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平四贤

刘水弟 文\摄

南平有一条街，叫"四贤街”，还有一个广场，叫“四贤广场”，都是为纪念宋代理学名家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而命名的。杨、罗、李、朱均为宋代南平（古称称“延平”）理学名家，因此世有"延平四贤"之称。

杨时（1053—1135年），生于南剑州（今南平），北宋学者。1093年与游酢到洛阳拜程颐为师，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杨时在高宗时为工部侍郎，后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晚年隐居龟山（今将乐），人称龟山先生。绍兴5年（1135年）卒于将乐，终年83岁。其作品有《龟山集》等。

罗从彦（1072—1135年），北宋学者，系南平东坑罗源村人。他拜学于杨时，毕生致力于理学研究。他筑室于山中，体检天地万物之理，常聚于九峰山育德泉讲道，世人称豫章先生，其代表作有《遵尧集》。

李 侗（1193—1163年），南宋学者，南平炉下人。李侗24岁从学于罗从彦，一心追求儒学真谛，数年后，尽得罗氏所传，后屏居山田，结茅水竹间，谢绝世故，一生不为官。隆兴元年（1163年），应福唐守汪应辰之邀，赴福唐讲学，不幸病逝于府治之馆，时年71岁。后归葬于炉下瓦口村。有《延平问答》传世。

朱 熹（1130—1200年），南宋理学家。别称紫阳先生，祖籍江西婺源。朱熹生于南剑州尤溪县毓秀峰下，以闽籍豋绍兴18年进士，任同安主簿。朱熹之父朱松乃李侗学友。他要求朱熹向李侗拜师学习。绍兴23年，朱熹从同安回到南平，遵父命投学于李侗门下，尽得李侗真传。而后，朱熹在江西白鹿洞书院、武夷精舍、建阳考亭书院等地著书、讲学，成为世人景仰的理学大师。其代表作有《四书集注》等。

杨、罗、李、朱延平四贤上传程氏（程颐）理学精髓，下创闽学大成。他们师徒传承，集儒理学之大家，被视为上接孔孟，下传万世，继往开来的宗师人物。他们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南平人民为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有这样一些有影响的名人大家而自豪。因此 ，以街道、广场为他们命名、塑像，以表达对先贤的景仰和爱戴，并激励后人学习先贤，弘扬传统美德，使家乡更文明更美好。

《延平答问》。根据查询相关信息显示，熹父松，宣和中官闽，生熹于延平（今福建南平市）。朱熹为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阐发儒家思想中的“仁”和《大学》、《中庸》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二程(程颢、程颐）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后世并称程朱。《延平答问》一卷、《附录》一卷，中国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撰。

朱熹（1130～1200）

中国南宋思想家。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生平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哲学思想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②理是事物的规律。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是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知轻行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有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美学思想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对美与艺术的理论。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的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补充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诗人、哲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学识渊博，对经学 、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词结有《晦庵词》。

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二三月间，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及附近地区大败明军4路进攻的重要反击战，是明与后金辽东战争中的战略决战。

万历四十六年，抚顺、清河城、东州、马根丹等城堡相继失守，朝野震动。明廷遂调集兵将向后金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四十七年二月，各路兵马先后抵达辽东，计有88万余人，加上叶赫军一部与陈兵鸭绿江的朝鲜军队13万余人，共约11万人，号称47万。明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共同商定方略：以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为目标，分进合击，4路会攻，企图一举歼敌。具体部署为：总兵马林率所部及叶赫兵共约15万人，出开原(今属辽宁)经三岔儿堡(今辽宁抚顺市北)，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称北路军；总兵杜松率兵约3万人担任主攻，由沈阳(今属辽宁)出抚顺关(今辽宁抚顺东)入苏子河谷，由西面进攻，称西路军；总兵李如柏率兵约25万人，经清河堡(今辽宁本溪县北清河城)、鸦鹘关(今辽宁新宾西南三道关)，由西南面进攻，称南路军；总兵刘綖率兵1万余，会合朝鲜军队共约2万余人，经宽甸(今属辽宁)沿董家江(今吉林浑江)北上，由东南面进攻，称东路军。另有机动部队保障后方交通。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原拟二十一日出兵，十六日天降大雪，复改为二十五日。同时，限令明军4路兵马于三月初二日会攻赫图阿拉。杨镐自以为大军会攻，胜利在握，在出师前的二十四日，竟愚蠢至极，派人向后金下战书。无异于将进军日期通知敌方。努尔哈赤多次攻明得手，判定明军必有大举，早已加紧攻防准备。努尔哈赤得到明军分路来攻的消息之后，准确判断杜松等为主力，遂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据此，他将10万兵力集结于赫图阿拉附近，准备迎战。这次战役大致经过3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萨尔浒、吉林崖一带作战。西路军于二月二十九日，出抚顺关急进，三月初一抵达萨尔浒。杜松分所部为二，以主力驻扎萨尔浒山，自率万人渡河进攻吉林崖。时吉林崖只有数百名后金兵防守，地势险峻，设施坚固。杜松率队数攻不下。努尔哈赤急命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等率2旗兵增援吉林崖；自己亲率6旗兵约45万人进攻萨尔浒一带杜松军主力。三月二日，两军在萨尔浒交战。至午时，天色阴晦、咫尺难辨。明军以火把照明，进行炮击，但杀伤甚微。后金兵则利用明军的火把，由暗击明，集矢而射，多数命中。努尔哈赤趁机以优势兵力发动强攻，并在大雾掩护下，越过堑壕，拔掉栅栏，攻入明军营垒。杜松军主力死伤甚众，无力反击，四散溃败，萨尔浒大营瓦解。正在吉林崖作战的明军，闻大营已失，军心动摇。杜松督队力战，被后金兵团团围困，最后中矢，落马而死。部将王宣、赵梦麟等相继阵亡，士卒死亡1万余人。明军西路主力被歼，南北两路形孤势单，处境极为不利。

第二阶段，在尚间崖、斐芬山一带的作战。努尔哈赤歼灭西路军，转兵北上，集中力量对付北路军。北路马林军于三月二日夜，抵达尚间崖(今辽宁抚顺县哈达附近)一带，闻杜松败亡，不敢前进，将部队分驻3处：一部西向进驻斡珲鄂谟(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一部趋东南，扎营斐芬山；自率主力驻尚间崖，命军环营挖掘3层壕沟，置火器于壕外，以骑兵继后，作就地防御。三日晨，努尔哈赤集合兵力直向尚间崖逼来。他根据马林军分扎三地的特点，分兵两路：一由四贝勒皇太极率领，直冲斡珲鄂谟；一由自己亲率主力，由大贝勒代善为先锋直逼尚间崖。当天双方接战。后金先在尚间崖击败马林主力，继而在斐芬山全歼该地明军。北路军至此全军履没。

第三阶段，在阿布达里冈、富察一带作战。刘綖所率领的东路军，于二月二十五日，由宽甸出发。由于沿途山路崎岖，加之努尔哈赤在沿途设置三道路障，分兵阻险，进军十分艰难。直到三月初四日，才进至富察(今辽宁宽甸东北)一带。因不知西路、北路失利，刘綖仍按原定计划行进。努尔哈赤击败北路马林军以后，立即移兵南下。一面令主力在阿布达里冈(赫图阿拉南)设伏以待；一面诈称杜松军已逼近赫图阿拉，要刘綖速进，以诱其入伏。刘綖不明虚实，当即下令轻装急进，于三月五日到达阿布达里冈。后金伏兵突然而起，刘綖中箭身亡，部队大部被歼。余者撤至富察，又遭到努尔哈赤挥兵扑灭。 南路军从三月一日出鸦鹘关，迟迟不进，逗留观望。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对3路明军未作任何策应。及杜松、马林两路战败，他才慌忙调李如柏回师。李如柏回撤途中自相践踏，死伤千人。明朝l0余万大军终以惨败告终。

此战，努尔哈赤充分显示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作战中集中兵力，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少有大志

朱熹出身于儒学世家，他的父亲朱松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宋史》本传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上何物’？”这个传说，说明朱熹自幼就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人。由于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儒生，他对儿子的要求自然是按照儒家学做圣贤的目标去实行。据《朱子年谱》中记载，朱熹在10岁时就“厉志圣贤之学”，每天如痴如迷地攻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从此，便立志要做圣人。以后他又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连环巧问

朱熹自幼受教于父，聪明过人，想象力强。四岁时，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问：“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说：“附于天？”朱熹又追问道：“天何所附？”一席话问的朱松惊讶不已。

为官正直，体察民情

公元1167年秋天，福建崇安发生大水灾，朝廷派他前往视察灾情，他曾遍访于崇安各山谷之间。在视察中，朱熹发现“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难与图事”（《文集》卷10）。他说：“若此学不明，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同上）。由于灾情严重，粮食无收，地方官不认真救济，到次年青黄不接之时，就在崇安发生了饥民暴动。这时，朱熹与知县诸葛廷瑞共同发起，要求地方豪富，用藏粟赈救饥民，他又请求朝廷以“六百斛赈济”，这才平息了饥民的暴动。由此，朱熹便想出了建立“社仓”的办法，并建议朝廷广为推行，作为解决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的口粮问题的机构。他规定“社仓”的任务，是在青黄不接之时贷谷给农民，一般取息20%，这就可以不向豪民高利贷粮，若发生小饥，息利可以减半，若发生大饥、则可免除利息。当然设立社仓的最大好处可以防止农民暴动。为此，朱熹于公元1171年在其家乡首创“五夫社仓”，作为试点，并上疏朝廷，建议按其办法在全国范围推行。由于此法对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不利，因而未能广为推行，只有极少地方，如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实行了这个措施。

鹅湖论学

在南宋的理学家之中，陆九渊也是名气很大的人物。陆九渊与朱熹同时，小于朱熹9岁。二人在治学目标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认识途径却大不相同。从哲学观点上讲，朱、陆两家是南宋时期唯心主义理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由于观点不同，两家在学术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辩。朱陆二人的辩论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的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为了调和朱陆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学者吕祖谦发起，邀请了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县境内） ，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为学之方”。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5年过后（1180年），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请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二人一见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现了互相仰慕之情。朱熹不仅接受了陆的请求，同时还邀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也欣然同意，他的题目是讲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深受感动，给师生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事的态度上都具有宽豁大度的君子之风。

朱张会讲

张颍字敬夫，师从胡宏，学有专长，自成一派，号称湖湘学派，朱熹对他早有敬仰之心。朱熹和张蚪行了一次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最著名的会讲――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之先河。两人的讨论从太极之理上展开并最终趋于一致。朱、张会讲于岳麓书院，从各地赶来听者达数千人。在岳麓书院讲堂，朱熹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后被书院奉为校训。在经过两个月的岳麓讲学后，朱熹在张虻呐阃下游南岳衡山。在一路的游览中，眼前的无边风景，不时牵动他们的诗兴，他们一边游览一边唱酬。几天里，他们共得诗一百四十九篇，合编为《南岳唱酬集》。下了衡山，从岳宫到槠州一百八十里，朱熹和张蚓突褂姓议的问题进行了临别前的讨论。两人朝夕在船中，讨论《中庸》之义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朱熹与张蚍质趾螅携弟子范念德、林择之东归，一路轮流更换唱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

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朱熹和郑樵

南宋朱熹年轻时，从建阳到泉州同安县赴任，路经莆田时，于夹T草堂见到了郑樵。年过五旬的郑樵对他以礼相待。席间，桌上只有一碟姜、一碟盐巴，朱熹的书僮看到心中暗暗不乐。朱熹取出一部手稿，请郑樵过目指正。郑樵恭敬地接过，放在桌上。接着，他燃起一炷香，室内顿时异香扑鼻。这时，恰好窗外吹来一阵山风，把手稿一页一页地掀开。郑樵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像被清风吹醉一般。等到风过去后，他才慢慢地转过身子，把手稿还给了朱熹。两人促膝而谈，一连谈了三天三夜、朱熹十分高兴，特地写了一幅对联表示感谢。联句是：云i会梧竹，山斗盛文章。

朱熹离开草堂后，步行到前次下马的地方上马。他的书僮不满地说：“这个老头子算什么贤人？他对相公太无礼了。无酒无肴，只有一碟姜一碟盐，亏他做得出来。”朱熹说：“那盐不是海里才有的吗？那姜不是山里才有的吗？尽山尽海，是行大礼啊！”

书僮：“相公的手稿，他连看都不看……”朱熹：“你没看到吗？我送他手稿时，他特地燃起一炷香，这是很尊重我啊;风吹开稿页那阵子，他把稿子看完了。他跟我谈了不少好意见，还能把手稿里的原句背出来，令人钦佩。”书僮：“相公老远跑来见他。可今天离开时，他送都不送一程。”

朱熹说：“他送到草堂门口，就已尽礼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做学问的人，每分钟时间都很宝贵啊。”

正说着，前面草丛里突然哗啦一声，一只五色雉鸟从头顶飞过。两人不由得回过头来，却见郑樵还站在远处的草堂门口前，保持原先送客的姿态，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朱熹笑着说：“你看，他还在门口站着，送客不忘读书，真是个贤人啊。”

追索其诗

朱熹有足疾，曾有一个江湖郎中来为他治疗。针灸以后，老夫子感到腿脚轻便了不少。朱十分高兴，重金酬谢的同时，还送给这个道人一首诗：“好多年走路靠一根瘦竹撑动，想不到针灸还真有神奇之功。扔开拐杖出门儿童看了发笑，这难道就是从前匍匐而行的老翁？”道人拿了朱熹手书的诗章，就离去了。没几天，朱熹足疾重新发作，且比没针灸前更厉害了。急忙派人去追寻道人，已不知道逃到那里去了。朱叹息道：“我不是想惩罚他，只是想追回赠的那首诗，唯恐他拿去招摇撞骗，误了别人的治疗。”

是南宋理学家朱熹曾所撰他曾长时间在泉州居住讲学。

南宋理学家朱熹曾长期在泉州居住、讲学。泉州开元寺石柱上悬挂的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就是他所撰。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

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历史上号称

“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泉州

泉州以“刺桐”之名崛起

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

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

五步一寺，十步一庙

走进开元寺

石柱上的对联奔来眼底：

“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这是南宋理学大师

朱熹所撰

他曾长时间在泉州

居住、讲学

对联的书写者

随处体认天理：中国明代湛若水的心学主旨、格物说，大意是说“人即使在不同的环境中也要体会、实践自己心中的天理”。“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天理”取自南宋理学家李侗之说，“随处”是修正其老师陈白沙的“静坐”说所得。

“随处”，湛甘泉解释说：“吾之所谓随处云者，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湛若水指出：“吾所谓体认者，非分已发未发，未分动静。所谓随处体认天理者，随已发未发，随动随静，盖动静皆吾心之本体，体用一原故也。”

“体认”是“至”、“实践”的意思，一指感悟、认识天理，二指是自己的行为合乎天理。人心之理与万物之理是相通的，在甘泉心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人心”对“天理”的体认是自然的，人这个小生命对宇宙大生命的体认是自然的。

“天理”有两层意思。一指总的自然法则，即“自然之理”。《庄子·天运》中说到：“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以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二指“仁、义、礼、智”的总和，即“德性之理”。王阳明的“致良知”追求的是德性之理，而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所讲的“天理”虽然追求的主要也是德性之理，不过也包括自然之理。

宋明时期，我国东南地区出现了一批研究、倡导、宣传并发展二程（程颖、程颐）理学的学者，经过数代师、弟长期艰苦努力，终于在学术上形成了有别于濂、洛、关学的独立学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闽学”。在这一学派中，最著名的是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即史称“闽学四贤”。

四贤当中，先师杨时以程门立雪求道被传为千古佳话。而其中成就最大的朱熹则是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对后世学者有着巨大的影响。四贤中的李侗虽一生穷困潦倒，但因为朱熹乃出其门下，知道的人也不少。唯有罗从彦，除了在学术界，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罗从彦，据《沙县志》载：“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剑，因家剑浦（即今南平市），后徙沙县。”但据《闽沙罗氏族谱》载，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罗周文出任沙县尉，居城西罗家巷，成为罗姓迁沙始祖，罗从彦为罗周文的第十二世孙。《沙县志》卷十二载：“先生所居即在洞天岩（洞天岩系沙县城西五里处一胜景）之麓，至郡寇（诬指明正统十三年邓茂七起义）乱后，罗氏始，废其所游息。”罗从彦闻“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及时为萧山令，遂徒步往学焉。”学了几天，“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杨时也十分器重罗从彦，认为“惟从彦可与言道”。杨时一生仕途顺利，从知县一直做到龙图阁直学士，晚年隐居龟山，故称龟山先生。罗从彦则一生坎坷，到61岁时方得了个“特科进士”的头衔，到广东惠州博罗县任了个主薄的小官。官满后，回家途中逝于汀州（一说死于任上），享年64岁。虽然一百多年后得了“文质”的谥号,然而死时却因儿子敦叙早殁，连灵柩都运不回来，若干年后才由他的学生李侗运回。朱熹对罗从彦评价甚高，认为“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然而，作为闽学发展中的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长期以来，他的言行“多湮没而无闻”（《宋元学案豫章学案》黄宗羲语）。为了弄清闽学的性质和发展过程，不能不重视罗从彦思想的研究。这里，先谈谈罗从彦在闽学中的地位。

闽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二个阶段，首先是由杨时、罗从彦、李侗到朱熹的早期闽学阶段。其次是朱熹及其门人的闽学发展阶段，即闽学的成熟、分化阶段。关于这一点，明代学者欧阳佑曾说“自龟山载道而归也，程师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成继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扬其波耶？幸有豫章罗先生，受业龟山之门，独得不传之秘。故自有先生之学，一传而为李延平，再传而为朱晦庵，由是海滨邹鲁，于斯盛哉！（《重刊罗先生文集序》），不难看出，罗从彦是闽学发展第一阶段的关键人物。他在杨时一千余名学生中“独得不传之秘”。黄宗羲也说，罗从彦在杨时的学生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按语）“最无气焰”的人成了闽学的奠基人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比较自觉地反映和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从而使闽学更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罗从彦的主要活动年代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他经历了靖康之难和宋廷南迁的历史巨变。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历史性反思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时代。罗从彦比杨时门下千余名学生高明之处，在于他比较明确地认识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史书记载,罗从彦“严毅清苦，笃志求道”（《宋史》本传）。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锤炼出来的特殊性格。是进行历史反思的需要，也是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就是说，他是为回答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而求学问道。 那么，罗从彦在闽学发展过程起得了哪些作用呢？

（1）他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学，就是说，他把闽学建立在时代需要的基础上。他着重发挥二程提倡的“圣人之道”，建立了早期闽学中以抨击封建政治弊端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论体系。他和杨时、李侗都没有放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和对微、钦两朝的击。正因为这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早期闽学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

（2）在道德观方面，他接受了洛学重道理教化的观点，但是，他针对当时政治腐败的严重状况，着重强调在上位者进行道德修养和严格要求自己的必要性。他和早期闽学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坚决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他为适应民族斗争的需要，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廉耻等道德风尚，表现了早期闽学较强的民族精神。

（3）他在修养论上强调“以主静为宗”。这种修养论由杨时首倡,罗从彦又传授给李侗，李侗“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诣诀”（《李延平集》卷三）“以主静为宗”的修养论经过罗从彦的发挥和传授，构成了早期闽学追求“静养”境界的特征。

封建社会是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这种社会环境不仅深刻地影响思想家的性格，也深刻地影响到某种学说的命运。罗从彦所谓“圣人之道”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并行不通。到头来，他也不得不感慨系之“颠倒一生浑是梦，寻思百计不如闲。”这个早年不惜变卖田产，裹粮步行千里“笃志求道”的、燃烧着火一般热情的志士，到晚年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筑室罗浮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宋史》本传）。封建社会本身存在的那种激烈对抗的矛盾既会铸造出“严毅清苦，笃志求道”的早年的那种罗从彦，又会铸造出潦倒失意、终日静坐、与民众隔绝、冷漠得可怕的晚年的罗从彦，罗从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他的思想和性格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产物。这也多少反映出闽学的二重性：闽学中有一些适应时代需要、能够帮助人们进行历史反思的内容，也有一些对民众冷漠、与民众隔绝的内容。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罗从彦思想和性格的二重性以及闽学的二重性中去估价罗从彦在闽学发展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