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太史公自序》出发，谈谈《史记》中“太史公”倒底是谁

《史记》里面几乎每一章都会有“太史公曰”几个字，受小学二年级学过的一篇课文《报任安书》里面一句，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我们很理所当然地认为”太史公”就是司马迁。实际上，“太史公”说的到底是谁，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太史公”是司马迁的老爸司马谈

《太史公自序》里面说到：“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这里的 “太史公”明显就不是司马迁，而是他的老爸，司马谈。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记叙了他们司马家族光辉的历史传统，他的祖先从西宣王时期就已经是掌管天地秩序的官员了，负责记录周朝的历史，牛逼的一批。其后，出现过许多牛轰轰的人物，比如司马错，战国时期秦国的大将，受秦王的指派出兵攻打蜀国，为秦国统一全国打下经济基础。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也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他曾跟着白起参加长平之战，一起合伙坑杀了四十万降兵。这个世代著史的家族，在好长一段时间“不务正业”，直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重操旧业”。

司马谈的史学素养完全不输儿子司马迁。首先，司马谈师从名师“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唐都是汉代著名的观测星象的著名专家，杨何是汉初著名的《易》学家，黄子便是黄生，擅长黄老之术，黄老思想在汉初是统治思想，所以说司马谈是一个学贯天文、阴阳、黄老的大学者。其次，司马谈还很博学，这点从司马谈谈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中我们看出。学霸司马谈对于各门派的思想领会相当透彻，他认为百家的思想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他提出要博采众长的主张，取长补短，这可以说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驱。司马迁写《史记》的目是：“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的思想起源于父亲司马谈。

《史记》中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谈的影子，可以肯定的是，《史记》每篇文章的开头和中间的“太史公曰”或者“太史公”指的就是司马谈，这些都是司马迁引用他父亲的话。据统计，现通行的《史记》版本中一共出现了156个“太史公”或“太史公曰”，其中至少36次“太史公曰”是司马谈的言论。

“太史公”是司马迁自己

剩下的一百多个“太史公”指的就是司马迁自己。《自序》说到：“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很明显这里的“太史公”正是遭受宫刑奋发图强的司马迁自己。目前，关于“太史公”三字的解释有三种，一种是官名，一种认为是司马迁，一种认为是司马谈。史记明确地表示了当时只有“太史令”是官名，故排除第一种可能。“公”有“父亲”的意思，“太史”是官名的简称，官名+父亲=向外人对父亲的谦称。司马迁是一个立志继承父亲遗志的孝子，所以肯定不会拿父亲的称谓来称呼自己，这简直是大大的不敬。

“太史公”身份混乱的原因

为什么史记里面“太史公”人物指代混乱呢？这完全归功两个人，一个是司马迁尊敬的长辈——东方朔。没错，就是那个应诏公车上书以滑稽著称的东方朔,他曾写过一篇非常长的文章,皇帝熬了两个月的夜才看完。东方朔比司马迁年长二十岁左右,司马迁45岁完成《史记》的创作，东方朔已经六十多了。写完稿子后的司马迁大喜过望，立马拿给了博学多才、见多识广的长者东方朔审查。东方朔拿到司马迁的稿子自然“很认真”地对待，他认真地指出了稿子中文字和材料使用上的错误，并对稿子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往里面加了“太史公曰”几个字，以此来表示对某件事的看法和评论。

另一个就是司马迁的外甥孙杨恽。司马迁在世的时候，《史记》一直没有得到公开发表。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的稿件自然就到了司马迁女儿女婿的手中，杨恽有幸读到了外公留下来的稿子，并深受《史记》的启发，开启了治学之路，一路扶摇直上，当上了平通侯，飞黄腾达的杨恽便替祖父公开发表了《史记》。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杨恽极有可能在发表《史记》前进行了修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面的“太史公”既指司马谈，也指司马迁。每篇文章的开头和中间出现的“太史公”多半是司马谈，篇章结尾的“太史公”就不太好判断到底是谁了。

“对儒家社会价值的认识”：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

“作者推崇墨家的哪一主张”：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

《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从重黎氏到司马氏的千余年家世，其父司马谈重老庄之学术思想，司马迁本人成长经历，继父志为太史公，及其著述《史记》之始末，无不具备于篇中。但作者娓娓道来，错落有致，累如贯珠。叙写司马迁千余年家世，不过数百字，而系次井然。耕牧壮游，磊落奇迈的倜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父子执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场面又何其凝重。草创未就，横被腐刑，愤懑不平之辞，又使读者不禁掩卷叹息。特别是作者用相当篇幅序写六家的要旨，论道六经的要义，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马父子的学术思想。对儒、墨、名、法、道及阴阳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指陈得失，有若案断，虽历百世而无可比拟。

《自序》明述了作书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写作旨趣。一般说来，书之为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自序》可以说是兼此二义。推本春秋，考信六艺，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复述明；又分别标明诸篇小序，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中莫不灿然明白。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这实乃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周易》的《系辞》，《毛诗》的《小序》，皆关系到一书的体要。清人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史记评注》）

《史记》自《黄帝本纪》起百三十篇，合而论之，总是一篇。篇终必须收束得尽，承载得起，意理要包括得完，气象更要笼罩得住。《史记》的最后一篇以自序世系开始，逐层卸下，中载六家、六经两论，气势已极隆，后又排出一百三十段，行行列列，整整齐齐，最后又总序一百三十篇总目，其可谓无往不收，无微不尽。其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难怪乎后世之学士文人有望洋向若之叹了。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粗解：

1、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才是符合大道的本质，混沌态的，虽然道生阴阳，但是其实里面不是绝对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2、 “光耀天下，复反无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光辉照耀着普天，而后又消失去光辉。就是说一个人无论你当下如何的了得，如何光环遍地，但是你人会死去，你的光环也会慢慢的不存在。

3、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凡人生活是因为有精神的存在，而他的精神存在也需要有一个肉体作为它的表现形式。

4、 “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这句话的意思是精神过度使用会伤神，肉体过度劳累也垮，肉体和精神分离人就会死亡。这句话还有一个意思，在一个公司中，当我们的企业精神已经不能在唤起员工的意志和拼搏时，员工就会失去主心，而这个时候企业的运转也是在一个小骡子拉大车，人垮了，企业也就会垮掉。

5、 “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死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

6、 “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之本，肉体是生命的依托。

7、 “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整段文章我用了一种非常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他，而且也是依据原文断句分解，大家看起来或许会比较吃力，而且理解也是各不相同。下面我将整个文章做一些我自己的评议：

太史公是在说，道家一直是以“无为”这个标签来立世的，但是他呢又要说“无不为”这个是仕么道理呢？我想说，天道是悄然无声的，但是天道也是在滋养万物生灵的，我们的人道也要效仿天道，这种效仿在行动上呢，其实是很好落实的，但是你要一个人去告诉另一个人怎么样来完全的效仿天道，就很困难了，因为它总是在讲一些虚无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总是在讲一些大道理，和一些动物植物的如何如何，而不讲我们人如何如何，反而有时候讲到人的时候又是一直批评批判的言辞，然后他又把言辞讲的很深远，非常难懂。（这里面我是觉得道家的言辞其实就是在引导我们往辩证方式看待世界，里面需要分清楚到底是仕么）。他这个里面的道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探求万物的情理，而且也告诉我们这是循环往复，所以说不是因为有道而产生有形态的事物，也不是因为事物而成就了道，因为道有他的尺度和规律，我们人是按照这个尺度和规律，在适应的时间和地点做事，这个其实蛮难的，人需要认识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能力认识到自己身边的事物，辨析其发展规律，把握其发展规律，然后需要看天时地利，审视自我的事物是否符合天时地利，如果符合就可以做，如果不符合，就要重新修养自己，锻炼自己，其实这个我觉得可以说是人和问题，直到自己的人和能够符合天时地利，天地人三才聚齐才能成事。所以说关键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人必须把握自己的主体性意志。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来修这个人的主体性呢？这个就要回到上面我们如何来认识道的无为和无不为，我们自己要看清天道是如何来滋养万物的，他是怎么样成人成物的，比如说小草，它的种子或许就是一种随意的飘洒落入某一个地方，然后因为有土有水，他就能发育，成长，有风有雨，有人踩，也不能阻碍它的成长，即使被火烧了草叶子，第二年春天，它又能成长起来。然后我就要审视我自己，我能不能在任何地方生存，只给了我一些水和食物，我能不能长久的生存下去，如果说不能，那么我需要怎么修炼自己，修炼我的仕么？那么我们归纳一下草的特点：生命力强，默默无闻，坚强。那么我可不可以在艰苦环境下仍有坚强意志？如果说我找到了这个因，那么我们可以以小见大，修炼自己，磨炼自己，最后找到自己。

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谗而弗见，后‘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翻译：

太史公说：“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经过五百年才‘了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也‘五百年了，‘谁能够继续在太平圣明的时代修正《易传》，续写《春秋》，探求《诗经》、《尚书》、《礼记》、《乐经》之间的本原而著述？’”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明显。’《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易经》显示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变化；《仪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行动；《尚书》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从政；《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长于教化；《乐记》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仪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记》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经》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易经》是用来说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比《春秋》更‘用了。《春秋》全书‘数万字，其中的要点也‘数千。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都记在《春秋》里了。《春秋》中，臣杀君的‘三十六起，亡国的‘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当面‘人进谗他看不见，背后‘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得一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没‘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所以《春秋》这部书，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国家没‘英明的国君，下层的贤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这才写作《春秋》，流传下这部用笔墨写成的著作来判明什么是礼义，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现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自己的职守，万事已经具备，都按着适当的顺序进行着，太史公所论述的，想要说明什么宗旨呢？”

太史公说：“对，对！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我曾从先父那里听说：‘伏羲最纯朴厚道，他创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尧、虞舜时代的昌盛，《尚书》上记载了，礼乐就是那时制作的。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古代的诗人已经加以歌颂。《春秋》歌颂善人，贬斥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颂扬周王朝，并非全是抨击和讥刺。’自从汉朝建立以来，直到当今的英明天子，捕获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历法，更换车马、祭牲的颜色。受命于上天，德泽流布远方，四海之外与汉族风俗不同的地区，也纷纷通过几重翻译叩开关门，请求前来进献物品和拜见天子，这些事说也说不完。大臣百官尽力歌颂天子的圣明功德，但还是不能把其中的意义阐述透彻。况且，贤士不被任用，这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神圣而他的美德没能流传久远，这是史官的过错。况且，我曾经做过太史令，如果废弃皇上英明神圣的盛大美德不去记载，埋没功臣、贵族、贤大夫的事迹不去记述，丢弃先父生前的殷勤嘱托，没‘什么罪过比这更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会传说，谈不上创作，而你却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这就错了。”

于是编写《史记》。过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祸临头，被关进了监狱。于是喟然长叹：“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被摧毁了，不会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后又转而深思：“《诗经》和《尚书》辞意隐约，这是作者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从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陈国和蔡国受到困厄，就写作《春秋》；屈原被怀王放逐，就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这才‘了《国语》；孙膑遭受膑刑之苦，于是研究兵法；吕不韦谪迁蜀地，后世却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说难》、《孤愤》才产生；《诗经》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圣贤之人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意气‘所郁结，没‘地方可以发泄，这才追述往事，思念将来。”于是，终于记述了唐尧以来的历史，止于猎获白麟的元狩元年，而从黄帝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