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骆驼”与“绩溪牛”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来它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但是，这里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质非常差，“骍刚而不化”，不适于耕种。而且遇到雨水丰富的季节，山洪暴发，耕地就被淹没，庄稼被洪水横扫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节，耕地就会缺水干涸而龟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祷下雨。耕地如此之少，但是到明清时期，这里的人口却迅速增加，大大地超过了有限耕地的承载力，造成了严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造就了一群群 “徽骆驼”和“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谐等等优秀品质。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都把徽商比作“徽骆驼”，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

不过，在徽州六县当中，绩溪徽商的兴起要比其他县商人晚一些，所以，当徽州其他县的商人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这种后继之秀、乱世中争雄的徽商余辉同样令人们关注，折射在绩溪徽商身上的“绩溪牛”精神，也已成为中外学者争相发掘、探索和研究的对象。如今更多的时候，人们已不仅仅局限于绩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样地形容于所有的徽商后起之秀身上。

无论是“徽骆驼”还是“绩溪牛”，它们都是对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环境的优越远非明清时代所能比拟，然而，作为一种创业精神——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去探究、学习和借鉴。概括起来，徽商精神有下述要点：

其一，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态度决定了一切。

其三，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其四，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徽商的和协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并在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五，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其六，以义制利的奉献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其七，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其八，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有一吴姓徽商家族，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经商过程中，结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缙绅商贾等等各界朋友。那么方用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儒商是怎样认识这么多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呢？他是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广泛的交际网络的呢？要知道在当时交通、通讯都远远不如今天发达。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学书画无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乡关系给了他许多接触不同人物的机会。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比如说，一旦出现一些不顾家乡的族人，族中一些长老就会百般对他们进行劝诫，说：“我们徽州家乡一直保留着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户的乡村。这些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啊。假如你们背离了家乡，即使子孙可以长保富贵，但是他们在外地已成为孤家单亲，假设出现家业败落的情况，就会无依无靠。这种轻易背离家乡的事情，你可要谨慎地好好想想！”这些舆论说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规的制约，使宗族和乡缘之链坚实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团队精神愈加发扬，团队力量也就愈加壮大。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不做“茴香萝卜干”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乡都是一个家族，所谓“千丁之族，未尝散处”。他们宗族观念浓厚，宗法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同样，在经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样起着重要的关联作用，往往出现“举族经商”的情况，族人之间在经商中相互提携、相互关照。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譬如祁门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死在一处渡口。其子起蛰当时还在襁褓中，长大后立志继续父志，努力学习经商，经商中不图厚利，往往以义为利，声名远播，最后成为一名富商。在徽州《许氏家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为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他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然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兴起来。这样的事例在徽商中还有很多。

在北京西城区宣武门以西有座明清时期的王府，沿府东围墙，一条南北拖东的丁字形胡同，与东西向的“石驸马大街”相联，这丁字形胡同就叫“鲍家街”。据山西应州《鲍氏家谱》载：此府清初是秘书院大学士鲍承先公所居，称“鲍丞相府”，也可能据此巷名始称“鲍家街”。鲍承先是应州鲍氏始迁祖孟辉公五世孙，是清初第一位汉族丞相。卒于北京，葬京西沙锅村，墓碑犹存。鲍丞相府由其子鲍敬等居住，后鲍敬任河北总兵、迁大同总兵，即返大同居住，时为康熙年间。如今，这座府的外部还比较完整，墙垣保留了原貌，从正门以北已经进行了改建。民国年间这里曾是中华大学，后改为民国大学，现为中央音乐学院校址。其府门、正殿、后楼等建筑仍然完好。

　　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名员，字子胥，楚国人。伍子胥之父伍奢为楚平王子建太傅，因受费无忌谗害，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重臣。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带兵攻入楚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吴国倚重伍子胥等人之谋，遂成为诸侯一霸。公元前483年，夫差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太宰喜乘机进谗，说伍子胥阴谋倚托齐国反吴。夫差听信谗言，派人送一把宝剑给伍子胥，令其自杀。伍子胥自杀前对门客说：请将我的眼睛挖出置于东门之上，我要看着吴国灭亡。在伍子胥死后9年，吴国果然为越所灭。

　　伍子胥（？～公元前484年），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谋略家。名员（yún），字子胥，春秋时楚国监利县（现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伍场村附近）人。伍子胥的父亲叫伍奢，伍子胥的哥哥叫伍尚。他的祖父叫伍举，因为侍奉楚庄王时刚直谏诤而显贵，所以他的后代子孙在楚国很有名气。

　　《伍子胥-奇谋战圣》称：伍子胥是姑苏城的创建者苏州至今有纪念伍子胥的城门“胥门”、祭祀的祠堂和墓地并被入祀“500名贤祠”，1988年秋，中国大书法家启功先生以“古贤至德尊三让，吴苑雄涛溯伍胥”的对联书赠苏州，苏州为纪念伍子胥的功绩，在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会址（现苏州规划展示馆）前树立了雕像和纪念园。

　　他的祖父叫伍举，因为侍奉楚庄王时刚直谏诤而显贵，所以他的后代子孙在楚国很有名气。

　　伍子胥本为楚国人。性格刚强，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因楚平王怀疑太子“外交诸侯，将入为乱”，于是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将其父、兄骗到郢都杀害，伍子胥只身逃往吴国。

　　在伍子胥入吴之前，跟随楚国太子建到齐国。后又到郑国。太子建和晋国君王私通。要做晋国攻打郑国的内应，伍子胥劝说建，郑国以忠义对待他们，他们怎么能背叛郑国呢？但是太子建说他已和晋国说好了。就不听伍子胥的劝说，后来被郑国知道后，郑国国君就把太子建杀了。伍子胥就逃亡到吴国去。在他还没到吴国时。出了郑国都城之后，出了昭关之后还有一条河隔着。伍子胥看见没有船，内心非常焦急，突然走出一条渔船。渡了伍子胥，下船之后，伍子胥怕他说出去，就对渔翁说不要把事情说出去。渔翁非常伤心，他想他诚心渡伍子胥，但伍子胥还怀疑他，他非常敬重伍子胥，也没有抱怨他，渔翁就把船划到江中心自沉了，以绝伍子胥的疑心。伍子胥看到后大哭，说是他害了渔翁。但有的书上说渔翁没死。后来伍子胥要灭郑国为太子建报仇，渔翁的儿子就唱了一首歌。就是老渔翁对伍子胥唱的，伍子胥想起他的恩人在郑国就班师回去了。这是后话。

　　入吴后，知公子光有大志，乃用专诸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得进用为“行人”（掌朝觐聘问之官），与谋国政。辅佐吴王阖闾修法制以任贤能，奖农商以实仓廪，治城郭以设守备。又举荐深通兵学的孙武为将，选练兵士，整军经武，使吴成为东南地区一强国。根据吴与周边各国的强弱形势及利害关系，与孙武等制定先西破强楚，以解除对吴之最大威胁，继南服越国以除心腹之患的争霸方略。周敬王八年（前512），针对楚国执政者众而不和，且互相推诿的弱点，提出分吴军为三部轮番击楚，以诱楚全军出战，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肆以罢（疲）之，多方以误之”（《左传·昭公三十年》），待楚军疲敝，再大举进攻。此后数年间，吴军连年扰楚，迫楚军被动应战，疲于奔命，实力大为削弱。随即展开大举攻楚的准备，争取与楚有矛盾的蔡、唐两国作为吴的 伍子胥盟国，使楚北方门户洞开，为尔后避开楚军防守正面实施突袭创造了条件。又出兵攻越，给楚造成吴不会大举攻楚的假象，并施反间于楚，使楚不用知兵善战的子期，而用贪鄙无能的子常为帅。十四年，与孙武等佐阖闾统领大军沿淮水西进，由楚防备薄弱的东北部实施大纵深战略突袭，直捣楚腹地，以灵活机动的战法，击败楚军主力于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一说今汉川北），并展开追击，长驱攻入楚都郢（今湖北荆州荆州城北三十公里纪南城），终成破楚之功（见柏举之战）。由于怀有强烈的个人复仇愿望，在楚未能安抚民心，激起楚国上下反对，致使吴军难以立足。（伍子胥到楚国后，听说楚平王已死，就把楚平王的坟墓撬开，用钢鞭鞭尸三百，楚国人民看到吴国人如此复仇心强，全国百姓大惧）。“伍子胥于吴国为忠臣，于祖国——楚却是罪人。对于伍子胥为复一己之仇，劝吴攻楚，使祖国（楚国）无数生灵毁于被动战争，诗人陈志岁颇有微词，其诗《申胥》：‘知否申胥本楚人，引吴攻楚有私因。可怜祖国好儿女，半作伍家偿命身。’”（陈祗时《载敬堂集》）阖闾死前并托伍氏辅佐少君，封他最高爵位称相国公。后继事吴王夫差。二十六年，吴、越夫椒之战，越惨败几于亡国，夫差急于图霸中原，欲允越求和之时，伍子胥预见到两国不能共存之势，又洞察越王勾践图谋东山再起之心，力谏不可养痈遗患，而应乘势灭

　　越。夫差不纳，坐视越国自大。 伍子胥坐像三十六年，及见夫差欲率大军攻齐，越王勾践率众朝贺，再度劝夫差暂不攻齐而先灭越，以除心腹之患，又遭夫差拒绝。知夫差昧于大势而不可谏，吴国必为越国所破灭，为避祸而托子于齐国鲍氏，反遭太宰伯嚭诬陷，被逼自杀。伯嚭本来也是楚国人。在伍子胥来吴国之后伯嚭才到吴国，当时有个相面的人就说伯嚭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只会拍马屁。让伍子胥提防他一点，但伍子胥想他和伯嚭来自同一个楚国，而且和楚国都有深仇大恨。最后由于勾践送给伯嚭大量财务和美女，伯嚭就在夫差面前进谗言。说伍子胥把儿子送到齐国就是背叛吴国。夫差用属娄剑赐伍子胥死。伍子胥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死后仅十年，越灭吴，终应其言。春秋末期吴国兴亡，伍子胥举足轻重。其治国用兵，以务实为旨，远见卓识，谋略不凡。《汉书·艺文志》著录兵书《伍子胥》十篇、图一卷，虽已亡失，当证伍子胥生前有其军事著作。从春秋时期的战争中透露出来的历史亮点：吴国在吴国历代君王和名臣（如：伍子胥）等人不断努力下，组建出来的“混合舰队”，可称中国海军鼻祖而当之无愧！

　　当时的船只分类是：大中小三翼（战船）、其中大翼船长20米，宽达27米，突冒（撞击船）、桥船（为骑兵搭船用）、还有楼船是指挥舰船，分工已经初具规模。而不是像不少铁血网友所说那样，只是以平底小船为主。

　　后人为伍子胥“鞭尸三百”说正名 伍子胥一生出将入相，成就了一个国家，两代君王。太史公司马迁于《史记》中为其立传。可是，在浩瀚的历史长卷中，除了广为流传的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等经典故事外，就是掘开楚平王的坟墓，鞭尸三百的不忠不义的话柄。但历史上，又对伍子胥鞭尸三百的说法存在争议。

　　一、鞭尸说。《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史记·伍子胥列传》曰：“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二、鞭坟说。此说首先见于《吕氏春秋·首时》的记载，说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谷梁传·定公四年》则说他“挞平王之墓”。《淮南子·泰族训》和《越绝书·荆平王内传》也都说伍子胥鞭坟。

　　三、否定说。近代也有人完全推翻“鞭尸”和“鞭坟”两说。其主要理由是：《春秋》等记载春秋时期史事最早又最有权威的典籍，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左传》仅记载楚平王杀伍奢一家的事，屈原也称赞并自拟于伍子胥。而吴国军队攻入楚国郢都，正是孔子在世的时代。孔子最容不得乱臣贼子，伍子胥引吴入室，掘墓鞭尸，可谓罪大恶极，但孔子言论却只字未提。 伍子胥伍场村小学校长伍修荣说：“伍子胥鞭尸三百的说法，那是对伍子胥的污蔑。”

　　柳如梅老人，今年76岁，监利县文化馆退休职工。柳如梅老人研究伍子胥已经有近40年了，著有《伍子胥民间故事集》。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孙子兵法》栏目组采访时称，伍子胥是监利人没有任何争议。尽管他仇恨楚平王，但一个聪明的伍子胥雄才伟略，是不可能去鞭尸三百的。

　　武汉大学历史学教授罗运环认为，鞭尸的说法可能性不大。从时间上，鞭尸的说法要晚，而且文字简略，都是一些传闻。明末顾炎武和清代学者梁玉绳也非常反对伍子胥鞭尸这一说法。梁玉绳认为，伍子胥挖楚平王的坟墓鞭尸三百，那么在位的楚昭王也可以挖伍子胥的祖坟。当时的伍子胥是不能不想到这点的。

　　家谱

　　伍场小学的前身就是伍子胥祠堂

　　初夏的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伍场村，寂寂无闻地深藏在一望无际的江汉平原腹地。伍姓的村民称，伍子胥出生在此。据考，公元前613年10月，在楚大夫“参”的辅佐下，楚庄王共兼并小国26个，一举称霸。庄王为答谢“参”，将楚国境内的伍地赐给“参”为食邑。从此“参”以伍为姓，取名为伍参。后生子伍奢，即伍子胥的父亲，伍地就在如今的伍场村附近。

　　关于伍子胥是哪里人，曾有说法是湖南人和襄樊谷城人。监利“的士”司机王金平听到我们的议论，冷笑一声说：“笑话，伍子胥是监利人还要争论，监利人世世代代都能讲出一箩筐伍子胥的故事呢！”武汉大学历史学教授罗运环也反对伍子胥不是监利人的说法，他说：“伍子胥不可能是湖南人，只在襄樊谷城驻守过，应该是监利人。”

　　5月，伍场村的麦地一片金黄。在一片麦地的中间，一条羊肠小道被当地人世代叫做“跑马界”，跑马界的尽头有个地方名叫“打鼓台”，另一头有一个池塘，叫“斩龙渊”。从当地的民间传说中可探询到这些地名皆因伍子胥青年时期在家乡操练士兵、斩杀湖里的水怪而得名。

　　伍修荣，今年50岁，是伍场村的小学校长。“这里原先就是伍子胥的祠堂。可惜，在1963年，有人一把火把祠堂给烧掉了。”他指着伍场小学说。

　　伍衡章，今年73岁，“章”字辈，是伍姓家族的最年长的老人。伍衡章老人告诉我们，打他有记忆起，爷爷就讲述了祖先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的故事。“当年，那里有一座伍子胥的祠堂。”伍衡章老人站在伍场小学后面，比划着当年伍子胥祠堂的方位，在他记忆中，伍氏祠堂是一座三间平房，高大的伍子胥金身像矗立在中间堂屋内，接受附近伍姓后人的祭拜，香火非常旺盛。

　　在伍修荣家的阁楼里。记者见到了一块损坏的砖雕龙头。伍修荣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在伍子胥祠堂的旧址上，这块砖雕龙头被挖了出来，老人们认出了砖雕龙头的来历，这是祠堂屋顶上的装饰。随后，伍修荣便将这块砖雕龙头当作宝贝似的保存了下来。

黄帝：他居住在姬水流域(约在今陕西北部)，以姬为姓。

郭姓是皇帝直系子孙，和周姓、吴姓、武姓等姓主要源姬姓周亶公。

所以武则天、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吴三贵建国时的他们国号都是：“周”。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的国号是“周”，就更不用说了。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是吴姓历史上记述的远古初祖，他居住在姬水流域(约在今陕西北部)，以姬为姓。相传黄帝娶了四位贤淑的妻子，生了25个儿子，其中得姓者14子，其后分14支部族。黄帝正妻嫘祖所生的两个儿子玄嚣、昌意继承了黄帝的本姓姬，吴姓就是从玄嚣这一支传递下来的。玄嚣的孙高辛氏帝喾做了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娶有邰氏之女姜螈为正妻，姜螈是周族的母系祖先。古《诗经》记述了关于姜螈生周族首领弃时的传说。相传姜螈一天出去游玩，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出于好奇，用脚踩了一下，回家后竟有了身孕，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姜螈对此又惊又怕，把这孩子视为怪物丢到荒郊野外。然而更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先后有牛羊来喂养他，樵夫来解救他，大鸟用翅膀温暖他，致使这孩子三弃而不死。姜（女原）认为一定有神灵保佑他，于是就决定抱回去抚养他，并因此为之取名弃。弃小时非常聪明，喜欢模仿大人的样子种植麻、豆之类的庄稼，成年后非常善于农耕之事，他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一块地适合种什么庄稼，因此，附近的老百姓纷纷效仿他，尊他为农师。

弃被后世周部落奉为先祖，世称之为转周弃。周弃大约生活在舜、禹时期，他曾协《助大禹治水，为大禹的农官，故世称后稷。周弃死后，被后世奉为农神后稷。终夏之世周弃子孙世为夏代农官。传至不窋(ku)之时，正值夏代末年，《史记·周本纪》记述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夏代末年政局混乱，周族首领不宙不再做夏农官，他率部族迁徙到了戎、狄等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北地区。周族生活在戎、狄之间，经常受其骚扰，从不窋到古公（颤-页）父十余代，周部落一直在不断地奔窜、迁徙之中，但他们仍能父子相承，世系保持不乱。公刘时期，周部落为躲避戎、狄的侵扰，又举族迁居到豳地(今陕西彬县一带)。豳地土地肥沃，周人在这里恢复了祖先的农耕传统，农业得到发展，百姓生活富足。周族在首领公刘领导下开始了复兴，《史记·周本纪》描绘了当时周人富足的社会情景：“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归焉。”因公刘在周族发展史上贡献很大，周人作诗《公刘》来歌颂他、纪念他。

公刘下传数代到古公室父时，中原已进入殷商时期，这时周人又受到戎、狄的侵扰，在古公（颤-页）父率领下被迫离开豳地继续迁徙。周人一路南迁，他们爬过梁山，渡过漆水、沮水，到达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一带)。周原可谓周人居住的祖地，这里土地肥沃，适合多种庄稼生长，古公亶父一改周人沾染上的戎狄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建立城市和村庄，让族众过定居的生活，并在周人氏族制度的基础上设置了官职，建立了近似国家职能的行政管理制度。周人、周族的称呼就是因为古公宣父及其部落定居周原而来。

古公亶父是周人的一位重要首领，他发扬光大了周人数代奋斗的事业，为周人取代商建立周王国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后世周文王称其为太王，《诗经·宓宫》中有歌颂他的诗句：“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则把其作为一位仁君加以颂扬。在吴姓的一些家谱中，尊古公室父为上古最近先祖。周人自古公室父始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全都非常贤能。其三子季历娶殷商挚仲氏之女太任为妻，太任和文王之妻太姒在我国古代被公认为贤妇人，为周族的兴盛起过重大作用。太任为周族生下昌，昌即是为周灭商打下雄厚基础的周文王。相传太任生昌时曾出现吉祥的征兆，昌自小天资过人、品德高尚，深受祖父的喜爱。古公亶父甚至把振兴周族的理想寄托在孙子昌身上，有时当着众人的面情不自禁地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按照周人的社会传统，古公宣父去世后，应有长子太伯继承王位，如太伯早死，接位者应是仲雍，季历排行第三，不可能有机会继承王位，昌作为季历之子更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了。

古公亶父生病了，太伯和仲雍借口外出为父亲采药，离开了周原。史书记述，兄弟俩从陕西岐山一带出发，来到荆蛮吴越地区(今天的江浙一带)，吴越地区居住着原始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和中原风俗迥异。兄弟俩入乡随俗，纹身断发，在周人看来这哥俩已成为蛮人、残人，再无资格继承王位。

太伯、仲雍奔吴后，季历得以顺利继位，后传位给文王昌。周文王昌不负祖父古公亶父的厚望，为灭商振兴周族苦心经营，他生前虽未能灭商，但三分天下，周据其二。其子武王发继位后，向商王朝大举进攻，四年后，一举灭商，建立起周王朝，最终完成了复兴周族的大任。周初，太伯、仲雍受到周王朝表彰，其后裔受封于吴，建立起强大的吴国，后世吴姓子孙则多把太伯、仲雍尊为得姓始祖。

按照古史的记述，太伯、仲雍所到达的荆蛮地区，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无锡、苏州一带。太伯、仲雍一支就是古书记载的痰阳诸姬 (古代居住在汉水北岸的周人的分支)的一支，他们与楚国为邻，楚国是为五帝之一的颛糠帝后裔所建。楚国强大起来以后，汉阳诸姬受到来自楚人的威胁，被迫迁徙，其中太伯、仲雍一支，东迁到江苏吴地，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建立了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二，吴，在蛮夷。”武王克商后，分封太伯、仲雍后裔，其中的一支又分封到太伯、仲雍始迁之地虞，即山西虞地，另一支留封于当时尚未开发的东南之地吴。不管后世对其迁徙过程有多少种解释，但姬姓周人太伯、仲雍一支最后到达了江苏古吴地是没有争议的。

太伯建吴

太伯、仲雍到达江苏吴地后，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当地土著吴人的普遍欢迎，他们纷纷前去投奔。太伯、仲雍兄弟周围很快聚集了一千多家吴地百姓。他们被太伯、仲雍兄弟的高风亮节、仁义之德所感化，自愿拥立太伯为君长，因太伯所居处属吴地，故太伯在这里建立的姬姓国家称“句吴”(句为发声词头，无实际意义)，简称吴。

太伯建吴之时，已到了殷商末年，中原诸侯混战不已。太伯恐怕战乱涉及吴地，影响吴地人民的生活，就在今江苏无锡市东南梅里营造了一座城市，相传此城的内城周长三百步，外城周长达三百余里，人们在里面像生活在世外桃源里一样，耕作种庄稼，自给自足，生生息息，不受外界干扰。太伯无子，他去世后，仲雍继立为吴君，他把哥哥太伯葬在无锡梅里，后人在其坟墓附近修建至德庙来纪念这位让贤的吴姓先人。

江苏省苏州、无锡一带有关太伯遗迹很多，至今无锡市东的鸿山(又名梅里山)仍存有太伯墓，是江苏省重点文化保护单位之一，墓用青色大理石砌成，周围常年绿草如茵，墓碑呈正方形，刻有“泰伯墓”三个古朴典雅的篆书大字。

相传太伯去世后，吴人无不悲痛欲绝。太伯入葬那一天，吴人纷纷前去送行，因太伯生前喜欢种麻，人们就各采一束麻子在腰间，以表达对太伯的怀念和哀悼之情。此后这一风俗在民间流传了数千年，一直到今天，为去世的长辈披麻戴孝仍为中华民族某些地区的丧葬礼俗。

太伯没有子孙，后世吴姓人称其为开氏始祖，称其弟仲雍为吴姓传代血缘始祖。仲雍接任吴国国君后，继续开拓哥哥所奠定的基业，在吴姓发展史上，仲雍其地位仅次于太伯，可谓至德第二人。仲雍去世后，吴人把其葬在吴国虞山。仲雍墓在今天江苏省常熟市西北虞山山腰间, 仲雍墓门在山麓下，面临北门大街，门前牌坊是清乾隆年间所建，上书“敕建先贤仲雍墓门”，进墓门，沿山坡往上先走数十步，可见有第二道牌坊，正面刻有江南督学使曹秀先题写的“南国恭友”四字。墓穴前立有第三道牌坊，正面有“先贤虞仲墓”五字横额，两侧石柱上刻有一幅对联：“一时逊国难为第，千载名山还属虞。”墓上立有四块墓碑，正中一块为清康熙年间所立，石碑保存完整，上刻有明江南巡按御史路振飞的题字，“商逸民虞仲周公墓”。仲雍至今仍为常熟一带人民所景仰，仲雍葬地虞山已成为海内外吴姓子孙寻根问祖之地。

仲雍下传四代至周章，周章在姬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周人的后裔，故名为周章。周章继位做吴君时，武王已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周初实行分封制，封周王亲族、灭商功臣、历代先圣后裔到各地做诸侯。周王朝寻找太伯、仲雍后裔封诸侯，因周章已做吴君，就因地正式封周章为句吴国君，周章之弟仲被封在周原附近的虞(今山西平陆县境内)，列为诸侯，建立了虞国，其后人以虞为姓。仲因此称为虞仲，如其先祖仲雍同号。

吴、虞兄弟之国，历经整个西周，传国十余代，一直到东周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变革，周天子丧失了号令天下诸侯的权威，人们不再遵从传统礼法，各诸侯为扩张自己的地盘掀起了兼并战争，可谓礼崩乐败，天下大乱。虞国当时是一个小国，版图面积不过今天的山西平陆一县，它北邻强大的晋国。晋是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地，它和吴、虞、虢同属姬姓封国，起初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小国，但经过晋国君主数代经营，版图日益扩大，到春秋初期已成为诸侯强国。春秋时期的晋 国国君晋献公是个野心勃勃的君主，他一心想扩大晋国国土，称霸诸侯。

虞国和虢国 (在今河南省陕县)位于晋国南方，控制着晋国南下中原称霸的通道，因此成为晋国首先兼并的对象。虢国和晋国之间隔着虞国，为避免虞、虢两国联合抗晋，晋国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先灭虢然后再破虞。公元前658年春天，晋国大臣荀息和晋献公密谋，设计了一个“假虞伐虢”的阴谋。晋臣荀息出使虞国，以晋国出产的名马、垂棘出产的玉璧向虞公行贿，请求虞国借道给晋讨伐虢国，虞公果然上当，不仅答应借道给晋国，而且还答应出兵助晋攻虢。宫之奇是虞国著名的贤臣，深为晋国所忌讳，史书记载：“虞有宫之奇，晋献公为之终夜不寐。”他听说此事后，急忙面见虞公，力陈借道于晋讨伐虢国对虞国的种种不利后果，但是虞公听不进去。此前，虞国边城墩邑曾遭西邻冀国侵犯，晋国看到事态的发展对自己不利，就出兵讨伐冀国，解除了虞国的危机。在虞公看来，这次晋国讨伐虢国，虞国理应助晋伐虢。晋臣荀息终于说服了虞公，晋虞联军进攻虢国，虽未灭虢，但极大削弱了虢国的力量。三年后，晋国看到灭掉虞、虢两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又重施故伎，再次向虞国借道伐虢，大臣宫之奇听到后惊恐万分，他断定这次晋国借道伐虢，回师途中必定灭虞，急谏虞公，力阻借道于晋。

虞公不听劝谏，同意借道给晋。宫之奇无可奈何，他预知虞国行将灭之，就率族人离开了虞国，临行前叹息着说：“虞国恐怕连腊月祭祖的日子也等不到了。”三个月后，晋军灭虢，回师途中又灭掉了虞国。自周章之弟仲封虞，虞国共历 12君。虞国灭亡后，后裔为纪念故国以虞为姓，虞姓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姬吴的早期分支，与吴同属太伯、仲雍之后。

吴国与吴姓

北吴虞国被灭亡了，南方吴国却兴盛起来，成为春秋时期的大国，曾一度称霸中原。自周章接受周天子封号下传到寿梦已历十五代，寿梦做吴君时，历史已进入春秋时期。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国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吴国国力增强，已敢于与中原强国抗衡。寿梦在位期间，中原以楚晋争霸为主，两国之间发生了城濮之战，这次战争，楚国虽然失败，但实力未损，楚庄王时又卷土重来，楚与吴越结盟重新对抗中原大国晋国，此后楚军又北上与晋爆发了（必阝）之战，这是楚晋争霸以来的第二次大战。（必阝）之战楚国战胜了晋国，使楚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陈、蔡、郑、宋以及淮泗流域的其他小国都降服于楚。失败后的晋国时刻寻找机会想战胜楚国，因此，晋楚间小规模的战争接连不断。为调解晋、楚之间的争端，避免各国受到牵连，公元前579年，以宋国大夫华云为主发起了解除楚晋争端的“弭兵之盟”，但不久即告破裂，楚晋两国仍处于明争暗斗之中。后来，楚国国内发生权力之争，楚国大臣申公巫臣因与楚国令尹(相当于宰相)子反争夺权利，失利后逃到了楚的敌国晋国。他蓄意报仇，向晋国献计献策削弱楚国。晋国采纳了申公巫臣联络新兴的吴国以牵制强楚的建议，并派申公巫臣代表晋国出使吴国。申公巫臣在吴国教习吴人兵法战阵，训练吴人采用中原兵车作战，怂恿吴国讨伐楚国。吴国一年内数次出兵，在吴楚边境声东击西，楚国疲于奔命，国力减弱，吴国从此开始强大起来。

吴王寿梦生有四子，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三子余昧、四子季扎。其中季扎精通中原文化，智慧而又仁义，有远祖太伯、仲雍遗风，寿梦想把王位传给他，季扎认为这样做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度会引起内乱，坚辞不就。寿梦只好立长子诸樊为太子。寿梦临终时留下遗命，将来一定要传王位给季扎，吴人也要求立季扎为君。季扎为了躲避就君位，离家逃到了荒野之中。诸樊不得已只好做了吴王，并立下规矩，他百年后，君位继承采取兄终弟及制，一定要把君位传给季扎。吴王诸樊一心要传位给弟弟季扎，就不太爱惜自己，打仗时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公元前508年，诸樊亲自率军伐楚，直逼楚国边境城市巢邑(今安徽巢湖市)。楚国巢邑守将牛臣对部下说：“吴王做事勇敢而轻率，如果打开城门，他必定第一个冲入城来，我埋伏在城门，乘机射死他。他一死，楚国边境就安定了。”楚卒按吩咐打开城门，诸樊果然抢先冲入城门，被躲在暗处的牛臣一箭射死。诸樊在位13年，按约定传位于余祭。余祭即位后，封四弟季扎于延陵，故季扎又号延陵季子。余祭在位期间，因季扎通晓周礼，曾代表吴国出使中原诸国。余祭在位4年，死后传位于三弟余昧，余昧在位17年。此时吴国霸业初成。余昧死时，遗命传位季扎，了却了父兄的心愿。吴国百姓也要求季扎继承王位，季扎仍旧谦辞，后见难以推脱，再次出逃。

季扎出走后，吴人立余昧的儿子僚为国君，这引起诸樊之子公子光的不满。公子光认为自己是诸樊之子，叔父季扎推位后，按继承顺序，理应由他继位。于是公子光“阴纳贤士，欲以袭僚”，夺取王位。这时，楚国楚平王听信谗言，诛杀了楚国大将伍奢，伍奢之子伍子胥逃亡到吴国，后来被公子光收留。伍子胥为人勇敢而有谋略，他得知公子光的意图后，就把逃之途中结识的勇士专诸推荐给公子光，专诸受到公子光的极高礼遇，他愿意为公子光效命刺杀吴王僚。

公元前515年，吴王僚乘楚平王死去楚国举行国丧之际，派弟弟盖余、烛庸率军伐楚，同时又派季扎出使晋国，观察中原诸国的动向。楚国早已做好准备，派大军截断了吴军的退路。吴军进退两难，吴王僚的两个弟弟盖余、烛庸不能回归吴国，吴王僚坐立不安。公子光见时机成熟，假意宴请僚，让专诸伺机刺杀僚。据《史记》记载，吴王僚为防万一，自王宫至公子光家，沿路设护卫军士，连公子光家堂前、阶上、席旁都有卫兵带刀护卫。公子光推说足疾故意离开现场，而在窟室中布上带刃甲士。专诸把匕首藏在炙鱼腹中，借献鱼之机，得以靠近了吴王僚。专诸突然拔出鱼腹中的匕首，刺死了僚。此匕首就是名传后世的鱼肠剑。混乱中，刺客专诸被吴王僚的卫士砍死，公子光率窟室甲兵杀散僚的卫兵。公子光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为感谢勇士专诸，阖闾封专诸之子为卿，重用伍子胥执掌国政。远在楚国作战的吴王僚的弟弟盖余、烛庸听到公子光弑君自立的消息后，感到大势已去，弃军逃走。后来兄弟俩又投奔了楚国，楚把养邑 (今河南沈丘一带)分封给他们。从此，吴王余昧的后裔就在河南沈丘一带繁衍生息其后代分别以两公子的名字盖余、烛庸为氏，成为姬吴的两大分支。

季扎回国后，不愿看到吴国再闹内乱，就承认了阖闾为君的合法性。《史记》记载季扎说：“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

吴王阖闾即位后，实施富国强兵之术，他立城廓，设军备，实仓廪，治兵府。相传现在的苏州(古称姑苏)就是伍子胥协助阖闾修建的都城，姑苏城仿效中原城廓的建设，又兼及南方水乡的特点，它周长47里，有 8个陆门，8个水门，是一座设计精巧、攻守兼备的都城，它的建成提高了吴国的军事实力。在伍子胥推荐下，著名军事家孙武从齐国投奔吴，把自己著名的13篇兵法进献给阖闾。阖闾为测验孙武兵法，在宫中选了180名美女充当士兵，以两名爱妃做首领，让孙武试演。演习过程中，两位爱妃对孙武排兵布阵视如儿戏，在孙武三令五申下仍嬉笑不止。孙武按照军事法令斩杀了阖闾的这两位爱妃。据史籍记载，阖闾痛失两位爱妃后，食无味，寝不安。然而阖闾看到孙武确有用兵的本领，就没有责怪孙武。他任用伍子胥为谋主，孙武为将军操练军队，为进击强邻楚国做准备。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孙武率兵大举攻楚，在唐、蔡两国军队的引领下，吴军五战五胜，长驱直入楚国都城郢，楚昭王逃跑。伍子胥找不到楚王，就掘开平王之墓，鞭尸三百，报了杀父之仇。楚国忠臣申包胥指责伍子胥鞭打王尸无道之极。伍子胥解释说：“吾日墓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后来，申包胥不畏路途险远，远奔秦国求救兵。申包胥感怀祖国君民蒙受苦难，在秦宫庭外，痛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秦答应发兵救楚。秦楚联军击败了吴军。战乱中，阖闾之弟夫概乘机回国自立为王，阖闾闻讯，立即领兵回国击败了夫概，夫概率残余逃到了楚国，楚昭王封夫概于棠溪(今河南遂平县一带)，其后裔以棠溪为氏，这是姬吴的又一分支。

阖闾回吴后重整军备，一年后再度伐楚，占领了楚地。公元前504年，吴水军打败楚水军，俘获楚国两位水军将领和七位大夫，随后楚陆军又在繁阳(今河南新蔡县北)失利于吴军。楚元气大伤，国内人心惶惶，楚昭王被迫迁都，吴王阖闾的事业可谓达到了顶峰。

吴国的南方邻国是越国。历史记载，越国乃夏禹之后，是夏后帝少康的庶子南迁建立的国家。越国和吴国一样，统治阶级是中原贵胄之裔，人民大众则为当地土著居民，习惯文身断发。到越王允常时，夏禹之裔已传20余代，吴越曾发生战争。吴响应晋牵制楚，楚则利用越来牵制吴。公元前 537年及公元前518年，越曾两次助楚攻吴，吴越属敌国关系。打击楚国后，吴王阖闾一直伺机攻打越国。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去，勾践继位。吴国乘越国举行国丧期间出兵伐越，越国勾践率军抵抗，两军战于携李(今浙江绍兴县)。由于吴国发动的是侵略战争，越国上下齐心一举打败吴军。战争中吴王阖闾伤了脚趾，吴被迫退兵，途中阖闾的伤趾继发感染，生命危在旦夕。阖闾临终前嘱咐太子夫差：“你不要忘记是勾践杀害了你的父亲！”夫差满含泪水答应说：“一定不忘报父仇！”阖闾死于归国途中。

阖闾死后，夫差即位，是为吴王夫差。他不忘父仇，时刻准备伐越。他让属下立于他经常出入的宫门之处，每当夫差经过，下人就大呼：“夫差，你忘了越国杀死你的父亲吗”夫差就回答：“不敢忘，三年一定报仇。”夫差以此勉励自己，他继续重用伍子胥，又封楚国亡臣伯（喜否）为太宰。经过三年准备，吴王夫差厉兵秣马，准备大举伐越以报父仇。公元前494年，吴越两军相战于夫椒(今太湖椒山)，吴军士卒以复仇为动力，个个勇猛善战，一举击败越军，攻入越境。越王勾践只剩下5000甲士，退守会稽(今绍兴市郊一带)。越王为避免亡国，接受了大夫文种的建议，“卑辞厚礼”向吴求和，条件是勾践入吴为吴王臣仆，夫人为奴婢，进献宝器，越可免于亡国。

夫差洋洋自得，准备接受越国的请求。伍子胥劝谏夫差说，吴越同处三江之地，其势不能并存，勾践是位有能力的君主，加上范蠡、文种等良臣的辅弼，如不及时歼灭，其后患定会无穷。正当吴国君臣争议不决之时，越国送上美女、宝物贿赂太宰伯（喜否），请伯（喜否）劝说吴王夫差接受越国纳贡称臣。伯（喜否）本来就妒忌伍子胥，他接受了越王的贿赂后，一再劝说夫差接受越国求和。夫差听信了伯（喜否）的劝说，接见了越国求和的大夫文种，在吴国朝廷，伯（喜否）和越国大夫文种一唱一和，文种委婉地暗示夫差，一旦越国得不到吴王的宽恕，勾践将会杀妻灭子，毁坏宝器，凭借剩下的5000甲兵与吴拼个死活，吴国到头来将一无所获。夫差最终接受了越的和议条件。伍子胥闻讯无可奈何地叹息说：“20年后，吴国就会变成废墟了。”

吴越讲和后，越成为吴的附庸国，勾践夫妇及其大夫范蠡等300余人到吴国为吴王服役。相传，勾践为夫差养马，做了马夫，勾践夫人为吴王打扫宫室，夫妇俩表现出毫无反抗之意。为进一步麻痹、消磨夫差意志，越国又送上美女西施，对越王勾践完全放松了警惕。7年后，夫差准许勾践回国。勾践回国后不忘国耻，每晚睡在柴草上，并在门边挂一串苦胆，进出之时都要尝一下苦胆，扪心自问：“你忘记战败后的耻辱了吗”他像农夫一样下田耕作，夫人也如农妇般亲自织衣、做饭，生活俭朴。勾践重用文种、范蠡等贤能之士，励精图治，国力逐渐恢复并强大起来。

夫差好大喜功，一心向往中原称霸，他先后讨伐了蔡国、鲁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掘成邗沟，以沟通江淮，为北上做准备。公元前485年，他又不自量力，联合一些小国，从海上进攻强大的齐国，结果被齐国打败。公元前484年，夫差再度进军中原讨伐齐国。他联合鲁国在艾陵(山东莱芜县东刁匕)打败齐国，俘虏齐将多人，缴获一批战：利品。夫差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看到数次的征战耗空了吴国国力。越国也；派人来吴朝贺吴伐齐的胜利。此间吴举朝上下皆大欢喜，惟独伍子胥心情沉重，他再次向夫差陈述说：“越是吴的心腹之患，得到齐，只不过得到一片石田，石田是不能种庄稼的。”他断言：“越不为沼，吴其泯矣胥。”此时的夫差根本听不进伍子胥的苦口良言。伍子胥逐渐对夫差失去了信心。

一次乘出使齐国之机，把儿子托咐给了齐国的鲍氏，并改姓王孙氏。吴王夫差对伍子胥没完没了的谏言愈来愈反感，伯（喜否）趁机向夫差讲了伍子胥寄子齐国之事，夫差听后大怒，以私通敌国，怀有二心之罪，赐死伍子胥。伍子胥死前对夫差说：“我死之后，请挖出我的双眼，挂在姑苏城东，总有一天，我会亲眼看到越国大军攻入吴国。”夫差为发泄对伍子胥的仇恨，竟恨及枯骨，令人把位子胥的尸首包在皮革之中，抛入江中，其名曰：“鸱夷浮江。”

公元前482年，吴国大旱，农业欠收。夫差仍决定出师北上与齐晋争霸中原。越国趁吴国国空，倾全力出动精兵分三路攻入吴国。越军攻入吴都姑苏，焚烧了吴国都城，俘获了太子友。夫差闻讯，挥师南归，后来竟向越国求和，越国自度不能一举灭吴，就答应了吴国的求和。此后越国又两次攻入吴国，在越的打击下，吴的军事力量几乎消耗殆尽。公元前473年，越军攻入吴都。夫差率随从逃到姑苏台上，被越军重重包围。夫差派人向勾践请罪，希望像越王勾践当年那样做个附庸国，得以保全吴国社稷，此举遭到越国拒绝。越答应封夫差到甬东(今舟山群岛)做个百夫长，夫差以年老为名表示难以接受，最后被迫自杀。死前，夫差用布把自己的脸蒙住，悔恨地说：“我没有脸面在九泉之下见到子胥啊！”吴国灭亡后，吴国子孙逃往四方，他们感念故国，便以吴为姓。

附：郭姓起源：

相传，早在上古夏后氏部落领袖禹的时代（约公元前21世纪），郭姓就已得姓开基。郭姓人的得姓，有相当古老的渊源。

出自夏代的郭支和郭哀之后

古书记载“禹乘二龙，郭支之御”。“上古有郭侯，夏朝的禹即有驭手郭哀。”郭支与郭哀是中国有史籍记载的最早的郭姓人。因此，我国历史上建都阳城（今河南登封东）等地的夏代人郭支与郭哀，都被后人认为是郭姓人的始祖。

出自商代郭崇之后

据《三一经》记载：商有郭崇。可知商代继夏代之后也有郭姓。因此，商代郭崇，也被认为是郭姓人的另一位始祖。

出自姬姓

周代虢国的子孙后代是当今郭姓最大、最主要的一支，他们以郭为姓，渊源自姬姓，又多半与河南、山西有关。

西周初年，周武王姬发封文王姬昌的弟弟虢叔於东虢，东虢地址在今天河南省荥阳市东北。到了西周末年，周王室衰微，申侯勾结犬戎作乱，周幽王被杀於骊山，周王室被迫东迁。当时，郑武公与晋文侯辅佐周平王东迁洛阳，立下汗马功劳，深得平王依重，同时把郑国从陕西迁到河南虢（即东虢）、郐之间。为兴建郑国，郑武公於周平王二年（公元前769年）灭郐国，平王四年（公元前767年）又吞并东虢。从此，郑国日渐强盛，引起各诸侯国的不满。楚国趁机起兵向周平王问罪，率陆浑（地在河南省嵩县东北）之师，逼近洛阳。周平王大惧，於是把虢叔裔孙虢序封於阳曲（地在今山西太原市北），号曰“虢公”。因虢、郭音同，“虢公”又称“郭公”，於是，其后代遂成郭姓。

以封地为姓

史载，郭姓始祖有以封地“虢”为姓的，又因虢、郭同声之转，故虢、郭二姓互通。

以居处命氏

中国古代有些居住在城、郭、园、池的人，分别以“城”、“郭”、“园”、“池”为姓。其中居住在郭（即外城，古代“郭”字的字义为外城）的人，以居住地为姓氏，形成郭姓。

起源

姒姓，源出有:

姒姓，与姬姓、姜姓长期通婚，姒氏、有蟜氏、有崇氏(鲧)、夏后氏、有莘氏、杞氏等国(部落)以及周文王之妻太姒、周幽王之后褒姒均为姒姓。相传夏禹之母吞薏苡而生禹，舜因命禹继承有蟜氏祖姓。

另有今人一说，姒姓为伯鲧之姓，鲧为尧之崇伯，尧赐鲧姓姒。禹为其子。春秋时杞国为姒姓之裔国。

姓是尧赐于大禹的，见于吴越春秋，尧曰:"俞!以固冀于此。"乃号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赐姓姒氏，领统州伯，以巡十二部。

相传少昊子台骀封于诸汾川，其后有沈、姒、蓐、黄等国。当以国为姓。周文王之妻为太姒，出自姒国。

姒姓，与姬姓、姜姓长期通婚，姒氏、有蟜氏、有崇氏(鲧)、夏后氏、有莘氏、杞氏等国(部落)以及周文王之妻太姒、周幽王之后褒姒均为姒姓。姒姓有蟜氏还是上古时期炎黄二帝的母姓。传说中国上古帝舜时，鲧的妻子修己是有莘氏的女儿，因为吞吃了薏苡这种植物而怀孕，生下了禹。因此禹治水成功后，舜便命大禹仍继承姒姓(姒是苡的同音字)祖姓。

夏朝灭亡后，有些夏朝后裔改为夏姓。姒姓的后代也有改为禹姓、费姓、辛姓、杞姓、曾姓、谭姓、相氏、鲍姓、邹姓、欧阳姓、司空姓等姓氏的。明清时期，姒氏后裔从浙江陆续迁到台湾定居。在绍兴大禹陵附近的禹陵村，聚居著大量姒姓后裔，自大禹至今已传至146世，辈份最高的为141世，历代都有纪念大禹的活动。

陕西城固、浙江绍兴禹陵乡、萧山、温州、杭州、四川峨眉、峨边、云南鲁甸、上海、北京、天津、河南杞县、江苏苏州、黑龙江哈尔滨等地均有此姓。

绍兴市禹陵乡禹陵村大禹142世孙姒元谋:已经四千多年了，传到我这一辈已是142代了。禹陵村姓姒的人家有100多户，人口有300多人，其中最小的辈分是145代。

《绍兴市志》主编研究员任桂全:据说，全国姓姒的，总数不过2000人，而这2000多人，又分布在全国各地，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陕西、云南等地，台湾也有姒姓的子孙。

夏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治水有功，建立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并繁衍出了5000个姓氏。主要有以下:

姒姓，与姬姓、姜姓长期通婚，姒氏、有蟜氏、有崇氏(鲧)、夏后氏、有莘氏、杞氏等国(部落)以及周文王之妻太姒、周幽王之后褒姒均为姒姓。自东楼公至简公乃为楚惠王所灭，而其所幸存者亦畏避楚祸潜逃隐居，而不敢自付神禹之后，由五十五代孙行遂，把姒改女为イ即佀(似)，形虽异而音同，楚祸甚不得安居，于是逃陕西朝邑由帝王之裔流为庶民，秦火忽炽焚书坑儒佀氏大部又失，汉高祖崇儒重道，六十四代孙传好学深思极为搜剔，掇拾残篇断简之余而次复，绪虽云不辉而大禹相传之脉不绝，至唐黄巢之变及朱温兵争战伐，八十三代孙昌，返迁故里大名府清丰县乜庄，据<<迁民姓氏追源>>考，大寨里固先后皆己乜庄所迁，佀氏后裔发 扬了大禹的传统美德，坚苦奋斗拼搏创业亦从政，从教，从耕，从商，从医，从艺等,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非凡的业绩，古有佀家楼户部尚书佀钟乜庄的一亩三进士。佀姓现有两大聚集地山东郓城县和河南清丰县。人口20000人左右。山东郓城佀楼村有佀公祠堂 山东省三级文物。

源于姒姓，出自夏王朝缔造者大禹的后代，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按史排源，少典氏第二十三代、黄帝轩辕氏第十二代帝杼:帝杼之母，有仍氏、窦氏、没鹿氏、纥豆陵氏、毒氏、夏侯氏、侯氏、杞氏、题氏、楼氏、偻氏、娄氏、刘氏、丐氏、雝丘氏、郁厘氏、孙氏、杷氏。据史籍《姓觹》的记载:"题，源于姒姓，系夏禹的后代。"据史籍《路史》记载，周武王姬发建立西周王朝后，封夏王朝少康的裔孙东楼公于杞邑(今河南杞县一带)，建立了杞国，以承夏禹之祀。杞国，是中国历史上自商朝到战国初年的一个诸侯国，国祚延绵达一千多年，国君为姒姓，是夏禹的后裔。杞国建国于商朝，其间时断时续，具体事迹已不可考。到了西周朝初年，周武王重封少康的裔孙东楼公到杞地，他重新建起杞国。

据史籍《路史·后纪》记载，"杞后析于曹东之娄，故号东楼"，因此，"东楼"是称号，而非諡号。根据史籍《史记》的记载，杞东楼公是大禹的后代，周武王灭商纣王之后，寻找古圣帝大禹的后代，结果找到了杞东楼公，遂封东楼公于杞，称杞公，史称杞东楼公。杞东楼公的生卒年月待考，逝世后传位于子杞西楼公。之后有史料可考者传延了二十位国君，直到周贞定王姬介二十四年(楚惠王熊章四