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文《三槐堂铭》的全文翻译

一、全文翻译如下：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

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二、扩展知识：

1、作品简介：三槐堂，即三槐王氏的堂号。三槐王氏是当今王氏中最大的一支，闻名天下，枝繁叶茂，是太原王氏的一衍派。三槐堂是王氏子孙繁衍最大的支派，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王氏家谱目录中，冠以“三槐堂”堂号的家谱目录，占有堂号的王氏家谱总数的40%左右。

2、作者简介：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

3、作品赏析：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2 三槐堂铭的原文和翻译

苏轼《三槐堂铭并叙》 原文：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

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

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

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而其定也久矣。

吾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

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杆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

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

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

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筅盗窃案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们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

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志。

既相真守，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荫满庭。

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

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

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

呜呼休哉！ 参考译文：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包申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

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

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

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

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

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

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

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

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

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

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

啊，多么美好啊！”。

3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后面题目

11D 12C 小题3①我根据所见所闻事实考察，天理必然（一定）会彰显出来，这是明白无疑的。

（4分。 “以”、“考”、“必”、“审”，各1分。）

②天下人都希望他能出任宰相，但是他最终由于性情正直而不为当世所容。（4分。

“望”、“卒”，“直道”、被动句式，各1分。） 10①（晋公）手植三槐于庭 ②魏公之业，与槐俱萌 ③（魏公）归视其家，槐阴满庭 ④郁郁三槐，惟德之符 解析 11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实词理解，实词理解要结合句子，句子理解要结合上下文。

本题 D “王氏之福盖未艾也”结合文意理解大意是“王氏的福份大概还没有完结吧”。可见这里的“艾”不是“到达”，而是“停止”。

考点：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和用法。能力层级为理解B。

12 试题分析：C“作者比较了王祜的后人与李栖筠的后人，认为王李两家子孙的才能、气质、功名富贵和忠信仁厚等都不相上下”理解错误。原文理解是“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 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即“李栖筠之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差不多，但在忠信仁厚方面，却赶不上魏国公父子”。

可见“忠信仁厚等都不相上下”的说法错误。 考点：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

能力层级为分析综合C。 小题3 试题分析：文言翻译要联系上下文，要确定考点，本题的考点涉及到的是①“以”依据，“考”考证，“必”必然，“审”明白。

②“望”希望， “卒”最终，“直道”性情正直，“不容于时”被动句。解决了这些考点，再翻译其他的句中成分，最后串联成句即可。

考点：翻译文中的句子。能力层级为理解B。

小题4 试题分析：“三槐”与王家人的关联，从文章中摘原句即为“盖尝手植三槐于庭”“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归视其家，槐阴满庭”“郁郁三槐，惟德之符”。 考点：筛选文中的信息。

能力层级为C。 文言翻译天理一定会彰显出来吗？但是贤能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却不一定长寿。

天理一定不会彰显出来吗？但是仁爱的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是正确的说法呢？ 我听说包申胥说过：“人的意志可以胜过天，天的意志也能胜过人为的努力。”

世上议论天理的人，都不等天的意志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它，因此认为天理是不可捉摸的。善良的人因此而倦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

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天理还没有彰显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中，开始时，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经过四季而长青，历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天的意志。

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到子孙后代才表现出来，天的意志可以说是由来久远的。我根据所见所闻的事实考察，天理必然会彰显出来，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必然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他们大量行善施德却没有得到善报，但此后他们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守祖宗法度的太平盛世的君主共同享受天下之福。已故兵部侍郎晋国公王祜，在后汉后周期间就已名声显扬，先后侍奉过太祖、太宗两朝，能文能武，忠孝品德高尚，天下人都希望他能出任宰相，但是他最终由于性情正直而不为当世所容。

他曾经亲手在庭院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将来一定有做三公的。”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果然在宋真宗景德、祥符年间当了宰相。

那时正值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无事，于是享受了荣华富贵十八年。今天把东西存在别人家中，第二天去取，有可能取到，也有可能取不到。

而晋公自身修养德行，希望能从上天那里得到回报。几十年后他得到了上天的回报，就象手持契约，亲手交付一样。

我因此知道天理一定能彰显。 我没有赶上看到魏国公，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

他常常对仁宗皇帝直言进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是上天要使王氏重新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贤能之士呢？世人有将晋国公与李栖筠相比的，他们杰出的才能、正直的气质确实不相上下。

李栖筠之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差不多，但在忠信仁厚方面，却赶不上魏国公父子。由此看来，王氏的福份大概还没有完结吧。

懿敏公的儿子王巩，和我有交往，他崇尚道德而又善作文章，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记叙了这些事。铭文是： 啊，多么美好！魏国公的功业，和槐树一起萌生。

辛勤地培植，一定要经历世代才能长成。（魏国公）辅佐真宗，天下安宁。

回家一看，槐树掩映庭院。我辈小人，早晨不考虑晚上，只知 窥察时机，追求名利，哪里还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侥幸的运气，不种植就能收获。

如果没有那些君子，国家怎么成为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居住的地方，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

4 写诸葛亮的名诗句从陆游的诸葛书台、文天祥的怀孔明中找

书愤 陆游 早岁那知世事艰 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 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仲间 这首《书愤》第二联的“楼船夜雪瓜洲渡”说的是虞允文长江破金兵的故事，后一句铁马秋风大散关也是一场少见的胜利的战役宋朝对外民族的战争中，胜利的战役简直是凤毛麟角，难得有几场，何况瓜州之役的领导者虞允文以一个文官督师而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自然更成了陆游的“偶像”了最后一联更举出诸葛亮的出师表相比陆游以这些儒将自许，希望能象孔明、虞允文那样为国做一番事业，可惜，“镜中衰鬓已先斑” 蜀 相 杜甫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首诗叙述了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又辅佐他的儿子刘禅，多次出师北伐中原，因身心交瘁，积劳成疾，最后死于军中，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铿锵誓言，另外也倾诉了诗人自己仕途坎坷，抱负无法施展 历代写诸葛亮的诗很多，选唐，宋，金诗敬献 唐诗： 1、陈子昂《岘山怀古》 秣马临荒甸，登高览旧都犹悲堕泪碣，尚想卧龙图 2、杜甫《阁夜》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依依漫寂寥 3、杜甫《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 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 4、杜甫《遣兴五首》 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昔时贤俊人，未遇犹视今 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垄底松，用舍在所寻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 5、杜甫《承闻故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 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涕，仍沾楚水还 6、杜牧《奉和门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十八韵》 治化轻诸葛，威声慑夜郎 7、杜牧《川守大夫刘公早岁寓居敦行里肆有题壁十韵…辄献此诗》 百年明素志，三顾起新恩 8、费冠卿《闲居即事》 子房仙去孔明死，更有何人解指踪 9、韩偓《雷公》 闲人倚柱笑雷公，又向深山霹怪松 必若有苏天下意，何如惊起武侯龙 10、何赞《书事》 阔步文翁坊里月，闲寻杜老宅边松 到头须卜林泉隐，自愧无能继卧龙 11、胡曾《草檄答南蛮有咏》 为报南蛮须屏迹，不同蜀将武侯功 12、李白《赠友人三首》 岁酒上逐风，霜鬓两边白蜀主思孔明，晋家望安石 13、李德裕《奉送相公十八丈镇扬州（一作和王播游故居感旧）》 千骑风生大旆舒，春江重到武侯庐 14、李洞《送韦太尉自坤维除广陵》 全蜀拜扬州，征东辍武侯 15、李华《咏史十一首》 蜀主相诸葛，功高名亦尊驱驰千万众，怒目瞰中原 16、李频《送友人游蜀》 鼓吹青林下，时闻祭武侯 17、李峤《奉和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 宁知天子贵，尚忆武侯庐 18、李山甫《蜀中寓怀》 蛙似公孙虽不守，龙如诸葛亦须休 19、李商隐《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 得主劳三顾，惊人肯再鸣 20刘叉《入蜀》 孔明深有意，钟会亦何才 21、刘兼《中夏昼卧》 壮图奇策无人问，不及南阳一卧龙 22刘禹锡《洛中送杨处厚入关便游蜀》 王城晓入窥丹凤，蜀路晴来见碧鸡 早识卧龙应有分，不妨从此蹑丹梯 23、刘禹锡《和杨侍郎初至郴州纪事书情题郡斋八韵》 一吟梁甫曲，知是卧龙才 24、刘禹锡《江陵严司空见示与成都武相公唱和，因命同作》 南荆西蜀大行台，幕府旌门相对开 名重三司平水土，威雄八阵役风雷 彩云朝望青城起，锦浪秋经白帝来 不是郢中清唱发，谁当丞相掞天才 25、陆龟蒙《读襄阳耆旧传，因作诗五百言寄皮袭美》 孔明卧龙者，潜伏躬耕耨忽遭玄德云，遂起鳞角斗 26、罗邺《上东川顾尚书》 轻财重义真公子，长策沈机继武侯 27、罗隐《淮南送李司空朝觐》 宣父道高休叹凤，武侯才大本吟龙 28骆宾王《幽絷书情通简知己》 汉阳穷鸟客，梁甫卧龙才 29、骆宾王《畴昔篇》 诸葛才雄已号龙， 公孙跃马轻称帝 30、齐己《寄岘山道人》 辩鼎上人方话道，卧龙丞相忽追兵 31钱起《晚出青门望终南别业》 更怜归鸟去，宛到卧龙居 32、戎昱《上湖南崔中丞》 举世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 33、唐彦谦《兴元沈氏庄》 江绕武侯筹笔地，雨昏张载勒铭山 34、王建《送裴相公上太原》 还携堂印向并州，将相兼权是武侯 35、韦庄《闻官军继至未睹凯旋》 已有孔明传将略，更闻王导得神机 36、韦庄《喻东军》 独把一樽和泪酒，隔云遥奠武侯祠 37、吴融《敷水有丐者云是马侍中诸孙，悯而有赠》 天地尘昏九鼎危，大貂曾出武侯师 38、徐夤《蜀》 虽倚关张敌万夫，岂胜恩信作良图 能均汉祚三分业，不负荆州六尺孤 绿水有鱼贤已得，青桑如盖瑞先符君王幸是中山后，建国如何号蜀都 39、许浑《南阳道中》 荒草连天风动地，不知谁学武侯耕 40、薛逢《题白马驿》 满壁存亡俱是梦，百年荣辱尽堪愁 胸中愤气文难遣，强指丰碑哭武侯 41、薛能《游嘉州后溪（开元观闲游，因及后溪，偶成二韵）》 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 42、杨衡。

5 《三槐堂铭》苏轼译文

参考译文：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包申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

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6 三槐堂铭的作品原文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1），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2），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

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3），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4），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

“呜呼休哉（5）！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6）？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注释：

(1)汉、周之际：指五代的后汉、后周。

(2)魏国文正公：指王旦，封魏国公，谥文正。

(3)左契：古代契约分左右两联，左契凭以索偿。

(4)李吉甫、李德裕：均唐代贤相。

(5)休：美。

(6)皇：通“遑”，闲暇。

(7)有：通“又”。

读下面的材料，谈谈对唐宋变革论的认识！

不要论文，最好简练一点！

对“唐宋变革论”质疑之焦点是对唐代社会的认识

1,唐朝士族门阀是否仍占统治地位 隋唐,尤其是唐前期,是否仍是贵族政治

2,唐宋间农民人身自由问题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部曲制到佃户制的转型发生于何时

A田余庆: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

C汪篯:隋末农民战争给予了大族豪强地主经济和部曲佃客制以最后的严重一击

D阎步克:北朝后期中古士族制度趋于衰微,使官僚政治恢复了活力,周隋王朝在皇权—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发展之上,有承前启后的卓越成就

E吴宗国:唐初以来各级政府都是由官僚负责运转;官吏全部由中央政府按才学标准任命这与南北朝以前官吏任命以门第为标准,地方佐官由长官辟举,有根本的不同,而与宋代更为接近因此,唐代也是官僚体制,而非贵族体制

F张泽咸:唐宋间佃农人身自由问题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具有阶段性的变革

G刘子健:为什么在此后的若干世纪中,许多中国人所珍视的传统都以南宋的方式延续着

提问者：lenghongbin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答复共 1 条

“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衍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

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

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

由此可见，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涉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说唐代是古代奴隶制一条，本文略而不论。

自唐初建国至南宋灭亡，其间长达六百余年，如果以唐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时的情况相比。在长达四、五百年内，确是存在巨大差异。假使将中唐后的情况与五代及宋初相比较，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比唐初与唐末的差别更显著。陈寅恪先生说，唐史可以分前后二期，分野在唐朝中叶。“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1]所言极为中肯。现在，只就唐宋变革论所涉及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的状况略抒浅见如下。

一、 关于唐代门阀土族阶层地位的估计

主张门阀士族在唐代仍占统治地位的主要依据是：

一、士族把持朝政，唐代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卢、李、郑四姓占六十六人，其中崔氏有二十三人。

二、唐代门阀士族经济实力的雄厚基础是封爵食邑制。

三、士族重视族望、谱牒与婚姻，山东士族甚至不屑于与李唐皇室通婚。

众所周知，汉魏之际逐步形成并在西晋正式确立的门阀士族制度，有九品官人法保证士族政治上作高官、清官的特权，占田制和荫客荫户制使士族占有大批田地，免除赋役，庇荫亲属，奴役众多劳动者，享有经济上的种种特权。士族重视官、婚、望，以保持其合法世袭特权。

然而，门阀士族地主的盛世并不长，经过农民战争的打击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火并，士族地主们的政治、经济实力逐渐丧失。唐朝不再存在九品官人法和占田荫客荫户制，士族没有了世袭特权。太宗贞观时修《氏族志》，高宗显庆时编《姓氏录》，既是压抑正在衰颓中的旧门阀士族势力，同时又是企图通过立法培植新的门阀士族。然而历史的发展已使唐代不再具备门阀士族再生的社会条件，所以在唐朝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新门阀士族。只是在唐初，旧门阀士族地主仍有一定的潜在力量。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姻，便是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体现。尽管如此，旧门阀士族地主没有因此壮大门楣，起死回生。

说唐代门阀士族始终存在，有很大政治、经济特权，是经不起检验的。据统计。崔、卢、李、郑四姓在唐代任宰相者九十三人次，而在唐前期任相的是二十九人次（崔氏十一人，卢氏二人，郑氏一人，包括皇室李氏在内的李氏十五人），其余六十四人次均在中唐以后。如此看来，难道是门阀士族实力在唐后期有了复兴若然，其政治和经济基础何在呢有人说唐代藩镇也是门阀士族，这种“士族”与两晋南北朝以至唐代的旧门阀士族怎么能等同视之呢

说封爵食邑制是唐代门阀士族力量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样难以令人信服。王公贵族衣食租税早在西汉已很盛行，而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那时存在门阀士族。唐代封爵很滥（中唐以后尤甚），食邑根本无法与汉、晋时代相比。何况唐代有封爵和食实封的人大多并非门阀土族地主，那些食封之家在唐玄宗时改向朝廷领取封户租谷，不能再派人直接向封户索取，正好标志着食封制的蜕化。因此，封爵食邑制在中唐后已显著走向衰落。当然少数残余现象长期存在，直至北宋前期仍未完全消失。如果认为唐后期四姓担任宰相者多，是有封爵食邑制为其经济基础，显然并不符合历史真相。若再由此推论，认为门阀士族地主在中唐后曾经复兴，那就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人们乐于引用南宋郑樵和王明清的言论，说明唐代旧士族的力量始终强大。特别是郑樵所说，隋唐以上“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五代以后谱书散佚，其学不传，用以证明谱学与门阀士族共存亡。实际情况并不尽然。谱学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表明它并非门阀土族地主所专有，唐代主要官修谱牒在《氏族志》和《姓氏录》之外，还有《姓族系录》和《元和姓纂》等，在“冠冕之家，兴衰不一”[2]条件下，官修姓氏书有如柳芳所说，“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3]官谱不究血统渊源，明显不同于士族谱。贞观氏族志草稿说，“营户、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许敬宗嫁女给奴隶出身的禁卫大将军钱九陇，为钱氏“曲叙门阀”，[4]说明唐初以来诸色人都各有谱牒，谱学内涵已有了重大变化。

官谱在中唐后已很少修造，私谱修撰却是方兴未艾。颜真卿撰《颜氏世系谱序》，于邵写《河南于氏家谱后序》，[5]大宦官仇士良同样有家谱，[6]众多宗法性的家谱并没有因唐末大乱而废弃。洛阳周氏避乱徙广陵，“谱牒存焉”。[7]由于私谱的广泛存在。才使通晓谱学的吕夏卿在北宋时有可能撰写出唐代世系诸表。北宋前期，江西欧阳修、四川苏洵都在分房编修族谱，仍采用中唐以来的传统修谱方案。[8]苏洵说，唐宋之际谱牒暂废原因，一是官僚士大夫不讲，二是新贵们不愿谈及贫贱的祖先。王安石撰许氏世谱，自曹魏许据以下直至北宋仁宗时之许元等人。——胪列名字官称[9]。如果唐末以后不存谱牒，他决不可能源源本本编写谱牒。可见强行把谱学兴衰与门阀士族地主的盛衰划上等号，显然缺乏说服力。

姓氏中之地望、族望原是门第之象征。南北朝时期，同一门望之中还区分高下等第。唐代门阀士族衰颓，分居各地同一宗姓之人只是沿用旧望，已无多大实际意义。唐人刘知几说门望多伪，“碑铭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10]袁氏系于陈郡。杜氏称之京兆。北宋宋祁说，唐人所好，“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11]。南宋赵彦卫也说，唐人“推姓显于一郡者谓之望姓，如清河张、天水赵之类。世人惑于流俗，不究本宗源流，执唐所推望姓，认为己之所自出，谒刺之属显然书之”[12]。大量事实表明，郡望遗风在我国长期残存，显然不能以之为门阀士族兴盛的证据。

以四姓“男女婚嫁，不杂他姓”，皇室也难以与之通婚娶[13]，证明门阀士族势力至晚唐时仍很强大，亦不稳妥。事实上，唐初以来不少新兴勋贵都与四姓通婚，唐睿宗、玄宗、肃宗、德宗、顺宗、宣宗的女儿都曾出嫁崔氏、卢氏子。公主出婚其他旧族子弟为数更多。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唐高宗以来，公主出嫁时，“以贵加于所尊”[14]，竟让舅姑降礼答拜，公主身死，丈夫要服丧三年[15]。类似情况，自然会导致旧士族家庭的强烈反感，何况李唐政府曾宣布四姓为禁婚家，他们由于政治上的衰败和社会生活中长期产生的积怨，再加上公主倚仗皇威，羞辱舅姑与丈夫的行动．出现不愿与皇室联姻的情况并不足为怪。

那么，对于唐后期诸旧族人士所拥有的实力该如何看待呢我认为正确认识衣冠户的登场是解决这一疑难问题的诀窍。衣冠户正式取代了门阀士族。成为宋代官户的前身。

众所周知，门阀士族在其盛世合法享有免役特权。随着其衰败，免役特权就消失了。唐初以来，只有五品以上高官依法豁免其家赋役，这批人中固然有的出身旧门阀士族，而更多的人却并非如此。某些家庭连续几代为高官或宰相，却并没有跻身于门阀士族。唐代前后三百年间，所有新进人士没有一个姓氏被社会上公认为门阀士族，比诸两晋南北朝时期常有一些姓氏崛兴加人士族行列的状况大相径庭。门阀士族的不景气实在是昭然若揭。

当然，旧门阀士族诸姓氏在唐代并没有消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还相当强大，即使经过唐末农民军的大扫荡，在五代十国时以及赵宋统一南北后，从《太平寰宇记》所列宋初诸州郡的郡姓，从《宋史》列传中，都不难发现南北朝以来很多门阀地主的后裔在宋代（尤其是北宋）并没有亡绝。神宗时，王存编修《元丰九域志》不列郡姓，书成上表时，特别说明“氏族所出”，已“非当世先务”。它说明姓氏学的衰微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不能认为唐末社会大乱以后便不复存在了。

门阀士族长期崇尚儒家经学，有文化素养。在他们失去政治、经济诸特权后，被迫参加科举考试。赵郡李德裕自称其祖父李栖筠在玄宗天宝末，以仕进无他路，参加进士试以步人仕途。事实上，当武则天执政以来，河南郑繇、郑遂初，河北崔日用、崔沔、崔浞，关中韦虚心、韦述等旧族子弟业已纷纷参加进士考试，只是在天宝以后，旧族子弟举进士者为数增多。德宗贞元以来。宰相多以翰林学士充任，而翰林学土常由进士出身。人们注意到范阳卢氏在德宗以后中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旧族崔氏也存在类似现象，与其把这类情况说成是门阀士族势力的强大，毋宁说是旧士族子弟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隋唐之际创建的科举制，进士科最受重视。所试时务策与诗赋。并不是旧门阀士族地主子弟所熟谙的通经明礼。他们既不能平流进取以致公卿，只好利用家传旧文化，随时应变以猎取名位。于是，他们和庶民地主的子弟同时趋向进士科应试，史家们通常称之为士庶合流。

唐武宗诏书宣布，凡是进士及第者称为衣冠户，其家享受轻税免役特权[16]。进士及第便成为一种殊荣。必须注意，会昌诏书是在社会上已有不少冒牌衣冠户免役的情况下，才明文规定真假衣冠户的界限，法令不允许以假乱真，可以看出，衣冠户在此之前实际是早已存在了。

衣冠户不考究每个人的家庭出身，只看他是否进士中第。由是，同是衣冠户的人，他们原先各自不同家庭出身的界限消失了。组成了新的地主阶级阶层。我们决不能因为衣冠户中有的原是旧门阀士族地主的子弟，便断定衣冠户仍是士族地主，或者说衣冠户的存在，乃是门阀地主力量依然强大的体现。

在地主阶级专政的时代，封建政权要不断从地主阶级中提拔统治人才，并给予一定的特权，科举选人适应了庶民地主力量壮大的社会需要，那些中了进士的衣冠户。不论他们原来的家庭出身如何，“既恃其不差不科，便恣其无畏无忌”。[17]即使在混乱的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衣冠户依然合法存在，宋人张纲的远祖在南唐时，“尝以衣冠户携是书（指唐朝告敕）免充军名。”说明十国的江淮以南地区，也同样存在衣冠户。[18]赵宋建国后的五、六十年内。随着科举制的发展，每年经由进士科入仕的人数成倍地增长。宋真宗时，衣冠户名称尚见于史册[19]，仁宗以后，正式为官户（品官户）所取代[20]。因此，宋初编撰《刑统》，其中所说官户，仍只是沿袭唐代属于奴婢贱人的性质。显而易见，唐宋变革论者关于旧门阀士族消失于唐末，宋初已出现新官户的论点，很难令人折服。

二、唐代部曲与佃农

说唐代是农奴制时代，便要讲清楚广大农业劳动者是被束缚在地主土地上耕作，子孙世袭，可以买卖，但却不能任意屠杀。

部曲佃客生产制的主张者以为部曲、佃客是典型的农奴。事实上，唐代的部曲和佃客身分不同，他们之间差异很大，是否农奴，需要逐一验证。

唐代部曲的定性资料，集中记载于《唐律疏议》中，它表明部曲原则上由奴婢放免而来，是私家所有，身系于主的贱人（家仆）。他们不像奴婢那样是主人的资财，但可以由主人变相买卖，主人强奸部曲妻女无罪，可以随意将所放客女及婢留为妾。反之，部曲奸主，纵逢国家大赦，也不许宽恕赦原。只有主人谋反逆叛要颠覆国家政权时，才允许部曲告主。凡此种种，说明部曲对主人有强烈人格隶属关系。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部曲和农业生产有着具体的联系。

唐前期的部曲既不受田，也不纳课，律疏的有关记载，或是西州出土文书，乃至其他史书所记，都未见部曲和土地有什么联系，更谈不上被束缚在土地上耕作。既不参加农业生产，自然不能说他们是农奴了。史籍往往是部曲、奴婢并称，通常被用于从事家务劳动，纵使个别部曲参加过农业生产，就其整体而言，很难说他们是依附农民，而只能说他们是合法的封建依附者。中唐以后，部曲数目更为减少了。

顺便指出，当时社会上被视为资产的奴婢．其中确有一些被用于从事农业生产，但并不能称之为农奴，何况奴婢用于农业生产在全社会中所占比例极小。社会历史的发展很不平衡，除了奴役严重的奴婢而外，有的奴婢在中唐后发生了分化，出现了雇佣现象，甚至开始涌现依附关系甚强的人力、女使。到北宋中叶以后，人力、女使的数量有了较大发展。这样的一批人，同样也并非农奴。

所谓部曲佃客制的佃客在唐代是否农奴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毋庸讳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过类似于农奴的法定田客，他们父子相承，身分卑贱，必须经过放免才能为良。这类田客在唐代早巳不再存在。

《唐律疏议》卷27记“官田宅私家借得令人佃食，或私田宅有人借得亦令人佃作”，表明唐初以来官私田地出租已相当普遍。官田通常包括职分田、公廨田、驿田、屯田等，佃作者是“人”（民），不是贱隶。史称职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数而已。”[21]西州出土开元十九年（731年）文书记公廨田、职田，“不得抑令百姓佃食”。可见租佃官田者是“民”、“百姓”。私田出租同样是“令人佃作”。天宝十一年（752年）诏云：“王公百官之家”，广置庄田，“别停客户，使其佃食。”[22]说明租佃官私田地的是乡村下户和客户，他们都是良民。

安史之乱后，代宗敕令所有在各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客户，“自贴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23]一律编附当地户籍，征调赋役比当地居民（土户）减半。住在庄荫家的客户仍是百姓齐民。其后，豆卢革说，他在“鄘州虽有两三处庄子，缘百姓租佃多年”，他曾“纵田客杀人”[24]，这都说明租佃的田客仍是百姓。

封建社会里地主占有大量田产用以剥削少地无地的农民，这是中外历史上所共有的。在我国，不仅唐代没有，即使汉魏六朝时也并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的农奴制。唐代的佃农比以往的田客荫户更存在着显著差异。

一、唐代佃农（包括半自耕、半佃农）不是贱口，他们和庶民地主在名义上所尽义务和享受权利相一致，而以往的田客只注地主家籍，是法定的贱口。这一巨大变化和门阀士族在隋唐之际的地位密切相关，从隋代依豪强为佃农的浮客到中唐时广泛发展的客户佃食制，标志着门阀士族的衰颓和彻底崩坏。

二、唐政府对地主的佃农人数没有任何限制，而在过去，对田客人数有着明文的具体限额和等级规定。

三、自唐睿宗、玄宗以来，官府公开允许各地按照本乡原有习俗发展租佃关系。此乃史无前例的创举，它反映全国范围内的租佃早已自发地盛行。所以，玄宗天宝诏称“远近皆然，因循亦久”。租佃方式的千差万别，充分体现了辽阔地域内各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唐五代两税法时期，朝廷不再限制土地兼并，土地集中由是更为加剧。晚唐时，有人揭示说，民有五去，包括了“势力侵夺”和“降人为客”[25]，可见很多佃农乃是破产农户。

唐代佛道盛行，寺观占有大量田地，通常由僧俗劳动者（佃入。即种田人）从事耕耘，西州出土文书中的“佃人”也肯定包括了佃农在内。江南潭州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十余家”，诗僧齐己即是佃户胡氏子[26]。可见寺观与世俗地主一样，租地者常为贫苦百姓，而不是过去那种只注家籍的卑贱田客。

吐蕃占领河西时期，敦煌出现了一批寺户，这批人看不出与北魏“遍于州镇’’的寺户有何前后承继与演变之痕迹。[27]敦煌寺户因缺乏牛粮种子向寺院有关负责人借麦。他们身分世袭，地位低下，却自有一定经济。[28]其时，吐蕃尚处在奴隶制时代，敦煌寺户很可能是其势力进入河西后，汉蕃文化合流的产物，他们也并非是奴隶。在张议潮收复瓜、沙等地后，不再见寺产名称’新出现的常住百姓，其地位较寺户有所提高。在江南朗州桃源观，“有观在山，有户在疆”，天宝中，敕取近三十户，“蠲免租赋，永充洒扫。”[29]诸如此类的寺观户并非是直隶于寺观的农业劳动者。

说唐代是农奴制，宋代是租佃制，其主要依据除了部曲、佃客外，还有陆贽所说：“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30]如果说这里描述的租佃劳动者是农奴，那么，北宋苏洵也曾概括说：富家地多，“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31]苏轼亦云：富户“役属佃户，有同仆隶。”[32]被视为“奴仆”、“奴隶”的佃农与陆贽所称“私属”性的佃农到底存在什么根本性差异呢

说宋代是契约租佃制，唐代是农奴制，也是说不通的。早在汉代，中原内地已有契约租佃，[33]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也并未停废。[34]现在已发现西州大量唐前期的租佃契，敦煌出土了唐后期的租佃契，怎么能否定唐代存在契约租佃呢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十二月，诏令诸路所在旷土召人佃种，“明立要契，举借种粮，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35]这是赵宋最早提到租佃契约的记载。然而，有更多的租佃关系并未明言立有契约，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存在契约。李唐屡次发诏令依乡原例出租荒废田地，这在赵宋亦不乏其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曲赦河北、陕西、京东路被虏人户所抛下田产，许诸色人住佃。“本县量给牛粮种子及功力，依乡原例，或以四六或以三七均分。”[36]分成租原则上是以契约为依据的。

唐朝建国后，轻便的曲辕犁开始取代以往笨重的长辕犁。全国各地生产发展虽不平衡，但地无分南北，包括半自耕、半佃农在内所有编户齐民原则上不许随便迁居。众多破产农民常不顾禁令四出奔逃，以往括逃通例是就地落籍为民，从事农业。自玄宗开元中括客以后，客户正式合法存在。人们乐于引用宋仁宗天圣时，针对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地区的田客不能随意起移，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37]用以说明宋代佃客有迁徙自由，不同于唐代农奴式的佃客固定在土地上。我们认为唐代的客户含义与宋代不尽相同，但其中大部分无疑是佃农。唐代不见有客户随意迁徙的资料，也没有不许迁徙的记载。即使在宋代，上述诏敕也只能说明江淮以南的自由迁徙，华北广大地区亦无明文记述。作为国家编户的唐代佃农大概难以随意迁徙，地主的压力和国法都是不轻易允许外迁的。

封建时代的劳动者对于各种类型的拥有土地的地主。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唐代和宋代的佃农同样也不能例外。这并非是将唐、宋间的租佃关系凝固化和等量齐观，但可以肯定，唐、宋间的佃农不是农奴与自由佃农的差别，即使同样在唐代或两宋，由于国土辽阔，各地区乃至同一地区之内，情况也是千差万别。大致说来，唐前期的广大农民有耕地者较多。中唐以后，破产农户转为佃食客户的人数大增。唐、宋时期，仍然有少数使用奴隶耕作。就是使用佃农劳动，各地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唐、宋之际川、陕一带的客户便是世代相承，不能随意转移，甚至随田买卖，客户身死，其妻不能任意改嫁，子女婚娶也常受主人阻挠。凡此种种，体现了租佃制发展不平衡状况。其后。元代有随田佃客，明清时，不少地区存在佃仆制，从而也可说明笼统地强调宋代佃农已如何自由，甚至说成平等的经济关系，是不恰当的。

总之，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旧门阀士族地主的退出历史舞台，衣冠户的登场．体现了地主阶级上层的重大变化，至于地主阶级中数量最多的庶民地主在均田制崩坏以后，人数已显著增多，在唐、宋之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更。农民阶级方面，广大民众贫困破产。日趋沦落为佃食客户，也是肇始于唐代中叶。手工业者的服役。也是由唐初的番役制逐渐衍变为中唐以后日趋广泛的纳资代役及和雇制（同时也有现役制并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同样是在中唐时开始出现了雇佣现象。往后的历史发展，北宋时，官户取代衣冠户，佃农客户广泛取代了唐代土客对称的客户。北宋中叶以后，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雇佣现象更为广泛。这些当然也是变化，但唐、宋之际并不是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时期。阶级关系而外，诸如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衍变为两税法，募兵制的全面确立，官制中使职差遣的盛行，科举制逐渐成为人仕主要途径，如此等等，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

原载《中国唐学史会论文集》，三秦出版杜，1989年，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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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韩愈》．载《金明馆从稿初编》第296页。

[2]《全唐文》卷236柳冲《请修谱牒表》。

[3]《新唐书》卷199《柳冲传》。

[4]《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

[5]分别见《全唐文》卷337．卷428。

[6]《全唐文》卷790郑薰《仇士良神道碑》。

[7]《全唐文》卷885徐铉《周公（廷构）墓志铭》。

[8]《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7《欧阳氏谱图序》；《嘉佑集》卷13《谱例序》。

[9]《王临川集》卷7《许氏世潜》。参看《宋史》卷299《许元传》。

[10]《史通》卷5《邑里》。

[11]《新唐书》卷95《高俭传赞》。

[12]《云麓漫钞》卷3。参看《十驾斋养新录》卷12《郡望》。

[13]《新唐书》卷172《杜中立传》。

[14]《册府元龟》卷59《兴教化》。

[15]《旧唐书》卷147《杜悰传》。

[16]《文苑英华》卷429《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

[17]《文苑英华》卷669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

[18]（宋）张纲《华阳集》卷33《题祖诰》。按《宋史》卷390《张纲传》．纲是两宋之际的人。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1020年)正月辛未。

[20]《宋史》卷377《王庠传》。参看王曾瑜《宋朝的官户》．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1]《通典》卷35《职官·职田公廨田》。

[22]《册府元龟》卷495《田制》。

[23]《唐会要》卷85《籍帐》。

[24]《旧五代虫》卷67《豆卢革传》。

[25]《全唐文》卷804刘允章《直谏书》。

[26]《五代史补》卷2《僧齐己》，“仅”疑为衍字。

[27]《魏书》卷114《释老志》。

[28]参看《敦煌资料》第1集，第885 388页。

[29]《全唐书》卷761狄中一《桃源观路基界记》。

[30]《陆宣公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

[31]《嘉佑集》卷6《田制》。

[32]《东坡奏议》卷2《给田募役状》（元丰八年十二月）。

[33]《汉书》卷29《沟洫志》。

[34]《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册，第103、105页。参看胡如雷《几件新疆出土文书中反映的十六国时期租佃契约关系》，《文物》1978年6期。

[35]《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62《农田杂录》。

[36]《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46《逃移》。

[37]《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24《农田杂录》。

唐代实行均田制不久，由於种种原因，就出现了农民“受田不足”和官僚地主“占田过限”等两极分化问题。同时，逃户问题也日益严重。特别是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天下户口，亡逃过半”。为了维护均田制，抑制土地兼并，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兵役、劳役来源，武周政权势必会采取某些措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武周政权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却由於记载缺乏，不得其详。

我们知道：唐代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为了不浪费“宽闲之处”的土地资源，还实行一种“计口受足”以外的所谓“请占田制”。这就是《唐律疏议》卷一三所说：“计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仍须申牒立案，不申请而占者，从‘应言上不言上’之罪。”这种制度，陈教授简称为“请田制度”。并认为：这种“请田制度”，由於所请之田最终都成为永业，故其本身具有私田的性质，属於土地私有制。这种土地制度，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国家法令首次承认，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全面认可，终於取代了均田制。但这种土地制度，如何实施，有何规章、程序，却由於记载缺乏，不得其详。

可能指的是苏轼的《三槐堂铭并叙》中的“三槐”

梦三槐：梦见了这篇文章，还是梦见了三槐堂抑或是梦见了苏轼。

原文：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杆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筅盗窃案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们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志。既相真守，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荫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参考译文：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包申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

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三槐堂

三槐堂，即三槐王氏，是当今王氏中最大的一支，闻名天下，枝繁叶茂，是太原王氏的一衍派。三槐堂是王氏子孙繁衍最大的支派，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王氏家谱目录中，冠以“三槐堂”堂号的家谱目录，占有堂号的王氏家谱总数的40%左右。

一 、三槐堂的由来

王祜（亦名王佑），祖籍莘县（宋时属大名府，今属山东省），以文学见长。五代时先仕晋，后及汉、周，北宋建国后，宋太祖赵匡胤拜其为监察御史，颇得赏识，官职不断升迁，以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乃举家迁来京城，落户开封。时在宋乾德三年（965年）至开宝二年（969年）之间。

王祜落户开封的具体地址，明李濂的《汴京遗迹志》说在仁和门外，清周城的《宋东京考》说在望春门外。这仁和门和望春门实际指的都是曹门，即今曹门关中街偏北一带。

宋开宝二年（969年），有人密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