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家楼是中国十大军阀之首、北洋政府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投巨资，于1913年在井陉正丰煤矿开始兴建的一座具有西洋建筑风格的段家楼群。主要建筑由总经理办公大楼、**楼、服务娱乐楼、总工程师楼、公子楼等七座西洋风格楼群组成，是一座集办公、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大型花园式私宅，共占地50余亩，是典型以德国风格为主的建筑楼群，距今已有近百年历史。段家楼将中西建筑元素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设计科学、结构精巧，虽历经百年风雨但风采依旧，2001年被命名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学界的三魂

鲁迅创作杂文

《学界的三魂》是由鲁迅 1926年1月24日编写的一本书籍，收录在《华盖集续编》。

作品名称

学界的三魂

作者

鲁迅

创作年代

1926年1月24日

作品出处

《华盖集续编》

文学体裁

杂文

作品原文作品注释作品简析作者简介TA说

作品原文

学界的三魂(1)

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2)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记得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过引起我想到一个题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

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3)宋重理学(4)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5)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6)先生的话：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国民新报副刊》四三）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7)，也爱看《四杰村》(8)，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9)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

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10)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道：

“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话又说远了，回到本题去。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11)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12)，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13)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14)我不看《甲寅》(15)，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马弁话呢？……

一月二十四日。

作品注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今天到东城去教书，在新潮社看见陈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学门口看见《现代评论》，那《闲话》里正议论着章士钊的《甲寅》，说‘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僚，……’这么一来，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云云，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现在特地声明：我原先是不过就一般而言，如果陈教授觉得痛了，那是中了流弹。要我在‘至今还没有完’之后，加一句‘如陈源等辈就是’，自然也可以。至于‘顺我者“通”’的通字，却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据就在章士钊之曾称陈源为‘通品’。别人的褒奖，本不应拿来讥笑本人，然而陈源现就用着‘土匪’的字样。有一回的《闲话》（《现代评论》五十）道：‘我们中国的批评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在地上找寻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按照他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气’，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土匪，积案怎样，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现在倘有记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权威’六字，即曾见于《民报副刊》广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这位陈源教授的‘人气’有几多。

“从此，我就以别人所说的‘东吉祥派’、‘正人君子’、‘通品’等字样，加于陈源之上了，这回是用了一个‘通’字；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我却不肯先动手；而且也以文字为限，‘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在马弁们的眼里虽然是‘土匪’，然而‘盗亦有道’的。记起一件别的事来了。

前几天九校‘索薪’的时候，我也当作一个代表，因此很会见了几个前‘公理维持会’即‘女大后援会’中人。幸而他们倒并不将我捆送三贝子花园或运入深山，‘投畀豺虎’，也没有实行‘割席’，将板凳锯开。终于‘学官’‘学匪’，都化为‘学丐’，同聚一堂，大讨其欠账，——

自然是讨不来。记得有一个洋鬼子说过：中国先是官国，后来是土匪国，将来是乞丐国。单就学界而论，似乎很有点上这轨道了。想来一定有些人要后悔，去年竟抱了‘有奶不是娘’主义，来反对章士钊的罢。

一月二十五日东壁灯下写。”

(2)《国魂》　国家主义派所办的一种旬刊，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创刊，次年一月改为周刊。该刊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载有姜华的《学匪与学阀》一文，主要意思是煽动北京的学生起来打倒马裕藻一派的所谓“学匪”（按马裕藻是当时反对章士钊、杨荫榆的女师大教员之一）；但又故作公正地小骂了章士钊几句。这里说到《京报副刊》，是因为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该刊载有何曾亮（即周作人）驳斥姜华的《国魂之学匪观》一文。

(3)汉朝选用人材的制度中，有推举“孝子”和“廉士”做官的一项办法，因此社会上就产生了许多虚伪矫情的事情。《太平御览》卷四一一引刘向《孝子图》记郭巨埋儿的事说：“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财二千万为两，分与两弟，己独取母供养。……妻产男，虑养之则妨供养，乃令妻抱儿，欲掘地埋之。于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铁券云：‘赐孝子郭巨。’……遂得兼养儿。”又卷四八二引干宝《搜神记》记丁兰刻木的事说：“丁兰，河内野王人。年十五，丧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养如生。邻人有所借，木母颜和则与，不和不与。后邻人忿兰，盗斫木母，应刀血出。兰乃殡殓，报仇。汉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4)理学　亦称道学，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那些理学家在服装上也往往和一般人不同。如《程氏外书》记程颐的服装说：“先生常服茧袍，高帽檐劣半寸，系绦。曰：此野人之服也。”

(5)帖括　科举考试文体之名。唐代考试制度，明经科以“帖经”试士。《文献通考·选举二》：“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后考生因帖经难记，就总括经文编成歌诀，叫帖括。后世因称科举应试的文章为帖括；这里是指清代的制义，即八股文。“且夫”、“然则”，是这一类文字中的滥调。

(6)源增　姓谷，山东文登人，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国民新报副刊》载有他翻译的《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一文，这里的引文即见于该文的译后记中。

(7)《双官诰》　戏曲名。明代杨善之著有传奇《双官诰》。后来京剧中也有此剧，内容是：薛广出外经商，讹传已死，他的第二妾王春娥守节抚养儿子薛倚。后来薛广做了高官回家，薛倚也及第还乡，由此王春娥便得了双重的官诰。

(8)《四杰村》　京剧名。故事出自清代无名氏著《绿牡丹》。

内容是：骆宏勋被历城县知县贺世赖诬为强盗，在解往京城途中，又被四杰村恶霸朱氏兄弟将囚车夺去，欲加杀害，幸为几个绿林好汉将他救出，并放火烧了四杰村。

(9)刘玄德　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三国时在西蜀称帝。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以他作为主要人物之一。宋公明，长篇小说《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宋江，其原型是北宋末山东一带农民起义的领袖。

(10)李景林　字芳岑，河北枣强人，奉系军阀，曾任直隶督军。

一九二五年冬，奉军郭松龄倒戈与张作霖作战，冯玉祥国民军也乘机对李景林发动攻击，占领天津。李逃匿租界，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到济南收拾残部，与张宗昌联合，称为直鲁联军，准备反攻。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就是这时发表的。

(11)“整顿学风”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章士钊草拟的“整顿学风令”，并由执政府明令发表。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12)顺我者“通”　这是作者对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讽刺。

参看本卷第5页注(4)。

(13)“减膳”执政　指段祺瑞。一九二五年五月，北京学生因章士钊禁止纪念“五七”国耻，于九日向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提出罢免章士钊的要求；章即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于十一日向段祺瑞辞职，并在辞呈中向段献媚说：“钊诚举措失当。众怒齐撄。一人之祸福安危。自不足计。万一钧座因而减膳。时局为之不宁。……钊有百身。亦何能赎。”

(14)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群众为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举行游行示威，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钊”等口号，章士钊即潜逃天津。

(15)《甲寅》　指《甲寅》周刊。参看本卷第113页注(3)。

作品简析

鲁迅在文章中提出了“民魂”说，在鲁迅的心目中“民魂”才是“中国的灵魂”。中华民族数千年历经磨难而不亡，如今依然能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支撑她的不是“官魂”而是“民魂”；“民魂”才是华夏本体之魂－－“中国的灵魂”。但是作为“独夫的家谱”的中国历史，长期以来被谱写被颂扬的却只有“官魂”没有“民魂”，那真正体现中国灵魂的“民魂”被阉割被埋没掉了。

鲁迅认为“民魂”乃是民族自信力的根基，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在鲁迅看来，“民魂”是根植于民众并生长于民众的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作为先觉者的“精神界之战士”身上，更深的是体现在为生存而奋斗挣扎的底层民众的身上。民众是“民魂”之壤，深植于民众之壤的“民魂”是不死的，是希望所在，是信心与力量之源。[1]

作者简介

鲁迅

（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价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段祺瑞节俭一生，死后只有一个心愿，却被不成器的儿子生生毁掉

自古以来，在党派争斗中失败的一方总是下场凄惨，段祺瑞便是其中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当年他斗败了，于1975年5月23日被免除了国务总理的职位。对于这个结局，段祺瑞显然不接受，他回到了天津，在意大利租界公寓里呆了两个月，在这段期间，他公开表示不接受罢免的命令。不过他这仅是困兽之斗，他野心勃勃想要再重新回到权力巅峰，可结局又怎会真如他预料的那般美好。

当时的段祺瑞手上能够动用的势力已经相当有限，他掌管的北洋皖系，看起来似乎挺强，其实不堪一击。在1920年7月爆发的斗争当中，对方仅用5天时间就彻底地击败了他的势力。敌强我弱的局势之下，段祺瑞也不得不低头，选择做退让。他再一次返回了天津，开始不再管理任何的权力争斗，每天下下围棋、拜拜佛，俨然是过起了悠闲的养老生活。他是不是真的就此心死了呢？从他明面上的举动来看，好像是这样，可他背地里的小动作却不是这么表示的。

他一直潜伏着，等待着时机再次出动。当张作霖联手冯玉祥击败曹锟等人以后，他知道这是机会来临，因此又赶忙站了出来，创立下了北洋时期的"临时执政"。不过，这终究只能算是放在台面上的傀儡，并不是真正的握有实权。所以他的辉煌也并未持续太久，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过后，段祺瑞的辉煌也就此彻底的结束了。

这一次他又回到了天津，再次开始吃斋念佛，没事就出去和人家下棋娱乐。不过这次和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是伪装，这一次是真的放下了。毕竟有这么大年龄了，他也没有太大的心力再去斗争，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对此时的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离开权力中心的他生活开始过得拮据起来，这对于早就享受惯了的人来说，算是一件相当难受的事。为了节约开支，一向不问俗事的段祺瑞居然要来了掌家权，对家中任何一笔开支他都要详细过问。可就算这样，他们家也是越过越穷，家底开始不断缩减，家里的仆人一个一个的被辞退，甚至连姨娘都养不起了，不得不将这些姨娘赶回了家。

见到段祺瑞的惨状之后，他的下属们更是佩服他。因为这从侧面就反映了他的清高品性，当年他执掌大权的时候，的确是做到了不贪污的守则。这样一位拥有着底线的当权者，值得大家去敬佩。因而他的下属们看到他的家门前都没有了站岗者，居然自发地去帮他站岗守家。这也证明了段祺瑞这个人作为领导者还是挺成功。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一直在找寻一个合适的傀儡。他们挑挑选，最终将目光投在了段瑞琪的身上，段瑞琪曾经的身份加上他自己的影响力，让他作为日本方面的代表者，这对日本方面来说无疑具有优势。日本这边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段祺瑞却没有让他们如愿。日本方面派了人上门游说，给他开出了丰厚的报酬，表示这笔钱既可以解了他如今贫困的窘迫局面，他同时又能获得一个体面的身份，重入权力游戏圈。但段祺瑞表示：我是一名中国人，绝不做汉奸！

拒绝了做日本人的傀儡提议之后，他便去到了南京。他到的那一天，无数南京少将整装迎接他的到来。第二天又主动拜节中山陵，这是他的一种求和之举，表现了他力挺当局的意思。然后，他又以去看小女儿为理由离开南京去到上海。他明白，南京现如今也是一个是非地，混乱不堪，实在不宜久待。看得出来，此时的段祺瑞是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雄心壮志，他只想要一个合适的地方安度晚年。

到了上海之后，几经周折的他住进了盛世家宅。这是当年下盛宣怀斥下巨资建造的豪宅，但后来被国民政府封了，现如今又给了段祺瑞居住。他在这里过了人生中的最后三年，这三年里应该是他这后半生最为安稳的一段日子了。他不需要去考虑太多的政治纠纷，每天只需要吃斋念佛，过得比较平稳如意。而且国民政府每个月还会给他2万生活费，这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只不过他心念旧部，因而每个月都会拿1万元给其他人，所以他的余生也并不是过得很宽裕。

因为心怀国家，加上他这些年的操劳损坏了身体，他在1936年11月1日突发胃溃疡，胃部大量出血，最终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在他去世之前，段祺瑞就留下遗言，希望自己能够被安葬于北方。但所谓树倒胡孙散，晚年的他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他去世以后都没有设立治丧委员会，只是在家里设了灵堂，在亲朋好友的帮忙下办完了丧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儿子段宏业想要为他寻一个好的安葬处，这比较难。段祺瑞的旧部建议将他安葬于香山宝胜寺，段宏业却不同意，想要另寻一个宝地。结果错失机会，最终使得段祺瑞被草草安葬了事。

段祺瑞的灵柩本来运到了北平卧佛寺暂放，等找到了好地方再将其厚葬。但自卢沟桥事变过后，日军控制了北平，因记恨段祺瑞当年的拒绝，所以强硬无礼的将他的灵柩撤岀了卧佛寺。此时，段宏业想要为父亲找一个好地方是没有可能的，为了不让父亲死后没有一个安息地，他最后只能将父亲葬在北京西郊白石桥外。

对此，段祺瑞的不少旧部纷纷遗憾感叹，这样一位为国付出一切，不贪不抢，忠心爱国之人，死后却没办法回归心心念念的故土。真可谓是世事无常，一切不可料呀！不过这一切又能怪谁呢？只能说他的长子没有过人的远见，看不清现在的局势，还以为自己是能够呼风唤雨的段家少爷。若他当初能够听从别人的建议，最终也不会让他的父亲委屈的被被草草安葬。也是因为他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段祺瑞的小小心愿也没有被达成，也是可悲可叹。

宿松县的名人有：

1、徐厉，原为江苏沛县人，后以侯入籍松兹，子孙世居于此，是宿松进入正史的第一个名人，业绩载入司马迁的《史记·年表》，为松兹人民众口皆碑。

2、张何丹，原为四川人，后定居松兹，为官期间，日夜操劳，讲究法治，体恤民情，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其中斗米斤鸡奇案，一直传诵。

3、陈武，字子烈，庐江松滋人，公元176年，出生于今宿松县陈汉沟。汉献帝兴平元年，陈武被孙策拜为别部司马。

4、周本，系南郡太守周瑜长子后裔，公元860年生于舒州宿松县原梅墩乡。少孤贫，有勇力，曾遇猛虎于严恭山上，徒手格杀之，从而闻名遐迩。

5、郝杰，字元英，宿松人。少孤，家贫，立志于学，攻读经史，才名远播。草书流利而有工力，人们用善草如斗、纵横皆有趣来形容，可惜天不假之年，未满三十而离世，但留下了不朽之名。

6、石良，号松颜，系南宋都统辖石兴宗之孙，宿松县杜溪庄人。自幼秉承祖教，家居习武，略读经史诸书，洞悉时势。1361年，率兵赴九江归顺明太祖，授良为统兵元帅，镇守宿松。

—宿松县

       这是民国历史上的《民国日报》公开侮辱大总统一案，最终法院只处罚被告每人100块大洋就了结。期间，段祺瑞与徐树铮等人在北京安福胡同组成了影响力颇大的政治团体—安福系。安福系在政界十分活跃，甚至对于民国政府的选举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成立新国会后，该系推徐世昌为大总统。该国又称为安福政府。

       一次，《民国日报》刊发文章《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安福政府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于是百般讨好日本人，甚至在文章的家谱中，主动把日本人放在了辈分最高的位置，即如果该家谱中徐树铮是平辈，则日本人是爷爷辈的人物，也间接表示了徐树铮甘愿成为日本人的孙子。而徐世昌的总统之位是靠徐树铮的关系而得到的，即安福系背后操作产生，于是被称为徐树铮的私生子，而顺理成章，段祺瑞也是徐树铮最大的靠山，因此也就成为家谱中徐树铮的父亲，也就是日本人的儿子。这一切令国人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十分的羞耻，感到非常的可笑。

       由此可见，安福政府的政治十分的复杂。也难怪被人看了后没有人不喊绝，这篇文章一出，《民国日报》销量暴增，让安福政府颜面尽扫，成为大家的笑话，段祺瑞非常生气，决定严厉惩罚他。

       但是《民国日报》设在上海租界，安福政府只能到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控告《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及在职官员”，追究其罪责。段祺瑞、徐树铮甚至放出狠话说这场官司务必使公堂判处关闭《民国日报》，其总经理、总编辑则要判处徒刑。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受了安福政府的诉状后，向《民国日报》总经理、总编辑发出传票。刚开庭，现场十分混乱，最后安福政府的代理人理亏而被告律师坚称对方证据不足，被告无罪。结果，法庭只处罚被告每人100块大洋。

       虽然安福政府对结果很不满意，又重新提出申述，但最终主审法官以他藐视会审公堂为由拒绝了他。《民国日报》公开侮辱大总统此案才最终了结。

　　宿松人物，是我们祖先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对宿松做出过突出贡献，为宿松赢得过享世声誉，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景仰的先哲。

　　安邦良吏——张何丹、闾丘

　　提起宿松人物，第一个当属宿松首任县长张何丹。史书上关于张氏的记载非常少，只知道他是西汉时期（公元初）四川人，曾做过“中散大夫”。这本是一个专门侍候皇帝、顾问应对的闲职，但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祸从天降。张何丹就是“以忤莽摘松兹令”，翻译成现代言语，就是“因为敢讲真话，触怒皇上，被贬到宿松做县长。”从这里不难看出，我们的首任父母官是一位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铮铮汉子！他上任后，将县治从凉亭河旁的仙田铺迁至水量更为丰沛的二郎河边的鲤鱼山南麓，一举奠定了我宿松2000多年基业。更让我们宿松子民千百年来一直缅怀的是，这位异乡汉子最后竟死在为民求雨的求雨坛上，葬于现新兴徐岭村庙垅屋旁。

　　宿松历史上最有名的县官，当属闾丘县长了。他因收容落难中的诗仙李白而名传千古。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皇帝位，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改元至德，上演了一出抢班夺权的闹剧。玄宗第十六子永王见状也按捺不住，以抗敌为号召，在江陵起兵，引水师东进，沿长江直奔金陵，想控制长江中下一带的富庶地区，伺机与肃宗一争高下。当时李白正在庐山隐居，永王途经九江时，看重李白的才气和名声，一再邀他下山。李白不知真相，欣然接受邀请，加入了永王幕府。永王的举动遭到肃宗的猜忌，被重兵剿杀，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二月，兵败身死。李白逃往彭泽，后被捕，押解九江监狱。时年李白56岁，其子在山东，其妻在南昌，孤苦伶丁之身，病魔缠身之体，身陷囹圄之灾，其情其景，极为凄惨。幸得宣慰大使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清明，认为李白“罪薄宜赦”，最终得以释放。出狱之后，李白四顾茫茫，无处安身。就在此时，闾丘县长代表宿松人民向诗仙伸出了热情之手，将其迎至宿松避难。为了盛情款待这位诗坛才子，闾丘县长还专门在县城南门外三里许的南台山南台寺里筑了一个“读书台”，供其居住和呤诗。此处依山傍水，桃柳夹岸，风景绝佳，给苦难中的诗仙极大安慰。为表示感谢，他专门写了《赠闾丘宿松》、《赠闾丘处士》等诗句，更留下了《山中与幽人对酌》等传诵至今的名篇：“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落难异乡，依然保持着那份潇洒和率真，真无愧于“诗仙”之美誉！不久后，李白被判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此后三年，李白颠沛流离，于62岁时长眠采石矶。岁月流逝，斗转星移，南台寺早就化为一堆黄土，但太白书台留存至今，成为我宿松名胜，更成为千古相传的佳话。

　　杰出英豪——周本、石良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在群雄割据、烽烟四起的战争年代，我宿松涌现出许多英雄豪杰，其中最杰出的军事家当属五代十国时期的周本，最著名的将军当属元末明初的石良。

　　周本的祖先就是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东吴名将周瑜，他秉承祖先的军事才能，年轻的时候就“勇冠军中”，深得吴王杨行密的赏识。周的军事才能主要体现在两次战役中。一是象牙潭之战。吴天佑六年（公元909年），抚州刺史危全讽反叛，自称镇南节度使，率军十万，进攻洪州(今南昌市)。时年48岁的周本临危受命，率兵七千救援。经过洪州，守将想犒劳军队，周本不肯停留，说：“贼众比我多十倍，我军听说这情况一定畏惧，不如乘他们锐气旺盛使用他们。”于是，急奔象牙潭。危全讽在象牙潭临溪营建栅栏，连绵数十里。周本隔溪水列阵，先派老弱士兵挑战，以试探虚实；危全讽当即下令渡溪追赶，周本乘其半渡之际，发兵攻击，危军大败而逃，自相践踏，众多士兵溺水而亡。周本又分兵截断其归路，危全讽及其将士五千人被俘，周本乘胜平定江西。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战役，被历代军事家奉为典范，周本也因此被现代日本人列为最受崇拜的军事家之一。二是信州保卫战。象牙潭之战后，周本升为信州（今江西上饶）剌史。公元918年，吴越将军钱传球率领二万大军围攻信州，而信州驻军只有数百人。周本打开城门，在城门里面支起空帐篷，叫手下的官吏登上城楼，在音乐声中摆开宴席作乐饮宴。吴越军向城楼上射出的箭如雨一般密集，但信州官吏们安坐不动。吴越人疑有伏兵，到了半夜，悄悄撤走了。这是历史上又一出著名的“空城计”，周本的胆识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吴被后唐取代，周本被后唐皇帝李升封为西平王、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可谓位高权重。李升顾虑周本威望太高，难以控制，想诛杀周。一次，李倒了一杯“鸩酒”赐给周本，企图毒杀。周察觉后，用御杯分出一半酒说：奉给皇上，以表明君臣一心。李升当即色变，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为李演戏奏乐的优伶申渐高见此情景，边舞戏边走了上来，接过周本的酒说：请皇上把它赐给我吧。说毕，一饮而尽。李升立即暗遣人带着解药去给申渐高，未等药到，申渐高“脑裂”而死。公元937年，李升正式下令废吴，周本专门到金陵劝阻未果。回来时，自叹道：“我不能声讨逆臣，报杨氏德，老而无用，还有何颜事二姓呢？”不久，“愧恨而卒”，享年77岁。周本的事迹，多载于《资治通鉴》中。一代英豪，最后魂归故里，葬于县城西北的潘家冲凤形山，俗称王坟。可惜其墓毁于1958年那个疯狂的年代。

　　石良，新安杜溪村人，“天资果勇，智略老成”。在元末明初动乱之时，他率众组成一支队伍，制遏众寇，保境安民。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朱元璋和陈友谅为争夺南部中国在鄱阳湖进行决战，历时37天，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投入兵力舰支之多、战斗之激烈都是空前的。此时，石良作出了一生中非常正确的选择，他率援军携粮草加入了朱元璋的部队。此后，石良“通道于圻春，引兵于黄岗，直抵阳罗，夹攻湖广”，为朱元璋平定南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特别是石良取得同安、舒城大捷之后，朱元璋极为高兴，据说曾许诺待平定天下之后封其为宰相。定都南京之后，朱元璋不仅没有兑现诺言，仅封石良为武德将军，而且滥杀功臣。石良“知天命而识时务”，毅然上表请求引退。这正合朱元璋的心意，他对石良说：你回家做个田园宰相吧。石宰相屋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比起那些最后被朱元璋一一诛杀灭族的功臣来说，尽享田园之乐的石良可谓幸运之极。他死后，朱元璋特赐了一块诰敕碑，记叙了石良一生的功绩。此外，石良还有一大贡献，正是他造就了宿松名产——马陵打瓜子。石良当年率众参加鄱阳湖水战时，正值酷暑季节，据说石良所带“打瓜”（即西瓜）深受将士欢迎，朱元璋之妻马氏娘娘品之亦赞不绝口。南京建都后，马氏亲口将打瓜命名马陵瓜，打瓜子定为贡品。此后，马陵打瓜子名扬天下。时至今日，还是我们馈赠外地亲友的宿松特产。

　　书香门第——石氏、贺氏

　　中举人，考进士，点状元，是千百年来读书人的梦想。一个读书人要考取功名，必须经过乡试、会试和殿试。所谓“连中三元”，指的就是在乡试、会试、殿试中均取得第一名。儿童开蒙读书，熟读四书五经，学习八股文，通过考试，成为县学的生员，习称秀才，经过岁试及格者，方可参加乡试。乡试的考试地点在省会，录取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取得举人这一“职称”后，方可参加会试。会试的地点在京城，目的在于向朝廷进贡人才参加殿试，故合格者称为贡士，贡士的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亦称廷试，由皇帝对会试录取的贡士在殿廷上亲自面试。殿试成绩分为三甲，一甲录取3名，赐“进士及第”，即俗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三者均称为“进士”。此可谓读书人最高境界了。

　　自隋代开科举考试的1500多年间，我宿松在史册上有记载的进士共40名。这些人全都被朝廷重用为官，最小的是县长，最大的是省长。他们大都在异乡任职，绝大多数政绩突出，清正廉洁，为宿松赢得了声誉。如明代嘉靖年间进士杨春芳，九姑牌楼村人，曾任监察御史和七省巡按（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巡视组），一生“治顽清腐”，清名长存；明末崇祯进士张凤翥，历任浙江嘉兴县令、四川仁寿县令，“所官之处，人皆称其德”，后在与李自成的战斗中战死，为国尽忠；清代道光进士罗遵殿，二郎项家冲人，历任直隶知州、浙江巡抚，当太平天国李秀成率军攻破杭州时，罗及夫人、长女皆自尽殉国，忠义壮烈。

　　自古以来，我宿松讲究的是诗书传家，出过不少书香门弟，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毛坝万元墩石氏“祖孙三进士”和趾凤贺氏“兄弟两大夫”了。在有记载的40名进士中，石姓的共有9人，独占鳌头，其中万元墩石葆元一家，可谓风光无限。石葆元本人是清代嘉庆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他的儿子石广均是道光进士，曾任兵部主事；他的孙子石绳干是举人，曾任内阁候补中书；他的曾孙石长佑是光绪进士，曾任直隶知州。难能可贵的是，石绳干的女儿、石长佑的妹妹石云英因从小熏陶，能诗善文，是宿松有名的才女，著有《妙香阁遗草》；石长佑的夫人李宜人的文采不输小姑，留有《菇香阁诗稿》。趾凤贺颀、贺欣兄弟，光绪年间同榜得中进士，一时传为美谈。后来兄弟二人，一个任工部主事，一个任吏部主事，被世人称之为“兄弟两大夫”。特别是贺欣，于光绪二十六年捐款重修和扩建了白崖寨，光绪三十三年，在听雨门内的时岭修建了九曲居。现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大都系贺欣所修，“听雨门”等字还是贺欣所题。只可惜九曲居已毁，仅留下石基，依稀可辨当年的宏伟。现趾凤乡政府所在的办公场所，即是贺氏后人留下的巨宅。就是拿现在的眼光来衡量，也够得上一个浩大的工程了。

　　清初才子——朱书

　　提起宿松的文人，名气最响、影响最大的当属朱书。朱书，字字绿，清代康熙年间宿松杜溪人。幼时家境贫寒，但他自学苦读，聪明过人，在乡试中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中了“解元”。小时候，从村里大人们那里听说了不少朱解元的故事。朱家在村子里最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朱书小时候蓬头垢面，破缕烂衫，简直就是个穷叫花。当时，朱家所在的村子分为东西两片，朱家正位于分界线上，所以，他能中“解（界）元”，全是命中注定。朱书后来在会试中又考取进士，并被取为“庶吉士”。清沿明制，凡进士再经朝考，可录取为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优秀者则选入翰林院任编修、检讨等官。朱书最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这对读书人来说，是最高的荣耀了。朱书之所以在文学史上能占有一席之地，其贡献主要有三： 一是“桐城派”的重要开创者之一。朱书与比他大一岁的戴名世偶然相遇于繁昌县江边，一番交谈，高山流水，相见恨晚，遂成莫逆之交。至皖江乡试，又与比他小14岁的方苞相识，二人情同手足。从此，三人你唱我和，开桐城文派一代新风，时人称之为“清初三才子”。朱书的文章，名重一时，有“脱称铅华始见真，萧疏淡宕杜溪文”之誉。朱书出身贫苦，即使身登龙门之后，依然粗衣布履，甘于清贫，为人率真，深得同辈敬重，被称之为“字绿之为人，天下无有出其侧”。朱书卒于1707年，享年54岁，葬于碎石鸡公咀，原墓毁于1958年，现重修。在他去世四年后，其好友戴名世因所刊行的《南山集》中有南明年号而遭劾下狱，两年后以“大逆”罪被杀。这就是清初著名文字狱“南山冤案”。此案牵连数百人，朱书的另一位好友方苞也牵连入狱，后经上书房大臣李光地营救，才得以保命。就是朱书也死后受累，其文集被禁。尽管如此，朱书所著《杜溪文集》、《游历记存》等仍传之后世。

　　二是倡导皖江文化第一人。朱书世居宿松，生于潜山，又隶属桐城派，这些经历使朱书的视野更容易遍布古皖大地，并逐渐形成强烈的皖江地域意识。在其倡导皖江文化的纲领性文章《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一文中，朱书开篇即道：“吾安庆，古皖国也。其岳曰皖山，其渎曰大江，其川曰寻潜，其浸曰雷池，其镇曰大龙。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在朱书眼中，皖江文化的地理范围即安庆府六邑，皖江文化即安庆文化。为此，朱书亲撰对联“怀宁猛虎铜城不入潜山去（一作走），宿松白鹤太湖无鱼望江飞”，将安庆府六邑巧妙嵌入对中。更难能可贵的是，早在300多年前，朱书以元末明初的洪武大移民为限，提出了“皖人”和“古皖人”的概念，区分了土著文化（古皖文化）和移民文化，认为正是它们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才形成了皖江文化。这种从地理、人文、历史等角度研究文化的方法，时至今日，依然具有先进性。

　　三是参加了《佩文韵府》、《渊鉴类涵》等工具书的编纂。朱书在任翰林院编修期间，被康熙诏入武英殿，参加了当时著名的两部工具书的编纂工作。《佩文韵府》，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韵典，是研究古文时查找词语和典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全书依韵分为106卷，收10252字，近50条词汇。“佩文”为康熙帝的书斋名之一，“韵府”有韵书之库含义，故命名曰《佩文韵府》。参加编书的共70余人，都是当时优中选优的宿儒，历时八年始成。《渊鉴类涵》是一部类似今天的百科全书，它把散见于各种典籍中同一种事物的资料，分门别类地集中在一起，便于查找。此书由张廷玉父亲张英任总裁，康熙在畅春园的书房有渊鉴斋，他便以此为书命名。这些书的编纂，虽非朱书一人之功，但参予的本身，就是对其才华最好的褒奖。

　　平民英雄——汪革、吴仕杰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引述了一个清代道光年间发生在宿松的真实故事：晚清社会，一旦出现盗案，警察便让盗贼诬陷平民窝赃，借机敲诈，谓之“贼开花”，往往弄得平民倾家荡产。为对付这种敲诈，宿松县的一些平民联合起来，定期送警察一笔“辛苦钱”，很好地达到了“破财消灾”的目的。“我看到了安徽宿松县民间用来对付这种敲诈的高招，不禁被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所折服。”吴先生如是说。吴先生的故事来自《镜湖自撰年谱》，这是一本我们宿松人写的关于宿松故事的书籍，作者是清光绪年间宿松举人段光清，官至浙江按察使。其实，史书中关于我宿松平民百姓的记载还有不少，最让我感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南宋乾道年间的汪革，一个是元末明初的吴仕杰。 汪革的故事最早载于《全像古今小说》，后被冯梦龙整理为《汪信之一死救全家》，收入他的不朽名著《三言两拍》之中，得以广为流传。汪革，字信之，本是严州遂安人（今浙江淳安一带，古遂安县城已被千岛湖湮没），因同哥哥酒后吵架，一怒之下，只身来到宿松麻地坡（今许岭一带），烧炭冶铁，制酒开湖，白手起家，闯出一片天地，竟成一方事业。就在如日中天之际，不料横遭小人程彪、程虎暗算，捏造“聚众谋叛”罪名向官府告发。汪革在官府不问青红皂白、举兵围捕之际，先是率众直扑县城，想当众申辩明白；后见误会越来越深，从容安排好后事，只身到临安自首，承担起一起责任。汪革最后在狱中自杀身亡，以一己之身，换得家人及众人幸福平安。

　　汪革虽然不是地道的宿松人，但他身上充分体现出我宿松儿女自古相传的三种精神：一是敢试敢闯的开拓精神。汪革早年只身从家中出走，全部财产只有一把雨伞，一路靠表演武艺，收几个唱彩钱，才来到有“耕冶可业”的宿松。他吃苦耐劳，在山上伐木，在庙中安身，纠合无业游民，烧炭冶铁，出市发卖。后来又开酒坊，办渔场。他经营灵活，当打听到望江有个天荒湖，即承包开垦，然后租给渔民。他管理有方，“使所用之人，各有职掌，恩威并著”，“以致湖内渔民、四方穷民，归之如市，解衣推食，人人愿出死力。”这些可贵的品质，使得汪革白手起家，成为一方富豪。二是胸怀天下的全局精神。汪革虽然是一介平民，但他始终心忧天下，怀抱报国之志。发家致富后，他想得最多不是个人的苟且富安，而是如何收复江北的失地。为此，他专程去杭州投书皇帝，坚决反对同金议和，“国家虽安，忘战必危。”“臣虽不才，愿倡率两淮忠勇，为国家前驱，恢复中原，以报积世之仇，方表微臣之志。” 在民族矛盾危深的年代，这是多么可贵的英雄气概。三是仗义疏财的侠义精神。他对敌人无情打击，为朋友两肋插刀，可谓恩爱分明。他遭官兵围困，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发起惊天动地的暴动，在天荒湖巧设迷魂阵，俨然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可谓有胆有识。在生死关头，及时判明形势，果断作出决策，巧妙布置安排，最后牺牲自己，保全朋友和全家，可谓忠孝两全。就是刘青、龚四八、董三、董四等人，身上无不体现出忠义侠骨。写到这里，突然想起金庸笔下那个有情有义、敢作敢为的萧峰，汪革，不正是这么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么？难怪冯梦龙先生对其赞赏有加，将其收入《喻世明言》，传之后世。

　　提到吴仕杰，知道的人肯定少之又少，但说到白崖寨，在宿松恐怕无人不晓了。吴仕杰，就是白崖寨的创建人。元末之际，烽烟四起，贼寇横行，民不聊生。吴本是趾凤的一介平民，但为了保境安民，他“率众垒寨御寇”。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个施工难度大和造价非常高的工程，但在700多年前，吴仕杰却做到了。其中的艰辛，史书没有记载，只有留待我们想象了。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与吴仕杰同时聚众结寨的石良、陈汉先后归顺朱元璋，换来功名利禄，只有吴仕杰不图富贵，甘居山林，始终一介布衣，但他留给后人的却是最为丰厚的遗产——我宿松唯一的国家级保护文物。吴仕杰死后，乡民感其恩，将其葬于白崖寨东南山麓，让其与青山为伴，飞瀑为邻。吴仕杰这个名字，是我们宿松人不应该忘记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今人胜古人。以上所述，都是历史人物，限于才学和篇幅，只能挂一漏万。我宿松更为辉煌的历史，留待我们及我们的后人去创造。

段家楼景区地道全长5556米，分别由段家时期、日伪时期和文革时期修建。 1912年，时任北洋政府总理兼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及其家族入股正丰煤矿股份公司后，在正丰煤矿西约一公里处兴建总经理办公大楼、**楼、公子楼、德国工程师可里喀办公大楼、煤师院等规模宏大的德式建筑群体。为了打造百年基业，段祺瑞家族不惜重金，聘请德国专家进行建筑设计。考虑到战乱避难、机密、安全和物资储藏等方面的需要，在建筑群体地下8至12米深处修建暗道，将总经理办公大楼、公子楼、德国工程师办公大楼、煤师院、凤山火车站、正丰矿厂区办公大楼、高级职员办公区、正丰矿电厂等主要建筑相连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几次重大事件的发生，段氏家族就是借助地（暗）道的有利条件进行破解的。

段氏家族自1913年至1924年所修建地（暗）道全长约1850米，大部分为砖巷，一部分为石巷圆木顶棚，做工十分精细，有些地段百年之后还完好如初。因当时保密要求非常严格，直接牵址到施工人员的身家性命，直到1969年段家地（暗）道才被发现，有些暗道入口在1983年拆除旧建筑时才重见天日。 1969年前后，针对苏修的反华行径，毛泽东主席几次告诫全党要防止苏修的突然袭击，“要准备打仗”，号召要“深挖洞”。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开始备战，大规模进行人防工事建设。

在历史大背景下，井陉三矿组织动用大量人力、财力，开展全民防空工程建设，前后用近5年时间在地下深8至15米深处修建地道长达3500米。在“深挖洞”的施工过程中又将段氏家族和日伪时期修建的地(暗)道进行连接扩修，使地道全长达到5556米。2001年进行旅游开发，供游客游览。

段家楼景区地道虽历经百年，但保存基本完好，地道分上、中、下三层，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大循环套小循环，密布暗道机关，攻防设施齐全，仿佛地下迷宫，使进入地道者茫然不知所措。设有指挥部、机要室、机械维修室、武器库、餐厅、打靶场等多种场所。地道外设13个出口，可直通凤山火车站、公路大桥、正丰矿厂区、宏业宾馆、景区总办大楼等地，进入和疏散十分便捷。地道内冬暖夏凉，温度在18～20度左右，令游客感觉十分舒适。

段家楼景区地道与百年矿井北斜井贯通。矿井内有全国罕见的井下老君堂和悬臂大铁铊。巷道和大厅内陈列着调度指挥、采掘、运输、通风、机电等五大类设施、设备，让游客在游览中体验正丰矿百年煤炭开采史。

2002年2月7日，段家楼景区地道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昆明军区副司令和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参观地道后叹为观止，评价极高。河北省旅游局王新勇局长称段家楼地道为“地下长城”。石家庄市人防办主任刘俊科先生对段家楼地道进行工作视察后题词“鉴百年洞天，修今日长城”。

段家楼景区地道除了具有人防工程作用外，还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极富品味的观赏性，其神秘面纱期待人们去慢慢揭开。

可是那个时候法律还是比不上权力大，只要有权人一讲话，格局就又变了。这个有权人首先就是段祺瑞，那时他虽然早已不是国务总理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威势和影响还在的，尤其老蒋还买他的帐，因为他曾是蒋介石的校长嘛。

1933年，段家已退去了昔日的光环。老段从北京政坛上下来，成了城市森林中的寓公，在天津的租界里安渡晚年。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人想拉他出山主持华北局面，但他不愿跟日本人纠缠。正苦于无计脱身时，南京的老蒋那边有信了。蒋介石恐怕老段万一上了日本人的当，糊里糊涂地下水，对整个局势不利，就精心安排了段祺瑞南下，到上海租界里去当寓公。

车到浦口火车站时，蒋介石亲自去迎接（那时长江上没有桥，北来火车需在浦口换轮渡渡江）。几句寒暄之后，想不到段祺瑞却提起了李国杰的事。

他对蒋介石说：“国杰的事，就看在中堂大人（李鸿章）的面子上，算了吧！”蒋介石先是一愣，心下虽气恼，嘴上亦不好反驳，因蒋与段有一段师生之谊，蒋介石在保定讲武堂就读时，段是校长。蒋介石只好点头喏喏。不几天，神通广大的侯爷李国杰就被放出来了。

据李家人说，段祺瑞到达南京时，李国源也前去迎接的。那时虽然段家大**已经去世，李国源的继室、福建人陈箓的妹妹陈琪玉已经“来归”，但在段家，仍把李国源看作是大女婿。段祺瑞拜谒中山陵的时候，李国源始终服侍在侧。李国源的到来，想必在“和平解决”李国杰的问题上，更增加了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