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二、宗教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问题，作为此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佛教、道教、其它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的研究文章很多。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佛儒融合思潮始于两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生于梁，死于隋，对南北朝思想状况和儒佛斗争与融合的历史非常熟悉，加上隋统一后对儒、佛、道作一番清理，建立—个能适应统一政权的思想体系的需要，使他能建立儒佛一体论的思想。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文认为，汉、魏、两晋时期是佛教初步汉化的时期，晋宋之际，中国僧人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了融会贯通的阶段。从宋文帝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佛教汉化表现为出自政治或宗教动机的自觉汉化。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而异国文化要在他乡扎根，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它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二者不仅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且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的一面。李剑国《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宣传佛教教义，思想的故事书，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李剑国认为此种书内容纯系糟粕，但《冤魂志》除外，它援儒入佛，常从传统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某些积极因素。另外，此类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促进作用。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佛教特权盛衰过程，认为源于汉魏之际的僧侣特权，至晋代全面确立，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佛教特权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唐中叶后佛教特权才衰落。另外，辛长青《云冈第20窟出土比尼昙媚造像颂石下碑试解》(《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其社会原因》(《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吕淑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杨宗武《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课外学习》1988年第4期)、贠安志《安岳石窟寺调查记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和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盛行，因此研究道教的文章也不少。胡孚深《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是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加入神仙道教，是神仙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在我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在道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巴氐流民首领李氏建立成汉的整个过程，都有天师道这个宗教背景，说明这个背景，就能具体地考察文化和宗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也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火袄教。王素《魏晋南北朝火袄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对此时期的火袄教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发表了《高昌火袄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就有火袄教流行，并拥有汉民教徒。高昌国时期，由于国家禁止汉民信火袄教，汉教徒虽改从佛教，但对火袄教仍保持信仰。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高昌信奉的天神不是袄神，而可能是天体自然崇拜一类的信仰。高昌国有人信奉火袄教，但不是普遍信仰火袄教，高昌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天神和佛教，而可能是流行着多元的宗教信仰。

除了对魏晋南北朝的佛、道、火袄等教的研究外，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对北魏前期的宗教与政治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魏的祭祀系统中突出了对“天及自然神”和“女性祖先”的崇拜，并将道教提高到“准国教”的地位，同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佛教也经历了枯荣沉浮的命运，因此，北魏前期是中国“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四、思想与学术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思想，一个是社会思潮。研究人物思想的论文有董克昌《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l期)、许杭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无神论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欧阳小桃《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l期)、胡孚探《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丁永忠《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等。许杭生认为：葛洪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用人思想，并对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永忠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为友，但不入他组织的“莲社”的原因指出，陶渊明上庐山而不入莲社的原因在于慧远所坚持的宗教形式上。慧远坚持“隐居修行”， “变俗达道”、“髡发投簪”、“袒服而行”等。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极重天伦之爱，友朋之情，而且“任情率直”，“不拘礼俗”，嗜酒成癖，自然受不了莲社宗教仪式的束缚。用陶渊明不入莲社来证明他有反佛思想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1985年第3期《文史哲》专门组织了《魏晋玄学笔谈》，邀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杭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等专家学者，对玄学的评价，以及如何具体地深入研究玄学等问题，书面谈了看法。除了玄学研究以外，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新语》在政治思想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在哲学思想上，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至刘宋弥漫于世族社会的宗教气氛。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认为，魏晋时提出了与“德重于才”相反的命题：“才重于德”。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个命题的体化。才重于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因时用人的思想借鉴。因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重德，往往只是重世资门第的同义语，而才重于德的思想，在当时包含了反对以位论人、以族取人的进步思想，它在人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观是值得重视的。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论》(《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魏晋才性之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离、异”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请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讨论。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主要有：李祥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刘隆有《土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曹贻芬、崔文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刘隆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谱系之书的兴起，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种种特权服务。人物传记中的家传，主要写门阀士族的历史。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和本纪，也往往成了家谱和家传。当时的门阀士族，正利用了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垄断了文史，而又靠着垄断文史，以维系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周一良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秉笔直书者是少数，多数人则有意为统治者的行为涂饰粉刷。害怕得罪皇帝是直接原因，另一原因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儒家教条的作用。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政权的禅代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两种办法来弥缝粉饰政权禅代中的“篡弑”行为，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罗秉英例举了后汉、三国、晋、南朝宋、齐等朝的“佚史”中均有书志，指出自班、马创定史书的书志体例以来，这一体例一直为魏晋六朝史家所重视并继承和发展，不存在所谓司马彪以后的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的问题。另外，就正史书与佚史书志关系来说，一代书志往往先出于“佚史”，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正史的书志。这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曹贻芬、崔文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四分法转变，并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领域。此时期出现了类书，它按文献的内容性质分类编排，以便省览，对于保存和检索文献都有意义。《文选》、《弘明集》等总集的出现，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成就。李祥年指出，438种至少3千卷以上庞大的杂传数量，先贤、耆旧、逸民、高士、忠臣、良吏、列女、孝子、高僧、幼童、神仙、灵鬼、冤魂等天上人间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有帝王君侯、高士逸民、显宦大儒、文士小吏、子弟亲朋、僧道人物等参加的日益扩大的杂传写作队伍，以及多样的杂传创作形状，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兴起。它的兴起说明“传记”已经不再是经学家释经的工具，也不再是少数史家借助人事来诠释正统的道德理论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著述门类的地位已日益鲜明，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杂传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能够较之史传创作更好地发挥其传记文学的功能，不仅启肇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本身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写作的主流，并对后代传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学者认为迟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出现，而且是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此时期形式多样的杂传创作，证明西方学者的看法有关片面。

五、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此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专论。有吕一飞《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文献》1988年第1期)、马欣、蒋家平《六世纪中叶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冲突与北方的再分裂》(《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6期)等。这类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文章为数不多。第二类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涉及民族文化的文章。如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中，谈到鲜卑文化时指出，通过鲜卑与汉族的交往，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北魏的石窟艺术、包括史学、佛学、农学、地理学等在内的大批的学术著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北朝民歌，北魏书法，古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1．重庆市蒋氏九候堂字辈：

“朝廷先现应，文员启世新，熙和崇大化，兰贵发奇英，灵峰高腾汉，方生万代荣”。

2．重庆蒋氏通谱班辈：

芝兰毓秀 万世联芳 国正德大 仕子永昌 天开文运 富贵荣光 福禄寿远 扬名安邦

3．重庆大足县邮亭镇枫树湾：

思元学文明，迪益尔吉长，乃惟泽开达，凤翼锡宏扬。

亲睦频克武，敦伦毓芳亨，承先恢隆鼎，华荣兆螽诜。

大足县国梁镇红岩坡坎下：朝廷正在子 志道仕兴福 富贵荣华永 文才壁仲仁

4．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粉场坝蒋氏宗派班辈表：

重应君大德，必怀学仲成，宗泽宜世守，和顺锡天心，克绍光前智，永正尔家声。

5．湖南安化蒋氏族谱派语

旧派：荣如永宗然彦孟，金朝加益显忠诚，克立奇功修学业，英贤世守圣明君。

新派：恭维先泽本隆昌，次序敦和肇锡长，钜望汉中经鼎盛，鸿勋楚宇灿云章，诗书力业登科甲，孝友承家选俊良，蔚起人才昭善述，魁名辉映冀联芳。

6．湖南邵南蒋氏族谱字派

千万才必仲，仁义礼智信，天大惟馨晋，藻干舒民泽，宏贻偑玖怀，迪思淑尔类，誉履庆方开。

湖南邵阳蒋氏族谱字派：

清必思文福，思仁义礼智，元哼承宗祖，朝廷永万兴，太运开新成

7．湖南长沙蒋氏派语

通谱公派：恭维先泽本隆昌，世序敦和（亲）肇锡长，钜望汉中经鼎盛，鸿动楚宇灿云章，诗书力业登科甲，孝友承家选俊良，蔚起人才昭善述，魁名辉映冀联芳。

光甫公老派：国忠成原志祥乾，道德清廉庆寿全，宁湘楚里英明广，斗柄文衡祖振严。

乾隆庚戌六修谱旧派：宁湘开泽远，作述在贤良，孝友芳名久，光先绍汉长。

8．江苏京江蒋氏宗谱字派：

吉士增宗德荣名寿国华。

9．江苏赣榆蒋氏三径堂宗谱字派：

文明开士玉，继德城泰余，庆裕坤恒寿，瑞瑶敬益居。

10．浙江暨阳七里上马石蒋氏宗谱派语：

百千万寿岗陵视孝悌仕浩刘云庆尚彬珙琦景美吉振大纲仁良增富肯雅秀伤冠裳。

二年分第字母：尚清迁繁幅绶馆享荣华富贵贻谋燕驽克禺庆后。

七年分第字母：仕亚还德建贤宗正详文章科第显名扬，英才群勷洪恩宠永远乾远乾坤世业长。

11．浙江兰风蒋氏宗谱派语：

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絜静精微，恭俭庄敬，属辞比事。

12．广西富川蒋氏宗谱派语：

湘桂姬周裔，齐联团结欢，英才期蔚起，敏学绍书香。

13．东北蒋氏宗谱派语：

入守有云廷 世天国兴基 立本希再其 曰乃培治克 景如永斯维

14． 安徽定远蒋集：

克宏尔尚允 存思孝其正 大（文）学华邦国 长太耀门庭

15．陕西：

邦克守立国 维

16．贵州遵义木凉伞蒋氏宗派语：

旧谱派：奉 汉国君师懋廷源安连学仕尚文昌

新派：鼎定宏开兴隆运玉书献瑞灿天章修齐治平辉先绪 刚常从德建家邦．

永乐延益广福泽光化锦庆兆祯祥忠孝为本发达远 攀桂登云万代香

贵州遵义板桥沟蒋氏（明末江西吉安迁入）语字辈：思德阳宗（芝）洪，仕金维永如，尚应承先志，道明正本源

17．蒋介石辈字：祁斯肇周国，孝友德成章。秀明启贤达，奕世庆吉昌。

18．浙江奉化蒋霞浦：

世德相嗣茂，良子绍贤能，本宗垂方大，学士显朝廷

19．浙江义乌蒋氏宗派

并第字目：元亨茂贞 敬顺和恒 常怀孝悌 永守诚明 恭宽敏惠 慈爱廉仁 绵延福泽 谨慎言行

合讳字目：存继士廷 尚以我宗 祖克裕英 能乐天真 隆庆兆先 乾嘉如初 咸道协同 光国周齐

20江苏徐州孤山蒋氏字辈：

天尊士立广继荣昌光大孝友 志守忠良 振兴百世 育化万方德仁远传永保家邦

扩展资料：

源流一

蒋氏姓源比较纯正，主要出自姬姓，其血统与来源与西周皇族有关。周公姬旦的第三个儿子叫伯龄，以国名命氏。

据《左传》、《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等所载，西周初期，周公姬旦的第三个儿子叫伯龄，被封在蒋，建立蒋国，是周朝的一个小国。蒋国灭亡之后，姬伯龄的后裔子孙就以故国名为姓氏，称蒋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蒋氏正宗。

在史籍《元和姓纂》中记载：“周公第三子伯龄封蒋，子孙氏焉，国在汝南期思县。”

期思县因期思公复遂而得名，治所即今河南淮滨县城东南十三公里得期思集，北邻死河，系春秋时期楚国灭蒋国后所置，属于古汝南郡，魏、晋两朝时期改属弋阳郡。蒋氏族人大多尊奉蒋伯龄为得姓始祖。

-蒋氏

一、湖南邵南蒋氏族谱字派：千万才必仲，天大惟馨晋，藻干舒民泽，迪思淑尔类，仁义礼智信，宏贻偑永怀，誉履庆方开。

二、湖南长沙蒋氏派语

通谱公派：恭维先泽本隆昌，世序敦和(亲)肇锡长，钜望汉中经鼎盛，鸿动楚宇灿云章，诗书力业登科甲，孝友承家选俊良，蔚起人才昭善述，魁名辉映冀联芳。

光甫公老派：国忠成原志祥乾，道德清廉庆寿全，宁湘楚里英明广，斗柄文衡祖振严。

乾隆庚戌六修谱旧派：宁湘开泽远，作述在贤良，孝友芳名久，光先绍汉长。

迁徙传播

蒋姓的最初发祥地为河南，尊伯龄为处姓始祖。伯龄受封大约是在公元前1046年，当时的封国在河南省尉氏县西。大约在周宣王时（公元前827～公元前782年），西周为了强化对淮河中上游地区的控制，将姬姓蒋国迁至河南淮滨县东南。

西周末，蒋伯龄的第九世孙蒋诞（字仲世）为周幽王的太子太傅。周幽王命蒋诞之子蒋薨返蒋国，越十代孙蒋蟾一直住在河南的弋阳，传位到蒋简。战国周烈王七年（公元前369年），楚宣王灭蒋国。蒋氏后裔除部分留居河南之外，其余都四处流亡。

-蒋姓

大家都见过自己家的家谱或者族谱吗？知道自己姓的源流传承吗？

听到家族这两个字，大家是不是有瞬间穿越回古代的感觉，毕竟，家族这个词西方用的比较多，什么摩根家族、伊丽莎白女王的温莎家族呀，包括与我们比邻而居的韩国，家族概念也是比较浓重的。

但是在中国，虽然农村还有什么宗祠、宗庙。但是提到家族这个词，还是比较少的。

在中国，提到家族这个词，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传承两千多年的南张北孔，南方的张家还有北方的孔家。张家不是盗墓笔记里张起灵的张家，而是世代居住在龙虎山上的天师家族。没有错，我们天天在漫画网络小说上见到的天师府真的存在，而且还真的有天师印和天师剑。

北方的孔家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孔子世家了。孔氏家族的族谱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罗内容最丰富、谱系最完整的族谱。对，他们硬是把自己的祖宗追溯到了伏羲一代。

而除了南张北孔之外，在中国，其实还有非常多厉害的家族，比如曾是中国首富的荣氏家族。以及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家族。

他们传承已经有1200多年，而且出身皇族，虽然历尽五代就game over。

这个家族就是吴越钱氏家族。1000多年前，唐宋之间，有过一个五代十国的奇局，天下纷争，群雄四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一个乱世。当时北方战火纷飞，田园荒芜，可很奇怪的是，在南方，浙江一带的吴越国却是太平景象。这就不得不提吴越国的君主，钱鏐。他一生充满传奇，也是他奠基了钱氏家族的辉煌。

提起钱鏐，大家可能印象最深的就是珍藏在国博的国宝钱鏐铁券，是中国现存历史上最早的免死金牌。

他生于公元852年，杭州临安人，据说他出生时，相貌奇丑，丑到连亲爹都不想要，他爹觉得不详，想把他弃于井中，好在阿婆怜惜，才保住性命。

吴越国在钱鏐的治理下成为一个世外桃源。大文豪苏东坡由衷赞叹吴越国盛景：“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可以说，现在苏杭发展地这么好，离不开钱鏐奠定的基础。

而且他还教导子孙，如果有利于国家统一，就不要吝惜皇位，所以在历经72年之后，当宋太祖打过来的时候，钱鏐的孙子钱弘俶干脆地把皇位给交了。

也正是因为他这么干脆，钱氏家族才得以留存。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钱鏐不仅活得长而且生的多。在钱鏐八十年的生命里，史书有记载的儿子就有三十三位。

在宋元明清期间，钱氏家族就出了不少文学大儒，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钱谦益，著名的秦淮八艳之一的柳如是就是他的老婆；这个人在历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参与了东林党预谋事变、后来又剃发降清，年纪大了又觉得对不起明朝，卷进了黄毓祺案，最后还暗中复明，折腾了这么多，愣是活的好好的，八十三岁才死。不过不得不说，钱谦益虽然人格有争议，但是对于明末清初文学与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崇文倡教、读书明理，是钱氏家族的重要家风。它强调的就是：读书为第一等事，读书子弟为第一等人。为了让家族中的穷苦孩子，也能读得起书，家训中规定：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于是从宋代开始，钱氏家族就族内相互扶携，各地的钱家都设立义田、义庄。

其中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就是在义庄的资助下，才完成学业，成为了中国的“力学之父”。1941年，他提出“板壳内禀理论”，爱因斯坦看后，这样评价：“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他还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被国际上公认该领域的奠基人。

有人问钱伟长，为什么钱氏家族，有很多成功的人才时，他调侃道：“我们钱家人喜欢读书，书读多了容易当官，当官的容易出名。”

是的，到近代，钱氏家族更是爆发，人才井喷。钱氏人口仅占我国全部人口千分之二，可是钱氏家族出来的名人就有近百人。而且涉及到各个领域。

首先，中国科学史上人尽皆知的“三钱”—“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都是钱氏家族出来的，虽然钱三强是钱学森的领导，但是按照辈分来说，钱三强和钱伟长应该喊钱学森叫“爷爷”。

而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就曾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除此之外、钱永刚、钱学榘、钱永佑、钱永乐以及拥有世界6顶院士桂冠的钱煦等都是在国内国外著名的科学家。

在国学上，钱氏家族也是人才辈出。其中就有一代名儒钱基博以及钱三强的父亲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钱玄同。然后还有史学四大家之一的钱穆。

△从左至右从前至后分别是年轻时的

杨绛，钱锺书，钱穆，钱学森，钱三强。

钱玄同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的思想在二十一世纪都可以说是进步青年了，他倡导自由恋爱和一夫一妻。同时还是催稿狂魔，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他催出来的。

钱玄同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从不转弯抹角。经常激愤地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

可是到了1927年，钱玄同到了40，身体还特棒，他的一帮好友，便玩起了恶作剧，说他已到了该枪毙的年龄了，一起商量在《语丝》杂志上编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应邀写稿的朋友，夜以继日，很快将讣告、挽联、挽诗、祭文等稿件都准备好了，因为种种原因，关于钱玄同去世的消息风也似地在南方传开。一时间，钱玄同不少的朋友、学生向北京纷纷发来唁电表示深切哀悼。就是不知道钱玄同当时看着全国各地都在给自己办丧事，心情是怎么样的。

然后到了41岁，以为没有人记得了，胡适这时候还特地写了一首诗歌调侃“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不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可惜我不在场……”

钱基博和钱玄同都属于儿子太牛，被掩盖了光辉的，他们其实单拎出来，都是对中国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钱基博就更惨了，他性格比较古板，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说的奇闻逸事，而且他儿子名号又响。没错，他儿子就是钱钟书。

钱钟书可以称得上是所有中国女子想嫁的男人类型，长得帅，文采好，精通N国语言，对老婆痴情，会写情话。杨绛和钱钟书的爱情羡煞了多少人。

你以为这就完了，钱氏家族除了在科学、文学上大牛辈出，政治上也出过非常多顶尖的人才。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就是出自钱氏家族，钱氏家族还出了五位政协副主席。

有人总结钱家出过：一诺奖、二外交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

钱氏家族之所以这么繁荣还有一个秘诀，就是“优化组合”的婚姻原则。钱氏子孙的婚姻观，相对于家世、财富，更看重配偶的家庭教养和个人素质，比如杨绛就是无锡大家族杨家的闺女。

其实你看民国大师的出身，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都有或多或少的牵连，并且百分之九十都是出身于世家大族。寒门出大师，在民国总是一个梦而已。

就以钱学森的妻子蒋英来说，他出身于蒋家，父亲是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而蒋英是金庸的表姐，徐志摩的表妹。金庸的堂姐查良敏嫁给了琼瑶的三舅袁行云。然后就成了亲戚。所以，你会发现，金庸、琼瑶和钱家也是有扯不清的联系。

现在大家广泛认识的钱氏家族的名人莫过于百家讲坛的钱文忠了，还有《神探狄仁杰》的导演，著名编剧钱雁秋。当然，还有许多钱氏后人在科学领域默默耕耘，不为我们所知罢了。

2008年6月“吴越钱王与长三角繁荣主题报告会”在杭州临安举行时，钱学森在贺电中说“我们的先祖，他的政绩只是‘致富一隅’，而我们后人的事业，是使整个中国繁荣富强。老祖宗地下有知，是会高兴的！”想起写在无锡钱氏祠堂的《钱氏家训》中有一句话是：“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此言或许正是钱家为中华民族培育了无数大师精英的原动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