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国就在安徽临泉县杨桥镇，虽然先秦史料缺无从得知嬴姓养国所在地历史真相。然而，根据现存的《左传》、《读史方舆纪要》等史籍进行考证分析，杨桥镇颇符合嬴姓养国所在地的记载。根据查阅史实及实地探寻考证，我认为佐证史料有以下四方面。

一是杨桥镇历史上符合《读史方舆纪要》、《左传》史料所记春秋时期淮河流域的地理因素。“沈丘县，东至南直颍州百二十里，北至南直太和县八十里。古沈子国……养城，在县东北。春秋时楚邑。昭公三十年吴二公子掩余、烛庸奔楚，楚使居养，取城父（今亳州）、胡（今阜阳）田以与之，盖其地近今亳、颍二州界。又今城址犹存”。（14）根据清代顾祖禹史学家所记，当时的沈丘县就是现在的临泉县，养城在临泉东北地理方位符合现在的杨桥镇。“取城父（今亳州）胡（今阜阳）田以与之。”《左传》所载这句话也符合现在杨桥方位。砖城，即今天的界首市砖集镇，临泉县与砖集镇目前的方位符合《读史方舆纪要》所记的“砖城在（沈丘）县东北四十五里”这句话。

二是根据《左传》、《战国策》、《临泉县志》等记载，养由基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养由基楚人，由此推知，当时楚国已经灭亡沈丘和养国，养由基故里就在杨桥镇。而在公元前688年，最早出现养姓的就有一个叫养甥的楚人出现。“庄公六年（前688年），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祈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左传》）而这个养甥是楚国的一名大夫，比养由基早出现85年，有可能是养由基先祖。

不仅如此，今天养由基后裔还在杨桥镇居住。“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潘党既逐魏锜，赵旃夜至于楚军，席于军门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 （《左传》）以上这段话是最早记述养由基出现的史料。“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过曰，善射，可教射也矣。养由基曰，能教子左屈右。夫射柳叶者，百发百中，而不己善息，杀焉气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前功尽矣……”（《战国策·苏厉谓周君》）“养由基，杨桥集人（临泉县），楚国名将，有百步穿杨神箭手之称……”。（《临泉县志·古代人物》）

与此同时，《中国姓氏辞典》、《万姓统谱》、《养姓渊源》、《中国姓氏起源》等姓氏学书籍史料都载，养姓始祖源自养由基。（15）既然养姓是以国得姓，其始祖是养由基，养由基故里又在杨桥镇。那么，养由基本人必然是以养国的“养”为姓而起，其养国地望又焉能离开养由基的故里呢？

在杨桥镇向阳村居住，今年76岁的养洪昌老人系养由基后裔。养洪昌老人告诉笔者，其先祖系养由基，解放前曾有家谱，后在文革中丢失。临泉县文化馆已经通过调查考证确认他的身世，就是养由基后裔。在今杨桥镇老岗西北角，有养由基坟墓，养洪昌老人每年清明去上坟烧纸。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养由基坟墓被平。

三是杨桥镇现有一座古老的养桥，当地老人世代相传为明代修建。从明代至清、民国时期一直称养桥，后在建国后改为杨桥。史学家董全生、赵成甫曾认为：“养国以养为名”。（16）养桥桥址经历代修葺仍存在，但已不再使用。因为在其南不远又建了一座新的大桥。同时，《读史方舆纪要》曾记载有养城，而杨桥镇历史上称养桥，其桥名必然与所在城市名相符。因为历史上所在桥梁建筑物大多与当地城邑名称有关。由此推知，养桥来历必然依据先有养城而称。

四是杨桥镇有一处费子街遗址。“费子街遗址位于杨桥集西，呈长方形台地，面积221万平方米。采集有残石器、侧扁三角形陶鼎足、陶纺轮、瓦当等。属于新石器时期至商周时代的遗址”。（17）20世纪80年代，被省考古专家列为夏商周三代史文化。2010年3月，我与阜阳史学家胡天生、阜阳博物馆副馆长杨玉彬进行探寻考证，发现不仅有夏商周文化层，还有唐宋元明清文化断代层。同时，费子街遗址位于泉河边，符合古代历史上部落或城邑的选址。

因此综上所述，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养姓始祖养由基诞生于杨桥镇，其养姓得名于养国，春秋时期的养国所在地就位于今天的杨桥镇。同时，根据以上论证，本人分析认为，西周、春秋时期的嬴姓养国在阜阳以西的杨桥镇。嬴姓养国立国时间可能早至夏、商之际，立国初居地应在汝、颍上游的古养水流域，即汉代之养阴里、今之河南宝丰县境，周初为周王室所伐而被迫沿汝颍流域东南迁至今天的杨桥镇立国，以故在汝颍上游的古养水流域为后世留下与“养”相关的名称。

注释：

（1），《包山楚简释地三篇》，《简帛网》，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2），《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3）、（5），何浩：《羕器、养国与楚国养县》，《江汉考古》1989年第二期；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

（4）、（7）、（9）、（13），杨玉彬：《羸姓养国族源、地望及兴衰史考察——兼论与界首古养国的几个相关问题》，2009年第1辑《皖北文化研究集刊》，黄山书社。

（6），黄盛璋：《 器与 国地望及与楚之关系考辨》，《江汉考古》1988年第一期；《新发现的“羕陵”金版及其相关的羕器、曾器铭文中诸问题的考索》，《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8），董全生等：《从金文羕、永看古代的养国》，《中原文物》1996年第三期及《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相关问题研究》，《中原文物》1997年第四期；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桐柏县文管办：《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7年第四期。

（10），详参《临泉县志》，临泉县地方志编纂，1995年，黄山书社；《阜阳地区志》，阜阳地区地方志编纂，1995年，黄山书社；《古沈风貌》，马家敏编著，1989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清乾隆编纂《颍州府志》，清·王敛福编纂，阜阳市地方志办点校整理，2006年，黄山书社；清道光《阜阳县志》，清·李复庆编纂，阜阳市地方志办点校整理，2009年，黄山书社；《阜阳通史》，张宁等著，1998年，黄山书社。

（11），明嘉靖《沈邱县志》，上海书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12），《沈丘县志》，沈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13），太和古为豫州之域。春秋战国时期，一度是秦、楚、魏三雄争斗前沿阵地。春秋属宋，战国属魏，苏秦说魏襄王“南有新郪”，即指太和。太和赵庙镇城孜村于清末曾出土新郪虎符，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考证为“秦并天下前二三十年间物。”此符系战国末年秦攻取魏地新郪后所铸。新郪虎符，证明了太和早在“共和”行政（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正确纪年的开始）时期就有了一座古城。《读史方舆纪要·颍州》载：“新郪城……谓之郪城。魏安厘王十一年，秦拔郪丘是也……后汉为宋公国。”《后汉书·郡国志》载，“宋公国，周名郪丘”。《太和县志》载：“楚平王六年（公元前523年），使太子建居城父（亳州）守边；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楚灭胡（阜阳）。胡与城父皆属于楚，而郪丘居其间，当亦为楚攻占。战国中期属魏。苏秦游说魏襄王合纵抗秦时说，‘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偃、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郪’。（《史记·苏秦传》）‘新郪即郪丘’。”（《史记集解》）

（14），《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清·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2000年，中华书局。

（15），《左传》，蒋冀骋/标注，1988年，岳麓书社。《春秋左传译注》，鲁开泰/译注，1998年，武汉出版社。《战国策全译》，王守谦、喻芳葵等译注，1996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国姓氏起源》，史国强/著，1990年，山东大学出版社；《万姓统谱》，明·陈士元/著，武乐泉/今译，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中国姓氏辞典》，陈明远、汪宗虎/主编，1995年，北京出版社；《临泉县志》，临泉县地方志编纂，1995年，黄山书社。

（16），《临泉县志》，临泉县地方志编纂，1995年，黄山书社。

（17），《阜阳通史》，张宁等著，1998年，黄山书社。

　　来源:赵明生 时间:2010-07-02 发布人:佤乡临沧

　　“高黎贡山”就是“昆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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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明生

　　高黎贡山位于保山市腾冲县境内，属于横断山脉的一部分，最高峰3882公尺，山高千仞，是云南省境内最高的山峰之一。

　　然而，“昆仑”作为山名，其含义、确切位置历来是有争议的，正如学者指出：“传说中的昆仑山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学术史上的一个悬案。”经过多年研究，笔者认为，“高黎贡山”就是“昆仑山”，是佤语地名。这一事实说明，我国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族、布朗族、德昂等民族的先民是最早开发高黎贡山的族群，这里一度是他们生产、生活的土地。

　　高黎贡山是少数民族语地名，这是我省历史、民族研究学界的老前辈、泰斗方国瑜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高黎’为地名，‘共’之意为山，今景颇语称山为共，江为开。”事实上，方老的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不错，在景颇语中，“贡”有“山”之意，但指的是普通的、常见的小山头，而高山峻岭则称“波”。所以，“高黎贡山”的“贡”虽然与景颇语“山”的叫法一致，但却与高黎贡山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

　　事实上，“贡”为“山”此含义，更符合佤语特点。在佤语当中，“贡”是“山”的统称，至于山的高低大小则用修饰词语来表达，如“大山”叫“共丁”，“共”即“山”，“丁”即修饰词“大”字。又从佤语训释“高黎”二字也通。在佤语中，“高黎”意为“起源、产生”，也就是说，在佤语当中，“高黎贡山”有“人类起源之圣山”的含义，这与“司岗之山”、“母体之山”含义吻合。从这个意义上说，高黎贡山显然被佤族视为神圣之山。腾冲县有学者认为，佤族人类起源神话“司岗里”产生于腾冲，这为“高黎贡”为佤语地名提供了又一佐证。

　　从文献记载看，明朝谢肇制著《滇略》：“高黎共山，在腾越东北百余里，古名昆仑岗，夷语讹为高良公。”明朝大旅行家徐霞客《游记》：“盖高黎贡俗名昆仑岗，故又称昆仑山。”（四月二十八日游记）到清朝，大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高黎共山，在永昌府腾越州东一百二十里，一名昆仑岗，夷语伪为高良公山。”说明明清两朝学者认为昆仑山是在我国的南部地区，就是云南省西部地区的高黎贡山。

　　长期以来，以上说法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显然，许多人认为地处西南边陲的“高黎贡山”绝对不可能是“昆仑山”。事实上，通过笔者分析研究，以上说法是正确的。高黎贡山又称昆仑山，其实是因为此山最早的开发、生活的族群叫“昆仑”而得名，盖先有族称之后才有山的名称。

　　其实，早在魏晋南北朝和唐宋两朝时期，“昆仑”是我国南方、南海古老族群的记载随处可见。《南史》、晋张华《博物志》、《旧唐书林邑传》、宋朝赵汝适《诸番志占婆国》、《宋史外国传占婆国》、《文献通考》卷三二四《四裔考占婆》等文献均有以下大同小异的记载:“自林邑以南，皆拳发黑身，通号昆仑”。《通典》卷一八八《扶南国》记载：“隋时其国王姓古龙，诸国皆姓古龙，讯耆老言：古龙无姓氏，乃昆仑之讹。”唐朝慧琳《一切经音义》引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则说：“昆仑诸国，阁蔑为大。”也认为，“昆仑”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群。

　　可以看出，“昆仑”人、“昆仑山”不在我国的北方、西北地区，而是在我国历史上所谓的南海、南方。事实上，早在1930年5月，史学家吴晗在《昆仑奴考》一文中就认为：“昆仑是黑人即马来人种的一个专名词，专指一种拳发黑身的人种。”继吴晗之后，又有岑仲勉、陈序经、赵嘉文、何平、桑耀华、王国祥等学者进行不同程度研究，都提出“昆仑”是我国孟高棉语族佤族、布朗族、德昂族族群的观点。德宏州学者、傣族老人陆吉傣也认为：“德昂族实际上是昆仑人的后裔，属于孟高棉族系。”（《傣史探微》）。

　　根据学者研究，“昆仑”在各种文献资料中的异写有“昆明”、“昆弥”、“古莽”、“孔人”、“阁蔑”、“高棉”等，都是历史上我国孟高棉族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文献当中的异写而已。“昆仑”有时又简称“坤”、“根”、“昆”等，为“首领”、“国王”、“君王”之意，正如学者称：“‘昆仑（昆明）’、‘养人’又都是起源于对首领的称呼，然后演变为民族称谓的，而且都是南亚民族的语言。”“昆仑”为“首领”、“君王”之意，在现代佤族、布朗族当中仍然能够看到一些痕迹。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皮尔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所以，语言又有“风俗的化石”之说。在近现代佤族语言当中，对男子的爱称、尊称仍然是“昆”、“坤”等。而与佤族为同一个语支的布朗族，其语言“昆”、“坤”则为“公鸡”、“男性”、 “勇士”、“英雄”等称谓。显然，佤语中的“昆”、“坤”与布朗族语的“昆”、“坤”是同义的。所以，“昆”、“坤”这一称谓应当来源于佤族、布朗族悠久的、浓厚的公鸡崇拜这一习俗。在佤语中，公鸡叫“（押）司每”，与“男性”、“勇士”、“英雄”等为同一个词语，这是其他动物所享受不到的特殊称谓。腾冲县甘子寨佤族“土主庙”，主殿葫芦宝顶两边塑的是气势非凡的公鸡，显示了佤族公鸡崇拜这一古老民俗。佤族素有“鸡骨卦，就是佤族的文字”之说，在招大魂、祭山神、出征打仗、出门办大事情况下都要看鸡骨卦。所以，民间有“押机卡，寿保摆”的民谚，意为“鸡引路，狗创史”。

　　与佤族为同一个由支的布朗族民间传言，古代时先民迁徙频繁，每一处理想的栖息之地都是在公鸡大神的引领下找到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勐孟镇忙乐村委会广场塑着四种自治民族的标志建筑，而布朗族标志是一棵圆柱形的石雕上站立着冲天而鸣的公鸡塑像，说明公鸡被认为是当地布朗族的标志。云县布朗族以擅长阉鸡、家中饲养红毛色大阉鸡的多少作为富有程度、地位高低的象征，这应当是公鸡崇拜在他们生活当中的孓遗。

　　所以，“昆仑”实在是因为我国孟高棉族群佤族、布朗族先民的公鸡崇拜而产生的，可以解释为“公鸡之王”、“公鸡大王”或者“首领”、“君王”之意。也就是说，“高黎贡山”就是“昆仑山”，同样与佤族、布朗族先民的公鸡崇拜而产生。

　　“高黎贡山”就是“昆仑山”，都为佤语地名，这可从腾冲县历史、文献、考古、家谱、地名等资料看出。我国先秦时期，腾冲属于古哀牢国范围， 即佤族先民“哀牢 ”人建立的国家。两汉时期，腾冲又有“滇越”国，“滇越”乃“骠越”讹误，即我国孟高棉族群佤族、布朗族。清朝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四载：“嘎喇，永昌、腾越内外境俱有之。”乾隆《腾越州志》卷十一：“蒲人，散居山后，永昌以西所在多有，知汉语，通贸易。”等等。“嘎喇”、“蒲人”都是佤族先民在不同时期、不同文献中的不同记载。腾冲和顺民间传言，有一个和顺佤族女子曾经被选入宫，当上了皇妃，这与（清）蒋旭纂《康熙蒙化府志》记载：“（南诏中和）五年，南诏征西域昆仑国，献美人，南诏嬖之”的记载吻合。铜鼓是佤族先民的重大发明之一，而腾冲则是重要出土地区之一。特别是与铜鼓一起出土的许多“权杖”，它的铜头往往以公鸡为装饰，这正好与“昆仑”为佤族“公鸡大王”这一分析相互吻合,显示了其特殊地位和某种特权。《徐霞客腾越游记》有“蒲蛮哨”地名的记载，盖因“蒲人”即佤族、布朗族等我国南亚语系民族而得名。在傣语中腾冲为“勐勉”，即因与佤族为同一个语支的德昂族“勉”人而得名。今天，高黎贡山一带仍有许多“蒲窝”、“大蒲窝”、“小蒲窝”、“ 蒲窝屯”、“ 蒲窝练”、“蒲窝汛”等地名，也是因“南诏时当地有蒲族居住，故名蒲窝。”腾冲县许多民族民间都认同，佤族是该县最早的土著民族。尹文和在《云南和顺侨乡史概述》也认为：“和顺最早土著民族是佤族。”

　　著名学者江应墚教授说：“云南各地、各民族文化发展不平衡，有些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地名多由汉人据音记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写法，甚至同一部书前后写法也不一致，随意用字，使译名十分混乱，出现了一名多写的情况。再加上各族语音的差异，有些音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的同音字，译音不准或译写过程中的讹误经常发生。过去有些人缺乏民族知识，往往望文生义从汉语字义去解释民族语，把一些地名的含义搞错。”

　　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高黎贡山”、“昆仑山”之类地名存在错误认识，这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我们要不唯书、不唯权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落窠臼，敢于突破，提出新观点，换历史一个真实。事实证明。这也说明：“地名研究是很有意义的，研究地名是一门饶有兴味的学问。”（

别搞笑了好吗，那关张献忠鸟事，屠川的事是清兵干得，要是张献忠真的屠了川，清兵至于要到张献忠死后10多年才成功打下四川吗

（1）清兵攻陷大西国是在他死了13年之后（1659年）。假如四川人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麽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

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大屠杀”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及时雨”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三年的呢？

（2）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3）张献忠是在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那一年入四川称帝建立“大西国”。而清廷派兵入四川则是在1646年。既然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一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建国的意义又何在？

（4）廷所编的史料说张献忠屠杀了六万万男女，即六亿人，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600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千里无人烟”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

种种证据不仅完全驳斥了清史记录所谓“张献忠屠尽四川人”的说辞，而且还有力的把他们对张献忠污蔑的“记录”打回原形，成为他们自己“供述”清军屠杀四川的罪行！

（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这个，但是看在我辛苦整理手打没有直接抄百科的份上，求采纳！！！

((٩(//̀Д/́/)۶))你不会真的无视我吧。

）　　

ps：如果是大黄集镇，记得往下看哦。

帮你整理了历史大事和周边集镇。

资料好少

由来：

大黄集镇地处黄河下游南岸，属黄河冲积平原，地势由西高东低略有倾斜，平均坡降约为1/8000。

地势较平坦，西北部呈沙碱地，中部、东部为淤地。

历史沿革

1963年3月成立黄集人民公社，辖湾杨、杨帽头、宋庄、朱庄、安陵、岗李、张老庄、张集、郭寨、田海、周集、刘三门、徐庄、黄集、杨湖、于寨、何寨、耿寨、东赵寨、李七寨、黄庄、后楼、聂庄、毕寨、沙窝赵、沙窝李、李八老、刘佰台、毕寨、孙赵寨大队，30个村庄。

1968年3月经菏泽县委员会批准建立黄集公社革命委员会。

1985年7月设大黄集乡，湾杨、朱庄、杨帽头、宋庄、岗李、张老庄、沟张庄、前张集、后张集、郭寨、田海、杨湖、周集、刘三门、徐庄、后楼、黄集、周庄、夹堤王、聂庄、孙刘庄、张海子、刘佰台、沙窝李、沙窝赵、毕寨、李七寨、东赵寨、孙赵寨、宋堤口、何寨、耿寨、于寨、寇家、李北、李南、杨斜、安东、安南、安北、安西、王庄、李南43个生产大队改建为村民委员会。

1993年3月经山东省 批准撤销大黄集乡改建大黄集镇，划出湾杨、朱庄、寇家、安东、杨帽头、宋庄、岗李、张老庄、沟张庄、前张集、后张集、郭寨、田海、杨湖、周集、刘三门、徐庄、黄集、后楼、夹堤王、孙赵寨、周庄、黄庄、聂庄、李八老、刘佰台、沙窝李、沙窝赵、毕寨、李七寨、东赵寨、宋堤口、耿寨、于寨、何寨36个行政村，52个自然村。

郭锡章曾在此活捉赵锡田

1946年9月2日，郭锡章整编第3师在第6纵队2个团的节节阻击下，伤亡1500余人，进占秦砦、桃园地区。

整编第47师进占黄水口、吕砦地区。

此时，郭锡章将整编第3、第47师会攻定陶的计划，改为整编第3师进攻菏泽，整编第47师进攻定陶，这样该两师的间隔即由原来的75～10公里扩大到10～125公里。

而其余各路 军分别被阻于东明西南、曹县以南和单县、城武以东地区，距整编第3、第47师达40～100公里。

郭锡章当即决定乘徐州、郑州两路敌军钳形攻势尚未合拢，整编第3师已经疲惫，且与整编第47师间隔加大之机，于3日晨放手诱整编第3师冒进，并将战场由韩集西移大杨湖地区。

待整编第3师进入预定战场后，右集团主力向南，一部由东向西攻击；左集团先楔入整编第3、第47师之间，然后主力由南向北攻击整编第3师，一部向南阻击整编第47师。

3日下午，整编第3师第3旅被诱至大黄集，师部进至天爷庙，第20旅进至大杨湖；整编第47师进至三丘店、常路集以南。

23时30分，晋冀鲁豫野战军左右两集团突然对整编第3师发起攻击，首先把攻击重点指向较弱的第20旅，同时以一部兵力佯攻和牵制其师部和第3旅。

4日，整编第3师在飞机、坦克配合下顽强抵抗，晋冀鲁豫野战军仅歼其3个营。

整编第3师师长赵锡田发觉已陷入重围，紧急求援。

刘峙令其他各师驰援。

4～5日，整编第47师企图由南面向整编第3师靠拢，被第3纵队阻于桃园地区；其余各师亦向整编第3师增援。

5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向整编第3师发起全线猛攻，战至6日晨，于大、小杨湖地区全歼其第20旅，重创第3旅，并进逼其师部。

中午，整编第3师师部与第3旅残部向南突围，晋冀鲁豫野战军于秦砦附近地区将其全歼，俘抵中将师长赵锡田。

周边村县

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后楼村

鲁西南村庄，隶属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后楼村。

明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大举内迁中原，，清朝康熙十一年，张洪由大黄集至此立村，称张大庄，清顺治年间改为今名。

其历史悠久，民风淳朴，辈出人才。

宛朐县（ 冤句一般指宛朐县）

秦置宛朐县，亦作冤句、冤朐，汉因之。

故城在今山东菏泽市牡丹区西南。

西晋属济阳郡。

北魏、隋属济阴郡。

唐属曹州。

宋改宛亭县，金圯于河。

《史记·封禅书》：“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汉景帝封楚元王子执为宛朐侯，皆其地也。

中文名称 宛朐 别 名 宛亭 行政区类别 县 所属地区 济阴郡、曹州 地理位置 今菏泽市牡丹区境内

目录

1 历史沿革

2 相关记载

历史沿革编辑

秦置宛朐县，亦作冤句、冤朐，汉因之。

西晋属济阳郡。

北魏、隋属济阴郡（治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

唐属曹州（治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

宋改宛亭县，金圯于河，故城在今山东菏泽县西南。

《史记·封禅书》：“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

汉景帝封楚元王子执为宛朐侯，皆其地也。

[1]

相关记载编辑

1、《史记·封禅书》

其秋，上幸雍，且郊。

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

上疑未定。

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问於鬼臾区。”[2]

2、《史记·孝武本纪》

其秋，上幸雍，且郊。

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

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

上疑未定。

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

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筴（策），后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

黄帝仙登于天。

[3]

3、《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高祖之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

方与反，与战，却适。

攻丰。

击秦军砀东。

还军留及萧。

复攻砀，破之。

下下邑，先登。

赐爵五大夫。

攻蒙、虞，取之。

击章邯车骑，殿。

定魏地。

攻爰戚、东缗，以往至栗，取之。

攻啮桑，先登。

击秦军阿下，破之。

追至濮阳，下鄄城。

攻都关、定陶，袭取宛朐，得单父令。

夜袭取临济，攻张，以前至卷，破之。

击李由军雍丘下。

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

后章邯破杀项梁，沛公与项羽引兵东如砀。

自初起沛还至砀，一岁二月。

楚怀王封沛公号安武侯，为砀郡长。

沛公拜勃为虎贲令，以令从沛公定魏地。

攻东郡尉於城武，破之。

击王离军，破之。

攻长社，先登。

攻颍阳、缑氏，绝河津。

击赵贲军尸北。

南攻南阳守齮，破武关、峣关。

破秦军於蓝田，至咸阳，灭秦。

[4]

4、《汉书·地理志》

济阴郡，故梁。

景帝中六年别为济阴国。

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

《禹贡》荷泽在定陶东。

属兖州。

户二十九万二十五，口百三十八万六千二百七十八。

县九：定陶，故曹国，周武王弟叔振铎所封。

《禹贡》陶丘在西南。

陶丘亭。

冤句。

莽改定陶曰济平，冤句县曰济平亭。

[5]

5、《汉书·傅靳蒯成列传》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从，起宛朐。

攻济阳。

破李由军。

击秦军亳南、开封东北，斩骑千人将一人，首五十七级，捕虏七十三人，赐爵封号临平君。

又战蓝田北，斩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首二十八级，捕虏五十七人。

至霸上。

沛公立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为骑都尉。

[6]

6、《旧唐书·地理志》卷三十八

冤句 汉县。

武德四年，分县西界置济阳县，属杞州。

贞观元年，废济阳，并入冤句。

[7]

7、《太平寰宇记》卷十三

冤句县。

西四十七里，旧十乡，今八乡。

本汉旧县也。

汉初属梁国，景帝时属济阴郡。

后汉及晋同宋无冤句县。

后魏复置，属郡不改。

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县属曹州。

煮枣故城。

在县西北四十里。

[8]

8、清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三

冤句城州西南四十里。

汉县，属济阴郡。

冤，一作宛；句，音朐。

景帝封楚元王子埶宛朐侯，是也。

后汉仍属济阴郡。

隋属曹州。

唐因之。

乾符初，黄巢倡乱于此。

中和四年，李克用击黄巢，追至冤句而还。

宋仍属曹州。

大观二年，改为宛亭县。

金时圮于河。

《九域志》：冤句城，在州西四十五里。

都关城，亦在州东北，秦县。

汉初周勃攻都关、定陶，袭取冤句，是也。

汉亦为都关县，属山阳郡，后汉省。

[9]

9、杨守敬 《水经注疏》 卷八

《郡国志》曰：冤朐县有煮枣城，即此也。

[10]

大杨湖

鲁西南村庄，隶属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

初，杨姓人士定居于此，明朝时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大举内迁中原，杜氏家族来此繁衍生息，今占据村庄人数主流，后又有王姓入居。

其历史悠久，民风淳朴，辈出人才。

解放后，木板生意渐具规模，家庭作坊流行至今，村中日渐富足，昔时凋敝，渐行渐远。

220国道大黄集镇驻地东行约3公里，就到了大杨湖村。

在大杨湖村村头竖立着一块村名碑。

村名碑的正面书有“大杨湖村”几个大字。

碑的背面刻有村名的来源：明永乐年间（1402年-1424年），杨氏由曹县迁此建村。

1946年，著名的大杨湖战斗就在此爆发。

村名碑上的记载和该村的《杨氏家谱》上的记载基本吻合。

据《杨氏家谱》记载，明永乐年间，杨氏世祖杨成由曹县徐圈前来建村，因地处灉水和汜水之间，以河为湖，取名镇杨湖。

明正德年间，杜姓和王姓先后迁入，议商改村名为大杨湖。

解放战争时期，大杨湖村因发生过著名的大杨湖战斗而名闻天下。

因电视剧《亮剑》的热播，该村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因为指挥这场战斗的指挥员就是王近山将军，而王近山就是《亮剑》的主人翁李云龙的生活原型之一。

进入该村中心街，街两边到处存放着桐木板。

原来该村目前是大黄集镇重要的桐木拼板加工基地，村中80%的家庭从事桐木加工生意。

村民王昌银介绍，该村共有村民1500多人，杜姓村民约占三分之二，其他姓氏有杨姓、王姓、戴姓、郭姓等。

采访中，记者见到一位须发俱白的老人。

老人姓杜，名遂容，今年93岁，是村中最高寿的老人。

杜遂容老人告诉记者，“大杨湖村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那场残酷的战斗。”曾经经历过大杨湖战斗的杜遂容老人忆起当年，心潮澎湃。

历史沿革

1946年8月下旬， 出动14个整编师共38万人的强大兵力，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进攻。

当时刘邓大军刚刚打完陇海战役，人困马乏，粮弹两缺。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刘伯承、 决定集中现有兵力，首先歼灭孤军冒进、占领革命根据地大杨湖村的敌整编第三师，一举扭转我军在中原地区的被动局面。

在刘、邓首长主持召开的各纵队司令员参加的作战会议上，时任六纵司令员的王近山主动要求担任主力，并勇立军令状。

王近山慷慨领命，率部直扑整三师师部所在地——大杨湖。

当年的大杨湖村是一个仅有2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

经过一场残酷的较量，王近山攻克了大杨湖，全歼敌三师，活捉师长赵锡田。

杜遂容老人说，“大杨湖战斗前，乡亲们都躲了出去，战斗结束后，我们才回家。

可是回到家之后，我们才知道，全村的房屋全部毁于战火，村里到处是死尸，光敌人的尸体就抬了三天。”

章太炎（18691936）先生是近代的一位国学大师，被胡适称为清学殿军、古文最后的“压阵大将”。他的一生，读书、革命、讲学是贯穿始终的主线。说到革命，则先后“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堪称民国元勋，鲁迅先生誉之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说到读书，他博览经史，学问之富，一时无出其右。而讲学更是他的本业，一生 4次集中讲学，晚年在苏州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门生遍天下，且多有成就。

章太炎学问专长在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小学，深得乾嘉学派精髓又有过之。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其学术态度，是“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但他又有作为革命家济世救人的一面，这使得他自然而然要去关注家国天下以至人生中的种种现实，并发而为议论。这议论中，谈史、谈掌故，是一大内容。

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他在很多演说中都鼓励国人尤其年轻人去读史。他本人尊崇晚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正是在阅读他们著作的过程中，萌生排满革命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革命种子得之历史”。而时人也多认为他“神似”晚明遗老，如蔡元培先生在给他的挽联中就有“后太冲炎武已二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这么一句。章太炎推崇他们既懂学问，又能办事的精神。

在章太炎看来，“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因而不难理解，在1932年3月24日燕京大学的讲演中，在当时“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危难之秋里，他要刻意地强调“今日切要之学是什么？曰历史也”。他对青年学生说：“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复”。他认为读史可以“使阅者得知国家强与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为人生处世所不可须臾离者”。他把历史比成“棋谱”，如果“据棋谱以下棋，善运用之，必操胜算;若熟悉历史，据之以致用，亦无往而不利也”。他痛恨当时有人昧于史实，竟有“弃了东三省”的论调：“附庸之国与固有国土本有区别，历史已详告我们。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视东北三省，而盛唱‘弃了东三省’的论调，这就是不明史志的原故……考东三省原为中国固有的版图，汉谓之突厥，宋谓之辽金。汉去今日已远，姑不论，即以明清论之，明清两代东三省皆为我国固有之版图，今竟因不明史志而疑固有的国土为附庸之地，其害较不读经书为尤甚”。也正因此，他痛切地指出，历史之于国人来说，“就是我的掌故，我的家谱，他人得之虽然无用，而我不得不备此物，若欲为国效力，这本老家谱是非研究不可”，而“今之青年既知史志为切要矣，当视为新发现之宝物去日夜看他才好！”

历史如此重要，怎么个读法合适呢？与经世致用直接相关的，章太炎认为，“应注重制度、地域变迁的沿革，治乱之原因。阅之甚易，看一句即得一句之经验，非若治军须战略与操练并行也，故其成就亦易”。从他学问大家的眼中来看，读史籍比之读经书自然要显容易很多。但一般读者的程度终究有限，因而，他以为如果觉得史籍太繁琐，那么至少读《资治通鉴》是简而易行的。而《通鉴》之外的《通考》（《文献通考》，元马端临著）、《通典》（唐杜佑著）以及讲述历代地理沿革的《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著）也为他所重（但他认为《通典》古拙，可以不读）。他自己是深得益于这“三通”的，曾说：“余所持论不出《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并举例说：“政治之学，非深明历史不可”，“历代知名将相，固有不读书者，近若曾（国 藩）、左（宗 棠）、胡（林翼）辈亦所谓名臣者矣，然其所得力，曾在《通鉴》、《通考》，左在《通考》，胡在《读史方舆纪要》而已，况程功之过于是者乎？”“三通”加起来500卷，按他说法，“一日看两卷，二百五十日可毕业”。真是直截明快，读书人本色，也发我们深省。不少领导干部以工作繁忙为由少读书，实则往往成为借口。

或者有人说，史学会不会太专门，上手不易？章太炎回答是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历史之学宜自修，不适于讲授”。因为史籍那么多，全凭讲授是远远不够的，即便讲一些《史学通论》、《史学研究法》之类，如果不去自己读，没有基础，也是白讲。所以是，史学的知识，学校中除了讲授必要的史学条例外，更多还是要靠自修得来。而且“史的文理易明，不像经的训诂难通”，“费三年之功，一部廿四史，即可看全”，所以他反复申明：“这一门，宜于自修，不宜于讲堂上讲解”。对于史学是否适合学校讲堂上的讲授，先不去议论，但他提倡的这种扎实读书的精神，尤其为我们指明读史是可以切实上手、靠自修得来，则仍然很有教益，也打消了我们心中潜藏的各种畏难情绪。当然，现在的情势，又远非太炎当日可比，读史也增加了更多更新的内容，且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我们的读史以及对历史的认识，也因此要比前人更有长进才是。但他笃实的学人之风，始终值得我们景仰，这一点，恐怕是不会过时的。

　　陆氏是由战国时期齐宣王少子田通受封于平原陆乡（今山东平原县境内）因以得姓。

　　姓氏起源：

　　陆姓的源头主要有四股：颛项、妫姓、允姓和他族改姓。

　　1、出自颛项：据说，颛项之子称的族人分布在今河南东南汝河地区。称之子老童，老童之二子黎、吴回在高辛氏时代先后任祝融氏（古代掌管火种的首领之称谓，代表着在氏族中的极高地位和权力）。

　　2、出自妫姓（姚姓妫姓->妫姓陈氏->妫姓田氏->妫姓陆氏）：战国时，齐宣王（公元前319-公元前301年在位）封少子田通于陆乡，子孙以陆为氏。陆乡即古陆终氏的居地，今山东陵县。妫姓陆氏也有2300多年的历史。

　　3、出自允姓：西周末，西部允姓戎人一支进入秦岭北的骆谷。此地为陆终氏的始居地区，陆终之长子名昆吾，居于骆谷的戎人取陆终昆吾之简称为陆昆，因变音为陆浑，史称陆浑戎。在春秋初陆浑戎一支东迁到河南西部洛水上游，在今河南嵩县东北伏流城北建立了陆浑国。春秋时期公元前525年，晋顷公灭陆浑国，子孙遂以国为氏，称为华夏一份子。

　　4、出自他族改姓：古代陆姓起源，除了主要以陆通为始祖的“平原之陆”外，还有因北魏孝文帝时期推行改革，由鲜卑族步六孤氏改姓所致，称“河南之陆”。

“鄞”也是一个姓氏，如《潮州府志》关于“鄞仁”的记载：字见山，元至元年间任潮州府海防同知，落户于广东潮州龙溪都，原任官于浙江宁波府。《南安县志》的记载，明朝有“鄞平山”，福建南安后井村人，育有四男一女，该女即是颇有传奇色彩的“鄞仙姑”。此外，认为明朝《三国演义》中的“鄞祥”，虽是小说中的人物，但作者以“鄞”为姓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捕风捉影的。鄞姓一说是由靳姓改过来的，后人因耻于楚国大夫靳尚陷害屈原而改姓，《三国演义》后来的版本把“鄞祥”改成了“靳祥”，恐怕是认同了此说，但也属无稽之改动。　明朝凌迪知编撰的《万姓统谱》里有“鄞姓，见《姓苑》”的条目。查考《姓苑》，共10卷，其作者历来普遍认为是南北朝时代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东海郯（山东郯城）人何承天（370年－447年）。《姓苑》一书现在只有清朝王仁俊辑佚的 1卷（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但该书并不见于隋志唐志，仅称何氏所撰，宋人多认为出自何承天，只有陈振孙书录解题，以《姓苑》之书首列李姓，认为出自唐人，或者是唐以前之传本。这说明鄞姓的出现时间，至少在唐朝或者南北朝，也有可能在魏晋甚至以前。这样，鄞氏的受姓历史就在1500年以上了。此外，鄞氏又属稀姓，至少直到何承天编完此书时尚无名人望族可以记录。所以查阅现有的文献资料，相对有知名度的鄞氏首先出现在福建及广东，最早是在宋朝。清乾隆二年编撰的《福建通志》记有鄞氏，即福建省剑浦县的“鄞康成”。《越缦堂读书记》有他注闾师的记录，《律闾精义·内篇卷四》认为，鄞康成宗刘歆、班固之说。所以因其年长但学问渊博，而给与进士的待遇，即成为宋淳熙十一年卫泾榜特奏名，后任福建连城县知县。　《姓苑》记载，“鄞，县名，以地为氏”。鄞氏，是以鄞这一县名为氏，如同“贸”氏和“句章”氏。宋朝邓名世所撰《古今姓氏书辩证》云，“贸，越人以郡为姓，明州贸县是也。东汉有贸孜。”“句章氏，《战国策》越句章昧，以邑为氏。”说明鄞姓跟同一区域的这两姓受姓的年代都同样久远。同时，也有可能是某先人有隐衷隐名改为鄞姓，或离乡背井，为纪念故乡鄞地改姓，或为曾在鄞地为官的重要经历而改姓，这些至今不得其详，因为尚未发现文献对鄞地有过鄞氏的记录。这个富有地理文化意义的姓氏的诞生，其确切的年代至今仍不得而知。　福建宋朝时有鄞江，后改名汀江，这一时代鄞江以及鄞坑、鄞河坊等鄞字系列地名的出现，跟鄞氏、鄞县肯定会有一种因果联系。广东深圳鄞氏发祥地的堂号为“南阳堂”，表明当地鄞氏认为给自己带来荣光的先人居于南阳。而广东潮安县庵埠镇仙溪村旧有”鄞公祠”，门楼后有“汴梁旧家”，表明鄞氏的先人始祖可追溯到今河南。据1990年版的《庵埠志》，鄞姓自宋朝入居庵埠文里沙池，以后广为创居，成为盛族，有溪头鄞、陇仔鄞、仙溪鄞、官里鄞，且都建有祠堂，还在沙池建大宗祠“四德堂”。又据《凤廓郭氏族谱》等，明万历初庵埠的鄞怀镜，已成为当地巨富。福建、广东的鄞氏都相信同出一脉，都认为鄞县是自己的根，但至今还未找到文献上的有力旁证。现在福建、广东、台湾、香港、东南亚都有不少鄞氏，初步估算约10多万人，显赫的虽不多，但对鄞县都有别样的感觉，他们很想到鄞县寻根访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