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一项长达35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我们与父母的关系质量能够影响我们未来的健康。

在报告中，他们与父亲或母亲的关系是可忍受或紧张的被试中，分别有82%和91%的人在中年时被诊断有严重的身体疾病（例如癌症、冠心病、高血压等）。相比之下，那些报告与父亲或母亲关系温暖亲近的被试者中，分别只有50%和45%的人（不足一半）有此类问题。

而那些与父母双方关系都很紧张的被试者，会发现结果十分惊人——100%的人都有严重的身体疾病，而与父母双方关系良好的人只有47%出现身体问题。

另一项研究来自约翰霍普斯金大学，他们对1100名男性医学学生进行了50年的追踪。他们发现，患癌症的概率与被试感知与父母的亲密程度有很高的相关。

不仅只有与父母糟糕的关系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其实我们早期与母亲的关系会成为我们日后建立关系的参照模式。

以上的内容来源于马克·沃林恩（Mark Wolynn）的 《这不是你的错：海灵格家庭创伤疗愈之道》 一书。

作者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研究在抑郁、焦虑、慢性疾病、恐惧症、强迫思维、PTSD（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及其他症状中挣扎的人们。

作者发现，很多人通过各种治疗方法都无法找到他们症状的原因，无法减轻他们的痛苦，最后，作者从自身的体验、以及他得到的训练和临床经验得出结论，答案可能不在于他们自身，而更多的是来自父母、祖父母、甚至是曾祖父母的经历。

这本书的很多内容都关于识别我们遗传的家庭模式，也就是我们无意中继承的恐惧、感知及行为，它们让痛苦在代际之间循环；这本书还包括了如何结束这种循环，从而解除人们的痛苦的疗愈方式。

代际传递

作者在书中说，近来的相关科学研究表明：家族创伤的影响是会在代际之间传递的。她在书中讲了很多真实的案例证实这种代际传递。

一个年轻人杰西在她叔叔被冻死的年龄，开始失眠，陷入担心一入睡就会死亡的恐惧中，作者认为，杰西是在无意中承接了叔叔的死亡体验。

格雷琴深受抑郁与焦虑折磨，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无法根治她想要自杀的念头。原因是她的祖母的整个家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烧炉中丧生，格雷琴担负起了许多祖母想要放弃生命的冲动。

作者的外祖母，母亲早逝，父亲是个赌徒，输光钱后被赶出家里，外祖母在两岁就成了孤儿，所以外祖母从小就对母亲的痛苦感同身受；作者的外祖父很小就失去了母亲，外祖父由此未能满足作者的母亲对爱的需求，这种缺失常常使作者的母亲陷入焦虑与不安。作者的母亲遗传了父母的应激模式，作者也一样遗传了父母的模式。

作者的母亲常常把手放在胸前抱怨着身体内在的不适，作者意识到，母亲是在无意间重新体验着渗透于家族中的那种害怕与孤独，它来源于一种恐惧——与最需要的母亲分开。

科学研究表明：如果在我们的父母之中有一个人患有PTSD（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那么我们就有3倍可能产生PTSD的症状，因而我们也更有可能产生抑郁与焦虑。

科学家们通过在白鼠身上进行的研究得知，创伤至少会在三代以内进行传递，由此研究者推测，当人们经历了某个创伤或压力事件后，他们不仅会将这种模式传递给孩子，还会传递给孙辈。

但很多人没能意识到他们的症状来源是家庭中的先辈们。

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生命流动

作者在教我们开始进行疗愈之前，让我们先学习是哪些无意识的主题阻碍了我们的生命的进程。

作者说，当我们以为，我们是按照自己想的来生活时，我们其实是在欺骗自己。我们的计划与行动常常是不一致的，我们可能会想要健康，却会吃很多垃圾食品，或者是找借口不运动；我们可能想要一段美好的关系，却在一个可能发展关系的人靠近时开始疏远对方；我们可能想拥有一个有意义的职业，却做不到一步步去实现它。最糟糕的在于，那些阻碍我们的东西往往是无形的，但它让我们沮丧和困扰。

那些破坏我们的关系、成就以及健康的四种无意识主题如下：

1,我们与父母中的一方界限不清。

很多人都会无意识地承担着父母的痛苦，比如重复父亲的失败，他们以为能和父母一起承担，父母就不用独自承受了。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并且会导致更多的不幸产生。父母所承受的关系困境也反映在孩子身上，这种模式会一直持续下去。

2,我们排斥父母中的某一方。

拥有和父母更亲近的关系不仅能让我们感到更多的支持与安全，它与良好的健康状态也是相关的。在本文的开头有一系列的研究数据证实了这一点。

当我们排斥父母中一方时，会发生奇怪的相仿：我们无意中会重复他（她）的经历。我们认为在他们身上无法接受的部分会在自己的生活里重现。这样的“遗传”是我们最不愿发生的。 

3,我们早年经历了与母亲的分离。

母亲怀着我们时发生过创伤事件，或者她有过焦虑、抑郁或紧张；也可能是生我们的时候难产；或是我们与母亲强制分开过；还可能在我们出生前，我们的母亲失去过孩子或是流产；我们的母亲或是我们的外祖母如果也经历过与她们的母亲分离，所有这些留下的创伤也会在后代身上体现。

4,我们对家庭中某一成员产生了认同，而那个人并不是我们的父母。

如果你对某个家人产生了认同，你自己可能是没有觉察到的。这种认同是无意识产生的，因此你自己无法觉察。在本文前面提到的杰西和格雷琴，他们就是与某个家人产生了认同。

书中还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女孩在哥哥流产不到一年后出生了。他的哥哥并没有名字，或者说在家庭还没有一个位置。她一直感到痛苦，觉得自己没有归属感。她其实是承担了她哥哥那种被排除在家庭外的感受。

这事让我想起我的堂婶，她有两个孙女，在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总是高烧不退，去问仙姑，仙姑问她家里是不是曾经有过两个夭折的孩子，每次过年过节，除了敬祖先，有没有另外烧纸钱给他们。堂婶说每次都会烧，仙姑问她是在哪个地方烧的，堂婶说就在大门口，仙姑说堂婶烧纸钱的位置错了，那两个夭折的孩子的位置是在厨房门口的一侧。

等我堂婶在厨房门口的一侧烧过纸钱后，家里的两个孙女的高烧就退了，很快恢复了健康。

也许，我堂婶的两个孙女也认同了那两个在家庭中没有位置的孩子。

核心语言疗法

作者带我们学习了以上四种主题后，进一步教我们运用自己的语言和用词来锁定那些难以解释的感受，这就是作者在书中提出通过“核心语言疗法”。核心语言可以帮助我们“表达”出那些“未能表达”的记忆，使我们将一些零散、甚至已不能想起的事情与经验整合起来。核心语言还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创伤的缘起，这样我们就能摆脱过去的状态，不再重蹈覆辙。

四种工具：核心怨言、核心叙词、核心语句、核心创伤，构建出核心语言地图。

找到核心怨言。 找到一个目前在你的生活中最令你困扰的问题，健康、工作或关系，或让你感到不安、难以平静、不愉快的任何问题。写下最想治愈的那个最深层的问题，不要评价，写下对你很重要的感受。如果没有想到，试着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当前的症状或处境无法改变，你最害怕发生的是什么。

从中找出不符合你目前的生活经历的语言，将抱怨与症状当作线索，让我们面对一直被我们压抑的感受，从而帮助我们修复破裂的关系，或是疗愈自身的创伤。

核心叙词。 对分别对母亲、父亲、伴侣、好友或老板进行描述：我的母亲（或XXX）是……我责怪母亲（或XXX），因为……这些自发产生的形容词和语句即为核心叙词，它们可以帮助我们通向潜意识，提示我们可能并未意识到的对父母的感受。通常，我们对父母的不满会投射到伴侣或是反映在好友身上。我们和父母之间未处理好的部分不会自动消失，它们会成为我们日后关系的模板。

核心语句。 写下我们最深层的恐惧，最害怕发生的事是……写下在我们身上可能发生最糟糕的事情是……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最糟糕的会是什么？如果什么也想不到，那就写写在他人身上会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什么。找到核心语句的另一种方法，可以想一想在书、**或是戏剧里深深触动我们的那一幕，哪一个部分是最打动我们的。大声地读出我们写下的核心语句中的话，确定是不是自己说的话，在你的家庭里，有没有人可能某种原因有类似的感受？

核心创伤。 揭示核心创伤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画家谱图，另一种是通过过渡问题来寻找，过渡问题就是将现在与过去连接起来的问题。

以上四种工具构建的核心语言地图会带着我们开启疗愈的旅程。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自省发现的一切呈现出来，家庭中那些没有说出的秘密很可能就藏在我们的自我意识之中。一旦我们建立起与家庭的连接，那些过去没有意识到的部分就会成为实现疗愈的契机。

重建连接之路

当我们通过核心语言地图实现了与我们家庭的建立了联系，并发现了在这些语言背后的那些创伤事件，就要把这些部分进行整合，并创造属于自己的疗愈语言。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疗愈语言的示例：无意继承了被排斥在整个家族之外的祖父的孤独的疗愈语言；无意识继承了母亲和外祖母关系破裂的不幸福感受的疗愈语言；对已经去世的母亲说的疗愈语言……

除了疗愈的语言，作者还提供了一些仪式、练习和训练示例，帮助我们进行疗愈的过程。练习的方式有：在桌上摆放照片；点蜡烛；写信；在床头摆放照片；形成支持性意象，如，给焦虑的男孩看“天使光环”的，让他想象外祖母对他们的爱就像这样的光环一样；建立边界等。

这些仪式和练习看似微不足道，令人难于相信其所起到的作用，但作者说，通过科学可以证明，类似的练习可以通过创造新的神经通路从而改变我们的大脑。不仅如此，当我们想象疗愈的意象时，会激活与幸福感和积极情绪相关的脑区。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想象重塑我们的大脑神经通路，当我们拥有新的思维、感觉、体验、并生成新的大脑地图时，我们便重新建立起对于幸福的内在体验，由此开始与过去那些使我们迷失的创伤性反应进行对抗。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平时困扰我们的健康、工作或关系等问题，或让我们感到痛苦和焦虑的任何问题的解释，我们可能无法得知自身家族中某个成员发生过什么创伤，而且，没有通过专业人士的带领，仅凭这本书，我们也无法更彻底地进行疗愈，但我们可以做的是一件事，也是最重要、最容易做到的事是——修复我们与父母关系。

因为，我们能够与父母和睦相处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会给我们带来内在的平静，也会给我们的后代带来安宁。慢慢地软化我们对父母的态度，让以往的模式就这样结束，我们会更可能停止代际创伤的这种无意义重复。

即使我们的父母已经离世，疗愈也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我们不能期待我们的父母做出改变，或是变得与他们本身有什么不同，让关系可以发生改变的人一定是我们，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内在对他们的看法和感受。

（002）

摘自《明朝那些事》

一、童年(1)

　　我们从一份档案开始

　　姓名：朱元璋 别名（外号）：朱重八、朱国瑞

　　性别：男

　　民族：汉

　　血型：？

　　学历：无文凭，秀才举人进士统统的不是，后曾自学过

　　职业：皇帝

　　家庭出身：（至少三代）贫农

　　生卒：1328-1398

　　最喜欢的颜色：**（这个好像没得选）

　　社会关系：父亲：朱五四 农民

　　母亲：陈氏 农民（不好意思，史书中好像没有她的名字）

　　座右铭：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主要经历：

　　1328年——1344年 放牛

　　1344年——1347年 做和尚，主要工作是出去讨饭（这个……）

　　1347 年——1352年 做和尚 主要工作是撞钟

　　1352年——1368年 造反（这个猛）

　　1368年——1398年 主要工作是做皇帝

　　一切的事情都从1328年的那个夜晚开始，农民朱五四的妻子陈氏生下了一个男婴，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男婴就是后来的朱元璋。大凡皇帝出世，后来的史书上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怪象记载。

　　比如刮风啊，下暴雨啊，冒香气啊，天上星星闪啊，到处放红光啊， 反正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朱元璋先生也不例外，他出生时，红光满地，夜间房屋中出现异光，以致于邻居以为失火了，跑来相救（明实录）。

　　然而当时农民朱五四的心情并不像今天我们在医院产房外看到的那些焦急中带着喜悦的父亲们，作为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的父亲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吃饭问题。

　　农民朱五四的工作由两部分构成，他有一个豆腐店，但主要还是要靠种地主家的土地讨生活，这就决定了作为这个劳动家庭的一员，要活下去只能不停的干活。

　　在小朱五四出生一个月后，父母为他取了一个名字（元时惯例）：朱重八，这个名字也可以叫做朱八八，我们这里再介绍一下，朱重八家族的名字，都很有特点。

　　朱重八高祖名字：朱百六

　　朱重八曾祖名字：朱四九

　　朱重八祖父名字：朱初一

　　他的父亲我们介绍过了，叫朱五四

　　取这样的名字不是因为朱家是搞数学的，而是因为在元朝，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有名字，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登记户口的人一定会眼花）

　　朱重八的童年在一间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良好的破茅草屋里度过，他的主要工作是为地主刘德家放牛。他曾经很想读书，可是朱五四是付不起学费的，他没有李密牛角挂书那样的情操，自然也没有杨素那样的大官来赏识他，于是，他很老实的帮刘德放了十二年的牛

家风家规家训手抄报

家风，是一个传统的家族习惯，它需要我们世世代代一直传承下去，它体现了一个家族的道德品质，精神风貌。

家风，人文底蕴深厚，民众素来十分重视家风！因为，良好的家同，它是多么的重要！它能引导一个人的进步。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气。也就是说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文化气氛即构成了家风。顾名思义，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风气、风格与风气换一句话说，当一个家庭的家规、家训形成家庭的公众行为习惯即构成了家风，家风也就是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家文化。家谱即是承载家文化的工具，家谱是新一代承载家文化的工具。

家训就是指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道德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等，家训属于家庭美德的范畴。家国同构，一个家庭的家训相当于一个国家的道德标准，如曾国藩家训、朱子家训、颜氏家训等等。家训即是家人做人的道德标准，违背家训，就会遭受道德的谴责。

家谱就是记述家族血缘集团世系的载体。这个定义包含了°记"和"述"两个方面的家谱。"记"的家谱主要指文字家谱“述”的家谱主要指口传家谱。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主要分为书本家谱和非书本家谱;书本家谱即是书写、印刷在纸上装订成册的家谱;非书本家谱主要有:口传家谱、结绳家谱、甲骨家谱、青铜家谱、碑谱、塔谱、布谱、神轴图谱、光盘家谱、互联网家谱。

家风家训家规名言

       1、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

　　2、有百世之德者，必有百世之子孙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就有十世的子孙保之；如果是斩焉无后者，那是德至薄也。

　　3、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

　　5、一戒是（晚）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规以四宜：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1

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2

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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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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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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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祠堂文化的功能及现实意义？

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是我国乡土建筑中的礼制性建筑，是乡土文化的根，是家族的象征和中心。

祠堂文化既蕴涵淳朴的传统内容，也埋藏深厚的人文根基，它涵盖有祠堂、祠产、祠约、祠堂建筑规制、祠堂陈列格式、祭祀礼仪，以及宗谱家乘、行派世系、传记事略等广泛领域，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

当前在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祠堂变身为农村文化室、老人之家、农家书屋等，祠堂以其独特的存在演绎着现代文明。因此，在农村先进文化建设中探讨祠堂文化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尤为重要。

一、祠堂文化的社会功能

（一）教化功能：是指以祠堂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对族众教育、感化的活动。

祠堂，以宗族血缘为基础，建构的目的是通过对先祖的祭祀供奉收宗睦族，增强本宗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以求宗族的兴旺发达，通过祠堂之筑、堂号堂联、仪式活动、配以宗谱家谱的修订和族规民约的制定严格地梳理了本宗族的血脉源流关系，达到明彝伦、序昭穆、正名份、辩尊卑的目的，向后人昭示道德情感、伦理法治和文明教化。

祠堂建筑，一般强调伦理道德、儒家耕读为本、亲仁孝悌、科举功名，人丁兴旺之理念，其形制、雕刻、绘画内容大多以此为主题。从平面布置看，祠堂采取建立中轴线，两边对称的建筑格局，这充分显示出父子、君臣伦理教化的特征。其四合院式的建筑形制，把“四水归堂”的文化概念，融入到祠堂的二进间、三进间的建筑模式。

祭祀是族众间的一条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仪式活动，加强了血缘关系，联系了族众感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特别是通过祭祖强调了家族内部上下尊卑伦序，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这样家族的儿童成员从幼年起，长幼之序，孝悌之礼等礼仪就在其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堂号就是祠堂的名称、称号。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分宗派，劝善薄恶，教育族人。如“叙伦堂”，“叙，次弟也；伦，辈也”叙伦，就是对后人进行 “明伦倡序”、“知书达礼”的教化。堂联，就是祠堂里的对联，其主要以训勉后人，激励后人向上、不断进取为内容。堂号、堂联是民间家族文化中的一种用以慎终追远、团结血亲、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它不仅具有向后代灌输一种文化意识的内涵，还具有“敦促后代重视农业生产、重视教育、培养好下一代”的教化功能。

族谱记载着一个宗族的源流、始祖的功绩、辗转的迁徙过程和他们族支的世系承传与繁衍。各宗族的族谱多通过叙传、碑记等记叙历代祖先出类拔萃的事迹，如显宦名儒、孝子顺孙、烈女节妇等，为后人树立起效法的楷模，以激励后人奋发努力，耀祖光宗。

族规民约以伦理纲常之道，制定家族成员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如其关于“忠”、“孝”、“节”、“义”、“礼”、“名分”的规定，关于修身、齐家、敦本、和亲之道，关于“职业当勤”、“崇尚节俭”、“重视教育”、“济贫救灾”等规定，充分反映了族规民约对族众的教化功能。

当然，祠堂文化教化功能最直接体现在：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集中在这里上学，让祠堂变为传授知识的课堂。

(二)规范功能：指祠堂文化对族众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所起的约束作用。其作用在于根据特定条件，将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成为一种群体或标准模式，从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地进行。

邓河《论近代社会宗族组织的存留与演变》指出：“祠堂之功能是‘上奠祖先之灵，下规后嗣之则’”。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因祠堂文化中的精神与国家儒家文化思想相一。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广大地处偏僻的农村是封建行政权力的“盲区”，法律推行的“空白区”。为了更好地管理，统治阶级也默认了祠堂作为封建法庭的存在，代为执行国家意志。

祠堂是族人的议事场所和司法机构。祠堂作为本族的大型公共空间，族内的大型活动及其他族内重大事务的商议都在祠堂内进行。在根据族规所定，本姓族人的日常行为不得违反族规，一旦触犯，或发生纠纷、治安等案件，先由族长等人召集全族人于祠堂进行审议，教导其及时悔改并给予相应的惩罚，若犯事严重，则可能驱除出族，甚至在祠堂中被剥夺生命,让全族人引以为鉴。在此，祠堂便充当着如今“法庭”的角色，族长便是法官。

祠堂是村落的法庭，那么祠规民约便是“法律”。祠规民约是族众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维护生产和生活需要，将一些宗族观念和习俗，如仪式、禁忌、族规、习惯、良俗等，逐步固定为族条祠规祖训，成为家族、村落或社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其内容广阔，包括职业、婚姻、伦理、交友、娱乐等；其形式多样，有禁忌、族条、祠规、家训、禁碑、风俗。在祠规中，包含了一些封建性的东西，如妇女不得随意入，族人修建居室不得有碍祠堂风水等。但更多的是一些积极的内容，像族人损坏祠堂物件必须赔偿，族人之间要和睦相处，严禁行窃、嫖娼、赌博、狼狈为奸、仵逆尊长等有违家族道德的行为等，对违反者进行教育，使之改过迁善。当在祠堂审判犯法的族人时，族众都要去旁听，借此引以为鉴。虽然．随着我国法制社会的健全，这种族规的作用已经有些弱化，但毕竟还是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着一定程度上道德规范的作用。

(三)维系功能：指祠堂文化起着统一族众的行为与思想的作用，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族众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

祠堂一盖就是数百载，族谱一修就是几千年，作为我国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祠堂文化是华夏各民族带着明显的血缘地特征的标志，一条维系着各宗族姓氏之间的血脉，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架起穿越时空的桥梁。

祠堂供奉先祖，是祭祖先的场所。由于历史的变迁，宗族人口日益增多，很多家族不但有族祠(宗祠、总祠)，支祠(房祠、分祠)，而且有跨越地域的大宗祠，甚至有跨国的宗祠。祠堂就这样把不同地域的有血缘的族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祠堂祭祖有季祭、节祭、生辰忌日祭等。一般来说，无论巨族或寒族，对祠祭都十分郑重。如精心安排日期，定有庄严司祭仪式，一般要读族谱，使族众了解家族的光荣历史，讲述先祖的“光辉业绩”，以励族人；还要宣读族规、家训，以教育族众；参加祭祀的人要思念祖宗遗训及其遗范，以教育自己下一代，祭毕，族人间还要行礼，后辈向前辈行礼。可见，祠堂祭祀是一个精神联系的韧带。通过祠堂祭祖活动，加强了血缘关系，联系了族属感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族谱是宗族用来记载本族源流、世系发展、族规家法，族产族田等情况的簿籍，是维系封建宗族制度的精神上的纽带，是确认族众的血缘关系亲疏远近、防止血缘关系混乱的依据。

一个家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形成凝聚力，但是修谱建谱是最有凝聚力的途径之一。过修撰家谱过程中的反复登门拜访，不断了解情况，追根溯源，寻祖问宗，加强了家族内部人员和家庭之间的交流沟通，增进了家族内部的彼此了解和信任，凝聚了人心。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今天，族谱，承载着义无反顾的民族凝聚力。做好侨乡族谱的普查和整理工作，特别是将其中出洋族人的世系沿革、居地变迁，人口流动，族人业绩等有关内容汇总成编，进一步为海外侨亲寻根竭祖提供方便，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调节功能：通过祠堂文化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调剂的功能。

族规是宗祠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调节手段和机制，用于调整和规范族人的生活和行为。在缺乏法制治理的近代社会，族规在社会中往往起到法律的作用。弥补了国家、社会在教育、救济、赡养和治安等方面的职能缺陷。祠堂这一执法场所一一“民间法庭”也在追求公平公正的决断，对于一族中房派、邻里或众家出现的纠纷，祠堂可以仲裁者的身份，进行调解并作出权威性的裁决，涉及双方都必须执行。邻族之间的纠纷，或者族人侵犯邻族利益或个人间的案件，一般是由两族祠堂来协商解决的。而没有经过祠堂处理，族民个人是不能直接向官府告状的。可见，祠堂通过祠规民约的制定和对族民约束，对社会各种矛盾排解，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节，族民利益冲突的调节起着难以想象的作用。

祠堂是婚丧嫁娶的公共场所，也是开展娱乐活动的场所。祠堂一般设有上、中、下厅，上厅为享堂，放置祖宗牌位；中厅为祀堂，用来举行祭祀仪式或喜庆活动；下厅设有“万年台”，为吹鼓奏乐之地，也可以演戏。凡是婚丧寿喜，一般都有在祠堂进行拜祭活动，仪式结束后，就在祠堂大摆宴席，设宴就餐，酒、菜非常丰盛。族人们相聚在宗祠，饮水思源，缅怀祖先业绩，颂扬祖先恩德，思祖之情融于佳酿，崇祖观念进一步地得到强化。逢年过节,有的祠堂装饰一新，族人带着自家做的果子、酒来到祠堂，大家坐在一块，相互问好，大人喝酒、聊天、下棋，小孩嬉闹玩耍，其乐也融融。有的地方祠堂还搭台唱戏庆贺。每次演戏,不会是演一、二天，而是演一段时间，短至三、五天，长至一、两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添丁上灯之日，鞭炮齐响，醒狮起舞，主人大宴亲友，还会有戏曲表演或醒狮武术表演，令众亲友心情欢庆。

综上所述，祠堂文化在历史上发挥其巨大的作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各种运动的开展，祠堂作为“四旧”彻底被破坏了，其社会功能也逐步消失，直至80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寻根热”的兴起，祠堂又得以复兴。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各地方政府都根据各地的情况，把祠堂文化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心。引领农村先进文化的发展。祠堂文化也被赋于了新的内涵。

二、祠堂文化的现实意义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内容整理现代社会中的宗族祠堂基本都已经剔除宗族传统内容中的糟粕，如何发掘其有利于当代社会的文化内涵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成为重要的任务。

（一）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祠堂这个特殊“载体”，充分利用祠堂资源，挖掘祠堂文化积淀和传统道德积淀，把祠堂变成为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思想文化传播的阵地；在农村，群众对姓氏宗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为强烈，许多祠堂都设立了诸如理事会、监事会、老人会等民间管理机构，其成员作为祠堂活动的“掌舵人”，为灌输新鲜血液、拓宽文化内涵、调解邻里纠纷、宣传思想道德和科普知识身体力行、不辞奔波，对社会安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祠堂文化作为地方传统文化，是最具个性特征的文化，有着突出的地域性，它所承载的是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积淀。不少村两委也不失时机地引导祠堂活动，发挥祠堂文化“以德育人”功能，培育时代道德风尚，为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祠堂阵地作了有益的探索。摒弃祠堂内的菩萨、神位等东西，在祠堂举办成年宣誓仪式、尊老爱幼、移风易俗教育等宣传教育活动，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如设立计划生育婚育新风先进文化"七室一栏"，即计生电教室、图书室、阅览室、书画室、活动陈列室、功德榜室、计生戏曲宣传排练室、计生宣传栏。不少祠堂引入功德榜、能人榜、成才榜、好样榜、寿星榜等"五榜"，评选表彰各类典型，一年一评，未上榜的见贤思齐；有条件的祠堂可设置阅览室、电视室、棋牌室等活动场所，平时对居民开放，节假日可举办象棋赛和书画展等文娱活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特别是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保留古老的乡村祠堂风，发展旅游和休闲观光业。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日趋富裕，对年代久远、保存较好、具有一定建筑文化价值、体现地方特色的农村祠堂，加以保护和整修，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以祠堂为中心进行的旅游景点开发以及展览馆、博物馆的改造。通过大量的报道、或文字展示等，让民众加深了对祠堂历史、文化、建筑审美价值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村民对祠堂的保护意识。其合理的利用与开发不仅有利于文物的长久保护，并拉动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当代的祠堂其名称或许还沿用了旧制，但它们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祠堂变成为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思想文化传播的阵地。在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正确认识祠堂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性，继承和弘扬祠堂文化成为研究当代农村建设的新课题。

当今中国祠堂兴建的原因

（1）经济发展——兴建祠堂的经济原因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经济收入地增长了。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不少打工农民赚到了大钱。党和政府又重视“三农”问题，在农村实行“免征农业税”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惠农政策，我国农业和农村有了巨大的发展，农民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农民有了钱，就为祠堂的兴建提供了资金来源。

（2）草根意识——兴建祠堂的文化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开放的文化指导方针，使得人们的儒家思想观念回潮，从而激发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家族观念。中国农村宗族文化在当代虽有演变、转型甚至消亡，但是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根深蒂固。它都会有一个不变的内核——对血缘原则和“报本敬宗”理念的坚持。“寻根问祖”、“叶落归根”的思想在农村流行。催生了农村宗族文化的复兴与转型。祠堂作为农村宗族文化的“载体”和本村（或者本堂）的“心理场域”，在农村有着重要的地位。

（3）文化资本——兴建祠堂的突出角色

田北村三座祠堂的兴建，充分体现了文化资本的力量。主张祠堂的兴建，有三类人在起核心作用：一类是村干部、一类是富裕人、一类是退休干部和教师。这三类人是祠堂修建理事组成人员，在修建祠堂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

（4）心理场域——祠堂的心理动态

村落中的祠堂就是一个具有“正价”的点场。村落的整个心理场都是以宗祠为中心层层扩展的，这种具有“正价”的引力场不仅使宗祠成为村民日常活动的中心，如各种祭祀、议事、喜庆等村中大事均在祠堂里进行，而且使宗祠成为村民心目中的精神文化中心。田北村村落组织按血缘关系以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