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玄宗当时听了张九龄的话，后来就不会有安禄山Z反之事。如果张九龄能够继续为相的话，对安史之乱的发生，朝廷也可能会有更多的防范。

张九龄曾有可能成为安禄山的克星，但这颗克星过早地殒落了。

对于唐朝的边防政策，张九龄有自己的卓识，他也向玄宗提出过合理的建议，甚至在如何对待安禄山这样的边将问题上，特别是对安禄山，他都表示过忧虑，但玄宗没有能够听取他的意见。那么，这样一位颇受玄宗器重的宰相，他的建议为什么却没有被采纳呢？除了各种客观原因，除了玄宗本人的原因，也有张九龄个人方面的原因。他不太善于处理与玄宗的关系，不善于让玄宗理解他的思想和原意。

张九龄，韶州曲江人，所以后人称他为张曲江。这人幼年聪明异常，善于写文章。后来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级别虽低，却是文士们踏上仕途的最佳起点，历来是文士们孜孜以求的官职，特别是进士及第者，一开始往往先任这种文职。

唐玄宗为太子时，让天下推举富有文采的人到长安，玄宗亲自进行面试。这时玄宗已实际执政。已经担任了校书郎的张九龄参加了这次选拔，在回答玄宗提出的有关解决国家政治中存在问题的对策中，他的答卷特别令玄宗满意，被打了高分，他也立刻被任命为右拾遗。拾遗是谏官，从八品上，品位虽低，职责却很重要。关于其职掌，《旧唐书职官志》是这样说的：

补阙、拾遗之职，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举其事状而荐言之。

在这个职位上，唐朝不少人做出了成绩，如先前的陈子昂和后来的白居易。张九龄的才能和明识，尤其表现在他多次参与对吏部选人的考评工作上，他和另一位右拾遗赵冬曦能做到择优录用，公平明允，受到普遍的好评。因此，开元十年(722年)，一年内连续提拔三次，至吏部司勋员外郎。按照唐代官制，尚书省吏部司勋员外郎二员，从六品上，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吧。其职责是“掌邦国官人之勋级”，对于那些立功的人，根据功劳大小授予不同级别的勋官。

当时宰相张说任中书令，因为与张九龄同姓，查对家谱，原来出于一门，所以特别信任和器重他。张说是当时有名的文豪，他经常对人称赏张九龄，说张九龄今后必然取代自己的地位，成为文坛领袖。张九龄也感到遇到了知己，投靠和依附张说。第二年，升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是朝廷要职，正五品上，相当于今之正局级，用现在的话说，进入了高G的行列。这一年他四十五岁。一颗政坛名星在盛唐官场上升起。

张说虽是长辈，但有几件事说明张九龄比他更有头脑。

张九龄以正直著称，虽然他得到张说的器重，被提拔到高位，但对张说也不断进行批评。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在这个重大的活动中，张说确定的随玄宗登山的人选，有不少品位很低的人，甚至是低级胥吏，另外就是经自己亲手提拔的官员。封禅活动结束后，这些人都被破格提拔为五品官，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张九龄提醒他：“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劝他加以纠正。但张说不听，后来张说受到舆论的批评，“泰山之力”的典故和称岳父为“泰山”，由此而来。据说玄宗问及张说的女婿为什么升迁得如此之快时，有人含蓄地说他借助了“泰山之力”，显然这典故包含着对张说的讽刺。

御史中丞宇文融受到玄宗的信重，负责户口田赋工作，每次上奏朝廷，张说大多提出反对的意见，宇文融对张说极为不满。张九龄又劝张说加以防备，张说也不听。果然，不久宇文融就向玄宗弹劾张说，玄宗罢免了张说的宰相职务。张九龄因为是张说的亲信而受牵连，贬为太常少卿——太常寺副长官，正四品。注意，四品官比原来的中书舍人品级要高，为什么还说“贬”呢？这是因为唐代的官员还有“清要”与“闲散”之分，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都是些祭祀礼仪方面的工作，是闲职，远离政事枢要。不久又被任命为冀州刺史，让他离开了朝廷。不过，玄宗对张九龄很照顾，为了让他能离家近一些，经常了解到老母的消息，把他改为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充岭南道按察使。还让他的两个弟弟张九章、张九皋也到岭南任刺史，使他们逢年过节能回家省亲，家人团圆。这算是对他官场失意的一种补偿。

起初，张说主持集贤院事务，曾经向玄宗推荐张九龄，认为张九龄可以进集贤院任学士，他的才学胜任皇帝的顾问。张说去世后，玄宗想起张说的话，召张九龄进京，任命他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副院长），又提拔为中书侍郎。中书侍郎是中书省的副长官，地位仅次于中书令，已经是副宰相了。其时张九龄多次向玄宗发表意见，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很多被玄宗采纳。但张九龄不愿意炫耀自己，从不向别人自夸，那些取得良好效果的举措，别人都以为出于玄宗的圣断，实际上出于张九龄的建议。

正当张九龄政治事业如日中天时，他的母亲病故，他需丁忧还乡。古时候官员因父母去世而离职守丧，称为“丁忧”，根据礼制要求，一般以二十七个月为期。但玄宗觉得朝廷里离不了张九龄，没有等到期满，就召他返京任职。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十二月，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那时在官名后加一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人就列名宰相。第二年正月，玄宗至东都，张九龄从韶州赶到洛阳，见到玄宗，他又提出让他尽自己的孝心，还乡丁忧，等期满再返朝任职，但玄宗没有答应。这一年又提拔他为中书令，兼修国史。兼修国史，对当宰相的人来说，是一项很光荣的工作。

人的性格中有一种潜在的难以改变的方面，我们通常称之为本性，而且大家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九龄属于急切性格的人，对自己要求甚高，对别人的期望值也不低；他感觉敏锐，有先见之明，而对私人关系间的微妙复杂却表现迟钝；他太过于正直，太过于投入，对待人生全力以赴；他有胆量，又具有出类拔萃的活动能力，但由于抱着正直、主观的态度与对方交往，偶尔会尝到苦头，人际关系紧张。这决定了他与日益走向腐化的玄宗，和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不可能有长久的默契与合作。

当他与玄宗意见不和时，他没有像李林甫那样随声附和，而是据理力争。唐朝东北地区的奚、契丹，时叛时和，成为朝廷东北边患。张守珪任幽州节度使，多次击破奚、契丹的侵犯，玄宗对张守珪很赏识，想提拔他任宰相。张九龄劝玄宗说：“宰相是代天子治理天下的重要职务，不是用来奖赏战功的官职。”玄宗说：“只给他宰相的称号，并不让他实际担任宰相，可以吗？”张九龄说：“不可以。孔子说过，官称和权力是不能借给别人的，因为它是君王的工具，具有严肃性。而且张守珪不过是打败了契丹，陛下就任命他为宰相；如果他把奚、契丹和突厥都消灭了，陛下用什么官职奖赏他呢？”玄宗只好打消了起初的念头。

如前所述，担任张守珪手下平卢讨击使的安禄山讨击奚、契丹时，由于恃勇轻进，打了大败仗，即潢水之败。张守珪、唐玄宗都爱惜安禄山的将才，不忍心杀他。张九龄却坚持依法处斩。结果玄宗不仅赦免了安禄山，还引起玄宗对张九龄的老大不高兴。据说张九龄认为：“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所谓据其相貌而预言将来必反，可能是后世传说附加之辞。我们认为张九龄之所以坚持要杀安禄山，恐怕主要是从抑制边功的动机出发，这与他反对任命张守珪为宰相是一致的。唐玄宗好大喜功，这一点与张九龄相反，在这方面张九龄没有去讨好玄宗，当然引起玄宗不高兴。

值得推敲的是，安禄山萌发觊觎天下之心是天宝初年，在十多年前张九龄怎么在他还没有产生叛变野心时，就预知他会“乱天下”呢？这并不是不能解释。按照历史唯物Z义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先有了可能出现天下大乱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然后才有人产生发动叛乱谋反的野心。虽然当时包括安禄山在内的所有人或许都尚无叛乱之心，张九龄却注意到了产生天下大乱的环境和条件出现了萌芽，这是他的敏锐高明之处。

在中央政权的安危方面，与唐玄宗目光一直盯着皇室内部不同，张九龄感受到的是来自边境地区的威胁。朝廷宠厚边将，边将拥有重兵，军事格局外重内轻，一旦发生边将举兵向阙，中原就无相应的军事力量抗衡。一位有识之士对这种形势产生某种敏感或隐忧，应该属于正常现象和顺理成章的。因此当他看到安禄山这样一位出身胡族的将军因为战功甚至可以免除死罪时，可能一种不祥的念头和预感便产生了。如果这样一位没有忠君爱国之心的人手握重兵时，他可能会做的事情是什么？一种令人心悸的念头便在他脑海里掠过。

但张九龄政治上的这种敏感不仅没有引起玄宗的警惕，反而引起了玄宗的反感，关键就是他正道直行，对人际关系的微妙处不加留意。避免唐帝国严重动乱的第一个机会，便这样轻易错过了。

与张九龄同朝为相的李林甫，与张九龄正好相反，他“柔佞多狡数”，靠逢迎巴结爬上高位。当他担任吏部侍郎时，就注意结交宫中的宦官和妃嫔，通过他（她）们了解玄宗的活动。玄宗的一举一动和思想、心理，都被他掌握，因此每次跟玄宗讲话，都能说到玄宗心里，很快就讨得了玄宗的欢心。当时玄宗最宠幸的是武惠妃，武惠妃生寿王李瑁，所有的儿子中，玄宗最疼爱的就是寿王。李林甫通过宦官告诉武惠妃，愿意尽力保护寿王；武惠妃很感激他，在玄宗跟前说他的好话，因此他被提拔为黄门侍郎，即门下省的副长官，地位仅次于侍中，相当于副宰相了。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又与裴耀卿、张九龄等同为宰相。与裴耀卿、张九龄相比，李林甫特别善于迎合玄宗，赢取玄宗的欢心。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玄宗在东都洛阳。原来的计划是明年二月返西京，可是因为洛阳宫中发生怪异之事，玄宗召宰相商议，打算立刻动身，离开东都。裴耀卿和张九龄都认为，眼下正是秋收季节，车驾西行，沿途各地必然安排食宿迎送，给各地造成许多麻烦和负担，等到十一月最好。李林甫已经了解到玄宗的心意，等到裴耀卿和张九龄离开，李林甫找个借口留下来，向玄宗说：“长安、洛阳，就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随时可以往来行幸，还选择什么时日啊！即便妨碍一点儿秋收，免收沿途各地的租税不就得了。让我通知百官，今天就动身。”玄宗很高兴，立刻让李林甫安排启程。第二天，车驾启程还西京。李林甫的表现让玄宗自然感到很顺心，同时也就感到张九龄有点别扭。

李林甫处处与张九龄等人唱反调，赢得了玄宗的好感，却让玄宗一天比一天地讨厌张九龄。朔方节度使牛仙客起初在河西时，节省用度，勤于职守，使河西镇仓库充实，器械精良。这件事反映到朝廷，玄宗很欣赏他，想给牛仙客加官为尚书省某部尚书，可能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某部部长，或许地位还更重要一些。张九龄说：“不行。尚书是古代负责向皇帝提建议的大臣，我们唐朝建立以来，只有退职的宰相或者在朝廷内外有声望的人才能担任。牛仙客出身河湟小吏，现在一下子提拔到朝廷要职，会影响朝廷的声誉。”

玄宗奖赏边将，一心要对牛仙客有所表示，又问：“那么，只给牛仙客加个爵位可以吗？”张九龄回答说：“也不行！爵位是对立功者的鼓励，作为边将使仓库充实，器械修整，都是分内事务，不算立功。如果陛下认为他工作勤劳，可以赏赐给他金帛，而分封土地赐给爵位，恐怕不合适。”对张九龄的坚持原则，玄宗心里觉得不舒服。李林甫跟玄宗谈起牛仙客，说：“牛仙客有宰相的才干，任命他做尚书有什么不好呢！张九龄所说全是书生之见，不识大体。”在玄宗听来当然还是李林甫的话顺耳。

第二天，见到张九龄，玄宗又提起封牛仙客爵位，张九龄像原先一样极力反对。玄宗脸色大变，一下子恼火了，说：“难道事情都由你说了算吗？”一看玄宗动怒，张九龄扑通就跪下了，叩头谢罪，说：“陛下不认为我愚蠢，让我担任宰相，我觉得事有不妥，不敢不直言。”玄宗说：“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你的门第也不高啊！”张九龄说：“我家在岭南，出身低贱，不如牛仙客生于中原地区。但是我出入朝廷，职掌朝廷诰命已经多年。牛仙客是边境地区的小吏，大字不识，如果一下子任命为高官，我担心众人会看不起他。”李林甫背后又跟玄宗说：“只要有才能见识，不一定要什么学问和文章才华！天子任用人，什么样的人不能用！”有了李林甫的赞同，玄宗不顾张九龄的反对，赐给牛仙客陇西县公的爵位，食实封三百户，也就是把三百户农家的租赋作为牛仙客的收入。

当初，玄宗想让李林甫做宰相时，曾征求过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回答说：“宰相的任命关乎国家安危。陛下要让李林甫做宰相，我担心将来会成为朝廷的祸患。”玄宗对张九龄的意见不以为然，还是任命了李林甫。那时张九龄因为富于才学而受到玄宗的器重，李林甫虽然忌恨，仍然奉迎巴结张九龄。侍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很好，李林甫也嫉恨他。现在，玄宗在位几十年，越来越放纵自己的欲望，追求奢侈享受，对政务越来越懒得管。张九龄一看到玄宗有什么不好，不管大小事都极力论争。李林甫则巧妙地揣摩玄宗的心意，每天都在寻找机会，在玄宗面前中伤他。

玄宗当年做临淄王时，王宫里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等人都受到他的宠幸，赵丽妃生太子李瑛，皇甫德仪生鄂王李瑶，刘才人生光王李琚。后来玄宗即位，宠幸武惠妃，赵丽妃等人都被冷落。武惠妃所生寿王李瑁，最受玄宗疼爱。太子李瑛和李瑶、李琚几个小孩子在内第见面，都因为母亲被冷落而说了些不满的话。咸宜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杨洄经常寻找三个孩子的过失，密告武惠妃。咸宜公主是武惠妃的女儿，所以杨洄站在武惠妃一边。武惠妃就在玄宗面前又哭又叫，说：“太子私结朋党，想害我们母子，而且还指斥皇上。”玄宗大怒，把这话告诉宰相，想把太子和鄂王、光王废掉。张九龄不同意，他认为三个皇子都没有大过，不应该听信没有根据的话，一气之下全都废黜。太子是天下之本，不可动摇，废太子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他举了历史上许多由于废除太子而导致的内乱，因此劝玄宗慎重其事。而且他说：“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言下之意，这件事我是要跟陛下对着干了。张九龄的正直敢言又一次引起玄宗不高兴。

李林甫当众什么都不说，退朝后私下告诉受玄宗宠幸的宦官说：“这是皇上的家事，皇上自己做主就可以了，何必问外人呢？”这话当然会传到玄宗耳朵里，玄宗犹豫不决。武惠妃暗中指派在朝廷里打杂的牛贵儿，私下对张九龄说：“废太子李瑛，一定会立寿王李瑁。您只要肯帮忙，就可以一直做宰相。”张九龄喝斥这小官奴妄说是非，并把这话告诉玄宗。玄宗发现在太子问题上，实际是武惠妃在挑拨离间，脸色气得发白。因此直到张九龄后来被罢免宰相，太子的地位一直没有受到威胁。但是李林甫一天到晚都在玄宗面前说张九龄的不是，玄宗越来越疏远张九龄。

经李林甫推荐，朝廷任命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没有学问，有一次跟中书侍郎严挺之读一个材料，里面有“伏腊”两字，他竟读成了“伏猎”。严挺之向张九龄抱怨说：“尚书省这样的中枢机构，怎么能任命一个‘伏猎侍郎’！”张九龄告诉玄宗，玄宗只好让萧炅出京做了岐州刺史，李林甫开始怨恨严挺之。张九龄与严挺之关系好，想举荐严挺之为宰相，曾经告诉严挺之，说：“李尚书正受皇上恩宠，足下有机会时应该去拜访他，跟他搞好关系。”当时李林甫以礼部尚书任宰相。严挺之这个人清高任性，平常就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始终不去巴结他，从不到李林甫门上去。李林甫更加忌恨他。

严挺之前妻嫁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犯了贪污罪，朝廷交三司审判。唐代负责共同审理重大案件的三个官署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合称三司。严挺之看在前妻的情分上，为王元琰托人说情，希望能给宽大处理。李林甫让手下的人向玄宗告发此事。玄宗告诉宰相说：“严挺之竟然为罪人说情，拉关系。”张九龄说： “王元琰的妻子是严挺之休掉的妻子，不应该有私情。”玄宗说：“他们虽然已经离婚，却仍然有私情。”敢于跟皇帝抬杠，只有张九龄才这样做。

玄宗觉得既然严挺之为王元琰说情是事实，那么张九龄明显是袒护严挺之。考虑到过去张九龄、裴耀卿常常互相声援，彼此呼应，因此认定张九龄、裴耀卿和严挺之等已经结成了朋党。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玄宗罢免了裴耀卿和张九龄的宰相职位，而让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领朔方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含义相同，列名宰相。同时，把严挺之贬出朝廷，任洺州刺史；王元琰则流放岭南。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张九龄并不是完全没有失误，他的失误被李林甫很好地利用，因此失势下台。这次宰相的调整，使张九龄、裴耀卿、严挺之几位正直而富于才学的大臣被疏远；而由于牛仙客的入相，则使李林甫的势力在朝廷里占了绝对优势。李林甫处心积虑的努力，终于达到了目的。以正直闻名的张九龄获罪降职，失掉相位，则向其他朝廷大臣发出一个信号。从此朝廷官员都明哲保身，遇事先想一想，怎么做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至于原则是可以放弃的，所以大家都不敢搞什么“直言进谏”了。李林甫执政后决策上的失误和政治上的黑暗局面，是后来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官场上向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张九龄曾推荐周子谅任监察御史。张九龄罢相后，周子谅弹劾牛仙客不是宰相的料，可是却引用迷信的说法，说牛仙客任相不吉利。玄宗亲自审问查验，命人在朝堂上杖打周子谅，把他流放瀼州(今广西上思县)。周子谅行至蓝田县，因伤势过重而一命呜呼。张九龄也因用人不当而受到牵连，被贬为荆州大都督长史。后来张九龄请求归乡拜谒父母的坟墓，在家病死。周子谅事件其实只是一个由头，张九龄被贬当然与李林甫、牛仙客等人倾陷有关。

从张九龄几次触怒玄宗的事例来看，他与玄宗的重要分歧之一表现在边防政策上。玄宗采取扩张政策，奖励边功，宠厚边将；张九龄则主张抑制边功，反对重用那些靠打仗有军功而进身的边将。这几乎是张九龄惹玄宗不高兴的主要原因。如果玄宗听取了张九龄的意见，对边将稍加裁抑的话，哪怕是提高一点儿警惕，可能安禄山也不会蕴蓄十年，坐大东北，造成“禄山一呼，四海震荡”的局面。现在看来，张九龄可能是惟一一位有可能以自己的努力阻止安史之乱发生的宰相，可惜他过早地被拔除了。张九龄与玄宗、李林甫君相间从心理上的龃龉，到言语间的磨擦，终于相违相弃，代表了帝国政治大厦的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不能弥合，给安禄山坐大创造了时机和条件。

以张九龄为代表的一批富有才学的官员，政治上比较有远见，李林甫等人虽有吏干，但缺少深谋远虑——这里指国家发展的大计，不包括个人固权保位的心计。这些人掌控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难以把握好大的方向，容易造成重大漏洞。后来，安史之乱发生，玄宗逃至蜀中，念及当年张九龄有先见之明，后悔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建议，伤心流涕。他派一名宦官到张九龄的家乡韶州曲江，祭奠张九龄，并对他的家人厚加赏赐。

2、口蜜腹剑：李林甫误国

虽然安禄山发动叛乱时，李林甫已经死去三年，但人们都认为安史之乱的发生，与他的执政有密切关系，认为安禄山这个叛乱的种子，是由李林甫的培育才生根发芽的。这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李林甫为相期间所造成的政治局面，为安禄山叛乱创造了条件。

李林甫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兄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但到李林甫时，这一支与皇室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他的父亲李思诲只做过扬州大都督府的参军。李林甫因善于钻营而逐渐爬上高位，靠巴结武惠妃而升任宰相。这个人阴险毒辣，任宰相十九年，可以说坏事做尽。

中国人习惯上从道德品质上评价历史人物，李林甫成为史书中的花脸奸臣。西方史学家曾极力想拨开历史记载的迷雾，恢复李林甫的名誉。他们认为李林甫任宰相期间，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取得了成功，如编订法律、兵制改革和财政的发展等等（《剑桥中国隋唐史》）。的确，对李林甫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强调他在历史上的作用。李林甫是以吏干精明而著称的，精熟于官府运作和官僚事务，他在任期内极力使各项事务都井井有条，规定格限，的确表现出章法分明的气象，说他是一位精明的行政官员，或者说是一个政客，可能不是过度溢美，但如果说他是一位政治家可能并不够格。政治家应有的天下为公、牺牲精神和任人唯贤等优秀素质，他都没有。实际上天宝时期唐王朝在经济上面临的危机没有从根本上化解，兵制的改革也为后来边防军举兵作乱埋下伏笔，至于《唐律疏议》的编定和法制建设方面的成就，那是从唐太宗时起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不能归功于李林甫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多是有法不依，在专制社会法律的效力常常被人治的因素所抵消，李林甫的许多行为与法律运作正好相反。尤其是他喜欢搞权术，把天宝时期政坛搞得充满恐怖，人人自危，在一定程度上又重现了武后时期政治天空中的阴霾。唐王朝由盛转衰，让他承担一部分责任并不委屈他。

我们看到，李林甫为相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如何巩固玄宗对自己的恩宠和自己的相位上。张九龄等被罢相，李林甫想独揽朝政，担心那些谏官动不动就把问题反映给玄宗，破坏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他公开召集谏官们开会，说：“当今天子圣明，大臣们顺从皇上的命令都来不及，不需要谏官们对朝廷事务说三道四。”他指着旁边御厩里骠肥体壮的马，说：“大家看到这些仪仗队里的马了吧，平时享受三品马的饲料，可是只要在仪仗队里乱叫一声，立刻就被开除。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补阙杜琎不识时务，上书朝廷，发表意见，第二天就被当做乱叫的仪仗马调出长安，让他去下邽县当县令了。

王皇后被废以后，武惠妃特受玄宗宠幸，李林甫觉得这是他上爬的阶梯。武惠妃的女婿杨洄向朝廷上奏，说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与太子妃的哥哥、驸马都尉薛锈暗中有密谋，要害寿王李瑁。玄宗召宰相商议这件事，提出废黜太子，处罚几位小王，遭到张九龄的反对。李林甫对寿王之母武惠妃有过承诺和默契，想扶持寿王为太子。他看玄宗倾爱寿王，便迎合玄宗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我们做臣子的该管的。”李林甫的这种态度，使玄宗最终下定决心，处罚了这几位不幸的亲王和太子妃的哥哥，造成开元年间一大冤案。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二十一日，玄宗派宦官宣布制命，废太子和二王为庶人，把薛锈流放到瀼州；接着又把太子和二王赐死于城东驿，把薛锈赐死于蓝田县。鄂王李瑶和光王李琚都好学有才识，无辜被杀，人们都替他们惋惜。第二天，李瑛舅家赵氏、太子妃家薛氏、李瑶舅家皇甫氏三家，因受此案牵连，几十个人被流放贬官。只有李瑶的王妃家韦氏，因为王妃以贤惠著称，才没有人受到株连 ——所谓“贤惠”，即不过问政治，这样在险恶莫测的宫廷和政坛较安全一点儿。

李林甫善于弄虚作假，渲染自己的政绩。这年七月七日，大理少卿徐峤上奏：“今年全国只有五十八名罪犯被判死刑。一直以来，大理寺的监狱被认为杀气太盛，连鸟雀都不栖息的，现在有鹊鸟在院子里树上筑巢，这是天下太平的征象。”于是百官都因社会安定而向玄宗表示祝贺。玄宗则归功于宰相治国有方，第二天就赐李林甫为晋国公、牛仙客为豳国公。

那些在才能和声望上超过自己、有可能威胁自己相位的人，是李林甫精心提防和着重打击的对象。李林甫为人城府极深，旁人很难透视他的内心。他善于以甜言蜜语获取别人的好感，可是背后伤人，不露声色。凡是玄宗喜欢的人，或者才能、声望或功业超过自己的人，他先是亲近交结，等到那人的地位和权势对自己稍微有点儿威胁时，就设计加以排斥。即便是久于官场老奸巨滑的人，也很难不落入他的圈套。他特别忌妒那些富有文章才华和有学问的人，表面上与之交好而背后加以陷害。所以人们评价他：“口有蜜，腹有剑。”“口蜜腹剑”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就是李林甫式政治文化的语言积淀。在保权固位方面，有几件事极见李林甫的心计和诡诈。

湖北好像茅田王氏最有名，他们那一支族谱应该很全。

茅田王氏，发迹于轩辕，受姓于太原。在秦朝，名将王离公为秦大将军，封武城侯，生长子元公、次子威公。元公初为临淄令，后为避秦乱，迁琅琊，后徙临沂，为“琅琊王氏”始祖。威公后归太原广武，为“太原王氏”始祖。晋代王览护兄，争酖舍生，感母悔悟，九代公卿，名列“二十四悌”。唐朝，偞之公迁江西德安县之锹溪，其孙瓘文公为德安锹溪王氏之祖。北宋枢密副使、观文殿大学士、襄敏公王韶子纯公，献平戎之策，复河湟之地，功在国家，名传青史。韶公功在当代，泽被后世，第八子定公，于北宋绍圣年间知富川郡，始定居兴国军（今之阳新、通山、大冶）；定公之孙、英甫公次子仁宏公卜居茅田，是为茅田王氏始迁祖。仁宏公筚路蓝缕，开基创业，迄今已有八百余年；生息繁衍，人口凡有数万之众。这就是一王六户之根源。八百多年来，仁宏公的子孙后代，弘扬祖宗之德，继承祖宗之业，文昌武炽，方兴未艾。

“一王六户”的故事好像听我爷爷讲过，我们家王氏这一支据说是由江西德安锹溪王氏迁湖北的，我家里就有族谱。呵呵，你提的问题可以更详细具体点儿吧，什么字辈的说几个撒。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五十六个民族，其中以汉族人数最多，其他民族人数相对较少，习惯上称之为少数民族。根据史籍记载，中国古代民族至少有一百六十多个，其中著名的有匈奴、鲜卑、羌、铁勒、柔然、回纥、突厥、沙陀、党项、契丹、女真等族，极大多数不在现存的五十六族之中。这些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或建立朝代，或统一漠北，都曾叱吒风云，而今安在他们是消失在历史中，还是到那里去了呢让我们来探究一下他们的下落。

data-filtered="filtered" 匈奴·塞外昭君

　首先说匈奴，匈奴崛起於河套阴山一带，从战国以来便是漠北的大族，控弦三十万，威胁秦汉帝国的北边，著名的万里长城就是为防御匈奴的侵扰而修筑的。秦汉帝国倾全国之力，软硬兼施，或和亲通好，或通西域断其右臂，或采主动攻击，深入大漠;终於大大削弱匈奴势力。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归降汉朝 ，二十多万众被安置於今内蒙古、山西与陕西北部及甘肃东部一带，为汉帝国守边。东汉后期，他们更进一步内徙到山西中部汾水流域一带，与 杂居曹魏时代，匈奴部众被编入郡县户籍，与 一样同为编户齐民，而融入汉族之中。

　　五胡乱华时，首先起事的就是匈奴族的领袖刘渊，从他用 的姓姓「刘」、命国号「汉」，可见他已以汉族自居北匈奴则在汉帝国军队的攻击下，一部分由北单于带领，西迁至伊犁一带，再向西迁至东欧，就是四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匈人(Huns)的祖先，他们在多瑙河中游建立匈奴王国，其王阿提拉(Attila)号称「上帝之鞭」，曾挥军进攻罗马。这一支匈奴人后来融入匈牙利一带的土著之中。而留在漠北的匈奴人，据估计约占全部匈奴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则加入新兴的鲜卑，成为鲜卑族的成员。

　总之，匈奴族，南迁的与 杂居，加入汉族，留在漠北的加入鲜卑，西迁的成为东欧民族的一份子，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代匈奴而起的漠北民族是鲜卑，鲜卑族兴起於今大兴安岭的鲜卑山区，后来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他们接受汉帝国的招抚，合力攻击北匈奴;北匈奴瓦解西迁，鲜卑代之而起，吸纳匈奴余众，主宰北方大草原，进而入居辽西，并进入关中，於淝水之战后，建立政权，成为五胡十六国的主要成员。进而以今山西大同一带为基地，统一华北，建立北魏王朝。在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下，禁胡服，断北语，在朝廷上限用汉语，改姓氏，如拓拔氏改姓元氏、独孤改姓刘、步六孤改姓陆、丘穆陵改姓穆;於是内迁中原的鲜卑族，逐渐融入汉族。隋唐以后，鲜卑族遂消失在汉族之中，不再是一个民族实体了。

　　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统治北方草原的民族，在西元402年建立柔然汗国，吸纳在大漠南北残存的匈奴、鲜卑等族，成为长城以南的北魏政权之主要威胁，经常南下攻掠。到了西元555年，柔然为新兴的突厥族所败，汗国覆亡，迁入中原的族人同化於汉族，残存於漠北的则融入突厥。

　柔然灭亡后，北方大草原先后为属於突厥语族的突厥、铁勒、回纥所控制。突厥原住於阿尔泰山南麓，是匈奴的后裔，传说其始祖与狼交合，生十子，以狼为崇拜的图腾。突厥原臣服於柔然，西元六世纪中叶，击败柔然，占领漠北草原与准噶尔盆地。势力最盛时，其疆域，东起辽东，西至中亚咸海，北抵贝加尔湖，威胁隋唐帝国。西元583年分裂为东西突厥，东突厥控制漠北草原，西元630年为唐帝国所灭。突厥控制阿尔泰山以西，於西元659年也被唐所灭。东突厥族众降唐，被安置在今鄂尔多斯草原。虽曾一度再兴，在漠北重建汗庭，但不久为回纥所灭，族众纷纷降唐，定居於内地。安史之乱时， 军与叛军中，均有不少突厥人，他们后来都融入汉族之中，他们分别改姓浑、张、薛与 无异。

data-filtered="filtered" 突厥人

　西突厥也有降唐迁入中原的，其中一支沙陀部被安置在今口北的盐州，与散处在关中的沙陀人结合，迁到山西太原一带，为唐朝征伐方镇，屡立战功。沙陀人在五代十国时期，先后建立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与北汉国，盛极一时。传说中的「十三太保」就是沙陀人。突厥亡后，族众除融入汉族外，一部分归附回纥，成为回纥族;一部分西迁至今阿富汗，在中亚建立塞尔柱突厥王朝及奥斯曼突厥王朝。

data-filtered="filtered" 郭子仪单骑赴回纥图

　回纥原是漠北铁勒族的一个部落，受突厥的统治，后来乘突厥衰败之际兴起，於西元745年灭突厥，建立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的回纥汗国。过去其他北方民族如匈奴、柔然、突厥均与中原王朝对立，相互攻战，回纥则与唐帝国保持友好关系，唐朝三次将公主嫁给回纥的可汗，并且在唐朝「联回(纥)抗吐(蕃)」的政策下，回纥出兵助唐朝平安史之乱，共同 吐蕃的扩张。

　回纥汗国后期，内乱不断，汗庭於西元840年为黠戛斯攻破，族众主要部分南迁至山西北部，融入汉族之中。其他一部分在草原中，融入室韦部落中，后来成为蒙古族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西迁入今新疆与甘肃河西。在河西的回纥为西夏所败，但余众仍留居河西，明代称为撒里畏 ，今日称为裕固族;留在新疆的回纥在五代之际建立喀喇汗王朝，势力及於准噶尔盆地以西，伊犁河流域及南疆，其族众后裔成为今日 儿族的主要成员。

data-filtered="filtered" 契丹人

　契丹起於今内蒙古东边的老哈河流域，唐朝在此设松漠都督府。他们乘回纥衰败而起，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於西元916年称帝，东灭渤海国，西服回纥，北臣室韦，南入长城，建立辽朝，就是「杨家将」与小说《天龙八部》故事中的契丹王朝。

　西元1125年，辽为女真所灭，契丹人成为女真金朝子民;一部分称大贺氏的契丹人徙居呼伦贝尔，又称为达呼尔，后来也有不少徙居中原，改用汉姓，老国代胡格金台即达呼尔遗族。另一部分契丹人则投靠蒙古或西夏，西夏为蒙古灭亡之后，这一支契丹人也融入蒙古族。有一部分契丹人随蒙古大军南征云南大理国，后来落籍於大理施甸、保山、腾冲、永德、龙陵、西双版纳等地，现有十五万人，以姓阿、莽、蒋为多，有些人家至今仍供奉耶律氏牌位，甚至还有一部分从云南搬迁到台湾的。元朝灭金之后，金统治下的契丹人，被元朝列为「 」与汉族杂居，融入汉族。来台的契丹后代可考的，以吴、张、何、陶、白、黄、贺、胡、金为显族。

data-filtered="filtered" 女真

　女真族分布於今西伯利亚东部，库页岛、伯力、黑龙江一带，南到今东北松花江、牡丹江。渤海国强盛时统一了女真。辽朝成立时，臣服於契丹。辽人灭渤海国，将渤海人迁到辽东，一部分渤海人或逃至高丽，或逃入汉地。女真人遂迁至渤海故地，其分布遂扩至今辽宁南部。女真后来联宋灭辽，然后入侵中原，攻入开封，俘虏徽、钦二帝，中原尽入女真金朝版图;女真乃移徙大批女真人、契丹人、奚人於中原。这些移入中原的族众，在金亡於蒙古的元朝之后，均被视为「 」，与 杂居，迅速汉化而成为 。

　据估计，当时居住在中原的女真人约有二百万。至於留在东北约也有二百万的女真人，元亡之后，明朝设卫所羁糜统治，女真人再次崛起之后，改称满洲。而居於内蒙的四十万女真人则归附蒙古，成为蒙古族的一部分。明朝建立后，有居住汉地的女真部族归附，明 将其部分领袖留住首都，而将其部众充军，连同家小散处於全国各地的卫所，与汉族杂居，甚至改用汉姓，融入汉族。闽南的粘氏宗族即为女真人，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他们是女真名将俘虏徽、钦二帝的粘罕(完颜宗翰)之后，其第六世曾协助元丞相耶律楚材，在元朝任官。第八世迁居泉州晋江，清代中期族人有移居台湾的，今日多住在南投、彰化一带，彰化福兴乡滨海地区旧称粘厝庄的地方，是粘姓居民最多的聚落。

　清军入关之后，满人逐渐汉化，且因八旗驻防全国各地的制度，使满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久而久之遂融入当地。民国成立之后，满人多隐蔽身分，改用汉姓，或姓金，或姓罗，一部分避免受到迫害而报汉族。其实他们大多早已不会说满语，不识满文，而使用汉语、汉文，与 无异。只有少数在东北偏远的满族自治县乡村，与迁到新疆驻防的锡伯族人，还说满语，保持满人的生活习惯。

data-filtered="filtered" 羌族碉楼

　至於古老的羌族，原活动於陕西西部、甘肃南部与青海河湟流域一带。东汉时，西羌经常与朝廷发生冲突，是东汉头痛的边患，董卓就是在凉州以平羌乱而兴起的。东汉每次打败羌人，便将他们迁入关中。三国时代，关中羌人已有四、五十万人。五胡十六国时期，羌人还建立后秦政权。他们长期与 杂居，遂融入汉族。但有一部分羌人则与鲜卑人合成吐谷浑人，住居於甘肃、青海一带，信仰佛教。唐代后期，吐谷浑一部分迁至山西北部，融入汉族。其住居於青海的，则融入藏族。

　　另外一支党项羌则受吐蕃的压迫，迁至今甘肃、宁夏与陕北一带，逐渐吸收汉族文化，而形成西夏人，建立西夏政权(1032-1227)。敦煌石窟中就有许多西夏的碑刻壁画。西元1227年，西夏亡於蒙古之后，族人大部分同化於汉族之中。一部分留居西夏河西故地，今河西走廊一带不少居民是西夏遗民。另一部分西夏人则被安置在河南南部，今南阳、泌阳、信阳、方城一带。还有一部分被迁到河北居庸关与保定一带。居於原地党项羌人则迁到今四川西北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明朝在此设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他们融入吐蕃，成为藏族的一部分。如今羌人已不再见於华北、中原，只有在四川西北岷江上游，即九寨沟与成都之间的山区，仍有羌人的聚落。

　　总之，中国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多已在历史中消失，如匈奴、鲜卑、柔然、回纥、突厥、沙陀、契丹、渤海、女真、羌、西夏等族，他们除了极少部分迁徙到境外，如北匈奴迁到中亚、东欧，西突厥迁到中亚之外，主要的部分则因迁入中原，与 杂居，而融入汉族;另一部分则彼此融合，如匈奴融於鲜卑，匈奴、鲜卑融入柔然，柔然又融入突厥，突厥又融入回纥，契丹则融入蒙古、女真，渤海则融入女真、高丽，一小部分女真也融入蒙古，羌人则融入吐蕃;甚至还进一步抟成新民族，如回纥演变成今日 尔族，女真族演变成今日的满族，室韦、突厥、契丹、女真甚至加上 演变成今日的蒙古族。

　如此看来，古代著名的少数民族，虽已消失，但由於互相融合互相吸纳的结果，你中有我，最后融合到各现代民族中。

青海平弦戏是建国后新诞生的地方剧种；是在坐唱曲艺平弦（原名“西宁曲子”、“西宁赋子”，是大约一百年前，由京津伎女传入青海的民歌俗曲演变而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平弦戏艺术的主要特点是它的音乐唱腔委婉和念白的地方化。它以西宁官话为主，但生、旦的韵白吸收了京剧、秦腔的念法。平弦是一种流行于以西宁为中心的河湟地区的汉族坐唱艺术，是青海地方曲种之一，由曲牌联套体结构的坐唱曲艺发展形成，因其主要伴奏乐器三弦的定弦格式属于民间定弦法中的“平弦”而得名。平弦的传统曲目多为7字句和10字句韵文，内容丰富，多取材汉族民间传说、故事等。其演唱形式节奏明快，曲调优美。

关于曲艺青海平弦的起源的说法，一说是在明朝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从中国的北方地区传入。据当地老艺人介绍，现今知道最早的青海平弦艺人叫作梁寿娃，外号梁佛爷，约生于1850年前后。后来又有李汉卿、陈厚斋(两人大约生于1890年前后)在教授徒第和传唱方面均颇有影响。据此推算，最迟到在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这一曲种已经开始流行。其曲目大多取自象《东周列国志》、《白蛇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古典小说和戏曲中选取出来。从平弦联套结构和它的词、曲构成形式情况来看，可以看出它的来源是出自于多种渠道的。平弦曲调的名称则多见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刊印的《霓裳续谱》和道光八年(1828)刊印的《白雪遗音》。其曲调旋律，多数与北京、天津的俗曲相同，部分则与江、浙俗曲相近。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大力扶持下，对传统曲目进行收集整理，组织平弦曲艺演唱组。 西宁戏 1959年7月，由西宁戏较平弦班的小学员们排练的第一台平弦折子戏《百日缘》、《秋江》、《柜中缘》被画龙点睛式地搬上了舞台，与西宁市的广大观众见面，受到了社会各界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青海日报》、《西宁日报》连续发表了诸如《特放的花朵》、《新花开放添异彩，青海平弦登舞台》等多篇文章和剧照，热情地赞扬青海地方剧种--青海平弦戏的正式诞生。同年国庆节，平弦剧再度公演。此后，在边研究改革、边教学排练演出的传统戏有《合婚》、《打路》、《风筝误》、 《庵堂认母》 、《游园惊梦》等；现代戏剧目有诸如《小两口吵嘴》、《小红心》（大型）、《拾麦穗》、《木匠迎亲》等。其中，《游园惊梦》于1960年由青海**制片厂拍摄了舞台艺术片。为了加强实习锻炼，学员们还经常到农村、厂矿、部队各处演出，普遍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

平弦班的师生，在前后近两年的期间内，艺术上基本完全处于摸索、探讨的阶段：在音乐唱腔方面基本上保持了曲牌套体的形式，但在结构上则打破了原坐唱曲艺的联套方法（即前岔--套曲--后岔），而是逐渐变为从剧情发展和人物感情的需要出发，来选择适合的唱腔和音乐曲牌进行设计和联套。对平弦曲艺中原来就有的“苦音”和“花音”两种不同情绪和调性色彩的音乐唱腔进行了研究和创新，充实并且发展了平弦戏的“花音”唱腔，增强了表现力；在念白方面，因受到当时的全国语言规范化的影响，开始曾说过普通话，但很快发现和表演的风格不协调，便改用“西宁官话”。对传统戏中的较有身份的人物则稍加托腔带韵；在打击乐器方面，曾尝试用过秦腔的击乐器，也用过京剧的打击乐器。 1961年3月1日，在原西宁戏较平弦班的基础上，经过了人员的调整和充实，尤其是加强了创研和编导力量，正式成立了“青海省平弦实验剧团”。该团的建团方针为：一、不断发展和完善青海省的地方剧种--平弦戏。二、两条腿走路：既排演现代戏，也排演传统戏。三、在为城市观众服务的同时，面向农村，为青海广大农村观众服务。

由于剧团先后累积表演了数量可观的剧目，而戏曲又是主要通过音乐唱腔表现其复杂尖锐的戏剧冲突和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形式，为此从1962年排练《狸猫换太子》时，在音乐唱腔方面，大胆突破了曲牌联套结构，借鉴、创作和发展了导板、快板、散板等板式和弦乐板头、打击乐、行弦等，同时又保留了原先平弦中各类曲调的精华，使平弦戏的曲牌结构，由曲牌联套体走上了辅以板式变化的综合体路子。另外，它还吸收了青海眉户和贤孝中的部分唱腔和曲牌，加以糅合运用，并吸取了青海民间的唢呐牌，充实了自己，丰富了表现力，在念白、表演和形体训练方面也增加了高难度的要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平弦剧团业务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至1970年底，剧团解散，全体演职人员被改行。1975年，各个地方剧种移植“革命样板戏”，并在北京举行会演，青海省临时组织了“西宁市业余弦剧组”，从二十五个单位借来了五十余名业务人员（包括原平弦剧团部分人员），移植排演了《痛说革命家史》、《深山问苦》、《情深似海》三出折子戏，于同年7月赴北京参加会演，受到了好评。其中，《深山问苦》于9月底再次被选进京参加首都国庆游园活动。回宁后，该剧团在西宁、湟中、大通互助等地进行了多场慰问演出，同年10月下旬，“西宁市业余平弦剧组”，宣布解散，前后历时八上月。 由于平弦戏赴京演出的成功，在群众的要求下，于1976年5月又正式组建了“西宁市平弦剧团”，原省平弦剧团的专业人员只有少数人参加。陆续排演了《三月三》、《山村兽医》、《同甘共苦》等平弦现代戏，在西宁、湟中、民和、乐都等地进行了演出。不久，因为该团的建团指导思想不明确，且对平弦戏的发展产生了观点上的分歧，终于在1977年夏被改为“西宁市地方文工团”，后又改为“西宁歌剧团”。“西宁市平弦剧团”前后共存在一年时间。至此，萌芽期的青海平弦对剧种已经是三起三落，历尽坎坷，这使得平弦戏在艺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方面，均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在文化部的批示和青海省各级部门领导的支持下，原“青海省平弦实验剧团”得到了恢复，这标志着“青海平弦戏”这个青海汉族地区唯一的新兴地方剧种得到了新生。1979年10月，青海省文化厅恢复了“省平弦实验剧团”的筹备组，原有人员大部分回团，另外，还招收了二十多名学员随团培训。经过了半年多的业务陪练和恢复排练，于1980年8月，在西宁上演了大型传统戏《假婿乘龙》，受到了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陕西平弦 陕西省的平弦曲子和其他相关的曲艺对青海平弦也有很大的影响。从陕西省凤翔县文化馆于1963年编印的《凤翔民歌--平弦曲子》一书中可以看出，凤翔的平弦戏曲虽然没有形成曲艺形式，但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曲调、唱词以及音乐曲牌和青海平弦来作对照，就可以发现有的是属于同名异曲，有的则是同曲异名，例如 “尖尖花”（青海平弦称“剪靛花”）、“八板”（曲同于青海平弦的“八谱儿”）、“五更鸟”、“虞美人”（曲同于青海平弦的“杨点花”、“大开门”、“大开梅”）等。还有相当一部分则是和青海的汉族民间小调十分相近。从历史上人口的变迁历史来看，根据青海省民和县下川口的《冯氏家谱》所记载：“大明洪武年间从陕西凤翔、宝鸡县迁湟。”由此来看，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清代，随着全国各地移民的迁徙流入和军队的进入，以及山西、陕西等地的商人来青海经商落户等，也带来了不少外地的民歌、曲艺、戏曲在青海省河湟地区安家，开始和当地的民间艺术相互交融并衍变、发展。如青海平弦的“大莲花”、“太平调”等曲，同陕西、青海眉户中的同名调在旋律和结构上基本相同，“十里墩”、“牙牙儿月”同青海眉户中的“东调”、“岗调”相同，（青海眉户也是来自于陕西眉户）。而平弦的“杨点花”、“倒扳桨”、“茉莉花”、“水仙花”等曲调在旋律、调式和名称上又和南方的有些民歌相似的相近，有的连唱词内容都完全一样。这可能与传说中的南京绽紫巷的居民全部发配青海西宁有关。总之，青海平弦曲艺的音乐唱腔有南腔，也有北调，有青海的特色，也有甘肃、陕西的风味，成分比较复杂。 新中国建国以后，有关部门对青海平弦十分重视，从1951年起，有关部门先后组织力量收集整理其音乐曲调，并有专著出版。1954年，青海省民族歌舞剧团试用其曲调排演了《秋江》、《楼台会》等小戏。1958年上半年，青海省湟中县秦剧团，也试着将平弦搬上了舞台，由秦腔演员排练了大型传统戏《赵氏孤儿》，在湟中、西宁、兰州上演。同年下半年，青海省政府及省文化行政领导部门做出“将平弦坐唱曲艺搬上舞台，发展为地方剧种”的决定，并在西宁市戏剧学校设立了“平弦班”，于同年10月起陆续招收学员四十余名，抽调平弦艺人、戏曲形体训练和排戏教师、新文艺工作者近二十名，投入了将坐唱平弦曲艺搬上舞台的实验研究工作。

平弦音乐和演唱艺术获得发展和提高，成为雅俗共赏的地方曲种，给我国戏剧舞台增添了一朵初绽的鲜花，结束了青海无地方剧种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