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末代官修史书《大南实录》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影印出版,国内仅存5套,原价5000元/册，共20册）

《大南实录》是越南最后末一个王朝阮朝的官修史书，国内外所存版本极少。在版本方面，现今流传的《大南实录》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于日本昭和三十六年（1951年）至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之间陆续出版的，全书共20册，为日本越南史研究大家松本信广教授所主编，根据松本信广教授透露，《大南实录》原藏于顺化安南宫廷，松本先生于日本昭和八年（1933年）到越南调查旅行之际对原书进行影印而得，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所出版的20册《大南实录》也是根据当时照片制版而成。越南方面由越南史学院于1962年河内史学出版社出版了拉丁化越南文译本。

中越两国人民曾被称为“同文同种”，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中越两国曾经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仍然无法抹杀友好仍然是主流的事实。我们今天谈及越南曾经长期使用汉字并不是为了宣扬“大国文化沙文主义”，而是告诉人们历史事实，回顾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曾经有非常深厚的文化认同。

一、越南现存汉文古籍较少的原因

历史上越南书籍与中国书籍同样遭到多次兵火之灾，根据原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的研究，历史上越南书籍一共遭受了六次大的灾难。越南方面认为越南书籍在历史上一共遭到了四次大的灾难：一是陈末绍庆二年（1371年）占城兵入越南京城（升龙城即今之河内），当时占城军队掳掠子女、玉、帛、焚毁宫殿，备籍为之扫空；二是根据越史记载永乐十六年（1418年）夏青进士到越南取有关越南的古今事迹书籍（也有认为是明朝将领张辅悉取古今书籍，部送金陵）；三是越南（1516年）的陈暠之乱，“士民争入禁省取金帛，文书图籍委弃满道”；四是后黎克复莫朝京师（升龙），“诸书又毁于火”； 五是元代蒙古军队攻打越南时，越南曾向北宋请去的四部印制的《大藏经》和一部《道德经》皆毁于兵火，《大越史记全书》曾记载1295年越南陈英宗遣使赴元收得《大藏经》，留天长府（今南定），副本刊行。 六是根据越南史学家明峥的研究，法军在河内即将解放时，曾经运走越籍七百箱。此外，日本曾经在越南进行了短暂统治，期间也运走不少书籍，另越南南北战争以及南北战争结束时远走海外的越南南方人也带走了不少的书籍，这也使得本来就不多的越南书籍所剩不多，所剩古籍大多成书书于13、15世纪左右。

二、越南现存汉文古籍现状

国内学者研究越南越南现存汉文古籍现状要首推原北京图书馆张秀民先生，张秀民先生曾经于2001年在《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上对越南现存汉文古籍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笔者深感在此领域研究之不大及，但又认为中国研究越南之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很少略知其中一二，故这一内容大部分参照了张秀民先生的研究成果。

1959年5月12日越南中央图书馆阮馆长透露，越南博物馆馆藏汉问书十万册，有六千多册善本被法国人抢走，现中央图书馆藏书三十万册，而其中大多为新书。张秀民先生通过统计越南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著录的185种，法国迦节（Cadiere）、伯希（Pelliot）的《史部书目》175种，加上河内新购的78种，日本东洋文库藏安南本76种，又《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图书馆目录》三本所录汉文书目3070种，中国书越南印版690种，喃字版628种，三者合计共4388种。可见越南现存汉文古籍之一斑。

《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图书馆目录》三本所录汉文书中也杂有不少中国人著作，如《高青邱诗》、《人谱》、《钦州志》等，而重复的如《安南志原》、《大南一统志》等又数十种。其中十之八九为后黎朝与旧阮朝的著作。其中诗文集、来华使者的著作又有数十种，如《使清文录》、《使华丛咏》，还有使闽、使粤、使天津、使燕京等，其中以使燕京的诗集最多。而其中家谱多至一二百种，约有二十余姓，如丁、李、陈、黎、阮、郑、武、汝、吴、范、杜、黄、杨、刘、潘、邓、谭、王、徐、何、郭、裴、张等姓。阮氏族谱又有世谱、合谱、全谱、支谱等二十多种。笔者曾跟不少越南人交流，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从中国来的。

越南汉文古籍中比较重要的地理书包括《十一省地舆志》、《大南一统志》、《皇越一统舆地志》、山西、清化、北宁等省志、《宣光省志》、《义安志》、《义静杂记》、《永禄县志》、《嘉定城通志》、《南圻六省地舆志》、《龙编百二咏》、《升龙三十咏》、《北城地舆》、《清化纪胜》、《宣光省赋》、《兴化省赋》等等。

越南自李朝以来均仿中国科举制度，我国清末1909年废科举，而越南最后一次廷试则是在阮朝启定四年（1919年），比中国还晚了十年。科举制度在越南的推行使得在越南也出现了不少关于科举考试的书，如《举业津梁》、《辰（时）文集要》、《乡会试文》、《乡试文选》、《历科登龙文选》、《登科录》、《慈廉县登科录》、《大越历代进士科实录》等等。

科学方面有《天文体》，还有算书《算法奇妙》、《算法大成》、《大成算法指明》。医学方面的书有《医海求源》、《医理精言》、《医传旨要》、《活幼心法大全》、《保婴良方》、《妇人科》、《外科医方》、《诊脉秘诀》、《验舌证法》、《南药神效》、《中越药性和编》、《南药考辨》、《南药正本》、《本草拾遗》、《保生延年纂要、《海上懒翁》等等。

也有一些迷信方面的书，如《乩笔文抄》、《卜鸡足全书》、《符咒集成》等等。另外还有一些风水方面的书籍。

类似档案文书方面的书也不少，如《丁先皇庙历朝令旨》、《明都王（郑楹）令旨》、还有一些丁簿、田簿、地簿和国王封赠的赦文如《阮曰庶赦文》和封庙宇的赦文。

除此以外，《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图书馆目录》还有收录了不少记载越南山区少数民族的书，如《瑶人蛮士》、记载了广安、安沛、宝光、凉山等省蛮士的资料。还有如《高绵世次略》、《高蛮纪略》、《高蛮事迹》和《万象事宜》、《南掌纪略》、《暹罗事迹》、《望国（曼谷）功臣录》、《占城考》、《征占日程》、《阇盘城记》，这些与历史上越南的临国柬埔寨、泰国、占城有关，可以作为研究这些国家历史风土的重要资料。

此外，获越南政府批准成立并于1979年10月13日的越南汉喃研究院的近年来的影响越南越大，从其官方网站所公布的数据显示，现在越南汉喃研究院收藏的包括喃字版的书籍一共有大约2万册书。

三、中国和海外现存越南汉文古籍情况

中国现存越南汉文古书其实也不少，但由于从未有学者进行统计，但很多比较重要的古籍都散落于国内私人或各单位的图书馆当中。根据张秀民先生所列的书目得知，目前中国所藏越南汉文古籍也不少，如：《安南行记一卷》（一作天南行记，成书于元代）、《交州藁一卷》（成书于明代）、（平定交南录一卷）（成书于明代）、《安南图说卷一》（成书于明代）、《海国广记安南》（成书于明代）、《安南使事纪要四卷》（成书于清代）、《使交纪事附使交吟》（成书于清代）、《安南军营记略一卷》（成书于清代）、《越南纪略》（成书于清代）等等 此外根据王晓建先生曾经在国内所见的越南汉文古籍也有不少，较为重要的包括：李常杰著《南国山河》，陈世法著《岭南摭怪》，陈国峻著《兵书要略》，黎文休著《大越史记》，阮忠彦著《介轩诗集》，朱文贞著《四书说约》，阮�著《舆地志》、《抑斋遗集》，武轸著《松轩集》，吴士连著《大越史记全书》，黎思诚等著《珠玑胜赏诗集》，阮孚先著《大越史记续编》，黄德良著《摘艳集》，杨德颜编《古今诗家精选》，武琼著《大越通鉴通考》，黎嵩著《越鉴通考总论》，阮秉谦编《传奇漫录》，范公著著《越史全书》，阮俨著《越史备览》，黎贵敦著《黎朝通史》、《见闻小录》，阮攸著《北行杂录》、《清轩诗集》，黎光定著《一统舆地志》，张登桂等著《大南实录》，潘清简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潘辉注著《历代宪章类志》，潘佩珠著《巢南年表》、《越南亡国史》，邓博鹏著《越南义烈史》等。

根据笔者近年来的了解，国内越南汉文古书较为集中地收藏于国内下列单位：北京图书馆、广西民族大学（包括图书馆，小语种资料室，民族研究所、以及有关教师收藏）、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广州）、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暨南大学、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等等，此外台湾所收越南汉文古籍也不少，如台湾淡江大学、台湾越南研究所等等。

海外方面，收藏最多的莫过于法国巴黎远东学院、此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所、京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都收藏、甚至再版了越南汉文古籍。美国方面，在1975年前后移居美国加州的越南学者们于2001年成立了越学院，也收藏越南汉文古籍不少，该机构还把很多类似，《大越史记全书》、《大南实录》等12部越南比较重要的史籍的越文版登载到了网上，免费提供给研究者参考，但遗憾的是没有附上原版中文。

阮蔡生世居淮安新城北辰坊，另在城内勺湖建有草堂别墅，世代科仕，崇尚治学，热心乡里教育。

阮葵生曾祖父阮晋当时与同乡著名学者阎若璩齐名，撰有《自吟亭诗稿》，两人一起被大吏推荐参加博学鸿辞科考试；祖父阮应韶是监生；伯祖父阮应商是进士，任户部郎中，以直言敢谏多次受到康熙帝的称赞；父亲阮学浩和叔父阮学浚都是进士，而且同在翰林院任编修，同被派至地方担任大权在握的乡试主考官，人称“淮南二阮”；弟弟阮芝生二十四岁中进士，任内阁中书、县令等职，善诗文，与阮葵生一起被当时人誉为“眉山兄弟”。阮氏祠堂的门上写着的对联“一门三进士，七世两乡贤”，反映的就是阮氏处于鼎盛时期的状况。

阮葵生的父亲阮学浩（裴园）系清代雍正年间进士，历官翰林院检讨，提督湖南学政，典陕西、山西乡试，铨京都会试同考官，阶儒林郎加二级，赠中宪大夫通政使司参议。他一生治学严谨，博识多才，曾刊《教学遗规四礼翼注》及《学约》，以训士子。乾隆十六年（1751年），四十九岁的阮学浩，陈情辞官，回乡奉母，在他著名的书屋“勺湖草堂”读书讲学，“十余载遂不出山，日取淮海士，奖掖而成之者数百余人”。阮氏房舍建于勺湖南岸，而草堂建于勺湖之中，后改为书院。雍乾年间，淮安文风兴盛，当时丽正书院（旧址即今淮师），和魁文书院（旧址即今淮中），经常延请裴园公讲授经学。阮学浩见府、县两学维修不善，便发起创立公益团体“洒扫会”，邀约两庠人士集资修葺，而他总是资助银两最多。此外，他还将家藏的书籍百余种，赠送绐丽正书院，供诸生攻读。

阮学浩生有二子，长子阮葵生（1727－1789），字宝诚，又字萍庐、乐君，号吾山，晚号安甫，累官刑部右侍郎，以其《茶余客话》著称于世；次子阮芝生，因叔父阮学浚无嗣，“出为学浚后”，乾隆进士官德清知县，由于为政清廉，诰授奉政大夫直隶永定河北岸同知。

父亲阮学浩在翰林院任著作官凡二十年，著述颇丰，有《娱萱亭稿》、《职思亭诗文集》传世，叔父阮学浚著有《蔃村诗文集》，弟弟阮芝生著有《咏素斋文集》、《听潮集》等。出生在这样极富吟诗弄文风气的家庭中，阮葵自幼受到熏陶，养成写诗的癖好，“二十年间两千篇，丛编蠹简恣涂窜”（《邱丈桐园为予订〈十载删余集〉赋长句寄怀》），自癸酉（1753年）结首部诗歌集《十载删余集》（上、下）起，后来陆续编订《吴舠集》、《彭城集》、《越角吴根集》（上、下）、《红蕉馆集》、《勺湖集》、《晚移集》、《七峰集》（一、二、三）、《西山集》、《瓶花书屋集》、《春淀集》、《春草轩集》（一、二、三）、《听鸿集》（一、二）、《得请集》、《属车集》、《拙庆斋集》（一、二、三、四）等诗集。《拙庆斋集》编订于1789年，即他去世的那一年，可见诗歌创作伴随他一生。

阮葵生无论在成名之前，还是为官以后，都热心乡里的教育事业，一直赞助父亲亲手创立的“洒扫会”。为了使集资能够发挥“一劳永逸”之效，他建议筹款存典生息，还倡导购置田产，交庄民屯粮起租，以备办学之资。故阮氏庄园——鹅钱庄（在今东门外和尚庄东南），素有“一千庄”之称。阮葵生也生有二子，长子阮钟琦，候补布政司理问，但终身未仕，一直在家秉承先祖遗志，监督“洒扫会”同人恪守《会约》，严禁从中贪污作弊。次子阮钟景，顺天府北榜举人，岁在而立就早逝了。

从晚清开始，阮氏家道中落，一蹶不振。虽然遗稿和藏书较广，但逐渐散佚。所幸阮葵生的六代孙阮再庵老人，现年七十有五，尚能记忆追溯先祖遗事，尤其是乾隆四十七年由阮葵生、阮芝生重修沟《山阳阮氏家谱》（勺湖草堂收藏刻版，分上、中、下三卷），竟失而复得，尚存淮安图书馆。这对研究雍乾时期的淮安文化历史、地方掌故以及阮氏家世等，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山阳阮氏家谱》得知，阮氏原籍是江西临江府清江县枣儿村，从武德公一代起，于元末定居淮安。山东潍坊尚有阮氏分支。另据《续纂山阳县志·名人墓》记载，阮学浩、阮葵生父子殁后，均葬于七里塘（今城东乡赵徐村西南）阮氏墓地。著名的文学家天台齐召南，曾为阮葵主撰有《墓志铭》，全文载入《山阳县志》。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相关书籍相当多。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还有《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等。宋末元初的硕儒王应麟 ,撰写了 《姓氏急就篇》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相关书籍相当多。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古今姓氏书辩正》40卷，邓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朱子语类》称赞邓名世"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公元1180年左右，今西双版纳一带的傣族在叭真的带领下统一了傣族的各个部落，建立了景龙金殿国。勐泐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西双版纳傣族的主体傣泐人正式形成。

元明时期，汉、傣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更加密切，特别是大量汉族人民迁居边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科学在傣族地区广为传播，迅速促进了傣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了捍卫祖国领土，傣族和汉、景颇、佤等族人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展开了多次武装斗争。

抗日战争期间，傣族人民又与全国人民一道，投入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武装斗争，为保卫祖国边疆神圣领土作出了贡献。

扩展资料：

傣族习俗

1、关门节、开门节，关门节，时间固定在傣历9月15日（公历7月中旬）；开门节，时间固定在傣历12月15日（公历10月中旬）。在这两个节日当天，各村寨的男女老少都要到佛寺举行盛大的赕佛活动，向佛像佛爷敬献美食、鲜花和钱币，在佛爷佛像前念经、滴水，以求佛赐福于人。

2、泼水节是傣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傣语称“桑勘比迈”或“楞贺桑勘”，意为六月新年。时间在傣历6月下旬或7月初（公历4月中旬）。

3、花街节，花腰傣最隆重的节日要数农历正月十三的“花街节”。这天，上千名青年男女从周围的村寨汇集到花街。

-傣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