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王鸣盛，字凤喈， 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号西b，嘉定镇人（今上海市人）。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

康熙六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1722年7月4日）生，幼奇慧，四五岁日识数百字，县令冯咏以神童目之。年十七，补诸生。岁种试屡获前列，乡试中副榜，才名藉甚。苏抚陈大受取入 书院肄业，东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吴门，与王昶德甫、吴泰来企晋、赵文哲损之诸人唱和；沈尚书归愚以为不下“嘉靖七子”。又与惠松岩讲经义，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服膺《尚书》，探索久之，乃信东晋之古文固伪，而马、郑所注，实孔壁之古文也；东晋所献之《太誓》固伪，而唐儒所斥为伪太誓者实非伪也；古文之真伪辨，而《尚书》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从得力矣。

乾隆十二年（1747），26岁时参加江南乡试中举。

乾隆十九年（1754），33岁时参加会试，中式；殿试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投翰林院编修。掌院事蒋文恪公溥重其学，延为上客。后迁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二十四年（1759），38岁即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不久出为福建乡试主考官，途中与一女子相识、纳为小妾，被御史罗典借题发挥，左迁光禄寺卿。

乾隆二十八年（1763），42岁时以老母去世，从此休官不做，安家于苏州。家居者三十年，闭户读书，从事著述，以汉学考证法治史，与惠栋、 研究经学。

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蛾术篇》百卷，其目有十：曰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盖访王深宁、顾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加博赡。古文纡徐敦厚，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学。诗早岁宗仰“盛唐”，独爱李义山，吟咏甚富，集凡四十卷。

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68岁时，两目忽瞽，阅两岁，得吴兴医针之而愈，著书如常时，嘉庆二年十二月二日（1798年1月18日）去世，得年七十六。

主要著作

王鸣盛著述宏富。他用汉学考证方法研究历史，历时20多年，撰写《十七史商榷》共100卷。将上自《史记》，下迄五代各史中的纪、志、表、传相互考证，分清异同，互作补充，又参阅其他历史名著纠正谬误。对其中的地理、职官、典章制度均详为阐述，为清代史学名著之一。

所著《尚书后案》30卷及《后辨》1卷，专重东汉经学家郑玄之说，此书亦为继承汉代经学传统的重要著作。

晚年仿顾炎武《日知录》著《蛾术篇》100卷，对我国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地理、碑刻等均有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蛾术篇》原稿约百卷，王氏生前尚未有定稿，据姚承绪承《蛾术编跋》至道光中谋刻，有钞本九十五卷，而实刻八十二卷，其《凡例》曰《说刻》十卷，详载历代金石，已见王昶《金石萃编》，无庸赘述（实则《萃编》并未全收）；《说系》三卷，备列先世旧闻，宜入王氏《家谱》。故所刻之本为八十二卷。分别为《说录》一四卷、《说字》二二卷、《说地》一四卷、《说人》一0卷、《说物》二卷、《说制》一二卷、《说集》六卷、《说通》二卷。为王氏平时论学之作之汇编。由迮鹤寿参校，校刻时核对原文，为注出处，出言过分者则稍圆其说，迮氏所注亦存书中。存世有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刻本（即此本）、《续四库全书》本等。

另有《续宋文鉴》80卷，《周礼军赋说》6卷。

史学思想

王鸣盛强调“求实”，以考证“典制之实”和“事迹之实”为治史宗旨。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厚重积累，成就固然伟大，流弊也积重难返。每当一种史学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宗旨对前代的书籍加以整理和改造，这固然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种种人为的舛

误，出现古代史籍被歪曲和篡改的积弊。乾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中国古代史籍做了一次全面清理。

王鸣盛考史特点是首先对一部正史作总体评价，然后考证各种具体问题，最后论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史书。例如考证《汉书》，开端以“《汉书》叙例”、“《史》《汉》烦简”诸条作整体概括，关于《汉书》文字和历史事实的考订，末尾附带考证《汉纪》。再如考证两《唐书》，开端以“宋欧修书不同时”、“二书不分优劣”诸条作整体概括，以下考证新、旧《唐书》书法和历史事实，结尾附带考证《唐史论断》、《唐鉴》等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相比，成就突出表现在史书文字的考订、历史事迹的考订和地理、职官等典章制度的考订方面，为清理和总结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贡献。

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的动机，表现出史家深刻的理性意识。他本着自任其劳、后学受益的理性精神，以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历史考证。他阐明撰写此书目的在于“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十七史商榷·序》）这种甘做后人阶梯的意识驱使王鸣盛不辞辛劳，知难而进，无怨无悔地投入历史考证事业，取得了丰硕的考史成果，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能够发千载之覆。例如他考证《新唐书》对《旧唐书·崔传》删削失实，同时指出宋代吴缜《新唐书纠谬》因不明唐代制度而致误。距离唐代时间较近的吴缜没能解决的问题，反而由千余年后的王鸣盛解决，恐怕不尽关乎个人能力问题，主要是有没有甘愿辛劳、嘉惠后学的意识。这种理性精神值得后人景仰。

王鸣盛史学的 理性 意识

王鸣盛史学的理性意识，在代表作《十七史商榷》一书得到反映。王鸣盛把考证清楚历史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史家治史鹄的，反对史家主观褒贬予夺和驰骋议论。他说：“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十七史商榷·序》）王鸣盛把记载和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历史事件的真实作为治史宗旨和考史原则提出来，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历代治乱兴衰正是通过典章制度反映出来，史家略去典制不载，后人就无法考察前代社会的利弊得失，史学也就失去了借鉴和经世的作用。《十七史商榷》一书的性质就是考察历代正史记载是否据事直书，把因各种原因造成的记事失实恢复真相。王鸣盛这种注重考证而慎言褒贬的态度，表现出治史尊重客观事实的理性精神。《十七史商榷》中的“项氏谬计四”、“刘藉项噬项”、“陈平邪说”、“范睢倾白起杀之”等条，也议论历史人物和褒贬历代史迹，但褒贬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之上，议论是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并非空洞抽象地议论褒贬，与不顾客观事实而驰骋议论性质完全不同。这种历史评论的实质表现为尊重史实和客观评价的辩证统一，对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的发展至关重要。

王鸣盛把主要精力用于校注古籍、考证史事，正是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总结时期的社会需要。他在治史实践中认识到：“古书传抄镂刻，脱误既多，又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十七史商榷》卷四二《黎斐》）倘若不先考证清楚史书舛误，而依据错误的史实著书，肯定没有学术价值。王鸣盛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古代史籍全面考误订疑，而不是忙于著述。他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十七史商榷·序》）他主张把考误订疑和立意著书合二为一，对撰写《十七史商榷》一书具有辩证认识：“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认为只有史实正确、内容征实的考史之作才是著作，而那些离开历史事实主观驰骋议论、褒贬予夺之作不是史书。王鸣盛的这种著书意识在乾嘉史家中最具代表性，反映出清代史家的著述价值观。

王鸣盛治史注重考辨史书记载真伪

王鸣盛治史，以“期于能得其实”为依归，故特重方法论的训练。积一生之治学经验，他总结出了一整套如何读书、如何校书、如何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方法。其中，以通晓目录之学为前提的读书、由此而打下广博的知识基础，乃是以“得其实”为依归的史学研究的必要准备；但在古书未经校勘、语多讹夺的情况下，读书又须与校书相结合，二者互为前提；由校书而展开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工作，读书、校书与辨伪又相互依存而密不可分。似乎可以说，他的读书法即校书法，校书法即辨伪法，一切都围绕着“期于能得其实”这一史学宗旨而展开。

王鸣盛如何校书？《十七史商榷序》说“余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w驳，以成是书，故曰商榷也。”在王鸣盛这里，所谓“校书”并不仅仅是通常所理解的文字勘误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包括史实考证在内、以据实恢复历史之本来面目的科学研究的工作。他之所以把他的史学着作题名为《十七史商榷》，主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在史实的真伪方面与以往的史书、特别是官修的正史“商榷”一番。校勘的过程即是认认真真地读书的过程：“既校既读，亦随校随读，购借善本，再三雠勘。”至于考辨史书记载的真伪，则需借助于正史以外的多重证据。

在王鸣盛搜集的各种史料中，约分两类：一类是文献记载，包括野史笔记、方志谱牒、诸子百家、诗文别集、佛道典籍等等；另一类是文物资料，包括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他认为这两类材料可以互相检照、互相印证，并且实际运用这两类材料进行“参伍错综，比物连类”的史学研究。这一方法，也就是后来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王鸣盛治史强调“金石之有关史学”

他认为古代的金石铭文资料，既可补充史书记载之阙，亦可纠正历史记载之讹。二者对于据实恢复历史的真相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利用金石资料补充史书记载之阙方面，他的发现对于史学研究的价值尤为重大。例如，《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没有记载杨国忠与李林甫互相勾结陷害名将王忠嗣之事，但这件事却与后来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非同寻常的关联。“史有所漏，赖碑得见”。王鸣盛乃依据元载撰写的《王忠嗣神道碑》补充了这一被遗漏了的重要史实，说明了王忠嗣遭受陷害的经过，从而为全面解说安史之乱何以发生、唐王朝何以由盛而衰提供了又一不可忽视的证据。诚如王鸣盛所云：“忠嗣在唐名将中当居第一等，其老谋成算，体国惠民，尤不易得。横遭冤诬，身颓业衰。使忠嗣得竟其用，不但二边无扰，亦无禄山之难矣。唐人自坏长城，乃天下之大不幸也。”至于凭借金石资料以纠正历史记载之讹，王鸣盛亦多有发现。如依据《李良臣碑》《李光进碑》和《李光颜碑》的拓本，纠正了《旧唐书》误把李良臣在平息安史之乱中的战功附会为其子李光进的战功的错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鸣盛治史重视野史笔记

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赵翼一样，王鸣盛也认为历代所谓《实录》有“为尊者讳”的弊病，转而重视野史笔记的史料价值。赵翼根据野史笔记中的真实可信的史料来订正历代官修史书的作伪失实之处，提出了“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的论断。王鸣盛的观点亦与此相似，认为“采小说者未必皆非，依实录者未必皆是”。这里所说的“小说”，即是指民间的野史笔记；而“实录”，则是由朝廷的史官所记载、作为官修正史之依据的历朝官方史料。王鸣盛认为，“实录中必多虚美”，例如五代诸实录“多系五代人所修，粉饰附会必多”，“盖五代诸实录皆无识者所为，不但为尊者讳，即臣子亦多讳饰”，而野史笔记中则多有真实可信者。所以他颇为公允地指出：“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这种以野史与正史相互参订以寻求历史真实的方法，也是合乎近代科学精神之要求的。

王鸣盛学术思想也有保守的一面。在经学研究方面，他有所谓“求古即所以求是”、“治经断不敢驳经”、“但当墨守 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之说。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吴派朴学的局限性的表现。然而，王鸣盛毕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所提倡的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考辨史书记载之真伪的实证方法，以及他的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贡献影响

王鸣盛极为重视史籍校勘，对校勘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具备的条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并充分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史籍；同时还注意结合探讨史籍致误原由，并进而归纳总结出“误例”，校勘方法全面，成果丰硕，对促进清代考据学日臻完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整理研究古代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史学宗旨上，王鸣盛坚决拒斥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和宋明儒家的“驰骋议论，以明法戒”的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求真为最高目的的史学宗旨；在史学方法论上，系统论说了“考其典制之实”和“考其事迹之实”的实证方法；在史论方面，王鸣盛亦一反儒家传统观念，依据历史事实，为范晔、初唐四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温廷筠和李商隐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翻案，表现出不同凡俗的论史卓识。

藏书之家

性俭素，无玩好声色之嗜，唯左图右史，宋椠元刻明本亦多有收藏，黄丕烈、莫伯骥、丁丙、罗振常等藏家的书目中亦有其旧藏著录。研究《尚书》30余年，撰有《尚书后案》30余卷。著《十七史商榷》百卷，为史学经典名著之一。对金石、目录之学亦有研究。藏书丰富，多为治史所用，广泛搜集野史笔记，百家小说，碑帖鼎彝，藏书处曰“耕养斋”、“颐志堂”等，校勘精审。藏书印有“通议大夫”、“乙丑探花及第”、“西庄居士”、“西b居士”、“光禄卿之章”等。著述宏富，主要有《周礼军赋说》、《西b居士集》、《蛾术编》等。又选辑平生交游能诗者12家，编成《苔岭集》，自刻为《西庄始存稿》。

　　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

　　禹姓源于姒姓，出自远古“三皇”之一的帝王大禹，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传说禹为中国古代部落联盟领袖，是历史上“三皇”之一，亦称大禹、夏禹、戎禹。大禹的父亲叫鲧，是黄帝的孙子之一，主要职责是治疗水患。但是，鲧即使在死后也没有放弃帮助人类的志愿，他留下了大禹。大禹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坚持不懈地治理水患，他采用排、疏的方法，大禹终于将洪水制服了，人们拥戴治水有功的大禹做了他们的王。启，后来就是中国上古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的开国之君夏启。传说，夏启推翻了氏族社会的禅让制度，开启了家天下的历史。夏启特别喜好音乐，曾上天偷取了天帝享用欣赏的乐章回到人间，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古乐“九辩”和“九歌”。后来，楚国著名诗人屈原就是用这些音乐创作出了许多优美的诗篇。 大禹还有一个小儿子叫罕，封姓为余，成为后世余氏始祖。大禹因治水有功，被舜帝选为继承人。舜帝死后，他继位担任夏部落联盟的领袖。在大禹的后代子孙中，多以祖上的名字为刑氏，称禹氏，世代相传。禹氏族人大多尊奉夏禹为得姓始祖。

　　第二个渊源

　　源于妘姓，出自春秋时期楚国附庸国鄅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禹姓春秋时期，有妘姓诸侯国鄅国，子爵。鄅国位于中国山东省临沂市城北八公里处的南坊镇古城村。鄅，是西周初年的一个封国，是周公旦所封的夏后氏之裔，子爵，妘姓。公元前525年，鄅国国君出城督耕，邾国人乘机攻袭禹都。在鄅国守门将军准备关闭城门时，被邾国人羊罗杀死，遂攻入城内，后把鄅子的家属全部俘虏而走，而且还霸占了鄅国“沂西之田”。此次事件发生后，鄅子叹道：“我已经无家可归了。”便干脆到了邾国。邾庄公曹穿是个*夫，将鄅子的夫人还给鄅子，却将其女儿扣留下了。翌年，鄅子的夫人向娘家亲戚、宋国大夫向宁请求宋军出兵伐邾国，向宁为了给妹妹报仇，出兵围困了邾国的虫邑，把鄅国俘虏全部夺回。到了春秋晚期的周敬王姬丐二十七年，鲁国伐邾，邾国战败，鲁国顺带吞并了曾一度被邾国占领的鄅国“沂西之田”，同时鄅国也被鲁国吞灭。

　　考古学家在鄅国古城遗址中，发现了从两周至汉朝不同历史时期的陶器残片和铜戈、铜、箭镞等文物。古城村南部的“林子”，相传即为鄅子之墓地。鄅国灭亡后，在鄅子的后代子孙中，有以国名为姓氏者，称鄅姓，后来去邑为禹，表示亡国，称禹姓，世代相传。

　　第三个渊源

　　源于回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回族禹氏，主要分布在中国陕西省安康市的恒口地区。据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安康禹氏后嗣为其始祖所立墓碑记载：“始祖禹开云，系西安府渭南人也。清顺治年间，跋山涉水，来到兴郡安邑（陕西安康），住在梅子铺东、越河西岸（越岭关）。”

　　第四个渊源

　　第四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满族伊拉哩氏，亦称伊里氏、伊拉礼氏、伊喇立氏，满语为Ilari Hala，，汉义“开”，世居乌喇（吉林永吉）、叶赫（吉林梨树）、蜚优城（吉林珲春三家子乡高丽城村）、伊罕阿林城（吉林市东北十五公里处）、松花江等地。后有锡伯族引为姓氏者。满族、锡伯族伊拉哩氏，在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禹姓、伊姓、何姓等等。

　　迁徙分布

　　到2009年1月为止，禹氏人口总数在中国的姓氏排名中未进入前三百大姓，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一百零七位门阀。禹氏族人早先在陇西郡发展成望族，世称陇西望。据历史文献《陇西堂禹氏族谱》记载，元朝末年，禹氏族人从江苏苏州阊门外禹家巷迁兴化东乡（戴窑北侧两公里一带），后逐渐形成禹庄自然村落。到了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禹氏家族遭难，全村禹姓几乎灭绝。幸存一禹姓六岁男孩因急中生智躲在量米的笆斗里，才逃过劫难。因此禹氏小孩被唤作禹斗宝，在其舅母抚育下成人。因此，禹斗宝被后人奉为始祖（中兴始祖）。到了明朝中期，禹庄禹氏家族开始兴旺，其后裔中的禹龙（字子化）擅长诗文，与“状元宰相”李春芳、文学家宗臣过从甚密，留下许多传世之作。到了清朝末年，禹氏家族第九世中产生了一位光前裕后的人物即著名肖像人物画大师禹之鼎，从而使该家族令世人瞩目。 中国甘肃省的古浪县，湖南省的双峰县、邵东崇山铺、团山县，河南省的泌阳市、滑县、柘城市、荥阳市汜水县，云南省的通海县，安徽省的和县、砀山县、萧县芦屯村，浙江省宁波市余姚梁弄镇，贵州省的黎平县、兴仁县，重庆市的永川县，山东省的莱州市、临沂市西南庄村、蒙阴县、泰安市岱岳区、禹城市，四川省的宜宾市，湖北省的钟祥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崇左县，辽宁省的新民市，韩国的丹阳郡等地，均有禹氏族人分布。

　　字辈排行

　　湖南邵阳禹氏字辈：“忠孝光前列诗书启后长真诚明道学仁寿灿南方孟天运源崇宗祖永佐朝廷富世兴再加安邦定国志金玉荣华贵万春”。

　　湖南双峰禹氏字辈：“孟天应为宗曾祖永佐朝廷富事兴在家安帮定国志金玉荣华贵万春忠孝光前列诗书起后潮真诚明道学仁寿灿南方”。

　　湖南禹氏一支字辈：“安国定邦志金玉荣华贵万春”。

　　河南柘城禹氏字辈：“万茂庭殿自风建志(安)”

　　河南禹氏一支字辈：“一功殿宗德”

　　陕西安康回族禹氏字辈：“文高金富贵(秀)高(继)世思正”。

　　云南通海禹氏字辈：“庆联增永”

　　四川甘支、浙江绍兴禹氏字辈： “观光进国美世笃主忠良奇才怀大志义德振家邦”。

　　山东泰安禹氏字辈：“志灿少作连敦朴继世泽俊秀目恩博”。

　　禹氏一支字辈：“观光进国美世笃主忠良奇才怀大志义德传芳化”。

罗贯中简介

罗贯中（1330——1400），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一生著作颇丰，主要作品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代表作《三国演义》等。

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的封建王朝时代。作为与“倡优”、“妓艺”为伍的戏曲平话作家，当时被视为勾栏瓦舍的下九流，正史不可能为他写经作传。惟一可看到的是一位明代无名氏编著的一本小册子《录鬼簿续编》，上写：“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但从罗贯中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罗贯中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他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丰富的实践，执著的追求，何以能成为这般全才？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中华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我们看到了罗贯中依恋故土、缅怀英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他动情地写道：

两岸西风起白杨，沁州存孝实堪伤。

晋中花草埋幽径，唐国山河绕夕阳。

鸦谷灭巢皆寂寞，并州尘路总荒凉。

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

罗贯中（1330-1400），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一书作者罗贯中籍贯问题存有多种说法，如山西太原说，山东东原说，浙江钱塘说，浙江慈溪说等。祁县考古爱好者杨立仁等，历时十年，发现了罗贯中的家谱、神轴、砚台、罗氏祠堂等一批珍贵文物，为解开罗贯中祖籍之谜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经考古专家罗哲文、郑孝燮等一批专家鉴定证明，罗贯中是祁县河湾村人。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等文学史家在浙江宁波发现《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其中《录鬼簿续编》中有一篇罗贯中小传，人们才比较确切地了解了他的基本情况，因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有人说是贾仲明，有人认为不详）与罗贯中生前是忘年交的朋友。这篇小传的全文如下：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

罗贯中著有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等。

《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代表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三国志传》等，简称《三国演义》。该书继承了历史上诸多史书、杂传、戏剧、小说，如陈寿《三国志》、《殷芸小说》、《三国志平话》等的故事题材，着重描写了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和兴衰过程，始于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风云画卷，揭示了东汉末年社会现实的动荡和黑暗。全书使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摇曳多姿，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人物形象栩栩传神，刘备之仁，曹操之奸，孔明之智，关羽之忠，张飞之莽，赵云之勇，孙权之霸，周瑜之英，无不赫然在目。可以说没有哪一部小说能像《三国演义》这样对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尚产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可以说是把历史演义小说推到了最高峰，对后世历史小说的创作，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也给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数百年来，一直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着作用。明代文人蒋大器在《三国志演义·序》中说，罗贯中这部书编写成后，立即就有人“争相誊录，以便观览。”由于这部小说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对文艺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文人模仿《三国演义》的语言文字风格，使用半白半文的浅近文字写作，历史演义小说也大批出现。如此，让许多初通文字的人们也能读历史演义小说，扩大了读者范围。正像清代文人魏裔介在《三国问答序》一书中所说：“世人鲜有读三国史者，惟于罗贯中演义得其梗概耳。”应当说，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成功，一方面有说服力地证明新的描写手法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给予其他文人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以前长篇巨著是很少的，一般都是篇幅短小的作品。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现象。这中间除了罗贯中个人具备了创作长篇小说的能力之外，社会的发展和读者的需求也是重要的促进因素。人类社会进化到了明代，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积累到了较高的水平，人们的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要想比较广泛地、全景地反映出社会各阶层人们活动的场面，篇幅短小的作品显然是难以胜任的，读者也是不满足的。《三国演义》以近八十万字的篇幅，引人入胜地、大规模地描写了三国时代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让读者耳目一新，兴趣大增。于是，中国文学也因此而进入了长篇小说兴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