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姓

yuè

乐姓在中国的姓氏当中属于比较罕见的姓氏，但在中国古代史上乐姓人士却是武将辈出，战国时有魏国著名的大将乐羊，燕国则有名将乐毅，到三国时期又出现了魏国大将乐进，他们都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战绩，同时也是乐姓家族中引以为傲的英雄。

乐姓的来历，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子姓。据《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在春秋时期有一个宋国，宋国的宋戴公，他的儿子叫公子衎(kan)，字乐父。后来他的孙子叫夷父须，以他祖父的“乐”字为姓氏，这就是后来乐氏的来历。

在众多的乐姓武将当中，乐毅当属其中之最。诸葛亮曾在《隆中对》中提到“身高五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知许也”，意思是说自己的文韬不在管仲之下，武略可及乐毅。这里所提到的乐毅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乐姓家族中的代表人物——战国时期的军事将领乐毅。

乐毅是燕国的大将，曾带领五国联军攻打齐国，大败齐军，所以他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是一位很有地位的军事家、军事将领。后来他受到猜忌，被别人诬陷，他就离开了燕国，回到了赵。因为他在军事上的地位，赵王也很器重他，就封他为望诸君。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在邯郸的丛台公园内部修了望诸榭。咱们身后的这个建筑就是望诸榭，根据他的封号取名望诸榭。

乐毅用兵如神，由于他出色的指挥能力接连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并独率燕军长驱直入齐国都城临淄，被誉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军事奇才。相传，他当年在赵国的居住地就是现在的邯郸县岳家堡一带。

乐庆阳:我们原来这个地方叫岳家堡，他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期，乐毅就生活在这个村庄。这个村庄凡是姓乐的都是乐毅的后代。我们家现在一直把乐毅作为祖先来供奉，并有家谱和立有牌位。

据史书记载，乐毅死于赵国，并安葬在乐家堡。据这一带的老人讲，当年乐毅的墓地占地约有两千多亩，可见乐毅当时地位的显赫。

乐姓后人 乐庆阳:他的故事在当地传说很多。乐毅在打仗的时候将一个金盔掉到井里，我们后人为了纪念他，专门给他修了一个庙宇。

杜学德:当地的村民传说那里还有他的舞剑房和磨剑石。

清代曾有诗云：仗剑齐城下，藏锋赵国中；无聊时自舞，四壁起秋风。就是赞叹乐毅勤于练功，武艺高强的。

杜学德:当代邯郸的大乐堡、小乐堡、曹乐堡这一带有乐姓人氏，他们自称是乐毅的后代，由于时代的变迁，乐姓人士后来分布到了河南、山东、山西，在南方也有一定的分布。我们大伙熟悉的北京同仁堂，他的创业的老板也是乐姓人。

乐姓后人 乐庆龙:从我记事起到1963年、1964年，我爷爷还不断跟我说，北京同仁堂也是咱姓乐的开的。我也不断去那住着，人家招待的也挺好，我得到的一些偏方大部分都是从人家那儿来的。

乐姓后人 乐庆阳:这后面都是姓乐的，都是乐毅的后代。这是我叔叔，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了。这些孩子全部都是姓乐。现在家里男女一下子算起来一百七十多口人。

乐家堡的乐氏后人告诉我们，曾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乐姓人士来这里寻根问祖，唯独没有台湾人来过，他们希望能早日和台湾的乐姓人士建立联系。

乐姓起源于西周末年，源于子姓

历史上的名人有乐毅、乐羊、乐进等

乐姓在大陆与台湾均未进入前一百大姓

乐字有3个音都可以当姓的， yue，le，yao（2声），我本人姓yue，有见过姓le的，但是没见过姓yao的，不知道谁见过，呵呵

《协三公饮宾看语》译文（“乡饮宾”的审批过程）（限于篇幅，只将该文言文断句，以后面“注释”来弥补）浙江杭州府昌化县儒学教谕薛茂育、浙江杭州府昌化县儒学训导郑烺

采访详看语

看得：大宾监生梅协三，褆躬冰玉，锐意诗书。效曾门孝养之风，椿萱慰志；循窦氏义方之教，兰桂遗芳。朴诚堪范于乡隅，推解时周乎族党。国课早输，素知公义；年届花甲，允协宾筵。

特授浙江杭州府昌化县正堂加三级、随带军功加一级、记录五次，宋如林如详申报看语

查看得：大宾监生梅协三，赋性淳良，饬躬端谨。敦诗执礼，曾蒙国学之休光；砥行修身，更著一乡之善誉。既输将而恐后，化及闾阎；亦任恤以争先，德薰宗族。舆论既孚于平日，盛典宜锡于今朝。齿德兼优 宾筵堪与。

钦命浙江杭州府正堂卓冀侯升李 如详申送

居乡良善 孝友可风

钦命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田批准

在乡敦厚 中正可奖

钦命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李 允详

齿德遐龄 松筠并茂

钦命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浙江部院吉 允详

居乡德厚 中正端方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袁绍家族盛极而衰始末

（老玖读《三国志》之四十五）

东汉后期，汝南袁氏非常显赫，四世五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袁术是汉末风云人物，炫耀一时。但是，如此显赫的大家族却顷刻间灰飞烟灭，值得人们深思。

今河南省淮阳县，史称陈，是袁姓血缘始祖、陈国的开国之君妫满（陈胡公）受封之地。西周初年，周武王的女婿妫满受封于陈。陈胡公封陈，才孕育了袁姓。

陈胡公裔孙宣仲涛途因功受封为大夫，以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为采邑，涛途以祖父伯爰的字为氏，形成爰氏。由于在上古时，爰、袁、辕、溒、榬、援同音通用，后来因传写不同，一姓分为六家，爰姓也作袁、辕、溒、榬、援姓，相互混用。太康可以说是袁姓得姓之地。东汉时，阳夏属陈郡。袁姓首先在陈郡形成望族，但西汉时袁氏在正史中无传，只在野史和一些碑刻上有所反映。袁政的裔孙袁生，袁生的孙子袁干西汉时被封为贵乡侯，举家迁回陈郡阳夏县（今河南）。陈郡袁氏实际指居住在阳夏（今河南太康）的这一支，自袁滂在东汉任三公直至唐代，整整十三代都有人做高官。京兆、彭城、华阴、河东、宜春等望族均出自陈郡袁氏。如今，太康县袁姓聚居村有10多个，千人以上大村两个，县境袁姓8000余人。

今河南省商水县，史称汝阳，自阳夏别居汝阳的这支袁姓，因汝阳归属汝南郡，为汝南袁氏。东汉中期，汝南袁氏的袁安后显贵后，四世五公，在全国极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但至东汉末年袁术、袁绍被曹操消灭后湮没无闻，唐朝初年，袁绍之后袁恕己出任宰相。据《元和姓纂》等载，襄阳袁氏、乐陵东光袁氏、淮南袁氏等出自汝南袁氏。袁老乡袁姓。据商水县袁老乡田家楼村的《袁氏家谱》载：袁安是袁氏家族的长辈。现在，袁老乡及其附近的袁姓人，都是袁安的后裔。

东汉时期，从陈郡分出的汝南袁氏在史籍上大放异彩，成为东汉著姓，这支袁姓的开基祖为从阳夏别居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商水）的袁安。

袁干的8世孙袁良精通《易经》，在西汉明帝时被举为明经博士，任太子舍人，后在东汉初年任武成县令。袁良的后代在东汉初年开始显露锋芒，其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袁姓家族人才辈出，有的高官厚禄，在朝廷飞黄腾达；有的以道德文章，显名于世。袁良的孙子袁安，把汝南袁氏领上青云之梯。

先来谈一下袁安其人。

袁安（？——92年），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人，幼承家学，为人深沉庄重，为乡里人敬重。任县功曹（相当于县令的总务长）时，奉命拜访州从事（一州长官刺史的幕僚），从事就让袁安捎一封信给县令。袁安婉拒道：“如果你信中涉及公事，就让邮驿传递。如果纯属私事，让我捎递多有不便。”州从事听他这么一说，也就不好再让他捎信了。后来，袁安被郡太守（一郡行政长官）举孝廉（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由各郡每年举孝、察廉各一人，后合称孝廉），由此踏上仕途。出任阴平县长、任城县令。为袁安赢得治世能臣美名的是他任楚郡太守时，妥善处理楚王刘英“谋逆案”，替数百人洗清不白之冤。

楚王刘英是汉光武帝的儿子，当刘庄为太子时，刘英便倾心归附。刘庄当皇帝（汉明帝，史称显宗）后，多次赏赐刘英钱财。刘英好行侠仗义，结交四海宾至如归朋，后来又好黄老之学，对佛教尤其喜爱。汉明帝开始时并未禁止。永平十三年（70年），有官员上表，披露楚王英与为非作歹之徒相勾结，并与方士（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此指佛教徒）造作符瑞（又叫符命、符录、图谶，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治乱兴衰），又擅自设置官职，实属大逆不道，请加刑诛。汉明帝废黜楚王刘英王位，削除楚国为楚郡，另以五百封户之租税收入供其生活，并将其迁出楚郡。刘英到外地不久，便自杀了。明帝深恨诸侯王与官吏、方士等勾结，为杀鸡给猴看，他穷治楚王谋逆案。上之所好，下必尚焉，见明帝关注此案，官员们卖力地审讯，滥用刑罚，无所不用其极。上自刘英在京师中的三亲六眷以及与他交往过的诸侯官吏，下至地方上的头面人物，都被卷入此案，受株连而死者千余人，逮捕入狱者达数千人。袁安出任楚郡太守后，就处理这个棘手的案件，他经过缜密调查，发现好多人是被迫自诬有罪，实际上与案件毫无关联。他决定把这个情况上奏朝廷，为蒙冤的人澄清事实，还他们以清白。当时楚郡府吏坚决不同意他这样做，提醒他：按照法律规定，如果偏袒谋反者，要与谋反者同样处罚。袁安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的调查与实情不符的话，做为太守理所当然要承担责任，绝对不连累你们。”他根据实情，向朝廷递交了与原来截然不同的调查结论，主张给大多数蒙冤的人平扫昭雪，以平息民怨。汉明帝看后，也觉得楚王案打击面过大，牵连的人太多，就同意袁安的调查结论，一次释放四百余家，这些重见天日的人都称颂袁安明断。

由于袁安处事公允，一年后升任河南尹（管理首都洛阳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到任后为政严明，从不轻易捕人治罪。常常说：“方今欲入仕途之士，其最高理想为位至宰相，其次则盼望成为任州牧郡守。在圣明之世，堵塞他们仕进之路，这是我做府尹的不愿做的事。”他又知人善任，奖掖士人，把首都治理得井井有条。章帝建初八年（83年），已任十年河南尹的袁安转任太仆（汉代九卿之一，掌皇室的舆马和马政）；元和三年（86年）升任司空（西汉末年将御史大夫改称司空，主管监察、司法等，为三公之一）；章和元年（87年）升任司徒（东汉时将丞相改称司徒，为三公之一，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以辅弼天子、助理万机为职）。

章帝英年早逝，年仅10岁的太子刘肇即位，这就是汉和帝，由章帝皇后窦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之兄窦宪法执政，形成外戚专权局面，袁安虽有宰相之名，而无其实。但他不愿备位朝廷，遇到事关国之在事时，他必上书谏争。窦宪为了猎取功名，决意出兵北击匈奴。袁安与太尉（秦汉时全军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都在朝堂上进谏，认为匈奴已长期不进犯汉朝边塞，此时无故劳师远征，师出无名，耗资巨大，断非国家之福。他们又多次联名上书窦太后，坚决不同意出兵。但是这些奏章都如石沉大海，这时宋由动摇了，九卿们也不再上书反对出兵。只有袁安与任隗仍然坚持，他们为说服窦宪，阻止出兵，在朝堂上与主张出兵者激烈争执多次，陈述现今应保境安民，不轻启战端。但窦太后却丝毫听不进去，众人都为袁安捏了把汗，但他却很坦然。在窦太后裁定出兵后，袁安禁不住扼腕长叹。后来窦宪又准备立匈奴降将为单于（匈奴最高首领），袁安又据理力争，但骄横的窦宪根本听不进去不同意见，结果窦宪所立单于叛汉，掳掠沿边诸郡，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

窦氏专权，横行不法，窦宪弟、卫尉（统领皇帝警卫部队）窦笃、执金吾（皇帝护卫官）窦景擅自下令沿边诸郡，征调善于骑马射箭的大力士到窦府中服务，上谷、渔阳、雁门等郡分别派人送来了猛士。对于这种违法行为，朝臣门惮于窦氏权势，不敢揭发，唯独袁安上表弹劾窦笃、窦景，但在窦太后的包庇纵容下，此事不了了之。窦氏兄弟越发嚣张，在各州郡到处安插自己的死党，结党营私，袁安与任隗上书条奏地方大员们的不支行为，因此而免职的达四十余人，而这些人都是窦氏余党，遭到窦氏忌恨。只不过，这两人为人正直，满朝钦敬，窦氏集团还不敢公然对他们下手。正是由于袁安刚直不阿，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下，汉和帝及朝中大臣多依恃他与窦氏外戚势力作斗争。袁安有职无权，其多次进谏，正确的意见都得不到采纳，他深知这是天子幼弱，外戚擅权所致，可他又无力回天，每到朝堂上，与公卿们谈论国事，总是感慨万千。永元四年（92年），袁安抑郁而逝。

几个月后，汉和帝诛灭窦氏外戚集团，亲理朝政。他有感于袁安的忠义，亲政后下令对袁安后人予以褒封，因此袁安子孙多历显位。

《后汉书·袁安传》上说，袁安父亲去世时，母亲让他去寻找适合的墓地，路上遇见三个书生，他们问袁安到哪里去。袁安将事情原由对他们说了一遍。其中一位书生用手一指道：“将你父亲安葬此处，可世代做高官”。袁安对此话将信将疑，正要再问时，三书生忽然不见了踪影。袁安恍然大悟：这是神仙来指引自己啊，他就把父亲葬在此处。由于其父占有好的墓穴，因此连续好几代都兴旺发达。这大慨是汝南袁氏显贵后，人们的附会之语，不足为凭。

袁安子袁敞，曾任将军、大夫、侍中（皇帝侍从官）、太守、太仆、光禄勋（掌领皇帝宿卫从侍之官），官至司空。袁安的孙子袁汤，汉桓帝时为司空，受封安国亭侯，累迁至司徒、太尉，死后被追谥为康侯。袁汤子袁逢，曾参与拥立汉灵帝，汉灵帝时任司空，朝廷追谥为宣文侯。袁逢弟袁隗，先于袁逢任三公，献帝时，又任太傅（朝廷设置的最高荣誉官职）。自袁安始，四代中有五人先后担任三公的职务，因此，汝南袁氏常常自诩“四世五公”。

此外，汝南袁氏家族有多人担任太守九卿之类职务，如袁安子袁京，任侍中、蜀郡太守；袁京子袁彭，历任广汉、南阳太守，光禄勋；袁逢子袁基任太仆；袁敞子袁盱任光禄勋；袁彭子袁贺任彭城相（相当于郡守）；袁遗，袁绍堂兄，曾任山阳太守、扬州刺史。

当时天下士大夫无不奔走于袁姓门下，其“权之重，势之盛，天下莫得而比”。袁绍、袁术落败后，汝南袁氏辉煌不再。但从汝南袁氏分出的多支袁氏，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乃至隋唐时期重振家声，名闻天下。

汝南袁氏不仅是海内大族，还是天下大儒学家。袁安的祖父袁良曾于西汉末年曾向孟喜学《易经》，从此《孟氏易》成为袁氏的家学，袁氏子弟都得诵习《易经》。袁安年少时就习《孟氏易》；袁京“习《孟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袁京子袁彭，少传家学；袁彭弟袁汤，“少传家学，诸儒称其节”；袁敞，“少传《易经》教授”。由于袁氏世传家学，又有多人出仕高官，成为既是豪门又是著儒的大族，有好多人投上门来向袁氏学《易经》，成为著录弟子。这些人中，真正受业钻研学问的廖廖无几，其多数是看到袁氏族大势众，通过行贿或相关人员游说，买个名义，以便获得庇护免役或荐举做官的机会，他们成为袁氏的“门生”、“义故”。东汉时期，公府以至州牧、刺史、郡守，他们的幕僚椽属，多由自己挑选人才，征辟作用，被征辟的人一经应征，便成为公府或郡国的幕僚椽属，渐渐地和他的长官结成一种私恩关系，幕僚椽属对其长官，往往私为君臣。被郡国保荐的孝廉、秀才，即使其后任官朝廷，但对过去保荐的郡国守相，皆称“故吏”。东汉末年，袁绍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夺得冀州刺史之位，是由于当时的刺史韩馥认为自己是袁氏的故吏，甘愿让位。袁氏任郡国守、相者多人，征辟的椽属、幕僚，保荐的孝廉、秀才不计其数，许多朝廷和州郡的官员都是袁家的门生或者是部下，所以势力特别大。因此人们又称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

东汉末年，袁绍、袁术曾称雄天下。袁绍字本初，是东汉末年青年领袖，与袁术为异母兄弟，曾任中军校尉、渤海太守，封邟乡侯，后自封为冀州牧，据有冀、青、幽、并四州之地。汉献帝任命他为太尉、大将军，封邺侯，兼督冀、青、幽、并四州。袁绍兵精粮足，谋士众多，在汉末诸雄中势力最为强大。袁术曾任后将军，后占据南阳、淮南，建安二年（197年）在淮南称帝，自号“仲家”。

盛极必衰，物之常理。在汉末政局动荡之中，各种势力分化组合，汝南袁氏迭受打击以至覆灭。黄巾军起事时，袁贺之孙袁秘与汝南郡守赵谦率众击之，兵败后死于阵前，与一同死难的其他六位府吏被誉为“七贤”。董卓杀袁隗、袁基等，可谓袁氏第二劫难。而汝南袁氏受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曹操殄灭袁术、袁绍。

汝南袁氏这样一个“世布恩德，天下受其惠”、声名显赫的大家族为何不堪一击？这要从它自身找原因。早在黄巾起义前，袁彭之孙袁闳就预测本家族要遭祸乱。他见当时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而袁氏一族却日趋富贵，依仗先祖的恩庇代代做高官，居善位，他有深深的危机感，曾感叹地对其兄弟们说：“我们先祖积累下的福祚，后代不能以德行守持，却竟相骄奢*逸，与乱世争雄，这是危亡之兆啊。”他不应征出仕，当汉桓帝延熹末年，宦官迫害士人的“党锢之祸”即将发生时，袁闳即自筑土室，与外界隔绝。果然，二十多年后，这个家族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袁闳弟袁忠曾任沛相，当天下大乱时，知袁氏家族必逃不过此劫，遂弃官寓居会稽郡上虞县（今属浙江），后又南迁交趾（今越南北部）。

袁安担任三公之职，一心一意为国尽忠，而其子孙担任高官，则违背其祖上为官清正、为人正直的一贯作风，与恶势力勾结。《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称：“袁成字文开，壮健有力，贵戚豪强自大将军梁冀以下皆与结好，言无不从。”当时京师洛阳曾有一句谚语：“事不谐，问文开。”而梁冀是东汉的权臣，祸乱朝廷二十余年。袁氏还与宦官相勾结，当时中常侍袁郝，是袁隗的本家，袁逢、袁隗与袁郝互为党援。袁氏自尊贵后，已成为骄奢*逸的家族。袁术妄自尊大，不体恤部属。他称帝后，后宫妃嫔众多，侈华已极，而随从们却饥寒交迫。当他据守南阳时，南阳是东汉皇室龙兴之地，人口有数十万之众，经济发达，本可据此有所作为。而他却放任部属钞掠百姓，搞得民怨沸腾，只得弃南阳而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袁氏虽然在当时声望很高，但并没有赢得多少民心。尤其是当汉献帝被权臣挟持，四处流浪向各州郡之时，世受国恩的袁氏却不发一兵一卒支援。袁绍自认为汉献帝是董卓所立，又不愿受天子的约束，就没有听取沮授建议迎立献帝。等曹操迎立汉献帝于许都（今河南许昌）挟天子以令四方，袁绍这才醒悟。上表请献帝移镇自己控制的地盘内，这无疑与虎谋皮。袁绍、袁术占有地盘后，两人竟做起皇帝梦来。虽然袁绍惮于众人反对，而没有付诸行动，袁术却公然戴上皇冠，穿上了黄袍，无疑招致众人的反对。袁术败亡之际，还要归帝位于袁绍，顽固地认为，汉朝当亡，强者争雄，袁氏受命当有天下，这是符录、祥瑞所证明了的。可见他们骨子里只有袁氏家族利益，丝毫无拯民于水火之中的打算。从表面上看，袁绍、袁术在军事上是败于曹操，实际是他们不体恤部下、不尊重民众利益，一贯自高自大而造成的，他们败在民心上、败在自己手中。

一个显赫的家族就在这样在东汉末年沸沸扬扬的政坛上消失了，其兴盛衰亡之过程令人无限深思。袁术败亡后，他的妻妾、子女又投奔故吏、庐江太守刘勋。孙策平定江南，击败刘勋后，袁术的妻妾、子孙被孙策收留。后来，袁术的女儿成为吴大帝孙权的宫妃，袁术的儿子袁曜成为吴国郎中，袁曜的女儿又嫁给孙权的儿子孙奋。襄阳袁氏就是袁术的直系后代繁衍而成。袁绍中子袁熙的后代徙居东光（今属河北）唐代曾有人出任宰相。

作于2010年8月24日0

李世民后代：

1、太子李承乾：母长孙皇后，贞观十七年谋反按律应赐死，因太宗不舍，最后只废为了庶人，后卒于黔州。

2、楚王李宽：母不详，出继给叔父楚哀王李智云，早薨，无后。

3、吴王李恪：母隋炀帝女杨妃。

4、魏王李泰：母长孙皇后，争夺皇位被贬后，又重新进封为濮王。永徽三年，逝于郧乡县。

5、王李佑：母阴妃，贞观十七年发动叛乱。事败，赐死于内省，贬为庶人，国除。

6、蜀王李愔：母隋炀帝女杨妃，后被废为庶人，死于流配巴州。

7、蒋王李恽：母王氏，妃元氏。诬告谋反，惶惧自杀。

8、越王李贞：母燕德妃。参与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霍王李元轨反武则天失败，服毒自尽。

9、唐高宗李治：母长孙皇后。

10、纪王李慎：母韦贵妃，妃陆氏江殇王李嚣：母燕德妃，贞观六年薨。

11、代王李简：母不详，贞观五年薨，无后，国除。

12、赵王李福：母杨贵妃，贵妃之位是否为追封待考，妃宇文氏。

13、曹王李明：母巢刺王妃，妃元氏。永淳年间，因为和废太子李贤通谋，降封零陵王，贬至黔州。都督谢佑逼李明自杀。

贞观之治

隋朝杨广造成隋末严重大乱，导致人口锐减，使得武德年间、贞观初只有200万户 [11]  ，李世民经常以亡隋为戒，注意叮咛自我克制欲望，嘱咐臣下莫恐上不悦而停止进谏，励精图治，在政治上，既往不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经济上，薄赋尚俭，为政谨慎；亦致力复兴文教，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

李世民十分重视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风评；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廷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

在军事上，李世民多次对外用兵，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由是唐朝声威远播，四方宾服。

经李世民君臣二十三年的努力，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对外武功显赫，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人口达到三百八十万户，奠下了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年间大唐盛世的基础，史称贞观之治。

汉高祖刘邦，

皇后有一个，是吕稚

妃子：有戚姬，薄姬，曹夫人，赵姬

吕稚的孩子是惠帝、鲁元公主

戚姬的孩子是赵王刘如意

薄姬的孩子是汉文帝

赵姬生淮南厉王长

故事：

在汉高祖死了以后，吕后专权，虐杀戚姬。吕后去世之后，家族被“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

戚姬是个可怜人，被吕后做成人彘，就是削去四肢。

薄姬是魏王豹的女人，后来魏王豹被杀，薄姬没入战俘，后被高祖宠幸，但是并不得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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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惠帝刘盈

留下记载的只有皇后一人，张氏

张氏无子

这个张氏是汉惠帝姐姐鲁元公主和张敖的女儿，是汉惠帝的外甥女。两人基本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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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

皇后：窦皇后

窦皇后生汉景帝，馆陶长公主刘嫖，梁孝王刘武

故事：

寻亲的故事：窦氏少时家贫，弟弟窦广国（字少君）被人卖了为仆，后来听说窦氏为后，又和自己的姐姐同乡，故而上书自认。姐弟得以团圆。感觉挺玄乎的一个事情。

信任黄老：文帝死后，窦氏为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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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

皇后：薄皇后，王皇后；

妃子：栗姬，程姬，贾夫人，唐姬，王夫人

薄皇后是汉景帝奶奶薄姬的亲戚，无子无宠。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废。

王皇后是汉武帝的母亲，

栗姬是废太子刘荣的母亲

故事：金屋藏娇和太子之位

一开始的时候，栗姬得宠，她的儿子刘荣被封为太子。但是汉景帝的姐姐馆陶长公主刘嫖想巴解自己的弟弟，就给景帝送了不少妃子。这让栗姬非常不满。而馆陶长公主刘嫖又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刘荣，栗姬不答应。两人结下怨恨。刘嫖转而向当时的王夫人后来的王皇后示好，在汉景帝的面前表扬王夫人的儿子刘彻，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刘嫖又和王夫人结姻，当时的小孩子刘彻说出了：“当做金屋以储阿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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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

皇后：陈皇后，卫皇后

妃子：钩弋夫人即赵婕妤，王夫人，李姬，李夫人

陈皇后，就是刘嫖的女儿。

卫皇后，卫子夫。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的家人。生戾太子刘据

李夫人，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

钩弋夫人，姓赵，因为居钩弋宫，称为钩弋夫人。生汉昭帝

故事

长门宫的哀怨：陈皇后仗着自己是刘彻登上皇位的重要助力，擅宠骄贵，十余年而无子，后来因为巫蛊祠祭祝诅事发被废，居长门宫。后来化大价钱请司马相如写《长门赋》，试图感动武帝。无用，数年后，死。

卫氏的辉煌：卫子夫受宠之后，其兄卫长君、弟卫青均见用。元朔元年生男据，被立为后。卫青以外戚得宠重用，击匈奴有功，封长平侯，并娶原来的女主人，平阳公主为妻。卫青的外甥霍去病亦以军功为冠军侯，至大司马票骑将军。

刘据的叛乱：卫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蛊事起，江充为奸，太子惧不能自明，遂与皇后共诛充，发兵，兵败，太子亡走。诏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自杀。卫氏悉灭。

“倾国倾城”和“姗姗来迟” 的李夫人：汉宫中有位李姓乐师，善诗词歌赋，尤以音律见长。一日，他在殿上赋诗奏乐给武帝听：“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帝听完为之一振：世上难道真有此倾国倾城的尤物？乐师退下后，有好事者奏明武帝：乐师所指乃其妹妹。取之，果然有倾国倾城之貌。武帝其后虽没有“从此君王不早朝”，但李夫人也集“三千宠爱于一身”。 可好景不长，李夫人身染重病。武帝命太医抓紧治病，并时常探望，这李夫人也怪：每次武帝去探望时，她总以被蒙脸。开始武帝并未在意，但眼见病入膏肓，武帝强烈要求见她的面容，和以前吃“蒙面羹”一样，“帝怒，拂袖而去”。旁边的侍女问夫人这是何苦？皇帝要看你一眼都不行。李夫人说，我之所以得到武帝宠幸是因为我漂亮，现在病的快要死了，已是容貌枯槁，此时若是让皇帝见到，吓着他不说，他还会忘了我以前漂亮的容貌，以后再也不会想我了；反过来，他只会对我更加思念，也会好好对待我的家人。 不久，武帝加封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延年为协律都尉。

李夫人死后，武帝下令她所住宫殿照生前一样摆设，宫女所需用度也照常。武帝经常来此吊念。有吕姓方士说他有办法招来夫人的魂魄，让武帝看到李夫人，条件是武帝只能看，不能说话。隔着一层白幔，武帝等了很长时间，才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在幔上晃动，举手投足一如李夫人生前，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

扶不起来的贰师将军：李广利被封为“贰师将军”。不过，这个李广利可没有同为外戚的卫青那两下子（这时候卫青早死了），不论是打匈奴，还是征西域，他带出去的兵，10个里头能回来2个都算多的了，不过，还好，尽管人员损失很大，每一仗还是勉勉强强都算赢了。

没当上太后的钩弋夫人：太始三年(前94年)，钩弋夫人生子，取名弗陵，武帝视为掌上明珠。常对人夸耀：“弗陵类我”。遂萌废立太子之意。 武帝带钩弋夫人移居甘泉官，召画工画周公负成王图，向群臣表明了要立弗陵为太子的意图，又担心因“主少母壮”重蹈吕后覆辙；便以“屡件圣意”为由，把钩弋夫人囚禁于云阳宫。后元元年(前88年) 钩弋夫人忧困而死，葬于甘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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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昭帝

皇后：上官氏

上官皇后，祖父上官桀是汉昭帝的托孤大臣，外公是另一个托孤大臣霍光。昭帝始立，年八岁。立为皇后，年甫六岁。

一直到汉宣帝时期才去世，年五十二。是一个在宫里面呆了一辈子的可怜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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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

皇后：许皇后，霍皇后，王皇后；

妃子：张婕妤，卫婕妤，公孙婕妤，戎婕妤

许皇后平君，元帝母也。与汉宣帝识于贫贱之时。

霍皇后成君，霍光的女儿。以父权势入宫

王皇后，依靠着谨慎才当上皇后，其父是汉宣帝的旧友。

故事：

微时故剑：许皇后的父亲许广汉是汉武帝时昌邑王郎中，有罪被阉为太监。广汉之女平君在宣帝微贱之时嫁给宣帝，夫妻二人感情极好。宣帝登基后，立许平君为婕妤。后来议立皇后的时候，众大臣推荐在汉宣帝等级过程中立下极大功勋的霍光的孙女，汉宣帝不同意下诏说：“我要找我贫贱之时的那把宝剑”，以此预示自己的选择。于是众臣上书立许婕妤为皇后。

许后之死：霍光的夫人想立自己的女儿为后，对于许后十分不满。后许后因怀孕身体不适，霍夫人就趁机排自己的亲信，女医生淳于衍趁医治的时候下毒把许皇后毒死。霍光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利用权势把事情隐瞒了下来。同时把自己的女儿成君立为皇后，这就是霍皇后。

霍氏的灭亡：在许平君死后三年，也就是霍皇后得立之后三年，霍光去世。此时得太子是许皇后的儿子，霍显想让自己的外孙为太子，就让霍皇后把太子毒死，没有成功。后毒杀许后事泄，霍氏家族谋反，失败，霍皇后也因此被废。

谨慎王皇后：王皇后的父亲王奉光，是汉宣帝没登基前的老朋友。奉光女儿在几次嫁人之前，夫家都死掉。后来宣帝继位，王氏入宫为婕妤，得宠，但是没有儿子。后来汉宣帝想给许皇后的儿子找个谨慎无子的后妈，王氏入选，得立为皇后，但是自从为后之后，汉宣帝就不宠幸于她了。。一直到汉成帝的时候，汉宣王皇后才去世，由于汉成帝的母亲也姓王，就称汉宣王皇后为邛成太后（父奉光为邛成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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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

皇后：王皇后；傅昭仪，冯婕妤

王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姑，汉成帝的母亲。

十侯五大司马：王家在汉朝外戚当中盛极一时，共有十侯，分别是王政君的同母哥哥王凤，同母弟弟王崇，五个同父弟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堂弟王音，侄子王莽，外甥淳于长。其中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王莽先后任大司马，执掌朝政。在汉成帝和汉哀帝早期以及整个汉平帝时期，王氏都是代主执政的身份，最后由王莽篡权。

拦惊熊：汉元帝去观看斗兽表演，后宫美女都陪坐在他旁边。意外事件就在这时候发生了，熊突然从圈里跑出来，攀着栏干要冲上观众席，“左右贵人傅昭仪等皆惊走”，这里特别提到了傅昭仪，在以后这可是个关系冯昭仪性命的人物。面对突发事件，冯婕妤（当时还不是昭仪）也不知是本能反应还是有所考虑，反正她就在那几秒钟之内做出了惊人的举动，直接上前站在了熊和皇帝中间，为左右武士格杀熊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事后，皇帝问她：“面对这种事，人之常情是惊慌失措，你怎么敢上前挡熊呢？”冯婕妤坦然对答：“这些猛兽一般扑倒一个人就会停下，我挡在中间，熊就不会冲着陛下去了，为了陛下，我愿意做出牺牲。”元帝颇为感慨，对这位小女子加倍敬重，傅昭仪等人很惭愧。 也就和冯婕妤结下仇恨。后来傅昭仪当上了太后（当时有四位太后，哀帝的母亲、祖母，成帝的母亲，成帝的赵皇后）。“当熊”的事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傅老太太心上的阴影一直没有消除。偏巧有人诬陷中山太后（就是那位当熊的冯女士）诅咒皇帝和傅太后，傅老太太可算找到了收拾冯老太太（都已经不是当年的美女了）的机会，经过一番番审讯，整死不少人，也没弄出个所以然。后来，傅太后派人去责问冯太后：“熊上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