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卷十五·范晔作史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曰：“吾既造《后汉》，详观古今着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赡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晔之高自夸诩如此。至以谓过班固，固岂可过哉？晔所着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如，可发千载一笑。

范晔在狱中时，对他的外甥和侄子们写信道：“我已经写成了《后汉书》，细看古今的著述及有关的评论，很少有符合自己心意的。班固的名望最高，全是随意写的，毫无体例，不值得评判其优劣，只是他著述的志向可嘉罢了。在材料的全面和丰富上我可能比不上他，如果看材料的整理，我却未必感到惭愧。我写的杂传的末尾的议论文字，都有精深的意旨。至于《循吏》以下及至六夷部分的诸篇序论，笔力雄健，尽情挥洒，实在是天下的奇作。其中适当的篇章，往往不低于贾谊的《过秦论》。曾经同班氏所作之书放在一起比较，强之多多，并不只是不感到惭愧。赞语的部分自然是我的文章的杰出构思之处，大概没有一个字虚设，行文求变出奇，精彩处一个接一个，就是相同的内容也要用不同的叙述方式，竟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称赞它。这部书出现在社会上，必然应该得到人们的赏识。自古以来结构宏大并且思致精密之作，还没有这样的。”范晔自高自大，自吹自擂居然达到这种地步，至于自称超过了班固最是不当，班固难道是随便就可以超过的吗？范晔所写的序论，全无可取之处，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也只不过是有数的几篇。人最怕没有自知之明，像范晔这样自夸，千年之后免不了被人耻笑。

1、年轻时学过他的《张衡传》、《乐羊子妻》，文笔很让我佩服、感叹，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2、本篇中罗列出他的自高自大，自吹自擂，感觉很是不爽。我决定看一下《后汉书》，看作者的自高自大，自吹自擂是不是确实，需要对作者做出客观评价。

3、看两个知名人士的评价：

      章太炎：“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

      陈寅恪：“蔚宗（范晔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

      说明人家确实有两把刷子。

班氏兄妹指东汉初期，大文豪、史学家班彪养育出的儿女。

班氏兄妹撰写出著名的《汉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汉书》的最后完成是班固妹妹班昭的功劳。

大哥班固：承父志为文史大家，惜站错队含冤被害。

小妹班昭：完成《汉书》并传颂，撰写《女诫》引争议。

逗前四史地是逗二十四史地中的前四部史书，即为前四史四本书。包括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南朝范晔的《后汉书》以及西晋陈寿的《三国志》。

简介

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陈寿的《三国志》即：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

东汉班固的《汉书》

南朝 宋范晔的《后汉书》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

汉书简介

又称前汉书，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撰，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汉书》包括帝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

作者

《汉书》的编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逗自幼聪敏地，逗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地；成年后博览群书，逗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地。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3—54）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逗采其旧事，旁贯异闻地为《史记》逗作《后传》六十五篇地。班彪死后，年仅二十几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史记后传》。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 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逗私改作国史地。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史学价值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逗本纪地省称逗纪地，逗列传地省称逗传地，逗书地改曰逗志地，取消了逗世家地，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逗食地，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逗货地，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逗古地而无逗今地，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封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部书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又根据其他人如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诸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书称《着记》一百九十卷，此是汉廷史官所撰，或许亦为班固撰《汉书》时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话说：逗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沫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地此谓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者，亦可说只是一些札记。故谓他逗编录汉事地，殆是一条一条一段一段地编录。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编录本来校班固的《汉书》，几是全部采取了刘子骏的编录，没有用的只有两万多字。葛洪这段话，不像是随便造说，可是当好好审读。第一，刘歆书只是个杂录，非有成书。第二，说逗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地，此语可分两个讲法。一是班固《汉书》完全抄了刘歆；一是刘歆《汉书杂录》，为班固完全抄了。此两讲法大不同，我们绝不能说班固《汉书》逗全取刘书地，明明他父亲就写了几十篇传。但刘歆的编录，班固却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万多字。刘歆乃西汉末年一位大学者，他编录了一百多卷材料，全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于《汉着记》一百多卷中间材料如何，我们无法知道。若说如孔子以前的逗未修春秋地，那恐未必然。而刘歆在西汉学术上的地位，则或许还应在扬雄之上，决不输过班彪。班固花了几十年工夫，凭借他父亲及刘扬编录下的许多好材料在那里，倘使诸位今天要写一部民国史，而从前有人先有一部笔记预备写民国史的留给你，那自然用处就大了！刘歆所录下的材料总是很有用。试举一例，《汉书》里特别详及谷永。此人对刘欲发生着大影响，在《刘向、歆父子年谱》里，说谷永是当时大儒，汉代后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响非常大。刘歆助养代汉，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后来魏晋篡位之比。今《汉书》里谷永材料特别多，或许正是刘歆所编录也不可知。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逗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地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逗圣人之道地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逗是非颇谬于圣人地，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逗五德终始说地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逗天人感应地、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逗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地，既不利于宣扬逗汉德地，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逗包举一代地，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逗正史地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中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

我们续讲《汉书》和《史记》的比较。《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汉书》的逗志地，在《史记》里称作逗书地。《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成了《郊祀志》。封禅是汉武帝时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父亲就为对这事意见和当时朝廷不同，不见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专记这事成一篇。实际《史记·封禅书》也不是只讲了汉武帝一朝的封禅，但班孟坚就把这题目改称《郊祀志》。逗郊地是祭天，逗祀地是祭地，祭天祀地是从来政府一项大礼节，封禅只是在此项目中的一件事。班书从上讲下，讲的是这郊天祀地的演变，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别。以后历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记》里的《封禅书》，却像只是当时一项特殊事件。又如《史记》里有《平准书》，《汉书》把来改成《食货志》。逗平准地乃是汉武帝时一项经济政策，这是一项极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把来作逗书地名。而到班孟坚，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逗货地，此又加上了逗食地，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逗食地与逗货地。这一篇志，便成这一代的经济史。后来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货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项平准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书》，因汉武帝时及其以前黄河决口，汉朝屡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孟坚再把此题目扩大，改做《沟洫志》。逗沟洫地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逗志地，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样、宣帝时怎样，都是比较简单。但要知道汉代一代的经济水利等，像此之类，题目较大，必要一路从上贯下，不能把年代切断。若照《史记》封禅、平准等篇名，好像只是当时一特殊事项，从班孟坚改换篇名，显然性质大变。

而且也有《史记》里没有，而《汉书》添进去的。《史记》只有八书，而《汉书》有十志。如《汉书》里的《地理志》，此后讲到中国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参考书是《禹贡》，实际《禹贡》只是战国晚年时的伪书，第二部书便是《汉书·地理志》，其效用影响甚大。地理内容又可分两部分，一是当时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国，共一百零三个，使我们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双代的政治区域大概划分，尽在这里了。以后历代政治区域划分不同，也几乎每一断代史里都有《地理志》。会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沿革地理。而同时班孟坚又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把各地民情风俗彼此不同处，都扼要地写上。这一部分却又是《汉书·地理志》里极重要的，惜乎后人不能根据此点继续班氏来写得更深更好。如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台湾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广东不同。每一时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学班固《地理志》写出，这将为读历史人贡献了一个极大重要之点。故自有《汉书》以后，历代学历史的人，特别对于《汉书》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讲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晓得多少，这在史学中已成了一种专门之学。又如《汉书》另有一篇《艺文志》，亦为《史记》所没有。《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来。刘向歆父子在当时是监管汉代皇家图书馆的，外边看不到的书，尽在皇家图书馆里，他们父子把这许多书汇集整理分类，成为《七略》，此是一种有提纲的分类编目，班固根据这编目来写《汉书·艺文志》。虽然只是根据刘向刘歆，并不是班固自己所写，但这篇《艺文志》就变成了将来所谓目录校雠学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国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样的志。后人把此八篇汇刻单行，称为《八史经籍志》。从古书籍，任何一部书，从何时传下，有的一直流传，有的半路失掉。如汉代有的书，到隋代没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没有了。我们只要一查各史《艺文志》、《经籍志》便知。要讲学术史，有此一部两千年积聚下来的大书目，这是历代国立图书馆的书目，真是珍贵异常。可是从来的学者讲究《地理志》较易，讲究《艺文志》较难。直到南宋时代郑樵《通志》里的《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才把《汉书·艺文志》的内蕴讲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为我们讲学术史，特别是讲古代学术史的一个极大依据。当然普通读《汉书》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会看《汉书·地理志》。有的不会看《艺文志》，不懂《六艺略》、《诸子略》这种分类的重要。但亦有人专门研究《汉书》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艺文志》等，其所贡献也往往在研究《史记》者之上。

《汉书》也有表，中间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后人批评。因《汉书》是断代的，而《古今人表》，则从古到今把一应人物都列上了，此与《汉书》体例不合。《史记》虽是通史，但古人列传的并不多。第一篇是《伯夷传》，伯夷前边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这中间还尽有很多人，也全没有了。而这个古今人表则网罗甚备。固然在当时应有书作据，而在现代，十之七八也还可考查得出。清代就专有人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处。不过此表被人批评，重要的并不在这些人之多出在汉以前，而更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颜渊列上中，老子则放在下面去了。当然把历史上人分成九品，不会都恰当。然而大体上说，尧舜在上上等，桀纣在下下等，像此之类，也不必特别太严苛地批评。因有人批评及此，就讨论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还是后人加上，我们不论这一点，只讲《古今人表》在《汉书》里也如《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超出于《史记》之上的一类文章，该认为这是班固《汉书》有价值的地方。

后汉书简介

《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这部书记载了整个东汉（自光武帝刘秀至献帝刘协）近二百年的历史。在整个《后汉书》中，范晔所撰的逗纪地、逗传地当然是最主要的部分。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他曾任宋武帝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因为触怒了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他郁郁不得志，于是发奋编写《后汉书》。在刘义康和宋文帝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范晔受到牵连，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名被杀。范晔是很有才华的史学家，他在各家《后汉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删繁补略，自定体例，订伪考异，写成了《后汉书》。这部书具有简明周详的特点，因而能拔起于众家之后。从思想上看，《后汉书》对东汉流行的谶纬迷信持批判态度，对东汉后期豪强专权下的黑暗政治也有所揭露。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较注重道德品质。在体例上，《后汉书》把东汉一代在位时间短、事迹不多的殇、冲、质三帝附在其他帝纪后面，又开创了给皇后增作本纪的先例。这既反映了他对君权的尊崇，又反映出东汉一代皇后在政治地位上的日益强化。另外，《史记》、《汉书》中已经有了逗类传地，即把同一类的人物放在一起作传；《后汉书》在这方面新创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等。其中《党锢传》、《宦者传》反映了东汉封建政治的重要特点。在《儒林传》之外新立《文苑传》，表明文学和经学开始分家。至于《列女传》，又在纪传体史书中开创了为妇女立传的先例。著名的汉末女诗人蔡文姬就收在这个传中。在文学价值方面，《后汉书》的逗论地、逗赞地是值得称道的。作者自认为是逗精意深旨地，后人更推崇它有逗奇情壮采地。

《后汉书》的版本流传，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在唐代，刘昭所注《后汉志》三十卷与李贤所注《范书》是单独别行的，直到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后汉书》初刻本及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的校定本，都还没有收入《续志》。到了干兴元年（1022年），由于孙奭的建议，此后的刻本才把《续志》附在范书纪传之后合刻。毛氏汲古阁本也是如此。而明代监本在合刻时抹掉了司马彪的名字，改刘昭注补为补并注，清代武英殿本又照明监本翻刻。这样，就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八篇志是刘昭注并补的了。1965年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后汉书》，对于古人在这方面的粗略疏忽进行了清流正源的工作。校点者参考各本，重编新目；在排列顺序上，把范书纪传部分及李贤注放在前，司马彪所撰《续志》及刘昭注放在后，各部分都写明作者姓名。经过这一整理，整部《后汉书》面目一新。

作者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着《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范晔被杀，当时《后汉书》志稿乃范晔请谢俨代作，稿虽完成，但谢俨恐范晔之祸及于己身，匆忙将志稿毁掉[4]  ，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史学价值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

八家《后汉书》

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谢书纪、志、传诸体俱全，且有所创新。如《兵志》、《风教传》为其所独有。从佚文推断，《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当创始于谢书，并为范晔所吸取。谢书表彰忠义隐逸，不以名位为限。且谢书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为范书及其他诸家后汉书所不及。现存谢书佚文数量较多，其中又半为范书所失载。但此书地方色彩较浓，京洛事缺于三吴，不能全面反映东汉一代历史。

薛莹《后汉记》，一百卷。此书佚文所存数量甚少，仅光武、明、章、安、桓、灵六帝纪论及少数人物传散句。其论赞褒贬抑扬，发自胸臆，直道而陈，有一定的史识。

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其八志并入范晔《后汉书》，已见前述。纪传佚文数量仅次于谢承书。书名《续汉书》显系接续《汉书》而作。范书删改诸史时，重于文采，有的史实节略过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诸家后汉佚史订补，而《续汉书》最受重视。以李贤注为例，引司马彪书多达一百四十九条，远在他书之上。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用《续汉书》释汉末之事也最多。

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峤改称志为典，计划写十篇，惜未竟而卒。复由其子华彻、华畅相继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时，刘勰于《文心雕龙》中称其书逗准当地，与司马彪书之逗详实地等驾齐观。所以范晔撰《后汉书》，除以《东观汉记》史料为基础外，华峤书成为其主要蓝本。直接袭用华峤论赞可知者达十处之多，占范晔论赞的十分之一。

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所存仅《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五志佚文，对《续汉志》略有助益。列传佚文甚少，且与范书雷同，用处不大。

袁少松《后汉书》，一百卷。袁书纪传质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书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国志》、《五行志》佚文对订补《续汉志》较有助益。

张璠《后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似为未完之作，流传不广，散亡亦早。但所记汉末之事颇详，为袁宏所吸取。从佚文看，四库馆臣以为皆以袁纪文意为佳。故璠纪利用价值不大。

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书早亡，佚文数量也最少。唯安帝见铜人条，为其所独载。

以上，前七书的辑本，以清姚之驷的《后汉书补逸》为最早。清人辑本中质量最精的，当推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

汪氏留意于诸家后汉书，以稽古余力，重为搜补。于所藏姚辑本，随见条记，丹黄殆遍。弟子汪学敦复有增益，辑稿遂成。其取辑广博，辑文丰富，考辨精审，出处周详，编目有序，末附无名氏《后汉书》佚文一卷，颇便于用。不过，汪氏僻居远县，观觅善本以资校助，脱漏衍讹，在所难免。汪氏殁后，书稿售于他人，虽经汤球手录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赵 叔、林粲英刊行时，校刻未精，复增舛■。加上未辑张莹记，其功未毕，有待订补。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往》的出版，弥补了汪辑的不足，是较好的辑本。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逗三史地，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其实对于西汉时期的班氏家族来说，更准确一点是西汉末年，班氏家族出了很多名垂青史的人。首先在西汉末年影响较为广泛的班伯就是班氏家族子孙，他文采是非常高的。在西汉末年，因为班氏家族在朝廷任职，所以他也代表西汉出使了匈奴，对少数民族进行了汉文化传播。而且在西汉末年西汉末年的战争中，班伯也作为使者多次前往匈奴，进行谈判。

还有一位比较出名的，就是才女班捷妤。班婕妤是西汉王朝汉成帝的妃子，此女非常有才华，精通各种诗文，在古代女子有才华的非常难得。另外，两位出名的就是班固和班昭，这两位可以说是非常的出名。在中国汉文化历史上可以说是意义深远的，包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想必，大家都知道《汉书》，其实就是由班氏家族编写的。首先编写《汉书》的是班彪，也就是班固的父亲，班彪在汉朝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但是班彪去世的比较早。所以后来《汉书》的大部分是由班固在父亲班彪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

班昭也就是班彪的女儿，《汉书》的后半部分是由她完成的。班昭在班氏家族中也是一名奇女子。在文学史上，也是一位博学广识的学者。其次班氏家族还出了一名非常有名的将领。就是班超，班超在西汉的历史上，对抗匈奴是非常出名的，在军事领域有一定的成就。可以说班氏家族在西汉末年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整个家族女子有才华，男子有抱负。一个家族都为汉朝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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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学思想的异同

　　摘要：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就不得不论及大汉皇朝的两大史家——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和班固在我国史学史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可以说是我国史学领域上的泰山北斗，然而二者史学思想上却存在着不少的差异，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司马迁著《史记》，开通史之先河；班固著《汉书》，成断代之通例。在《史记》和《汉书》中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时，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却使他们有了不同的理解。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史学思想；差异

　　《史记》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汉书》者则“主天人感应，调上下洽通，尽圣人之道”。

　　他们都做过挣脱天命神学历史观的努力，司马迁的“自成一家之言”就是具体的表现，而班固虽然笃信天人感应论, 但其在历史考察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事的作用, 绝没有全然用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解说历史而不及其余。他们都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具有进步的历史观。

　　司马迁和班固同为汉朝史官，《史记》、《汉书》都以尊汉为主旨，宣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他们都是封建历史家，这是他们毋容置疑的相同点。

　　以上是司马迁和班固史学思想的相同点，但在史学界，关注更多的是他们之间的区别。

　　一、天命神学历史观

　　1、构建“一家之言”独立学说体系

　　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思想的影响，但是在《史记》中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占主导。他承认有“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但司马迁对天人感应之说绝非坚信不疑，其主要思想是倾向于天人相分的，自然想现象与人事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如《史记·楚元王世家》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明确指出了国家的兴亡在人而不是在天，在天人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在董仲舒等人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思想时，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 明确表示了否定天命的思想观点表现了进步的历史观。

　　2、正统化的“天人感应说”

　　班固史学思想具有神意化倾向，班固比较恪守天命观，全盘接受“天人感应”学说。其具体表现一是通过考证刘汉世系，系统宣扬“汉为尧后”说，从神意角度对刘汉皇朝的历史统绪作出了解说，为刘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通过大量论载和系统宣扬天人感应思想，从而表达了他的天人观。

　　他大肆鼓吹帝王天命说，如《汉书·高帝纪》有记“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指出刘邦之所以登上皇位是受“自然之应”，这与司马迁所记有着明显的区别。此外，《汉书·天文志》也大力宣扬“天人感应”之说，班固认为天时自然的变化“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二、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

　　司马迁看到, 历史演进往往存在着某种客观必然性。指出历史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 是社会各种客观条件的交替综合, 即一个较长时间里有各种社会力量、各种社会因素逐渐积累决定的历史趋势。在司马迁看来, 如同事物发展由盛而衰一样, 是由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班固的史学思想是极为丰富、系统,且富有创见的。在他看来,历史学是一门研究历史变化规律的政治性学问,其任务是记存事实、研究规律,其作用在于增加知识、提供借鉴、预知未来。班固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他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汉书》虽然充斥着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但也表现出进步性的一面。

　　班固虽然相信历史循环论, 但是他并非把一切历史事变都归于天意所定, 而是注重结合时势考察历史的逻辑发展。首先, 班固看到许多历史现象的出现都是时势造成的, 都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因素, 因此主张“以通古今, 备温故知新之义”。

　　三、皇权的至高无上

　　在封建时代皇权至高无上不能有所侵犯的，而史家写史越是切近当世的则越是要有所“忌讳”。

　　然而，司马迁却敢于直接披露统治者的言行，不会因为自己是汉朝臣子而多加隐瞒。在《史记》中，司马迁直接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如《史记·张丞相列传》中有关于刘邦的一些描述：“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这使我们看到堂堂一代开国之君竟是如此充满流氓无赖习气，这是对统治者的批评也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

　　班固则与司马迁截然不同，他极力为统治者润色，歌功颂德。班固是一位具有浓厚正统意识的史学家。封建正统史观《汉书》的宗旨是“尊汉”,班固认定“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因此指责《史记》把汉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他还批评《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这些批评,正好反映了班固的封建正统史观。《汉书》在体例上突出西汉王朝的地位,为了突出汉家的历史地位,班固《汉书》在神化汉王朝创始人刘邦及其家世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编造了一套“汉帝本系,出自唐帝”的谎言。《汉书》把项羽、陈涉统统贬人列传,突出地反映了班固那种“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封建正统史观。《汉书》大量采用了《史记》的材料,而将凡是表现出司马迁异端思想的话则一律删除,这又正好暴露了班固的封建正统史家的立场和观点。由于司马迁写史毫不忌讳，直接指责统治者，因而班固写《司马迁传》指出“其是非颇缪于圣人”。在班固看来，是非合于圣人，言论利于当朝才是正确。《汉书》中有五十余篇因袭《史记》，仅稍有文字改动。这些不多的改动，正反映了《史》、《汉》二书历史观点上的根本对立。

　　四、大相径庭的经济思想

　　《史记》与《汉书》同为货殖作传，但是在思想上却是截然不同的。班固认为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而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相对于此，班固则不这样认为。班固在这方面所写的人、事与司马迁大致相同，但在个别列举的时候，却有所区别，甚至所做的评语是完全相反！司马迁写《史记·货殖列传》赞扬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的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而班固写《汉书·货殖传》，是要贬抑商人，贬抑富人，贬抑个人发财致富的心理与行为，“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逼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

　　以上为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的几个不同点，司马迁写《史记》乃旨在“成一家直言”，写《史记》属于私撰行为，所以其书有抨击统治者的言论没有受到官家的限制。班固则不同，班固起初为续其父之业写《汉书》，后因有人告其私改国史而入狱，后明帝知其写书的目的，而下诏“复使终成前所著书”，此见于《后汉书班彪列传》。可见班固写史乃奉旨而撰，因而处处受官家之言所限制。然而这点只是他们不同的表面原因，更深原因在于他们所生活的背景。

　　司马迁与班固史学思想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史学成就仍然使后世产生一种“泰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敬之请。而《史记》和《汉书》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双璧辉映，各有特色,各有千秋。正因为其影响之巨，才会有学术界一直讨论不休的“班马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