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姓氏不是满族。鲍姓是中国姓氏之一，起源有多种，例如源于鲜卑族、蒙古族、满族、景颇族、佤族等。也有满族姓氏，如瓜尔佳氏，后有改姓为鲍者。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建议查阅文献资料获取更准确的信息。

祠堂，在家谱中尚有宗庙、宗祠、家庙、宗堂、享堂、神坛、祠宇等名称，是朝拜祖先、家族议事的场所，在家族中居于非常神圣的地位。祠堂也是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家谱中居重要位置。� 家谱中的祠堂内容由图、文两部分组成，图主文辅，文字注释祠堂图画。� 祠堂图大多为建筑式样、框架结构图案，也有的称祠堂山水图，不仅将祠堂图样，而且将祠堂周围的住房、山水形貌也勾画在图内，使人对整个祠堂全貌一目了然。有的祠堂图还将祠堂祭器、祖先牌位次序勾画在图内。就祠堂所辖范围来说，多为一家族的祠堂，有家族总祠图，有支祠图。通谱、统谱中的祠堂图，则是涵盖全省乃至跨几个省区的一个大家族的合祠图、统祠图。 一、简介祠堂位置、建筑。� 如《(浙江嘉善)香湖丁氏家乘》(乾隆三年)"丁公祠"后释文："丁公祠一所，在南号圩之南汀，去住宅东南仅一里许。向南厅犹五三公所建，后德昭公、德威公以父荐举海鹤公孝义起家，奉主于中厅，专祀之。而邑侯夙感海鹤公好义，又嘉诸子之孝，因赐邑丁公祠匾云。"又如《(湖南湘潭)中湘宾氏五修族谱》(民国37年)《重修祠堂记》，揭示原祠堂因历年既久，岌岌欲坠，乃于嘉庆"五年春，遂倡捐资，鸠工营葺，自携饮食，朝夕督课，其基赴则较前稍上数步，其经制则经十四丈，横八丈，中为正寝，奉始祖考妣神主居之；中之左偏，奉累代昭祖考妣神主居之；中之右偏，奉累代穆祖考妣神主居之。前为回廊、为疏楼。推祀祖之意，以祀神，则前之左为文昌帝君祠，前之右为关圣大帝祠。推祖宗之意，以联系姓之欢，则于后建倒厅一，横厅二，以为燕集之处"。将整个祠堂祖先牌位及各厅室位置作了全面介绍。二、论述设立祠堂以及祠堂著二、祠堂的布局。� 明清时期，民间祠堂大都根据朱熹《家礼祠堂》的设计来进行布局。祠堂大殿正中设一正龛，左右两边相对各设一配龛。所谓"龛"，本是附着在墙上的小殿阁，祖先的神主牌位摆在阁中，前面用帷幕掩饰，后来简化成一种特制的巨大的长方形木桌，将神主放在桌上。所谓神主，就是一种嵌在木座上的长方形小木牌，有的白底黑字，有的红底黄字，上面写着某某祖先名讳、生卒年月，原配继配氏姓，子、孙、曾孙名字，每一对祖先(夫妇)一块。正龛放的神主是本家族始祖，左右两边按左昭右穆次序，摆放家族现在的最长辈算起的祢、祖、曾祖、高祖四世的神主。超过四世的则将神主迁到配龛上去，而始祖是不迁的，永居正龛中间。这也就是明清时期民间理解的"百世不迁"和"五世则迁"。� 这类独立于居室之外的祠堂，其中轴线上的一般布局为：大门-享堂-寝堂。享堂也称祭堂，是拜祭祖先神主、举行祭祀仪式及族众团聚之所；寝堂为安放祖先神主之所。一些名宦世家，在祠前还建有照壁或牌楼，雕梁画栋，煞是壮观。歙县棠樾鲍氏因孝悌而闻名乡里，其祠堂位于村口，在祠前道路上建有皇帝恩赐匾额的七座石牌坊及一座方亭，两旁配植桃花，其优美的环境和雄壮的气氛为民间所罕见。� 三、祠堂的功能。� 祠堂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祭祖。祠堂既然是祖先神灵聚居之地，自然也是全族祭祀祖先的场所。家谱祠堂礼仪中规定：每年春秋祭祀，全族聚集祠堂，由族长或宗子主持，作礼设祭。清明扫墓时，一般先到祠堂祭神主，然后到各房各家的墓地祭扫。有的家族还规定，每逢朔望，都开祠设祭，祠堂活动比较频繁。�于谱的重要性。

鲍家花园位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境内，坐落在举世无双的棠樾牌坊群边。

徽州这地方，有山有水，文化底蕴深厚。徽派文化伴随着徽商的鼎盛而得到长足发展。侗商中多儒商，他们在外经营之暇，亦喜舞文弄墨，调养花草，于琴棋书画和园艺之道颇有修养。作为徽商的杰出代表的鲍氏家族，除了花费大量钱财修祠建坊，还从各地搜集各种流派盆景花木，精心养殖于鲍氏花园之中，由此极一时之盛，蔚成大观。鲍家花园在历是一座的江南私家林园，与苏州的掘政园、留园、狮子林和无锡的蠡园、梅园齐名；与棠樾牌坊群、鲍氏宗祠珠联璧合，形成具有浓郁的徽文化特色的旅游风景区。 鲍家花园原为清代鲍启运家的后花园。作为官商的鲍启运，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和较高的审美情趣，他所创建的鲍家花园徽州文化教育氛围极为极为浓厚，新建的鲍家花园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展了这一特色。鲍家花园毁于清末战乱。

重新修复的鲍家花园尊重原作的徽派建筑风格，融山、水、石、林、青砖小径、风雨长廊、亭台楼榭、徽派盆景于一身，却“师古而不泥古”，兼收扬州、苏州等东南私家林园之所长，并容岭南、两湖等名家盆景之所优，广纳各方花草滕树之名贵，赋予其更加符合现今人休闲度假、旅游观光的新时代内容。

遍建祠堂——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

徽州由于高台域垒式、丛山环峙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由北方和各地陆续徒入的众多氏族在“程朱阙里”之地受到朱子理学的充分浸润和熏陶，对封建宗法的重视和强化都不遗余力。自从明代嘉靖十五年夏言奏请乞诏天下臣民可立祠祭祖之后，徽州各宗族即兴起了大建祠堂的祭祖之风。弘治《徽州府志》载当时徽州建有祠堂15座，到嘉靖《徽州府志》卷二一《宫室》中即扩充到有祠堂213座。在明弘治间尚无祠堂记载的徽州祁门县，嘉靖间已载有祠堂31座，到明万历间，祁门的祠堂已是“堂室家有之，不可胜载”了。仅县志就登录了祠堂56座。在徽州被称为“天下汪”的汪姓宗族和程姓宗族，历史上所建的祠堂就有数千座之多。（5）黟县千年古村古筑，孙氏宗族就建有“尚古堂”等30多座祠堂，村中程氏、毕氏、何氏还各建有一座祠堂。（6）

徽州各宗族遍建祠堂，无一不是宗法理念的物化，都是要“著敦本明伦之义，彰敬宗收族之仁”。徽州各宗族都有共识：“治人必先于重祭，亲唯一本，而祭必有祠。”“敦孝必始于推恩，如万物向荣于春，即根生而枝播等百川朝宗于海复汇流而导源。”因此，他们都把“祖庙，祀产，宗谱”视为宗族“敦睦”之要。“宗谱全则敦睦有其据，祖庙整则敦睦有其地，祀产备则敦睦有其资，三者相须不可缺一。”（7）

徽州方氏宗族是汉代由中原徙歙县东乡的古老氏族，方氏宗族为祭其迁徽始祖方储修建真应庙的历史，是徽州宗族兴衰的一个缩影。

东汉永元年间（89—104），因为“歙南柳亭山为黟侯（方储）潜修地，并立庙于柳亭西小山上祀之，历晋、宋、齐、陈、隋、唐五季，”可见徽州方氏祭始祖的祠堂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就有了，所以人称真应庙可能是徽州最早的“祠堂”。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真应庙》记载：该祠庙北宋端拱元年（988），由其族裔方忠正移建到柳亭山麓，并开始置祀田，招僧人守视，宗政和三年（1114）朝廷特赐庙额“真应”；元代初年族裔方兴重新修整，清复祀产；明代洪武四年（1372），李善长复查天下姓氏，方氏列居首姓，徽州方氏宗族在真应庙祖祠立宗支板图悬挂；明永乐间（1403—1424），族众增置真应庙祀产、庙基地、祀田，还铸庙钟以载；明万历间（1573-1620）真应庙已有祀田80多亩；明弘治十五年（1503），守祠的僧人福清易庙为寺，霸吞祀产，方氏族裔方德师告到府衙，终由知府何歆判归；至弘治十八年（1506），福清又典卖真应庙祀产，方德师复控于县衙，反被系禁，久羁囹圄，官司一直打到京城，“赴阙呈奏”，结果方师德胜诉，断田归庙，福清等坐罪驱逐，这次官司历时两年，化费千余缗；明万历十三年（1586），守祠庙僧真珙和地方恶棍潘礼等又籍故侵吞庙产，方氏族裔方孟林等再上书官方，追回庙产；万历二十四年（1597）又追回强吞祀谷；万历二十六年（1599），又有人和寺僧勾结谋吞真应庙，占造屋产，经族裔方鳌等控告，追回田产。

为了保住方氏宗族祖祠，明万历间徽州方氏宗族改变了招僧守祠的方式，万历三十六年（1606）复庙业，宗内各支派合同轮司祭事，三十七年（1607）方弘静等将徽州方氏十派会同议合同并呈县衙钤印，以保祖永祀。此后，真应庙方氏祖祠经明末、清代漫长岁月的历史风霜，或兴或残。时有复兴、重修、扩充，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遭拆毁、清基，成为历史。

真应庙徽州方氏祖祠修建的兴废历史，只是徽州各宗族兴建众多祠堂的一个典例。正是在这些宗族家庙、统宗祠、宗祠、支祠、家祠的大量兴建中，徽州宗族的祭祀先祖有了一个个实在的空间，其宗法制度有了一个个实施的实体，在徽州宗族各类祠堂中，都无一例外地在寝殿中供奉着按朱熹《家礼》中所规定的先祖的神位，许多祠堂高悬着宗族祠规、族训的粉牌，在各种节日，在这些祠堂中都进行着庄严隆重肃穆的祭祖大典。祠堂，成了徽州宗族祭祀、议事、励学、警诫、执法的重要场所。徽州祠堂大多有祀田、祠产，方氏真应庙就是有丰隆的祀产才得以维持十几个世纪长盛不衰的。徽州宗族为了自身的繁盛发展，将封建宗法在徽州地域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还创造性地建起了各类专门祠堂，象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专祀孝子的“世孝祠”，专为祀女姓先祖而建的“清懿堂”女祠、黟县西递的“七哲祠”、祁门沥口“贞一堂”边的“庶母祠”。呈坎村中的“ 则内祠”、“一善堂”，绩溪龙川胡氏宗祠边的“特祭祠”。这些特色祠堂的修建，使得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更为丰富多彩。千奇百怪的各类“专祠”的构筑，从建造规模、装饰基调到供奉对象，都进一步生动地诠释着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丰厚蕴涵。至今仍保存在徽州城乡的大量徽州宗祠，透过其五凤门楼高耸、马头墙矗矗的风姿，人们仍可以感受到历史上徽州宗族社会的强烈宗法信息。

广修族谱——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

如果说遍建祠堂，组构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平面空间，那么，广修族谱，则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纵向构筑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立体空间。

中国封建宗法重“敬宗睦族”，而敬宗睦族，除建祠堂祭祖外，最重要的就是修族谱。人们把修族谱提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祖籍徽州的程颐就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立宗法也”，“宗子法废，后世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废，人家不知来处，世无百代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也。”苏洵有言：纂修谱牒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一端”，“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朱熹也提出：“谱系者，所以承天而委其命也。” 徽州宗族，不少是中原世家大族，有的甚至是皇室贵胄，阀阅之家，为了延续这种高贵血统，使后人知其根本，维系宗法一脉，徽州各宗族都特别重视宗谱、族谱、家谱的纂修，他们认为：“宗谱者，所以济宗法之穷也”。（8）“从来木有本，水有源，人有祀，其始则一，其继渐蕃，迨至支分派别，势若涣矣，而溯所自始，源源本本，孰非同祖子孙，故惟敬宗者乃能睦族。”（9）要睦族，须敬宗，敬宗就得修纂族谱、宗谱以明所自来。纂修宗谱，不仅是要“同源分流，知终究始，”明白宗族血脉延续，“源清而流自不紊”，而且关系宗法伦理礼义教化。“古人之以礼乐教天下，必自宗法始，夫宗法既明，则伦理以笃，疏戚以辨，上知所本而下知所亲，是故教行而天下多善俗矣。”（10）纂修宗谱作为强化宗法伦理的重要举措，“是道行于家则家齐，行于国则国治，将见礼乐同俗远近成风而古先圣王之道欲复不难矣。”（11）族谱之纂修，“古人笃宗睦族之道不外是矣”、“谱牒既具，族义既坚”，“岁时伏腊必相集，忧喜庆吊必相关，富贵者不以加于人，贫贱者必以相赒恤。”（12）通过族谱的纂修，使宗族族众得到伦理教化，知礼明义，“事亲以孝，事上以敬，固以孝敬修于身”，“他日上天官有一命之寄，又以孝敬事于国，教于民，将见国人皆孝敬而尧舜之道复见于今世矣。”（13）纂修族谱竟也关系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徽州宗族都认为：“斯谱之作岂为虚器？”意义大着哩。“宜明谱系以收宗族之众，然后伦理定，纲常正，不致视如歧路而一本万殊之义具矣。”（14） “国必有史，家可无谱乎？史载一国之事而上下攸分，谱具一家之事而昭穆以别，则史与谱分虽殊而理则一也。”（15）纂修宗族谱牒，记叙宗族祖上的功德和杰出人物，还可以更好地激励族众光大宗族的好传统，促进宗族的兴旺发达。族谱中列入杰出人物“非特昭宗祖既往之成勋，抑亦俾后人兴起感慕而思奋也。”（16）“方氏之先多闻人，其子孙当益进于学，求所以立身修德以光大其门闾，使家声复振，斯谱之传不坠，此则谱外意也。”（17）宗族纂修谱牒，也是当时现实的需要。“修谱法凡有六：一曰老老；二曰贵贵；二曰贤贤；四曰崇节；五曰达才；六曰幼幼。皆本《大易》辨物之旨，推而出之者也。老老则人知孝，贵贵则人知敬，贤贤则人尚德，宗节则人重义，达才则人尽能，幼幼则人恤下。六者备，类族彬彬矣。彼逐末忘本、趋利悖义者，即内而一家且秦越，手足何有于闾里？吾见此乘车彼戴笠，兄长觌而交臂失之者，比比而是。”（18）“世道日汩，风俗曰偷，兄弟有角弓之鸣，父子有反戈之惨，视同堂为秦越，嫉本宗为寇仇，麦饭不陈尊爼，何望伐封赫墓，为世所悲，是故修谱系立祠堂，虽曰敬宗爱亲，亦维风砥流之微意也。”（19）徽州宗族基于对纂修谱牒的这些深刻认识，都不惜工本资财，广修宗谱、家乘，在徽州几乎没有不修谱的宗族，成为徽州地域社会的一大特色。许多大族旺姓，不仅有家谱、族支谱、宗谱，还有统宗谱。有的仅一个宗族的谱牒种类和修纂次数就都十分惊人。象徽州汪氏宗族，支分派别，遍于中国和海外，人称 “天下汪”，其《汪氏统宗谱》和汪氏各种宗谱、支谱、家谱，遍见于一些大图书馆、博物馆和徽州学研究机构。徽州宗族谱牒，由于“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经焉，以致故家旧牒多有存焉。”（20）目前上海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族谱1200多种，其中徽州宗谱就有约1/3。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就收藏有徽州各类宗谱三百多种。这些徽州宗谱，有的简明概括，有的林林总总、宏篇巨制，一部就有四、五十卷，是徽州宗族社会最为详尽的历史记忆，是徽州宗族血脉的强力延续，它在时代深处的强力膊动，借徽州祠堂这一重要舞台，展开了徽州宗族社会的生动画面。

徽州方氏入徙徽州较早，和其它宗族一样，纂修宗族谱牒的历史漫长持久，很有代表性。

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西晋太康五年（285）正月，新安太守方藏就曾撰成《方氏家谱》；唐贞观六年（633）五月，任司徒的方氏族人方泽投也撰成了方氏族志；宋嘉佑八年（1063）方蒙作方氏《白云源谱》，建炎四年（1130）方愚作方氏《拓源谱》；明洪武间（1308-1398）方宁作方氏《马源罗田谱》；天顺八年（1464）方尚明作方氏续谱；成化四年（1469）方振洵等为方氏宗谱分派订讹，并呈官府准印；此后明至清康熙朝，徽州方氏各支派《敦睦祠谱》、《成性祠谱》、《桂林支派谱》等等不断纂修、增订、续修，其由歙县柳亭山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经不断的族谱纂修、增辑，世系丝联绳贯，各有所据。构成了徽州“四角方”庞大而严密的宗族文字体系。

至此，清乾隆十八年（1754）二月，方氏族裔方善祖等“复集诸宗重加修纂，成乾隆徽州《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这部徽州方氏会宗统谱，“惟以勅建柳亭山真应庙自宋以来每岁分祫之十二派汇而图之，其十二派分迁及向曾入庙会祭者，考其源流，悉合支派足徵分别附录，无徵者不载”。因为一是号称“四角方”的徽州方氏宗族“储公苗裔匪第蔓延于歙淳间者不可指数”、“如莆田、九江、鄞、滁、南湾、严、衢、婺、越、湖、常、池、宣城、皖江，派衍甚多”，遍布海内各地、无法一一会宗；二是由于自宋以来，徽州方氏宗族十二支派“派别支分，各自为谱，统宗会元之法不举，故自储公以下未尝统辑成编。”所以就有了方善祖等发起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之修纂。

这部《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从徽州方氏的姓源考、郡望、族属、迁徙情况到宗谱纂修历史、统宗世系，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世系，以及方氏宗族的文武科第、功臣、名士、墓志、世家、家传、节孝志等等，用了20卷的篇幅作了全方位的记叙，统谱还对历来各种方氏宗谱纂修作了正误和考证，提出了存疑之点。“斯谱参前代各家旧牒，搜考不厌周详，昔遁曩讹悉以厘定，按时考事，事之差一字之误必稽于国史郡县志诸书及互参诸派族谱以订其是，”很认真地将徽州方氏各支派“统而会之，宁详毋略，宁备毋阙。”（21）该统谱，以方善祖为首的参修者有各派人等63人，分任总修、协修和专门校核者，考证用的历史文献，有《国语》、《史记》、《汉书》等权威典籍44种。《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共772页，修纂成书之后，不仅郑重地“报徽州府衙，由徽州府衙恩准给印牒刊于谱首，每谱一部赏准印钤印”一颗，而且在成书之日，会同方氏宗族各支派在真应祖庙祭告之后，发散给十二派及各支子姓收掌，并当众即毁其书版，以杜假冒。发放的每一部统谱还逐一编上字号，注明付某派某支收掌名，且上呈县衙钤印，仍合各派领谱诸名挨次总编字号于卷末，规定日后如有印信模糊、号内无名或虽有名而非的支收执者，就可判定“非系假伪即系私鬻”，防伪措施可谓严格，都是为了维护宗族宗法的血脉纯正。为了使族众对族谱有高度的重视，方氏真应庙宗族特别规定：“虑有不肖子孙或奉守不慎而失之，或贪牟货利而鬻之，如此者，众申其罪，追出原谱，仍逐出祠。”（22）

为了维持宗族的血统纯正和宗法的威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在纂修时制定了严格的原则，那就是“防冒滥”，“非我族类，概摈弗录”。除不能证明是真应祖庙支派的概不收录之外，还规定“异姓承祧，无裨宗祊，徒紊宗脉者已削不录，盖我祖不歆非类，律例亦严”。“乱宗以后更有犯者，其支并削，”即紊乱宗支的连这一支派也一并取消入统谱资格。

和徽州其它宗族纂修族谱时一样，《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也比较注意一个“实”字，要求尽量实事求是，也就是徽州大学者戴震关于修宗谱应反对“蒙冒滥承”的思想。方氏修谱者认为：“谱牒之盛，自魏晋始，时台省以门阀官人，故氏族最重，不独家自为谱，虽太史之掌亦有之。而品其郡望为先后，士大夫耻于族单，每攀援傅会，动相倚重，溯其先世盖自王侯贤圣也。夫自有天地以来生人众矣，岂独王侯圣贤之子弥布天下哉！物趋于所好，亦其势也。谱牒之作毋为其名，为其实而已，尊祖敬宗所以联其族，文武忠孝所以世其家，此其以实胜者也。”（23）《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既不主张无根据地向“王侯贤圣”攀援傅会，蒙冒倚重，又十分谨慎地记叙了方氏宗族的姓源和远祖的由来，认为“家谱之作，所以谱一族系一姓也，始受氏，详迁徙，俾后世知所由来。若先帝世系已属杳渺，议者谓可不必赘记；第前人既已悉载、传承永久，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生生弗替以传于今，恐略而删之是昧其源而失其本矣，溯本穷源似不可忽，故仍其旧而特列弁诸首，”（24）把方氏得姓的始祖炎帝之孙榆罔之子方雷的“先帝世家” 坚持列入统谱，并依史载，收入了方氏徽州始迁祖方储“方仙翁”的事略。虽然方氏族裔也有人对此“有疑”：“五纪世远而独详其系属、列仙事诞而每载其始终，”对于方雷的“先帝世家”和将方储描述成知过去未来、乘鹤出行的“仙人”有些疑惑，但该谱仍认为自方储以下，徽州方氏宗族的支脉衍繁线索，基本上是明晰可信的。徽州大学者胡适最反对修纂族谱时，大家都尽量往王室帝胄身上靠，都有高贵出身，以为这是一种需要摈弃的“源远流长的迷信”。这种观点，如果从反对无据攀援、蒙冒滥承的角度来说，有其一定的正确性。然而正如赵华富在一篇驳正文章中所说，纂修谱牒，追本溯源，中华民族俱系炎黄子孙，“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寻所自来，似无可厚非。“谱系者人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则颠倒无据。”（25）关键在于要尊重历史，言之有据，实事求是，不能胡乱攀援。《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明确主张不随“物趋所好”的时俗，强调修谱“以实胜”，在统会各支派世系时，“风流直溯乎千年，考核必严于一字”，“信必有徵，疑必无质”，逐一列出了本宗各支派修谱时采用史实的存疑之点，坚持“慎故精，精故详，详故实，实故可久，使家有乘而皆慎斯术也。”（26）因此，时人对“方氏家乘”评价“无冒认妄祖之诬，无牵合附会之失，宛然大家之矩度，”觉得这样的纂修规矩是值得肯定的。

徽州宗族纂修宗族谱牒，虽也确有个别“冒认妄祖”“牵合附会” 蒙冒攀援的情况在，但大多都以修国史的慎重态度来修族谱，因此许多徽州宗谱族谱作为该氏族的较为丰实和可靠的历史记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在正史、在府县志中不易找到的宝贵文献，让我们对这个宗族的历史发展有了一个真切的了解，这是一种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深层揭示。《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不仅比较准确地统会了徽州真应庙方储以下十二支派的繁衍发展、迁徙、活动情况，还对徽州方氏宗族对国家对徽州地域社会的贡献作了详尽的历史记录。是一部涉及徽州方氏宗族社会方方面面的详实历史地图。统谱中涉及的程元风、郑玉、方弘静、吴苑等历史人物，都是目前徽州学研究中被关注的重要人物。而统谱中关于隋末在汪华之后，方亮起兵据有睦州，保境安民，归顺唐朝后，李渊诏其持节歙、睦二州诸军事，“保据邑土、识达事机、蚤归朝化”的史实，就是徽州文化中的一段重要历史资料。统谱中关于佘坡支派方有常家族与方腊起兵经过的详实描述，使人们对历史上方腊起义的情况有了一个更真切的了解。统谱中关于“方氏七贤”的记载让人了解了歙南“七贤里方村”的由来。

由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为主要特色的徽州宗族文化生态，随着社会变革的风云变幻，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中，变化很大。徽州祠堂现存虽还有一定数量，但作为徽州宗族宗法伦理的物化表征，却早已物是人非。徽州祠堂有的已成为学校校址，有的成为生产队屋、粮站或仓库，有的则霉朽塌倒，风雨飘摇，有的则已成为特色旅游的景点。如果说这些徽州祠堂现存，还可以其徽派建筑的艺术价值、徽州宗族社会的认知意义，成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的话，那么，目前留存于世的大量徽州宗谱族谱，作为徽州宗族社会的珍贵历史记忆，尤其应列入徽州文化生态之“非遗”保护项目。现在不少地方新一轮建祠堂、修族谱的热潮正在兴起，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的潮流也强劲涌动。从开展文化旅游角度，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角度，从发动民间力量共建和谐社会角度，可能我们对建祠堂、修族谱这类民间活动，似不可以“落后的宗族迷信活动”一以概之，似须有新的思维，给予更多的宽容性理解。

■历史名人

鲍宣：渤海高城（今河北省盐山东南）人，西汉大臣。好学明经，举孝廉为郎，官至司隶。常上书谏争，其言少而文多实。曾批评西汉末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

鲍永：上党屯留人，汉初大臣。更始时任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封为中阳侯。汉光武时出任鲁郡太守，封关内侯。后又出任司隶校尉，东海相、衮州牧等。

鲍昱：上党屯留人，东汉大臣。任汝南太守时，因郡多陂池，岁岁决坏，他征发民工，用石头建造水门，拦泄得法，民以殷富。迁司徒，又代牟融为太尉。

鲍恢：扶风（今陕西省兴平）人，东汉官吏。光武时，被鲍永辟为都官从事，抗直不避权贵。帝告诫贵戚，当敛手以避二鲍。

鲍信：泰山人，东汉末官吏。任骑都尉，避董卓之乱，引兵回乡，旋为济北相，与袁绍等共讨董卓，后为黄巾军所杀。其子鲍勋刚直守正，曹丕时拜侍御史，出为右中郎将。

鲍照：字明远，东海（今江苏省涟水）人，南朝宋文学家、诗人。出身寒微，一生怀才不遇，羁族他乡，受尽坎坷。所作乐府诗多写边塞战争和征夫戍卒之情景。七言乐府对后世影响尤大。代表作为《拟行路难》，表现强烈的愤世激情。有《鲍参军集》。

鲍靓：晋代道教徒。字太玄，东海人，或云陈留人，或云东海陈留人，或云上党人。汉司徒鲍宣之后。据《晋书》等记载，5岁时对父母说：“我本是曲阳李家子，9岁坠井死。”父母寻访得李氏，推问，果符其说。靓兼学道教和儒典，明天文、《河图》、《洛书》。迁南阳中部都尉，为广东南海太守。曾入海遇风，煮白石充饥。曾与许谧往还。曾见仙人阴长生，得受道诀。为许迈、葛洪之师，葛洪之岳父。享年百余岁。或云年过七十而尸解。或云后还丹阳，卒葬于召子冈。或云于罗浮山得道。

鲍姑：名潜光（约309-363），上党（今山西省长治）人，晋代广东南海太守鲍靓之女，医家葛洪之妻。鲍姑从小生长于仕宦兼道士家庭，深受道教影响，后从夫在广东罗浮山行医炼丹。鲍氏医术精湛，尤长于灸法，以治赘瘤与赘疣擅名。她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当地盛产的红脚艾进行灸治，取得显著疗效。“每赘疣，灸之一炷，当即愈。不独愈病，且兼获美艳。”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针灸家。

鲍防：襄州襄阳（今湖北省襄樊）人，唐代大臣。玄宗时进士，累官至工部尚书，所至皆有政绩。工诗，喜将针砭时弊入诗。

鲍超：字春亭，后改字春霆，四川省夔州（今奉节）人，行伍出身，清朝湘军将领。曾救曾国藩于安徽祁门脱险，旋升提督。所部号“霆军”，为湘军主力。

鲍叔牙：春秋时齐国的大夫，以知人著称。少年时和管仲友善，后因齐乱，随公子小白出奔莒，管仲则随公子纠出奔鲁。襄公被杀，纠和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桓公任命他为相，他辞谢，保举管仲。后来齐国经管改革，日渐富强，齐桓公也成为春秋时期的首霸。

鲍敬言：晋朝思想家。他的“无君论”思想，部分内容保存于葛洪《抱朴子·诘鲍篇》中。其“无君论”思想，在当时玄学泛滥中放一异彩，闪烁着朴素唯物论的光辉。

鲍慎由：处州龙泉（今属浙江省）人，北宋学者。哲宗时进士，累官工部员外郎。曾从王安石、苏轼学，为文汪洋闳肆，诗尤高妙。有《夷白堂小集》。

鲍象贤：明朝时歙人，曾先后在七省十二任为官，有“仕不择地，官不择位”的名言，曾领兵镇守南北边陲，卒赠工部尚书，立坊旌表。

鲍承先：明末清初应州（今山西省应县）人，初为明将，曾任参将。后降后金，曾献离间计，使崇祯误杀清之大患袁崇焕。后又建汉军八旗，他隶正红旗，官至宰相。现北京鲍家街即其府第。山西应县鲍氏即其后裔。

鲍廷博：字以文。清朝安徽歙县人。家中藏书极富。乾隆时茧访遗书，廷博进家藏书600余种。又校刊《知不足斋丛书》30集，每集8册，收书200余种，在清代丛书中，以精善见称。著有《花永轩泳物诗存》。嘉庆十九年（1814年）逝世。终年86岁。

鲍先志：湖北省麻城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军政治委员兼川东军区万县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万县地委书记，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1一篇关于安徽黄山歙县牌坊群的导游词

歙县古称徽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徽州古城山环水绕，风景十分秀美。文物古迹十分丰富。

棠樾牌坊群位于歙城西的棠樾村，牌坊群由7座牌坊组成，以忠、孝、节、义的顺序相向排列，分别建于明代和清代，都是旌表棠樾人的“忠孝节义”的。在牌坊群旁，还有男女二祠，建筑规模宏大，砖木石雕特别精致，近年已修复如旧。中国牌坊博物馆也在这里筹建。在封建社会里，为了表彰在“忠孝节义”等各方面“功勋显赫”的官员，为朝廷兴旺作出的“杰出贡献”，当朝政府常常批准在这些人的故里村头，修建“功德牌坊”，借以号召人们以此为榜样报效朝廷。�

棠樾牌坊群就是明清时期建筑艺术的代表作，建筑风格混然一体，虽然时间跨度长达几百年，但形同一气呵成。歙县棠樾牌坊群一改以往木质结构为主的特点，几乎全部采用石料，且以质地优良的“歙县青”石料为主。这种青石牌坊坚实，高大挺拨、恢宏华丽、气宇轩昂。到了明清两代，牌坊建筑艺术也日臻完善。建筑专家们认为：棠樾牌坊对研究明清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建筑艺术和徽商的形成和发展，甚至民居民俗都有极其重要价值。

第一座麻石牌坊：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50余年。牌坊四柱落墩，古朴雄伟，在挑檐下的“龙凤板”上，“圣旨”两字镶在其中，横梁正反各有浮雕雄狮一对，英武异常。据介绍，被皇帝表彰的鲍灿，一生并未做过官，因教育子孙有方，其孙又在捍卫明室江山的战斗中，屡建奇功，被皇帝“荣封三代”，特为其祖立坊。

第二座牌坊：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的“慈孝里”牌坊，乃皇帝亲批“御制”，其政治待遇之高，可见一斑。牌坊上铭刻的“慈孝诗”记载了一个感人的故事。鲍家一子见父将被人杀害，便求代死。而父为了鲍氏家族不断香火，要求处死自己，不殃子孙。鲍家父子上慈下孝之举感天动地，也感动了那些强盗。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听到这个故事后，欣然写下“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并拨银将“慈孝里”牌坊重新修缮。并增其旧制，刻御题对联于其上。一座牌坊两朝皇帝加封，这在我国历史上也不多见。

第三、四、五座牌坊：分别是“立节完孤”牌坊、“乐善好施”牌坊、“节劲三冬”牌坊等，一座一座都有不少感人肺腑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节劲三冬”坊是为一位继母所建。据说这位继母在夫亡之后，历尽妇道，把前妻之子重于亲生，年老之后倾其家产，为亡夫维修祖坟。这一举动感动了当地官员，打破“孔孟之道”继妻不准立坊的常规，破例为她建造了一座规模与其他相等的牌坊。尽管得此厚爱，在牌坊额上“节劲三冬”的节字上，还是留下了伏笔。把节字的草头与下面的“卩”错位雕刻其上，以示继室与原配在地位上是永远不能平等的。

歙县棠樾青石牌坊群，既不用钉，又不用铆，石与石之间巧妙结合，可历千百年不倒不败，一座一座直冲云霄，一座座精心设计和施工，一座又一座经官批御审，历代统治者用这一特殊方式来表彰那些在社会中有“贡献”的人，这足以证明历代都极为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些不仅给后人留下精神财富，也留下了文化艺术和建筑技术等许多方面的财富。

棠樾牌坊群（第1到第7牌坊）：鲍灿孝行坊——慈孝里坊——鲍文龄妻汪氏节孝坊——骢步亭——乐善好施坊——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孝坊——鲍逢昌孝子坊——鲍象贤尚书坊。牌坊，是历史授予黄山的勋章。历史上，黄山（徽州）英才辈出，代不乏人，诞生过李廷珪、朱熹、毕升、胡开文、王茂荫、戴震、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大批杰出人物。仅歙县一地，明清两代就有542个进士、1531个举人，“父子尚书”、“同胞翰林”流誉乡里，“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成为美谈；尤其是在这程朱理学的故乡，妇女受封建的“节烈”观念残害至深，出现过一大批以《儒林外史》中王三姑娘为代表的节妇烈女。旧时代为旌表这些“忠孝节义”的“优秀”人物，黄山市各地都建有大量的牌坊。这些历史的陈迹虽屡遭破坏，至今却仍有100多座完好地保存着。棠樾牌坊群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棠樾牌坊群座落在歙县城西10多华里的棠樾村头大道上，共有7座牌坊依次排列，明代3座，清代4座，勾勒出封建社会“忠孝节义”伦理道德的概貌。7座牌坊的来历介绍如下：1、鲍灿孝行坊，建于明嘉靖初年。牌坊额题“旌表孝行赠兵部右侍郎鲍灿”。据《歙县志》记载：鲍灿读书通达，不求仕进，其母两脚病疽，延医多年无效。鲍灿事母，持续吮吸老母双脚血脓，终至痊愈。其孝行感动乡里，经请旨建造此坊。因鲍灿曾孙鲍象贤是工部尚书，故赠兵部右侍郎衔。

2、慈孝里坊，为旌表宋末处士鲍佘岩、鲍寿逊父子而建。据史书记载，元代歙县守将李达率部叛乱，烧杀掳掠。棠樾鲍氏父子被乱军所获，并要二人杀一，请他们决定谁死谁生。孰料父子争死，以求他生，感天动地，连乱军也不忍下刀。后朝廷为旌表他们，赐建此坊。清乾隆皇帝也曾为鲍氏宗祠题联曰：“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秀江南第一乡。”还有明永乐皇帝的诗句，诗曰：“父遭盗缚迫凶危，生死存亡在一时……鲍家父母全仁孝，留取声名照古今。”

3、鲍文龄妻汪氏节孝坊，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额刻“矢贞全孝”，“立节完孤”。据县志记载，汪氏为棠樾人，25岁守寡，45岁去世，守节20个春秋。

4、乐善好施坊，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据传，棠樾鲍氏家族当时已有“忠”、“孝”、“节”牌坊，独缺“义”字坊，其村鲍氏世家至鲍漱芳时，官至两淮盐运使司，掌握江南盐业命脉。他欲求皇帝恩准赐建“义”字坊，以光宗耀祖，便捐粮十万担，捐银三万两，修筑河堤八百里，发放三省军饷，此举获得朝廷恩准。于是，在棠樾村头又多了一座“好善乐施”的义字牌坊。

5、鲍文渊继吴氏节孝坊，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因旌表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劲三冬”、“脉存一线”而建。据县志记载：吴氏，嘉定人，22岁嫁入棠樾，时小姑生病，她昼夜护理；29岁时丈夫去世，她立节守志，尽心抚养前室之子，直至其成家立业。吴氏守寡31年，60岁辞世。

6、鲍逢昌孝子坊，建于清嘉庆二年。为旌表孝子鲍逢昌而建。据记载：逢昌之父明末离乱时外出多年，杳无音信，顺治三年，逢昌才14岁，便沿路乞讨，千里寻父，终在雁门古寺与父相见，并将父请回家中。后其母重病，他又攀崖越洞，采药医治，更能割股疗母，因造此坊。

7、鲍象贤尚书坊，明天启二年建。据县志记载：鲍象贤嘉靖八年进士，初授御史，后任兵部右侍郎，死后封赠工部尚书。牌记因旌表他镇守云南、山东有功而建。

在歙县众多的牌坊之中，这种“以商入仕，以仕保商”、政治与经济互为融贯的密切关系屡屡可见。棠樾牌坊群雄伟壮观，全国罕见，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棠樾牌坊群旁有两座祠堂，一为鲍氏敦本堂祠，俗称男祠。另一为鲍氏妣祠，又名清懿堂，俗称女祠，是研究徽州宗法制度和徽商历史的生动教材。其中女祠一破“女人不进祠堂”的旧例，为国内罕见。

2一篇游记

古人云“上有天堂，下游苏杭。”苏州有星罗棋布的园林引以为傲，而自古便有人云“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西湖，是一首诗，一幅天然图画，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是天下文人墨客的宠儿。能与“淡妆浓抹总相宜”倾国女子西施相比的，恐怕天下唯有此湖。 游西湖也是有讲究的。有句老话在杭州妇孺皆知：日西湖不如夜西湖，夜西湖不如雨西湖。如此看来，雨西湖在西湖该是最盛。上天眷顾，我在游湖时，便正赶上了一阵蒙蒙细雨。

荷花，红了双颊。娇艳中透着轻灵，躲藏在挤挤挨挨的荷叶中间“犹抱琵琶半遮面”，又如同怕见生人的少女般娇羞，却姿态万千。

映日荷花固然美，却终究也只是美女西施的侍女，远比不让她们的**蕙心兰质。

雨后的空气泛着甜润的味道，波色潋滟的湖面笼罩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宛若轻柔的面纱般，朦胧了西湖国色天香的美丽容颜。夕阳终于赶在暮色蔓延之前挣出云层，在湖面洒下一片斑驳。湖畔的垂柳掩映着在夕阳下浮光跃金的湖水。如烟般的绿色与夕阳的金色交相辉映，晕得如梦一般。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湖面上飘着淡淡的暮色，夕阳的血红从天边淌下，滴到深黛的湖面上。在轻轻的湖风中，柳条轻轻的摇曳着。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天黑了，当西湖那沉鱼落雁的容貌就要完全被暮色掩去时，湖对岸的灯光忽然亮了起来，一刹间的一片金碧辉煌令人宛若进入仙境一般。湖水倒影着流光溢彩的夜灯，霎时间如水晶宫般的朦胧而晶莹透亮。不施脂粉的西湖霎时间雍容华贵。

夏夜，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了湖面上。湖水泛起层层碧波，反射着银色的光辉。柳荫下的青蛙不安分起来，蟋蟀也欢快地弹起琴来。对岸的灯光伴着游船上的灯火轻轻摇曳着，晚风习习，游人在窃窃私语。空气中忽然开始弥漫清幽的香气，静谧之中，恍若听到了荷花绽放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