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中国与中华民族是一体的，中国想要发展，前提是中华民族的发展，而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就是他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就是民族魂，只有民族魂发扬起来，民族才能站立起来，国家才能发展。

出处：由鲁迅1926年1月24日编写的一本书籍《学界的三魂》，收录在《华盖集续编》。

扩展资料

鲁迅在文章中提出了“民魂”说，在鲁迅的心目中“民魂”才是“中国的灵魂”。中华民族数千年历经磨难而不亡，如今依然能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支撑她的不是“官魂”而是“民魂”；“民魂”才是华夏本体之魂——“中国的灵魂”。但是作为“独夫的家谱”的中国历史，长期以来被谱写被颂扬的却只有“官魂”没有“民魂”，那真正体现中国灵魂的“民魂”被阉割被埋没掉了。

鲁迅认为“民魂”乃是民族自信力的根基，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在鲁迅看来，“民魂”是根植于民众并生长于民众的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作为先觉者的“精神界之战士”身上，更深的是体现在为生存而奋斗挣扎的底层民众的身上。民众是“民魂”之壤，深植于民众之壤的“民魂”是不死的，是希望所在，是信心与力量之源。

孙叔敖，春秋时楚国人，蒍氏。名敖，字叔孙，一字艾猎。辅佐楚庄王称霸，功绩显著。主持修建中国古代最早的水利工程，对当时农业经济发展起到相当作用。

立于公元 16年的孙叔敖碑，记述了孙叔敖之后的十多代孙氏族众的发展繁衍情况，共涉及孙叔敖后人二十多位。孙叔敖碑也可称得上一部石刻的家谱。这部石刻家谱反映了孙氏发展的一个断面，可以确认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孙氏家谱。据《三国会要·职官》载，孙吴政权设立过宗正卿，掌握皇家的家谱——《玉谍》。遗憾的是这部《玉谍》未能留存于今，仅能从当时的史书上见其名而已。

孙武，春秋末期军事家。齐国人。籍贯、字号均不详。他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被任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他主张改革以图强，认为当时晋国六卿所进行土地制度之改革，其中亩大而税轻者可以成功（此见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吴问》）。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孙子兵法·计篇》），指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由此可知，他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分析敌我形势，如：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之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形势之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他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固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强调战略战术上之“奇正相生”和“机动灵活”之运用。他这一思想有丰富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法的因素。著有《孙子兵法》，是为中国历史最早而又最杰出之兵法。

孙膑，战国时兵家。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人。孙武后代。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仕魏，仕魏惠王将，忌其才能，将他骗至魏国，处以膑刑（割去膝盖骨），故称孙膑。齐国使者至魏，他阴见齐使，由齐使秘密载回齐，经田忌推荐，齐威王任为军师。先后两次设计大败魏军于桂陵和马陵，终使庞涓兵败自杀。著有《孙膑兵法》。

孙炎，三国魏经学家、训诂学家。字叔然，乐安（今山东博兴）人，郑玄弟子，当时称为“东州大儒”。撰《周易春秋例》，并为《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等书作注。著有《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反切从此盛行。

孙坚（155-191），东汉将领。三国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字文台。少为郡县吏，中平元年从朱儁镇压黄巾起义军。四年任长沙太守。初平二年率军击刘表，为表将黄祖射死。次子孙权称帝，追尊为武烈皇帝。

孙策（175-200），三国割据者。吴郡富春人。字伯符，孙坚子。兴平二年率军渡江，削平当地割据势力，在江东建立孙氏政权。曹操任为讨逆将军，封吴侯。建安五年遇刺死。弟孙权称帝，追尊为长沙桓王。

孙权（182-252），即吴大帝。三国吴国建立者，公元229-252年在位。字仲谋，吴郡富春人。继其兄孙策拥有江东六郡。曾与刘备联合，大败曹军于赤壁。后在吴蜀彝陵之战中，大败刘备。黄龙元年（公元229年）称帝于武昌，国号吴。

孙楚（约218-295），西晋文学家。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北）人。字子荆。官至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能诗赋，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孙冯翊集》。

孙盛（约306-378），东晋无神论者、史学家。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北）人。始任佐著作郎，出补浏阳令。陶侃、庚亮、桓温镇荆州时，皆用为参军。后累迁至秘书监，加给事中，年七十二卒。博学能为文章，善言名理，与殷浩齐名。曾以“形既粉散，知亦如之”命题，驳斥佛教“神不灭”思想（见《广弘明集·与罗君章书》）。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世称良史。又撰诗、赋、论、难等数十篇，有集十卷，今多亡佚。《全晋文》辑其文两卷。

孙绰（314-371），东晋文学家。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家于会稽，官至廷尉卿，领著作。为玄言诗代表作家。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孙廷尉集》。

孙安祖(-611），隋末山东农民起义领袖。清河漳南（今山东夏津北）人，与窦建德同举义旗，聚众入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是高鸡泊起义军的首创者。

孙思邈（581-682），唐医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隋文帝时授国子博士，不拜。太宗初至京师，虽老而视听犹聪，授谏议大夫，固辞，终不仕。通百家说，善言老庄。精于阴阳，推广医药之学，相传卒年百余岁。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福录论》、《摄生真箓》、《枕中素书》、《银海精微》等。后人尊为药王。

孙过庭，唐书法家。陈留（今属河南）人，自署为吴郡，或作富阳人。字虔（一作名虔礼，字过庭）。高宗时官率府录事参军。工正、行、草，尤以草书擅名。宋米芾以为“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今存其垂拱三年（687）撰成的《书谱·卷上》，阐述正草二体书法，见解精辟，是一部书文并茂的书法理论著作。

孙愐，唐代音韵学家。玄宗（李隆基)天宝时为陈州（今河南淮阳）司马。精音韵之学。尝刊正隋陆法言之《切韵》，并增字加注，于天宝十年（751）编成《唐韵》五卷，已佚。现《唐韵》卷首有孙愐《唐韵·序》。

孙樵，唐散文家。关东人，字可之（一作隐之）。大中进士，授中书舍人。黄巢起义军入长安，随僖宗奔岐陇，迁职方郎中。长于古文，所作对当时统治集团的昏愦无能，颇多讽刺。有《孙可之集》。

孙位，唐末画家。一名遇，又号会稽山人。唐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曾随唐僖宗自长安入蜀，居成都，任“文成殿下道院将军”。擅画人物、佛像、山水、松竹等，尤善画龙水。在应天、昭觉、福海等处作画甚多。作品有《高逸图》、《四皓围棋图》、《番部博易图》、《草堂图》、《王波利图》、《高士图》、《三教图》等。

孙儒(-892），唐末将领。河南（今河南洛阳）人。从秦宗权为都将。不久杀宗权弟宗衡，并其众，破扬州，自署淮南节度使。继而与杨行密等多次交战，时有胜负。景福二年，陵阳大战，会大疫，败，为行密部将田頵所执，旋被斩首。

孙方谏（893-954），五代时将领。本名方简。莫州清苑（河北保定）人。初为定州狼山堡主。后晋出帝时，义武军节度使恐其为边患，表为游奕使。有所求，不得，北通契丹。契丹灭后晋，使为义武军节度使。命徙云中，不受，率徒复入狼山。后汉高祖起兵，他入据定州以归，仍为义武军节度使。后周时徙镇国。

孙光宪（约895-968），五代宋初文学家。字孟文，自号葆光子，宋代陵川贵平（今属山西省）人，藏书家。后唐时，为陵川判官，天成（926-968）初，梁震荐为书记。归宋后，累官检校秘书监。嗜藏书，常手自抄学校雠，老而不废，收藏数千卷。著有《北梦锁言》、《荆台》、《笔佣》、《橘斋》等书。

孙奭（962-1033），北宋经学家。字宗古，博州博平（山东茌平）人。端拱九经及第。历国子监直讲、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以太子少傅致仕。《宋史》称其“守道自处”，“未尝阿附取悦”。真宗迎天书，祀汾阴，皆直言谏阻。仁宗时，讲论前代乱君亡国，反复规讽。著有《经典微言》、《孟子音义》等。

孙复（992-1057），北宋学者。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字明复。举进士不第，隐居泰山，世称泰山先生。后为范仲淹等推重，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迁殿中丞。研治《春秋》，著《春秋尊王发微》。其学上祖陆淳，下开胡安国。和胡瑗、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还著有《孙明复小集》。

孙洙（1032-1080），北宋文学家。字巨源，扬州广陵（江苏扬州）人。举进士。迁知太常礼院。治平中上疏言时弊要务十七事，多被采纳。迁同知谏院。王安石变法时自请出知海州。元丰间官至翰林学士。博闻强记，诰熟典故。善诗文，能词，有名于时。

孙威（1183-1240），元初铠甲制造家。浑源（属山西）人。金贞祐时从军，在云中（山西北部）投降蒙古汗国，任千户。他所制铠甲称“蹄筋翎根铠”，经成吉思汗亲自试射，箭不能透。后任顺天路工匠都总管。子孙珙继其职，又造叠盾。

孙隆，生卒年不详。明画家。又名孙笼，一作龙，字廷振，号都痴、都痴道人，毗陵（今江苏省常州）人。宣德中曾为翰林待诏。擅画翎毛、虫草，不作墨线，纯以色彩点染而成，谓之“没骨“，别具一格。亦善山水。画翎毛草虫，全以彩色渲染，生动鲜活，饶有机趣，自成一家，对后代影响很大。

孙克弘（1533-1611），明画家。华亭（今上海松江华亭镇）人。字允执，号雪居。师法沈周、陆治。笔墨简练，颇有生趣。兼工兰竹、山水，亦作佛道像。且能诗，并善书。书学宋克。

孙承宗（1564-1638），明将领。字稚绳。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万历进士。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任兵部尚书经略蓟辽，在关四年，练兵屯田，修城堡数十，敌不敢犯。后为魏忠贤党排挤去职。崇祯二年（1629），后金（清）兵入大安口，明廷用他守通州，后移镇山海关，收复永平、迁安、栾州、遵化等地。四年，罢职归里。十一年，清兵绕道入长城，攻高阳，他率家人拒战，城破自杀。著有《高阳集》。

孙慎行（1564-1635），明臣。字闻斯，号淇澳，江苏武进人。授编修。累擢礼部右侍郎，署部事。天启初召擢礼部尚书。首疏究论三案，因与廷臣意见不合托病归。《明史》言其慎行“操行峻洁，为一时搢绅冠”。廷祯八年（1635）被廷臣推为阁臣，入京即病死。有《玄晏斋集》。

孙奇逢（1584-1675），明清之际学者。字启泰，一字钟元，世称夏峰先生。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与李颙、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著有《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等。

孙传庭（1593-1643），明末将领。字伯雅，字白谷，代州振武卫（山西代县）人。《明史》载其“仪表颀硕，沉毅多筹略”。万历进士。崇祯九年（1636）由顺天府丞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俘杀农民军领袖高迎祥，打败李自成。入卫京师，被扬嗣昌诬陷坐狱三年。十五年起兵部左侍郎，总督陕西。次年进尚书，总督晋陕川等军务，督师镇压李自成军，屡败，战死。有《白谷集》、《鉴劳录》等。

孙可望(-1660），明末农民起义军将领，陕西米脂人。张献忠义子。英勇善战，称骁将，号军中“一堵墙”，封平东将军。献忠战死，他与诸将挥师云贵，被推为首领。旋为国主，年号兴朝。联南明抗清。后因妒恨李定国，于长沙降清，尽献云贵军情，且引兵攻杀。清封义王。后狩猎时为清兵射杀。

孙云球，明末清初光学仪器家。字文玉、泗滨，江苏吴江人。中国民间最早独立发明望远镜和首创眼镜者。还利用凹透镜、凸透镜和反射镜制造出察微镜、放光镜、夜明镜等七十余种光学仪器。并总结实践经验，著成《镜史》。还研制计时准确的自然晷。

孙延龄（1647-1677），清将领。汉军正红旗人。孔有德婿。康熙初，任广西将军，镇桂林、统孔有德旧部。康熙十三年（1674）举兵响应吴三桂叛乱，自称安远大将军，占据广西。旋称安远王。后降清，被吴三桂从孙世琮执杀。

孙嘉淦（1683-1753），清臣。字锡公，号懿斋，太原府兴县人。康熙进士，授检讨。世宗即位，应陈对三事：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帝谓之翰林狂士。高宗即位，屡陈大政被纳。官刑部尚书，屡雪冤狱，劾论贪劣，抑豪抚民。兴水利课农桑。政绩卓著，官至工、刑二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谥文定。

孙星衍（1753-1818），清经学家。字渊如，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官山东督粮道。所学较广，对经史、文字、音韵、诸子百家、金石碑版等都曾涉及。工篆隶，精校勘，擅诗文。撰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等。刻有《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等。

孙原湘（1760-1829），清诗人。昭文（今江苏常熟）人，字子潇，号心青。嘉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官。乞假归未仕。工骈散文，兼善书画。与王昙、舒位齐名。著有《天真阁集》。

孙家鼐（1827-1909），清臣。字燮臣，号蛰生、澹静老人，安徽寿州（寿县）人。咸丰状元。曾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光绪帝师傅。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京师大学堂。后拜体仁阁、东阁、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充学务大臣、政务大臣、资政院总裁等职。《清史稿》称其“儒厚廉谨，常以资望领新政，每参大计，独持正不阿”。

孙毓汶(-1899），清臣。字来衫、莱山，山东济宁人。咸丰进士，授编修。以输饷有功渐迁福建学政、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权奇饶智略”（《清史稿》）。甲午战争时，力主议和，遭朝臣反对，称病告休。

孙诒让（1848-1908），清经学家。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同治举人。1886年曾任刑部主事，后去职专心研究学术。1901年撰写《变法平议》，提出革新政治的主张。毕生致力于经学、文字、甲骨、金石、文献、目录、校勘学的研究，《契文举例》是其考释甲骨文的最早著作。另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古籀拾遗》、《名原》、《札迻》、《温州经籍志》、《籀庼述林》等。

孙中山 （1866年—1925年），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常以中山为名。[1]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即中山市）翠亨村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传统的影响，向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二千年帝制”。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

其他孙姓名人有春秋善相马者孙阳；三国时吴皇帝孙亮、孙休、孙皓，将领孙辅、孙贲、孙翊、孙静；晋文学家孙琼，诗人孙拯；南朝齐文人孙诜；唐文学家孙郃；北宋学者孙锡；金道姑孙不二；明藏书家孙藩，戏曲作家孙钟龄；清文学家孙洙，诗人孙云鹤、孙云鸿，篆刻家孙治清，金石书画鉴藏家孙承泽等。近当代孙姓名人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民主革命者孙武，红军将领孙德清，政治活动家孙起孟，政治家孙志远，国民党官员孙科、孙运璿，国民党将领孙立人、孙楚、孙殿英、孙蔚如，北洋直系军阀孙传芳，地质学家孙云铸、孙建初，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资源采矿专家孙越崎，冶金专家孙德和，电子技术专家孙俊人，计算机专家孙仲秀，土木工程专家孙钧，家蚕育种家孙本忠，经济学家孙冶方、孙尚清，社会学家孙本文，哲学家孙叔平，心理学家孙国华，历史学家孙毓棠，作家孙犁，**剧作家孙师毅、孙瑜，戏剧导演孙维世，**演员孙道临，京剧演员孙菊仙，口技表演艺术家孙泰，排球运动员孙晋芳、孙玥，跳水运动员孙淑伟，滑冰运动员孙龙将等。

我们四川吴姓起源于明，明大将，张献忠绞四川，把原本四川人杀光了，然后才有湖光填四川一说，即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的人，迁到四川，吴姓老祖宗，吴福需，于湖北孝感迁入，当时孝感是乡，现在是市！

别搞笑了好吗，那关张献忠鸟事，屠川的事是清兵干得，要是张献忠真的屠了川，清兵至于要到张献忠死后10多年才成功打下四川吗

（1）清兵攻陷大西国是在他死了13年之后（1659年）。假如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麽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

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大屠杀”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三年的呢？

（2）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3）张献忠是在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入四川称帝建立“大西国”。而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在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建国的意义又何在？

（4）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

种种证据不仅完全驳斥了清史记录所谓“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的说辞，而且还有力的把他们对张献忠污蔑的“记录”打回原形，成为他们自己“供述”清军屠杀四川的罪行！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詹姓的起源与家谱，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詹氏

分布地区

郡望：

①渤海郡，汉代设置，治所在浮阳（今河北沧州），后移治南皮（今河北南皮东北）；

②河间郡，汉河间国，北魏置郡，治所在乐城（今河北献县），后移治今河北河间西南。

历史来源

「詹」源出

詹姓来源有五：

1、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后。据《姓苑》所载，周宣王封庶子于詹，建立詹国，子孙以国为氏。

2、据《路史》所载，相传古帝虞舜封黄帝之后得詹（同瞻，备受尊敬）者，子孙因以为氏。

3、据《百家姓溯源》所载，古代负责占卜的官职叫詹尹官，其后有以官职命姓者，称詹姓。

4、据《姓氏考略》所载，春秋时晋有詹嘉、郑有詹伯，均以邑为氏。

5、出自他族。今蒙古、土家、台湾土著、水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

詹文侯。詹姓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后。周宣王时，封其支子于詹（今地不详），建立詹国，为侯爵，史称詹文侯，其后世袭为周大夫。文侯在幽王时任少师，见幽王宠爱褒姒，玩物丧志，遂辞职返回自己的封地。后来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亡国之祸，自己也命丧黄泉。而詹文侯虽然是幽王的庶兄，却明哲保身，毫发无损，其子孙也得以成功逃过一劫。因詹文侯首封于詹，故后世子孙尊其为詹姓得姓始祖。

堂号

“河间”、“奎光”、“洁身”等。

繁衍播迁

詹姓源起久远而又头绪繁杂，据《辞源》记载：“周有詹父，詹恒伯，相传出自周宣王支子。”又载：“晋有詹嘉，虢有詹父，郑有詹伯。”而晋郑之詹又别于宣王之子，可见在春秋时期，詹姓已分布于晋（今山西一带）、虢（今河南郑州西北）、郑（今河南新郑一带）等地。战国时楚（今湖北一带）有术士詹何，西汉有匈奴儿单于詹师庐（存以备考），东汉有武陵（治今湖北溆浦南）蛮詹山。可见在两汉及其以前已有詹姓人落籍今湖北、湖南一带。当然，有史料表明两汉时期的詹姓大多繁衍于古渤海郡、河间郡一带。晋代的永嘉之乱，导致空前的浩劫，五胡十六国从此开始，中原地区汉族子孙向南播迁也自此起步，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当时，随着动乱的扩大，中原的`姓氏逐渐出现于今华东、华南、中南之地，其时入闽八姓中含詹姓，其在南方奠基既早，也就自然而然发展成为我国南方的名门着姓之一。唐末五代时期，中原板荡，狼烟又起，时北地民众为避兵火，扶老携幼，颠沛流离，辗转南下，寻求一方净土，詹姓子孙亦概莫能外，随之南迁，这就使得南方原本就多的詹姓家族，队伍更为庞大。如詹敦仁由河南光州固始避乱隐居闽地之仙游，遂家于当地。两宋之际，詹姓见诸史册之名人甚多，且多为南方人。明初，山西詹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山东、河北、陕西、江苏、湖北等地。明中叶以后，随着我国航海技术的提高，闽粤等沿海之地的詹姓有渡海赴台谋生者。明末，张献忠屠川，造成川地人口锐减，后湖南、湖北之詹姓伴随湖广填四川之风潮入迁今四川、重庆之地。清中叶以后，詹姓分布更广，并有詹姓人扬帆南洋，远徙东南亚。如今，詹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其分布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浙江、江苏、福建、台湾等省为多，现代因简化字中詹与占的误用，詹姓多被人以占姓见诸文字报刊，实然，詹与占为两个不同的姓氏。

宗族特征

1、詹姓是典型的南方姓氏。

2、詹姓永嘉之乱徙奔江南，有詹氏先人咏诗为证，如《永嘉衣冠南渡诗》：“忆昔永嘉际，中原板荡年；衣冠坠涂炭，舆辂染腥膻。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频泪洒，渴骥每思泉。”又有《访宗人》诗：“仆马甘栖息，南来择地安；巧将茅作舍，城近绕庐山。喜识宗人面，襟怀自觉宽；开图阅源派，涕泪染衣斑。”可谓一字一泪，血泪交织。

        云天汪氏，由江西迁来，大概已六百余年了。江西之前，汪氏又从何而来，又是何时从江西迁到桐城的，本文即根据《皖桐云天汪氏家谱》（以下简称《谱》）记载，稍作介绍。

        一、汪氏由来

        《谱》卷一载：汪氏之先，上自轩辕、帝喾，而后稷，而文王，再传为周公。以有大功封鲁，历十四世，孙成公，世为诸侯。成公次子讳汪，封颖川侯，孙诵为周都司马，居平阳，以王父讳别姓汪氏，为汪氏统宗受姓之始。夫礼，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其可祖诸侯乎？今溯汪氏之源，断自颖川侯始，其亦不祖诸侯之意焉耳。

        从以上记录来看，汪氏是轩辕氏后裔，正儿八经的炎黄子孙，而且汪姓的始祖是周文王，汪姓也就是由姬姓演化而来。到周朝时，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姬旦，帮助武王打江山（主要是伐纣），立下大功，被封为鲁地诸侯，世袭十四世，到鲁成公时，他的第二个儿子叫姬汪（长子即为姬午，鲁襄公），被封为颖川侯（颖川即今河南太康）。颖川侯有个儿子叫姬挺，挺有个儿子叫诵，诵是周朝都城的司马，大概相当于现在北京军区的司令。诵住在平阳，他即以“汪”为自己的姓。汪姓后人尊姬汪为一世祖，姬挺为二世祖，汪诵为三世祖。又因诵公居平阳，故称汪姓为平阳郡。

        为何到诵公时要将自己的姓改称“汪”呢？继续叫姬诵不是挺好吗？原来，周武王伐纣以后，全国大封诸侯，同时为保证王侯血统的纯正，又规定了一些世袭的制度，其中要求“三代公孙以后，诸侯不得祖天子，百姓不得祖诸侯”，无论是天子，还是诸侯，三代以后的非世袭子孙，就不得以天子或诸侯的姓为自己的姓了。所以改姓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尊周礼的制度要求而已。

        那么，鲁成公为何为其次子取名为“汪”呢？传说鲁成公妻子姒氏晚上做梦，看到一道彩虹贯通天地，醒来后就怀孕了，直到第二十五月才出生，婴儿出生时双手紧握，直到第三天才松开。松开时大家发现其左手显水纹，右手显王纹，合成“汪”字，遂以汪为名。后鲁成公赐姬汪食采卒葬于颖川，为颖川侯。历史上这样的传说很多，古人喜欢赋予一些名人怀孕或出生以神秘色彩，比如孔子。据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怀孕后，多次与丈夫叔梁纥到尼山祈祷，求山神保佑生个理想的儿子。最末一次祈祷后行至山麓之时，即刻大雾迷蒙，凝雾为雨，瞬间雨止，眼前竟隐约出现一座金碧辉煌的殿堂。颜征在顿觉腹痛，叔梁纥忙将她扶入殿堂。不多时，孔子便在仙乐声中降生。立时雾散景移，眼前仍然是一片荒野。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也就是说孔子是其父母野合而生，后世觉得这有损圣人形象，故编造了一些奇幻现象。

        二、汪氏的迁徙

        从一世祖姬汪开始算起，汪姓在颖川繁衍生息了三十代，到汉末三十一世祖文和公南迁任会稽郡山阴（今浙江绍兴）令，始居江南。其后多有迁徙。至隋末四十四世祖世华公，揭竿起义，占据歙、宣、杭、睦、饶、婺等六州，建吴称王。唐初，天下初定，世华公为免百姓遭涂炭之害，顺势归唐。唐高祖封其为越国公，封其堂弟铁佛为开国公。今天的汪姓子孙，多为二公之后裔，汪氏也渐成江南大姓之一。据徽州史志和《新安名族志》，“新安十五姓”是指古徽州程、汪、吴、黄、胡、王、李、方、洪、余、鲍、戴、曹、江、孙十五大姓。 “徽州八大姓”是指“新安十五姓”中的前八姓，即程、汪、吴、黄、胡、王、李、方八大姓。可见在皖南，汪姓是仅次于程姓的大姓。

        世华公生子九:建、璨、达、广、逊、逵、爽、俊、献。长子建迁陕西岐州，其双胞胎弟弟璨迁重庆涪州，其余各子或居留歙地，或迁他处。七子爽生子二:处礼、处贵。次子处贵唐贞观六年应孝廉不捷，死后葬宣州太平县。处贵生子一：泰元，居太平县，生子二：仁素、仁恭。长子仁素由太平随子任迁居泾县。仁素生子二：凤思、凤林。长子凤思在唐天宝年间被授歙县令，又回到故里，其生子四：文秀、文景、文相、文希。长子文秀登进士第，授绩溪令，生子二：行璿、行节。长子行璿在唐代宗朝逐寇有功，授中散大夫，卫尉卿，生子六：说言、审言、讷言、昌言、慎言、真言。长子说言以祖父勋授云麾将军，充歙宣等六州都辖御史，生子三：咸、穆、晋。长子咸袭授绩溪令，生子一：浚。浚生子二：师全、师保。师全在唐会昌二年授东州四面城池副指挥使，国子监祭酒，生子二：道安、道兴。道安迁婺源，为婺源汪氏始祖，从五十六世道安公开始，汪姓在婺源繁衍，此约为唐宣宗年间。

        道安公生子三：濆、源、洤。濆生子三：参、中元、中贵。中元居婺源大畈，虽有大志，却遭世乱，隐居不仕，生子四:韶、石、京、敬逢，也有说是三子，石、京系一人。至六十四世，汪氏在婺源繁衍生息了八代，到六十四世琰，迁鄱阳瓦屑坝，其余兄弟仍居婺源大畈。此后汪氏又从瓦屑坝迁往其他各地，六十九世叔祖清二公迁淮管头，清四公迁无为北门，清五公迁南素寺，清六公迁老牛铺，七十世叔祖大三公迁桐城枞阳，七十二世伯祖童一公偕二子苍龙乌龙迁居六百大，念一公迁桐城水围，念二公长子满住迁桐城倒流河，次子觉渊迁桐城觉林寺，念四公迁桐城将军庙，至七十三世道兴公迁桐城西乡云天畈。汪氏正式落户桐城，迁云天畈支即为云天始祖，今天桐城西乡青草镇中楼村为云天始祖最早居住地，距今已六百余年了。

        三、云天汪氏的繁衍

        七十三氏道兴公生子三:峦一、峦二、峦三。从这三个儿子开始，汪氏“辞贵公子之荣，勤劳稼穑”。这是谱里记载，说得比较隐讳，说白了就是从这一代开始，都成了农民，少有走仕途之路的。其后又分山、河、漕三股，到我这一辈，汪氏在桐西云天已经繁衍了十九代。

        所谓“山股”，即峦一公这一支。谱载，峦一公发现三安铺“山势扶舆而磅礴，郁积而浑沦，迥非土薄水泛者可比”，同时“田地肥美，宜稻宜麦”，遂迁此居住。可惜其后人在明末张献忠之乱中遭遇大难，存留者十不过二三，到清朝才慢慢恢复。现主要分布在桐城青草永庆村、郎溪、宁国等地。

        所谓“河股”，即峦二公这一支。谱载，峦二公原卜河滨，世称河股。第三代长房常富公迁居姜家塝之阳，明万历年间又迁潜邑。本支人丁不旺，后世稀疏。

        所谓“漕股”，即峦三公这一支。谱载，峦三公世居漕坂，由是称为漕股。峦三公之后，两世单传，到第五代方有四子，但次子和三子各迁一地后自为一族，“先世坟茔弃之弗问”，乾隆年间修谱也未参与，其后多次修谱，均查访无踪，此二公后裔彻底失联。漕股人丁兴旺，至今约占三股总人口的七成。

　　“湖广”一词，最早是指元代设立的“湖广行省”，相当于湘、鄂、桂及粤黔部分地区，元末明初，因连年战乱，湖广一带田园荒芜，人口减少，明朝政府将江西等省民众迁徙至湖广地区，允许其“插旗占地”，明末清初，历经战乱的四川荒凉凋敝，地旷人稀，清政府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这就是广泛流传于巴蜀地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民谣的历史背景。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 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组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 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 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湖广填四川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湖广填四川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湖广填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

　　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湖广填四川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此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湖广填四川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 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移民入川的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湖广填四川

　　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 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 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麻城

　　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编辑本段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前不久省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向国家社科办提交的研究成果《“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却表明，“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难道这些有名的历史移民真的是破坏四川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

　　植被资源破坏严重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华南虎等物种逐渐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发生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

始祖：太子晋，字子乔，又称王晋或王子乔。

王姓，在秦汉时期基本生活在今山西芮城、夏县、蒲县、平陆、虞城、淮县，陕西咸阳，山东淄博，福建南安等地，而子姓为王的后裔则由河南卫辉迁至今甘肃天水、山东东平、河南新蔡、新野、焦作等地。

两汉时期，开始出现了以新朝皇帝王莽而得名的元城王氏；琅邪王氏，以西汉谏议大夫王吉为开基祖；太原王氏，以东汉征士王霸为开基祖，分为晋阳支(以三国魏司空王昶开基)、祁县支(以三国王允为开基)。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少数民族改王姓入主中原，而琅邪王氏的后裔王导和王敦兄弟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时称“王与马共天下”。太原王氏祁县支在司马懿专权时遭受灭顶之灾。隋灭陈时，原仕于南朝的琅邪王氏被分别迁于关中、河北、河东等地。

唐末时，琅邪王氏的后裔王潮和王审知兄弟南迁福建，建立闽国，由此，王审知被誉为“开闽第一人”。

北宋灭后，三槐王氏[以唐末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令王言为开基祖]的不少人迁居江浙一带，尤以江苏昆山一支贤才辈出，成为望族。

元末战乱和张献忠余部继续抗清,1647年开始清军屠川,满清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至康熙24年,完全占领四川全境,四川人口仅余9万,开始湖广填四川。形成了著名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运动,同时明太祖朱元璋强令山西人外迁,在洪洞大槐树集结的山西人被分别迁于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甘肃等地。于是太原王氏和三槐王氏等在中原地区有了更为广泛的分布。另外，开闽王氏漂洋过海，扬帆南洋。著名湘潭王氏源于太原王氏，长沙王氏源于江南上亢王氏。海宁王氏即清末学者王国维所在的家族。王姓南北分布不平衡，长江以北地区为第一大姓，而南方地区仅为第四大姓。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通过对“全中国133亿人口的姓氏数据库(2008-2010)”的综合分析，王姓人口列全国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