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如下这个对你是否能有所帮助？

论《辽史》户、丁系年问题

我国历史上的辽朝，自公元916年(神册元年、后梁贞明二年)建国迄1125年(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北米宣和七年)为金所灭，统治中国北部长达210年。但“二百多年，牧区农区，均无人口统计。地理志仅著户数，中京道三韩县一县而外，户数也没有记载，所以大辽人口，只能估址不能计算”①，史实亦诚如陈述先生所说，《辽史·地理志》仅著户数，_且中京道除三韩一县外又均无户数记录。此外，《辽史·兵卫志》相应《地理志》还著有各该州县的乡丁数。《辽史》记载的户、丁究系何年，史书无载，而往日的研究亦少有涉及②。户、丁是研究人口的基础，在缺乏人口统计资料的古代，探索户、丁问题尤其重要。按照人[:I学理论，人L7l(或户、或丁)是指一定时间在一定地域中生存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个人(或户、或丁)的总和，具有鲜明的时空内容‘，如果不能确定人口统计或户、丁统计的具体年代或谓系年，显然就无法研究人口或户、丁的动态过程、变化特点及其规律‘。以统治历史长达210年的辽代为例，其户、丁统计系于辽初和系于辽末，或者系于辽于忆中期，其户丁过程及相关问题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研究辽代户、丁所属的具体年代，无论对研究辽代社会史还是对研究辽代人口史及中国人口史郡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建都以来北京历代城市人l:1规模掀测》一文中，笔者“根据附有户数的州县设置的年代和辽代检括户日的诏令，以及《辽史》资料的主要来源等做综合分析判断”，认为“《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系辽代天庆初年数’，③。在《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一书中，笔者则从1论两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人的探讨，巨认定《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系天庆三年(1113年)统计数④。但与此相关，《辽史·兵卫志》所载州县一丁数属于何年统计，并未及闹述。笔者认为，对《辽史》所记载又彼此相关联的户、J一系年还有必要做深人一步的相关研究，为最终确定((辽史》户、丁系年提供从础性工作。从现存文献记录看，辽于甲产在太宗时期(927一947年)，即已开始“籍五京户丁以定赋役”了，只是“户一J一‘之数无所于考’，⑤。，但山此叮知，辽代赋役以户J一为征收对象。契丹统治者为获得赋役和兵员，满足自身经济与军事的需要，随时诏令检括户口，尤其重视对州县户与丁‘的检括，为《辽史》编纂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户、一J’资料，故《辽史》记载仅限于州县户、

一

l一，致使后世学者认为辽代无人口统计。根据《辽史》的记载推断，辽代200余年，并未建立定期检括或称阅实州县户、]一或户口的制度。侮次检括户丁，均是临时诏令。这是在户口管理与户口统计方而辽代不同于其他朝代之处。同l讨，辽代诏括户一丁或诸路军籍的记录均集，卜在辽圣宗统和年间(983一1012年)以后。但也不能由此得I”统和年间以前辽朝未稗检括户丁的结论。事实卜，在沮渊之盟缔结(辽圣宗统和二卜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l(X科年)之前，因辽宋两国长期处于敌对与战争状态，辽朝政78府为赋役的需要而检括州县户丁‘应当更为频繁，只是文献缺乏记录罢了。好在附有户J一数员的州县建置的年代有迟至重熙年间(l032一1055年)者，使推定《辽史》户丁的系年可以置玉熙之前检括户丁的沼令于不顾，而集中利用重熙之后检括户丁的诏令来判断《辽史》户丁的系年成为可能。因此，缺乏辽代前期检括州县户丁诏令的史料记录不会对推断《辽史》户于的系年产生不良影响。总之，《辽史·地理志》关于州县建置年代及《辽史‘本纪》关于检母丁的诏令与《辽史》关于户丁的记录和资料，为推定《辽史》户丁系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依据。

(一)(辽史·地理志)附有户丁州县的最晚建置年代。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代“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但按《地理志》的记录统计，终辽一代实有5京，12府(含5个京府)、160个州军城及210余县。其建置年代始于辽太祖阿保机建国，终于天柞帝天庆六年(1116年)升上京道泰州之金山县为静州，延续达200年，按J照事物发展的顺序，只有在州县建置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州县境域内户、丁的检括统计，即州县建置在前，而州县所属户、丁的检括在后;在州县建置之前不可能出现该州县独立的户、丁检括，此乃必然之理。因此，拥有户、丁记录的州县建置年代成为判断户、丁检括年代的第一位条件‘)在《辽史·地理志》中拥有户数记录的州县建置年代有迟至辽兴宗重熙年间者。例如:南京析津府景州，本蓟州遵化县，重照中置。户三千。遵化县，本唐平州买马监，为县来属。上京临演府长春州，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照八年置。隶延庆宫，兵事隶东北统军司。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地。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户二千。西京大同府大同县。本大同川地。重照十七年西夏犯边，析云中置县。户一万。据此，《辽史·地理志》所载州县的户数系重熙十七年(1048年)之后的重熙末年及辽道宗和天柞帝时期的统计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按《地理志》，天庆六年升泰州金山县为静州，而价州无户数附载的事实却恰恰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辽史·地理志》州县户数是天庆六年前的检括数而非六年后的检括数。在限定了《辽史》州县户数系年是辽代后期重熙十七年至天庆六年这段时间之后，使根据辽代后期检括户、丁一的历次诏令进一步推定辽代州县户、丁检括的具体年代有了可能性。

(二)辽代后期检括户、丁的诏令。《辽史·本纪》记录的检括户、丁的诏令均集中在圣宗统和纪年之后的辽代中后期。历次沼令的年代和检括对象如下:统和九年(991年)秋七月癸卯，通括户口;统和十五年(卯7年)三月壬午，通括宫分人户;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十一月丙中，通括南院部民;太平十一年(1仍1年)六月兴宗即位，是年，通括户口;重熙八年(1039年)夏六月乙丑，诏括户口⑥;重熙十五年(l嘶年)秋七月丙申，籍诸路军;重熙二十年(l051年)十月己卯朔，括诸道军籍;清宁二年(1056年)六月戊午，命有司籍军补边戍;大康九年(1083年)六月庚午，诏诸路检括脱户⑦;大安九年(l哪年)十月壬子，遣使籍诸路兵;天庆三年(1113年)三月，籍诸道户;天庆六年(t飞16年)六月乙丑，籍诸路兵。概括上述诏令，辽代户丁与户丁检括具有5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l)辽子忆200余年确实未建立起定期检括户一的制度，侮次检括户丁均是临时诏令。(2)辽代全国户丁隶属于不同的管理与统计系统，其中包括州一县、宫分、部民及军籍乡丁等。(3)辽代进行过全面户l一J统计，但其中的人日统计资料未能保留下来。(4)辽代尤其重视户丁检括，而且保留下来一部分宝贵的户一J一统计资料，其中括诸道军籍或籍诸路兵就是检括“五京乡丁”，亦即《辽史·兵卫志》所载乡丁，(5)检括户丁均与经济需求及军事形势紧密关联。如太平一卜一年兴宗即位，通括户「J，是针对当时“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食(贫)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的社会现实推行的，以求达到“宜通检括，普遂均平”⑧的目的;重熙八年籍天下户口，是为了均平摇役，结果收到r“政赋稍平，众悦”⑨的社会效果;大康九年检括脱户(按《辽史·食货志》与《辽史·马人望传》均为“检括户口”)之后，因赋役均平，兼置仓积粟，才出现了“辽之农谷至是为盛”⑩的景象;大安九年籍诸路兵则恰一与当时阻卜部磨古斯叛，西北路招讨司所属二室韦、拽刺、北王府、特满群牧、宫分等军多陷没，一鸟占扎亦叛，与达里底等井寇倒塌岭⑧直接相关;天庆三年与六年连续籍“诸道户”和“诸路兵”，更与辽末的财政经济恶化和军事斗争形势相关联。按前述记录有户数与丁数的州一县最迟建置的年代，《辽史》所载州县户、丁应属于重熙二十年之后某年的检括数。其中，重熙二十年、清宁二年、大安九年单纯括军籍、籍乡丁显然一与此无关，大康九年单纯检括诸路脱户也与此无关，故只可能与天庆三年籍诸道户和天庆六年籍诸路兵有关。同时，《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一，《辽史·兵卫志》所载J一数，!涂少数州县之外，均严格地休现了侮户出二名乡丁的‘·常制”O而只有同年或相近年份的户、r统计才有可能符合这种一比二的“常制”〔。换言之，《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就是天庆王年“籍诸道户”的统计数;而《辽史·兵卫志》所载乡丁数则是天庆六年“籍诸路兵”的统计数〔)

(三)辽末军书政治形势。道宗末季，辽朝政治腐败，已是“群邪并兴，谗巧竟进”，“众正沦青，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O。天柞帝即位后，更形成了“既丁末运，又触人望，崇信奸回，自林国木，群一F离心”，“叛一亡之迹，相继蜂起”，“__卜崩瓦解，不可复支”O的局而。在风起云涌的反抗辽朝腐败统治的斗争中，给以致命打击的一首先是女典人旨在推翻辽朝统治的斗争。女真首领阿骨打自天庆四年(l114‘曰起兵反辽，至天庆五年(金收国元年，11巧年)称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再至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年)即已先后攻占了辽之宁江、咸、宾、卒羊诸州，以及黄龙府、东京、_L京、中京、西京和南京的，仅lo年间，竟使辽朝统治上崩瓦解。在这一过程，!“，天柞帝为维护其风雨飘摇的腐朽统治，一方而要通过检括州县民户稳定民心，增加赋税和财政收人，以支撑其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另一方而，天庆五年(11巧年)天柞帝亲征失败，损兵折将，众叛亲离⑩，又要检括一互京乡J一以扩充兵员，扩大镇压之军事力址〔。因而在天庆三年至天庆六年的短时间内先后检括一r诸道户与诸路兵。但位得注意的是，东京辽阳府天庆六年的乡J一统计与天庆三年的州县)l，数统计并不符合梅户二丁的“常制”。其原因除《辽史》作者可能错乱史料，又缺乏审慎稽考之外，当与天庆六年(众太祖收国_内三，1116年)五月东京辽阳府已被女真人攻取，东京州县皆降0，辽人已无法进行所属州县的乡丁统计有关。这也从另一方而提供了《辽史·兵卫志》乡丁数属天庆六年统计的一个有力证据。至于((辽史》有关天庆三年和六年的户、丁统计记录不完备，不少州县失于记载，其主要原因则在于辽末钱火破坏和天柞政府流亡直接导致的典籍与统计资料的大七断玫佚及错乱。而天庆六年之后，辽朝政府而对州县渐失，生灵涂炭，宗庙丘墟的严峻形势，天柞帝柱夜忧惧，巅沛流离⑥，已无暇顾及州县户、f的检括。因而又限定了《辽史》记载的户f统计的址晚年代)综L所述，《辽史》户、J一统计分属J几辽末天庆三年和天庆六年，应该是可信的结论。

商丘四营蒋的辈份

蒋氏姓源比较纯正，主要出自姬姓，其血统与来源与西周皇族有蒋姓。周公姬旦的第三个儿子叫伯龄，以国名命氏。据《左传》、《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等所载，西周初期，周公姬旦的第三个儿子伯龄，被封在蒋，建立蒋国，是周朝的一个小国。蒋国灭亡之后，姬伯龄的后裔子孙就以故国名为姓氏，称蒋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蒋氏正宗。

在史籍《元和姓纂》中记载："周公第三子伯龄封蒋，子孙氏焉，国在汝南期思县。"期思县因期思公复遂而得名，治所即今河南淮滨县城东南十三公里得期思集，北邻死河，系春秋时期楚国灭蒋国后所置，属于古汝南郡，魏、晋两朝时期改属弋阳郡。蒋氏族人大多尊奉姬伯龄为得姓始祖。

据史载，商族始祖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后迁徙，后人便称商族人居住过的废墟之地为“商丘。

商丘，简称“商，河南省地级市，商丘介于东经114°49'-116°39'，北纬33°43'-34°52'之间，东西横跨168千米，南北纵贯128千米，东望安徽淮北、江苏徐州，西接河南开封，南襟河南周口、安徽亳州，北临山东菏泽、济宁。商丘市总面积约占河南省总面积的64%，区域面积10704平方千米。

商丘市地貌按其成因和形态类型的特征，分为黄河冲积平原、淮河冲积平原、剥蚀残丘三大类型区，主要为黄河冲积平原区。商丘市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商丘市属淮河流域，分属洪泽湖、涡河、南四湖三大水系。

商丘市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商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商部族的起源和聚居地、商朝最早的建都地、商人商品商业的发源地、商文明的诞生地，有“华商之源的美誉。

蒋隽秀：优异出众。适用于男孩和女孩取名字。出自唐代刘餗《隋唐嘉话》卷上：“百药年未二十，仪神隽秀。”

名字对于我们来说远远不止是一个代号这样简单，它传承着家族血统的烙印，更凝聚着父母对孩子的深厚爱意和殷切期望，隐寓着不同的理想抱负、情趣、爱好与目标追求，它对人生起着很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取一个好的名字还需考虑其文化内涵、教育意义、音韵、字型、家族传统等的因素。

己亥杂诗一百首之寻访红船蒋氏家谱9首

其五十五

读谱屏光迷眼沦。

无来无去蒋家亲。

红船疑是蓬莱客，

化作星槎渡晚晴。

（夜读马公阿林先生提供的上图蒋氏家谱电子书三小时，寻觅红船蒋氏线索。眼昏思盹，掩卷烹茶看星星，思之来去无踪，古人写史立志，竟有如此简笔，不可思议）

其六十一

四库全书觅蒋公，

十天网卜悉成空。

春农怜我思如疾，

直越凌虚说祖翁。

（己亥暑伏七月初一。余网上遨游四库全书总目寻觅蒋春农文集已逾十日也。想日前网见有售PDF春农文集者，电联网连皆断，再试微信搜求，大喜遂愿。思欲求文集已多年，得之不易，虽为PDF，且费千金，弥足珍贵。诗以记之）

其六十二

红船蒋氏自淮滨，

通判润州来古津。

我觅十年寻不得，

春农小传拨迷尘。

（蒋春农文集载有李保泰撰蒋春农传，记有蒋氏宗谱来历，源自河南，宋时祖上通判润州，遂入籍丹徒。传记从太祖蒋暹、曾祖蒋之婉、祖蒋应凤、父蒋豫、到蒋宗海（春农）计有五代传承，拨我十年迷尘。京口蒋氏救生会馆父子传承六代人是从蒋豫（松埜）开始，传蒋宗海（春农）、再传蒋秷、蒋延菖、又传蒋磏（近仁）、末传蒋宝。蒋宝後人也不得而知。救生会馆创始人蒋元鼐等是其族人，算救生会馆第一代蒋氏，加蒋豫六代，共七代人。又：蒋家在镇江志书上除救生会馆事业外无其他记载。）

其六十九

一键搜狐到犹他，

红船家谱越洋赊。

京江创始丹徒继，

连理同舟劈浪斜。

（日前马阿林老师提供美国犹他家谱网站链接地址，我即注册了账户，一键查询到两部蒋氏家谱。此前京江晚报邱隆洪先生先我一步发现两谱。初步研究确定京江蒋氏为救生会创始蒋氏，丹徒蒋氏为自蒋豫起的救生会复兴蒋氏。而天下蒋氏一家亲也。理，蒋理，救生会由其交接给蒋宗海，家谱蒋理传有记。此节嘉庆和光绪丹徒县志记述均未提及。有可能是，蒋豫经理后期蒋宗海在京为官未接管期间，蒋理也主管过一段时间？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八十四

春农公信史书评，

蒋理何因志未名？

自古乡贤多处士，

耳鸣心省退身行。

（《京江蒋氏宗谱》中《蒋理传》记载蒋理慈善德行大焉，犹于红船，造船筑馆救生，居功至伟，此德此善，何不见於嘉庆丹徒县志载？蒋理自认为种德如耳鸣，自知而不为人知，是为上善。然志书当为记也，宗海亦当为荐也）

其六十五

广肇诸公论救生，

蒋翁家谱未能征。

观音巷里遗亲在，

未记红船挽既倾。

（己亥七月初五日随马阿林老师院蛤蟆院寻访蒋氏后人不遇）

其八十八

祥泉携谱至西津，

渡客沐兰奉宝珍。

踏破铁鞋无觅处，

苍天不负有心人。

（后两句集句，亦可作：“

不负苍天生我辈，

先人种德福后人。”祥泉，蒋祥泉，红船京江蒋氏？？孙。先祖藏有咸丰元年续修家谱两套，今2019924am携来蒜山茶坊示余等一观，与吾犹他网发现之京江蒋氏宗谱同版。余大喜而泣也！十年寻觅初相见啊！希望能够成为救生会馆的镇馆之宝）

其八十九

梦里寻他千百度，

那人却在阑珊处。

家藏宗谱载红船，

京口救生惊世举。

（续八十八）

其九十

十年寻觅初相见，

八册家藏终别尘。

从此红船添宝谱，

救生蒋氏一家人。

毛晋汲古阁本《竹山词》卷首，有元湖滨散人至正乙巳岁（二三八五年）所作《题竹山词》云：竹山先生出义兴巨族。宋南渡后，有名璨字宣卿者“璨”应为“璨”，善书，仕亦通显，子孙俊秀，所居擅溪山之胜。故先生貌不扬，长于乐府。此稿得之于唐士牧家藏本，虽无诠次，庶几无遗逸云。今人均据以考知蒋捷系出“义兴巨族”蒋氏，为南宋绍兴年间曾任户部侍郎、敷文阁待制、知扬州、临安府的著名书家蒋璨的后人。

以下为另一个版本：

蒋捷是南宋末年的著名词人，宜兴人。其人品、词品对于后世尤其是清代的词坛影响很大，但其身世却不为后世词坛及宋词爱好者所详知。

改革开放以来，束之高阁的地方志和宗谱家乘，陆续上架，我们有机会阅览到前所末涉及的资料。本文详述的《蒋氏家乘》就是存世不多的蒋氏宗谱之一。该谱所载的蒋捷身世，远较方志充实。笔者以此谱为主要依据，参照其他志书谱牒以及今人的著作，试图描绘出蒋捷的生活轨迹。蒋捷留给后人的悬念，列举其大端提出管见，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宜兴的蒋氏始祖为东汉初年的蒋默、蒋澄。据各蒋氏宗谱记载，西周时周公旦第三子姓姬名伯龄的受封于蒋（今河南省始因县境内）。楚灭蒋国后，子孙改姓蒋，共尊伯龄为第一世始祖，至蒋默、蒋澄时是第四十八世。

蒋默的生平，各谱记载不多。在宜兴《茗岭蒋氏宗谱》卷四中收载的《云阳亭侯碑》，较详细地叙述其为人和从政之道。有助于我们对蒋默的理解。碑文的作者是唐代赐进士第给事中蒋涣。以蒋默为始迁祖第一世，蒋涣是第二十世。他于天宝十五年（742）时撰写此碑：“（蒋横）所生九子，皆散徙。公即大将军第八子也，讳默，字秀芳。以建武二年（公元26年）渡江来居阳羡隔湖之东，今为宜兴人也。公幼而慷慨，壮而雄伟，洞知稼穑，材兼文武，……终负朝廷之誉，故复振家声，平雪冤耻。以公封为云阳准岱二郡侯，仕终谏议大夫。正色立朝，振威独坐。贵戚敛手，豪右侧目。可谓令闻长世而克笃先献者也。卒，与夫人班氏葬于封内之柯山。”接着又历数各代祖先之名及所受封号，他们都是“卒，葬先茔”，直到蒋涣的祖父蒋缯。他总结性地说：“自祖缯以上皆葬隔湖之东，自考（指蒋涣的亡父）挺而下归葬洛阳。”其他蒋氏宗谱也有持此说者。

据南宋时刊刻的《咸淳毗陵志》记载，柯山在从前有蒋默墓、蒋默墓碑。到南宋，柯山已成平地，那仅存的小丘阜上还有个竹林，还有个祀蒋默的云阳古社（1）。到了清代，柯山一带只有一座柯山桥，没有山，也没有蒋默墓（2）。

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面对着世事的巨大变化，后来的人们在吊古思贤时，竞把蒋默墓说成在沙塘港竹山上了。这当然是张冠李戴，但也事出有因。《宜兴荆溪县新志》卷末有定讹之文指明原因。文章说：“竹山有二，皆宜兴境。一在太湖滨沙塘港口，一在古隔湖乡，亦名柯山，即今之柯山桥。”该文又指出，因为柯山又称竹山，沙塘港又有个竹山，人们就把云阳竹山上的蒋默墓说成在沙塘竹山上了。至于今，仍有文章持此观点，并且，他们把云阳侯所领有的封地也搬了家。例如，宜 闵先生曾撰文说：“蒋默，字秀芳，封为云阳侯，封地在今宜兴周铁、芳桥一带，官至谏议大夫，卒后葬在宜兴竺山。”（3）封地既指周铁一带，所云竺山，当然是指沙塘竹山了。

1990年版《宜兴县志》的政区图中，有一个地名叫云阳，位置是和桥西南的南新乡辖区内的北侧，一条长河（烧香港）的南岸。笔者以为，若能深入调研，或许可以证实那地即为汉代云阳地区。

《蒋氏家乘》尊蒋捷为始迁祖，属蒋默湖东支，蒋默为四十八世，蒋捷为九十六世。

康熙年间蒋氏后裔阳羡词派蒋景祁为《荆溪词初集》撰写的序文中提到蒋捷：“竹山先生恬淡寡营，居隔湖之滨，日以吟咏自乐。”（4）文中的“恬淡寡营”、“吟咏自乐”，分明是隐逸之士的风度。可见蒋捷在宋亡后有一段时间是隐居在隔湖之滨的，之后，他搬了家。

《蒋氏家乘》说：宜兴蒋氏“至竹山以德佑进士由义兴（今宜兴）徙晋陵（今武进）之前馀，是为我邑蒋氏之始。”今将该谱所载的蒋捷身世情况缕述如下：

蒋捷的祖父是蒋亿（第九十四世），生二子：蒋惟晃、蒋惟晓。

蒋捷的父亲是蒋惟晃（第九十五世），生三子。

蒋捷：“九十六世捷，字胜欲，号竹山。治《易经》。宋恭宗德佑丙子（1276）进士。元初自了（读“呕”）亭迁居晋陵，遁迹不仕。元大德六年（1302）宪使臧梦解、陆厚（读“厚”）交章荐之，卒不就。隐居著述，一以义理为主。其《小学详断》，发明旨趣尤多，学者咸称为竹山先生。生卒失传，葬傅村前馀永思墓。配晋陵学士佘安裕公女名素玉。生三子：献明、伟明、陟明。”

“九十七世献明，字馀睿。与弟伟明并举茂异。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随父迁居晋陵西乡分迁傅村之南地名前馀，号前馀先生。配氏。生一子：文。”

“（九十七世）伟明，字馀智。与兄并举茂异。成宗元贞二年，随父徙居晋陵西乡分迁傅村之北地名后馀，号后馀先生。”

“（九十七世）陡明。徙居延政乡地名堰下（后改蒋渡，即今蒋沙滩）。配 氏，生一子：伯玉。”

献明之子：“（九十八世）文，字章甫，号养奎，绳祖志，不仕元，至明洪武革命，遂以老隐。配傅氏，生二子：舰、盘。

卷之二还刊有祖先像及像赞。蒋捷的赞辞是：“前馀晦迹，荐札留名。不事二主，永矢一贞。竹方节劲，山高风情。仰（5）兹遗像，卓哉如生。”赞辞概括了蒋捷一生的思想精粹。

卷十二“传”这一章有一篇《宋进士捷公传》。全文抄录如下：“公字胜欲，徙居武进，宋德佑二年（1276）进士。元初遁迹不仕。大德间，宪使臧梦解、陆厚交章荐其才，卒不就，不臣二主。盖天植其操云：公受业于陈肖梅，肖梅尝从良贵公游，得伊洛之传，其渊源有自，故所学纯正，平生著述，一以义理为主。时游戏作小词，亦清丽胜人。而《小学详断》，发明尤多。尝于（6）植干竹，取虚心坚节之意，后成竹山，学者因称为竹山先生。”

“古迹”这一章，载前馀的古迹，有：

一、竹山。“竹山在武进西乡，地名前馀。宋竹山公讳捷居此。手植干竹，取虚心坚节之意，故称竹山先生。”

二、墓地。在傅村前馀的永思墓。这是蒋捷及其后人的墓地。

三、家祠。“竹山先生祠，在武进县西乡前馀，明洪武间建。首祀胜欲公讳捷。昭穆以馀睿公献明、馀智公伟明配享。”

此外，笔者又从《晋陵蒋氏家谱》卷八中发现“竹山公，遗墨”。计有：碑记一首（《常州路通判袁公治行碑记》）、诗两首（《竹山东坡田》、《铜官山》）诗馀（即词）八首。《竹山东坡田》不多见，八首词也载《竹山词》中。

蒋捷曾在宜兴、武进、无锡三个县的四个竹山生活过。这在文人骚客中是少有的雅事。在成书于蒋捷中进士前后的《咸淳毗陵志》中已载沙塘、南泉两地之竹山。可见竹山之名不是蒋捷自己取的，更不是后人 纪念蒋捷而取的。竹中空而节坚，蒋捷取以喻人之虚心纳物、砥砺节操。他爱竹，更喜在以竹命名的山上种竹。名实相符，含义深远，更见他品格之高雅。云阳竹山是蒋捷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前馀竹山是他的迁居地和定居地，自然也是隐居地。这是无可争议的史实。而他在南泉和沙塘竹山的生活，史籍语焉不详，有时甚至朴朔迷离，真相难辨。连同他的生卒失传之迷、中进士年份之迷，成了他留给人们的几个悬念。

无锡南方泉（一称南泉）竹山在太湖之滨，旧属开化乡，今隶南泉镇。康熙时王抱承修纂的《开化乡志》。较详细地记载了竹山和蒋捷。王抱承没有把蒋捷看成山居遁世的“隐逸”，也没有看成是“流寓”的外来户，而是把他列入“儒林”，分明看成是祖籍宜兴（“本阳羡人”）而定居竹山（家竹山）的无锡南泉的知识分子。

该乡志记录一首明人邵宝游竹山的诗和八首明清诗人的和诗。末一首王抱承自己作的和诗提到蒋捷。该诗首联云：“胜欲先生首倡游，得名四百有余秋。”这表明蒋捷曾到过南泉，游览过此山。这九首诗都未见其提示蒋捷特有的亡国之痛和归隐之情。

歌咏无锡地区山水美景、前贤名流的诗词很多，若能深入探索，或许可发现蒋捷新的活动。

宜兴沙塘港（也称沙塘）竹山也在太湖之滨，旧属洞山乡，今隶周铁镇。

“竹山”这个称呼，现今已改写为“竺山”。明朝史懋锦的《竹山》诗自注云：“竹山，一名竺山，以其似天竺也。或曰足山，山之奇在足云。”可见竹山与竺山、足山匀指同一座山。该诗首联说：“岿然足山当湖冲，上有古刹凌空蒙。”这古刹称做福善寺。明人已唤该寺为古刹，可见建寺之早。人们说蒋捷隐居竹山，就是说蒋捷隐居在竹山福善寺。根据下列资料笔者认为蒋捷曾经隐居于此。

其一、根据《竹山词》中多首词的描述，可以推想，他曾经在这一带生活过。那首脍炙人口的“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的《虞美人·听雨》词，我们可以推想，就是福善寺这个”僧庐“的雨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而吟咏成的。

其二、寺里现今珍藏一个陶质的缸，唤做镜水如意凤缸，高约八十公分，直径约一百公分。据传是蒋捷居此时带来用以盛水的缸。内壁会长青苔，即使盛放混浊之水，也能澄清明净。蒋捷送给寺里，寺僧称为仙水缸。一度散落民间，今已回归寺里。若能经过鉴定考证而予肯定，当是镇寺之宝。

其三、福善寺饱经沧桑，初毁于1937年侵华日机之轰炸，继毁于六十年代开始的挖山采石。历次修建时所立之碑石也散失民间。此次复建这净土宗的寺院后，又收集到部分碑石碎片。若能拼排复原，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其四、笔者从宜兴芳桥后村《周氏宗谱》的序文中读到一段文字，是蒋捷的自叙：“邑先辈蒋捷隐居竹山，尝题简惠公谱牒曰：‘予摈处湖滨与公同壤。公有孙祖儒者，好文墨，工于词。时相过从，同抱黍离之悲。’盖竹山、阳山，俱滨震泽（7），相距数里许，故云同壤。（8）

简惠公是周葵（1098—1174），宋徽宗宣和年间进士。为官直言敢谏，于民有善政。周葵卒后百年，蒋捷中了进士。“槟”，抛弃，此句有离开之意。蒋捷不臣二主，故离开故土，来到异地沙塘竹山，以便隐姓埋名，了此一生。但若有处境相同、志趣相合者，亦愿引为知已，与之往来。这就把周葵引为同乡，在其谱牒上作序吟咏，并与其孙诗文为友，共抒黍离之悲。

这段文字充分表明，蒋捷是在沙塘竹山上隐居过的。但人们对蒋捷的生活、行踪、发现得仍很少。若以与周氏的往来为线索，旁及各有关谱牒，或可有新的发现。

蒋捷留给我们的另一个县念是生卒失传。

蒋捷于1296年迁徙到武进前馀。《重修毗陵志》把他列入《人物·文学》这一章。看来，修纂先生一眼就看出蒋捷在理学研究、诗词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归入这章，表露了后人对他的怀念与尊敬之情。按理说，蒋捷身后是不会寂寞的。

蒋捷卒后葬于永思墓，据世系表记载，自第九十六世蒋捷起到一百世为止的一百三十来年中，陆续有后人葬于此。这里和云阳竹山一样，也是聚族而葬的墓地。显然，蒋捷这个始迁祖是赢得合族的尊敬和拥戴的。他的身后是不会寂寞的。

但是，事实并不如此，他身后竟寂寞得生卒失传，似乎后人都忘了这个先祖。这对于后之词坛及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人们不禁要问：蒋捷人生的最后一站是在那里度过的？是怎样度过的？

有的谱牒或研究文章也提到他的生卒年份，或说享年六十岁（9）、六十五岁（10）、或说八十九岁（11）。诸家只举数字而没有论证，只能引发议论的混乱，于事无补。

笔者以为，蒋捷生卒失传之迷，应当从他自身心态和身后门庭来解析。

蒋捷愤于亡国，又无力回天，遂致隐居。滨湖一舟，或南泉，或沙塘。植干竹以寄志，借诗词而抒情。随遇而安，何计身后。怪不得前馀有永思墓，沙塘又见蒋捷坟，南泉又留竹山魂。哪真哪假？也可不必究实。留作谈助。让这位隐者增添些神秘而飘逸的色彩，让众多旅客尝一份湖滨竹山的“美餐”。

再看他身后，“绳祖志，不仕元”终元朝一代当然门庭冷落，家业萧条，直到明初，才有家祠之建，欲光宗耀祖，家史有缺，徒唤奈何！

蒋捷何年考中进士？这也是一个悬念。诸家见解，约有以下几说：一、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二、德佑元年（1275），三、德佑二年（1276）。诸说纷纭，究系何年？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前几年曾于《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关于蒋捷的家世和事迹》一文，独持新论。他指出：“检《宜兴县志》卷七‘进士’项，蒋捷中‘德佑二年丙子龙泽榜’进士，又卷八隐逸传称他为‘宋德佑进士’，是为德佑说之本，然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五《宋朝登科记总目》，宋代进士科末科为度宗咸淳十年，省元李大同，状元王龙泽。则知‘龙泽榜’应在咸淳十年。德佑二年三月，临安已被元人占领，以此知《全宋词》咸淳十年说之正确。”杨教授列举史料分析，去伪存真，当是确论。蒋捷中进士之年，应是1274年。

综上所述，得知蒋捷祖籍宜兴，元初迁居武进，他在1274年中进士。如果那时是三十岁，在1296迁居武进时该是五十多岁。这二十来年的生活中的黄金时代是在隔湖的云阳竹山渡过的。在1302年荐他为官时，他已定居武进，大约是五十五岁了。

他的一生是在国家危亡民生多艰的日子里度过的。他有志报国、无力回天，不羡“摇金宝辔，织翠华裾”的生活。径自过种菊陶潜、栽蔬杜甫的隐居生活。他不想给那个社会留下些什么。所幸的是他也有境遇相同、志趣相合的人共往来，或诗词、或题作，留下了生活的蛛丝马迹。我们若能耐心翻阅，广泛搜索，细心寻觅，定能进入更深层次，取得更多收获。

河南叶县蒋氏家谱辈分分为十三个世代，分别是始祖、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和十二世。始祖是蒋氏家族的最初祖先，而一世至十二世则代表了蒋氏家族历经了多少个世代。其中，每个世代又分为父亲、爷爷和曾祖父三个辈分。每个辈分代表了不同的年龄和社会地位，也反映了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等级体系。在蒋氏家谱中，辈分的划分不仅是对家族历史的记录，更是对家族传统和文化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