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用族谱确认身份，这个方式还是挺靠谱的，这本来就是我们老祖宗一种延续传统和血脉的方式。

什么是族谱？

所谓的族谱，又被称为宗谱，记载了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的事迹。族谱里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的事情，虽然随着时局的动荡，有的族谱已经消失殆尽，但是仍有一些家族会对自己的族谱进行修订，和传续。

和现在的户口本不同，族谱所记载的就是一个家族所有人的名字，甚至不止是这一代人，有的族谱包括了十代、数十代的人的记录。像我们家也是有族谱的，每年清明会的时候，族谱上的人都会去参加。可能平时还不知道彼此是亲戚，查了族谱以后才发现是同宗同源，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族谱的意义

一是了解家族的历史，上知祖先，下传儿孙。因为有一个明确的记录，是哦一才可以代代相传，永不遗忘。就像这个新闻里的记者，联系到了苏炳添老家苏氏祖祠理事会会长，才知道通过族谱记载，原来苏炳添是苏轼的第二十九代孙。因为有连续的记载，所以才能溯本追源。

二是能够知晓祖先功过，给后人正确的价值引导。虽然大多数的族谱都在明清时期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但是族谱里面所记载的，除了人物之外，主要的数是祖先的功过。也有为了抬升自己的身价，所以给自己找一个很好的祖宗的情况，但也正是因为认可这个人的功劳，才会愿意成为他的子孙吧。所以族谱也是让大家知晓祖先曾经做过的一些好的坏的事情，只说有一个明辨是非，心一心向善的三观。

现在也有很多大家族拥有自己的族谱，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孔氏族谱，从孔子的时候就一代代流传至今，每一代有些什么人记录得明明白白。族谱不仅可以见证一个家族的兴衰，也可以反映各个时代的特点。

通常记录和修订族谱都是非常庄重的事情，比如很多地方给孩子上族谱的时候需要开祠堂，有的地方还要大宴宾客。由此可见各家族对于族谱的看重，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族谱上面的东西是不能随意更改的。所以苏家族谱显示苏炳添是苏轼的后人，也是有一定的根据，所以我认为这件事还是比较靠谱的。

孔门弟子的分裂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在孔子生前，孔门弟子虽然相互之间也存在不少的介蒂和矛盾，但或许因为孔子个人人格的感召力，孔门弟子相对说来还是一个比较团结的利益集团。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说：“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众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遽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于此可知，孔门势力之强大，除了客观环境使然外，实与孔子的个人人格有着莫大的关系。

孔子毕生有心为政而不果，只好广收门徒从事教育，正是他们如众星拱月般地推崇孔子，也正是他们一传再传彰扬光大孔子的学说。可以设想，假如孔子没有这些忠实的弟子，他个人或许依然可以成为圣人，但其学说则未必能如后来那样流传久远与广大。

当然，这数千名弟子并不是同时师事孔子，否则按当时的物质条件去推想，这些人的饮食起居似乎都将成为重大问题。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些弟子在孔子生命的不同阶段师事孔子，早期弟子与晚期弟子或许不曾接触或不曾谋面。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所受到孔子的影响，当然也应该随着孔子思想境界的演进而有所不同，或各有所长。按照孔子晚年的自我评价，在他这些及门弟子中，如若粗略分类，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状况，一是在德行方面表现出众的，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二是在政事方面颇为出众的，有冉有、季路；三是在言语方面成就出众的，如宰我、子贡；四是在文学方面可堪造就并有突出成绩的，有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颇负盛名的弟子，孔子的评价是："师(子张）也辟，参(曾参）也鲁，柴也愚，由(子路）也 ，回(颜回）也屡空。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看来都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或许因为孔子对这些及门弟子出众者有真切的认识和了解，故而孔子在对他们的教育与训练中，便格外注意因材施教，注意培养学有专长、术有专精的专门人才。他说："中上之人，可以语上；中人之下，不可以语上也。"因此，我们从现有文献中不难发现，孔子就同一问题，在不同场合，或因面对的对象不同而解释与回答的侧重点一般也就不同。这样一来，不仅孔子的教育方法颇富个性与特色，而且对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来说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孔门弟子之所以学有专长、术有专攻，除了他们的天赋、个性等原因外，也与孔子的因材施教、分别培养密切相关。更进一步说，孔门后学在学术上的分野与分化，除了外界环境使然外，恐怕也与孔子的这一教育方法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孔子在教学内容上对弟子们分别对待，或有高低不同的差别呢其实，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孔子整理的那些经典主要是用来教授弟子的，弟子们所凭借的"课本"恐怕都是经孔子删定的那些文献，《孔子世家》说quot;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凡此种种，都可证明孔子在对弟子们进行因材施教的同时，依然有着共同的原则和教学内容。换言之，孔子在对弟子进行教育时，一方面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则和价值准则，从而使这些弟子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标准，而这些信仰与标准便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孔学传人和成就早期儒家集团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孔子格外注意弟子们的个性与天赋，在进行共同教育的同时，似乎也根据弟子们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对待。

基于后一个考虑，我们看到孔门弟子在孔子生前虽不曾另立门户，但事实上这些及门弟子由于学有所长、术有专攻，这便为儒家的后来发展与分化埋了了伏笔。陶潜《圣贤群辅录》说，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这种详尽而明白的说法虽然晚出，并不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当然不必尽信。但揆诸情理，我们应该相信孔子的及门弟子之所谓学有专精；恐怕正是指他们各人守一个或几个学术领域，从事某一项或几项专门研究。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据秦汉时的文献分析孔门情况说：孔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故曾子作《孝经》以记孔子论孝之言；子夏诸人复荟萃孔子绪言纂为《论语》，而六经之学亦各有专书，《易经》由孔子授商矍，再传而为子弓，复三传而为田何；《书经》之学由孔子授漆雕开，然师说无传，惟孔氏世传其书，九传而至孔鲋；《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春秋》之学自左丘明作传，六传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传成为子夏所传，一出于夏授公羊高，一出于夏授觳梁赤。

《礼》、《乐》三经，孔门弟子传其学者尤多，如子夏、子贡等皆深于《乐》，曾子、子游、孺悲皆深于《礼》，六国之时传《礼经》者复有公孙尼子、五史氏诸人，而孔门弟子复为《礼经》作记(如子夏作《丧服记》)，又杂采古代记礼之书以及孔子论礼之言，依类排列，荟萃成书(即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而子思作《中庸》，七十子之徒作《大学》；又有子夏之徒赓续《尔雅》，以释六经之言。刘师培的这些排比，虽然于细节也不可尽信，但它足以说明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与分化决不是偶然的，就其学术渊源而言，实得力于孔子的因材施教以及孔门弟子的学有所长、术有专精。

如前所述，由孔子弟子的基本状况已可看到儒学必然分化的端倪。但这种分化毕竟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公元前479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终于走完七十三年的坎坷道路，溘然长逝。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葬于鲁城北泅上，弟子皆服丧三年。叉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唯子赣(贡)庐于家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家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词孔子家，而诸儒亦讲礼乡饮于孔子家。显而易见，孔门弟子虽然学有不同，但他们出于对孔子的同样尊敬，估计他们在为孔子眼三年之丧，守三年心表的时候，可能尚未发生别立门户等分化现象。

孔门后学的分化大概发生在弟子们为孔子眼三年之丧结束的时候或之后。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孔门弟子为孔子服丧三年的时候，"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然后归。子贡返，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并要求曾子同意。而曾子坚决反对。他说，"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本来，按照孔子生前形成的基本格局，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作为一种利益集团或学术团体，似不必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分裂。子贡即使没有担当孔门领袖的资格和能耐，但他毕竟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二者之间的深厚情意似乎也有助于子贡在孔子死后团结维系孔门弟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quot;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妆来何其晚也”显然，孔子对子贡寄予相当的期望。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以及子贡超越其他弟子的治事能力，我们看到，在孔子死后，孔子的丧葬之事似乎也由子贡主持和料理。他不仅出面批评鲁哀公为孔子致悼词并不合乎情理，以为生不能用，死而悼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而且筑室于场，为孔子守六年之丧。因此，当其他弟子守丧三年治任将归之时，皆大揖于子贡，相向而哭。于此我们感到，尽管子贡没有名正言顺地举起孔门"帅旗"，但其在孔门弟子中的突出地位似乎也已基本确定。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当子贡的地位逐渐确立，孔门之内并没有发生太大问题的时候，子夏、子张、子游等人却以有若的外在形象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显而易见，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政变，他们期望以有若来取代于贡将要获得的盟主地位。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呢欲明白个中的奥秘，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子贡方面说，由于其"利口巧辩"，性格使然，"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恶"，似乎在某种场合得罪过子夏等人。尤其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当子贡的地位在孔子死后逐步上升的过程中，子贡过于忽略子夏等人的存在，似乎遇事并不愿意与子夏等人商量，因而引起子夏等人的反感，遂欲以有若取代子贡。另一方面，如果从子夏等人的立场来观察，他们对有若的推举，除了出于对子贡的反感外，似乎也与孔门弟子的凝聚力日趋削弱有关，因而他们才推quot;似圣人"的有若作为"盟主"，以期重振孔门声威。

子夏、子游、子张等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曾子的响应和支持。其中的原因，除了前述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似乎也和曾子与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我们知道，曾子虽是孔门弟子中谨遵师说的忠诚弟子，但他和子张、子夏等人并不是关系非常密切。《论语·子张》记曾子日："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表面上对子张似乎很推崇，但实际上也不无贬损之意。至于对子夏，《札记·檀弓》、《论衡·祸虚》都曾记载曾子指责子夏的事：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于诛泗之间，退而老于西阿之上，使西阿之民疑妆于夫子，尔罪一也；丧而亲，使岛未有异闻，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日妆何无罪欤”？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以久矣！"曾子的这段指责虽然晚出，但他们之间缺少共同的信念和人生原则，似为事实。那么又怎能指望曾子赞同子夏的主张，推举有若为孔门盟主呢更何况有若无论如何貌似孔子，但其思想见解、人格修养都不可能真正与孔子相比。

有若没有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曾子由于天生具有一种战战兢兢严守孔门遗视而绝不自标宗旨的人生态度，故而曾子既无能力，也无兴趣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曾子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的建议时，孔门弟子的分裂便已从一种潜在的危险而表面化，弟子中的强者实际上都各奔东西，自谋前程，自立门户去了。

其实，如果从学术史的观点看，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发生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大凡显赫一时的思想家在其身后莫不如此，因为思想的解说原本没有固定的模式，思想的继承更取决于后来者所处时代的需要以及继承者各人的才学识德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更何况孔子教人因材施教，并没有统一的解说和范式呢因此，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不仅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而且是学术史上的必然趋势。

至于孔门弟子的实际分化情况，《韩非子·显学篇》有一个大概的描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民之儒，有孟民之儒，有漆雕民之儒，有仲良民之儒，有孙民之儒，有东正民之儒。臼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民之墨，有相夫民之墨，有邓陵民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入，墨离为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显然，这里的儒学八派已不仅指孔子的及门弟子，而且应该包括韩非所处的时代即战国时期的儒学情况。因此，儒家八派的那些弟子们我们暂且勿论，还是让我们先看看那些及问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情况。

在孔问及问弟子中，应该有所作为的子贡原本以"言语"著称，似乎在学术见解、思想见识方面也应该能有所作为。但是，可能由于发生前述的那些不偷快事件，子贡在为孔子守了六年丧礼之后便基本上与孔门弟子失去联系，而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之中，并没有在学术上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

有可能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且未被归大儒家八派的还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曾子为孔子的晚年弟子，相传他的天赋并不高，经常受到孔子的批评。但他格外注意道德修养，坚持"吾日三省吾身"，终于成为孔门弟子中除颜回之外最重要的道德楷模。在孔子去世之后，曾子先是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作领袖的企图，继则可能聚徒讲学，从事著述，从孝道、伦理道德方面阐释和宣传孔子的遗说。《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曾子》十八篇，王应麋《汉志考证》称："《隋志》、《唐志》二卷，参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论立身孝行之要，天地万物之理。"今存十篇，收入《大戴礼记》。其学术要旨只是阐发儒家关于孝的观念，以孝为人生哲学的第一义，是"天地之大经"，是"众之本教"等等。在思想倾向方面，似已偏离孔子的路线，当然也更合乎曾子"战战兢兢"的本然性格。

有子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荀子在《解蔽》中说，"有子恶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勤勉与好学，使他颇得孔子的赏识与喜爱，不时受到孔子的夸奖。在学术见解上，有子也大体继承了孔子的学说，重视孝悌道德，主张和为贵，强调以礼为本。《论语·学而》记载，有子曰quot;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钦。"虽不若曾子极端重视孝道，但也强调孝悌是仁的基础。他还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还强调，"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固不失其亲，亦可亲也。"由此可见，有若不仅在相貌上关于孔子，其见解似亦得孔子真传。有子后来的情况史枫有问，不得而知。但最可能的情况是承袭孔子的遗教，聚徒讲学。只是由于经过同门弟子的打击，其学难以显赫而已。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大子当行，使弟子执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寓于毕，傅涝陀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翟年长元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翟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翟年四十后当有五仗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如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经此打击，其后当然声望不显，恐也难创造什么宗派了。子游，胜言名偃，字子游。据说少孔子四十八岁，但由于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赏识，被孔子列为文学第一，对古典文献及礼乐教化似乎深有研究，与子夏齐名，故而应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作过相当的贡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可见子游的名声、贡献实不在子夏、子张之下。《札记·礼运篇》记载，背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堰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者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或许正是得之于这种难得而又特殊的机会，我们相信儒家们所谓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即便不一定是子游及其门人所记录，但由于是子游亲耳所闻，想必在其思想宗旨方面一定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故而康有为《孟子微》自序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

显然，子游之学应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而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和子游一样，子夏也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他姓卜客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荀子·大略》说，子夏家贫，平时穿得破破烂烂。有人问他：“子何不仕？”子夏说："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早甲而丧其掌。"可见其性格略有点怪异，而向志于学，故被孔子誉为文学第一，与子游同列。

在孔门弟子中，子夏的勤奋好学是相当突出的，并因此获得孔子的赞赏和鼓励，孔子也尽可能地加以引导和训练，从而使子夏在孔门弟子中似乎是最全面地掌握了乃师的学说。如果仅仅从这一方面说，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最有资格统领孔门弟子。然而由于其怪异的性格，使其与其他弟子并不能友好地相处。他在孔子去世之后策划推举有若而未果，只好离开孔门，前往他国聚徒讲学。

子夏的怪异性格是相当突出的。早在他追随孔子问学的时候，好谈论别人是非的子贡就问孔子，"子张与子夏相比孰贤"孔子答日："子张也过，子夏也不及。"又问："然则子张愈与"日："过犹不及。"孔子的这种评价令人寻味，子夏的性格弱点似乎相当明白。朱熹在注这段话时说："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苛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遵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而且，孔子也曾当面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种告诫虽不能说是针对子夏的弱点而来，但按照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决不至于无的放矢，随意闲谈。

从《论语·子张》的记载看，子张，子游等人似乎也瞧不起子夏的为、人，子游说过，"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当子夏之门人间交于子张，子张问道："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怒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大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再则，如果从我们前面已反复谈到的子夏策划推举有若看，子夏并不是以学术才识道德素养作为标准，肯定别有人际关系的原因在。

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便离开了鲁国，先在卫国为卫灵公做些事情，然后应邀去魏国西河讲学，名声由此大振，弟子众多，甚者如曾子后来所指责的那样，西阿之民一度将子夏比拟为孔子再生而尊敬之，可见其影响之大。其知名弟子可考者，有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黎等等。故而前辈学者如梁启超等人谈到子夏西河传经时都给予高度重视，以为此一环节在儒学发展过程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当孔子之在世，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行于西阿。魏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教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魏文侯则别无他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子夏西阿传经的情况略作说明。

子夏西阿传经时在孔子辞世、孔门弟子发生分化之后，其详细情况四史阙有间无法详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子夏得到孔子的学术真传，因此，儒家的一些重要经典不仅差不多都经过他的传授，而且许多重要典籍甚至可能还是由他和他的弟子一起整理成定本。东汉学者徐防说quot;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也就是说，所谓儒家经典，其大部分都和子夏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关系。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一节中说得更明白，"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正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买受之于子夏。觳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木。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quot;综合徐防、洪迈二人的说法可知，后世所谓儒家经典最主要的部分，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及《论语》、《公羊》、《觳梁》等都和子夏有关。

徐防、洪迈的说法当然不必尽信。但当我们尚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之前，我们也不必过于怀疑，姑且存之。我们现在的兴趣是，如果按照徐防、洪迈的说法，儒家重要经典与子夏无关者似为《左传》，而我们如果稍加考定，就不难发现《左传》实际上也与子夏有相当的关联。

关于《左传》的作者及其早期传授系统，学术界向有争议。《经典释文·叙录》指出，"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侍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锋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这个传授系统大体可信，但对若干细节比如左丘明其人则均不明了而存在分歧。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quot;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俱弟子从异端，各安其意，失真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锋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来《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正相，亦上观尚吉，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子、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招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记。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由此看来，《春秋》原本是孔子据旧史而删定的当代史，但限于政治气氛与环境，七十子之徒只能口授其传旨，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耳相传总不是办法，于是有鲁君子左丘明"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还有锋椒、虞卿等人出于其他原因也著有类似的著作。

左丘明作过《左氏春秋》不必怀疑，问题在于这个左丘明的情况实在模糊。《汉书·艺文志》自注渭：左丘明，鲁大夫。《颜氏春秋·观周篇》及《孔子家谱》都指出，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左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果如是，左丘明身为鲁史，又在孔门弟子之列，与孔子同修《春秋》经。只是如《经典释文·叙录》所说，担心弟子退而异言，恐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显然，此左丘明非孔子弟子者莫属。

然而，遍考孔门诸弟子，知名且有能力作《左传》者似乎尚未见。《论语·公冶长》确实提到过一个左丘明，但关于此人的情况依然模糊。子曰quot;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由于孔子在此一再引左丘明以自重，因而使许多学者都怀疑此左丘明不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而是孔子之前的一位贤者。如杨伯峻《论语译注》即作如此判断。然而我们就此想指出的是，孔子引左丘明以自重，并不能证明左丘明一定早于孔子，更不能证明左丘明定非孔子弟子。因为孔子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同时代人乃至自已的学生并不乏赞美之辞。如《论语》同篇中关于"闻知"的问题，孔子就对子贡说："弗如也。吾与汝(指子贡，弗如(颜回，也。"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说颜回的年代早于孔子，且不在孔门弟子之列。要言之，左丘明确为孔子之门人，而他的才学也一定是孔门弟子之中最出众者。

但是，说到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即左丘明是以"左"为姓抑或以"左丘"为复姓，实在也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孔颖达《春秋左氏传序疏》以为姓"左"，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主张以"左丘"为复姓，而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则认为，左是官名，正是姓。如此分歧，真令人不知所从。于是乎，便有人否认左丘明确有其人，而是别人的假冒。

那么，这个假冒的人又是谁呢章太炎《春秋左传读》据《韩非子·外储说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以及《内储说上》“乃以左氏易之”等语推断quot;《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真学，故名之日《左氏春秋》。"怀疑《左传》或成于吴起之手。钱穆《吴起传(左氏春秋，考》更明白地说："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耶？”并进而推断："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显然，这些猜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自圆其说，也使我们不必怀疑吴起是否真的有能力有时间作《左氏传》。但是我们由此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既已相信《左传》作于吴起，那么如何理解太史公所说的"左丘失明，乃传《国语》的说法呢太史公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有根据的。因此，《左传》作于吴起说，虽能自圆其说，但总有使人不能满意的地方。其证据不足，多为推测之辞。当然，他们的探讨无疑也是一个方向，离问题的解决已经不远了。

循太史公的提示，再阅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子夏材料，使我们突然觉得《左氏传》不是作于吴起，而是吴起的老师子夏。所谓左丘明者，也不是吴起以左为姓而来的，而是子夏晚年的自号或别称。故而《左传》便极有可能出于子夏之手或出子夏历传。

《仲尼弟子列传》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既殃，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正义》云quot;西阿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处也。"西阿，战国魏地，一说在今昔、陕黄河左右。实际郡治在洛水以东

　　[观察与思考]孔子标准像正式推出背后的利益之争(全文)

　　孔夫子最近备受关注。孔子家谱将进行规模最大的一次修订,“疑似孔裔”希望借助DNA检测验明正身；前不久,北大学者张颐武一句“一个章子怡胜过万本孔子”的说法引起一片哗然……9月23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宣布正式推出孔子标准像,再次激起舆论热评：是“传播文化”,还是“商业炒作”

　　？是“肖像垄断”,还是“资源独占”？孔子,覆盖了中国几千年的庞大身影,在今天到底该以何种面目出现？“标准像”到底有没有意义？中国孔子基金会是否合法拥有“标准像”的版权专利？魅力孔子,虽然时空阻隔千年仍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请看《新民周刊》胡展奋的文章。各界杂说9月曲阜的白天还有些许炎热,孔子标准像的揭幕仪式在下午3点举行,当红绸解开的一刹那,现场的人们不禁发出轻轻的叹息。多数人士表示认同。孔子七十五代孙、著名音乐家孔祥东先生在揭开红绸的一刹那,两眼放出欣喜的光彩,他说：像因心造,我心目中的夫子,应该就是这样的,慈祥、宽厚、睿智,也许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个孔夫子,但是,我的“夫子”就是这样的。对于为什么推出“孔子标准像”,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大千先生解释说,孔子是举世公认的文化名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名片”,国外有些人即使对我们有误解,但是对孔子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却是高度认同的,我们的孔子学院在国外迅速发展就是一个明证。但是既然传播中华文化,就得讲究传播效果,西方的耶稣、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等,都有一个很稳定的视觉效果,也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形象,其实,后人有谁亲眼见过他们原貌呢？大体符合传说就行了。我们的孔子也是这样,关于他的外貌,史料记载极少,后人的记载,荀子最早,据《荀子·非相》记载孔子是高个子,大约在1米91到2米之间,面色较黑而头发较蓬松。台湾地区中华孔孟学会在1986年制定了台湾的“统一孔子像”,今年在海峡两岸共同祭孔的前夕,中国孔子基金会推出孔子标准像,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不但体现了两岸的文化认同,还对倡导世界范围内的标志性孔子形象,弘扬传播孔子文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不必太拘泥于孔子究竟长得什么样,他说,妈祖究竟长得什么样？关公究竟长得什么样？都没有照片留下来,但是大家都认同了后人设置的形象。记者在现场看到了经过修改的孔子像,这尊孔子像看上去比传统的画像更慈祥,宽鼻、阔嘴、浓眉、长髯、国字脸,眼神比传统的画像温和,是一个具有山东人相貌特征的忠厚长者。颁行孔子标准像的同一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曲阜颁发的第一届“孔子教育奖”奖章首次使用了孔子的这一标准像。据了解,孔子形象最早在汉画石像中出现,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艺术家出于对孔子的不同理解,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孔子形象,其种类难以计数。“皇家孔子、官家孔子、儒家孔子、布衣孔子、仇家孔子(即“打倒孔家店”时,对孔子的丑化)、海外孔子”……山东儒学专家骆承烈,一生收集各种孔子像达2500多种,他把这些孔子像分成了上述六类。他认为,偶像不过是造像者心中的理想罢了。但是,关于孔子标准像正式推出的消息发布后,社会各界反响之强烈,还是超乎想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史记》研究专家韩兆琦认为,孔子不可能有“标准像”,“我不太清楚他们所谓‘标准像’的出台过程”。他说：古人又不照相,任何一个版本的“孔子”画像都是后人勾勒出来的,你凭什么就说你的版本是“标准”的呢？作为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最初我听说“孔子热”特别高兴,但我后来发现,许多所谓“孔子学院”,无非就是一个普通的汉语推广班,“孔子学院”这四个字无非一个名头而已。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张颐武则认为孔子“标准像”的出现,还是应该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它对增强公众对孔子的认识,以及对儒家文化的了解不是毫无作用的。但是,应该允许“百家争鸣”。而且,孔子是否有一个固定的形象,已难以考证。那么,何为“标准像”,原本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事实上,站在学术的角度,任何标准都不是绝对的标准。与此同时,网上的争议尤为激烈,不少网友认为孔子标准像“不像”,和他们心目中的形象相差较远,有人援引《孔府档案》中的有关记载来反对标准像,更有人干脆把孔子列入“丑男”,言辞十分不敬。

　　归纳起来,首先是孔子形象之争。9月28日,记者采访了国内著名雕塑大师严友人,请他就这次颁布的青铜圆雕孔子标准像,谈谈自己的看法。严友人首先肯定了这座引起广泛争议的青铜圆雕,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他把这座雕像的风格定位为“民间艺术”,认为民间雕塑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形象不错”,他说,夫子的五官表情的塑造,还是大家能够接受的,慈祥、宽厚、睿智,“万世师表”应该是这样的仪容。他认为争议之所以激烈,应该源于审美的切入度不同、审美的水准不同和审美定位不同。他认为,一些网友引用所谓的“历史记录”来否定现行的孔子标准像是不妥的,因为传世的一些文字出于神化孔子的需要而把孔子形容得相当离奇,他说,我查过的孔府档案,是这样记载孔子的：“反首,张面,大角,日准,河目,海口,龙颡,牛唇,白颜,均颐,辅喉,骈齿,龙形,龟脊,虎掌,骈胁……”,而且“胸部矩形,且有文字”,我们如果相信这些文字,照此打造,孔子会是怎样一副尊容呢他说着顺手拿过一张纸,勾出了一张素描：你们看,“海口”乃极言其大,试试看这张嘴画到腮根吧———哦,那就成了腮裂,青蛙王子；骈齿,两排牙齿吧,暂且不论,这“虎掌龟脊”可不是开玩笑的,掌心应该有肉垫凸出,“龟脊”应该像个驼子,胸部又是方的(矩形),这,还成人形吗？“尽信书,不如无书”,他说,另外,审美角度不同,也是争议频起的原因。老百姓看夫子,觉得和以往看到的不同(如吴道子所绘,微露门齿),和历史记录的也不同；美术家看他,觉得比较“民间”(事实上的确有“泥人张”的风格),如同“浅显的宣传画”；历史学家看他,也许对他的布衣状不满,因为他毕竟从政四年,做过鲁国的大司寇(司法部长)……总之,一件本来就想象多于史实的标准像,准备让所有人满意的确是不可能的。当然,不足之处若从专业来看,还是有的,严友人说,雕塑论“位置”,一座雕塑,所有的“点”都应该有自己的空间位置,这座圆雕,线条是相当流畅的,人物表情也很生动,但是体积感不够,力度不够,张力不够,占有和征服空间的质感不强,原因在哪里呢？“它太写实了,为自己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他说,干这一行,“形似”,总是拘谨的、形而下的。前人说,大象无形,就是要我们追求“骨子里的相似”,更高超的手法是打造朦胧的意象,从而给读者预留下更多的猜想和遐想。话又说回来,我这样的评论也许同样是失之公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用西方的、现代的雕塑理论去议论本土的民间艺术,这两者,是不对等的。圣人后裔有话说从2006年1月以来,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制定孔子标准像。6月份,标准像的征集意见稿向海内外发布后,备受关注,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在9月23日举行的孔子标准像新闻发布会上,孔子像的主创人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胡希佳说：“我们重点从形象定位和精神气质等方面作了修改完善,更注重体现孔子‘仁’和‘礼’的思想内涵,表现他的博大儒雅。”据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长张树骅介绍,这个标准像的设计以尊重历史依据、尊重约定俗成形象为准则,以唐代吴道子所绘的行教像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吸收历代孔子像作品中的优秀元素,力求形神统一。但是,对于中国孔子基金会推出孔子标准像的举动,长期研究雕塑史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邹文却指出：制定孔子标准像是一种“文化暴力”,缺乏历史依据,过于武断和粗暴。网上更有议论认为,中国孔子基金会出于某种目的,“美化了孔子”,此举没有意义。有鉴于此,孔子第七十五代孙、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孔祥林针锋相对地指出：此举很有必要,因为孔子形象不一,对中国人来说也许还不是个大问题,但对外国人来说就是个大问题。你们什么时候见过耶稣有几十幅面孔的？目前的孔子千像千面,外国人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孔子。随着对外友好交往的增多,制作一个统一的孔子像势在必行、大有必要。在孔子标准像颁布现场,记者采访了国际著名钢琴家孔祥东。孔祥东说,作为孔家后裔,我想说的是：现在认识孔子的最大误区就是误信了流传甚广的古人对孔子的记载：反首……龟脊、龙形、虎掌、河口、海目、骈齿……对这种记载,孔子第69代孙孔继汾早就明确地表示这是后人为神化孔子而编撰的附会之说,真要画出来,请问,地球上能找到这样的人吗？按照历史学家顾颉刚的“历史层累说”,离历史事件越近,所述事实越可信,离历史事件越远,谬误附会越离奇,因为神化的需要,越到后来,孔子越被描绘得不可信,简直像个“异形”,问题是离孔子时代不远的荀子,并没有说孔子丑陋,只是说“仲尼长”(身高19米),面黑且头发乱。我相信,“面黑且头发乱”正是夫子凄凄惶惶为了理想而奔走列国14年的写照,否则以他做过4年的鲁国上层官员,而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生活习惯,断然不会把自己搞得蓬头垢面。夫子当然没有画像遗世,但是有相当稳定的“遗传密码”跨越千年地落到我们身上。众所周知,因为历代政府特殊的“尊孔”政策,孔氏一族是国内罕见的遗传基因呈超稳定结构传承的家族,《孔子世家谱》说“历历相传,秩然不紊”就是这个意思。作为后裔,我有幸看过现存的历代“衍圣公”画像,平心而论,都长得比较端正,断不致于“山魈一样”,更没有发现“眼露筋、鼻露孔、耳露轮、嘴露齿”的遗传特征,因为孔府历来被尊为“天下第一家”,孔府人画像,非常讲究诚信,因此,我相信我祖,纵然不是“帅哥”,也高大而端正。

　　版权之争大概正因为孔子在中国文化中超级重要的位置,中国孔子基金会推出孔子标准像的过程不可谓不慎重。据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长张树骅介绍,孔子标准像的制定程序,是严格按照“发起、征集、评选、初稿、定稿”等步骤进行的,从初稿到定稿,他们先后征求了国学大师任继愈、文怀沙、张立文,艺术家钱绍武、“泥人张”第四代传人、雕塑家张�,孔子后裔孔德懋等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委托山东工艺美院院长潘鲁生博士牵头,由胡希佳教授等组成主创小组,在尊重历史依据,尊重约定俗成形象,以唐代吴道子的孔子行教像为基础,参考历史文献,最大限度地吸收历代孔子像作品中的优秀元素,突出体现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风范和气质,定稿后的标准像体现了东方圣哲———孔子的高远、睿智、敦厚、亲和的形象与内涵,体现了这个时代对孔子思想的解读和认同,基本达到了制定孔子标准像的预期效果。然而关于孔子标准像的版权问题,社会上却有不少不同的声音。浙江省出版界一位不愿意披露姓名的人士日前致电记者,对中国孔子基金会“保留孔子标准像版权”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着客观报道的原则,应其要求,我们将他的来信节选于此———……为孔子设计一张所谓标准照,其实并无不可。因为,历史上的孔子到底长什么模样已难考证,后世各种各样的孔子像都是基于历史文献和个人想象的演绎。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机构或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描绘心目中的孔子形象。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孔子基金会重构孔子的影像符号,也反映了现代人对孔子与儒家文化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孔子基金会所发布的孔子标准像,只是作为一个机构对孔子和儒家文化的一种阐释,就不应当受到非难。但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从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活动的目的和具体操作来看,此举不无借“统一”孔子形象垄断孔子影像话语权(版权)之嫌疑。这样的做法不仅和推广孔子文化、儒家文化的宗旨相悖,更是一种独占全民共有传统文化资源的商业行为。虽然基金会有关人士声称制定孔子标准像没有商业目的,但在征集活动的文件中却强调,标准像版权将归中国孔子基金会所有。……版权专有、招商制作以及使用收费,已经清楚地说明基金会正在谋求孔子产业化,孔子标准像的制定,也由此带上了商业色彩。如果这是一般的商业行为,当然不应受到质疑。问题在于,基金会的这种商业行为,却是通过垄断孔子肖像权来达成的。孔子以及儒家文化乃全民共有的文化财富,原本不存在版权一说,基金会制定标准像的行为,实质就是将公众权利部门化。……据此,记者日前将读者来信的主要内容转告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基金会立即委托了副秘书长王大千作出了回应：所谓中国孔子基金会“独占”和“借‘统一’孔子形象垄断孔子影像话语权(版权)”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首先,为有利于国际文化交流。我们制作“标准像”,只是出于向国际社会传播孔子形象需要一个“统一载体”的需求,从来没有宣称在任何场合只准使用一种孔子标准像,我们不可能,也没有权限作出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其次,我们重申保留我们的标准像版权,因为孔子标准像的制定是中国孔子基金会自己投入人力物力,按照“发起、征集、评选、初稿、定稿”的步骤进行的,程序合法,手续俱全,属于基金会的创意产品,请问凭什么不能拥有它的所有权呢？孔子以及儒家文化的确乃全民共有的文化财富,但是如果您写了一本《孔子大传》,请问您能主张您的著作权吗？强调“孔子标准像”的版权,只是一种主张和权利,并不等于商业行为,因为我们对该版权既可主张有偿,也可以主张无偿,好比自己决定自己的文章是否发表,“垄断”或“独占”的只是自己的作品,请问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对于王大千的说法,著名商标法专家、上海华诚律师事务所柯晓军先生表示认同,他认为,在版权著作权领域,基金会如果只是支配自己设计的“孔子标准像”当无异议,但前提是不能因为有了“标准像”,就制约别人使用孔子的其他画像,同样,若有人将“孔子标准像”用于商业目的而事先又未经“基金会”同意或授权则可视为“侵权”。……夫子仍然备受关注。魅力孔子,虽然时空阻隔千年仍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资料来源：青岛新闻网

孔子毕生有心为政而不果，只好广收门徒从事教育，正是他们如众星拱月般地推崇孔子，也正是他们一传再传彰扬光大孔子的学说。可以设想，假如孔子没有这些忠实的弟子，他个人或许依然可以成为圣人，但其学说则未必能如后来那样流传久远与广大。

当然，这数千名弟子并不是同时师事孔子，否则按当时的物质条件去推想，这些人的饮食起居似乎都将成为重大问题。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些弟子在孔子生命的不同阶段师事孔子，早期弟子与晚期弟子或许不曾接触或不曾谋面。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所受到孔子的影响，当然也应该随着孔子思想境界的演进而有所不同，或各有所长。按照孔子晚年的自我评价，在他这些及门弟子中，如若粗略分类，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状况，一是在德行方面表现出众的，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二是在政事方面颇为出众的，有冉有、季路；三是在言语方面成就出众的，如宰我、子贡；四是在文学方面可堪造就并有突出成绩的，有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颇负盛名的弟子，孔子的评价是："师(子张）也辟，参(曾参）也鲁，柴也愚，由(子路）也 ，回(颜回）也屡空。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看来都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或许因为孔子对这些及门弟子出众者有真切的认识和了解，故而孔子在对他们的教育与训练中，便格外注意因材施教，注意培养学有专长、术有专精的专门人才。他说："中上之人，可以语上；中人之下，不可以语上也。"因此，我们从现有文献中不难发现，孔子就同一问题，在不同场合，或因面对的对象不同而解释与回答的侧重点一般也就不同。这样一来，不仅孔子的教育方法颇富个性与特色，而且对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来说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孔门弟子之所以学有专长、术有专攻，除了他们的天赋、个性等原因外，也与孔子的因材施教、分别培养密切相关。更进一步说，孔门后学在学术上的分野与分化，除了外界环境使然外，恐怕也与孔子的这一教育方法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孔子在教学内容上对弟子们分别对待，或有高低不同的差别呢其实，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孔子整理的那些经典主要是用来教授弟子的，弟子们所凭借的"课本"恐怕都是经孔子删定的那些文献，《孔子世家》说quot;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凡此种种，都可证明孔子在对弟子们进行因材施教的同时，依然有着共同的原则和教学内容。换言之，孔子在对弟子进行教育时，一方面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则和价值准则，从而使这些弟子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标准，而这些信仰与标准便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孔学传人和成就早期儒家集团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孔子格外注意弟子们的个性与天赋，在进行共同教育的同时，似乎也根据弟子们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对待。

基于后一个考虑，我们看到孔门弟子在孔子生前虽不曾另立门户，但事实上这些及门弟子由于学有所长、术有专攻，这便为儒家的后来发展与分化埋了了伏笔。陶潜《圣贤群辅录》说，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这种详尽而明白的说法虽然晚出，并不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当然不必尽信。但揆诸情理，我们应该相信孔子的及门弟子之所谓学有专精；恐怕正是指他们各人守一个或几个学术领域，从事某一项或几项专门研究。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据秦汉时的文献分析孔门情况说：孔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故曾子作《孝经》以记孔子论孝之言；子夏诸人复荟萃孔子绪言纂为《论语》，而六经之学亦各有专书，《易经》由孔子授商矍，再传而为子弓，复三传而为田何；《书经》之学由孔子授漆雕开，然师说无传，惟孔氏世传其书，九传而至孔鲋；《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春秋》之学自左丘明作传，六传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传成为子夏所传，一出于夏授公羊高，一出于夏授觳梁赤。

《礼》、《乐》三经，孔门弟子传其学者尤多，如子夏、子贡等皆深于《乐》，曾子、子游、孺悲皆深于《礼》，六国之时传《礼经》者复有公孙尼子、五史氏诸人，而孔门弟子复为《礼经》作记(如子夏作《丧服记》)，又杂采古代记礼之书以及孔子论礼之言，依类排列，荟萃成书(即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而子思作《中庸》，七十子之徒作《大学》；又有子夏之徒赓续《尔雅》，以释六经之言。刘师培的这些排比，虽然于细节也不可尽信，但它足以说明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与分化决不是偶然的，就其学术渊源而言，实得力于孔子的因材施教以及孔门弟子的学有所长、术有专精。

如前所述，由孔子弟子的基本状况已可看到儒学必然分化的端倪。但这种分化毕竟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公元前479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终于走完七十三年的坎坷道路，溘然长逝。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葬于鲁城北泅上，弟子皆服丧三年。叉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唯子赣(贡)庐于家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家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词孔子家，而诸儒亦讲礼乡饮于孔子家。显而易见，孔门弟子虽然学有不同，但他们出于对孔子的同样尊敬，估计他们在为孔子眼三年之丧，守三年心表的时候，可能尚未发生别立门户等分化现象。

孔门后学的分化大概发生在弟子们为孔子眼三年之丧结束的时候或之后。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孔门弟子为孔子服丧三年的时候，"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然后归。子贡返，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并要求曾子同意。而曾子坚决反对。他说，"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本来，按照孔子生前形成的基本格局，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作为一种利益集团或学术团体，似不必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分裂。子贡即使没有担当孔门领袖的资格和能耐，但他毕竟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二者之间的深厚情意似乎也有助于子贡在孔子死后团结维系孔门弟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quot;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妆来何其晚也”显然，孔子对子贡寄予相当的期望。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以及子贡超越其他弟子的治事能力，我们看到，在孔子死后，孔子的丧葬之事似乎也由子贡主持和料理。他不仅出面批评鲁哀公为孔子致悼词并不合乎情理，以为生不能用，死而悼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而且筑室于场，为孔子守六年之丧。因此，当其他弟子守丧三年治任将归之时，皆大揖于子贡，相向而哭。于此我们感到，尽管子贡没有名正言顺地举起孔门"帅旗"，但其在孔门弟子中的突出地位似乎也已基本确定。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当子贡的地位逐渐确立，孔门之内并没有发生太大问题的时候，子夏、子张、子游等人却以有若的外在形象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显而易见，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政变，他们期望以有若来取代于贡将要获得的盟主地位。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呢欲明白个中的奥秘，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子贡方面说，由于其"利口巧辩"，性格使然，"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恶"，似乎在某种场合得罪过子夏等人。尤其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当子贡的地位在孔子死后逐步上升的过程中，子贡过于忽略子夏等人的存在，似乎遇事并不愿意与子夏等人商量，因而引起子夏等人的反感，遂欲以有若取代子贡。另一方面，如果从子夏等人的立场来观察，他们对有若的推举，除了出于对子贡的反感外，似乎也与孔门弟子的凝聚力日趋削弱有关，因而他们才推quot;似圣人"的有若作为"盟主"，以期重振孔门声威。

子夏、子游、子张等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曾子的响应和支持。其中的原因，除了前述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似乎也和曾子与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我们知道，曾子虽是孔门弟子中谨遵师说的忠诚弟子，但他和子张、子夏等人并不是关系非常密切。《论语·子张》记曾子日："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表面上对子张似乎很推崇，但实际上也不无贬损之意。至于对子夏，《札记·檀弓》、《论衡·祸虚》都曾记载曾子指责子夏的事：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于诛泗之间，退而老于西阿之上，使西阿之民疑妆于夫子，尔罪一也；丧而亲，使岛未有异闻，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日妆何无罪欤”？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以久矣！"曾子的这段指责虽然晚出，但他们之间缺少共同的信念和人生原则，似为事实。那么又怎能指望曾子赞同子夏的主张，推举有若为孔门盟主呢更何况有若无论如何貌似孔子，但其思想见解、人格修养都不可能真正与孔子相比。

有若没有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曾子由于天生具有一种战战兢兢严守孔门遗视而绝不自标宗旨的人生态度，故而曾子既无能力，也无兴趣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曾子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的建议时，孔门弟子的分裂便已从一种潜在的危险而表面化，弟子中的强者实际上都各奔东西，自谋前程，自立门户去了。

其实，如果从学术史的观点看，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发生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大凡显赫一时的思想家在其身后莫不如此，因为思想的解说原本没有固定的模式，思想的继承更取决于后来者所处时代的需要以及继承者各人的才学识德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更何况孔子教人因材施教，并没有统一的解说和范式呢因此，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不仅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而且是学术史上的必然趋势。

至于孔门弟子的实际分化情况，《韩非子·显学篇》有一个大概的描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民之儒，有孟民之儒，有漆雕民之儒，有仲良民之儒，有孙民之儒，有东正民之儒。臼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民之墨，有相夫民之墨，有邓陵民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入，墨离为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显然，这里的儒学八派已不仅指孔子的及门弟子，而且应该包括韩非所处的时代即战国时期的儒学情况。因此，儒家八派的那些弟子们我们暂且勿论，还是让我们先看看那些及问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情况。

在孔问及问弟子中，应该有所作为的子贡原本以"言语"著称，似乎在学术见解、思想见识方面也应该能有所作为。但是，可能由于发生前述的那些不偷快事件，子贡在为孔子守了六年丧礼之后便基本上与孔门弟子失去联系，而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之中，并没有在学术上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

有可能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且未被归大儒家八派的还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曾子为孔子的晚年弟子，相传他的天赋并不高，经常受到孔子的批评。但他格外注意道德修养，坚持"吾日三省吾身"，终于成为孔门弟子中除颜回之外最重要的道德楷模。在孔子去世之后，曾子先是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作领袖的企图，继则可能聚徒讲学，从事著述，从孝道、伦理道德方面阐释和宣传孔子的遗说。《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曾子》十八篇，王应麋《汉志考证》称："《隋志》、《唐志》二卷，参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论立身孝行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