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前，“氏”是用来区别贵贱的，可以封地、官位、职业特点等为“氏”；姓是用来区别婚姻的，同血缘的人不能通婚。秦汉时，姓、氏已不再分称，有的已以氏为姓。据说陶、唐、杜、范、刘等姓，皆是尧的传人，那么姓已经不同了。看是否一个大家族的人，主要凭家谱。家谱上都记有姓氏的来源，更记有什么时代、居在何地的可知始祖。家谱，从可知始祖，一代一代，按世、按门（支）记录着族人的简单生平。所以认同宗，要查谱、论世，方可准确和不乱辈分。

家谱是家族发展的史和志，旧时修谱是家族中最重视的大事。多规定三十年续一次，但因战乱或灾荒，加之几代没有有名望的人主持，也难以做到按时续谱，但是凡修谱者对血缘关系，强调很严，同姓人联宗要溯源有据，入谱的每个人要支系清晰，外姓继承人不得入谱。严归严，攀附权贵联宗者常有；单门独户人，找其同姓名门旺族联宗者亦有之。所以，家谱血缘的纯粹性，也不是绝对的。

本地的谱系记载有家谱、谱碑、家堂轴子等方式。家谱是家族世代连续记载的谱籍，多有各门掌门人保存。谱碑是记载立碑人之前的阶段性家谱，多立于墓林中，可供后人续谱参考。家堂轴子，是以五服制为主的门谱。供小家族祭祀用。

家谱可为地方志、国史提供补充资料，也可增强家族乃至民族凝聚力；但它反映着封建宗法制度，也大量宣扬着封建伦理道德。家谱上有像者，皆达官贵人。所宣扬的女性，除诰命夫人即贞节烈妇。

家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很强的传承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修谱之风曾一度再起。

重修家谱

现代亦有必要

修家谱，在中国是一项源远流长的文化活动，它和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家族历史一脉相承。在中国历史上，家族的发展大约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到汉唐的士族制度，所谓高第门阀，把持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这个时代，家族是社会结构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第二阶段，隋唐到宋时代，家族体系一度解体，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发明以及当政者对大家族的打压。第三阶段，也就是南宋以后，家族体系又开始复兴，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清，修家谱的潮流，也正是这个阶段兴起的，隋唐以前，虽然也有家谱，但并不流行，南宋以后则成为普遍现象。

现代化来临，家族体系一度受到重挫，从近代抵抗和否定传统伦理开始，到特殊年代的破四旧等活动，家谱几乎消失无踪。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逐渐复苏，随后二三十年中，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修家谱活动呢？首先，我觉得它所反映的，是基本的生存得以保障之后，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体现之一。毫无疑问，修家谱是一种精神需求，中国传统中一向缺乏宗教传统，对家庭的皈依和信仰，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宗教功能。可以说，欧美人在宗教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意义，中国的则以家庭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和传统相比，人际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高楼大厦里的人们对面不相识的问题，早已经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关注，而在修家谱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找到一些同宗同源的认同感，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同时，因为传统家庭的解体，中国人的家庭伦理也发生了剧变，家庭中的情感色彩越来越淡化，修家谱无疑会加强家庭之间、家族之内的情感联系，这对于现代家庭关系的建构，也不无补益。

当然，必须承认，传统的家谱所代表的价值和伦理，确实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等级色彩，比如歧视女性，比如刻意造假等，很多家谱都有攀附名人、乱认祖宗的问题，拉一个古代的名人当作自己的祖宗，这不是一种值得赞同的现象。有个故事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寒门，当了皇帝之后想要给自己找一个更高的出身，修家谱的时候，一度想拉朱熹做自己的祖先，但后来觉得这种行为有失皇家颜面，所以作罢。在今天，一些人修家谱，其实还有这样的现象，觉得有一个名人祖宗，自己也与有荣焉，其实大可不必，我想更应该自己做出成就，激励后人，这比攀附多少名人都好。

还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即隐恶扬善，好事情就夸大，不好的只字不提，很多人批评，但我觉得，家谱毕竟不是历史，隐恶扬善也无不可，毕竟是一种正向价值的引导，鼓励后人做好人不做坏人，也有它的意义。

现代社会是一个伦理越来越薄弱的社会，社会对人的行为要求，只剩下一些基础性、普遍性的要求，固然更能保护个性的发展，但却失之于细致。我觉得，家谱所代表的家庭伦理，固然有不适合现代，需要改变的地方，但总体而言，并不与现代价值冲突，我们完全可以在尊重现代价值的基础上，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有自身特殊的行为方式、价值模式，这也是多元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文化。

家庭在变

伦理也会变化

社会学把家庭的类型分为几种，主干家庭、联合家庭、核心家庭。所谓主干家庭，即祖孙三代住在一起，这是典型的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结构。联合家庭像《红楼梦》《家春秋》中的大家庭一样，有大房二房，他们共同组成一个大家庭。核心家庭则是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一旦子女结婚就搬出去住，如果不搬出去，那就又成了主干家庭。

现代化以后，主干家庭迅速变成核心家庭，这一变化的原因，和城市化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调查的时候，核心家庭只占30%多，到今天，城市已经基本核心化，乡村虽然还保留着较多的主干家庭，但也在快速地核心化。

城市化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而家庭结构变化，一定会导致家庭伦理的变化，这是世界性的问题，所有经历过都市化的国家，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变化。从乡土生活到都市生活，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家庭观念一定会变。现代有许多人重订族谱，但是不少人已经在城市生活，他们找到城里，希望把这些人写入族谱，以前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不入族谱甚至被视为奇耻大辱，多少恩怨情仇由此产生，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人并不乐意入族谱，这就是观念的变化所致。

从历史上看，家谱、族谱，是传统时代宗族文化的代表之一，以前的宗族势力是非常大的，在现代化过程中，族权和父权、男权、夫权等一起，被当作应该摧毁的权力。不可否认，宗族传统中诸如尊敬老人、依靠长者调停纠纷等确实有正面意义，但同时族权中的糟粕也非常多，比如械斗，两村争水，同姓人都上去打，这是非常野蛮的现象。

再如歧视女性的问题，普遍来说，现在重修家谱，肯定不能公开表示排除女性，但确实也还有把女性排斥在外的现象，如果有一本家谱，里面没有家中的女性名字，你会怎么想？

家谱的意义，和传统时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伦理、宗族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甚至也还有非常明显的父权、夫权的色彩，今天的人们重修家谱，可能有许多改变，比如淡化父权夫权、等级色彩等，但仍旧不能完全避免传统伦理和现代伦理的冲突。

而且，古代的伦理真的能够影响和指导今天的年轻人吗？我看未必，比如孝道，孝道的产生和古代家庭养老的现象有关，也就是说孝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遍的规则，是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但在现代社会，养老是社会责任，是政府的责任，老年人失去劳动能力以后，仍旧有生活来源，孝道的功能失去了，自然而然就会衰落。再如亲子关系的变化，古代的亲子关系，是父为子纲式的，是不平等的，今天的亲子关系则是人格平等的前提下产生的新型关系。

所以，在家庭结构和家庭伦理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家谱、族谱所承载的文化、伦理已经很难再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外在的表现看，只有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连祖父母都没有了，还要家谱干什么？从功能来看，家谱把族谱把血缘关系下的一群人放在一起，但实际上他们各自生活，远隔千里，难道一家打架，还会天南海北地把所有人都叫来一起上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天重修家谱，或许还有文献的意义，怀旧的意义，但却已经没有什么实际功能了，它本身也在变成一种小的文化传统，不大可能再成为现代家庭伦理的一部分了。

东阳历史上的“包拯”——马光祖小考马 云 鹿 马光祖(1200～1273)，字华夫，又字实夫，赐号裕斋，封金华郡公，谥号庄敏。浙江东阳邑城西北隅(今东阳城区西街西花园里一带)人，南宋宝庆二年(1226)进士。从南宋著名学者、参知政事(副丞相)真德秀学。历任沿江制置使、江东转运使、户部尚书、知临安府(今杭州)、三知建康府(今南京)、大学士、咸淳三年(1267)拜参知政事(副丞相)、咸淳五年(1269)拜知枢密院事(佐皇帝执兵政)、以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者的光禄大夫)致仕。 马光祖任官时，以公用器皿钱20万缗支稿军民，削减租税，收养鳏寡孤疾，兴学校，礼贤才，招兵置察。益思宽养民力，兴废起坏。免除前政亏欠钱百余万缗，罢减渔利税课，赐益于民。修建明道南轩书院及上元县学，撙节费用，建平籴仓贮米15万石，又为库贮籴本200余万缗，发粜常减于市价，以利于民。修饬武备、防拓要害。为政宽猛适宜，事存大体。建康(南京)郡民为其建生祠6所。在知临安府(杭州)时，时值岁饥，荣王府积粮不发，马光祖一连三日往谒，力促荣王开仓济民，得粮活民甚多。 马光祖一生，为军民造福，不畏豪强，体恤百姓，可与北宋名臣包拯相比。 南宋大清官马光祖的断案判词最有意思，大多数是诗词(歌谣)。在宝祐年间(1253-1358)，马光祖知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时，不畏贵戚、豪强、庭无留讼。福王强占民房养鸡鸭，反状告百姓不交房租，示意地方官代他勒索。官司打到府衙门，马光祖实地勘验后，判决道：“晴则鸡卵鸭卵，雨则盆满钵满；福王若要屋钱，直待光祖任满。”(《西湖游览志》)。 马光祖对贵戚如此，对读书人却是另一种态度。一个书生**进入所爱少女房间，被官府关押。马光祖一问案由，就出题《逾墙搂处子诗》面试，那书生秉笔疾书：“花抑平生债，风流一段愁。逾墙乘兴下，处子有心搂。谢砌应潜越，韩香许暗偷。有情还爱欲，无语强娇羞，不负秦楼约，安知漳狱囚。玉颜丽如此，何用读书求。”马光祖一见，大加赞赏，不但不责罚书生的非礼之举，反填一首《减字木兰花》词，判二人结婚：“多情多爱，还了平生花柳债。好个檀郎，室女为妻也不妨。杰才高作，聊赠青蚨三百索。烛影摇红，记取媒人是马公。”(《三朝野史》元朝吴莱)。 马裕斋(光祖)知处州(今浙江丽水)，禁民捕(青)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将冬瓜切作盖， -1- 刳空其腹，实(青)蛙于中，黎明持入城，为门卒捕，械至于庭。(马光祖)公心怪之，问曰：“汝何时捕此蛙？”村民答道：“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马光祖)公追其妻诘之。乃妻与人通(奸)，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语门卒以收捕，意欲陷夫于罪而掘其妻也。(马光祖)公穷究其罪，遂置妻并奸夫于法。(《稗史》)。 以上案件只是马光祖一生中无数件断案中之几事，可以证实马光祖也不逊于天下闻名的包青天，在断案判词上，且有丰富多彩的诗词(歌谣)的文学体裁来表现，凭此方面，应略胜于闻名天下的“包拯”。马光祖也应称得上东阳历史上的“包拯”或称为名副其实的马青天。 在“武义新闻网”上(20051225)：“马光祖为武义人”，是何胜云先生的误证。笔者认为：据东阳马氏宗谱记：马大同十四世孙，马光祖生于南宋庆元庚申年(1200)八月二十四日，卒于咸淳癸酉年(1273)五月十五日，其先祖俦(马大同八世孙，又名文达)从东阳松山(今东阳千祥一带)，居东阳邑城西北隅，至马光祖仍居西北隅。 据《东阳岘西杜氏宗谱》记：二世祖思诚(1206～1273)，字子谨，因侍任赘马之纯家居邑治西。又记：二世祖思诚继赘马之纯之孙女(马光祖姐妹)马府中。此处马府与马府园(花园)大致范围在今东阳城区东到西经泽巷口，南至张府前巷，西至中山路，北至西街。西花园里是今唯一与马府花园为留存之地名(里名)。据东阳马氏宗谱记：马壬仲与其侄马光祖先后从东阳邑城西北隅居东阳县仁寿乡(56都)马府。据《东阳紫溪邵氏宗谱》记：东阳紫溪十二世孙邵礼(生于1321年)尝为马府家栽花护园而得名为花园村。佐证元朝时马府仍名望与繁荣。此处旧属东阳县仁寿乡(56都)太师里。宋理宗(赵昀)御书“裕斋”为马光祖赐号，也因马光祖其祖马之纯赠太师越国公与其父马正己赠太师齐国公而得“太师”里名。马府花园(今东阳市南马镇花园·马府村)是后来才出现之地名。马府是东阳古代五府(厉文才刺史、何梦然太师、乔行简平章、葛洪太师、马光祖制使)之一。 马光祖之祖父马之纯与其父马正己以崇尚风水宝地之因，先后葬于武义24都宝岩寺(今武义县马府下村、墓区已毁)。此处应为马太师墓。而马光祖生前虽未赠过太师，也以风水宝地之因，御葬于武义县四都洪桥头福圣寺旁(今武义县熟溪街道福圣寺村后山)，其墓不能称为马太师墓、应称为马制使墓。东阳马氏宗谱记：购买山田五百庙以给福圣寺祭守，是东阳马氏族人购买之山田的。经笔者考证：今在马光祖墓处有一件石稀头部，正是南宋时墓兽之物。几百年以来至建国前，东阳马光祖后裔(含马大同后裔)一直去马光祖 -2- 墓前祭祖活动。 今由马大同后裔(武义籍)在新建的墓碑文记：马光祖，字华父，金华武义马邨(即马村)人，是误证。据武义《马氏宗谱》民国五年(1916)重修本记：始祖将军(实为东阳茂陵马氏二世祖马肖宗)、二世祖之纯(应为马大同十二世孙)、三世祖州同(只见于清代官职名称之中，武义马氏谱也记为官职)四世祖光祖(应为马大同十四世孙)。笔者初步认为此谱在清代修谱者之伪造之谱且马氏世系混乱。此谱中有一文《谨录光祖作吏部郎中梁膺传》，马光祖与“梁膺、字景李、同里人”。从以上史料可以佐证马光祖是东阳人，根本谈不上与梁膺为武义人或同里人了。此文也可能伪作于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也是伪造之文。著名学者严佐之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认为：有的家谱，更不排除修谱者故作攀附之现象，笔者也认为：攀附之风古今都有，已影响到谱书之可信性。笔者又认为：马之纯等人早已葬于武义境内，马光祖也因崇拜风水，相中此处风水宝地而御葬于武义县福圣寺后山。 今位于武义县马村马太师庙，民间以祭祀马光祖是百姓崇神之活动，信徒们对马光祖一生为民造福的大清官崇拜，但民间之误传马光祖为太师。马光祖其父马正己与祖马之纯实为太师。 《宋史列传》中记马光祖为“婺州金华人”是误记，应为东阳人。其一：马光祖曾封为金华郡公、东阳县历史上属婺州、金华郡府管辖。其二：元仁宗(1312～1320在位)时，史臣袁桷提出搜访遗书，来补充《宋史》史料，其中有元朝国史院所存的宋朝名臣文集及杂书记载，悉皆遗缺散在民间的宋代史籍日就湮落，在宋朝末年时的史料残缺，就把马光祖为“婺州金华人”而误写入《宋史·列传》之中。 今存于武义马村的皇帝圣旨，赐马光祖之文书写得年代为“咸淳二年”(1266)与《宋史·列传》记拜马光祖为参知政事时间在咸淳三年(1267)，二种在时间相差一年，是否是原件值得商榷。在东阳市佐村镇溪北村马氏宗祠内，今存有马光祖赐号“裕斋”匾。笔者认为：东阳溪北村马氏与武义马村马氏应同属东阳茂陵马氏马府(防军)派之裔，且武义马村马氏应从东阳迁居，不是像武义马氏谱中《马氏源流》所记：马光祖独自累犯元朝被开庆皇帝(宋理宗，公元1259年)抄没易姓密氏子孙辈播迁四方、东阳安田(安恬)、葛府(误记、应为葛氏聚居地)……在此文中，有多处误记。历史上的马光祖为军民造福得罪权贵而罢官，后又官复原职，笔者认为：在东阳境内属马光祖国各地后裔的马氏村落就达20 -3- 多个，并分衍东阳境外各地。在元朝时马府(今东阳南马马府)仍名望与繁荣四方。武义马氏宗谱中的《碑记》一文源于《东阳马氏宗谱》。东阳马氏宗谱首次修纂于南宋隆兴元年(1163)，比武义马氏宗谱要早几百年是可信之史料。《东阳茂陵马氏宗谱》(2002年版)也记马光祖为太师等有几处有误记。东阳马氏宗谱除几处有误之处，应该是可信的史料。 在明代万历金华府志与历代东阳是志中记载：马光祖的出生地、进士出身，加上东阳马氏谱中的序文、世系，世传与马光祖的生卒日期等内容记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马光祖葬地在武义不等于马光祖是武义人，我们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攀附。笔者还是认为马光祖应为东阳人。笔者也是马大同后裔，记得少时去上坟，家人提着灯笼，灯笼字号为“马·太师第”，因马光祖之祖父马之纯与其父子正己为太师而得名，东阳马大同后裔，灯笼都以“马·太师第”之号的。 马光祖家中，在南宋时出过三公、二太师与五进士，即赠马邦(又名定、字千里)太傅鲁国公，赠太师越国公马之纯并于隆兴元年(1163)进士，赠马正己为太师齐国公，马壬仲(马之经继子，原籍福建建阳，后入籍东阳)于绍熙元年(1190)进士，马光祖于宝庆二年(1226)进士，马润祖于淳祐元年(1241)进士，马光国于宝祐四年(1256)进士。 据道光东阳县志记：东阳邑城思贤(坊)为马之纯而立，在下金宅巷口(今东阳城区西街与西经泽巷口一带)，至元朝时思贤坊尚有马(光祖)制使祠堂(见清康熙《新修东阳志》)。 又记：东阳县“第一峰”，在县东八十里24都(今东阳三单乡与磐安县岭口镇)内，高八百丈、周十五里。宋宁庙当祷雨于此，甘霖浮应参政马光祖奏赐此名。笔者认为：马光祖是地地道道东阳人，且世居东阳邑城西北隅。也是东阳历史上的“包拯”与“马青天”。 史料来源：《宋史》、《辞海》(1980年版)，清《[雍正]浙江通志》、明[万历]金华府志》、《金华市志》(1992年3月版)。 历代东阳县志[明隆庆志，清康熙志，道光志(八年与十二年二种版本)，民国稿]《东阳市志》(1993年12月版)、《浙江省东阳县地名志》(1986年版)、《东阳市文化志》(1998年9月版)。 东阳《安恬马氏宗谱》清同治八年(1869)与民国六年(1917)等重修本。 东阳《茂陵马氏宗谱》清乾隆元年(1736)与民国甲申年(1944)等重修本。 东阳《茂陵马氏宗谱》2002年1月版。 东阳《西源马氏宗谱》清雍正八年(1730)等重修本。 -4- 东阳《西阳马氏宗谱》民国时重修本。 东阳《松山马大宗谱》建国前刊本。 东阳《下宅马氏宗谱》民国重修本。 东阳《松山马氏大宗祠会参祭谱》民国三十六年(1947)刊本。 东阳《岘西杜氏宗谱》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等重修本。 东阳《紫溪邵氏家谱》清道光五年(1825)等重修本。 附：清代东阳人赵衍作《马府园》诗一首。赵衍，字湛卿，号心远，又号香沙。清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主纂清康熙《新修东阳县志》。马府园① 春风拂拂几畦蔬，闻道思②马氏居。人去罗浮空有梦，鲲飞神治已无鱼。茂陵③当日曾遗稿，学士④他年此式庐。往事沧桑君莫问，熏名犹自两朝书。 注：① 马府园：即马邦、马之纯、马正己、马光祖祖孙四代居住的马府花园。在东阳城区西街西花园里一带。 ② (xián)同“贤”字。

家谱的颜色最好以土黄或者深蓝为好

下面说下内容问题：

二、家谱内容

家谱是我国历史文化中值得整理、开发、研究的一份珍贵遗产。

明清以来家谱，内容丰富，尽管编纂形式有不同，收载内容有多寡，但完整的家谱，大致包含以下内容：

（1）谱名：为明血统，防乱宗，谱名一般包含里籍，如《韶山毛氏族谱》、《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包玉刚），有的还加编修时间、次数，如《同治九年进贤刘氏重修族谱》、《中湘陈氏六修族谱》等。

（2）谱序：内容涉及修谱缘由、姓氏渊源、家族迁徙、修谱理论等，续修谱一般保存以前的谱序。大多由本族人撰写，也有名人撰写，如朱熹、文天祥等。

（3）凡例：阐明修谱的原则和体例，少则几条，多则几十条，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如民国时有些谱凡例规定女子也入谱。

（4）遗像：刊载祖先及族中重要人物遗像及赞语，诸如“秉姓忠直”，“忠悬日月”等。

（5）恩荣录：登载皇帝对家族中官员、亲属、烈女等的勅书、赐匾、赐碑等。

（6）姓氏源流：考述本族姓氏来源、本姓历史、始祖、始迁祖、家族迁徙经过，各支派远近关系等。

（7）族规家法：各家族自己制定的约束、教化族人的宗族法规，内容具体，包括忠君、孝亲、祭祖、禁赌、财产继承、约束妇女等。

（8）祠堂：记载祠堂建筑图案，修建经过、规模、地理位置，祠堂内祖先牌位排列次序。

（9）世系、世传：记载始祖至撰修该谱时本家族各世代成员的姓氏、生卒年月、科第、妻室、子女、葬地等，是家谱中最重要最本质的内容，往往占到一部家谱的四分之三的篇幅，是寻根的主要依据。

（10）传记：又称行状、行述等，记载家族中重要人物，如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主要事迹。

（11）族产：家族集体财产，如坟地、祀田、义庄、学田、山林、房屋等数量、位置以及管理办法。

（12）契约：登载与族产有关的契据、文约，宗族内部关于承嗣、分家等契约，卖买田地、房屋、邻里纠纷等文据。

（13）坟墓：包括墓图、坟向（如乾山坤向），祖坟、各支派坟的地理位置，便于后人祭祖扫墓，“不忘祖先”。

（14）艺文：收录族人著述、诗词、奏疏等。

（15）字辈、排行、行第：记载族人世系人名的排行用语。

（16）领谱字号：家谱严禁公开，内部发行，印数按家族房数决定，多余一二部存放祠堂。各房领家谱则按谱号领取，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并有记录，到时检查。

从上述内容看出，家谱具有以下特点：记载范围的宗族性，系本族人的事迹，本族人撰写；记载内容的广泛性，实是本家族的一部百科全书；记载体例的多样性，史、图、表、志、传，兼容并蓄。

三、家谱的价值与弊端

通过家谱寻根问祖，可以增强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历史上，家谱的编撰方式分为两个时期，功能作用不一：宋以前主要官修，主要是政治功能，修谱主要为世家大族、朝廷用人服务；宋以后主要是私修，修谱主要是道德功能，凝聚家族、维护族权，为宗族睦族服务。当今时代，家谱作为历史文献，有多方面的价值。我们以前受“左”的思潮影响，往往将家谱看作“四旧”，视为糟粕，有的烧毁。即使保存在图书馆的家谱，也是堆放在角落里，听其尘封虫蛀，显然是不妥的。

开发家谱资源有以下几方面价值：

首先是文物价值。存世的中国家谱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少属于珍本，现存最早的《仙源类谱》，系宋代内府抄本，至今近千年，有些是明代的版本，有些是名人批校本，有些是钞本，都具有文物的价值。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列为该书善本的家谱就有635种，实际上远远超过此数字，这些家谱均属国家级的文物。

其次是资料价值。著名史学家梁启超指出：“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数量可观的家谱，不仅对家族制度、婚姻制度、人口兴替等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即对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都能提供许多重要资料。如对称雄一世的徽商研究，其中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即源于皖南徽商家谱。

再次，家谱具有教化功能。家谱中一般都载有“家训”、“族规”、“家法”之类内容，其中固然有不少封建思想，但如敬长老、孝父母、尊师长、崇俭朴、戒奢侈、禁赌博等伦理规范，以及家谱中记载的很多志士仁人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追求真理的奉献精神等，对促进现代文明建设也有积极作用。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是辩证的统一，现代文明建设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传统文化也只有被赋予新的时代精神才会有生命力。家谱中反映出来的优秀传统伦理，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奋斗的结晶，它曾经对凝聚中华民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对促进当代文明建设也必将起重要的激励作用。

最后是寻根价值。家族渊源和世系图表是家谱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这是当代人寻根问祖的重要资料，而且只有家谱才能提供这些资料。上海图书馆家谱阅览室自1996年底对外开放以来，接待了海内外的数万名读者，其中不少都是为寻根问祖来查询家谱的。当他们从家谱中查到自己的祖先时，其兴奋之情真是难以形容。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家谱寻根问祖，对于增强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为主要产生封建社会的文化载体家谱，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其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几乎所有的旧家谱的谱序、凡例、族规家法等内容，都露骨宣扬封建忠孝节义、三从四德、重男轻女、族长专制等封建伦理规范，乃至封建迷信等。

其次是攀附假托。不少家谱为“光宗耀族”，往往攀附帝王、名臣为自己先祖。如有的李氏称李世民为本族始祖，张氏则以张良、张飞为自己先祖，萧氏则拉萧何为自己祖宗等。俗话说：同姓五百年前是一家，实际不一定是一家。有些名人作序也是假托的，最明显是朱熹，翻阅朱熹作谱序的家谱达几十种，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伪作，如朱熹一篇谱序，竟为周、黄、刘、戴、郑、洪、吴等姓的家谱同时采用，其中只姓氏一字之别，其余文字均雷同，显系伪造。明清时，有“谱匠”、“谱师”职业，专为有些家族制作伪劣产品。

再次是书善隐恶。有的家谱凡例明文规定：“史则善恶俱载，谱则书善不载恶，为亲者讳也。”家谱中，凡本族列祖列宗系官宦、名人、奇才、烈女的，则辟有小传，乃至编写传记、行状，刊载墓志铭等。另一方面，对家族中所谓“叛逆”、“犯刑”、“败伦”、“背义”、“杂贱”者，则采用“除名”、“出族”、“出谱”等措施，不予书写，名不见谱。

当然，旧家谱在观点、内容、体例等方面，还存在其他弊端或不足，我们对旧家谱必须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族谱是记载一个宗族历史和文化的史实书籍，具有区分宗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作用，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后人可从族谱中借鉴、传承宗族思想文化。对于一个宗族而言，缺少族谱，宗族就是不完整的。族谱不仅是家庭历史，还是中国历史重要参考资料。后人通过族谱，了解到历史发展、中外关系等。在族谱发展进行中，尤其是在清代时期，宗族编写族谱，逐渐形成不断修特点。本文主要主要探究形成宗族不断编修族谱原因，并对其特点进行深入研究。　　

族谱是我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留下的产物。不少历史学家在翻阅族谱时，会发现族谱被编写好几遍的现象。这种不断修的特点在明代时期有所表现，在清代时期表现最为突出。虽然明代时期时间较短，但是宗族依然坚持不断编修族谱[1]。特别是到了20实际80年代，将不断编修族谱推向热潮。

一、编写族谱意义

族谱是中国特有文化产物，在民族发展中具有悠久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作为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之一，其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一）历史价值

　　留存至今的族谱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少族谱属于珍品。《仙源类谱》是现存最早的族谱，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系宋代内府抄本[2]。据《中国古籍善本数目》统计，列入善本的家谱有635种，但是实际存世的数量远超过这个数据。由于族谱里记载了宗族历史兴旺盛衰，所以其具有极高历史价值。

　　（二）教化功能

　　族谱中一般有记载“家训”“家规”“家法”等，比如：戒赌博、尚节约、首孝悌等。此外，在族谱中还记载了数代先辈们坚持不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孝悌的优良传统、尊儒学经的育人风尚、忠于为国、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等，这些遗留下来的文明，具有积极引导作用，促进后代成为这样的人。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传统伦理与现代文化是辩证的统一，现代文明是在传统伦理基础上建设起来的[3]。在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同样也赋予了传统伦理新的生命力。族谱中反映出来的优秀传统伦理，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奋斗的结晶。其不仅能凝聚中华民族强大团结力量，还能促进现代文明建设。由此可见，族谱对于中华民族文明建设具有激励作用。

　　（三）寻根价值

　　宗族渊源与世系图谱是族谱重要组成部分，其也是后代寻根问祖的重要参考依据。不少后代通过查询族谱方式，寻根问祖。当他们在翻阅族谱，找到自己祖先时，难掩心中激动之情。此外，通过查询族谱，还能增强海外华侨凝聚力及向心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四）提升宗族凝聚力

　　通过编修族谱，不仅能提升宗族凝聚力，增强宗族之间的情感，还能促进宗族之间互相帮助。此外，通过编修族谱，还能了解到宗族历史和迁徙情况，知悉宗族学院亲疏远近关系。对于国家而言，如果没有历史记载和文化记载，国家就不会知道历史和文化的发展。由此可见，族谱不但是能反映宗族发展兴衰，还是民族文化传承载体。

　　（五）姓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姓氏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有着悠久历史。姓氏寻根作为姓氏纽带的文化寻源活动，近几年引起海内外多方关注。此外，族谱还将对弘扬民族精神、完成统一大业、实现伟大复兴，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二、宗族不断编修族谱特点

　　后人在翻阅族谱时，会发现宗族族谱具有不断编修特点，许多宗族不断编修族谱，确保族谱连续不断。在明清时期，人们逐渐养成不断编修族谱特点。甚至将编修族谱当作宗族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编修族谱，总觉得少做了什么。只有修编了族谱，才觉得完成了最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在清代，宗族不断编修族谱特点愈加凸显。

　清代时期，各宗族都有不断编修族谱习惯。但是历史数据并未明确显示究竟有多少宗族编修了族谱。在当时，族谱中记载了宗族成员、事件等，具有极强隐私性，一般不流传于世。并且，当时人们把族谱当作最为神圣的宝物，所以族谱不会出现在市面上。随着朝代走向灭亡后，许多族谱流于人间。因为族谱记载了许多宗族历史，为保护这些历史，不被不法分子利用，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大量销毁了族谱，只有少部分族谱留存了下来[4]。清代人编修族谱数量众多，其中江西民间编修最多。据各大图书馆藏书统计显示，在所有收录藏书中，清朝时期藏谱最多。

　在明朝时期，宗族逐渐形成不断编修族谱特点，在清朝时期最为凸显。且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编写任何文书都养成了不断编修特点，其中特点最为明显的文献就属地方志和族谱。地方志与族谱相似性极高，人们在地方志和族谱上准确标注时间人员、事件等，完整记录地方发生事件和宗族历史，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

　　三、宗族不断编修族谱原因

　　（一）对孝道的追求

　　在我国历史中，有“三是不修谱则为不孝”这一说法。在当时，做儿女的不孝敬长辈，会被世人唾弃辱骂，故人们极怕被别人说为不孝，所以养成编修族谱习惯。此外，人们通过连续不断编修族谱，表达自己的孝道。如果编修族谱人死去，就由子孙后代进行编谱，否则认为子孙后代为不孝行为。如果子孙后代不愿意编写族谱，将会得到严厉惩罚。并且，宗族将定期编修族谱定为族规，如不按期进行，则为不孝。

　　（二）处理人际关系

　　清朝时期，人们以群居为主，一个村落为一族或几个宗族共用生活。人们长期生活在一起，要进行人际交流。人们通过族谱之间关系，就能确定族人之间远近亲疏关系，知道怎么称呼对方。比如对方是自己长辈，在没有族谱情况下，就不知道怎么称呼长辈。所以通过编修族谱，明确各自在宗族中的地位，才能更好处理人际关系[5]。

　　（三） 反映宗族发展历史

　通过编修族谱，能反映出宗族兴盛衰亡发展历史。人们通过编修族谱，能提高宗族凝聚力、向心力，同时还能反映出宗族经济实力及宗族团结力。如果宗族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编修，说明宗族间缺乏凝聚力，人们不重视族谱对宗族的重要性；如果宗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编修，说明宗族有足够向心力，有望成为名门望族。如果有人问你，你的祖先是谁时。若你答不出来，会显得很难看。人们在没有族谱情况下，不知道自己祖先，就是宗族衰落表现。因此，为凝聚宗族团结精神，要不断修编族谱。

　　（四）尊重祖先的体现

　　在清朝时期，人们认为编修族谱是一种尊敬祖先的一种行为。人们认为通过编修族谱，能使散落的宗族重新聚集起来，提升宗族凝聚力。李光地在阅读宗法时，看到编修族谱有三大好处，其一是能促进宗族长远发展，其二是实现宗族人兴丁旺，荣华富贵，其三是敬孝道。宗族通过宗法伦理传播，让人们通过修谱、续谱方法，实现尊祖、敬宗、收族。尽管当时宗族伦理道德在受到冲击下，人们还是坚持认为通过通过修谱、续谱是收回宗族的重要途径。人们收回宗族，再一次把宗族人民团结一起，形成牢固的社会群体。

　在中华悠久文明发展进程中，宗族形成不断编修族谱特点。由于这些族谱中记载有宗族历史兴旺衰落，因此其具有十分重要历史价值。后人通过查阅族谱，还能了解到历史变迁，社会发展，具有历史参考价值。

家谱名称繁多，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祖谱、谱牒、宗谱、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法。皇帝的家谱称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家谱是记载某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产物。

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作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望、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可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等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家谱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

家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家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家谱是影响人数最多、影响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书籍之一。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 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致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想象空间”。

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与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宋代修家谱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以保持家族内部的团结互助。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家谱。随着家谱政治功能的消退，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进入明清以后，官方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衷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

流传至今的祖传家谱很多都出自明清时期，但是，明清两代家谱造假现象却是络绎不绝，一些姓氏家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与名人扯上关系，或硬追溯到某皇帝作自己的祖先。不少家谱为“光宗耀族”，往往攀附帝王、名臣为自己先祖。旧时甚至出现过所谓的职业“谱师”，专门帮人在修谱时添入名臣名人作为“先辈祖宗”。这种族谱造假的行为，自欺欺人，颠倒基本事实，即是对先人的极不尊重，甚至是侮辱，也不利于家风的传承。为了提高家谱的“产量”，“谱匠”创造的家谱都有一定的框架和模式，比如“谱匠”习惯于用华美的诗词歌功颂德，也喜欢把家谱中的先祖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名人，这也是他们认知中最古老的时期。

现存的古老家谱大多数属于明清时期纂修。如果从科学角度探讨家谱的真实性，结果可能让人很失望。根据专家考证，现存明清时期的家谱中，先祖内容大多都是虚构，谱中第一位先祖往往附会历史名人。在古代战乱频繁情况下，想延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族谱是非常困难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稳定，近几代的家谱世系真实度还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