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儿子，虽然他的名气没有父亲曾国藩高，然而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外交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再加上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不懂得国际上的变化与趋势的发展，所以才导致了平白无故的丧失了很多东西。

然而在这样的境况下，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也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国际外交人物，他就是曾国藩的次子——曾记泽。中国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下，在这样背景下成长的曾纪泽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外交家的呢？

这其中离不开他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正是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首的曾国藩。说起曾国藩大家肯定不会陌生了，然而一直处于传统封建文化下的曾国藩，他的思想是相对保守的。他虽然没有刻意的培养自己的儿子去成为一名外交家，但在无形当中却成就了他。由于金国藩的言传身教，使他对学习上会有着锲而不舍的精神与耐力，再加上受到曾国藩自身的廉洁之风，以及刚正不阿品质的影响，无形之中使得他也有着良好的自身修为。

当年曾国藩大力支持洋务运动，这一切对于他的儿子曾纪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外交思想的接触。洋务运动的进行，使得曾国藩对洋人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思想也逐步走向开化。然而洋务运动终究以失败而告终，曾纪泽对于父亲处理洋务运动这一失败的结果，更是激励了曾纪泽要处理好外交事物的决心。

于是他便开始努力学习西方文化，他学习西方人的语言，这对他来说有着很大的困难，然而他却有着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精神，努力的克服着一切困难，他的英文水平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在当时的清王朝的官僚阶层是无人能及的。他的实力也得到了认可，于是清王朝将外交任务交给他，他能够将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并且使得清王朝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因为有曾纪泽的存在，使得中国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外交成就。

曾国藩是晚清的知名人士，他不但博学多才，而且还建立了湘军，消灭了不可一世的太平军。是让清廷得已延续的最大功臣，因而青史留名。

然而，关于曾国藩是清官还是贪官，后人却存在很大的争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曾家太富有了。

据史料记载，曾家共有10做豪宅别墅，包括：富厚堂、白玉堂、黄金堂、大夫第（、万宜堂、修善堂、有恒堂、华祝堂、文吉堂等，其中最豪的就是大夫第，占地13万平方米，里边包括公园、池子各种建筑应有尽有。因为这栋豪宅过于宽大，很多人甚至误认为这是当地庙宇。

除了拥有超级房产外，曾家还有万亩良田，要知道，曾国藩的爷爷和父亲虽然也是富裕的地主，但田地也不过100多亩，而到了曾国藩手上竟然有上万亩，可见家族资金的雄厚。

曾家有如此多“来路不明”的家产，后人怀疑是曾国藩利用手上权力贪腐所致也就不足奇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曾国藩是个清正廉洁之人，他在做京为官时，工资才125两，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人民币25000元，这样的工资对于一个“厅级”干部来说，显然是低得可怜了。

因为是在北京生活，这样的工资连他的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对此，曾国藩只好找亲友借钱度日。后来，因为“功绩”，他获得一笔1600两白银的奖金，才得已还清了债务，并勉强度日。两年后，这笔钱用完后，他只好又开始借钱度日。

曾国藩在京城当了12年的官，最后离开时不仅身无分文，还欠了1000多两银子，这些债务直到他当两江总督时才还清。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收入大幅提高，一年可以收获二十万两银子，然而，其中曾国藩管理自己湘军的开支就得六万多两，而各种应酬又要几万，也就所剩无几了。

曾国藩在任期间，并没有同流合污，根本没有“灰色收入”。

曾国藩能做到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做事，但他的弟弟曾国荃却完全相反。

曾国藩成立湘军之后，就把曾国荃以及另外两个弟弟曾国华、曾国葆一起叫去管理湘军，做个小军官，只留下二弟曾国潢“守家”。

然而，战争是无情地，在数年的征战中，只有曾国荃成了“幸存者”。 曾国荃性格与曾国藩截然相反，曾国藩敏感谨慎，曾国荃大胆放肆，做事高调、做人也高调。

曾国荃刚参加湘军带领湘军取得第一次胜利的时候，就和部下一起进城抢夺财物，结果被曾国藩进行了严厉批评。

曾国藩，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人物。

他是晚清重臣，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一代封疆大吏；他也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李鸿章等人一起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这样一位对中国历史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史学界和公众对他的评价是多样化的，有关他的争议从未停止过，但他治家与教子的理念却一直被大家所赞赏和学习。

曾国藩曾经多次与其弟曾国潢提及“六尺巷”的故事。清朝康熙年间，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老家安徽桐城的宅子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之间有条巷子，供双方出入使用。后来吴家要建新房，想占这条路，张家人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这时，张家人一气之下写封信给张英，要求他出面解决。

张英看了信后，认为应该礼让邻里，他的回信只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罢，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主动让出三尺房基地，“六尺巷”由此得名。这个故事所讲的就是清朝父子双宰相的张英和张廷玉家。

曾家是一个大家族，曾国潢没有做官，在家主持家务。曾国藩嘱咐这个弟弟，要好好读《父子宰相家训》，说，“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认为这是修身齐家的典范。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家风和家训的重视。

事实证明，曾国藩对于家族子弟的教导是正确的，后世子弟无一人是“逆子”，世代皆为有志之士就是最好的证明。

晚清历史上唯一一次算得上胜利的外交活动就是曾国藩的二儿子完成的。他先后出任驻英、法大臣和驻俄大使，他从敌人手中成功收回伊犁地区，签订《中俄改定条约》，他就是曾纪泽。

曾国藩的三儿子曾纪鸿自幼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更深，他自学成才，著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数学专著，是中国近代有名的数学家。后世子孙中，也有多人以数学为业。

曾纪泽的儿子曾广铨，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满文，承父业，曾担任晚清政府驻韩和驻德大使，后来他还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总办，也是著名的翻译家。除了曾广铨，曾氏家族中还出现了曾约农、曾宪森等翻译家。

曾国藩的曾孙曾绍杰是著名的篆刻书法家，曾孙女曾昭燏是著名的文博专家，玄孙曾宪杰是著名画家……除此之外，曾家子孙在书法上都颇有造诣，如曾国荃、曾纪泽、曾纪鸿等人更被后世以书法家视之。

曾国葆后裔中有十余人进入军界，其中五人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曾广泰和曾广荣在国民党军中先后授予少将军衔。曾昭懿是曾国潢的曾孙女，她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曾任北京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曾国荃的玄孙曾宪朴，曾任农业部经济作物总局副局长。

一个家族绵延兴盛两三代可以依靠祖父辈的积累荫护，可若想靠祖产兴旺数代则是不可能的，曾国藩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他曾经对家人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因此，“绝不留银钱与后人”。

曾国藩没有给子孙留下任何财产，但他却给其后世子孙留下了能够世代不朽的真正财富，这就是以家书为体的曾氏家训。所以，今天，我们也来看一看让曾家长盛不衰的家训到底藏着什么密码。

不做代代为官之想

曾国藩曾总结四类家族的“兴衰周期律”，即官宦之家、商贾之家、耕读之家、孝友之家。与我们的常识性判断恰恰相反，他认为官宦之家最易衰败，商贾之家次之，而延续长久的大多是耕读之家和孝友之家。

在此四者对比之上，曾国藩申述道：“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

他不希望自己的家里人世代做官，事实上也不能、也根本做不到世代做官。他给妻子欧阳夫人写信时也说，我们家里不要做代代做官之想。当官是偶然之事，不是必然的，不能拿这个偶然的东西当成一种必然，当成家族世代的追求。自古以来，官职越高，风险越大。基于此，曾国藩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做官，做高官。

他在给几个弟弟的家书中说，如果弟弟们不能看透这层道理，即便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了，仕宦显赫，最后也不能算是祖父的贤肖子孙，也不能算是曾家的有功之人。若能看透这层道理，不觉得自己在朝中将来做大官就了不得，那才是他这个兄长佩服的地方。

耕读正路

曾氏家族是典型的耕读传家。在曾氏家族历史中。五六百年都是寂寂无闻，虽有读书人，却无人考取过功名，连秀才都没有。但是，这个家族能够长期延续，自然有一种家族传统在维系，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有一副对联就是答案——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

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家族能长久下去的真理所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一般来说有两个：一是信天命，“天”就是天帝，中国人畏天；一是信祖宗，我们在遇到重大难题时，常会给祖宗上炷香祷告一番，希望祖宗保佑后代平平安安之类。要知道，老天离我们远，只能敬畏；祖宗才是我们生活中存在过的，离我们很近。

《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意思是说，天道远离人间，人道则存在于身边的社会人事之中，可以就近掌握。对于人所难及的事物，那就难料了。所以还是敬祖宗靠谱些。“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敬祖宗的时候就好像祖宗就在那里一样，要怀有恭敬之心。

“教子孙两条正路”，两条正路是什么呢？“宜耕宜读”。“耕”是种地，种地是为了吃饭，这里泛指靠自己的双手获得劳动果实。“读”，当然是读书，读书是为了修身养性，让子孙不愚。这就是耕读传家，耕地的同时，不忘读书，保证后来不会种一辈子地。

旧时读书人希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为农民子弟提供了一个读书做官的途径。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农民子弟就有考中进士的，曾国藩也是如此，祖辈务农为生，虽是地主，但也是农人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

曾国藩在家训中提到要读书的地方就有很多，他认为读书就是止愚。孔子说：“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为什么说“下愚不移”呢？下愚者是指愚蠢者，没读过书，不明事理，所以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行为。要想“暮登天子堂”，跟天子一起讨论国家大政，不读书能行吗？

治家贵严

“严教”是曾国藩一直倡导的。他认为“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

《三字经》称“子不教，父之过”，管教不严，则子弟的不良习气就会逐渐滋长起来，父亲说的话当成耳旁风，根本不当回事。时间一长，子女就变得放荡懒散，整日无所事事，那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曾国藩所说的“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这种现象，在大户人家，尤其是富贵人家，确实特别多，这些人家的子弟可以说吃穿不愁，想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做不到的，自然就为所欲为了，这样的话，带来的流弊不可胜数，一个家族就被这些人给败掉了。

曾国藩曾以《易经》举例说明家教要严的好处，他说：“故《易》曰“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有孚”，说明家人要有爱，但是过度的爱难免变成溺爱，所以要“威如”，即做家长的要有威严，威严要立足于平日的庄重和敬畏，不能父亲不像父亲，不随便说笑，恩威并施，这样子女才会学会如何处事做人，家庭也就和和美美。

这属于中道的思想，既不放纵，也不太严。可见，父亲在家里一定要有尊严，父亲没有尊严，父子之间毫无规矩，嘻嘻哈哈，到关键时候管不了子女，就说明你没有威严，你说的话，子女不相信，他们没有把你当成家长一样尊重。

要注意的是，“威如之吉”，有威严才能走向吉祥，“威如”并不是家暴，威仪从哪里来？“反身之谓也”，就是做父母的懂得反身修德，自己做好榜样，也就是说，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威如”不单单是对别人严，还要对自己严，要经常反省自己的不足，这样威仪才能出来，你才能要求子女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而不是“父不父、子不子”一般。

但是，曾国藩也同时提出：“治家贵严，不可拘束过甚。”也就是说，在严的同时，也不可对子女过分拘束，一点小事情就吹毛求疵，子女被管教得喘不过气来，感到无所适从，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在违背父母的意愿，这样的教育反而会适得其反。

我们今天也常讲，孩子有一个青春叛逆期。叛逆是怎么形成的？有时和父母的挑剔、拘束过甚脱不了关系。可见，父母在严格管理孩子的同时，一定要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否则，孩子被过分管束，他的天性就被完全遏制。所以，治家贵严，但不要走极端，要学会宽严并施，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孩子会觉得宽松、不拘束。

子弟需勤教

子女的教育是经常性的，不是偶然性的。偶尔的教育肯定没有效果，子女也不会把它当回事。曾国藩后来把子女带在身边，就是要勤教，把教育子弟作为常课。

关于勤教，曾国藩不管公务多忙，晚上一定留出时间灯下课子读书，跟家人在一起讨论诗书及学问，教给他们自己几十年来人生的大起大伏所积累的见识和智慧。特别令人钦佩的是，曾国藩在生命的尽头，仍然不遗余力关注子弟们走正路，亲自为儿子曾纪泽、曾纪鸿讲授《孟子正义》一书。曾纪泽的日记中记载得非常清楚，说大人今天讲《孟子》的哪一篇哪一篇。曾国藩的勤教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

到曾国藩的晚年，为了勉励两个儿子及诸侄辈，在《诫子书》中写下了日课四条，作为遗嘱，那就是“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简单概括就是八个字：“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为什么要写这四条呢？因为此时的曾国藩已是百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将自己多年的人生思考和追求凝聚为四句话、八个字，作为最后的家训传给二子，希望他们牢记于心，传之于后。这是曾国藩一生用以戒惕的修己之道，是他被誉为“千古完人”的魅力所在，更是他一生学问、事业成功的基础。他在《诫子书》结尾说道：

“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敬惕，以补昔岁之衍，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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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清19世纪中叶。该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

曾国藩早年致力学问，其学术研究从历史、古文到书法、理学以及各种典章制度。他渴望多做学问，与当朝大学问家梅曾亮、何绍基等名士媲美，但他最终没有成为一位著述丰富的大学者，主要原因是他还来不及著书立说，就已升至二品高官，从此忙于官场之争，再后来投身于戎马征战之中，使他不可能固守书苑，一心研究学问。当代著名学者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有两套，其中之一就是《曾国藩家书》。”今人可以《曾国藩家书》研究学习。它记述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他从政、治家、治学、治军的主要思想，是后人研究曾国藩思想的宝贵资料。

曾国藩在攻克天京后，权势极大，功高震主，清朝对其极不放心。咸丰帝曾在湘军克复武汉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因而在击败太平天国后一方面自裁湘军，一方面把家书刊行问世，借以表明自己忠心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曾国藩家书自时起便风靡流行，历久不衰。后经多家取舍整理，形成多种版本。总的说来，他的家书现存1400多篇，从道光二十年到同治十年，历时30年，其内容包括了修身、教子、持家、交友、用人、处世、理财、治学、治军、为政等方面，这些家书真实而又细密，平常而又深入，是一部真实而又生动的生活宝鉴。

曾国藩的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的具体解释如下：

一、考  

“考”字是家中厅堂上方那个祖宗牌位上的“考妣”二字的简称，意思就是要重视祭祀祖先。曾国藩认为，祭祀祖先就能培养一种家族亲情，是孝道的具体化。

二、宝  

曾国藩明确指出，宝是指亲族邻里。他是为了押韵而简称，取“人待人无价之宝”之意，也就是要邻里和睦。

三、早  

早，就是早起。曾国藩认为，早起能使人强打精神。李鸿章年轻时候喜欢睡懒觉，曾国藩为了改变他，就立下一条规矩：自己要和身边的幕僚一起同时吃饭。

四、扫  

“扫”字来自于曾国藩的祖父。其祖父到死都在田间地头劳动，虽然干不动什么了，但很注意将田间地头、家里面、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曾国藩的祖父自言，这是一个家庭的气象，假如一个人家里乱七八糟的，那一定是败家之兆。

五、书  

“书”就是读书，读书始终是曾国藩摆在第一位的。他认为家中一定要藏书，要读书，要有书香氛围，这事关一个家庭的气象。

六、蔬、鱼、猪  

“蔬”、“鱼”、“猪”就是一个家中一定要种蔬菜、养鱼、喂猪。在农耕时代，这三样是一个农家是否勤俭的标志。曾国藩认为，这事关一个家庭的气象。家中种了蔬菜，绿油油的，充满生机；池中养的鱼，栏中喂的猪，活蹦乱跳，充满生机。

曾国藩既有儒家的君子风范，又有法家的霹雳手段。他是国人的精神典范。李嘉诚说：听他两句话，足以学会做事做人。

平生不读曾国藩，阅尽诗书也枉然。

埋头做事

决定成败的，不在高处，在洼处；不在隆处，在平处。

要想知道一个人能否成事，全看他做事时能否低下头。

曾国藩天资愚钝，用现今的话说，他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好在他能吃苦，也够努力。

古有愚公移山，曾国藩便效仿愚公读书：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不贪多不求快，不弄明白绝不罢休。

他曾在家书中写道：“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

以亲身经历劝勉家中子弟，做事情要下慢功夫，世上没有一步登天的好事；遇到困难时更要肯下苦功夫，因为熬过眼前这一关，便能多一分的精进。

耐得住“烦”

曾国藩曾告诫军中将士：“人初做事,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必须昼夜从事，未可须臾稍离。”

做事本身就是一种修行。

不耐烦的人，总想贪多求快，自以为可以走捷径，往往会做出揠苗助长、杀鸡取卵的蠢事。

耐烦的人，能够包容人事物境的纷扰，能够掌控自己的妄念，专注做好眼前的事。做事从来没有捷径。唯一的捷径，就是脚踏实地，坚持到底。

就像一只骆驼独自穿越荒漠。它的眼中没有烈日、没有行人、没有尽头的绿洲，只有脚下的土地。

睁眼看人

俗话说得好：宁可不识字，不可不识人。

曾国藩一生阅人无数，晚清许多朝廷要员都是他亲手提拔任用的，其中甚至包括李鸿章、左宗棠。

相传他识人有术，三千步内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才能与品行。

曾国藩在京城做官时，结识了一个名叫江忠源的人。此人放荡不羁，很是惹人非议。

曾国藩却与江忠源一见如故，结为好友，并且预言江忠源“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

别人问他有何根据，曾国藩回答：“凡人言行，如青天白日，毫无文饰者，必成大器。”

曾国藩看出江忠源虽然有着放荡不羁的行为，本质却是一个有血性的忠义之人。

曾国藩曾说：“与好利人共事，己必受累。”而江忠源历来视钱财为身外之物。友人在京城去世，江忠源典当衣物也要将友人灵柩护送回乡。这种侠义之举，哪怕在当时也是极为难得的。

后来，江忠源确实像曾国藩预言的那样，死于对太平军的战斗之中。

人品好的人，必然有真性情。或许有缺点，却绝对不虚伪。这样的人未必会让你处处开心、时时舒服，却能在危难之时为你挺身而出。

人要择善而交、择真而交，不能以貌取人，更不该被表象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