑本段]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编辑本段]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即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编辑本段]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 、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广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 、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徙、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先秦重要史籍《世本》为我国家谱的开山之作,其内容系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记录,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等。魏晋时期,门阀势力盛行,家谱成为门阀豪族势力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的重要工具。郑樵《通志》卷25:“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因此,谱学大盛。降至明清,私家修谱盛行,成为宗族普遍关注的大事,一般是三四十年即重修一次,往往是一修再修甚至多次重修,依封建统治者的逻辑就是“笃宗族以昭雍睦”、“修族谱以联疏远”。皇家也积极修谱,称为玉碟,由宗人府具体承办。现存家谱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的私修家谱,其体例主要是融合欧阳修、苏询二体而形成的规范化的谱式,即“首世系,次讳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业、文章悉载于谱。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佳而不朽。”(《兴化戎氏重修宗谱》序),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

(1)谱名,有称家谱、家乘、族谱、宗谱、世谱、会谱、统谱、房谱、支谱等的不同;

(2)谱序:包括达官贵人及儒学大师等撰修的序言,用以反映本族的历史、族望、修谱简况及修谱原则等;

(3)谱论,即论述修谱的意义、原则、方法等;

(4)恩荣录,包括皇帝对家族成员中官员及家属的敕书、诰命、赐字、赐匾、赐诗、御谥文、御制碑文及地方官府的增谕文字等;

(5)遗像及像赞,载有祖先及祖中重要人物的遗像,并配诗示赞;

(6)族规家训,包括祖训、家礼、家典、家范、家戒、家规、族规、族约,是约束族人的礼仪规定,它对于族长的特殊地位、族众的行为准则、祭祀的礼仪、族产的管理等都有具体而又细致的规定;

(7)五服图,即明确族众的五服关系;

(8)世系,系家谱内容的主体,族中所有成员依照图表格式,按辈分次序进行排列,借以明确族人的代系及血缘关系等;

(9)谱系本纪,即记载族人的简单情况,如本人名字、父名、排行、字号、生卒年月日、科第、官职、妻室、葬地、子女等;

(10)命名行派,为族人命名需依一定的顺序以区别辈分,如曲阜氏依照“兴额传继广,昭宪庆繁样,会德维垂邮,钦昭念显扬”二十字命名;

(11)官迹,记载族中历代官宦名人事迹,有的还专门收集族中及第人员;

(12)传记;即族中名贤的传记材料,有行状、行实、事状、志略、忠义、孝友、贞节、寿文、贺序、墓志、序文、祭文、年诺等;

(13)先世考,考正本族的历史渊源和迁徒情况,如得姓始末、始祖、世派、迁徒地区等。 (14)名i录,记述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楼阁等

(15)祠堂,有记堂图、祀文、捐祠者姓名、祠堂规制、神位世次等;

(16)族产,如祠田、义庄、山林、房屋、田至及租佃文契;

(17)坟墓;即族人的墓地分布;

(18)艺文,收录族人的著述;

(19)领谱字号,记载家谱的编号、印谱总数、分发各房谱数及领取人名。

以民国时的家谱为例,它所构成的体例要素计有三十项:

1.谱名。2.目录 3.谱序

4.凡例5.万年历6.世源

7.世系图 8.派序 9.先祖像及赞

10.恩荣录11.宗戒12.家训

13.家戒14.坟茎15.五服图

16.宗祠17.族产18.耆旧传

19.艺文20.大事记21.历届修谱名目

22.承修名目23.提修名目24.新旧居迁地名

25.门丁数26.领谱字号27.捐输名目

28.杂记29.后记30.宗支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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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家谱还有专章记载本宗族曾经发生的大事,如与其他宗族发生的纠纷或械斗;与冒认本族的同姓所打的官司等。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是传家之宝,一般秘不示人,故领谱子孙妥善保存。每次大祭时,全族将所有现存家谱集中到祠堂查验,凡是遭到鼠咬、油渍、虫蛀、受潮霉烂的家谱,藏谱者都要受到声讨和处罚,若卖出即被作为不孝子孙逐出宗族,如《西石城风俗志》记载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谱集,污则罚之。谱未呈验者,亦予罚。”由于家讳甚严,家谱严格遵循隐恶扬善的规定,但家谱仍是人们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 “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那么“家谱”一名的取用应在汉至南北朝时期。所以,在《新唐书》中,以“家谱”冠名的才真正开始多起来,如“谢氏家谱”、 “薛氏家谱”、“颜氏家谱”、“李用休家谱”等。说以“家谱”为名始于宋代,是不确切的。作为家谱,本应为一直系之本家谱。但后来,绝大多数是凡同一区域内的同一先祖的各分支后裔的共同谱牒统称为家谱。从历史上谱牒用名看,宗谱、族谱、家谱应是有一定区别的。

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余子为小宗。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这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当时大夫、士阶层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别子无权继承君位,必须分立自立一家,成为某一家支的始族,即“别子为祖”,继承始祖别子的也只能是长子、长孙、长曾孙这一系统,此谓“大宗”。《仪礼·丧服》:“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服族也,”极言大宗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高:别子的继承人是世代不断的,故称“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别子除有长子,还有其他儿子即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仅继承其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随着世代的推移,一个宗族扩展到旁系林立时,仍然可以通过尊奉大宗的方式被约定在血缘集团之内,而不会导致零乱。上述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叫宗法,在周代极为完善,后世或尊行大宗之法,或恪守小宗之法,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变通处理。

简言之,凡同祖之裔为宗,宗人凑聚为族,按古宗法制度所制,大宗和小宗的合称为宗族。

事宗礼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居住形式,族人常恪守的事宗礼包括:平居遇事应咨告宗祠,如祭祀、嫁女、聚妻、凶事、生子、易名、出外求学、荣归故里等。如遇族内发生吉凶大事,宗子需率全体成年男性族人赴祠禀告,祭祀先祖。祭毕合族会食。“凡所告事,宗于皆书于宗籍,大宗无后则支子以昭穆之后宗之,则宗道存,而诸义有主也。”(《续通典》卷67)

义田 又称“义庄”,指宗涝用于赈恤族内贫寒人家和奖励贞节义行的田产,始创于北宋范仲淹。范仲淹创设义庄的初始动机是:‘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我,今族众皆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宋人小说类编》卷一)义田大多由宗族显贵捐献而产生的,一般设有专人管理,以防族人侵渔,并且不准典卖,地权比较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人的生活困难。故顾炎武说:设立义庄“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思,吉凶有通财之义。”如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矣。”(《皇朝经世文编》卷八)清朝政权考虑到义田的巨大作用,严厉惩罚那些盗卖义田的不孝子孙,以保护宗族公产。

家讳 即家族或家庭之内的忌讳,又称“私讳,”与“国讳”相对。古人视直呼尊长姓名为大不敬,故晚辈在日常言谈和使用文字时,要回避祖、父等长辈的名字,做到“臣不言君名,子不言父名。”家讳现象,周代即以出现,汉晋逐渐盛行,至南北朝进入全盛,后世相沿,但明清时稍松。依家讳要求,外出写家信,信封上忌用父亲名字,而要用本人名字写成“某某某平安家信,”对别人说起自已的父母,亦多用“府君”、“萱堂”、“椿庭”、“家父”、“家母”一类的词代称。在行文时,如遇与长辈相同的字,则以改字、缺笔等方法加以回避,以表尊敬。如苏东坡作序,一律以“叙”代替“序”字,以避父讳“序”;司马迁父名“谈”,故他在《史记》中从未用“谈”字,家讳发展到后世已不限于文字和称呼上,如晋代桓玄父名“温”,其家中讳说“温‘,因来宾要求温酒竞至大哭,

排辈 宗族内以宗谱规定辈分用字以公开族人所处的辈分。族人在命名时(尤其是男性),名字中必须含谱定辈分用字,放于名字中间,俗称某字辈,以此作为族人相互关系的标志,防止族内人际关系发生混乱。这种规定自汉代开始,明清时期的大家族颇为盛行.如江西九江吴氏的排辈为:德里伯志盂,时添国道中,之登光宗应,茂学仁宜从。周邦新进化,富寿兆长荣,昭代闻仕启,恒慈建立洪。昌明高尚法,永守善良功,锡庆开先业,修和本大同。江西靖安钟氏的排辈为:子孙永昌,宗先福长,顺龙有庆,发荣万方。可见,排辈用字连接起来反映了强烈的血亲观念、浓厚的尊祖意识以及对于宗族繁荣昌盛的期望。

遵昭穆 是在周代确立嫡长继承制的前提下,为适应宗族组织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行辈标志制度,其盛于西周,后世则仅用昭穆表示辈分如父子的关系。其制,在确定宗族庙次和墓次时,始祖居中,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左昭右穆,依次转换,以使在祭招、丧葬、继承和赐爵等礼仪活动中明确区分行辈,严防宗族内部的辈分发生紊乱。故<礼记·祭统》:“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周礼·夏官司马·司土》:“及赐爵,呼昭穆而进之。”周代设专官区分昭穆,如小史、小宗伯等。小史负有辨昭穆的责任,就是指史官应根据系世来确定王族成员的行辈。《周礼·春宫宗伯·小宗伯》特别强调小宗伯的一项职责是:“辨庙祧眨昭穆,”意即在为某位祖先建立宗庙时,朝廷的典礼官便要事先根据死者行辈标志的昭与穆,来确定其宗庙应建在宗庙群中的昭组还是穆组的位置上。这种以昭穆区分行辈的办法比较原始,在汉代被以行辈字标志行辈和方式取代。

九族 是先秦时期概括宗亲关系的一种说法,以西周为最典型,见于《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关于九族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古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九族全系父系宗亲,即指上至高祖,经曾祖、祖、父、已身、子、孙、曾孙、直至玄孙的九代的合称;其二,认为九族亦包括异姓有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认为几族亦包括并姓百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分布为:父族四指五族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子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指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之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指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可见九族是一个较大的亲属团体。后世在概括宗亲关系时基本上不用九族的提法。

六亲 即六代宗亲。古代有宗族亲情到第六代为止的民间成规。<礼记·大传》:“六世亲属竭矣。”《贾谊新书》:“人之戚属,以六为法,人有六亲,六亲始日父,父有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曰从父兄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从曾祖而昆弟,故日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亲之始于一人,世之别离,分为六亲。亲戚非六则失本末之度,是故六为制而止矣,六亲有次不可相谕,相谕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以禁其乱。”依此,到了第六代,即出了五服,已无亲情关系。宋代以后,以族规、义田、家训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开始兴盛,宗族亲情被无限延伸,以激发族人的木本水源之思,但仍然注重六亲之制,只不过与六亲之外的族人可以保持较谈的宗族亲情。

谱学 自有文字出现,即有早期的人物记录。由简单的零散的记录发展到连贯系统的世系记载,由分衍世系到综合为后来的整体宗族世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创造了人记录自己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专著,这就是谱牒。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以编撰当代姓氏人物世系为题材的籍典,有以人物世系为研究对象而创制的体例和修撰法则,从而研究它的起源、类别、功能、社会作用等,进而“演为专门之学”,这就是谱学。早期的谱学概念,主要着重于谱碟的修编、总汇、法则等方面。晋太元中贾弼撰写的《姓氏簿状》,称其为贾氏谱学,梁王僧孺在贾弼旧本的基础上,充实增补改撰为《十八州谱》,号为王氏谱学。隋唐时的《衣冠谱》、《开元谱》、《元和姓纂》、《永谱》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唐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的士族家谱,考其世系,撰编成大型的《氏族志》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计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至今敦煌石室还存有《氏族志》原始写本残页。五代以后,有郑穛的《通志》著录谱序六种,另有《氏族典》、《古今姓氏书辩证》等都是有影响的谱学专著,特别须提及的北宋欧阳修与苏洵在谱学领域所创制的欧苏二体,为谱牒的修撰提供了至今不改的法则。这些古代谱学成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现代谱学,更着重于谱牒所涉及的历史内容而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探讨,取其有史学价值和人文科学价值的精华部分,并从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地方史等方面解析历史,从而服务于现代社会。

谱法 所谓谱法,是按一定的规则制度、体例进行编撰谱牒的方法。这个方法,其要点就是怎样完整、准确、明了、有序地记载族人世系及其有关事项。从广义上讲,一部完整规范的谱牒,应涵盖该族历史、源流世系、人物、事件、业绩、迁徒、族规等内容。自宋起,编撰谱牒有两法,即欧体和苏体,也称欧式和苏式。

支谱 顾名思义,支是主干之外的分支,意属为同祖之下分衍的众多后裔,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派。所谓支谱,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即局限在该祖之下的一个独特分支。形成或成为“支谱”的因素往往也是因分衍、择业、迁徒等原因,游离在原宗地所发展而成的,所以冠以“支谱”,它本身就表明了它属某宗之下的一个分支。支谱仍属于族谱范畴。

家乘 家乘,原意为以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录。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家乘属于家谱的范畴,因此后有少量的家谱也冠用家乘。家乘是从“史乘”袭用而来。虽然冠用家乘的不太多,但对谱碟的称谓单位则多有使用“乘”,是谱牒定量的又一别称。谱中有如:“以上大乘,每乘拾八本。”这里所谓的大乘非指佛教“大乘”之意。乘,本为春秋时晋国的史籍名,以后引申到载史之类的书,可称“史乘”。因此将谱列入史类称乘,大乘即本族总谱和门谱的合称,如“每乘拾八本”,即这部完整的谱碟共十八本/

汉族李姓的渊源主要来自三大支:赢姓、姬姓和外族的改姓。

  第一支出自嬴姓。李氏的远祖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五帝"时代高阳氏颛顼,出自嬴姓。颛顼氏族属于东夷族,最早活动于今河南东部,后来北迁到帝丘,即今河南濮阳西南。到了唐尧时代,颛顼部落已分为八个氏族,其一为庭坚,其首领皋陶为尧帝的大理官,其子伯益掌管火种和驯养兽鸟,协助大禹治水,获姓嬴。治水成功,颛顼氏族也得到了发展。皋陶的子孙一直作大理官,至夏朝时,其子孙以官名为氏,即理氏。商朝末,大臣理征因正直敢言得罪了纣王,被害。其子理利贞出逃,隐于今河南西部嵩县的伊水旁。因靠树上的果子(木子)充饥才得以存活,遂改理氏为李氏。李姓至今已有3100多年的历史。

  第二支出自姬姓。商朝时期,有周的同姓后裔,名巴人,居钟离山(今湖北长阳西北一带)。周武王灭商后,封巴人于巴(今重庆的巴南区)称巴子国。公元前316年,秦国灭巴国。一部分巴人留于渝境的成为板楯蛮,而南移到湘西的巴人成为武陵蛮的一部分,迁移到鄂东的称江夏蛮和五水蛮。巴人以虎为图腾,巴语读虎为李,当虎图腾演化为姓时,巴人崇仰汉人之姓,遂依音用李姓。公元前303年,巴人李姓在四川建立大成国,史称成汉,这是李姓在中国所建的第一个王朝,后灭于东晋。这支姬姓李氏的历史有2800年。

  第三支出自赐姓和外族改姓。西南民族中多李姓,其原因是当权者的赐姓和崇仰汉人的自取姓所造成的。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北方连年战乱、政权频繁更迭、外族不断进入中原,李姓随其他的原华北居民一起向南方和东南迁移和发展。中原百姓中开始融入了大量的北方民族的血液,李姓中也混入了匈奴人和鲜卑人的基因。发生外族流入李姓的主要民族有:唐朝的沙陀、氐、回纥、契丹、高车、吐蕃、西域各国等族,以及犹太人、波斯人、安息人、朝鲜人等外国人。之后这种融入从未间断过,北宋西夏国党项族、金国女真族,明清时期的蒙古人、满洲人、西北的土司和西南的土著均纷纷改汉族姓,尤以李姓为首选。这些少数民族长期与汉族混居,其中大部分汉化了。在当代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多李姓,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另一重要外姓的融入是李氏王朝赐与有功大臣武将为国姓,这是李姓人口迅速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李姓的根源〗

1李姓由来

李姓之“李”,最初指的是一种植物――李树,属蔷薇科。但李姓的直接来源却是商朝官名――大理。

李姓的来源,与原始人类的淳朴生活习惯有密切联系。最初的“李”指某种植物,如《说文》所云:“李,果也。”李树,属蔷薇科,为落叶亚乔木,高丈余。李子,就是它的果实,球形,至夏成熟,红色有光泽,味酸甜,供食用,一名嘉庆子。

随后,“李”随着汉字形义的推移而与法理、星象等含义相通。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姓,则见于《通志o氏族略o以官为氏》:“李氏,皋陶为尧大理,因官命族为理氏。商朝半年,理征改为李氏。”

有人把我国几千个姓氏归类排列,其中以植物为姓氏的,诸如花、草、树、苗、林、木、杨、柳、桃、李、桂等,有一二十种。这可以追溯到远古氏族的图腾崇拜。然而李姓最早的含义却不在植物,而是理官之“理”,至商朝时期才向植物之“李”转化。

从远祖皋陶到大唐脉裔是李姓由初萌到壮大的历程。李姓血脉中的12个政权,58个帝王,无数将相名臣,大多出现在这个时期。

在中国姓氏发展史中,李姓见诸史籍在周之后。《国语·郑语》中的祝融之后八姓、《晋语四》中的黄帝之后十二姓、以及《左传》所载的西周二十姓,都未见李姓。《姓解》也说:“周之前未见有李氏。”《史记》载:“自周有老聃,姓李。”

家谱作为和国史、地志,其名的三大文献,虽然是平民的特色文献,却记载着家族的历史。打开家谱一看有一个显现,先祖即使不是帝王将相,也应该是达官显贵,通俗点来说没有一个人的祖宗是凡人。

这就有点不符合逻辑,但是白纸黑字又不能让人不信,实际情况就要从古人如何修撰家谱找到答案,在古代收集信息要比现在艰难的多,比如明朝的徐霞客,跑到昆明的时候,想要一套府志,结果人家只印了几套,现在一套找不到,但念及徐霞客是个名人,又找到原来的印版帮他印了一套。明朝的纸张是非常贵的,官府的才只舍得印几套,

古代频繁的战乱,人都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何况家谱,等到天下太平,编家谱时,信息采集困难,很难说搞清自己的祖宗是谁。不过这并难不倒国人,正所谓各行其道,自然也有古人的方法。

1848年,湖北罗田陈氏,为了解决修谱的难题,自认是江西义门陈氏罗田分庄祖“光大公”的后裔,但光大公以下的世袭,是没有人知道的。江西义门陈氏,分为两支,江右陈氏和江州陈氏,都算是名门望族,在唐宋时期创造了3900余口,历15代,330余年聚族而居,和谐共处不分家堪称族史奇观,到了清代算的上著名的家族。

罗田陈氏用的这个办法叫做扶乩,这是一种占卜方法,通俗点来讲就是扮演神明附身,然后通过沙盘的写字,传达神明的意思,神告诉你,你是谁的后裔,就是这么一种方法,在“神明”的帮助下上千年的事情就搞清楚了,然后重修家谱。

信奉神明的可以,没有这种信仰的自然就是鬼扯了,这里我们说下皖西南一带的刘氏。

1862年寿福堂刘氏,是一个巨族大姓,稿本族谱记载:福五公居葬太湖县铁山寨,生二子:道荣、道建。

1894年敦睦堂刘氏族谱记载:福五公有四个儿子――道成、道宝、道通、道文,一下增加了两个儿子。

(1929),怀宁柏枝庄谊美堂碧虚刘氏族谱记载:福五公有六个儿子――永成、永建、永荣、永宝、永通、永雯,双增加了两个儿子。

这里可以看到,福五公这个人,儿子由2个变成4个,最后变成6个,这种方法我们叫做挂靠,因为这种原因新谱修成后,旧谱就要全部焚毁,当然在选择挂靠的首先是历史名人,帝王将相是最好的,其次才是达官显贵,不然说起自己“先祖”时就太没面子了。

这种挂靠有人是不屑为之的,比如怀宁坨埂方氏,在四修族谱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族谱存在挂靠问题,便在四修谱序写到:史必取信,谱不可诬”“楚之黄州,同郡之桐城,又何必引为近支以为荣耶”“坨埂方氏皆不以依附为荣,希望本族各宜自勉,而勿堕先人自立之志。意思很明确告诉后人不要在乱挂靠。不过只是明确告诉后人,没有再去纠正前者的错误。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执着的了,桐城桂林方氏是明清时期的大族,著名的历史人物方以智、方苞等,皆出这一族。在修谱由于战乱找不到源头,只知道一个大略的源头,此时兴起联宗的热潮,方氏两个大宗族准备联宗,但是为了不忘祖,崇实的桐城方氏,最终只在族谱上修了桐城桂林方氏,虽然先祖中没有帝王将相,但是这种务实的态度值得世人尊敬。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华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据研究表明,中华古姓来源于图腾崇拜,系氏族徽号或标志。

扩展资料:

家谱起源:

家谱是人类以血缘为核心亲缘关系的投影,起源久远。血缘亲疏的辨析,族群世系的认同,是谱牒产生的根源。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脉络,大致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实行宗法封建制度,其《世本》之类的家谱,属周室宗族,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经春秋战国、秦王扫除六合,到汉高祖,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再到东汉已由世族和宗族替代;两汉时期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于是,家谱在两汉时期服务于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士族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以至于造假的现象应运泛滥起来;隋唐时期科举取仕成为选用官员的基本途径,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由血缘关系决定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格局,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北方战乱频繁,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五代以后江南庶族地主势力抬头。

自北宋起,许多文人学士挺身而出带头修谱,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内容更加广泛丰富,功能也由政治功能转向社会功能方向发展。

私修家谱通过姓氏原始、迁徙本末、世系渊源的展现,起着追溯宗、联宗收族,维系和强化作为社会群体的宗族和家庭的作用。

——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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