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皇帝、雍正皇帝。

努尔哈赤：天命汗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1626年)，女真族，后金政权创立者。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年号天命。在位11年。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大业，对后来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对加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辽东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皇太极：天聪汗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1643年)，努尔哈赤第八子，满族。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继后金汗位，以次年为天聪元年。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建国号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并以是年为崇德元年。前后在位17年。在位期间，注意发展生产，增强兵力，不断对明作战，确定满族族名，建立清国，为清王朝的确立和后来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康熙皇帝：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年），顺治皇帝第三子，清入关后第二位皇帝。平定了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驱逐了沙俄势力，又平息蒙藏地区动乱，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康熙也创下对后世产生积极影响的重大业绩，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

雍正皇帝：清世宗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年），康熙皇帝第四子，清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在位13年。对有碍于皇权的反对势力大加挞伐，有效地改善了吏治，增加了国库收入，为乾隆朝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扩展资料：

家谱名称繁多，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祖谱、谱牒、宗谱、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法。皇帝的家谱称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家谱为记载某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作用，为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产物。

家谱为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通过家谱，能够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了解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相传由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及王侯列传、年表等演变而来。家谱是和正史、方志一样重要的历史典籍，为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族谱

-努尔哈赤

华夏时间线：上古卷

风云人物：天皇、地皇、人皇

（全文4800余字，且行文比较严肃，请耐心阅读）

盘古开天辟地、化育万物以后，我们的世界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存在着，从什么时候开始华夏大地上才有了国家？

关于国家的起源，学界一直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就是 社会 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产物” 。

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 社会 的发展和需要才建立起来的， 但是这种说法跟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流传的传说显然是不符的。

在中国人的 历史 传说之中，世界是从盘古开辟开始的，盘古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人”，也是华夏大地上的第一个君主——所谓“三才首君、御世首君”也。

盘古死去以后，由“三皇”继续统治着华夏大地。

近代学者对于“皇”字的解释颇有争议，很多人认为“皇”字在 历史 上从来没有被当做帝王名号使用过，它仅仅是作为一个修饰词与“帝”、“王”等称号连用，也有人认为“皇”字是用在神灵之上的称号。

但事实上，“三皇”的说法由来已久， 《周礼》 中有“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 ”的记载，此书相传为周公所作，成书年代至迟是在战国时期，可见“三皇”是华夏民族记忆里很久远的传说，但“三皇”具体代表的是哪“三皇”书中没有提及。

直至秦朝建立之后，廷尉李斯等向秦始皇上尊号，有“ 天皇、地皇、泰皇 ”一语，我们始知道“三皇”是实有所指。此事见载于《史记》，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秦朝去古未远，由此我们可知“天皇、地皇、泰皇”的称号至秦朝时已经流传很久。（司马贞《索隐》认为“泰皇”当指“人皇”）

徐整、皇甫谧等人，当是根据这诸多传说整理出了上古帝王世系，这份“ 华夏上古帝王家谱 ”影响了中国古代读书人近两千年。

但是我们知道，汉文字起源于黄帝之时，《水经注疏》说：“古文出于黄帝之世，仓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说：“迨乎伏羲氏作，始定人道，辨乎臣子，伏而化之，结绳而治。故孔子曰：‘三皇伯世，叶神无文’。”

伏羲、黄帝之世据“三皇”年代荒远，由此可知“三皇”之时必定没有文字，明代陈耀文《天中记》引《真源赋》说：“ 人皇君兄弟九人结绳刻木四万五千六百年 ”。

天地初开之时，人类 社会 的野蛮荒凉可想而知，《帝王世说》曰：“天地开辟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或冬穴夏巢，或食鸟兽之肉”，所谓“ 不殊于羽族，取类于毛群 ”，与鸟兽为伍， 这种时期不但没有记录“三皇”名号的文字，恐怕也没有“三皇”名号存在的必要。

据记载，天皇、地皇各立一万八千岁，而人皇治四万五千六百年，从时间上来讲，这很明显也不应该是一代人的年龄。《黄帝内经》上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也从没听说一个人能活几万岁的。

由此推之，传说中的天、地、人三皇，应当不是某一位帝王的名号，似乎应该是对时代的称呼。

正如所谓的上古“十纪”论一样，应该是后人追溯上古时期的时空归纳，《金楼子》载：

这种记述与现代地质学年代归纳法很相似，寒武纪、侏罗纪、白垩纪生活在当时的生物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一纪，只有后来定义的人才知道。

同样的我们试想一下，生活在数百万年前的先民，会给自己生活的上万年周期冠以“九头纪”的名号吗？ 这种年代划分，更像是后人追溯上古时期的一种时间记录方式。

如郑樵《通志》说，以传说中的伏羲氏至无怀氏十五世为天皇，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后起的说法，并不是传说中“三皇”初相。

在最早的文字记载当中，“三皇”是有形象的，在古籍记载中：

天皇十三头，骧首麟身，身佩九翼。

地皇十二头，女面龙颡马蹄蛇身。

人皇九头，龙身骧首，驾六羽，乘云车出谷口。

这个形象让人实在难解，何为十三头，人怎么会有十三个头呢？但 正因为其难解，才说明其形象的原始性 ，最先记录下这些形象的徐整、皇甫谧等人都解释不了，恰恰说明这是他们有所依据，是从别的地方听来、看来的。

后来的一些学者解释，认为十三头是兄弟十三人，或者说是十三世，这都是附会的结果，并不是初相，真实的传说应该就是“ 天皇十三头，地皇十二头，人皇九头 ”。

《拾遗记》 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拾遗记》是东晋王嘉所录，频斯国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从文中描述来看，这个大石室是一处古迹无疑，壁画上画着的就是十三头龙身的天皇，由此也可以知道“天皇十三头”才是传说的初相。

而《古微书》所载三皇形象， “骧首麟身” ，很明显是一个龙马的形象。凡此异象，似乎是在暗示我们，“三皇”并不是人类的形象。

《辨证论》说，自天地化育万物以后的时代总称为“三皇”，其次是“ 蛇躯牛首之圣 ”，其次才是“ 衡珠日角之皇 ”。“蛇躯牛首”说的是伏羲、神农氏这个时期，“衡珠日角”说的是秦皇汉武这个时期。

伏羲、神农这个时代，牛首、蛇身形象就让后人十分费解，所以，伏羲、神农在传说中同时具备人和神的属性。而据史料我们可知，“蛇躯牛首”之前是“骧首麟身”， 这个时期传说的“人王”似乎更多的带有神的属性 。

《论衡校释》说：“女娲之前，齿为人者，人皇最先” ，这似乎也在告诉我们，在三皇时期的前两段是不能称为“人”的，直到人皇之时才能称为人。

在盘古的传说中，混沌生阴阳，阴阳分天地，天地阴阳交感，中和为人，所以才有“天地人”三才。天皇、地皇继盘古而生，其称号似乎正是呼应天地， 《董子》曰：“古之造文字者，三画连其中者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

国家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在我们 历史 传说的记忆中，未有人，先有人王，我们的人王是“君权天授”的，从盘古时期一直延续到大清朝，这似乎是一种政治说辞，从情理上实在是说不过去。

所以在传说中的伏羲女娲之前，有没有国家，我们似乎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贾公彦《周礼正义序》中说的挺有道理：“ 天皇地皇之日，无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 ”，《全唐文》卷一百六十四有文：“ 拒燧皇谓人皇，在伏羲前，风始，始王天下者 ”（引自《易通卦验》）。

说燧皇始王天下是有一定说服力的，那么燧皇以前漫长的数百万年，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氏族部落，那么“三皇”自然也就不是人王了，自然也不能在野蛮蒙昧的时期王天下了。

我们看古籍记载中“三皇”事迹似乎也能佐证这一点。

万英民《三命通会》说，天皇氏淡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定每年岁首之所在，这里的干支不同于后来的“黄帝命大挠制甲子”。

其十干为：于逢、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

十支为：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

这是最古老的干支纪年法，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用的那种纪年法。

地皇氏定三辰，分昼夜，以三十天为一个月，以干支来配月；人皇氏裁度九州，“政教君臣所自起，饮食男女所自始”。

三皇事迹，辨别岁月，裁度九州，皆从大处着眼，很明显也是附会的说法。这些说法，最初应该来自于纬书， 《论衡校释》说：“天地开辟，有天皇、地皇、人皇。出自河图，不足征信”。

纬书的起源，最早似乎能追溯到战国时期，到汉代时就已经大盛，纬书所记载的内容驳杂不经，后来被道教三洞大量地吸纳。据载，道教三洞本来称作“三皇”，晋武帝时，南海太守鲍靖好仙道，登嵩高山，入石室清斋，发现了古三皇文。

后来，鲍靖被指伪造《三皇文》，被朝廷诛杀。自此以后，道教经典避讳“三皇”称呼而改称“三洞”。

三皇的传说在道家典籍记载颇多，当然多有神化玄幻的色彩，但是，它的故事大都有传说为基础，并不完全是向壁虚造，它的传说基础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纬书，而纬书同样不是向壁虚造，它的记载很多来自于远古和民间传说，很多先儒所不屑的传说被它不加辨别的吸纳。

三皇的传说可能就是这样被吸纳进来的， 天皇初相应该就是那个骧首龙身十三头、身佩九翼的怪物 ，当然这个形象也应该也是经过若干年流传变迁的产物，真实的初相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知道了。

在后人追溯华夏起源和帝王世系的时候，把这个十三头的家伙搬了出来，让他成为了继盘古而治的上古帝王。

但三皇源头真身应该是神，传说中颛顼曾经绝通天地，在颛顼以前是人神杂处。孔子曰：“以化合神者称皇，徳合天者称帝，徳合仁义者称王”，《辨证论》说：“天皇氏淡泊自然与极同道”，陆希声《道德经传序》说：“周之末世其几矣老氏以三皇之质以救其乱”。

所谓“自然”“无为”本就是天道，所以，皇道即是天道。《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一者，太极也，混沌也，其非天帝而何？

《周本纪》载：“殷之末孙季纣， 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 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 ”，天皇，似乎跟这个有类似的属性。

关于上古三皇的事迹实不可考，但是三皇对华夏民族的影响却很深，对于我们研究 历史 的人来讲，首先需要有一个史观，所以就必须把三皇这段上古传说做一个梳理，主要是要知道它在古人眼中的地位和对 历史 的影响。

汉代孔安国序《尚书》，第一次将三皇与伏羲、神农、黄帝画上了等号，但是这种说法与司马迁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列为五帝一样，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最早的三皇指的应该就是天、地、人三皇 ，不过这种三皇的叫法应该也是后起的 历史 归纳法，《周礼》说“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可见 传说中的三皇其实不只有这一组 。

天、地、人三皇并不是古代象牙塔里的东西，并不是文人和 历史 学者之间的文字 游戏 ，而是古人心中的一种 历史 和文化归属。

邱濬《大学衍义补•卷六二》载：

这是 历史 上皇家祭祀三皇的开始，此时的三皇显然是受到了孔安国等人的影响，跟天、地、人三皇区分了开来，成了所谓的“前三皇”和“后三皇”。

古代皇家庙祀先祖，最早就追溯到“前三皇”，三皇以前的祖先，有陵墓的派人去守陵，因为年代久远荒茫，不立庙祭祀。

研究 历史 ，就要进入到古人的 历史 环境和思想背景之下，在清代以前，古人大都是相信“前三皇”的存在的，不过同样也承认三皇之事年代荒茫不可稽考。直到清末，崔述等人开疑古之端，认为三代以前很多 历史 都是杨墨之徒杜撰，从而直接否认上古史，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后魏书》中讲了一件事，说后魏献文帝拓跋弘，想将帝位提前让给太子，群臣就建议道：“ 三皇之世，澹泊无为，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 。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陛下统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

可见，三皇的传说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 历史 文化当中。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在战国甚至更早以前，流传着天、地、人三皇的传说，这个传说的初相应该带着上帝的色彩和神的属性。后人追溯华夏 历史 起源、整理帝王世系时，把这个上古的传说整齐成了上古的帝王，于是就有了“三皇五帝”的说法。

后来的 历史 研究者，知道三皇之时荒昧不可靠，于是就把伏羲、神农、燧人、女娲、黄帝等这些传说中的古帝王和三皇的称号对号入座。于是，华夏的 历史 和可考的帝王世系就从这个新版“三皇五帝”开始了。

盘古化育，三皇继治，上古三皇的资料查找了很久，也思考了很久，可是迟迟不敢下笔。

千百年来，都以古三皇之时荒茫不可考，所以没有人敢去考证这段比传说还久远的传说，我当然也不敢。

但是，鉴于三皇是我国上古传说中帝王世系中重要的一环，而且是历经时间最悠久的一环，想要梳理华夏时间线不得不写一下这一段，所以虽然经过了几天的准备但是下笔时仍然是没什么头绪。

只好写在这里聊以备缺， 抛砖引玉，以待来者 。

文|王玄陵

参考阅读：盘古，一个南方少数民族的传说，是怎样变成华夏民族创世神的

参考文献

所谓“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家谱是中华三大文献之一，产生于上古时代，完善于封建时代，是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历史图籍，属于珍贵的人文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起初，家谱用于记载帝王家族血缘世系，后来逐渐扩散到大小贵族，最后才扩散到了民间。到了汉唐时期，中国家谱非常发达，平民百姓都热衷于修家谱。然而，由于历经五胡乱华、五代十国、宋元战争等战乱，很多家谱已经消失在历史烟云之中，如今现存的古老家谱多数是在明清时期纂修，并非原先的实物家谱。

随着地下文物不断挺身而出，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古老家谱再度重现天日，尤其殷墟出土的一份完整的甲骨文家谱，属于中国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揭开了三千年前家谱的真面貌。

我们都知道，家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帝王家谱，一种是平民家谱。

帝王家谱，通常被称为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皇明玉牒等。上古五帝与夏商周三朝王族传承，在史书上都留有详细的传承，司马迁的《史记》中分别记载有五帝世系、夏朝世系、商朝世系、周朝世系。历史上的诸侯国家谱，也基本可以归于此类。

因此，如果论及中国家谱记载的最古老家族，那么必然是上古五帝，后人经过整理，将五帝传承一一记录在案。

然而，无论是五帝传承世系，还是夏商周三朝世系，都只见于史书，而没有留下最原始的实物家谱。即便是在殷墟出土的零散的甲骨文中，学者只是研究整理出了完整的商朝世系，在甲骨文中并没有发现直接刻写的商朝世系。

幸运的是，甲骨文中尽管没有直接的商朝世系，却有一个诸侯国较为完整的实物家谱。

迄今为止，中国一共出土大约15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文，其中有三件可以确认为家谱，即《殷契卜辞》第209片、《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1506片，《殷墟文字乙编》第4856片，其中最为完整、最有价值的是第二件，也是截止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家谱。

儿（倪）先祖曰吹。（第一代）

吹子曰卫（第二代）

卫子曰燕（第三代）

燕子曰帷（第四代）

帷子曰壹（第五代）

壹弟曰启（第五代）

壹子曰噩（第六代）

噩子日徕（第七代）

徕子日洪（第八代）

洪子日御（第九代）

御弟日修（第九代）

御子日射（第十代）

射子日商（第十一代）

刘正教授认为，这应该是商朝一个附属诸侯国（或为倪国）的家谱。姓氏源流考证记载，倪姓来源有多个，但最符合标准的只有一个，即商朝有一个叫“儿伯”的诸侯，将其中一个后代封于儿，或因大功而被商王封于儿，后人以此为姓。因此，这一甲骨文家谱很可能就是“儿伯”后人所留。

倪姓诸侯的家谱记载极为简单，但传承却非常清晰，其中第一代姓名为倪吹，第五代与第九代是“兄终弟及”，然后又再度传回兄长之子，反映出倪姓诸侯国传承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主，兄终弟及制为辅”。一直以来，传统观点是商朝实行“兄终弟及制”，但甲骨文出土之后，尤其是学者整理出的商朝世系发现，商朝已经开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因此这一制度并非始于周朝。

这一家谱大约何时刻写的呢？著名学者陈梦家认为倪姓家谱大约形成于商王武丁时期，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武丁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因此这一家谱形成时间距今3270年以上，倪姓第一代倪吹应该是商初被封国。经过三千多年的传承，如今倪姓大约有150余万人口，中国姓氏排行榜上位居第118位。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这一意义非凡的甲骨文家谱却不在中国，而是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上世纪，英国传教士库寿龄和美国传教士方法敛，从中国古董商人手中收购了这一块甲骨文，然后转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迄今一直保存在大英博物馆。

实际上，甲骨文流失远不止这一块，甲骨文横空出世之后，立即引起洋人注意，不少洋人开始收购甲骨文，导致一大批甲骨文流失海外。据学者胡厚宣统计，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首次发现，共计出土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中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流失在海外的甲骨文超26万片，其中日本一共有12443片，占据了近50%。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文，成了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一、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先秦重要史籍《世本》为我国家谱的开山之作，其内容系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记录，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等。魏晋时期，门阀势力盛行，家谱成为门阀豪族势力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的重要工具。

二、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其他儿子即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仅继承其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随着世代的推移，一个宗族扩展到旁系林立时，仍然可以通过尊奉大宗的方式被约定在血缘集团之内，而不会导致零乱。上述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叫宗法。宗法制在周代极为完善，后世或尊行大宗之法，或恪守小宗之法，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变通处理。

三、事宗礼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居住形式，族人常恪守的事宗礼包括：平居遇事应咨告宗祠，如祭祀、嫁女、聚妻、凶事、生子、易名、出外求学、荣归故里等。如遇族内发生吉凶大事，宗子需率全体成年男性族人赴祠禀告，祭祀先祖。祭毕合族会食。

四、义田

指宗涝用于赈恤族内贫寒人家和奖励贞节义行的田产，始创于北宋范仲淹。义田大多由宗族显贵捐献而产生的，一般设有专人管理，以防族人侵渔，并且不准典卖，地权比较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人的生活困难。清朝政权考虑到义田的巨大作用，严厉惩罚那些盗卖义田的不孝子孙，以保护宗族公产。

五、家讳

即家族或家庭之内的忌讳，又称“私讳”，与“国讳”相对。古人视直呼尊长姓名为大不敬，故晚辈在日常言谈和使用文字时，要回避祖、父等长辈的名字。

六、排辈

宗族内以宗谱规定辈分用字以公开族人所处的辈分。族人在命名时(尤其是男性)，名字中必须含谱定辈分用字，放于名字中间，俗称某字辈，以此作为族人相互关系的标志，防止族内人际关系发生混乱。

七、 遵昭穆

是在周代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的前提下，为适应宗族组织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行辈标志制度，其盛于西周，后世则仅用昭穆表示辈分如父子的关系。其制，在确定宗族庙次和墓次时，始祖居中，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左昭右穆，依次转换，以使在祭招、丧葬、继承和赐爵等礼仪活动中明确区分行辈，严防宗族内部的辈分发生紊乱。

八、 九族

是先秦时期概括宗亲关系的一种说法，以西周为最典型，见于《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关于九族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古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九族全系父系宗亲，即指上至高祖，经曾祖、祖、父、已身、子、孙、曾孙、直至玄孙的九代的合称；其二，认为九族亦包括异姓有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认为几族亦包括并姓百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九、六亲

即六代宗亲。古代有宗族亲情到第六代为止的民间成规。到了第六代，即出了五服，已无亲情关系。宋代以后，以族规、义田、家训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开始兴盛，宗族亲情被无限延伸，以激发族人的木本水源之思，但仍然注重六亲之制，只不过与六亲之外的族人可以保持较谈的宗族亲情。

九、 谱学

自有文字出现，即有早期的人物记录。由简单的零散的记录发展到连贯系统的世系记载，由分衍世系到综合为后来的整体宗族世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创造了人记录自己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专著，这就是谱牒。

十一、谱法

所谓谱法，是按一定的规则制度、体例进行编撰谱牒的方法。这个方法，其要点就是怎样完整、准确、明了、有序地记载族人世系及其有关事项。

十二、支谱

顾名思义，支是主干之外的分支，意属为同祖之下分衍的众多后裔，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派。所谓支谱，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即局限在该祖之下的一个独特分支。

十三、家乘

家乘，原意为以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录。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家乘属于家谱的范畴，因此后有少量的家谱也冠用家乘。家乘是从“史乘”袭用而来。冠用家乘的不太多。

第一，齐家治家。

与儒家倡导的“齐家”思想相适应，传统家训都把家庭和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作为“家道隆昌”必不可少的条件（参见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对于“齐家”、“兴家”的极端重要性。在强调睦亲齐家的同时，传统家训特别是宋代以来的家训大都总结、传授家政管理、家业置办等方面的具体经验及详细措施。

传统家训在论及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调适时，主要是论述父子、兄弟、夫妇“六亲”（“六亲”也有其他说法）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家之亲，此三而已也”（《颜氏家训》）。当然，家训也谈及亲属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如司马光《家范》中就论述了甥舅、舅姑等姻亲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时，传统家训基本上以儒家家庭伦理思想为依据而加以阐述和发挥。

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慈子孝。由于封建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家庭财产的继承，家庭权力的转移都是由父辈决定的，因而子辈绝对地服从、孝顺父辈就成为最根本的家庭道德规范。《袁氏世范》说：“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值得提出的是，尽管家训的作者们无不将“子孝”作为处理父子关系的主要方面，有的甚至宣扬“愚忠”、“愚孝”，但也有不少家训同时提出了“父慈”的要求，要家长在不失权威的条件下，对子女家人宽以待之。如明仁孝文皇后所言，“上慈而不懈，则下顺益亲”，否则“父不慈则子不孝”，于己于家都不利。许多家训还对家长提出了正身率下、爱子贵均的要求，认为假如家长持心不公，家庭必然不和。

在夫妻关系上，强调夫义妇顺。古代家训深受封建纲常礼教的影响，同样以“夫为妻纲”、“男主女从”作为调适夫妇关系的行为准则，宣扬“烈女不更二夫”等男尊女卑的观念，但也有一些家训主张一夫一妻，“嫁女不论聘礼，娶妇不论奁赀”（姚舜牧：《药言》），反对“从一而终”，夫死允许改嫁（蒋伊：《蒋氏家训》等）。

在兄弟关系上，强调兄友弟恭。兄弟妯娌间的和睦相处甚至是“齐家”更为重要的条件，如《颜氏家训》所说，这是因为兄弟之间“各妻其妻，各子其子”，易生嫌隙。兄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妯娌之间的团结合作才有了保证。

传统家训在论及治家之道时，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一是严谨治家。封建家长们深知兴家之艰难，在家庭的管理上都非常谨慎，譬如《袁氏世范》的《治家》篇就有72则，几乎涉及家务管理的各个方面。二是勤俭持家。“一粥一饭，当思来自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家训》）不少家训还具体规定了宴会、衣服、嫁娶、丧葬、祭祀等的标准，严格控制开支。三是忠厚传家。许多家训都要求家人宽柔慈厚，说明“祖宗以厚德启其后昆，则寝昌寝炽，子孙削薄其德，丧败随及”（张履祥《训子语》）的道理。四是善视仆隶。在处理主仆关系时，传统家训除了强调严加管束仆隶一面外，也要求家人善待他们。如袁采叮嘱家人，婢女大了要送还其父母，仆隶无家可归者应养其老；郑板桥嘱咐弟弟烧掉前代家奴的契约债券等等。

第二，教诫子弟。

由于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修、齐、治、平的统一，把“修身”视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受其影响，作为家庭教育教科书的家训也都把教育子弟家人立身修德摆在突出的位置而反复强调。其主要内容有：

蒙以养正。家训的作者们很是强调早期教育对子女成材的重要性，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孝友堂家训》），反对溺爱、宠爱孩子，将爱与严格要求结合起来。

励志勉学。许多家训都勉励子弟立大志、成大器，做一个有作为的人。认为“人无志，非人也”（嵇康：《家诫》）。有的家训还阐述了立志与成学的关系，“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诫子书》）。家训的作者们还把自己的治学经验、方法传授给子弟，以培养他们的良好学风。

应世经务。难能可贵的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仍有许多家训都要求子弟耕读并重，学些技术、手艺，以自食其力、自立于世。陆游“时时语儿子，未用厌耕锄”（陆游：《剑南诗稿》）。霍韬《渭崖家训》中论述了子弟参加农耕的重要性，认为“幼事农业，则习恒敦实，不生邪心。”他还主张乡村学校的先生，应该考核学生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凡耻于耕作者应予以休罚，如连犯三次，就开除他的“学籍”。纪晓岚甚至颠倒了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排列次序，向儿子灌输“农居四民之首，士为四民之末”（《纪晓岚家书》）的崭新观念。《庞氏家训》等家训著作中还写入了一些农副业生产的经验。

奉公清廉。不同时代、门第的家训中都教诫家人清白做人，勿贪勿奢，注重节操名声，特别是一些官宦家庭的家训。赵鼎的《家训笔录》认为“凡在士宦，以廉勤为本”。包拯对贪官嫉恶如仇，嘱告家人“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包拯集》卷十《补遗》）并命人刻在石上，以诏后代。

报国恤民。这一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帝王、仕宦之家的家训中。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清圣祖玄烨的《庭训格言》都告诫子孙们要不辞辛劳，认真处理国事，关心百姓的生活。许云《贻谋》要求子弟为官者“不论尊卑，一以廉恕忠勤、报国安民为职。”许衡《训子》诗要儿子“身在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

杜绝恶习。在强调进德修身的时候，传统家训无不将戒除恶习放在首位，谆谆告诫子孙千万不要沾染赌博、酗酒、游手好闲、搬弄是非等不良习性。要他们知错能改，“有过不能改，知贤不能亲，虽生人世上，难为人上人。”（邵雍《诫子吟》）还有不少家训详细规定了对沾染恶习的子弟们的惩罚措施，轻则杖责、鞭挞，重则免祀、开除出族，甚至处死。

第三，处世指导。

一个家庭、家族要自立于社会并获得发展，不仅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与外人的关系，因而传统家训在教诫家人子弟时，大都结合自己的经历及处理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的经验，传授处世哲学、处世之道。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和待乡曲，宽厚忍让。许多家训都一再叮嘱家人要谦恭谨慎，宽厚待人，特别是对乡亲邻里，更要“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郑太和等《郑氏规范》）

审择交游，近善远佞。朋友关系是五大伦常关系之一，许多家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社会环境和友邻品行对子弟成长的重要影响，反复教诲他们要慎重交友。近君子，远小人。交“敦厚忠信，能攻我过”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傲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朱熹给长子书》）。

救难怜贫，讲究人道。不少家训中都体现了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教育子弟家人发扬人道精神，量力济人。

明哲保身，谨言慎行。在缺少民主的专制时代，鉴于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事实，不少家训都教育子弟恪守深自韬晦的处世之道，“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个人不如少识一个人”（高攀龙：《家训》）。

二

传统家训在对子弟家人实施上述基本内容的道德教化时，在途径和方式、方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绝大部分是行之有效的。择其要者，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教化制度化。

比如建立定期的“家庭民主生活会”制度。这是一个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相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不少古代家庭的家训中都有具体的规定。譬如《庞氏家训》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五两天召开家庭会议，合家老小都来参加。会上，各人讲述半个月来的劳动生活情况及所见所闻，“或善恶之当鉴戒，或义所当为，或事所当己者，彼此据己见次第言之。各倾耳而听，就事反观，勉加检点。”这样的生活会可以收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效果。家训还规定“家庭民主生活会”大家轮流主持，形式、时间不拘。凡是无故不到会者，就是“自暴自弃之人”。

第二，教化途径、方法的多样化。

一是注重家风的陶冶。不少家族都十分注意纯朴、善良、正派的家风对子弟品德养成的重要影响。如唐代3700多人同居、19代共饮、被皇帝赐以“真良家”的江州陈氏家族，以及横跨宋元明三代，被元、明两代皇帝屡次旌表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正是依赖家庭和睦、子弟孝顺、勤业守法、积善累德的良好家风的传承才自立于当时、传名于后世的。

二是以身立范、立教，潜移默化地陶冶子弟的品德。不少家训的作者对于子弟既重言传，更重身教。例如明代袁参坡的夫人李氏，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却是一个人格高尚的女性。她不仅对前夫的孩子视如己出，而且以自己的榜样示范给他们以勤俭持家、体恤贫穷、宽以待人、以德报怨等美德的熏陶（参见袁衷录：《庭帏杂录》，《丛书集成初编》第97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被誉为“立身行己之要，型家应物之方”的明代官吏温璜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成为一个忠君报国的忠臣。他在清兵南下时率领军民坚守不降，最后全家自杀殉节。《四库全书》的编撰者们在《温氏母训》的提要中转引了这段史实以后，对温母的家教作了这样的评价：“知其家庭之间素以名教相砥砺，故皆能临难从如是，非徒托之空言者也。”（《四库全书》第717卷，522页）原刊印者在《跋》中也评论温母“所身教口授者，信乎家法有素而贤母造就不虚也。”（同上书，529页）

三是运用格言箴语、诗词歌诀体形式，以收易记易循之效。这些形式的家训读物生动明快，便于记诵和践履。如徐奋鹏的《教家诀》、庞尚鹏的《训蒙歌》、邵雍的《诫子吟》、范质的《戒从子诗》、陆游的示儿诗等等都是很有名的。还有一些以箴言、格言、警语的形式写成的家训，如曾作为蒙学读本、流传很广的清代学者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明朝官吏吴麟征的《家诫要言》等等就是这样的家训著作。

四是填写《功过格》，以知非改过。教育家人用填写《功过格》的方式以培养自己的品德，可以说是一种十分新颖的做法。明代袁黄的家训《训子言》中就向家人介绍了自己通过这种形式砥砺德行的具体方法。他将“功格”和“过格”各分为50条，每一条都标有做此事后应得的分数。要求儿子每天晚上认真填写，这样“日日知非，日日改过”，道德水平就逐渐地得到了提高。

五是刻石立铭，以便于时时对照检查。这种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明代陈继儒的家训著作《安得长者言》的导言中说，他平日将所思所闻随手题在屏风上，以便子孙们躬耕之余阅读，受到教育；吕坤将他为家人子弟制定的居家做人、积德行善的《孝睦房训辞》撰刻在“戒石”上，要他们“朝夕诵思”，检查自省；清代的左宗棠要儿子将其信中有关修身做人的训示，贴在墙上，经常反思。还有不少家族将家训悬挂于祠堂或载于家谱，要合家老小对照实行。

第三，奉行“明刑弼教”的宗旨，辅以家法、族规的约束。

运用惩罚手段加强对家人子弟的规戒，是宋代以来家训的一个发展，宋及以后的不少家训中都对违背家训者作了惩治性的规定。这与中国儒家所提倡的“德主刑辅”的主张是相适应的，不少做出惩罚性规定的家训的制订者们明确指出其目的正是为了对族人、子弟的教化、训导。清代安徽环山的《余氏家规》指出：“家规之设专主于教，宜无事于法，然不能不借法以行教。”（《余氏宗谱·家规》）这样，教化辅以惩罚，更有利于约束品行不端的子弟、族人，避免违法犯罪而导致整个家族罹祸。这对保持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对于维护宗族成员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家法族规督促族人严格遵守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规范，也从家庭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入手强化了国家法律，维护了封建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三

仅就上述传统家训教化的这两个方面而言，就有不少内容能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先，在教化的指导思想上，扬弃教家立范与修齐治平相统一的家训宗旨，通过强化家庭教育来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

在封建社会，将家庭教化提高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寒松堂集·奏疏》）。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就亲自制订、颁布了包括“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做非为”在内的《教民六谕》，强调家庭教化。尽管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但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公民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仍然要以家庭教化为基石。家庭教育搞好了，公民的道德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公民道德素质养成的内容上，弘扬传统家训教化的积极因素，为我国现阶段的公民道德建设服务。

传统家训发展、盛行于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封建纲常礼教的糟粕，这无疑是要批判、抛弃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传统家训文化是父祖对家人、子弟的训诫告勉，因而板着面孔说教的，完全陈腐的、封建的东西就少得多。实际上，实是求是地分析前面所述的传统家训的基本内容，无论是治家齐家的经验传授、对子弟修身做人的训诫，还是对家人处世哲学的指导，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扬弃、借鉴来为我们今天的家庭道德、社会公德的培养和公民健康人格的塑造服务的。

第三，在公民道德素质养成的途径上，汲取传统家训教化注重家风熏陶、养正于蒙、亲情感化等做法，以取得最好的效果。

家风是一个家庭、家族在世代累居、繁衍生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习惯和道德面貌。许多家训都要求子弟继承本家族的清白家风，“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陆游：《示子孙》）。虽然像前面提及的陈氏、郑氏那样的大家庭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是良好的家庭环境、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围显然有利于人们优良品德的形成。

蒙以养正，是传统家训教化的一个鲜明特征。被推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就极为强调蒙养的重要性，清代学者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甚至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从现代教育理论看，从小加强对孩子正确的思想道德教育，是符合教育规律和道德品质养成规律的。“蒙以养正”给我们的启示是，公民道德素质的培养始自家庭，从源头抓起，才能事半功倍。

此外，由于家训教化是建立在血亲伦常关系上的教育，所以父祖在对子孙的教诲中多是关怀慈爱，循循善诱，将亲情的感化与严格的要求统一起来，使得“慈爱不至于姑息，严格不至于伤恩”（仁孝文皇后：《内训》）。亲情爱心的濡染浸润可以使得受教化者爱其亲、信其道，大大增强道德品质养成的功效。

第四，在方式方法上，借鉴传统家训教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上文提到的传统家训教化的许多方式方法，都可以借鉴来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素质的养成服务。比如家长的率先垂范。古代家训教化中非常注重家长、族长、宗正的道德修养，要求家长正身率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家庭成员，不得偏私。家长能够以身立范，子弟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在公民基本道德素质养成的过程中，家长的示范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要培养孩子的优良品德，首先要家长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再如教化的制度化。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既需要家庭的教化基础，更需要教化的制度保证。传统家训的发展史也证明，凡是德风淳厚的家庭、家族，无不是管理、教化制度完善、措施得力的家庭、家族。

四

继承和弘扬传统家训教化为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养成所用，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这里有几种关系有必要强调提出并应该认真探讨。

一是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家训教化内容、途径和方法有许多都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而哪些是应该批判、舍弃的，哪些是应该继承、保留的，需要根据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认真地进行分析、比较、取舍，寻找传统家训教化与我们培养公民道德素质的契合点，使其“古为今用”的价值得到最好的利用。

二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今天的家庭状况与古代的家庭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在封建宗法社会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家训文化亟需加以梳理和创新。继承传统家训教化与实施新型家训教化的关系也就成为一个必须认真探讨的课题。这就需要从事伦理学、社会学及家庭教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

三是家庭教化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坐标问题。如上所说，当今社会中家庭仍然承担着一定的教育职能，甚至可以说家庭教育是整个社会教育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优劣得失、家庭文明程度高低反映和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教育状况和文明程度，而这又依赖于家长的道德素养和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因而家庭教化应成为家庭成员积淀道德品质、建设道德文明的重要环节，我们应该站在这一战略高度认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