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祖籍在安徽，宗谱记载家族始祖为“东周君鸠牧”，世代为官，周家第34世祖周访任唐高宗时“中丞”，是为了逃避女皇帝武而迁到安徽婺源（今已划归江西），后迁安徽建德（即秋浦县）。

周家世代“福泽延绵”，现在理一下最近代的家谱：

周繇（咸通十哲，咸通进士）-----周文元----周礼傛（田产、茶厂、山林）----周乐鸣---周光德----以上这几代都是农商，不再当官了。

周光德----周玉山（即周馥，周兰溪）于清中末，入李鸿章幕僚，人山东巡抚，两江（江苏、江西）、两广总督，后迁居至天津杨桥。八十五岁高龄（1921年）寿终正寝。浦仪赐谥“悫慎”，被视作晚清重臣。

周馥生六子-----周学海（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及第（三甲十九名），内阁中书，同知。周学铭、周学涵、周学熙、周学渊（早夭）、周学辉，五兄弟均入仕。

周馥长子周学海（以“江苏候补道员）迁居扬州，周家在江苏泰兴经理盐业，周学海生五子五女。

五子为：周明达（数学、集邮家）、周明逵（曾任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周明暹（即周叔弢）、周明进（好金石簿录学，捐赠故宫汉魏晋珍藏金石）、周明远（银钱商）。

周馥四子周学熙，周学熙长子周明泰。周明泰，字志辅。他年龄稍小于两位堂兄，所以他的收藏爱好受他们影响较大。他的一些品位极高的封泥珍藏，就是周季木让给他的，依据这些藏品，他编成《续封泥考略》六卷、《再续封泥考略》四卷。但他在收藏上最大的成就，还是戏剧文献的收藏。周明泰对中国戏剧有一种特别情结，与名角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尚小云等的交往，使他在戏曲理论研究方面更上一个层次。他为收集戏曲图书资料，常常置千金而不顾。所藏许之衡钦流斋原抄本《五福记》、《金丸记》，乾隆内廷精抄本弋腔《江流记》、昆腔《进瓜记》等，都是难得一见的曲目珍品。而乾隆至德书屋抄本《幽闰记》中“拜月”、“回军”，曹文澜抄本《连环记》中的“议剑”等昆剧身段谱，更是研究戏剧形体动作发展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以“几礼居藏书”、“至德书屋世故本”冠名的珍贵戏剧图书资料，解放前后分期分批均捐献给了国家，现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中国京剧院等地。

次子周志俊长期在山东工作，生前曾担任山东省八大常委会副主任，山东省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

周学熙三子周叔迦，曾就读上海同济大学。先后从事过工业与商业，但最终一事无成。经营失败，心灰意冷，便隐居青岛佛学，并取得极大成绩，多次在高等学校讲授中国佛教史、佛教文学、因明学、三识论等课程，并撰有大量研究佛教文化的理论专著，是中国佛教研究三大家之一。闲遐之余，周叔迦对敦煌壁画收藏有特别喜好，常不惜重金以收之。他与画家黄宾虹有私交深厚，所藏敦煌壁画，都有画家的鉴定和题记。1930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讲授中国佛教史。1940年在北京创建中国佛学院，解放后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有《中国学史》《印度佛学史》等著作多部。 1940年，他建立居士林图书馆，所藏经书万余卷，全部公开借阅。之后他还将他收藏的一些佛画精品如金代《五大明王像》、明代《水陆画》、西藏《二十五佛》等，公开进行过展出。可惜他的这些藏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尽一空。周叔迦逝世于1970年，经周恩来总理明示，新华社与《人民日报》都播发了消息。

他们兄弟是周家第三代比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周家的第三代杰出代表是周学海的三子周叔弢。少年时在扬州读书，父母相继去世后，他到了青岛，又去了天津，跟随四叔周学熙学办实业。1918年，周叔弢主持筹建青岛华新纱厂时，青岛还没有一家纱厂。日本人得知将有华新纱厂创建时，就加紧兴建日商棉纱厂，并在华新厂投产之前出纱。后来日本人又增建新厂，企图以此压垮华新纱厂。周叔弢苦心经营，在与日本人的竞争中慢慢占得先机，使青岛华新站稳脚跟，迅速发展。日本军队侵占青岛以后，周叔弢不与日人合作，愤怒地丢弃“华新”而去。解放后，周叔弢曾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家的第四代、第五代则大都转向教育界，其中大学教授之数足能办一所大学。著名的就有周一良、周绍良，北京大学教授；周以良，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周珏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周杲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周与良，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

可以这样为周家总结：第一代人做官，第二代人经商，第三代人因时代之局限，多以收藏度日，第四代几乎全是大学问家，真正实现了中国人的“家学渊源”，“代有人出”的传统理想。

王郅隆，字祝三。1867年(清同治六年)生于天津。父亲是粮商兼管运粮船的船帮把头。王少时入天津一家粮店当学徒，因舞弊被掌柜辞退。嗣后转做粮食和木厂掮客，兼营元庆木号。他善于投机，在一次买空卖空中发了横财。之后，他凭借钱财进行政治钻营，纳捐得清廷候补道衔，历任黑龙江、湖北、安徽等省盐务采运局总办，成为天津著名大盐商。1902年英敛之创办天津《大公报》，王为大股东。1910年张新吾等创办天津华昌火柴公司，他入股任董事，1918年华昌与北京丹凤火柴公司合组丹华火柴公司时，仍任董事。

1909年1月，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勒令返回河南老家“养病”，安武军的倪嗣冲也回到天津，王郅隆利用各种机会同倪嗣冲拉上关系，结为密友。1913年7月，倪嗣冲任安徽都督后，王任倪嗣冲的安武军后路局总办，常驻京、津，为其采办军需供应。同时，由倪嗣冲、段芝贵等出资，在安徽、河南等地贩运食盐，成为倪嗣冲的财政掌管人。他通过倪嗣冲的关系与段祺瑞手下干将徐树铮、段芝贵、曾毓隽等结党营私；与段芝贵等侵占了长芦盐商何炳宗等的资产后，组设天津长顺盐业公司攫取巨利；还和段祺勋、靳云鹏、许世英等合办河北井陉正丰煤矿公司。1914年周学熙任财政总长，以“支大收小”为由[1]，取缔了长顺盐业公司，改由芦纲公所承办，王曾多次试图恢复未成。

1916年春，天津中国、交通两行停止兑换，他在天津开办了保市银行。6月袁世凯败亡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王在政治上更加得势。他通过段、徐等人，与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等拉上关系，并参加了日本僧人吉井芳纯在日租界金刚寺设立的中日密教会(会长段祺瑞，副会长王揖唐、高凌霨)，与王揖唐、倪嗣冲、张弧等，号称“八大金刚”。同年9月，王郅隆接办英敛之的天津《大公报》，聘胡政之任经理兼编辑，自任总董。

1917年5月，周作民、吴鼎昌等创办天津金城银行，王为该行发起人之一，投资十万元，曾任该行第一、二届董事兼总董。同年8月，王和日商大仓洋行、日本棉花会社合办天津裕元纱厂(1918年后，日资先后退出，改由大仓洋行给予贷款)，资本二百万元，主要投资人还有王克敏、陆宗舆、倪道杰等。次年4月投产，后资本额增至五百余万元，五年之内获纯利六百余万元。1923年后，由于欧美列强势力的卷土重来，以及官僚办厂承担利息过高，裕元负债额达二百九十万日元，遂为日商所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