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传入中国的是一般被认为是异端的聂思脱里派（中国称景教），后来在唐朝会昌五年（845年）被禁止传播。元朝时基督教（景教和天主教）又再次传入中国，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来利玛窦，他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成功的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

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东正教开始在中国传播。1807年，新教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新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发展。1843年，洪秀全借助基督教的教义，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建立“拜上帝会”，后来建立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天主教徒解放初约有270多万人，到2006年约有500万人；基督教徒解放初约有70多万人，截至2006年，基督教信徒已超过1600万人。

人类的历史观念在中世纪有很大的飞跃。西方学者柯林伍德认为人类关于历史的观念在公元后第四和第五世纪，由于基督教思想的革命性的影响得到了重新的塑造。他详细地分析了基督教是怎样扬弃古希腊—罗马时期在历史学中两个主导的观念，即对人性的乐观主义观念和作为历史变化过程基础的实质主义的观念。在古希腊，人们习惯把人看成是有理性的动物，由于理性的指导，人们会走向至善。历史变化过程的基础是人的理念或心灵。对柏拉图来说，事物的实质是非物质的，是理念。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终的真实的实质是心灵。人们的历史观念被这种实质主义弄得黯淡无光。历史事件只不过是这种实质的偶然表现，事件的重要性主要是它们对永恒的和实质的整体投射了一道光芒。人们至多只是记录事件，历史学的范围被限制在描述人们和事物都在做什么，而这些人和事物的性质始终被停留在历史的视野之外。对柏拉图主义而言，历史学是不能有什么实用的价值的。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历史学也只是像诗一样的东西。而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却为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了可能。

根据基督教的创世说，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并且其他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人的灵魂不再被看作一种在永恒中的存在，每个灵魂都被看作是一种新的创造物。灵魂不灭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被否定了。历史不再是人类自己智慧和才能的创造，而是由于上帝的智慧，由于上帝的恩惠，人的欲望才被导向有价值的目的。因此，历史的过程并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目的的实践。正如克罗齐所说的：“从基督教看来，历史既然变成了真理史，它同时也就放弃了意外和机遇，而古人则常使历史沉溺于这些东西，它认识了它自己所固有的法则，这不再是一种自然的法则，甚至不再是星宿的影响(奥古斯丁反对异教徒的这种学说)，而是理性、智慧、天意了”。基督教对历史带来的新问题和新答案，克罗齐认为是对人类精神的构成的一份永远有效的可靠财富。

基督教思想为历史观念带来的第二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打破了古希腊关于历史的循环论观点，在天意的指引下为历史带来了秩序的观念。正如阿奎那所说的，天意要为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在他看来，人的所作所为，所取得的某些成就，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智慧，而是由于上帝的智慧，这是一种关于历史的新的观念。按照这种新的历史观念，历史过程并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的目的的实践。因为上帝的目的就是一种对人类的目的，是一种一定会贯彻下去并且通过人类的意志活动而体现出来的目的。

基督教思想对历史观念的第三个革命性的影响，是对于历史的一种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态度。在上帝的眼中人人平等，没有什么选民，没有什么特权的阶级，没有哪个集体比其他的集体更重要。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括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基督教不会满足于一些民族的局部和特殊的历史，要求一部普遍的历史，一部世界史。

这种新的历史观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过程，历史的历程不过是客观的天意的计划的实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甚至连最明智和拥有权力的人也都卷入其中。上帝是有远见和富有建设性的，决不允许什么人来干扰他的计划。历史事件的总历程就是一种准则，它是用来判断参与其中的每个人的。历史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所塑造的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观念的变化是空前的，也是深刻的。

　　一、 基督教影响中国的三次浪潮

　　1 第一浪潮（景教）：纯粹的宗教形式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刘彻派遣张骞赛出使西域，

　　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从此，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之间，以这一古代商业脉为纽带，逐步

　　发展了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关系。沿着这条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最早通道，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有

　　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十六世纪以后又流传着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多马曾到中国传教布道的故事……

　　尽管到目前为止还缺乏有力的历史根据证明这些传说，但从热衷于宣扬这类传说的多为教会人士

　　这一点，则可以看出基督教文化在其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方面所具有的特殊热情。

　　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在西安市郊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中国古代对波

　　斯的一种称呼，从碑文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又译"神人一性派"，中国传统

　　文献称之为"景教")传教士早在唐朝贞观九年(635年)就来到中国传教，使此教在有唐一代兴盛一

　　时。景教碑文上说:"真常之道，妙而难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

　　"聂斯脱利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以公元五世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命名聂斯脱利

　　因教义中"神性"与 "人性"的论争，在公元413年的以弗所主教会议上被指控为异端，受到逐出教

　　门、流放致死的惩罚。但是,后来的近东教会却支持聂斯脱利的教义，498年，近东教会正式决定

　　与罗马教会断绝关系，接受聂斯脱利的信仰，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正式形成。此后，景教传

　　教土以高度的宗教热情活跃在中亚地区，七世纪时这一派的信徒己经遍布我国古代所称的西域一

　　带，并且唐代将该派的活动正式导入中国。

　　唐代文化是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文化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大融合之后，发展出的第一个高峰时

　　期，也是当时世界的文化重镇之一。唐太宗以君临天下、德兼夷夏“天可汗”的方式，实行“兼

　　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使景教在唐代获得了广为流传的机遇。唐贞观九年(635)，"聂斯脱利派"

　　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从波斯来到长安，标志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发生联系的开端："太宗文皇

　　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其经，望风津以驰艰险。贞观九祀，

　　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阑。深知正真，特令传

　　授。" (景教碑文，见《150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43页， [英)阿克穆尔著，中华书局1984

　　年版）而且还由朝庭出钱在长安修筑一个"波斯寺"，授教传道。到了唐高宗日子，景教兴盛繁华，

　　竟然“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同上）745年，唐玄宗应景教教徒的要求

　　下令将"波斯寺"改名为"大秦寺"，781年唐德宗时，树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的名称第

　　一次在这块碑上出现。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有力物证，碑文的内容分为序言和颂词。序

　　文简略地说明了景教的基本信仰，叙述了景教自唐太宗传入中国后受到太宗以下代皇帝的优待扶持，

　　凡一百五十年间的发展经过。颂词则是用韵文再次概括地讲述了序文的内容。景教碑的树立本身表

　　明景教已在中国的文化生活扎下了根基。在后，景教虽在中国继续生存，然而，没有获得进一步的

　　显著发展。这不仅比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次浪潮 (1840年迄今)远为逊色，甚至也远远比不上第二

　　次浪潮(明末清初的那次“天主教来华”)的深度。

　　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下诏灭法毁寺(即史书上所说的"会昌灭法")主要针对佛教，但景教也

　　受到株连。景教在中国活跃了二百多年后，就此渐趋销衰，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就此一蹶不

　　振。这“第一次传入”到了宋代，就销声匿迹，中国的史籍里再也见不到有关景教的记载了。宋太

　　宗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聂派教士那及兰(Najvan)奉聂派教会大主教之命与另外五名教士来中国整

　　顿教会。

　　987年，他们回去报告：“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毁坏。全国之中，彼一

　　人外，无第二基督徒矣。寻遍全境，竟无一人可以授教者，故急回也。”（参见《中国古代基督教

　　和开封犹太人》，第126页，江文汉著）这个文件，标志着基督教在华传教第一次浪潮的消失。温

　　文尔雅的北宋盛世的这一“宗教消失”，显然不是由于战争与革命的残忍迫害所致，而表明当时的

　　中国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对于基督教的兴趣和需要。这是历史性的退潮。值得注意的是，景教在中

　　原衰亡之后，却曾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间流行。十三世纪，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景教遂在元

　　朝又重新出现并流行，当时的蒙古人称基督徒为"也里可温"。显然，这个蒙古称号表明这种宗教已

　　经与汉人绝了缘，只是蒙古人和他们的盟友"色目人" （后来的“回民”）的宗教。

　　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通过马可·波罗兄弟带信给教皇，正式恳请教皇差派传教士来中国。

　　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人孟高维诺任教廷使节前来中国。

　　1294年，孟高维诺来到大都(北京)，开设天主教堂，开始传教。这是天主教第一次进人中国。

　　这初次的天主教传教活动依赖于蒙古统治者的保护，所以，1368年明朝推翻元朝之后，这一蒙古

　　人 (和色目人如马可·波罗)新近皈依的宗教也就连同消失了，前后大约仅仅延续了六十年。

　　唐代以及元代复出的景教，以及元代初次来到中国的天主教等的传播活动，(字数有限制,请详细看参考网页)

我个人的领受如下：

（1）神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神要赐下一位救主（弥赛亚）的预言成就了。

（2）敬虔人与神的国有分，哪怕是外邦人（如路得，喇合）。

（3）大卫家永远有子孙作王的应许也实现了，耶稣基督就是永远的君王。

以上仅仅是我的个人领受，但各人领受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仅供参考。

历史背景：世界（罗马帝国）处于黑暗的权势之中（军事、宗教、经济），神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犹太），传扬救恩的福音，最终为了全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后复活，升天，将永生赐给凡相信的人。

意义：空虚的心理需要满足，黑暗的世界需要真光，弥漫的人生需要方向。

基督教的存在就是给人类一条有新有活的路，借着这条路，人可以回到创造人类的神那里去。

约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公元从耶稣开始，十字架成为救赎记号。

基督教是当今世界上传播最广，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公元一世纪中叶，基督教产生于地中海沿岸的巴勒斯坦，135年从犹太教中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的宗教。 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并逐渐成为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罗马公教（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东正教）。十六世纪中叶，公教又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陆续派生出一些脱离罗马公教的新教派，统称"新教"，又称"抗罗宗"或"抗议宗"，在中国称为"耶稣教"。所以，基督教是公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教派的总称。

　　新教派别众多，但以三大主流教派为主，即分布于德国大部和北欧诸国，包括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等国的路德宗，分布于瑞士、荷兰、苏格兰和德国一部分的归正宗以及分布于英格兰的安立甘宗。全世界新教徒约36亿，三分之二集中于欧洲和北美。

　　东正教的信徒主要分布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美国等地区，在中国人数不多，1984年，中国有东正教徒8000 人左右，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东正教主要的自主教会有君士坦丁堡牧首区、耶路撒冷牧首区、俄罗斯正教会、格鲁吉亚正教会、塞浦路斯正教会、塞尔维亚正教会、保加利亚正教会、罗马尼亚正教会、波兰正教会、希腊正教会、美国正教会、日本正教会、芬兰正教会等。

　　目前，天主教是基督教的第一大派别，全世界共有天主教徒88亿，约占世界人口的185%，在各大洲的分布大致为：拉丁美洲约有37亿，欧洲约有25亿，北美洲和非洲各有约8000余万，亚洲和大洋州各有约7000余万。

天主教就是基督教。

因为次经汉译本把上帝翻译为「上主」、「天主」而在国内被称为天主教，就是与罗马圣公会一样，在国内天主教不受他们管辖。

据最近消息，梵蒂冈开始承认国内设立的主教了。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以及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被称为基督教新教。

这都是人为划分，并不因为形式上的改变而有实质性的不同。

在大陆，人们常说的基督教一般指基督教新教。

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基督信仰被官方高压，人们很难了解。

改革开放后，最近几年，情况才有所改变。

基督信仰，从以色列起始，传到希腊半岛。

所以，圣经旧约是希伯来文记载；新约是希腊文记载。

再由希腊半岛传遍欧洲，进而传到世界各地。

基督信仰，对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巨大的贡献。

设立大学（东吴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医院（到现在仍然有许多还存在并且沿用以前的名称），女子学校，红十字会，不但对世界，对中国文明进步也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只是因战乱及政治等缘故，被很多人遗忘。

更多详情可以查阅相关书籍， 。

愿神赐福予你！

　　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

　　摘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 1950-1992》 作者：吴耀宗

　　引 言

　　“中国基督教革新”是解放以后一个新鲜的口号。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的基督教曾经提出过好几个口号。最初的一个口号是“国内布道”，这是西方差会在中国宣教的全盛时期中--1918年，由中国信徒提出来的一个口号。提倡这个口号的人们都是热心的基督徒，他们觉得外国宣教师到中国来替我们作工，中国的基督徒也应当在自己的园地里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作工。他们最初的工区是云南、西康那些偏僻的地方，后来在一个短时期中，也曾推广到别的地方去，但这个运动不久就消沉下去。其次，是“中华归主”和“本色教会”这两个口号，这是1922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大会所提出来的口号。所谓“中华归主”，就是要使全中国的人都相信基督教。那时候，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们，像军队作战一样，把基督教已“占领”和还没有“占领”的地区，都在地图上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宏愿，但也只是一个宏愿而已。所谓“本色教会”，就是“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已故诚静怡先生的话)，跟着这个口号同时被提出来的，是另一个口号，就是“自治、自养、自传”。“自治”也有人写作“自立”或“自理”。这两个口号的提出，是在当时反基督教运动发出以后，它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基督教里面“洋”字的涵义洗刷掉，因为当时的反教运动最主要的口号是“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时代是不许可这个运动得到多大成功的。一方面基督教的领袖们对这个运动的认识还不深刻，另一方面在不久以后，所谓“国民革命”就叛变了革命，同帝国主义妥协，而基督教也就可以很舒服地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里。再其次，是基督教协进会在1931年所提倡的“五年奋进运动”。这是“九·一八”的前夕，国事蜩螗，民气消沉，而基督教也受到一般情绪的影响。并且，“中华归主”的口号喊了十年，还没有什么重大的进展，这就使基督教的领袖们深深地感觉到基督教本身的弱点。当时的口号是“求主奋兴我的教会，先奋兴我”。最近又重复提倡一个“奋进运动”。这个运动是四年前由基督教协进会发起的，解放后在名义上还存在着。

　　现在我们所提倡的基督教革新运动，在意义上虽然和过去的几个运动是一致的，但在内容和本质上却是和它们不同的。解放以前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过去基督教的几个运动，都是在这个社会意识形态下发动的，也没有超过这个意识形态的范围。解放后的中国，是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后的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朝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的中国。基督教革新运动是在这样一个新环境、新意识下提出来的口号。它的目标不只是清算过去基督教个别的弱点，而也是要把中国的基督教基本地、全盘地改造，使它脱离了西方社会传统的影响，脱离了中国旧社会思想的羁绊，恢复了耶稣福音本来的面貌，使基督教变成新中国建设中一个积极的力量。

　　动荡的时代中的基督教

　　解放前后的基督教呈现着混乱的、苦闷的情况。这一种情况的所以产生，是很容易了解的。在过去一百四十多年当中，基督教在中国所过的日子，比较是一帆风顺的。庚子的义和团运动，和以后的几次反教运动，都不过是树叶上的微风，没有震撼到基督教的骨干。这个时期的基督教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是不可能有什么基本冲突的，因为它的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所孕育而成的。中国的解放，却给基督教带来了一个不容易了解，而却又非应付不可的现实。中国的解放是由***领导着的，而***是唯物的、无神的。这似乎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主要的是一个利害上的问题，因为***要推翻现行的制度，而现行的制度，也就是基督教在里面寄生着，受着它荫庇的制度。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宣传，更加深了这一个惧怕和成见。现在，这一个革命的运动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推翻了旧的统治，建立了新的政权。怎么办呢有的人是彷徨的，有的是消极的，有的是等着看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将要来临的是什么。

　　忽然，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了，《共同纲领》通过了。在政协会议里面，有五位基督教民主人士的代表。共同纲领清楚地规定了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一个事实，在基督教里面普遍地鼓起了乐观、希望的情绪。许多基督徒松了一口气，他们晓得他们过去的忧虑是过分的、是多余的。

　　但是，过了不久，许多基督徒乐观的眼光，又被一阵黑云遮蔽住了。从旧解放区和新解放区里不断地传来苦闷的声音。教堂被借用或征用了，《圣经》被没收了，教会的许多工作受到阻碍了。这样的情形并不是普遍地发生的；有些地方--尤其是大城市，是几乎没有问题的。也有些地方，经过相互了解以后，问题就解决了。然而问题既然发生，它们就常常会被强调、被夸大、被歪曲。于是，许多基督徒又陷在怀疑和苦闷的深渊里。

　　基督教为什么会遭遇到困难

　　关于基督教所发生的困难，主要的责任是应当由基督教本身来担负的。基督教同时代脱了节；基督教不但同时代脱了节，基督教并且发生了反时代的作用——这就是基督教所以遭遇困难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说基督教同时代脱了节呢基督教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同一时代的产物；目前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和仪式制度，大部分是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中国的基督教除了这种影响以外，当然更受了一百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影响。这一个复杂的情况，就使中国的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里，呈现了两种不同的现象。由于原始基督教的积极性与革命性，基督教对中国的社会曾经有过相当的贡献。这个贡献不只表现在基督教的教育、医药、慈善等社会事业上，也表现在基督教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基督徒；参加五四运动、救国运动，和其他的革命运动，也有不少的基督徒。为什么基督教的积极性与革命性，在中国的社会里更有发挥的机会呢那就是因为中国的基督徒同样是中国的人民，而中国的人民，都受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压迫与剥削，因此，或多或少地，都有革命的要求。

　　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面；事实的另一面，就是造成目前基督教所遭遇困难的原因。在基督教里面，有许多言行不符、吃教贪污、门户水火的弊病。有不少的基督徒不能在言行上为耶稣救人救世的福音做见证；相反地，他们生活的表现，常常使教外的人轻视基督教，甚至厌恶基督教。其次，是一些基督徒的“关门”主义。他们手捧《圣经》，虔心祈祷，以为天下的大事，都可藉此而得到解决。他们害怕“政治”；他们一口咬定基督教不应当同政治发生关系。其实，他们并不是害怕政治；他们所害怕的，主要的是他们所认为是“左倾”的政治。对维持现状的任何东西，他们的顾虑是比较少的。由于他们的“关门”主义，他们对现实就不了解，而他们就同时代脱了节，变成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力量。再其次，是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基督教和帝国主义有没有发生关系基督教有没有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要在下面做一个说明。在这里，我们只要指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的问题，是目前基督教对外关系的最主要的问题，也是基督教在解放后所以遭遇困难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在个别的事件中，可能被夸张，被歪曲了，但这个因素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

　　除了基督教本身应当负起的责任以外，一般人对基督教的成见，和地方干部处理宗教问题的偏差，当然也是使基督教遭遇困难的原因。基督教是“洋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基督教是迷信的，反科学的，是人民的鸦片。这是一般人，尤其是受过唯物思想训练的人，对于基督教的看法。基督教当然并不是完全如此的。然而，基督教普遍地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却是事实。更不幸的，是一般人把基督教同天主教里面的某些成分混合起来看，也把基督教同迷信反动的“会门”混合起来看。这就是使基督教除了它本身的弱点以外，更在一些与它不相干的事上，代人受过。

　　怎样应付困难

　　基督教在新时代中发生困难，这并不是一件特殊的事。中国的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转入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需要一番彻底的调整与改造，基督教自然也不能例外。这个调整与改造，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许多问题。基督教所遭遇的困难，就是这些问题的一部分。虽然每一个问题都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在一个转变中的时代，一切问题的一般性是不应当被忽视的。

　　问题发生了，怎么应付呢在一个短的时期中，许多基督徒都为这一件事苦思着、焦虑着。他们几乎不能想到基督教其他方面的问题；在华北五省，我们曾汇集了一百六十多件关于基督教的案件，送给有关当局处理。还有许多个别的案件，在可能范围内，我们都送请地方或中央的当局处理。有些案件是迅速地满意地解决了。有些案件，因为情形复杂，或公文来往费时，就拖延下去，或竟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地方和中央人民政府也会为这些问题发出若干的指示。1949年12月，湖北省人民政府为了贯彻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教堂的政策，特向所属各级政府发布通令。1950年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发出“机关部队借用教会房屋，应采协议方式”的指示。同年1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主管机关对平原省人民政府所询问关于城市地产房屋问题，予以详细答复，其中数项是关于教会房屋的。同年2月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根据内务部的指示，再向所属机关发出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证教会教堂的通知。这些文件都证明了人民政府对这件事是关心的。然而，因为许多问题不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解决的，有些人便以为这件事没有获得应有的注意，其实事实并不如此。

　　1950年4月，基督教访问团到北京去访问，这个访问团是由政协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五个单位的代表组织而成的。当他们访问基督教团体工作完毕以后，他们就去拜访若干政府首长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他们也参加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的两三次座谈会。在他们的拜访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同周总理的三次谈话。参加谈话的除了访问团团员——邓裕志、刘良模、涂羽卿、崔宪详、艾年三和本文作者——之外，还有赵紫宸、陆志韦、江长川、王梓仲、高凤山、庞辉亭、赵复三、凌俞秀霭、陈文润、刘维诚、杨肖彭、邓锡三、霍培修等京津方面基督教领袖，全体共十九人。我们拜访周总理的目的，主要的是给他报告解放后基督教一般的情况，并请他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基督教所遭遇的困难。周总理对我们的报告，表示非常的关切。在听取了我们的报告以后，他便表示他自己对基督教的意见。他承认了基督教过去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唯心与唯物可以并存，那就是说，相信宗教的，和不相信宗教的，可以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长期合作；就是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只要基督教是人民所需要的，它还是可以存在的。当我们把基督教二十几年来所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的理想告诉周总理的时候，他不但表示赞同，也表示嘉许，认为这是基督教今后必须遵循的途径。但周总理谈话的中心，却在指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联系，和帝国主义在目前国际形势中利用基督教去进行反革命工作的事实与可能。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这个题目，在参加谈话的基督教人士当中，并不是完全新鲜的。然而，周总理所做的清楚的分析，却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和鲜明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个启示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一个没有参加谈话的读者，是不容易了解这句话的涵义的。为什么基督教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呢这一件事同基督教的许多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在下面对这些疑问做—个简单的解答。

　　基督教与帝国主义

　　基督教的本身就是一个宣教运动。使徒保罗就是基督教的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宣教师。一个相信了基督教，被耶稣的福音所逮住了、变化了的人，是不能不把他所感受到的东西宣扬出去的。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就是这个意思。基督教最初传到中国来，除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以外，是完全出于这种纯洁的动机的。一直到现在，大多数从外国到中国来的宣教师，至少在他们主观的意图上，也是抱着一种纯洁的目标的。但是，尽管基督教是一个崇高的宗教，是救人救世的福音；尽管多数的宣教师和其他基督教的负责人士，主观上是要服务中国人民，没有宗教以外的企图；基督教是可能被人歪曲，被人利用的。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主义，任何一种学说，都是可以被人歪曲利用的。基督教的历史和世界文化思想的历史，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个事实。基督教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西方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些国家大多数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培养出来、传播出来的基督教，是不可能不深深地受到这些国家的文化的影响的。如果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当然就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物质生活。在这种情形之下，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基督教，是不可能不受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的。

　　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后，帝国主义便开始在中国活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依靠了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而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有不少是由于教案的纠纷。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基督教，就必然地被一般人看做“洋教”。外国的宣教师，受了不平等条约的荫庇，住在高楼大厦，养尊处优；有的时候，他们还会依势凌人，作威作福。基督教学校里的教育，甚至教会医院里的服务，都带了洋气。如果这一种洋气，不过是单纯外国的气氛，那还不是太坏的；但所谓洋气，是同帝国主义分不开的。过去基督教学校教育的奴化成分，就是一个例子。

　　外国宣教师所宣传的宗教又怎样呢似乎宗教是宗教，宗教里面不可能羼杂其他的成分。但事实并不如此，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宗教所追求的是绝对的真理，然而，任何时代的宗教，都不是绝对的真理，甚至不是相对的真理。历史上许多的罪恶，是借宗教的名义而行的；而帝国主义，就是这些罪恶中最毒辣的一种。

　　但是，帝国主义同基督教的关系，究竟是不容易被一般人所认识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日本侵华战争--这是帝国主义，这是大家所能看得见的。但是，基督教里面的帝国主义，却往往是看不见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究竟怎样发生了关系呢帝国主义并不只是飞机和大炮，也不只是间谍和其他秘密的工作，这都是可以看得见的。还有一种无形的帝国主义，那就是帝国主义通过文化、思想、教育甚至神学所发生的影响。举一个眼前的例来说吧。美国侵略朝鲜、台湾，这是帝国主义，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在中国的基督徒里面，有许多人曾经对美国的物质文明，对美国的所谓自由、民主，对美国式的生活，表示无限的向往。他们从这个向往中产生一种对美国文化的错觉与幻想。现在呢这个错觉与幻想是部分地被打破了。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基督徒的团体和个人，在上海、南京、镇江、广州、韶关、北京、西安、太原、兰州等地都曾发表宣言，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反对美机大量屠杀朝鲜和平居民，反对美机侵略我领空及其暴行。这是一种鲜明的表示，这个表示证明了中国的基督徒们，已经开始认识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但是，这个帝国主义又怎样在基督教里面发生了它的作用呢让我们说得具体一点，坦白一点吧。绝大多数的美国宣教师是反苏反共的；绝大多数的美国宣教师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反对的或怀疑的。即使他们表示同情，这个同情也是有限度的。他们对于美国又怎样呢无疑地，他们不承认美国的社会制度有什么基本上的毛病，即使他们承认它有些毛病，他们认为这些毛病是可以改善的。他们当然不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至于美国一般的国策呢，他们即使不能完全同意，他们至少是基本上同意的。他们认为美国式的生活是最宝贵的；他们认为实行美国式的生活的，就是一个“自由世界”；他们不惜用任何的代价，去保证这个“自由世界”的存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