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介绍

       所谓的“家乘族谱”，就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的世系表谱，也是血脉的谱系，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繁衍、迁徙、发展的历史记载。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家谱是血族习俗中的重要角色，更是一个家族联系族人的重要标志，也是族人 认祖归宗 的重要凭证。

       家谱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得以传承延续的三大文化支柱：即国史、县志、家谱之一，也是研究国家和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

       家谱的前身最初是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的历史典籍，当时叫谱牒，为了记录帝王家族的血缘关系，以保持继位者的血统纯正。据专家研究，产生两个阶段：一是商代的萌芽阶段，当时有一些简单的 世系表 ，是谱牒的雏形；二是西周的形成阶段，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才逐渐形成。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门阀士族制度 充分发展，当时依据门第的尊卑来选官、联姻、品人，记录家族的士与庶的文献叫谱牒，并有人专门研究认定门阀的高卑，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产生了许多著名的谱学家。当时的谱牒是由朝廷设立的专门机构—— 谱牒局 主持撰修工作， 对自认士族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 。

        隋唐以后， 废除九品中正制度，推行科举制度 ，开始以才选人。谱牒的政治作用逐渐减弱，但还是屡修谱牒，但主要是为了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巩固封建统治。

        到了唐末五代时期，随随着世家大族士家族的瓦解，谱牒彻衰弱，直到消失

       从宋代开始，一些大的家族开始了新式家谱的创修活动。 欧阳修编的《欧阳氏族谱》和苏洵编的《苏氏族谱》开创了宋代编修家谱的先河，并逐渐以欧阳氏和苏氏家谱为典范，以二谱所定谱例为准则。 他和前代所谓“家谱”的最大区别是：属于私人修编，而且是本族人自己编写（本族中有威望的知识分子）。“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钱大昕——清代著名史学家），所以，宋代民间修谱形成风气，而且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续修，并将修谱视作对祖先的一种孝道行为 。 苏洵甚至说：“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 ”

明代修谱更为盛行；

清代编修家谱之风达到了顶点。

        汉族民间称编修家谱为“做谱”。第一次叫“创修”，后来续修叫“增修”或“重修”，一般二十年或三十年进行一次。做谱时，在宗族内设编谱组织，总领人叫“谱东”，管财务的叫“银东”。各门或各支设分支“谱东”和“银东”，各司其职。尽责登记各户人家人口出生、婚配情况，并收集做谱的丁口银。调查完毕，再请文人编写，并请德高望重的有科举功名的人做序。最后手抄或刻板印刷。

      各户领谱时，全族摆宴庆贺，附近的宗族乃至官府也要送礼同庆。家谱由各户分别保管，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有定期“验谱”的习俗。届时由族长召集族人，检查家谱保管状况，如有损坏或丢失者，要视情况给予处罚。还有如祭祖一样的“祭谱”习俗。

建桥难

黄锦建桥

历经风雨

黄锦其人

宗亲关系。

曹家与夏侯两家都是沛国谯县(现今安徽省亳州市)的名门望族，但是从曹腾这一代开始，曹家多在朝廷和郡县做官，甚至有的官位颇高，而反观夏侯家，虽然也是大族，但是毕竟没有官员荫蔽，难免走下坡路。

所以夏侯家开始向曹家靠拢，夏侯渊夏侯惇两兄弟和曹操越发亲厚，在曹操一次犯罪之后，夏侯渊甚至代替曹操入狱，而曹操自然也极力营救。夏侯渊甚至取了曹操的小姨子为妻，从这时候开始，夏侯家也算是曹家的宗亲了。

之后曹操起兵，夏侯渊二人更是直接来投奔，为曹操的大业立下汗马功劳，之后曹操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夏侯渊的次子，两家成为亲家，彼此更加信赖。他们更随曹操南征北战，为曹操统一北方，自立为王打下了基础。

扩展资料

夏侯家主要人物

1、夏侯渊：字妙才，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官至征西将军，封博昌亭侯，率军驻凉州，逐马超、破韩遂、灭宋建、横扫羌、氐。战功显赫。

2、夏侯惇：字元让，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曹魏开国元勋，曹操起兵，夏侯惇是其最早的将领之一。多次为曹操镇守后方，曾率军民阻断太寿河水，筑陂塘灌溉农田，使百姓受益，功勋卓著。

3、夏侯荣:夏侯渊五子，少而有才，七岁而能写文、读经书，过目不忘，曹丕也为之惊奇。十三岁时，与父在汉中，当夏侯渊被打败时，奋而拔剑出战，阵亡。

参考资料

-夏侯家将

　　刘歆于公元23年谋诛王莽事败身死。

　　刘歆--古学鼻祖

　　2004-7-29

　　（前50？—23）

　　自汉武帝尊崇儒术以后，儒学传授出现了昌盛的局面，当时所立学官一般概称

　　之为今文经学。到西汉末年，刘歆大力鼓吹古文经书“好恶与圣人同”，为之

　　争立学官，从而开启了经学史上的经今古文之争。

　　一、王侯世家 书香门第

　　刘歆，字子骏，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

　　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赋等方面都堪称大家。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

　　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刘歆的

　　卓越学识确实

　　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然而，他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

　　要人物之一，政治上与王莽的不光彩事业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这是一个

　　在政治上与学术上都名声很大的人物，了解他的生平和学术，分析其在特定时代形

　　成的特殊的人格与事业，确实是一种十分有趣的事情。

　　刘歆的生年，历史上没有记载。他是刘向的第三子，刘向生于公元前77年。从

　　刘歆的生平交往看，他与王莽（公元前45一公元23年）年岁大体相近，但他又与著

　　名学者扬雄交往较深，扬雄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9年。又《欲传》云，其

　　“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将此事

　　系于成帝建始元年，即公元前32年。按“少”者，年轻人也。刘歆此时当已在20岁

　　左右。由以上诸项看来，刘歆大体年长于王莽，而又稍晚于扬雄，出生时间可能在

　　公元前50年（汉宣帝甘露四年）前后。他是公元23年自杀的，享年大约为73岁。

　　研究刘歆，不能忽略他的宗室出身。他的六世祖名交，字游，是汉高祖刘邦的

　　同父异母弟。在刘邦抚定三秦，与项羽争天下时，刘交一直随侍左右，很受亲信，

　　所以在汉高祖六年被封为楚王。四世祖刘成有子五人，长子礼嗣，其余诸子皆封侯。

　　吴楚七国之乱，刘戊兵败自杀。其子刘富，因反对叛乱，事前已奔逃京师，得以更

　　封为红侯。富子辟强，学问出众，但不肯出仕。辟强子德，为刘歆祖父，在昭、宣

　　之世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德之次子，12岁时就以父荫任为

　　辇郎，20岁为谏大夫。其后曾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刘

　　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年72卒。刘向学问渊博，

　　著述宏富，撰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五经要义》、《世说》、《列女传》、

　　《列仙传》、《新序》、《说苑》等百余卷。

　　可以说，刘歆的祖辈多数都有做学问的传统。到刘歆成人之时，虽家世不如当

　　初显赫，却仍凭着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职位，“家产过百万”。

　　出于严格的家学渊源和个人的天赋，刘歆很早就以才学闻名。成帝之初，亲信

　　大臣就推荐说“欲通达有异材”。由此爱到召见，他“诵读诗赋，（帝）甚悦之”，

　　以至成帝想当场任其为“得入禁中”的中常侍。只是由于大

　　将军王凤的反

　　对而未能得逞。史书上记载这一事件时说：“（帝）欲以（歆）为中常侍，召取衣

　　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

　　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刘歆只得到了一个待诏宦者署的

　　黄门郎职位。

　　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

　　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步兵校尉任

　　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黄门郎刘歆等参加，对中秘之书，进行系统的整理

　　编目工作。刘向逝世不久，汉哀帝下令刘歆领校五经，以完成其父未竟之业。两年

　　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

　　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

　　刘向、刘歆父子领导的这次校理群书的工作，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

　　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雠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

　　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

　　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

　　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

　　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编

　　制目录，首先是在每一本书校勘誊清后，由刘向父子集其篇目，叙其旨意，写成叙

　　录，也就是后代的提要。然后，又将各书的叙录集合一起，按部类抄成一书，称为

　　《别录》。这主要是刘向完成的。最后是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

　　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计七卷，其《辑略》为全书的

　　叙录，其余六卷，“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

　　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

　　13219卷。《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

　　流、类别含义等，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

　　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刘歆本来从其父学习《诗》《书》《易》和《谷梁传》，在经学上很有造诣。

　　在勘校中秘藏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用先秦古文抄写的《春秋左氏传》，特别喜爱。

　　于是，他一边向研治《左传》有师承的尹成和翟方进学习，请教书中的许多问题及

　　其义理，同时，和父亲刘向一起讨论、辨析《左传》的内容。还以《左传》“教授

　　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将《左传》与当时已立于学官的《公羊传》

　　《谷梁传》比较，他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

　　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左传》的价值，在《公羊》、《谷梁》

　　之上。他提出《左传》以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都应该立

　　于学官。哀帝让他与五经博士商量，但博士们根本就不理睬刘歆的意见，而采取

　　“不肯置对”的态度。原因很简单，研治儒家经书早已成为“禄利之路”，同

　　意《左传》等立于学官，岂不是要五经博士们让出一些禄利来哩！刘歆见无法沟通

　　语言，于是写了《让太常博士书》，叙述五经产生与流传的历史，古文经发现的经

　　过及其价值，说明皇帝同意研究将《左传》等立于学官，是“继统扬业，亦闵文学

　　错乱”；严厉地批评博士们“专己守残，党同门，拓道真，违明诏，失圣意”的狭

　　窄胸襟。这封信捅了马蜂窝，引起了博士和所有研习今文经的儒者的怨恨。名儒光

　　禄大夫龚胜以辞职表示抗议，以治《诗》起家的大司空师丹则上书控告刘歆“改乱

　　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得罪了执政大臣，又经受不住众多儒者的攻击，虽然

　　得到哀帝的回护，也觉得无法在京师立足，于是请求到外地做官，从而先后任河内、

　　五原、琢郡太守。后来因病免官，再起为安定属国都尉。

　　可以说，在50岁以前，刘歆主要是潜心于撰述的一个学者，虽然他在经学、目

　　录学等方面造诣日深，成就甚大，但在政治上却屡屡受挫，最后竟然被排挤出京师，

　　申张古文经的愿望也成为泡影。

　　在远谪五原的日日夜夜，他痛苦地思索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其《选初赋》

　　就是他这一反思的流露。在赋中，他追忆“遂初之显禄”，把自己远离京华为五原

　　太守说成是因自己“好直”“为群邪之所恶”，联想到仲尼陈蔡之厄，屈原放沉于

　　湘渊，他痛感古来“方直”之士必为世俗“难容”。从而深深地悟出一个人生的真

　　谛——单纯做学问是毫无出路的，说：“玩琴书以条囗兮，考性命之变态。运四时

　　而揽阴阳兮，总万物之珍怪。虽穷天地之极变兮，曾何足乎留意？”他想从此“守

　　信保己比老彭”，却又不甘心“降皮弁为履，公室由此遂卑”。他觉得自己如“韫

　　宝而求贾”，总希望有一天“赖祁子之一言”而使“善人之有救”。不久，这个

　　“祁子”终于出现了，他就是王莽。

　　二、助莽篡汉 位至国师

　　原来，当刘歆初入仕途为黄门郎不久，以孤贫恭俭而声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凤

　　临终之托而为黄门郎。两个出身豪贵而又博学的年轻人从此结下了较深的情谊。经

　　过几十年的奋斗，野心勃勃的王莽终于“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哀帝死

　　后，他更被举为大司马，独掌政权。为了给最终篡权作准备，王莽胁持上下，设计

　　诛灭政敌，拔擢党羽。失意的刘歆成为王莽拉拢的对象。王莽把刘歆召回京师，先

　　任命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官为中垒校尉。不久，王莽为安汉公，随即任刘歆为

　　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让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这时的刘歆已成为学术文化

　　事业的最高***。他借助王莽的权力，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

　　《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不久又立《乐经》，从

　　而将过去的五经增为六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30名，每一博士领弟子

　　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徵召各地通晓一艺教授11人以上，以及懂得

　　《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

　　月令、兵法、文字等学问的人数千人，到京城来“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

　　。在全国兴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

　　从王莽来说，为了实现政治欲望，也需要有一种新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

　　而刘歆所鼓吹的古文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左传》和《周礼》，颇有一些利于其篡

　　汉夺权的内容，所以他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支持刘歆推行古文经学，同时换取刘歆

　　等人利用古文经学为其固位、篡权和托古改制制造舆论，提供谋略。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把女儿许配给平帝为皇后，刘歆等人就占卜说：“兆

　　遇金水工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并为之“杂定婚

　　礼”。由此，王莽得加号“宰衡”，其子王安、王临皆封侯。

　　元始四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刘歆典其事，其制度之盛，无与伦比。从而

　　赢得天下儒生学士的好感，他们上书认为这是比“唐虞发举，成周造业”更有意义

　　的事业，要求给王莽“位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

　　二驷。”王莽得加“九锡”，成为无冕的帝王。

　　元始五年，刘歆作《钟历书＃与《三统历谱》。前者从钟律的考定，以恢复古

　　代的乐律。后者从其父“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理论出发，

　　考其三代历日，从而探索历史变化与天命的关系。两者后来都成为王莽篡权建新的

　　基础理论。此年底，平帝苑，王莽更仿周公，为“居摄践柞”，一切“皆如天子之

　　制”、“民臣谓之摄皇帝”。除了未加冕以外，一切都与皇帝一样了。而刘歆

　　也因之被任命为少阿，成为“四少”之一，地位比前提高。

　　居摄二年（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王莽，立宗室刘信为天子。王莽任

　　命孙建等七人为将军，率兵征讨，刘歆也被任命为扬武将军，屯兵于宛。直到翟义

　　被平，刘歆才归故宫。

　　居摄三年，王莽的儿子王安、王临皆封公，孙王宗封为新都侯，侄王光封为衍

　　侯。九月，王莽之母功显君死，为了进一步明确自己万尊之位，王莽让太后下诏议

　　论莽之丧服。刘歆率博士诸儒78人上书，追述了伊尹和周公居摄使殷、周兴盛的历

　　史。言王莽因“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而居摄践柞，盛赞三年来王莽“茂成天功，

　　与唐虞三代比隆”，乃“圣哲之至”。说王莽“以圣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诏，

　　秦汉大宗之后，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万机之忧”，“与尊者为体，承宗庙

　　之祭”，根据《周礼》“王为诸侯缌纟衰”、“弁而加环纟至”的规定，王莽对母

　　丧宜“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很显然，这里已不是单纯的议丧服，而

　　是要从礼制上把王莽抬到最尊的地位。此前，王莽名义上还是“摄皇帝”“假皇帝”，

　　现在有丹石文的“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瑞兆，又有如天之功，王莽无论从天意、

　　从功劳、从礼制上都应该是真皇帝了。

　　由此，在刘歆带领或启发下，各地钻营之徒纷纷奏上符瑞，其中梓潼入哀章作

　　铜柜，有两印案封题，称此为高帝庙之图策文“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并

　　有辅佐11人包括王舜、刘歆、王兴、哀章诸名。据说在此前后，共有德祥五事，符

　　命25，福应12都是督促王莽代汉的符命。甚至当王莽等人还犹豫不决时，大神石人

　　又说道：“促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王莽“畏天命”，于是承应天意，当上

　　了新朝的皇帝，改元始建国。以王舜为太师安新公，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刘歆为国

　　师嘉新公，哀章为国将美新公。刘歆之所以能由四少跃为四辅，王莽在始建国二年

　　底的一纸谕旨中道出了奥妙，说“嘉新公国师以符命为予四辅，厥功茂焉”。

　　必须指出，王莽之得以篡汉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由于土地过度集中而造成的

　　地主阶级统治的危机是最根本的问题。统治阶级内部，以王莽、刘歆为首的这部分

　　人，终于看出了腐朽的西汉王朝无法维持，而试图以复古改制为旗帜，以推翻刘氏

　　政权为号召，从而达到抑制土地兼并，维持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至于谶纬符瑞之

　　类，不过是神化王莽欺骗世人的手段而已。刘歆讲符瑞，是否出自违心地假造以取

　　悦王莽的卑鄙目的，这是一个历史的悬案。因为，不仅在西汉，就是到隋唐明清，

　　谶纬符瑞之类仍是统治者经常利用的工具。何况他从自己屡受挫折的经历看出了做

　　学问也必须有政治靠山。在经王莽提携而地位不断提高后，他更痛感与其苦苦地做

　　学问，不如设法谋取利禄。当时，扬雄不愿与王莽同流合污，而潜心于著述《太玄》、

　　《法言》请书，以至“家素贫”“时人皆忽之”。刘歆与扬雄是几十年的好朋友，

　　他劝扬雄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

　　后人用覆酱瓿也。”这是一句极有代表性的话，它固然是对扬雄“恬于势力”、

　　“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的规劝，更反映了刘歆的人生观，说明此时的他已不再是

　　一个安贫乐道的纯学者，而是一个热衷于禄利的政治型的学者，他的思想和著述已

　　沾上了厚厚的铜臭和权势欲。他和甄丰、王舜三人“为莽腹心，倡导在位，褒扬功

　　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

　　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前人对刘歆“助成莽篡”的谴责，是有道理的。

　　王莽建新的头几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制”，有的是针对社会矛盾进行的企图

　　挽救危机的措施，有的是为了进一步迷惑人民进行的一些表面的变动。“改制”的

　　内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是改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

　　一家男口不超过八个的，占田不能过一井（900亩），分余田给九族、邻里或乡党；

　　无田者则按制度受田。这是企图通过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并禁止买卖，来制止日益

　　剧烈的土地兼并和奴婢买卖。二是推行“五均赊贷”和“六囗”法。在长安等六城

　　设五均官负责征收工商税，掌握市场物价，物品滞销时由政府收购，价格上升时再

　　出售之，并给贫民赊贷。这是“五均赊贷”。由政府对盐、铁、酒、铸钱、山泽生

　　产税和上面的五均赊贷实行垄断，叫做“六囗”。其本意是想以此来抑制豪民富商

　　的盘剥，使贫民得以维持最低的生活。三是改变币制。还在王莽当摄皇帝时，就另

　　铸大钱、契刀和错刀三种新币。始建国元年，又废契刀、错刀和五株钱，另铸小钱，

　　与大钱同时使用。次年，又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共五物、六

　　名、二十八品。货币制度屡变，而且换算又不合理。其本意是要抑制商贾的势力，

　　为国家增加收入。此外，王莽还改易官名、官制和行政区划，恢复五等爵制，滥加

　　封赏等。

　　王莽的这些改制措施，往往出自于身为国师公的刘歆。如史书记载：“莽性躁

　　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

　　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行五均

　　赊贷制。为了感谢刘歆之功，王莽在封古帝王圣贤之后时，以刘歆为祁烈伯，奉颛

　　顼后；以刘歆之子刘叠为伊休侯，奉尧后，并为子王临娶刘歆女刘囗，结为姻亲。

　　此时，刘歆的政治地位达到极点，但也潜伏着危机。正如其父刘向在《诚子书》中

　　所说：“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

　　宋人叶适说：“孟子曰‘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也。’人之患在为

　　徇人之学，而欲遂狼狈不可救，悲哉！”刘歆用自己的学问为王莽效力，自己

　　也因之而荣华富贵，但福尽祸至，这种用道殉人的事可得逞于一时，却终究是不能

　　长久的。

　　三、谋诛王莽 事败身死

　　从来建立新王朝的统治者在建政以后最要防范的总是那些辅佐他夺权的开国元

　　勋。因为，随着他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各位开国元勋也必然得到三公宰辅等高位，

　　权力和声望俱著。元勋们一有“邪念”，往往可以利用当初的办法，推翻新皇帝，

　　自己登上九五之位。王莽的新朝是由一帮野心家、政治失意者、投机家，用种种欺

　　骗手段建起的政权，在新朝建立后，他们君臣之间必然因权力分配不均而发生矛盾。

　　前头说过，王莽得以为帝，甄丰、刘歆、王舜是其助臣。王舜与王莽为同曾祖弟兄，

　　且于始建国三年即病死。甄、刘二人就成了王莽的眼中钉。甄丰原来已为大阿、右

　　拂、大司空、卫将军，王莽建国后却只封他为更始将军，与卖饼儿王盛同为四将，

　　已使甄丰不快。甄丰之子甄寻当时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为了给其父争地位，

　　甄寻伪作符命，说新朝应该将陕地分立二伯，以甄丰为右伯、平晏为左伯，王莽不

　　得已封甄丰为右伯。接着，甄寻又以其手纹有“天子”二字而作符命，说王莽之女

　　汉平帝皇后黄皇室主是他的妻子。王莽借口这是对他的怨谤，下令收捕甄寻，迫令

　　甄丰自杀。甄寻逃往华山，到始建国二年底才捕获。在审讯中，甄寻的交代牵连到

　　刘歆两个封侯的儿子刘囗和刘泳，刘歆的门人丁隆，以及一大批公卿党亲列侯，死

　　者数百人。俗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王莽借甄寻案而处死刘歆之子及门人，显然

　　是要给刘歆一点颜色看看。

　　二子及门人被杀，使刘歆受到很大的震动，更重要的是，新朝建立以来社会危

　　机的加深，使刘歆对曾经寄予厚望并为之奋斗的改制失去了信心二王莽的那些改制，

　　不仅没有达到抑制土地兼并减轻百姓负担挽救地主阶级统治危机的目的，反而导致

　　了更多的人民破产，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尤其是其沉重的赋役、残酷的刑法以及对

　　周围各族频频发动的战争，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从始

　　建国三年（公元11年）起，各地农民起义就彼伏此起连续不断，到天风四年、五年

　　（公元17、18年）终于形成以绿林、赤眉为主力的农民战争。刘歆利用王莽改制以

　　安定社会的愿望成为泡影，加之王莽的不信任，于是思想消极，闭门自守，未再参

　　与重大政治活动，也不见在此期间有什么学术著述。

　　对刘歆的第二次沉重打击在地皇二年（公元21年）。刘歆的女婿王临曾被王莽

　　立为太子。王莽与妻之侍者原碧有奸，王临亦与之通，恐事情泄露，于是王临与原

　　碧密谋杀死王莽。其妻刘忄音受家学，能观天象，对王临说，宫中将有白衣会，此

　　为王莽败乱之兆。王临暗喜，以为阴谋将要成功。但不久，王临被贬为统义阳王，

　　心中忧惧，就给病中的母亲写信，言“不知死命所在”。王莽探侯妻子的疾病，发

　　现此信，在妻病死后，就抓了原碧等拷问，知王临有杀父之意，迫令王临自杀，赐

　　谥谬王。进而牵连于刘囗，下诏责备说：“临本不知星，事从忄音起。”刘忄

　　音自杀，刘歆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且加深了对莽的仇恨。而朝野也皆知刘歆已不受

　　信用，所以当王莽召问群臣擒“贼”方略时，公孙禄竟在朝廷上攻击“国师嘉信公

　　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

　　到地皇三年，人们普遍认识到王莽的垮台已势不可免，于是图谶又起。宛人李

　　通以图谶说刘秀言：“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穰人蔡少公也言图谶曰“刘秀

　　当为天子。”道士西门君惠根据天文谶记也向卫将军王涉说：“星李扫宫室，

　　刘氏当复国，国师公姓名是也。”就是说，当时在图谶家中普遍流传着“刘秀

　　当为天子”的谶语。后来建了东汉的刘秀认为这是他将为王者受命的徵验。而与刘

　　歆亲近的一些人则认为是刘歆将恢复汉室为天子的兆验，因为刘歆早在建平元年

　　（公元前6年）为了避新继位的哀帝刘欣的名讳而改名刘秀，字颖叔。

　　这个谶言以复汉为号召，以刘秀为天子，极有号召力。于是两个刘秀就成了人

　　们注视的目标。卫将军王涉和大司马董忠，都深信其谶，几次向刘歆讲天文星宿情

　　况，刘歆没有表态。后来王涉哭着对刘歆说：“我实在是为了和你一起设法保全王

　　氏之族，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王涉呢！”刘歆看王涉是真心诚意，于是将他引为知

　　己，向他讲述天文人事，东方必成。刘歆、王涉、董忠于是共谋劫持王莽，投奔新

　　市、平林起义军所立汉宗室更始皇帝刘玄。当时，董忠统领中军精兵，王涉负责宫

　　廷守卫，刘歆之子伊休侯刘叠为侍中五官中郎将担任殿中警卫，如果三人同心协力，

　　大事可成。可惜，刘歆过于迷信天意，非要等到太白星出现才肯动手。结果在地皇

　　四年（公元23年）七月，被孙极、陈邯告发，董忠被中黄门格杀，刘歆、王涉皆自

　　杀。刘歆等人精心策划的兵变竟毁于一旦，自己也终于丧失生命。刘歆、王涉等人

　　的反叛对王莽的精神打击很大。王涉为王莽叔父王根之子，刘歆为其有几十年情谊

　　的旧臣，这真是所谓“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从此王莽“忧懑不能

　　食，亶饮酒，啖鳆鱼，读军书倦，因凭几寝，不复就枕矣。”行动也更为乖辟。

　　到十月，更始兵入长安，王莽就被分裂身体，支节肌骨脔分，其新朝政权也就在农

　　民起义的凯歌声中宣告灭亡。

　　四、博学淹通 倡立古学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贡献首先是发现了一批晚出先秦经书，使之免于佚失。秦始

　　皇焚书，使许多先秦古籍被禁毁。汉初，才陆续从民间传出。汉武帝独尊儒术，把

　　一批用通行隶书写成的经（今文经）颁为官书，立博士。加上以前文帝、景帝和以

　　后宣帝所立，《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

　　韩，《礼》有大小戴、庆氏，《春秋》有公羊、谷梁，以至“百有余年，传业者寝

　　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与

　　今文经传授的兴盛相比，用先秦篆文写成的经书——古文经的流传却极为冷落，只

　　在民间由经师传授，或者由发现者献上以后，一直藏于中秘府而无人问津。是刘向

　　和刘歆父子在校理中秘藏书时发现了这些经书，使之得以为世人所知，从而为经学

　　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这些经书中，有的文字与今文经有增有异，如《古文易经》

　　比施、孟、梁丘之经增“无咎”“悔亡”等。有的篇章比今文经增多，如《古文尚

　　书》为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壁中得之，孔安国所献，共58篇46卷，比今文经多16篇，

　　即使与今文同者，亦有比其全者，欧阳、大小夏侯之经文的《酒诰》有脱简一，

　　《召诰》有脱简二，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再如《逸礼》，亦为鲁恭王坏孔

　　子宅时发现，总计56卷，其中与今文经同者17篇，其它39篇皆为逸篇，是关于仪礼

　　的古文篇章。还有的全经为今文博士所未见，如《周官经》（即《周礼》），此书

　　在文帝、武帝时陆续发现，仍缺《冬官》一篇，河间献王用千金求购，仍不得，遂

　　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上。因为是讲周代官制的，故称《周官》，

　　刘歆改称之为《周礼》。《春秋左氏传》，汉初为张苍所献，司马迁曾据之写《史

　　记》中的有关篇章，河间献王曾在其封国立《左氏春秋》博士，但因为当时该书经、

　　传别行，又由于武帝崇《公羊》之学，故《左传》不仅不能立于学官，且不为博士

　　官所知。又有的虽与今文经无多异，但因传授师说不同而与今文经有别，如《毛诗》。

　　《毛诗》出自赵人毛亨，其释诗兼诂、训、传三体，自谓系子夏所传，河间献王颇

　　好之，以毛公传人毛苌为博士，但却不得立于学官。

　　这些经书的价值是很高的，但因不立学官，又无人表彰，故传授者极少，据

　　《让太常博士书》所说，当时调查，民间只“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

　　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况且古文经都是用先秦篆文写成，一般学者阅读存在困

　　难，即使读通了也无利禄可言，长期以往，将会日渐失传，“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阂，

　　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只是由于刘歆的倡导宣扬，才使这批古文经书为社会和士人

　　广泛得知，遂转相传习不辍。尤其是《周礼》、《左传》、《毛诗》等终于传流至

　　今，成为经学的重要文献，刘歆当初的发现和提倡之功是不可低估的。

　　这里有必要叙述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的真伪问题。唐代中期以前，

　　对这三部书尚毫无怀疑，汉代今文家只说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并没

　　有说这三部书不是真书，只是反对将其立于学官。唐初修《五经正义》，仍用以上

　　三书。唐人啖助、赵匡始以为《左传》非左丘明所作。宋人苏辙则认为《周礼》

　　中“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到了明代，梅囗则则揭发《古文尚书》及

　　孔传为伪品。清代学者在对古籍进行全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对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所安排的不同体裁，也是相对公正合理的。但是我们不仅有一个疑问，同样是属于汉初三杰，为什么萧何、张良都能被列入“世家”（《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行列，而功勋卓著的韩信只能被列入“列传”（《淮阴侯列传》）呢？

韩信剧照

首先我们先弄清楚“世家”和“列传”的概念。 世家就是世世代代相沿的大姓氏大家族。《史记》中“世家”取名的依据就是"王侯开国，子孙世袭"，也就是诸侯的爵位和封邑世代相传，不曾断绝。而“传”则是记述帝皇以外的一些对当时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事迹（世代相传的人除外），司马迁在《史记》索隐中提到：“列传者，谓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 从此我们了解了“世家”与“列传”的本质区别。

刘邦和萧何在一起（右一为萧何）

根据《史记》记载，丞相萧何与张良都得以善终，而且他们的爵位也顺利的传给了子孙后代，世代罔袭，明显符合“世家”这个概念，也就自然而然的被列入“世家”行列。与此不同的是，韩信则是被人告发谋反贬为淮阴侯后，吕后与相国萧何合谋，借口韩信谋反将其骗入长乐宫中，斩于钟室，夷其三族。

张良剧照

一代兵仙落得了三族被灭的境地，因此他的职位也就没有办法传给后代。而且在封建时代，君主对于造反者的处理方式是很残酷的，造反者韩信也就自然无法被列入“世家”，只能被列入“列传”了。

真正杨家将家谱二十个字是君贤国昌盛，祖德泽光明，家兴仁义致，忠孝永传承。杨侯苗裔说。据《元和姓纂》和《通志·氏族略》所载，杨出自姬姓，晋武公（唐叔虞之子燮的十世孙）时封次子伯侨于杨（今山西洪洞东南范村东古城一带），称杨侯，其子孙以国为姓。

杨氏家谱内容

谱序，主要记述族姓的来源，先世德行、宗族的迁徙和本家谱的编修、续修情况。谱序一般由本族名人或请当时的社会名人执笔，详细叙述族姓的起源、发展和迁徙的全过程。以使后代子孙知道祖先源流和他们辗转迁徙的艰辛。

谱例，也称凡例，说明家谱编修的基本原则，家谱的作用和编修家谱的必要睦。世家，记述本族的名人事迹。诰敕，记录当朝政府对本族人的旌奖文书。像赞，收集本族先祖、名人的画像，在其后写上赞语，歌颂其功德。

世系，这是家谱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自本家族的一世祖以下，每代每人的女名都按辈分写清楚，一看便知自己的继承关系。传志，记述先祖名人仕宦的传记，以教育后代子孙。家训，对子孙的教育准则。祠规，记述本族祭祀的规矩。祠堂，记载坟墓、义庄等财产情况。

族谱介绍 第一部分：姓氏来源

①清《姓韵》中记载明氏始祖明由，燧人氏时四佐之一，②而其他书籍中均记载明氏始祖是秦穆公时丞相百里奚及孟明视之后。由 于中国历史的断代，而无史料可详考。 ( 司马迁写《史记》将孟明写成百里奚之子，而春秋时典籍均无此例。 ) ③北魏鲜卑壹斗眷氏改姓明氏 ( 也无可考查 ) 。

第二部分：明氏郡望

①平原郡：明氏住在平原郡鬲县 ( 即今山东陵县及德州德城区 ) 。鬲在东汉时为侯国，上古时有鬲氏住地。明氏平原鬲人史称世家大族，始祖百里孟明，明氏在于汉朝帅部治兵，文武光于秦代。代表人物有西晋明褒，明普，明预等，有东晋未年及南北朝时期明玩及其子孙僧胤、僧绍等，明俨、明亮、明丕、明协，文才武功均一时之冠。明氏的婚配往来都是世家大族。由于北魏的入侵，明氏散居多处。

②吴兴郡：唐太宗李世民命修《大唐氏族志》一百卷，并压制山东诸大姓士族，因此明氏位列吴兴郡七姓（湖州）之二，与姚、明、丘、钮、闻、施、沈并齐；而在《元和姓纂》之前，《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记载湖州吴兴郡出十六大姓，明氏位列第十六位。由此可见明氏在吴兴郡日渐衰微；也可以看出，明氏显人望家已迁出吴兴，居于它处。我寻找各种书籍，均不能查出吴兴明氏居住在哪县哪乡。希望族中智者见告。

③河南郡：随唐以来有明克让 ( 历城侯 ) 、明罕、明奉世、明恪、 明崇俨、明云腾、明质、明范、明希晋、明俊 ( 平准署侯 ) 等等明氏显人高官而定居。据《明崇俨传》为洛州偃师人，而明氏多位官员葬在洛阳北邙山，其私宅均在洛阳。北邙山为历代皇陵之地，秦始皇的丞相吕不韦也葬在此地，所谓千金难求一方地，而明氏有其中之七八，可见河南郡为明氏郡望也理所当然。再根椐北魏孝文帝于公元 494年迁都洛阳后改鲜卑复姓为汉字单姓，(壹斗眷氏改姓 “ 明 ” ),又命令鲜卑贵族死于洛阳,即葬于洛阳，不得还葬平城(今山西大同);同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郡洛阳县人。

第三部分：明氏的分布情况

明由的后代已不可考查。平原鬲县明氏为百里孟明之后，史书上均有记载，而闻者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明氏从秦国 ( 陕西 ) 到齐国 ( 山东 ) ，中间的来龙去脉、生存、分布也不能确考。

据史书，孟明之后以字为姓，终成平原望族。所以，明氏分布情况当以平原郡为先，金陵 ( 南京市 ) 为次，吴兴郡再次。其中也要顾及河南郡。还有河南的南阳郡 ( 南阳县 ) 。

第四部分：平原明氏 ------青齐豪族

两汉魏晋以来，明氏在平原郡发展成望族。随兵部侍郎明雅墓志记载明氏在于汉朝帅部治兵，文武光于秦代，明雅，平原人也。西晋未，“五胡乱华”，平原明氏多灾多难，经历了后赵、前秦、前燕、南燕等朝代，明氏不屈不挠，始终以发展为硬道理。然后鲜卑拓跋部又侵，史称北魏。晋帝南渡，世家大族随之纷纷南迁到南京地区，明氏一直坚守家园，抵抗北魏的侵入，始终是平原人的领导者之一。南朝刘宋政权也很依赖明氏在边境豪族的地位，明僧胤为冀州刺史，驻扎济南，明僧 皓 为青州刺史，带领的是子弟兵。最后南撤到淮北地区，明庆符在郁洲 ( 连 云港市 ) 任青州刺史。“明氏南渡虽晚，并有名位，自宋至梁刺史共有六位。”但是南朝政权又害怕这些青齐豪族的领导者，所以平原明氏南渡之后并没有一品大员。由此可见，明氏一部分南迁，居于江南；而另有一部分留在平原本地，成了北魏的俘虏。刘宋政权南撤后，青齐一带明氏沦为平齐民，被北魏献文帝下令迁徙平城 ( 山西大同 ) ，并在孝文帝太和年间“例得还乡”。因此北魏统治下的明氏也有了发展和壮大，明丕为绥远将军、阳平、河涧二郡太守、安城乡侯；明协，给事中、郡太守；明亮阳平太守，明赉，辅国将军，琅琊太守；明范，宣威将军，迁雕阴太守。综合以上情况，平原明氏一分为四，山西、山东、江苏、安徽。散居各处，终以吴兴郡为明氏江南郡望。 北朝明氏以洛阳为中心，史书记载的明氏官员也有十几位，而且根据多位明氏先人墓志记载，明氏在山西、河南、山东、陕西、河北均有定居。根据平原明氏世家大族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在后燕朝北撤及灭亡的时候，明氏肯定有官员退到北燕政权中去，即今日之北京、辽宁地区。

第五部分：金陵明氏 ------豪气云天

南朝自刘宋以来，明氏出任官员多达几十位，明俨一支就多达二十余人；尤以僧绍公一支更为显达，皇帝多次征僧绍出仕，他居然避而不见；更以摄山龙峰上的私宅而改为栖霞寺而知名，久历香火而成洞天福地。山宾公二任北兖州刺史，都督诸军事，即以文武集于一身，实为一方诸侯；由于他将官粮私自赈灾而致私宅被封，山宾公哈哈一笑，另买一地而建草庐，连昭明太子也佩服得很。明馀庆日夜苦练武功，其诗中写“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也承其祖山宾公之传，二人均为国子祭酒。文武全才也。由于这些资料均为正史记载，并没有其私第何处，家族居于某乡。但是根据僧绍公长子明仲璋任过临沂令推论，应当在南京栖霞区一带 ( 临沂县侨置在今甘家巷或甘家边一带 ) 。后世北宋朝有参知政事明镐，葬于祖山——金陵龙山。明镐为今日江西南康明氏之先祖之一。而根据镐公碑志，其先祖山宾公，大藩守。

第六部分：南阳明氏 ------文武之冠

根据各种史料记载，百里奚终于秦国丞相，而墓葬于南阳紫山东南七里，又根据北齐平原郡将陵县令明质墓志记载，明质为南阳人，先祖有晋司徒 ( 相当于丞相，但位高权轻 ) 、魏太尉 ( 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位尊而无权 ) 。今日南阳仍有明氏居住。

第七部分：洛阳明氏 ------侯爷世家

明克让归于长安，儿子明余庆在洛阳为官。北周皇帝赐爵历城伯，随文帝加进爵为侯；明褒，带侯加以纶；明 珪 ，大理少卿；明俊，平准署侯，明崇俨，正谏大夫。自北周，随、唐以来，明氏显达人物归于洛阳，史料有几十位之多。但自唐明皇之后，鲜有闻人。查阅江西南康谱序，其始祖明章，五代后梁时人，葬于金陵龙山，后代分布在江西、江苏、湖北、四川等地。我派始祖冕公，五代后汉时在皇都汴梁 ( 河南开封 ) 为工部侍郎，年仅二十四岁，据此可以推断其先人必在洛阳以及 开封 为高官显臣。冕公受汉臣派系之累，终隐于湖北通山，阳新。后代分布在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福建、四川、河南、等地，为今日明氏人数最多者。南宋末年有明泗，河南荥泽县人，官于广东南雄州，遂成两广明氏一派之始祖，今日子孙有万人之众，更有移居香港、台湾、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海外之地区。

第八部分：韩国明氏 ------帝皇子孙

湖北随州明玉珍在重庆立国，史称大夏皇帝。儿子明升继位，败于朱元璋，被发配到高丽居住。归义侯明升遂成朝鲜、韩国一派之始，今日朝鲜、韩国一派子孙有四万之众。而且成立了明氏大宗会，编修《明氏家谱》四卷，每年回重庆祭祖。

第九部分：回族明氏 ------反清复明

明未清初，南明小王朝的义士以及回族中人不服满清的统治，去其本姓而改姓明氏，居住在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和宁夏等地，而且形成集中的 “ 明川 ” ，甚至一乡的人都姓明。至于的蒙古族 ( 元朝 ) ，满族 ( 清朝 ) ，在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只是名字中有明，但不算明氏。姓氏只能去请教历史学家了。比如清代的兵部尚书明珠，本为纳兰氏，全名为纳兰 明珠；又比如明瑞，满族镶黄旗人。姓氏不是姓明。

综上所述，明氏自平原郡始分布于全国各地。文有丞相，武有太尉，称王封侯，代有人出。当今明氏子弟更是人才辈出，文有学者、教授，武有将军，校尉。特别是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我明氏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世家的意思就是世世代代家里都是做官的，这在古代是很常见的现象，因为古代普通百姓家里的教育水平并不高，而且就算学了知识也没地方晋升。而且古代皇帝和官员也都是世袭制，到了三国这种现象才有所改观。那在《史记》里面又是怎么定义世家的呢？为什么有的人被分为世家有的又是列传呢？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对于司马迁呕心沥血写出的《史记》，包括了十二本纪、二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等。其中，世家主要记录诸侯国和汉代诸侯的兴亡，而列传则主要叙述人臣。那么，问题来了，《史记》中，为什么韩信入列传，而萧何、张良入世家呢？

一

首先，萧何进入《史记》的世家是没有争议的。根据史料记载，萧何是沛丰人，是刘邦的老乡。萧何早年任秦沛县县吏，秦末辅佐刘邦起义，史称萧相国。楚汉战争时，他留守关中，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不断地输送士卒粮饷支援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代起了重要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张良的祖父、父亲等先辈在韩国的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州)任过五代韩王之相。除了是六国贵族之后，张良又以出色的智谋，协助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最终夺得天下。

二

由此，对于萧何和张良来说，被司马迁列入《史记》中的世家是无可争议的。不过，对于同为汉初三杰的张良，却没有被记载到《史记》中的诸侯世家中，仅仅是被纳入到记录重要人物的列传中，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在笔者看来，韩信的下场让他已经不足以放在世家中了。刘邦建立西汉后，韩信被解除兵权，徙为楚王。之后，韩信被人告发谋反，贬为淮阴侯。公元前196年，吕后与相国萧何合谋，将其骗入长乐宫中，斩于钟室，夷其三族。

三

相对于萧何、张良，韩信不仅没有做到荫蔽子孙，反而是夷灭三族，这显然不太适合放入到世家中。世家最早出自《孟子·滕文公》，指门第高贵、世代为官的人家，简而言之，世家就是即是世代相沿的大姓氏大家族。由此，对于出身草根的韩信，并没有让自己的子孙世代相沿下去，而是导致被夷灭三族结局，这和古代历史上世家的概念是不符合的。更为关键的是，韩信最终的下场是由于自己谋逆导致，如果把韩信的位置摆的太高，这显然会触怒汉武帝刘彻的。

四

最后，萧何死后被封为文终侯，爵位传于后世；张良的祖父和都曾任过韩国的宰相，死后被封为留侯，爵位传于后世。与此相对应的是，韩信生前被封为淮阴侯，但是其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爵位。既然没有了爵位，自然就不能入世家。总的来说，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韩信因为最终结局的缘故，所以并没有被列入世家中。并且，作为汉朝的史官，司马迁可以将韩信这位谋反之臣放入到列传中，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1

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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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