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封姓人口统计数字（由北京封华提供）

2010年11月1日止，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户口在册记录，按国务院普查数据、

国内一共419360人,加台湾1132人合计一共有420492人。按全国姓氏数据人口排名封氏排在第257位 。

现公布全国各省、市姓封人口分布数据。

北京386人

天津150人

上海485人

重庆334人

内蒙235人

西藏120人

新疆256人

宁夏320人

广西63264人

黑龙江250人

吉林710人

辽宁815人

河北6610人

河南123580人

山东81306人

山西2492人

陕西2302人

甘肃420人

青海182人

四川860人

云南450人

贵州8308人

湖北2109人

湖南37306人

广东6732人、

海南350人

江西25104人

福建4450人

台湾1132人

浙江3308人

安徽4602人

江苏41104人

香港380人

澳门80人

按中国外交部提供的数据，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使馆传回来的数据、全世界有103个国家有姓封的本家人居住在国外，据外交部提供的数据姓封氏一共有23108人封氏后裔在国外生活。

封德安回答

南梁·萧子显《南齐书·列传第二十三·萧谌传》：“萧谌，字彦孚，南兰陵（郡）兰陵（县）人也。祖道清萧道清，员外郎。父仙伯萧仙伯，桂阳（郡）王（刘休范）参军。谌初为州从事，晋熙国（郡王）（刘燮）侍郎，左常侍。谌于太祖南齐太祖高皇帝（萧道成）为绝服族子（族子裹义），（南朝宋）元徽（473年—477年）末，世祖南齐世祖武皇帝（萧赜）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南齐太祖高皇帝（萧道成）遣谌就世祖南齐世祖武皇帝（萧赜）宣传谋计，留为腹心。”

唐·李百药《北齐书·列传第十五·崔䴙（pì）传（子瞻）》：“䴙崔䴙族子（族子裹义）肇师崔肇师，魏尚书仆射亮崔亮之孙也。父士太崔士太，谏议大夫。” 清河郡崔氏世系表崔琰崔谅崔遇崔瑜崔逞崔諲崔灵和崔宗伯崔休崔䴙崔瞻崔钦崔京不详崔琼崔辑崔修之崔元孙崔亮崔士安不详崔士和崔乾亨崔士泰崔肇师崔幼孙崔光韶崔通不详崔光伯崔滔不详崔攸之不详崔目连不详崔曰连崔僧祐不详崔僧深崔伯驎不详崔伯骥不详崔伯凤不详崔祖龙不详崔祖螭不详崔祖虬不详崔旷崔灵延崔光崔励不详崔劼不详崔敬友崔鸿崔子元崔道固崔景微崔休纂不详崔景业崔休绪不详附：

1．崔䴙（pì），唐·李百药《北齐书》作崔䴙，唐·李延寿《北史》作崔甗（yǎn），北齐·魏收《魏书》和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宋敏求、梅尧臣等《新唐书世系表》作崔忄夌（línɡ），《古今姓氏书辨证》作崔稜（línɡ）。

2．崔光，本名崔孝伯。

3．崔目连和崔曰连是否为同一人，待考。

4．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十二·崔毛徐司马传第十二》注引西晋·郭颁《魏晋世语》：“琰兄孙谅，字士文，以简素称，仕晋为尚书、大鸿胪。”

5．西晋·荀绰《冀州记》：“谅即琰之孙也。”

6．北齐·魏收《魏书·列传第十二·崔玄伯传》：“显祖时，有崔道固（崔辑的儿子，崔修之的兄弟），字季坚，琰八世孙也。祖琼，慕容垂车骑属。父辑，南徙青州，为泰山太守。道固贱出，嫡母兄攸之、目连等轻侮之。”以目前资料无法确认该条记载正确与否，据此推定崔肇师为崔琰十二世孙。

7．北齐·魏收《魏书·列传第二十·崔逞传》：“崔逞，字叔祖，清河东武城人也，魏中尉琰之六世孙。曾祖谅，晋中书令。祖遇，仕石虎，为特进。父瑜，黄门郎。”据此推定崔䴙为崔琰十一世孙。

8．北宋·陈彭年、丘雍等《广韵》：“琰字季圭，魏尚书。生谅，字士文。……京生琼。”

9．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宋敏求、梅尧臣等《新唐书·表第十二下·宰相世系二下》：“琰生钦。钦生京。京孙琼，慕容垂车骑属。生辑，宋泰山太守，徙居青州，号青州房。辑生修之、目连。”

10．崔鸿的曾祖父，《崔氏族谱》中作崔修之，曾仕南朝宋为乐陵太守；崔鸿的祖父，《崔氏族谱》中作崔幼孙，曾仕南朝宋为长广太守。

11．崔灵延的祖父，北宋·陈彭年、丘雍等《广韵》中作崔旷。崔灵延与崔道固曾一起作战，两人应当比较亲的关系（见于《北史》、《魏书》、《广韵》）。 唐·李百药《北齐书·列传第二十一·李浑传[子湛、浑弟绘、族子（族子裹义）]公绪》：“公绪李公绪，字穆叔，浑李浑族兄籍李籍之子。”

析：目录中“（李浑）族子公绪”与正文中“浑族兄籍之子”对应，反映了《北齐书》的作者对“族子”的理解：“族兄弟的儿子”可以称为“族子（族子裹义）”。

唐·李延寿《南史·列传第十四·王准之、曾孙清、清子猛、淮之传[从弟（从父弟）逡之、珪之、族子（族子裹义）素]》：“素王素，字休业，彬王彬五世孙而逡之王逡之族子（族子裹义）也。高祖翘之王翘之，晋光禄大夫。曾祖望之王望之、祖泰之王泰之，并不仕。父元弘王元弘，位平固（县）令。” 琅邪郡王氏世系表王融王览王裁王导王悦王琨①⊕王嘏王偃王懋王莹王实王诞王诩不详王恬王浩不详王琨①⊕王洽王珣王弘王锡王僧衍王茂璋王冲王僧达王道琰王融不详王虞王深王僧聪不详王柳王猷王瞻王长玄不详王孺王远王僧佑王籍王碧王微无子王僧谦不详王昙首王僧绰王俭王骞王规王瑓王承王稚王僧虔王慈王泰王廓王志王缉王确王休不详王珉王练王钊不详王协王谧⊕王球无子王奂⊕王肃王绍王劭王穆王简不详王智王彧⊕王缋王隽王克王僧朗王粹王奂⊕王伷不详王份王琳王铨王佥王彧⊕王默王惠不详王谧⊕王荟王廞王华王嗣王长不详王佟不详王怿王琨②不详不详王鸿不详王正王旷王羲之王玄之王蕴之⊕无子王凝之王蕴之⊕王平之无子王徽之王桢之王翼之王法兴不详王静之⊕王献之王静之⊕王悦之不详王廙王胡之王茂之王裕之王瓒之王秀之王峻王琮王耆之王随之王镇之王标之不详王弘之王昙生不详王普曜王晏王德元不详王诩不详王罗云王思玄不详王思征不详王思远不详王彬王彪之王临之王讷之王准之王舆之王进之王清王瑰之王逡之不详不详王圭之王灏不详王翘之王望之王泰之王元弘王素不详王谊王雄王浑王戎王绥不详王乂王衍王玄不详王诩不详王澄王徽不详注：人名后加⊕，表示存在过继、收养等关系。

附：

1．王琨①，本名王混，生父是王恬，嗣父是王悦。

2．王僧朗，又名王超。

3．王佟，又名王终。

4．王琨②，本名王昆仑，父亲是王怿。

5．王静之，又名王靖之，生父是王徽之，嗣父是王献之。

6．王德元，本名王湛。

7．王绥，又名王万。

8．王谧，生父是王劭，嗣父是王协。

9．王奂，生父是王粹，亲生祖父是王僧朗，嗣祖父是王球。

10．王彧，生父是王僧朗，嗣父是王智。

11．王蕴之，生父是王凝之，嗣父是王玄之。 唐·李延寿《北史·列传第十二·封懿传[族曾孙（族曾孙裹义）回、回子隆之、回弟（有误，应为弟子）肃、回族弟（族弟裹义）述]》：“（封磨奴）卒于怀州刺史，赠勃海（郡）公，谥曰定。（封磨奴）以族子（族子裹义）叔念封回，字叔念为后。” 渤海郡封氏世系表封悛封奕封蕲不详封鉴封琳封元称封回⊕封滑封肃封劝封恺封伯达封休杰不详封放封懿封玄之不详无子封虔之封磨奴封回⊕封隆之封攸不详封轨封述封淑注：人名后加⊕，表示存在过继、收养等关系。

附：

1．封奕，又名封弈。

2．封虔之，又名封勖（xù）。

3．封回，生父是封鉴，嗣父是封磨奴。

4．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宋敏求、梅尧臣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封放为封奕亲弟，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说封放为封奕从弟，暂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说法。 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晋纪九》：“藩荀藩与弟组荀组、族子（族子裹义）中护军崧荀崧，荟华荟与弟中领军恒华恒建行台于密，传檄四方，推琅邪（郡）王东晋中宗元皇帝睿司马睿为盟主。” 颍川郡荀氏世系表荀遂不详荀昙荀彝荀攸荀缉荀彪⊕荀适荀彪⊕不详荀淑荀俭荀悦不详荀绲荀彧荀恽荀甝荀頵荀崧荀蕤荀羡荀霬荀恺荀烈不详荀顗无子荀粲无子荀爽荀棐荀肸荀勖荀辑荀绰不详荀藩荀邃荀汪荀组荀奕不详注：人名后加⊕，表示存在过继、收养等关系。

附：

1．荀爽，又名荀谞（xū）。

2．荀彪，生父是荀缉，嗣父是荀适。 南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五》：“据礼，兄弟之子当称从子（兄子/弟子，从子新义）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称从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称族子（族子裹义）。” 《朱子语类》注表天祖父/五世祖　　伯叔高祖父裹义族子高祖父/四世祖伯叔曾祖父裹义族子曾祖父/三世祖伯叔祖父裹义从子祖父/二世祖伯叔父本义从子父/一世祖兄弟新义从子己子

1949年5月，封氏墓群出土了封延之墓志。志石长69厘米、宽74厘米，志盖长73厘米、宽74厘米。与墓志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厕2件、陶罐2件、陶瓶1件、骑士俑多件、陶马多件。据墓志，封延之，字祖业，北魏渤海条（今景县）人，父封回，北魏司空、孝宣公。墓主20岁就任州主簿，北魏正光末年（约524年）授员外散骑侍郎。同年十二月，京兆王元继西征莫折天生，授司曹参军。永安二年（529年）拜假持节、假征虏将军、防境都督行渤海郡事。长广王建明元年（530年）拜中坚将军、散骑侍郎，不久被高欢委任为大行台右丞，又拜持节、平南将军、济州刺史、当州大都督。太昌元年（532年）拜征东大将军、大丞相司马，加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郏城县开国子、邑300户，以本官行相州事。东魏天平初年（534年）十一月，受命平定兖州之乱，因功拜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青州刺史。第二年（535年）四月，随济州刺史蔡儁平定齐地侯渊之乱。此后从高欢征战，先后行晋州事、怀州事。东魏兴和二年（540年）六月二十四日在晋阳去世，享年54岁；赠使持节、侍中、司徒公、尚书左仆射、都督冀瀛殷3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郏城县开国子。兴和三年（541年）十月二十三日安葬于渤海条县广乐乡新安里祖茔（今封氏墓群）。由墓志推知，封延之生于486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墓志所记墓主行状可与《魏书》记载有关历史事件相印证。

与封延之墓志同时出土的有封延之妻崔氏墓志铭。据国家文物部门考古通讯载，崔氏于隋开皇七年（587年）去世，享年83岁，开皇九年（589年）二月六日“葬于先公之旧茔”。志石长493厘米，盖长485厘米。由墓志可推知崔氏生于502年，即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

与封延之墓志同时出土的有“魏故使持节、平东将军、冀州刺史、渤海定公封使君墓志铭”。据考古通讯载，墓主封魔奴，“渤海条人，北魏太和七年（483年）十一月九日卒于代京，年68岁。太和八年（484年）二月葬于代京平城，正光二年（521年）十月三十日改葬于本邑。”封魔奴为封虔之子，赠平东将军、冀州刺史、渤海公，给予“定”的称号，封延之为封魔奴孙。

国家文物部门对另一古墓进行了发掘，出土墓志及其他陪葬品一部。据墓志知为北齐封子绘墓。志石长92厘米、宽888厘米，盖长74厘米、宽73厘米。与墓志同时出土的有青瓷盘一件、仰覆莲花樽二件、青瓷唾壶一件、套衣俑多件、酱釉玉壶春式瓶一件、绿釉陶碗一件。封子绘，字仲藻，北齐渤海条（今景县）人，祖父北魏孝宣公封回，父东魏宣懿公封隆之，长子左丞相府参军事封宝盖，次子封宝相。封子绘初为北魏秘书郎中，北魏普泰元年（531年）二月，高欢至信都（今河北冀州市），封子绘受父命迎高欢于滏口（今河北邯郸市西南石鼓山），得高欢赏识，授开府主簿，迁高欢丞相府主簿，加伏波将军，掌文墨。中兴初年（531年），拜左将军、散骑常侍、在通直领中书舍人，先后历官征南将军、光禄大夫金章紫绶、通直常侍兼黄门侍郎。东魏朝历官卫将军、右光禄大

夫、晋阳太守、散骑常侍、大行台吏部郎中。武定三年（545年）之后，历官渤海太守、袭爵安德郡开国公、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北齐天保（550年）之后，历官太尉长史行南青州南兖州事、使持节、都督海州诸军事、大将军、海州刺史、都督合州诸军事、合州刺史、都督郑州诸军事、郑州刺史、司徒左长史行魏尹事、司农大卿、正京尹、骠骑大将军、都官尚书行冀州事、仪同三司行怀州事、七兵尚书主管祠部，同年九月因病于邺京去世，享年52岁。诏赠使持节、都督冀瀛2州诸军事、大将军、冀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开国公如故，北齐河清四年（565年）二月七日安葬于原籍祖茔（今景县封氏墓群）。与封子绘墓志同时出土的还有“齐故仆射冀州使君夫人王氏墓志”。据载，王氏系封子绘妻，隋开皇二年（582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第二年（583年）二月十五日，与封子绘合葬于封氏祖茔。志石长565厘米，盖长577厘米。

封氏墓群出土的另一件重要文物是唐封祯墓志。墓志由唐代名臣、大诗人、秘书少监贺知章撰文，志石现藏河北景县文化馆。据墓志，封祯字全祯，唐渤海条（今景县）人。封祯曾祖封询，燕太尉封孚之孙、封轨之子。封询官至尚书左丞、济南太守；祖封某，尚书宪部；父封子都，唐馆陶等四县令。封祯初为永年县尉，后迁大理评事，调补彭州司兵，迁并州录事参军，又迁大理丞，加朝散大夫，出为济、汴2州刺史，拜尚书刑部郎中，擢授御史中丞，迁刑部侍郎，拜襄州都督、按察山南道使，加银青光禄大夫，累迁泽、括、常3州诸军事、3州刺史，入为大理少卿，赐勋上柱国、渤海县开国公，食邑700户，薨于京师，享年82岁。夫人崔氏，博陵（今河北安平）望族之女。夫妇于唐开元九年（721年）十二月六日归葬于原籍——今河北景县封氏墓群。

清代著名学者张澍，对封氏在东晋至南北朝时期的情况作过一个小结。他说，《古今人表》记载，封钜是黄帝的老师。 《后汉书》说，封岌作过凉州刺史，封岌字仲山，是渤海条县的封氏。到了晋代，有一个东夷校尉封释，封释后来作了辽东鲜卑部落首领慕容廆的记室。他的儿子封惔是前燕慕容儁（在位348年—359年）的渤海太守。振威将军封抽，也是封释的儿子。封释的裔孙封放是慕容廆、慕容皝（前燕，在位337年—347年）的东夷校尉。封抽开始的官职是幽州参军长史，后来又作了辽东相。前燕慕容暐（在位360年—370年）的吏部尚书封奕，也是封释的裔孙。封奕先补为小都督参军，之后又作过军咨祭酒、五才将军。另外北魏有河内太守封燕，慕容廆时期有东夷校尉封隆之。东魏行台郎中封子绘是封隆之的儿子。南燕慕容超（在位405年—410年）时，尚书左仆射封嵩被车裂而死。西部中郎将封融是封嵩的弟弟。封融先投奔秦，后投奔魏。封裕是封抽的儿子，慕容皝时为记室监参军，后为太尉领中书监。后燕慕容垂（在位384年—395年）时的右司马、安东将军、中山尹、吏部尚书封衡

是封裕的儿子；太常卿、侍中、钜鹿太守封劝，是封奕的儿子。后燕慕容宝（在位396年—397年）时的渤海太守、尚书封懿，投北魏作了给事中黄门侍郎，封懿是封放的儿子。封放本来是个土豪，也有的将封放称作封敖，他是封奕的弟弟，慕容儁以封放为渤海太守。南燕慕容德（在位398年—404年）的左仆射封孚，先为前秦黄门侍郎，慕容垂封他作散骑常侍兼留台尚书，慕容超时又拜为太尉。给事黄门侍郎、常侍、御史中丞、度支尚书封恺，是封奕的裔孙。有中书侍郎封逞。西燕慕容永（在位386年—394年）时的太子詹事封则，后效力于慕容垂，官至散骑常侍。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位386年—408年）时的晋阳守将封真、尚书封铁、义兵将军封礼、散骑常侍封拨、镇北将军封沓、秦州刺史封敕文、左光禄大夫封津、尚书仆射封祖裔、御史中丞封回、国子博士封轨，都是封懿的族孙。

从已出土的封魔奴、封延之、封子绘、封祯墓志可以看出，葬在封氏墓群的封氏族人，个个官高位显。特别是封祯墓志，由唐代著名诗人、秘书少监贺知章撰文，更给这个显赫的家族增添了光彩。现在封氏墓群出土的墓志告诉我们，这里埋葬的封氏族人，最晚的是唐代。那唐以后的封氏人物是否也长眠在这里呢？封氏墓群俗称“十八乱冢”，而这里不仅仅只有18个古墓，其他古墓因年代久远无法辨识，它们的主人又是谁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和身份呢？我们期待着考古工作的新发现新进展。令人高兴的是，经过景县政府的努力，国家文物部门已决定拨专款对封氏墓群进行维修，在不久的将来，这片沉睡了一千多年的古墓群，将以新的面容和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封德彝（568年－627年），名伦，字德彝，以字行，观州蓨县（今河北景县）人，唐朝宰相，北齐太子太保封隆之之孙，隋朝通州刺史封子绣之子。封德彝出身于渤海封氏，早年曾为杨素幕僚，后负责督建仁寿宫，升任内史舍人。隋炀帝年间，封德彝受到虞世基倚重，使得朝政逐渐败坏。江都之变后，又投靠宇文化及，任内史令。宇文化及兵败后，封德彝投降唐朝，逐渐获得唐高祖的信任，官至中书令，封密国公。他是唐太宗的天策府属官，又暗中维护太子李建成，在二人之间摇摆不定，但唐太宗对此毫不知情。唐太宗继位后，封德彝升任尚书右仆射。627年（贞观元年），病逝，追赠司空，谥号明。643年（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得知封德彝阴持两端之事，追夺封赠，改谥为缪。

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从此，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详细请看

http://wwwbackbirdcom/printpageaspBoardID=10&ID=208859

[转贴]连载：闲话唐代士族——作者：弓月

作者：弓月

转自沉醉唐风文化论坛

九品中正制在隋代为科举制度所取代，以九品中正制为依托的门阀制度也早已不复存在。到了唐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们代代相传的政治特权已经所剩无几；而经济上，经过了隋末唐初的战乱，很多士族 “名虽著于闾里”，但也“身未免于贫贱”。因此有人断言唐代的士庶已经合流，或是提出不能用士、庶的标准来划分唐的“地主阶级”。然而，翻开两唐书，读者还是可以找到为数众多的崔姓、裴姓、韦姓、李姓等士族出身的官员。深入进去，可以发现唐代依然保存着令人惊异的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这些可以说和唐以前的时代一脉相承，却和唐以后的时代迥异。所以更多的人认为，尽管士族在唐代已经走向衰落，但它仍然存在。著名的史学家王仲荤先生更是认为：“（在唐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还是不能低估的。”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并且承认士族存在于唐朝，也是展开这篇闲话的前提。

一、四姓或五姓

按照唐代氏族专家柳芳的说法，“中国士人差第阀阅”被称为郡姓。根据三世历官的情况又有膏粱、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之分。凡是能够进入其中的，称为四姓。这说明“四姓”并不以四这个数字为限。而柳芳所处的时代“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上太原王氏，合称五姓，因此柳芳认为这是“不经”的做法。然而这种说法在唐代几乎没有什么变动，从贞观时期修《氏族志》前夕唐太宗对山东士族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四姓指崔、卢、李、郑；在中晚唐时期李肇的《唐国史补》中看到的情形也还是这样的。不过李肇的记载让人看到五姓之中的太原王氏并不能和四姓平起平坐：“四姓惟郑氏不离荥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鈒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这里的 “银质而金饰”大意应和今天的“镀金”差不多。

崔、卢、李、郑四姓地位的确立可以上溯至北魏孝文帝时期。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492年）和太和二十年（496年）两次下诏定姓族，当时确立的四姓和唐代还有些区别。《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太和二十年“定诸州士族”的情况：“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姻，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胡三省在此条记载后注云：“四姓，卢、崔、郑、王”。由此可见，这里的四姓有太原王氏而没有赵郡李氏。当时也有五姓的说法，紧随着前面引用的纳四姓及陇西李氏女充后宫的记载之后，《资治通鉴》又说：“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胡三省注云：“卢、崔、郑、王并赵李为五姓”。以上的两条记载表明，四姓和五姓在北魏和唐代内容的差异来自于太原王氏和赵郡李氏位置的互换。

五姓到了唐代已经不再单纯指山东士族，通常说的“五姓七望”将陇西李氏也纳入到五姓的体系中。“五姓七望”指的是崔、卢、李、郑、王五姓以及清河、博陵二崔，范阳卢，赵郡、陇西二李，荥阳郑和太原王七望。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颁布的《禁婚诏》中提及的禁婚家即是这七望中的一些房支。

说到陇西李氏，还有一个“驼李”的典故。孝文帝下诏定四姓，陇西李氏唯恐被落下，派人星夜骑鸣驼赶赴洛阳。不料还是迟了一步，陇西李氏的人到达时，四姓已经定好。陇西李氏因此被人称为“驼李”。这个典故有讥讽的味道，但到了唐代，由于皇室自称出自陇西的关系，陇西李氏俨然成为第一高门，这在后文会详细的谈到。

二、关陇集团

陈寅恪先生将宇文泰能割据关陇一隅，成天下鼎足之势的原因归结为所谓的“关中本位政策”，而“关陇集团”则是“关中本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关中区域内的六镇鲜卑（或鲜卑化的汉族）军事贵族和关陇地区的汉族豪右。前者以西魏年间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代表，他们大多出身于六镇军阀或与六镇鲜卑有着深厚的渊源；后者为带领乡兵应募成为府兵将领的“关陇豪右”，例如京兆韦缜、河东柳泽、太原郭彦、武功苏椿、河内司马裔、敦煌令狐整等等。我觉得这里应当注意的是，从地理上讲，柳泽、郭彦、司马裔的地望并不属于关陇区域。因此有学者按地理范畴区分人物是否属于关陇集团的做法，在我看来是不太合适的。

从周、隋到初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统治阶级最上层的关陇集团在政治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从政治地位、婚姻关系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将关陇集团视为一类新的门阀士族。在关陇集团自己的眼中，他们似乎也是这么看的。唐高祖曾对裴寂说，前代帝王大多出身微贱，萧何曹参也是起自刀笔之吏，不能和出身世胄名家的你我相比。唐太宗也以士族的姿态追问出身流外的大臣张玄素的历官，结果问得张狼狈不堪。但如果我们拿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来做对比，就会感觉到二者的“风格”根本不一样。关陇集团的“风格”是“尚武”、“尚冠冕”，而山东士族则是“尚礼法”、“尚婚娅”。汪篯先生曾指出：“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媾为标准的。那时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祖先都是没有文化的胡人或胡化的汉人，从唐到周，短短百年间，他们的文化还没有达到很高，以此，他们仍是文化显族所重视。”因此，关陇集团获得了至高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却不及山东士族。唐宪宗年间，西魏八柱国之一于谨的后人、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为儿子于季友请求尚主，遭到了出身四姓之一赵郡李氏的翰林学士李绛的强烈反对，李绛的理由是“頔，虏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择高门美才。”这个评价让我们看到了此时山东士族眼中的关陇贵族依旧是不够资格和他们相提并论的。而反过来，真正的士族（包括山东士族和一些关中士族）对尚主并不感冒此可谓深得要髓。

应该说，唐代的山东士族是最接近魏晋南北朝旧士族的士族群体。若将山东士族身份、门风标准作为这个时期士族的标准，那么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的区别则决定了关陇集团不能称之为“士族”，而称作“军事贵族”要更加合适。关陇贵族们虽然自命为“士族”，但绝不是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要利用政治手段通过官修谱牒的形式来极力提高自己的地位，强行将自己定为士族，这在后文会详细谈到。

三、李唐氏族

成书于唐宪宗时期的《元和郡县图志》在赵州昭庆县条下记载了李渊玄祖李熙、曾祖李天赐的陵墓的位置以及规模。现在的河北省隆平县还保存有一块刻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的光业寺碑。碑文提到了李唐先祖上尊号的情况，并且有“维王桑梓，永际城池”之词。昭庆县原属巨鹿郡，与赵郡李氏所居的常山郡毗邻，既然这里是李唐先祖的“桑梓”，又是归葬之地，那么李唐皇室和赵郡李氏有什么联系呢？陈寅恪先生最先发现这个问题，并通过论证得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的结论。

正史中所见李唐一贯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且以西凉李暠的嫡裔自居，陈先生此说可谓发千古之覆。但此说提出后，也遭到了较大的质疑。质疑之一为，如果李唐出自赵郡，为何赵郡李氏对此无动于衷，例如《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赵郡李吉甫都未提出过类似于陈先生的疑问？而反过来，为何唐太宗也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质疑之二为，陈先生的证据之一是宇文泰曾下令功臣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重撰谱录，故李唐虽出自赵郡但改为陇西（李虎就曾由赵郡公改为陇西郡公），但为何入唐以后许多氏族都改回原望，而李唐不改？

对于质疑一，我无力回答，只能就质疑二说说我个人的体会。质疑二实际上是岑仲勉先生提出的。岑先生的原话是：“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至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爱于陇西而坚持不改？陈氏之说，殊未可信。”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岑先生似乎并没有读懂陈先生的论证。陈先生证明了改入关的迁洛胡人河南郡望为京兆和改有功汉将为关内郡望并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有时间上的差别。岑先生却没有注意这一点。李唐不改回赵郡，我认为根源还是在于“关中本位政策”。李唐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之一，属于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关陇集团作为政治的主导势力，李唐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脱离它而回归疏远已久的山东士族。如果它这样做，无异于它自动放弃权力。

四、卖婚、禁卖婚与禁婚

经过隋末的大乱，以往煊赫无比的山东士族大多未能免于贫贱，但它们毕竟都是有数百年历史、声望的大族，所以此时他们的“名”还是“著于州闾”的。前面说到“尚婚娅”是山东士族的“风格”之一，在它们的政治特权丧失之后，这一风格似乎更加凸显。因为对于很多士族来说，士族之间的婚媾是炫耀其高贵血统的唯一途径。同时，士族们又自矜门第，在婚媾过程中大索聘礼财货，因而山东士族间竟成“卖婚”这一风俗。

“卖婚”中的开支从北齐封述的例子中似乎可以窥见一斑。封述出身的渤海封氏是北朝后期的地位仅次于四姓的大族之一。封述的一个儿子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快完婚时，封述忽然反悔不给。他的另一个儿子娶范阳卢氏女，卢氏的索取更在陇西李氏之上，封述竟跑到官府诉苦，说送给卢氏骡子，卢氏嫌其脚跛；送田，卢氏嫌田薄；送铜器呢卢氏又说太古废。这个故事固然是讥讽封述的吝啬，但从侧面可以反映士族高门对聘礼的挑剔。家族数代显官，并且“厚积财产”的封述都如此不堪，那些“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的士族就更不用说了。

在门阀观念浓重的初唐，山东士族的门第对于新进的贵族们来说依旧有着十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想方设法与山东士族联姻，进一步抬高了山东士族的身价。唐太宗对此十分不满，贞观八年（634年），他下令修《氏族志》。成书后，山东士族被“例降一等”。贞观十六年（642年），他下《禁卖婚诏》，直斥这种“多纳货贿，有如贩鬻”的婚姻为“有乖德义之风”的“齐韩旧俗”，明令禁止之。

唐太宗采取的强制措施作用似乎并不大，魏征、房玄龄、李绩这些勋臣们依旧热衷于山东婚姻，一些山东旧门因而得以“旧望不减”。到了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山东士族遭到了来自官方的第二次打击。在出身寒门的宰相、武则天的羽翼李义府的策划主持下，唐高宗下令重修氏族志，命名为《姓氏录》，并且下禁婚诏，“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表面上看，对禁婚诏提到的“七姓十家”的婚姻限制进一步加强。然而，实际情况和前次一样，结果是事与愿违。山东士族数百年建立起来的社会地位不是一次两次政治上的压制就可动摇的。这些被禁婚的家族往往以“禁婚家”自称，这个“皇封”的筹码无疑更加加重了它们的份量。

五、《氏族志》与《姓氏录》

站在关陇集团的立场上，一贯表现宽容的唐太宗也不能容忍山东士族的自大。贞观六年（632年），他对宰相房玄龄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唐太宗的这个讲话，首先可能引发了一场刊定姓氏的运动。有学者认为在这个运动以失败告终后，唐太宗才下定决心修《氏族志》。参与修订《氏族志》的官员主要有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四人。这样安排人选可能是经过考虑的。高士廉出身山东士族，且和关陇集团联姻；韦挺出自关中郡姓；岑文本是江左士人；而令狐德棻出自敦煌令狐氏，是河西的冠族，每个人似乎代表了他所在的地域。他们的门阀观念浓重而且传统，但传统的门阀观念正是唐太宗所希望改变的，所以《氏族志》的初稿令唐太宗很不满。在这个初稿中，出身四姓之一的黄门侍郎崔民干被定为第一等，而关陇集团的地位并未被突出。唐太宗对初稿和山东士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唐太宗的“崇重今朝冠冕”思想的指导下，高士廉等重修《氏族志》，贞观十二年（638年）修成。这个最终定稿以皇室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初稿中的第一等崔民干被降至第三等，其余山东士族也“例降一等”。

《氏族志》最大的特色就是“崇重今朝冠冕”，抑制山东士族。它可视为是关陇集团用政治手段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步骤之一，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它的作用不太明显。所以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又不得不下《禁卖婚诏》进一步限制山东士族间的婚媾。

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可以知道，黄门侍郎崔民干出自博陵崔氏第二房崔挺一支。崔挺在北魏担任过中书侍郎，他的子孙的在北魏末年徙入关中，在西魏、北周、隋、初唐代有显官，如崔孝芬、崔猷、崔仲方、崔敦礼等等。毛汉光先生认为《氏族志》初稿将崔民干列为第一等，实际上是由于崔民干兼具山东士族、关陇集团的双重身份。而邓文宽先生也认为崔民干作为黄门侍郎，自属“今朝冠冕”，故定稿后仍列为第三等。

然而，时过境迁，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武氏成为了皇后，关陇集团的勋贵们在“废后立武”政治斗争后凋零殆尽，而支持武氏的官员们因而成了政坛的主导。这个时候，贞观《氏族志》显然不再符合满足新贵们的要求。武氏的羽翼、出身江左二流士族的宰相许敬宗以《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提出重修。武氏的另一个心腹、寒门出身的李义府在骤贵后曾与赵郡李氏合谱，但当他被出为普州刺史的同时，竟被赵郡李氏踢出来。李义府深以此事为羞辱，故而也附和许敬宗之议。显庆四年（659年）六月，唐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李义府收天下《氏族志》尽焚之。《姓氏录》本是针对武氏和寒素新贵而定的，所以它比《氏族志》更加“崇重今朝冠冕”。《姓氏录》的指导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这样一来，连以军功至位五品以上的军卒们都成了士族。

李义府曾求山东婚姻而不得，于是紧接着《姓氏录》的修成，劝高宗对五姓七望十家四十四子实行禁婚。这时候高宗苦于头风，政事大多由武氏裁决，故李义府的提议当然被采纳。禁婚在上一节已经提到。唐高宗颁布的《禁婚诏》本意在限制山东士族及陇西李氏，但代宗时人李华撰写的《唐赠太子少师崔公神道碑》中竟将禁婚诏称为“斯可谓美宗族人物而表冠冕矣！”如此评语，可谓讽刺！

六、陇西李氏——唐官方确立的第一门第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据有敦煌的西凉后裔陇西李宝内附于魏。这个事件对西北局势影响甚大，北魏得以深入西域，陇西李氏也因此成为北魏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太和二十年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虽未能入选，且有“驼李”之讥，但是它和四姓一样，都成了皇室的姻亲。并且孝文帝时期 ，陇西李冲是有名的“当朝贵重”，权势非四姓可比。《新唐书高俭传》称“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宝等为冠”和《禁婚诏》以陇西李宝为禁婚家之首可能说明了太和前后陇西李氏的特殊地位。但李冲之后至齐周，陇西李氏基本上再没有李冲这样的人物。毛汉光先生认为这个时期陇西李氏的社会地位是不及崔、卢的。

李唐皇室自称出于陇西，贞观《氏族志》将皇族列为第一等，陇西李氏的地位无疑一下被提升起来。著作郎贾至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撰成的《百家类例》则更是明确的以陇西李氏为第一。就官方地位而言，北朝时候的四姓要高于陇西李氏，但在唐朝，特别是中唐以后，陇西李氏则要高于四姓。

这个官方地位应有一定的影响，陇西李氏门第第一的说法，在一些记载中可以得到印证。武周时人袁谊为苏州刺史，宰相张文瓘的儿子张沛任州司马，张沛向袁谊介绍新上任的州长史李亶时说：“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亶，天下甲门。”结果遭到袁谊的反驳（见《旧唐书文苑传上》）。唐肃宗时的宰相李揆出自陇西李氏姑臧大房，人很有风度，并且善于奏对，唐肃宗称赞他“卿门第、人物、文学皆当世第一，信朝廷羽乎！”（见《新唐书李揆传》）。还有李肇的《唐国史补》称酒泉公李义琰（也是出自陇西李氏姑臧大房）的侄孙李稹“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稹而不衔。”

然而，以上的例子并不能说明陇西李氏在士族阶层中的实际地位。前面提到的袁谊是这样反驳张沛关于“陇西李亶，天下甲门”的说法的：“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瞩，始可称举，老夫是也！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禄利；作时柱石，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袁谊出自南朝侨姓大族，数代历官显赫，其祖袁朗尝“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族”，连侨姓第一高门琅琊王氏亦遭其鄙视。袁谊这番批评所体现的门第观念和袁朗是一脉相承的——尚人物尚家风。这似乎可以视为南朝旧士族对陇西李氏这一官方地位的不认同。如果论人物，有唐一代，陇西李氏姑臧大房未必比得过博陵崔氏第二房。这在后文会提到。

七、博崔赵李

东魏北齐时人清河崔甗曾对范阳卢元明说：“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以致权臣博陵崔暹闻而衔之。这句话固然有自夸的成分，但从北朝的实际情况来看，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可能均不在四姓之内（也有人认为四姓指姓非指望）。博陵崔氏在当时被称为“东崔”，高阳王元雍曾欲纳博陵崔显女为妃，宣武帝以博陵崔氏“地望寒劣”而不许。赵郡李氏的情况稍好，因太和以前“人物犹多”而进入五姓，但在太和至东魏这段时期中也明显不如太武帝至孝文帝这段时期显赫，再也没有出过类似于李孝伯一类的重臣。东魏时赵郡李浑曾举行宴会，席间颇酣畅喧哗，但是清河崔甗一到，竟无人敢再说话。可见崔甗在当时士族的心理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反观清河崔氏，太武帝时期的重臣崔浩，权倾一时。国史狱后，崔浩一支虽然遭到打击，但另一支兴起于青齐，并一跃成为太和时期的四姓之一。另外，清河崔氏的家学一直是为人称道的，孝文帝至孝明帝时期的名臣清河崔亮之从弟崔光韶临终前对子孙们说：“吾平生素业，足以遗汝，官阀亦何足言！”而崔甗本人也是“胸中贮千卷书”。由此可以知道博崔赵李为崔甗所不齿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王仲荤先生提出的北朝“崔氏博陵不如清河，李氏赵郡不如陇西”的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应是正确的。

这个情况到了唐代则完全反过来了。博陵崔挺在魏末西入关中的崔孝芬一支的后人崔民干在唐初一度被认为是门第第一（见《氏族志》与《姓氏录》一节），即使在山东士族普遍遭到压制的情况下，这一支依然紧随着皇室和外戚，被列为第三等，居于其余士族之首。据毛汉光先生统计唐代的博陵崔氏有宰相16位，仅次于河东裴氏和赵郡李氏的17位，与京兆韦氏并列。河东裴氏和京兆韦氏都是关中郡姓，在唐初的属于关陇集团；科举考试兴盛以后，他们由于靠近京畿亦占有便利条件。在周齐时期尚被人讥讽的博崔赵李能与之并列，确实算是大的翻身。其中博陵崔氏又以第二房人物最盛，共有宰相5人，这一房的崔楷一支，至晚唐“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见《新唐书崔珙传》）。赵郡李氏中西祖、东祖、南祖三房均有人物，西祖以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一支最为有名；东祖有李峤、李绛、李珏三相；南祖虽有一部分是后来合谱的，但人物为冠于三祖，宰相有李敬玄、李日知、李藩、李固言、李绅五人。尤其是唐宪宗元和时期赵郡李氏三祖各出宰相一人，有名于同时，当时以为盛事。以上的这些数字，都是唐代的清河崔氏甚至于陇西李氏比不上的（清河崔氏陇西李氏宰相均为12人，其中陇西李氏姑臧大房为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