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念为圭臬，那么，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最具代表性。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

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其中成名于20、30年代的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废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至于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

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所开创的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分析：“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韩少功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

《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 莫言在自己的小说里大量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包括内心独白、多视角叙事、慢镜头描写、意象比喻、自由联想等等。

1987年莫言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的中篇小说《欢乐》曾引起文坛较大争议，由于小说中赤裸裸的描写和“那些超时空的变换，那些人称的跳跃，那些几乎是不加节制的意识流”，令到当时很多保守派文人无法接受，《欢乐》也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对象。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刘心武遭到停职检查。1996年余华重提这篇小说，特意撰文支持莫言，他在《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一文中说，莫言对事物赤裸裸的描写激怒了那些批判者，而他却因为这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而流下了眼泪。

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在美国出版后，引起美国文坛不小回响。美国评论家认为莫言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莫言的大多数作品，令人回想起了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的一句话——现实即是讽刺。

莫言的中篇小说《幽默与趣味》经常被拿来与《变形记》作比较。他的《小说九段》也被认为是卡夫卡式的荒诞寓言。西班牙凯拉斯出版社创始人安赫尔·费尔南德斯曾说，莫言的文学作品令人们想起两位熟悉的作家，仿佛是在同时阅读卡夫卡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

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查尔斯·劳克林说，莫言的大部分小说有一种神话般荒诞的特质。

差序格局中的社群称为社会圈子，团体格局中的社群称为团体，这俩不一样。

“家”是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基本社群，更准确地说应该叫“小家族”。在西方，家庭是担负生育功能的暂时性亲子社群。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还长期延续式地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家”的事业越大，就需要按照氏族原则亲属伦常去扩大“家”的规模。

因为家的事业性，才有中国的家法、女子三从四德、亲子间的服从关系，“规矩”乃是事业社群的特色。夫妻之间感情淡漠，在大户人家和乡下都是常见的现象。夫妻间更像一种合作关系。男人在茶馆烟铺寻求感情安慰和消遣，女人跟女人玩，小孩跟小孩玩。男女之间隔阂矜持，感情表达委婉保留。这些都是将生育之外的很多功能拉入家庭社群的后果。

男女有别

人发展感情的方向受着文化的限定。喜怒哀乐既是生理现象，也是人际关系的作用因素。感情的强烈会倾向于破坏原有社会关系，创造新关系。感情的淡漠有利于稳定原有的社会关系。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即熟习所带来的亲密感觉（这跟激动性的感情不一样）。

《西方陆沉论中》提到两种文化模式：1阿波罗式，认为宇宙存在超乎人之上的完善秩序，人只是去接受，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的能力也没有，所以后来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个比较像乡土社会的模式；2浮士德式，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对阻碍的克服，人生的前途是无尽的创造和变化，这个像现代社会的模式。

乡土社会中人跟人很熟很亲密，年龄都不能构成导致互相不了解隔阂。年长的人就是年少之人的未来，年长的人看着年少之人长大。

隔膜主要是性别带来的。男女互相缺乏了解，带来事业社群中的合作阻碍。男女授受不亲是为了社群的事业所设定的规则，隔离了男女在心理上的契洽。一切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就此筑下。

少了男女爱情，社会就缺少了一些理想色彩，而更多的是现世色彩。

中国乡土社会中，以家族为基本社群，强调了同性为主（即父子关系为主轴），异性为辅（即夫妻关系为配轴）。

礼治秩序

一般认为西方为“法治”，中国为“人治”。但法治其实也是人依法而治。所以这种区分说得不清楚。

人治和法治的区别，在于维持秩序时使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礼治不是文明的意思，杀人祭祀也是礼。维持法的效力的是国家权力，维持礼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积累的经验。现代社会也有文化，文化就是传统。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更加重要，极具效力。因为乡土社会安土重迁，循环往复，后人的生活会验证前人的经验，加固对传统的信仰。个人在教化中形成对礼的敬畏，从而主动服从，形成习惯。如果传统不能应付新情况了，传统的效力就会丧失。

相应地，当需要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有一个共识的办法来约束各人，便有法律。

无讼

乡土社会里面，讼师，也就是律师，是没地位的，是挑拨是非的恶人。在城市里，律师倒是地位很高的工作。在城里，不知法，就会捣乱社会，所以要请教律师。在乡下，不知礼，那就是撒野，是坏人。礼治的社会，要是有打官司，那是有人坏了传统的规矩，判官也是按照这个判。

判官就是足球裁判。最理想的状态是大家都遵守规矩，不需要裁判。球员对规则要很熟才行。为了达到熟悉规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就得长期训练。如果谁坏了规矩，他就是坏人，他的教练（父母长辈）也有教导不良的责任，也可能是训练不到位。所以打官司是可耻的事情。维持礼俗的力量在于身外的判官，而在于自觉。

乡下所谓调解，就是评理。乡绅先批评双方，说发生这种事情是给全村丢脸，然后再说出他认为应当如何。老父亲抽大烟，大儿子因为考虑家庭经济反对，但是不便干涉。小儿子跟着抽大烟，怂恿父亲，还分润一些。大儿子见了，暴打了弟弟。弟弟赖在老父亲身上，大儿子火大，骂了父亲。这个事情如何评理？最后是这样处理的：小儿子一看就是败类，赶出村；大儿子骂父亲，该罚；老父管教不好，还抽大烟，也要教训。

现代都市里面的法官，可不会管道德伦理问题。就是关于个人权利社会安全的厘定罢了。法律也不是固定的规则。

在中国推行法治的时候，原有诉讼观念还占有很大空间。乡间普通人怕打官司。从西方引进的法律原则，跟旧有观念格格不入。有时候被礼治社会认为是败类的，却到司法部门求得了庇护，给一些人留下司法部门是包庇作恶的印象。这样的一些矛盾，导致法治的好处还未获得的时候，礼治的崩坏就先行发生了。

无为政治

权力有冲突性和合作性。从冲突性来看，冲突一直存在，统治的状态是一种休战，是胜者/强者对败者/弱者的支配，国家机器都是辅助支配的工具。政府、国家都是带有压迫性质的，如果以后没有了阶级斗争，那政府、国家也会消失。这叫横暴权力。从合作性来看，因为人们靠着社会分工获得了更好的生活，就需要去监督他人也安守其位，不然自己的生活会受影响，所以有了权利和义务。于是要用社会契约建立起权力来保障分工。这叫同意权力。现实中，权力有着两面，不同的情况下，着两面成分的比重也不同。

权力之所以诱人是因其能带来利益。甲想要征服乙，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话，前提是乙能够提供。农业社会中，征服一块地方之后，并不收对方为奴隶，而是赶走土著占据土地。

乡土社会不是富于抵抗力的组织，所以皇权能够稳固。人口越多，农业剩余越减，但是和平又会增加人口。帝王大兴土木，民怨沸腾，乱久必合，于是无为而养民，等积蓄了力量，又雄图大略，大兴土木，如此循环。为了皇权的维持，无为是有价值的。

横暴权力有这种经济约束，所以在山高皇帝远之处，基层事务是同意权力在活动。但是因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以分工少，同意权力弱。所以说虽然中国古代是专制独裁，但在山高皇帝远之处，一般皇权都是微弱的挂名的无为的。

乡土，没有宽阔的马路，只有简单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简简单单，朴实无华，这就是乡土！

      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市化日益加深，乡村整体意象都遭到了破坏，淳朴的特色民居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楼房，硬性的道路将农田划分的支离破碎。

      乡土文化气息，正在遭受着当下城市文明的侵蚀，乡村间的原始建筑、景观正在消亡，这将使得老一辈人和当下的年轻人逐渐丧失对于“老家”的记忆，使得人们对于乡土的归属感以及认同感逐渐模糊。

        伴随着的城市化进程，乡村文化正在逐渐消失中……

    1、消失中的乡村乐器

      乡村老一辈都几乎都会拉二胡，吹笛子，春节舞狮，敲鼓……现在年轻的一辈，沉浸在网络当中，年轻人几乎没有人会敲鼓、敲锣……

      2、消失中的民间书法

      几年前，农村贴春联还不流行印刷文字，农村里有几位叔伯书法写得特别好，春节前去老师傅家请他写对联的人特别多。现在渐渐的，大家开始贴印刷春联、广告春联，那种用笔墨纸砚挥毫而就的气势越来越少。

    3、消失中的传统礼仪

    4、消失中的地方方言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农村，越来越多的小孩在城市读书长大，都说普通话，那些方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伴随着几代人的逝去而逐渐消失……

作者：556自律训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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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还倡导“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的耕读传家。为此农耕文化在诸葛人心头占有很大比重。这座占地面积一万多平方米的乡土文化展馆是民国时期（1919年）创办的私立宗高小学校舍。总占地面积一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由9个展厅，一幢民居和后花园组成。

一号展厅为概述，介绍村庄整体布局；二号展厅为家族文化和农耕文化；三号展厅为商业和手工业；四号展厅为年节习俗；五号展厅为婚庆和寿庆习俗；六号展厅为文化教育；七号展厅为家谱编修和服装饰品；八号展厅为中医药业；九号展厅为戏曲文化，以七百多年的乡土诸葛为主题，描绘出一幅中国江南社会的历史长卷。       地址：金华市兰溪诸葛镇诸葛八卦村       电话：0579-88600026;0579-88600092       开放时间：夏时令07:30-17:00。冬时令08:00-16:30。       门票：诸葛八卦村主景区成人票100元；主景区+西线联票155元（含观光车）。       交通参考路线：从兰溪市客运中心进入丹溪大道辅路，行驶320米；请掉头，进入丹溪大道，行驶380米；请直行，进入G330(旧)，行驶59公里；请直行，进入G330，行驶80米；请直行，进入温寿线，行驶96公里；左转，从温寿线到诸葛八卦村，行驶650米；到达诸葛八卦村

根亲文化是以根为缘而引发的一种追索族源、血脉相继的文化现象，包含姓氏文化、始祖文化和民俗文化等丰富内容，这种文化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文化，是叶落归根思想在另一种方式上的体现，也与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的伦理观念相符合。

寻根的文化意义

每一件事物都有一个源头，而寻根就是反向追溯，在文化层面一般分为两类：文明起源和姓氏起源，传统意义的寻根多指认祖归宗、追祖溯源，即为姓氏起源。姓氏本是姓与氏的合称，是标志家族系统、表明血缘关系的符号，也就是人的根。研究中华民族的姓氏，继承祖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还能帮助海内外华人实现寻根谒祖的夙愿。

家谱是根文化的传承载体

中国的家谱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家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是亿万炎黄子孙的根系所在。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作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成为了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家谱文化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姓氏源流就是同一族得姓的来源与变迁，中国人的姓氏渊源大多很为古老，假若没有古书或旧谱的记载，后人就很难考究得清楚，认清的姓氏来源，这样才能世世代代承继。寻根认祖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特别重视乡土之情、尊祖敬宗。世界各地华人华裔纷纷回归祖国故土寻根祭祖，正是中华文化、民族血缘强大凝聚力的生动体现。姓什么有关尊严，特别是在很多男人看来，姓什么是不可逾越的自尊底线。因此，姓氏也是传统文化中最权威的信仰，这也是在寻根文化中的值得信赖的主线。姓氏文化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尊重现实意愿的同时，也要考虑历史传承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姓氏文化是永恒不变的主体。

路遥在小说中不仅书写了双水村日常生活的变化而且还对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节庆仪式等进行了书写，呈现出了双水村这一村社空间在民俗、文化方面的独特蕴涵。那么《平凡的世界》中乡土文化脉络中的节庆仪式有哪些？

一，打枣节

如果说求雨仪式是有着神巫色彩的乡村日常生活的表征，那么热闹、欢乐的打枣节则体现出了双水村日常生活中村民通过节庆仪式对村社共同体的强调。双水村最盛大的节日——打枣节在农历的八月十四举行，是双水村村民们“团聚”的仪式，就连在外读书和参加工作的人都会特意赶回村里参加这一庆祝丰收的传统节日。村民们头上包的雪白的毛巾、身上穿的见人衣裳以及梳得黑明发亮的头发，都显示出他们对于这个节日的重视。在打枣节中，双水村所有的村民都是这个节庆仪式的参与者与受益者，香甜的红枣不仅给双水村的村民带来了欢声笑语，而且还寄托着他们对甜蜜生活的向往。这个仪式不仅增强了双水村这个村社的凝聚力，而且村民们还通过这个一年一度的仪式传承着传统风俗。

二，婚丧嫁娶的仪式

与打枣节这种全体村民参与的节庆仪式相比，婚丧嫁娶的仪式更加强调宗族血缘关系，仪式的参与者大都是仪式举办者的亲属或好友，这类仪式体现出了乡土社会对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视。孙少安与贺秀莲的婚礼就邀请了少安父母双方的亲属以及双水村的队干部和与他家相好的人家。孙少安婚礼仪式上邀请的亲属与乡邻，是以孙家为中心按照其与孙家的远近亲疏关系延展开的，暗合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国人人际关系格局上呈现出的“差序格局”的总结。此外，孙少安的婚礼还为我们呈现了陕北乡村的婚俗，在婚礼上坐席的是孙少安的娘舅亲和村里的队干部，而孙少安的叔婶、兄弟姐妹以及邻里则为了婚礼的酒席忙碌。也就是说，在婚礼仪式中个人与仪式的关系呈现出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规定着不同人群在婚礼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并借此来维护族群关系。婚礼仪式不仅仅是个人组建家庭的象征，还承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

《故乡》是李箕永的作品，李箕永，生于1895年，卒于1984年，是朝鲜现代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优秀代表、杰出的创始人之一。《故乡》，反映了“卡普”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作，也是朝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在朝鲜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故乡》取材于30年代前后的朝鲜农村现实生活。作家在《给＜故乡＞读者》一文中曾说过：

这部作品，佃农们——元德村农民们反对地主恶毒榨取的斗争是基本的故事梗概。同时，我把这个农民的斗争和城内丝织工厂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企图反映工农联盟的思想。

站在他们斗争前列的是他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金喜俊。我企图通过这个主人公的形象创造出一个出身于农村的新型知识分子，也企图描写元德村农民们在他的领导下怎样正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处境和力量，以及他们怎样投入了火热的斗争。

作者在《故乡》中，通过元德村的矛盾和斗争，真实地表现了20、30年代朝鲜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一方面，愤怒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同朝鲜封建地主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强行采取“土地调查”、“大米增殖”、“供出粮食”和“征用民夫”等罪恶手段对朝鲜人民进行政治迫害和经济掠夺的罪行，无情地揭穿了亲日派地主及其代理人、二地主安承学虚伪面孔和豺狼本性。

另一方面，又广泛地描写了朝鲜农村的巨大变化——革命思想的深入人心、农民群众的迅速觉醒和工农联盟的发展壮大，热情洋溢地赞颂了朝鲜农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金喜俊所领导的有组织的抗租斗争在丝织工人支持下所取得的胜利，正是当时朝鲜工农革命不断发展的大好形势的艺术反映。

《故乡》中突出描写的主人公就是革命知识分子金喜俊。他是一个具有先进思想的忧国忧民的新型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东京的学校毕业之后，他满怀着爱国热情返回祖国。当他目睹元德村农民惨遭压迫和剥削的苦难处境时，深感朝鲜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他热血沸腾，一心想要同故乡人民“干一番事业”。他决心唤醒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当他发现：自己接触的“青年会”是一些自私自利之徒推行民族改良主义的组织时，曾一度陷入失望、彷徨和苦闷之中；但是，他深信：“光明拥有打退黑暗的威力，尽管是一星灯火，黑暗却不敢触犯它。”他毅然同“青年会”分手，坚决到农民群众中去。

为了接近农民，他向农民学习铲地和插秧等各种农活，竭尽全力创办农民夜校和农乐队，想方设法、不辞辛苦地团结和启发群众，努力提高农民的觉悟。他既善于团结青年农民，又能耐心启发老一代农民，不断发展和扩大革命农民的队伍。但是，他决不高高在上，总是谦逊谨慎地为农民排忧解难，因而得到了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

他能抓住斗争时机，机智勇敢地发动和领导农民的抗租斗争和缫丝工人的罢工斗争及捐助活动，有力地支援了元德村的农民斗争，迫使二地主安承学不得不答应农民的要求，使抗租斗争取得了胜利。

金喜俊的革命经历生动表明；革命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的斗争活动相结合，就会产生不可战胜的力量，显示出革命的先锋作用。

当然，这一形象的塑造，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如：个人力量描写得多，组织力量表现得少；无产阶级气质不足，小资产阶级感情有余；对学三的粗暴同他的一些谦逊的性格是矛盾的，等等。产生这些缺点，既有作家主观上的原因，又有当时无法克服的客观上的原因，不可苛求于作家。

二地主安承学是《故乡》中反动势力的代表。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也是地主闵判书的凶恶管家和爪牙。他靠高利贷和收租而成为村里的暴发户。他刚刚来到元德村时，本是一个毫无所有、一贫如洗的流浪汉。由于狡猾诡诈，善于钻营，在郡里弄到了一个雇员的差事。

接着，这个人人唾骂的坏蛋又得到了地主闵判书的垂青和信任，让他成为地主的代理人。他到处催租逼债，为非作歹，人面兽心。他认贼作父，同日本警察勾搭起来，又是一个奴颜婢膝甘当洋奴的民族败类。

《故乡》的艺术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

首先，他塑造了符合于时代要求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金喜俊，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金喜俊是作家早期创作同类革命知识分子的继续和发展。作家曾说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给‘卡普’作家们提出了创作与运动的新形势相适应的主人公的光荣任务。《故乡》就是这一课题的回答。”应该说，这一光荣任务，首先由李箕永胜利地完成了。

其次，《故乡》中生动地展示了朝鲜农村的民俗风貌。如：农乐队的歌舞、婚礼的欢庆和生日的祝贺以及其他民间习俗的描绘，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民族特色。

再次，善于利用景物描写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借景抒情，把人物精神面貌和感情活动，通过自然景物生动而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如：抗租斗争胜利的一章中的黎明的描写：

……灰黑色的云彩已经开始在天空的一角渐渐地散去，它仿佛向人们预告：光明就要来临……”这种景物描写是寓意深刻的，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斗争的胜利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